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与中国：两种文化在唐朝的交融

1  波斯与中国：两种文化在唐朝的交融*  荣新江 一、引言 在他们为《唐朝的概观》（Perspectives on the T’ang）一书所写的引言（introduction）中， 杜希德（Denis Twitchett）和芮沃寿（Authur F. Wright）曾经了唐朝为什么具有如此巨 大的生命力：一是它的折中主义（eclecticism），即把前此四百年混乱的历史中的各种文化统 一起来；二是它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即对各种各样的外来影响兼容并蓄。虽然 两位作者首先谈到唐朝极富国际号召力的特性，如周边民族对唐文化因子的吸收，整个亚洲 不同类型的人纷纷入华，而长安更是一个大帝国的盛大国际都会， 但他们认为要理解唐代文 明的国际特性时，更主要的是要从它自身过去的历史遗产中去寻找 1 。因此，我们在这本概 观唐朝的论文集中，主要读到的是一组有关唐代政治、制度、思想、宗教和文学方面的高水 平论文，而没有特别涉及到唐朝与外部世界的关联问题。这和西方中古历史研究的总体走向 是相一致的，因为史料的贫乏和缺少像伯希和（P.Pelliot）那样兼通多种语言的汉学家 2 ，使 得唐朝甚至整个汉唐时期的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不再成为西方中国历史研究的主要课题。 然而，除了制度的基本框架而外，我们今天探讨唐朝的政治、思想、宗教、文学等方面 的历史，都难以使唐朝和外部世界绝对区分开来，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作为唐朝历史乃至 中国历史分水岭的安禄山叛乱， 就是由在华的胡人所发动的，安禄山和他的胡兵蕃将深深地 影响了唐朝的政治史进程。而且，随着我们深入探讨唐朝社会的各个层面，即当我们研究动 态的唐朝时，外来文明的影响更是难以排除的。 近年来， 随着中国考古工作的进步和出版事业的发达，大量的文物和石刻史料被发掘出 来或被刊布出来，为我们研究中古时期的外来文明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最近两三年间发现的 安伽墓和虞弘墓引起的对入华粟特人以及其他中亚胡人的热烈讨论，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在本次会议上，张广达先生便就这个问题提供了最新的研究成果 3 。 我很高兴地看到，会议主持人把这次“唐代的新概观”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Tang） 国际学术研讨会的第一场命名为“唐代中国与外部世界” （Tang  China  and  the  Outside  World），我希望用入华波斯人在唐朝的活动，来说明波斯文化与中国文化在唐朝的相互影响 与交融，其中最典型的材料，是近年才真正为学界所知的波斯人李素一家的事迹，他们作为 波斯贵裔，入仕唐朝；他们保持自己的景教信仰，把波斯系统的占星学引入中国；他们接受  * 本文是作者提交 2002年 4月 18­20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举办的“唐代的新概观”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的 中文稿。  1  D. Twitchett and A. F. Wright, “Introduction”, Perspectives on the T’ang, ed. by A. F. Wright and D. Twitchett,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1.  2  Cf. D. Twitchett , “Introductio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3: Sui and T’ang China, 589­906, Part I,  ed. by D. Twitchet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38, note 32; T. H. Barrett, “Review of D. D.  Leslie and K. H. J. Gardiner: The Roman empire in Chinese sources”, BSOAS, 61.1, 1998, pp.184­5. 