江南与江南文化的界定及当代形态

江苏社会科学 2009年第 期5江苏社会科学 2009年第 期5江苏社会科学 2009年第 期5 在当下，江南研究正在成为一个新的理论热 点，这主要现在三方面：一是在学科形态上，由 传统的以区域文献、区域经济和区域社会生活为 主体的历史学研究逐渐发散为文学、美学、人类 学、文化学等多元学科的集群性研究；二是在本 体阐释上，以区别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为空间背 景追溯江南文化的文化背景与渊源、以区别江南 文化与齐鲁文化为区域背景揭示江南文化的诗 性与审美本质、以江南轴心期为理论基础还原江 南美学与文化的历史生成的“江南诗性文化理 论”，正在使江南文化的历史源流、深层结构与精 神本质获得越来越清晰的现代知识形态；三是在 当代都市化进程背景下，建立在古典美学之上、 以江南乡镇为核心的传统江南人文研究正在迅 速开拓出建立在都市文化学之上、以长三角城市 群为主要空间对象的江南都市美学与审美文化 研究新方向[1]。但其中也有一些基本问题，特别是 江南区域的界定，江南文化的源头与精神，以及 传统江南与当今长江三角洲的关系，一直缺乏正 面的研究与深入的阐释。本文拟对此进行初步的 探讨，以期为江南文化研究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 些有益的参照。 一、以明清太湖流域“八府一州”为核心区的 江南区域概念 研究江南文化，首先要明确的是江南的地理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编号：NCET-08-0899）的阶段性成果 江南与江南文化的界定及当代形态 刘士林 内容提要 从成熟形态的视角出发，江南地区主要是明清时期的“八府一州”，是江南在区 域地理与地缘政治上自然演化与长期竞争的结果。 尽管当今长三角与往昔江南已有不小的变 化，但由于两个基本面———地理上的长江中下游平原、以及文化上的古代吴越文化和现代海派 文化———仍是长三角城市群的核心地理空间和主要文化资源，所以完全可以把长三角城市群看 作是江南的当代形态。 对江南文化研究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界定与阐释，不仅有助于学术研究 的系统和深入发展，同时还可为长三角城市群的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一种合法的理论基础与解释 框架，以及为中国当代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一种具有“地方性知识”意义的参照框架。 关键词 太湖流域 江南诗性文化 长三角城市群 刘士林，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学院教授 200240 228 江苏社会科学江苏社会科学区域发展与江苏发展研究 范围，但这又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由于历史 上不同的行政区划，致使江南在空间形态上屡有 变化，并在学术研究方面形成了一些不尽相同的 观点。大体上看，古代的江南往北可涵盖皖南、淮 南的缘江部分，往南则可以达到今天的福建一 带，往西则沿着长江以南一直延伸到四川盆地边 沿。在某种意义上讲，要想在这一问题上取得基 本共识，首先需要找到一种进行正确界定的理论 方法，而不是通过常见的历史文献考证、方言调 查、人口迁移或其他实证途径去解决，这是因为， 具体的实证研究从本性上就是“多”，同时由于 “婆有婆理，公有公理”的原因，因而很难达到理 论研究所需要的“一”。有鉴于此，我们不妨借鉴 马克思“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的 方法论，即，“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 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 理解。”