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平等也许是最好的民族政策

环球时报：平等也许是最好的民族政策 怎样看待少数民族政策 潘志平（新疆大学“天山学者”特聘教授）：这是个敏感但很有意义的话题。我们的民族政策立足于民族平等，为此，一直对少数民族实行优惠照顾政策。尽管现在存有许多争议，但我还是认为，当初，至少在解放后相当长时间里，这种安排是必要的，并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如果没有这个制度安排，当年一些文化极其落后的少数民族就无法得到起码的发展。这一政策迄今已实行60多年，时代不同了，虽然很多人包括一些学者仍然希望继续坚持这样的政策，并认为这一政策是世界上最成功的，但我觉得还有进一步完善的余地。 马戎（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解放后，我国各方面都参照苏联的做法，在民族问题上也一样，采取了把族群问题政治化和制度化的一整套措施。首先，20世纪50年代初政府组织了大规模的“民族识别”工作，先后正式认定了55个少数民族，甚至还给10个民族创造了文字，其实是在强化它们与主体民族的不同。其次，对所有少数族群都采取“区域自治”制度。第三，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各方面对少数族群实行以族群为对象的优惠政策。对于在当时情况下确实需要保障其政治权利的一些族群与地区（如西藏的藏族），这些措施具有积极作用，有利于祖国和平统一。但与此同时，也把一些原本已经没有多少政治色彩的族群也“政治化”了。 吴楚克（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由于移植苏联做法并不完全适应中国国情，我国一部分民族政策逐步偏离政府初衷。首先是把确认民族身份和享受民族优惠“绑定”的做法。其次，把民族问题与政治问题划等号，自我束缚。第三，人为地把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当作唯一的“民族性”，民族文化的“经济化”甚至“商业化”演绎成民族符号而强化了与汉族的“区别”，这是对民族平等的真正伤害。当每一个少数民族都在想方设法固定、创造自己的“族源特征和文化传承”时，将必然导致“趋异”而不是趋同。 “民族自决”理论应当修正 潘志平：少数民族优惠照顾政策的根本点应是，对处于相对“劣势”的少数民族成员的一种扶助，特别是在教育和机会上处于相对劣势的农牧民及其子女，而在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少数民族干部子弟事实上并不处于“劣势”。在特定地区，比如新疆特别边远艰苦的和田，97%是当地少数民族，3%是汉族，优惠照顾了97人，那3个人是不是感到“逆向歧视”呢？我们是否能够在优惠照顾上不再搞民族成员的一刀切，而面向整个贫困落后地区的所有居民，将它与“民族身份”适当脱钩？如此，既可更加公正，也可淡化狭隘的民族意识。 马戎：新疆“7·5”事件后，国内理论界有人主张废弃“中华民族”，把民族定义为56个民族。我的观点恰好相反，必须坚持“中华民族”，而56个民族改称“族群”，使它与民族独立和民族自决分开。中国在21世纪可能面临的最大风险就是国家分裂。按照民族自决权理论，任何一个民族都有独立的权利。而在我们的身旁，苏联这艘巨轮已经解体，民族自决理论就是导致其解体的腐蚀剂。这一腐蚀剂注入并流淌在甲板的各个结合部，在人们不知不觉间降低了船体的整体稳固性，使大船无法经受起巨大的风浪和暗礁的撞击。在21世纪，解体的苏联应当一直是中国的“前船之鉴”。 吴楚克：马戎老师的比喻非常准确和形象。必须坚持中华民族，56个民族中有的适合“族群”概念，有的不适合，但关键问题不在于用哪个概念，而在于结束“人为的”民族自决的历史。西方的“民族自决”同样适用于“公民自决”，“全民公决”导致国家分裂的例子在苏联解体以后也不少见。所以，抗拒国家分裂风险的根本途径在于统一的主体民族，古往今来，中国出现分裂都是在主体民族出现裂变的时代，这个时代却总是短暂的，主体民族要求统一的历史趋势是中华民族的主流。 平等也许是最好的民族政策 潘志平：我们的政策目标应该是让公民逐渐与其民族身份脱钩。优惠照顾总是一定时间和一定阶段的政策，不能永远万岁。也就是通过一定时期的特殊政策，扶助处于相对劣势的少数民族，达到各民族、各地区人民的共同发展。其趋势应是缩小优惠照顾的尺度而不是扩大尺度，如高考分数线现在是优惠一百分，然后是七八十分，五六十分，逐渐缩小到少数民族自强自立而不再需要优惠照顾，那才是真正的成功。国外也有对处于劣势群体的照顾。美国自1961年实行的“扶持行动”，就是这样的制度安排。它针对处于劣势的种族族裔，如非洲裔、拉丁美洲裔等。与我们不同的是，不是对这些族裔身份登记自动安排，而是必须自己申报，申报者必须承认是处于“劣势”，这是美国政治家们的智慧。在美国那样的竞争社会，凡有点能力的是不会甘心自认处于“劣势”而被另眼相看。 马戎：2009年美国人口中黑人占12%，哈佛大学中黑人学生比例是10.8%，此类顶尖大学是美国培养国家精英和领袖的场所，这些黑人精英得以进入国家精英集团的社会网络，当他们在社会各界崭露头角后，会普遍增加美国黑人对于国家的认同。美国基本上没有按种族分的学校，而我们全国有14所民族院校。比如我们新疆大学各院系都分为民语和汉语两个部分，民汉学生分开，各上各的课，这样会一定程度加强学生的民族意识和相互的隔膜。由于少数民族学生在语言和专业水平上的限制，当他们在激烈的就业市场处于劣势时，很容易把这些归结为民族问题。我们应该把少数民族中的人才主要输送到北大、清华这样的一流学校来培养，使他们在这些校园里进入中国的国家精英网络，增加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假如中国未来能出现一位出自蒙古族、维族、藏族等少数民族的国家最高领导人，那无疑将增强各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认同。 吴楚克：一位美国留学生说，按照中央民族大学的模式，美国的所有大学都是民族大学。我国沿海和东部地区社会综合发展迅速，必然引起西北、西南民族落后地区发展的要求，而这些地区属于边疆，这里的民族大部分是跨界民族，紧邻这些边疆跨界民族居住地区的国家又是当今世界动荡紧张的热点。所以，我们民族政策的目标就是把西北和西南当作沿海和东部来对待。只有真正认识科学发展观的真谛，才能从根本上反思中国的民族政策和理论。▲（本文由马晴燕采访整理) (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