但有一个例 外，就是 E.H.Schafer的优秀著作 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 A Study of Tang Exotics, Berkeley­Los  Angeles­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其中涉及到我们讨论的一些问题和具体事件。  3  Zhang Guangda, “Sogdian Settlements and Tang Material Culture”. 2  中国文化，甚至中国礼仪；他们使用李唐姓氏，并最终融入中国社会 4 。 二、波斯与中国的交往及波斯人入华 萨珊波斯（224—651 年）和唐朝（618—907 年）是分别位于西亚和东亚的两大帝国。 中国与萨珊波斯的交往史应当上溯到公元五世纪中叶。 在唐朝建立以前，具体说就是北魏文成帝太安元年（455），在直接的交往断绝了很长一 段时间后，波斯与统一了中国北方的北魏王朝建立了直接的联系。从这时开始，直到  522  年，《魏书》本纪记载了十个波斯使团，前五次应当是到了北魏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后 五次到达的则是 493年迁都后的洛阳。1981 年大同西郊北魏正始元年（504）封和突墓出土 的波斯银盘，1970 年大同北魏城址出土的银多曲长杯、银碗，1988 年大同北魏墓葬出土的 银碗，都是典型的萨珊式波斯银器 5 ，其中应当有波斯使者带来的波斯产品，当然也有可能 是北魏得自西域的萨珊或中亚所产的波斯器皿。来到洛阳的波斯人，我们可以从《洛阳伽蓝 记》卷三中了解他们的情况： “永桥以南，圜丘以北，伊洛之间，夹御道，东有四夷馆，一 曰金陵，二曰燕然，三曰扶桑，四曰崦嵫。道西有四夷里，一曰归正，二曰归德，三曰慕化， 四曰慕义。……西夷来附者，处崦嵫馆，赐宅慕义里。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 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 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 ” 6 这里所说的西夷归附者，应当也包括波斯人在内。他们先被处之 于崦嵫馆，以后赐宅在慕义里。 波斯的使者也深入到南朝。中大通二年（530），波斯国遣使献佛牙。五年（533）八月， 遣使献方物。大同元年（535）四月又献方物 7 。现存南京博物院的题为梁元帝萧绎的《职贡 图》残卷，波斯国条题记引释道安《西域诸国志》残文，有“中大通二年遣中（使）经犍陀 越奉献佛牙” 8 ，可知波斯之通使南朝，走的也是西域经吐谷浑境而南下益州（四川）再 顺长江而下到建康（今南京）的道路。  534 年北魏分裂为东、西魏后，西域形势也不安宁，柔然控制着西域往来的道路，波斯 与西魏、东魏的往来一度中断。而就在大约 546年时，柔然曾派遣年轻的虞弘出使波斯和吐 谷浑 9 ，表示与西域的交往通道都在柔然的控制之下。552 年，突厥大破柔然，柔然衰亡。 西魏废帝二年（553），波斯使者到访西魏都城长安 10 ，大概就是柔然破灭的结果。565 年， 萨珊波斯与突厥汗国联合攻灭中亚游牧强国口 厌哒，但不久突厥又通过粟特商人为首的使团 与拜占廷结盟，夹攻萨珊波斯，波斯东来的道路仍不畅通。《周书》记北周天和二年（567）  4  关于李素墓志的录文和初步解说，见荣新江《一个入仕唐朝的波斯景教家族》，《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 第 2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82—90页。  5  参看夏鼐《北魏封和突墓出土萨珊银盘考》，《文物》1983年第 8期；马雍《北魏封和突墓及其出土的波 斯银盘》，同上；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255—258页，后者认为 是中亚产萨珊式银器。  6  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130—132页。  7  见《梁书》卷五四《西北诸戎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3年，815页；卷三《武帝本纪》，77、79页。  8  《文物》1960年第 7期，2页图版。  9  张庆捷《虞弘墓志考释》，荣新江编《唐研究》第 7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153页。  10  《周书》卷五○《异域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1年，920页。 3  有安息国使献方物 11 ，而此时安息早已不存在，是否是用古称来指波斯，还是粟特安国之误， 不能确定。