[2]正是基于这一认识，马克思研究商品，不 是从有商品交换的古希腊开始，而是从商品经济 走向成熟形态的资本主义社会开始，所以说“资 本主义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我们 研究江南，也应从江南地区真正走向成熟形态的 时代开始。尽管魏晋以后，由于北方与中原的人 口、文化等社会资源大量南移，使江南地区在经 济与文化上后来居上，但真正具有成熟形态的江 南，却是在中华帝国后期的明清两代。就国内而 言，明代的南京、苏州、常州、镇江、松江（上海）、 嘉兴、湖州、宁波、扬州等均是全国最重要的工商 城市。就全球而言，“18世纪全世界超过 50万人 口的大城市一共有 10个，中国占了 6个……中 国 6个超过 50万人口的城市是北京、南京、苏 州、扬州、杭州、广州。而世界上超过 50万人口的 城市还有 4个：伦敦、巴黎、日本的江户（就是现 在的东京）以及伊斯坦布尔。”[3]由此可知，在这一 时期，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江南地区不仅远远 超过了中原与其他区域，同时在当时的世界格局 中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此外，由于经济与文 化的发达，江南地区的政治地位也变得举足轻重 起来，因而说明清时代的江南地区已成为影响中 华帝国的轴心，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据此，就可以把明清时代的江南看作江南地 区在古代世界的成熟形态，而关于江南地区的界 定与认同也应以此为基本前提与对象。就此而 言，李伯重关于江南地区的“八府一州”说，是最 值得重视和关注的。所谓“八府一州”，是指明清 时期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应天（江宁）、杭 州、嘉兴、湖州八府及从苏州府辖区划出来的太 仓州。 这一地区亦称长江三角洲或太湖流域， 总面积大约 4·3 万平方公里，在地理、水文、 自然生态以及经济联系等方面形成了一个 整体， 从而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经济区。 这八府一州东临大海，北濒长江，南面是杭 州湾和钱塘江， 西面则是皖浙山地的边缘。 这个地域范围，与凌介禧所说的太湖水系范 围完全一致：“其南以浙江[钱塘江]为界，北 以扬子江为界， 西南天目绵亘广宣诸山为 界，东界大海。 ”江海山峦，构成了一条天然 的界限，把这八府一州与其毗邻的江北（即 苏北）、皖南、浙南、浙东各地分开，这条界线 内外的自然条件有明显差异。 其内土地平衍 而多河湖；其外则非是，或仅具其一而两者 不能得兼。 这八府一州在地理上还有一个极为重 要的特点， 即同属一个水系———太湖水系， 因而在自然与经济方面， 内部联系极为紧 密。 太湖水系，古有三江五湖之称。 实际上， 严格地说，应当是一河二溪三江五湖。 一河， 即江南运河，北起镇江，南抵杭州，纵贯江南 平原中心地域，是京杭大运河的南段。 二溪， 即太湖水系的上流和水源， 在西北是荆溪， 西南是苕溪。 ……荆溪、苕溪两水系，把太湖 西部的宁 、镇 、常 、湖 、杭五府 ，与东部苏 、 松 、嘉三府联系了起来。 ……一般都认为三 江是介于长江与钱塘江之间、位于太湖东面 的入海河流。 这些河流情况变化很大，到了 明代中叶以后，只有黄浦江成为太湖东部的 主要河流和太湖水出海的主干。 当然，中小 河流仍然很多， 形成了著名的江南平原水 网，把太湖以东苏、松、嘉三府紧密地联系在 一起。 ……太湖上纳二溪之水，下通三江出 海，形成了太湖水系的中心。 太湖水系的主 要河流，都是东西流向。 但江南运河则纵贯 南北，将东流各河连贯起来，使江南水网更 为完备。 另外，应天（江宁）府的大部分地区 本不属于太湖水系， 但通过人工开挖的胥 溪，亦与江南水网相接。 说明这八府一州确 实是一个由太湖水系紧密联系的整体。 [4] 从“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的 视角出发，不难发现，在历史上，尽管由于行政区 划的变化，江南地区在地理版图上时有变化发 生，但以“八府一州”为中心的太湖流域作为江南 核心区却始终如一。同时，这一界定也与江南概 229 江苏社会科学 2009年第 期5江苏社会科学 2009年第 期5江苏社会科学 2009年第 期5 念的历史演化相符合。根据相关学者的考辨，“江 南”概念可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种，前者“是指长江 以南的除四川盆地外的广大陆地地区，它大致与 南方的概念是等同的”；后者主要是指“长江中下 游以南的范围”，“相当于江苏省的南部、浙江省 的北部和安徽省的东南地区”。从广义到狭义的 过渡，是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进程。具体说来，在 先秦到西汉时期，“江南”还没有成为一个专有名 词，范围也非常广泛，“包括长江以南、南岭以北， 包括现今的湖南、江西及湖北的长江以南的广大 地区。”至东汉时期开始“较多地指称吴越地区”， 至魏晋南朝时期，“江南”概念的政治内涵比较突 出，“越来越多地代指南方朝廷，尤其是以建康为 中心的吴越地区”。因而在唐代以前，江南的主要 意思“‘江’之‘南’”，由于“江”在古代也可作其他 河流的简称，因而江南还可指浙江以南、汉水之 南。只是到了唐代特别是中唐以后，“江南”才“越 来越多地被用于指称长江下游以南的吴越地 区”[5]。由此可知，无论是作为逻辑上最高环节的 江南成熟形态，还是作为历史上江南区域地理与 地缘政治演化的结果，最终都指向了明清时代太 湖流域的“八府一州”。 当然，“八府一州”说也不是没有问题。由于 过于偏重古代的太湖流域经济区，这一界定有时 也会显得机械和不够灵活，特别是忽略了与其在 商贸与文化联系密切的周边城市，如“江南十府 说”中提到的宁波和绍兴[6]，还有尽管不直接属于 太湖经济区，但在自然环境、生产方式、生活方式 与城市文化上却联系十分密切的扬州和徽州，以 及由于大运河和扬子江共同编织的更大水网而 后来被纳入长三角城市群的南通等[7]。如何解决 这个矛盾，我们不妨借鉴区域经济学的“核心区” 概念，将“八府一州”看作是江南区域的核心区， 而其他同样有浓郁江南特色的城市则可视为其 “外延”部分或“漂移”现象。瑕不掩瑜，作为江南 区域在历史上自然演化与长期竞争的结果，“八 府一州”不仅圈定了江南地区的核心空间与主要 范围，其在江南经济社会与文化上的主体地位， 也是很难被其他相关的地理单元“喧宾夺主”的。 这是我们选择明清太湖流域“八府一州”作为江 南区域界定的主要考虑。 二、以长江文明为渊源、以诗性文化为本体 的江南文化范畴 文化是一个内涵极其复杂的概念。关于文化 的概念解释，至今已有 160多种，一些主要说法 之间的差别也相当明显。文化基础理论研究的这 种多元现状，是影响江南文化的界定与阐释的主 要原因之一。在关于江南文化的认识上，学界常 见的表述是“一分为三”，即从文化小传统的角度 将之划分为“吴文化”、“越文化”和“海派文化”。 这一划分尽管便于应用和描述，但由系统论“整 体大于部分之和”这一基本原理可知，作为有机 整体的江南文化必然大于“吴文化”、“越文化”和 “海派文化”，不但大于它们中的每一部分，同时 也大于三者相加之和，因而对三者的单体或共性 研究决不等同于江南文化研究。一旦以“吴文 化”、“越文化”和“海派文化”取代江南文化，就直 接遮蔽了江南文化作为一个整体的起源与本质。 但在某种意义上，以“吴文化”、“越文化”和“海派 文化”的研究取代江南文化研究，又恰恰是相关 研究中最普遍的现象与事实。与我们前面在界定 江南范围时相似，要想在深层结构上解决界定江 南文化的困难，首先也需要建立一个合法性的解 释框架。这是因为，“任何解释都是运用语言去描 述和表现主观体验、解读与建构对象的存在，由 于这一切都是通过语言这样一种特殊的实践工 具进行的，因而要想按照一个对象自身的存在把 它阐释出来，使之进入澄明之中，首先需要解决 的问题则是所使用的代码、语境以及话语主体的 ‘合法性’问题。……古往今来，人们对江南文化 的界定、言说不可胜数，而且由于观察角度与价 值立场的差异所造成的歧义与矛盾也层出不穷。 而所有这些阐释与矛盾，可以说都是由于对话 语、语境与主体的‘合法性’的追问付之阙如造成 的。”[8]具体到江南文化语境的建构，可从原始发 生与精神本质两方面进行探讨。 从原始发生的角度看，在江南文化起源的研 究中，长期以来占据统治地位的是“黄河文化语 境”。它根源于我们熟悉的“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 篮”，即“中华文明的起源是一元的，其中心在黄 河中下游，由之向外传播，以至各地”。