终南北朝之世，未见波斯再度遣使。 隋朝统一了南北中国，到隋炀帝即位（605 年）后，又开始与西域的交往。他曾派遣云 骑尉李昱出使波斯，波斯也遣使随李昱入隋进贡方物 12 。虽然帮助隋炀帝联络西域的裴矩在 所撰《西域图记》中，记载了通向波斯的丝绸之路中道，但大概很快受到隋末战乱的影响， 双方的交往又停顿下来。 唐朝建立并稳定中国南北形势以后不久，伊嗣俟（Yazdgard Ⅲ）于  632 年即位为萨珊 国王，随后受到来自阿拉伯半岛的大食人的大举进攻。波斯在 639、647、648 年连续遣使入 唐 13 ，显然是请求援助。不久，伊嗣俟被大食击败，651 年逃到吐火罗的木禄城（Merv）， 被人杀害。至此，萨珊波斯帝国实际已经灭亡。但伊嗣俟之子卑路斯(Peroz)避居吐火罗，654  （永徽五年）遣使入唐告难并请兵救援。其时唐朝尚未平定西突厥阿史那贺鲁的叛乱，当然 无力出兵葱岭以西。661 年（龙朔元年），卑路斯再次遣使唐朝，请兵救援。唐朝此时已击 破西突厥汗国，葱岭东西原属西突厥的各个小国的宗主权转归唐朝，唐朝设置羁縻州府来加 以统治。于是在同一年（661），派遣王名远到吐火罗地区设置羁縻都督府州，同时以卑路斯 所在的疾陵城设波斯都督府。663 年任命卑路斯为波斯都督府都督 14 。唐朝史料记载，667、  671 年，波斯使者入贡于唐 15 ，应当就是卑路斯所遣。674 年，在大食的侵逼下，卑路斯无 法在西域立足，逃入长安 16 ，最后客死中土。可以想见，波斯流亡首领的逃入长安，必然有 相当一批波斯贵族随之而来。 卑路斯去世后，唐朝于  678 年册立留在长安的其子泥涅师师（Narses）为波斯王。679  年，唐高宗任命裴行俭为“安抚大食使” ，发波斯道行军，以册送泥涅师师为名，实际是在 途中袭击西突厥余部与吐蕃联合的军事力量 17 。当裴行俭率军在碎叶（Ak­Beshim）擒获西 突厥余部首领，平定叛乱以后，随即立碑纪功而还 18 。据吐鲁番出土汉文文书，大概在  680  年，唐朝军队经护密到吐火罗，把泥涅师师护送到吐火罗地区 19 。然而，我们很难相信已经 随卑路斯来到长安的波斯贵族，都会随泥涅师师回到吐火罗斯坦。 泥涅师师在吐火罗地区坚持与大食抗战二十余年，到 708 年又回到唐朝，被授予左威卫 将军称号，不久后即病死于长安。在此期间，683、706 年都有波斯使者来到唐朝，或许是 泥涅师师所遣，因为唐朝一直把卑路斯到泥涅师师看作是萨珊波斯的正统代表，直到泥涅师 师去世后，唐朝才以为“其国遂灭” 。 此后，萨珊波斯余部继续在吐火罗地区活动，而里海南岸的陀拨斯单（Tabaristan）出  11  《周书》卷五《武帝纪》，74页；卷五○《异域传》，919页。  12  《隋书》卷八三《西域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3年，1857页。  13  《册府元龟》卷九七○，中华书局标点本，1960年，11399、11400、11401页。  14  《旧唐书》卷一九八《西域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5313页；《册府元龟》卷九九五、卷九六 四，11686、11341页。  15  《册府元龟》卷九七○，11402页。  16  《册府元龟》卷九九九，11718页。  17 《旧唐书》卷八四《裴行俭传》， 2802—2803页。《新唐书》卷二二一《西域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  年，6259页。  18  周伟洲认为 Ak­Beshim发现的残碑，就是裴行俭所立之碑，见所撰《吉尔吉斯斯坦阿克别希姆遗址出土 残碑考》，收入作者《边疆民族历史与文物考论》，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307—313页。  19  姜伯勤《吐鲁番文书所见的“波斯军” 》，《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 1期，128—135页；荣新江《吐鲁番 文书〈唐某人自书历官状〉所记西域史事钩沉》，《西北史地》1987年第 4期，54—55页。 4  自萨珊王室，也一直保持独立到  765 年，因此，唐朝史籍中仍不断有波斯贡使的记录，从  719 年（开元七年）到 771 年（大历六年），仅《册府元龟》所记，除掉重复，就有十七次 之多，其中甚至还有波斯国王遣使的记载 20 。也有的研究者把这些使者看作是冒称使者的波 斯商人，但这样多的记录，而且有些是明确记载为波斯国王的使者、首领、城主乃至王子， 很难都把他们看作商人。而且，即使是商人冒称使者，他们一旦被唐朝政府视作使臣，则他 们必然是按照使者来接待的，而不是商人。 