由此导致 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对包括江南在内的中国相关 区域文化的认识与判断，均以作为黄河文明核心 的齐鲁文化理论谱系为基本语境。但由于黄河文 化叙事的核心是“政治-伦理”原则，而江南文化 的精髓在于“审美-诗性”精神，所以，以前者为文 化语境解读后者，结果往往是“风马牛不相及”或 适得其反。如古代道学家一讲到江南民风便嗤之 以鼻，以至于古代色情小说也主要以江南的苏、 杭作为发生地。这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江南文化 的真实精神与感性形象，也相当严重地干扰了人 230 江苏社会科学江苏社会科学区域发展与江苏发展研究 们对江南文化的认识与评价。如果说，江南文化 在发生过程中确系黄河文明传播而来，以黄河文 化语境研究与阐释江南文化，自然无可厚非，但 在实际上，正如李学勤指出，一元论最根本的问 题是“忽视了中国最大的河流———长江”。而当代 考古学的大量新发现，“使新石器时代的长江文 化第一次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对传统 的中国文化以黄河文化为单一中心的论点提出 了强有力的挑战！”[9]考古学证明，早在史前时代， 独立于黄河文明的长江文明就已经存在，其主要 证据如下： 第一，证明了早自史前时代，长江地区 已有相当高度的文化。 例如浙江的河姆渡文 化，年代不晚于仰韶文化，而有着很多自身 的特点，其发达程度已使许多人深感惊奇。 第二， 显示出夏商周三代的中原文化， 不少因素实源于长江流域的文化。 比如说三 代最流行的器物纹饰饕餮纹，便很可能系自 江浙一带良渚文化玉器上的花纹蜕变而成。 第三，从上古到三代，南北之间的文化 交往实未间断。 以前人们总是过分低估古人 的活动能力，以致长江流域一系列考古发现 都出于人们意外。 最近四川广汉三星堆商代 器物坑和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的发现， 轰动海内外，是最典型的事例。 第四，中原王朝在很多方面，其实是依 赖于南方地区。 一个例子是，商周时期十分 繁荣的青铜器工艺，其原料已证实多来自南 方。 在江西、湖北、安徽等地发现了当时的铜 矿。 还有线索表示，有的原料或许出于云南 （有待进一步证实）。 第五，南方还存在通向异国的通道。 已 有一些科学证据告诉我们，早在商代便有物 品从东南亚来到殷墟，同时商文化的影响也 伸展至遥远的南方。 [10] 以上古时代自成一体的长江文明为背景，才 能找到江南文化发生的真实的历史摇篮。也可以 说，只有首先解构了黄河文化语境在江南文化研 究中的合法性，才能为真正的江南文化研究以及 南北文化比较提供一种可靠的语境。 在精神本质的层面上，是要弄清楚江南文化 最独特的创造与深层结构。任何文化，在广义上 都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江南文化也不例 外。如果说本质是一个对象所独有的东西，那么 关于江南文化的本质，就可以通过与其他区域文 化的比较来寻找。与其他区域相比，江南最显著 的特点是物产丰富与人文发达。但同时江南也更 是一个诗与艺术的对象，是“三生花草梦苏州”的 精神寄托，也是“人生只合扬州老”的人生归宿。 它可能很大，如白居易诗中的杭州；也可能很小， 如李流芳画里的横塘，但作为超功利的审美存在 却毫无疑问地是它们的共同特征。 从这个角度出发，第一，仅仅有钱、有雄 厚的经济基础，即政治家讲的“财赋”，并不 是江南独有的特色， 在中国，“天府之国”的 巴蜀，在富庶上就可以与它一比高下。 第二， 政治家讲的文人荟萃，也不能算是它的本质 特征，这是因为，孕育了儒家哲学的齐鲁地 区， 在这一方面是更有资格代表中国文化 的。 ……与生产条件恶劣的经济落后地区相 比， 它多的是鱼稻丝绸等小康生活消费品； 而与自然经济条件同等优越的南方地区相 比，它又多出来一点仓廪充实以后的诗书氛 围。 ……在江南文化中，还有一种最大限度 地超越了儒家实用理性、代表着生命最高理 想的审美自由精神。 儒家最关心的是人在吃 饱喝足以后的教化问题，如所谓的“驱之向 善”，而对于生命最终“向何处去”，或者说心 灵与精神的自由问题， 基本上没有接触到。 正是在这里，江南文化才超越了“讽诵之声 不绝”的齐鲁文化，把中国文化精神提升到 一个新境界。 [11] 如果说，在江南文化中同样有伦理的、实用 的内容，与北方文化圈一脉相通，那么也不妨说， 正是在审美自由精神这一点上，才真正体现出古 代江南民族对中国文化最独特的创造。在这里也 需做一点补充，把审美精神看作是江南文化的本 质，并不是说中国其他区域没有审美创造，而只 是说这不是它们最显著的贡献。以齐鲁文化为 例，如孔子尽管最赞同的人生境界是“莫春者，春 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五六人，浴乎沂，风乎 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但在儒家文化主 流中，更明显的却是审美与伦理的紧张关系，所 以孔子又严格区分了“德”（伦理本体）与“色”（感 性存在），可见它们在根本意义上是无法和平共 处的。由于沾染了过于浓重的道德色彩，儒家经 常发生“以道德代审美”的异化。但在江南文化 中，由于一方面有比较丰厚的物质基础，另一方 面审美精神本身也发育得比较正常与健康，因而 其现实的与道德的异化相对要小得多。中华民族 生命本性中的“审美-诗性”机能，正是在江南获 得了健康成长的生态环境。由于审美存在代表着 231 江苏社会科学 2009年第 期5江苏社会科学 2009年第 期5江苏社会科学 2009年第 期5 个体生命的最高理想，所以还可以说，人文精神 发生最早、积淀最深厚的中国文化，是在江南诗 性文化中实现了自身在逻辑上的最高环节。一言 以蔽之，江南诗性文化是中国人文精神的最高代 表。由此可知，江南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以“审美— 艺术”为精神本质的诗性文化形态。 此外，由于江南文化的特殊魅力，从古代开 始，“江南”就开始了“文化漂流”，如我们熟知的 “塞北江南”、“邹鲁小江南”等。但无论在哪里出 现了“江南文化”现象，除了物产丰富和较高质量 的物质生活，美丽的自然景观和较高层次的审美 文化享受，也一定是不可或缺的内容。这也反过 来证明，江南诗性文化是江南文化的核心内涵与 最高本质。 三、以长三角城市群为载体的当代江南形态 作为传统农业大国的一个重要部分，江南在 现代化进程中的巨变是不言而喻的。现代化进程 的程序与技术手段固然繁多，但城市化无疑是最 核心与最重要的机制。与古代社会相比，当今世界 主要是一个城市的时代。与现代世界相比，城市群 已成为当代城市发展的大趋势与人类文化最重 要的空间载体。在江南文化的现代转换与当代形 态建构的意义上，人们熟知的长三角城市群已成 为传统江南文化的主要载体与最新形态。这是研 究江南文化最需要关注的现实背景与发展趋势。 传统江南地区在当代之所以倍受关注，与长 三角城市群的形成与发展密切相关。城市群理论 的始作俑者是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1961年，他 发表了《都市群：美国城市化的东北部海岸》，第 一次正面提出了“都市群”（megalopolis）概念。城 市群作为一个规模空前、内在联系紧密的城市共 同体，既是城市化进程发展到更高阶段的产物， 也把城市的形态与本质提到更高的历史水平上。 最值得关注的是，戈特曼 1976年在《城市和区域 规划学》杂志发表《全球大都市带体系》，认为世 界上已有 6个大都市带：（1）从波士顿经纽约、费 城、巴尔的摩到华盛顿的美国东北部大都市带； （2）从芝加哥向东经底特律、克利夫兰到匹兹堡 的大湖都市带；（3）从东京、横滨经名古屋、大阪 到神户的日本太平洋沿岸大都市带；（4）从伦敦 经伯明翰到曼彻斯特、利物浦的英格兰大都市 带；（5）从阿姆斯特丹到鲁尔和法国西北部工业 聚集体的西北欧大都市带；（6）以上海为中心的 城市密集区。他还特意强调这是一个研究比较少 的大都市区[12]。此后，以长三角经济区、长三角都 市经济圈的规划与建设为核心，关于长三角城市 群的经济社会与文化研究层出不穷。但其中也有 一个很严重的疏漏。尽管城市群是一个西方概 念，长三角城市群是一个当代概念，但在实际上， 长三角城市群并不是无本之木，而是以古代江南 城市的经济发达与文化繁荣为基本条件的。以作 为成熟形态的明清江南城市为例，从工商业的角 度看，在明代全国 50个重要的工商城市中，位于 江南的就有南京、苏州、常州、镇江、松江（上海）、 嘉兴、湖州、宁波、扬州等。至鸦片战争前夕，江南 已成为大中小城镇遍布、经济发展水平居全国之 冠的地区，从芜湖沿江到宁镇扬，经大运河到无 锡、苏州、松江、杭州，再沿杭甬运河到绍兴、宁 波，共有 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 10 个，这一数量 同比占当时全国的一半[13]。从城市文化繁荣的角 度看，“明清时代的南京是一个包含多个卫星城 （如苏州、扬州等）的中心大都会。……1595年，利 玛窦到达南京，他的第一感觉就是：‘论秀丽和雄 伟，这座城市超过了所有其他的城市。’利玛窦中 国札记》第 3卷）而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他又把 南京称为‘全中国最大最名贵、差不多是全国中 心点的都市’。富裕的江南地区不仅在经济上支 持着整个国家机器的现实运转，同时它在意识形 态、精神文化、审美趣味、生活时尚等方面也开始 拥有‘文化的领导权’。在这一时期的都市文化 中，它所呈现出的许多新特点与现代都市文化在 内涵上都十分接近。”[14]此外，还有其他一些重要 线索，如 1980年代的长三角经济区概念，其雏形 可追溯到明清时期或太湖流域经济区。而 1990 年代以后的长三角城市群，其胚胎或基因实际上 早在古代江南城市发展中就已开始培育。古代江 南地区高度发达的经济与文化，是中国现代化与 城市化进程在江南地区开始最早、并一直遥遥领 先于中国其他城市或地区的根源。 与古代江南在地理上不断发生变化一样，当 代长三角城市群在内涵上也处于持续的变动与 建构过程中，这是我们在研究江南文化时必须关 注的一个具有现代性意义的重要论题。与地理学 上的长江三角洲不同，当代语境中的长三角是改 革开放以来的新概念。1982年，国家领导人提出 “以上海为中心建立长三角经济圈”，当时主要包 括上海、南京、宁波、苏州、杭州。至 1983年 1月， 姚依林副总理在《关于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的 初步设想》中指出：长江三角洲经济区规划范围 可先以上海为中心，包括长江三角洲的苏州、无 锡、常州、南通和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等城市， 232 江苏社会科学江苏社会科学区域发展与江苏发展研究 以后再根据需要逐步扩大。至 1986年，长三角经 济圈的概念扩大到五省一市，即上海、江苏、浙 江、安徽、福建、江西。这个概念一直使用到 1980 年代末至 1990年代初，最终由于经济区内一体 化发展的矛盾、分歧过多而归于沉寂。与此同时， 由于西方城市群理论在中国的影响不断扩大，特 别是上海 1993年正式提出推动长三角大都市圈 发展的构想，使长三角逐渐由一个经济区概念演 化为城市群概念，其标志是 1992年召开的长江 三角洲及长江沿江地区经济规划座谈会。在这个 会议上推出的长江三角洲协作办（委）主任联席 会议，成为 1996年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 的前身。新长三角经济区范围由此得以明确，包 括上海、杭州、宁波、湖州、嘉兴、绍兴、舟山、南 京、镇江、扬州、泰州、常州、无锡、苏州、南通。在 以后一段时间内，这个长三角只有局部修改和扩 充，如 1996年地级市泰州设置，使长三角城市群 扩展到 15个城市[15]。2003年 8月台州市进入长 三角[16]，又使长三角城市群发展到 16个。此后，以 16城市为主体的长三角框架一直保持稳定，并受 到普遍的认可。对此作进一步的还原就不难发 现，它的核心仍是明清时代的太湖流域经济区。 在当下，对长三角概念的最大冲击与挑战，系由 2008年 9月 16日国务院的《关于进一步推进长 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 意见》而起。该文件首次在国家战略层面上将长 三角区域范围界定为苏浙沪全境内的 26 市，主 要是加进了苏北的徐州、淮阴、连云港、宿迁、盐 城和浙西南的金华、温州、丽水、衢州[17]。这在使长 三角概念的内涵变得更加丰富的同时，也使以 16 城市为主体的长三角概念面临解构的挑战。对此 可从两方面理解，首先，《指导意见》主要是出于 行政管理方面的考虑。