以上是传统的中国史书告诉我们的波斯与中古中国交往的历史，我们可以从中看出：来 华的波斯人主要是肩负外交和政治使命的使者，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商人。 虽然不排除一些 和南海国家一起来的波斯使者走的是海路，但绝大多数的使者是走陆路来中国的，甚至在南 北朝时期，波斯与南朝的交往也走的是穿过中亚的陆路。 如果我们把上述人所共知的事实与粟特商人的活动放到一起来观察， 或许可以看出为什 么这一段时期来华的波斯人主要是使者， 而不是商人。感谢敦煌吐鲁番文书和中亚地区各种 语言文献，特别是粟特文献的发现和整理，以及近年来大量公布的粟特人墓志资料，使我们 现在对粟特人的东迁及其在丝绸之路沿线建立的聚落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 21 。 粟特人的家乡位于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即古典作家所说的 Sogdiana。他们较波斯 人来说，更靠近中国，而他们作为一个商业民族，很早就开始向东方进行商贸活动。至迟在 粟特文古信札（Sogdian Ancient Letter）写成的 313 年前后，粟特商人的足迹已经到达敦煌、 肃州（酒泉）、姑臧（武威）、金城（兰州）以及洛阳 22 。而在此之前，还没有萨珊波斯遣使 中国的任何记录。所以，伯希和认为汉文的“波斯”一名是转译自粟特文的说法 23 ，是十分 有道理的。粟特人的经商活动，是一种具有高度组织性的活动，他们组成队商，选举出队商 首领——萨保（也写作萨簿、萨甫、萨宝），成群结队而行，进行大宗贵重商品的贩运。在 粟特本土和中国东北的营州之间，他们在中原王朝和北方草原游牧汗国之间的夹缝地带，建 立了一系列的殖民地， 有些商人还深入到中原王朝的都城和草原帝国的汗庭所在地。 可以说， 从公元四世纪初，到公元八世纪上半叶，粟特人在中亚到中国北方的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已 经建立了完善的商业贩运和贸易的网络。在这种情况下，萨珊波斯的商人就很难插足其间， 来争夺中亚和中国本土的商业利益了。我们从吐鲁番留存的大量麴氏高昌国时期（501—640  年）和唐朝时期的文书，可以看到粟特商人在高昌地区从事商贸活动的真实写照，但却没有 任何波斯商人的身影 24 。由此也可以认为，吐鲁番文书所记和丝绸之路沿线发现的大量萨珊 波斯银币，应当是粟特商人带来的，而不是波斯商人 25 。  20  《册府元龟》卷九七一、九七二、九七五、九九九，11406—11415、11450—454、11723页。  21  参看荣新江《西域粟特移民考》，马大正等编《西域考察与研究》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  157—172页；又《北朝隋唐粟特人之迁徙及其聚落》，《国学研究》第 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27  —85页。后者有 B.Doar的英文摘要翻译：“The Migrations and Settlements of the Sogdians in the Northern  Dynasties, Sui and Tang”, China Archaeology and Art Digest, IV.1: Zoroastrianism in China, December 2000,  pp.117­163。  22  N. Sims­Williams, “Sogdian Ancient Letter II”, A.L.Juliano and J.A.Lerner (ed.),Monks and Merchants, Silk  Road Treasures from Northwest China, 4 th ­7 th Centuries CE, New York 2001, pp.47­49.  23  伯希和撰，冯承钧译《吐火罗语考》，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73页。  24  参看荣新江《高昌王国与中西交通》，余太山编《欧亚学刊》第 2辑，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73—83  页。  25  一些学者认为吐鲁番发现的波斯银币与四世纪五十年代萨珊波斯在东部的扩张有关，见夏鼐《综述中国 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学报》1974年第 1期，97页；桑山正进《东方におけるサ—サ—ン式货币 5  从另一方面来看， 粟特商人的东方商贸活动是先后受到自己的宗主国口 厌哒 （Hephthalite） 和突厥（Turk）庇护的，当然他们也为宗主国带来贸易上的利益。