如同古代江南可以“溢 出”、“外延”到江西、安徽、福建等地一样，对苏北 5市与浙西南 4市也可做类似的理解。其次，更重 要的是，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文化上，新加入的城 市主要是一种附属角色，而不可能影响 16城市 在长三角城市群中的主体地位。由此可知，以中 国历史上“八府一州”为核心区的江南，正是在当 代长三角城市群的框架下获得了新的生命形态。 正如古人所说：“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尽管当今长三角与往昔江南已有不小的变化，但 由于两个基本面———地理上的长江中下游平原 及包括古代吴越文化和现代海派文化在内的江 南诗性文化———仍是长三角城市群的核心地理 空间和主要文化资源，所以完全可以把长三角城 市群看作是古代江南的当代形态。另一方面，今 天的长江三角洲，已成为一个比以往任何时代联 系更加密切的经济共同体，承担着建成“具有较 强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的光荣使命，而 江南地区特有的人文地理、社会结构及文化传 统，不仅在历史上直接铸造了古代江南地区的繁 荣和辉煌，还将在更深的层次上影响着长三角城 市群的可持续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对江南文化 研究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界定与阐释，不仅有助 于学术研究的系统和深入发展，同时还可为长三 角城市群的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一种合法的理论 基础与解释框架，以及为中国当代文化大发展大 繁荣提供一种具有“地方性知识”意义的参照框 架。 注释 [1]刘士林：《都市文化学：结构框架与理论基础》，《上海师 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 3期。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08页。 [3]戴逸：《论康雍乾盛世》，载于《中南海：历史文化讲座四十 座———著名学者与中央高层讨论的问题》上册，2007年，第 96页。 [4]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北京〕三联书店 2003 年版，第 448-449页。 [5]景遐东：《唐前江南概念的演变与江南文化的形成》，《沙 洋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年第 1期。 [6] 马学强：《近代上海成长中的“江南因素”》，〔上海〕《史 林》2003年第 3期。 [7] 刘士林：《大运河城市文化模式初探》，《南通大学学报》 2008年第 1期。 [8]刘士林：《中国话语：理念与经验》，〔上海〕三联书店 2006 年版，第 100页。 [9][10]李学勤等主编：《长江文化史》，〔南昌〕江西教育出版 社 1995年版，序言第 3页，序言第 3页。 [11] 刘士林：《西洲在何处———江南文化的诗性叙事》，〔北 京〕东方出版社 2005年版，第 209页。 [12]刘士林：《2007中国都市化进程》，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年版，第 120页。 [13][15][16]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办公室编：《走过十 年———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十周年纪事》，〔上海〕文汇出 版社 2007年版，序言第 1页，第 132页，第 211页。 [14]刘士林：《江南都市文化的历史源流及现代阐释论纲》， 〔上海〕《学术月刊》2005年第 8期。 [17]徐益平：《26城市“引擎”轰鸣“大长三角号”强力启程》， 〔上海〕《东方早报》2008-11-12。 〔责任编辑：平 啸〕 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