波斯的东方贸易受到粟特 人的阻拦，但是它也同样阻碍着粟特人和突厥人与波斯以西地中海国家，特别是拜占廷的贸 易往来。在粟特人力图直接通过萨珊波斯与西方贸易的努力失败后，568 年由突厥汗庭出发 的突厥粟特使团到达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从此建立了绕过伊朗地区而经高加索地 区与拜占廷交往的通道 26 。一向与波斯人争夺陆上商贸道路控制权的粟特商人，既然在四世 纪初叶以后已经牢固地掌握了东方的贸易网，那么五世纪中叶以来通过陆路而来的波斯人， 就很少有成群结队的商人了，波斯的商业活动仅仅局限在波斯使臣的朝贡贸易的范围内。 波斯人在陆上的损失，大概从海上获得了部分的补偿。虽然史料记载长安东西市上也有 识宝的波斯老胡， 但文献上出现的波斯商人或他们所开设的店铺， 更多地是在东南沿海一带。 从广州等沿海口岸经南海西行到波斯的海上交通道路，很早以来就已开通。1984 年广 东省遂溪县边湾村发现的一批南朝窖藏金银器中带有粟特文的萨珊银器和 20 枚萨珊银币， 被看作是五世纪波斯商舶来到南中国海沿岸的证据 27 。但波斯商船频繁来到中国东南沿海， 应当是从七世纪中叶以后的事情。671 年（咸亨二年），唐朝取经僧义净就是从广州搭波斯 舶起程前往印度 28 。到开元时（713—741 年），广州“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 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聚如山，舶深六七丈” 29 。我们不能同意波斯支持下的商人此时 已经建立了通向东方的海上贸易网络的说法， 但波斯舶确实是八世纪中叶活跃在印度洋和中 国南海的重要船队，所以，唐朝笔记、小说中描写的处在社会下层的波斯商胡，大概主要是 从海上来到中国的 30 。 这些从海上来的波斯商人人数不少，《旧唐书》记载，安史之乱后，刘展作乱，扬州长 史、淮南节度邓景山引平卢副大使田神功率兵马讨贼， “至扬州，大掠百姓商人资产，郡内 比屋发掘略遍，商胡波斯被杀者数千人。 ” 31 可见当时扬州波斯商胡人数之多。又，乾元元 年（758）九月癸巳， “广州奏大食国、波斯国兵众攻城，刺史韦利见弃城而遁。 ” 32 这些所 谓波斯国兵，应当是由波斯商人组成的。他们有能力进攻偌大的广州城，而且逼迫刺史弃城 而逃，更说明人数之众。 の再检讨》，《东方学报》（京都）第 54册，1982，149—151页； E. V. Zeimal’, “Eastern (Chinese) Turkestan on  the Silk Road – First Millennium A.D. Numismatic Evidence”, Silk Road Art and Archaeology, 2, 1991/1992,  pp.166­167.姜伯勤在《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30—31页引用了上述观 点，并把这些钱币看作是波斯通往中国的“白银之路”的物证；同时又在 198—202页指出，敦煌、吐鲁番 流行银币的原因是与以粟特人为大宗的西域商胡有关。  26  Cf. J. A. Lerner, “The Merchant Empire of the Sogdians”, Monks and Merchants, Silk Road Treasures from  Northwest China, 4 th ­7 th Centuries CE,p.223.  27  遂溪县博物馆《广东遂溪县发现南朝窖藏金银器》，《考古》1986年第 3期。参看姜伯勤《广州与海上丝 绸之路上的伊兰人——论遂溪的考古新发现》，《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广东省社会科学院，1991年，21  —33页。  28  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王邦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152页。  29  《唐大和上东征记》，汪向荣校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68页。  30  关于波斯与粟特分由海路和陆路与中国贸易的概述，见W. Watson, “Iran and China”,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III(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552­553.  31  《旧唐书》卷一二四《田神功传》，标点本，3533页。《旧唐书》卷一一○《邓景山传》作“商胡大食、 波斯等商旅死者数千人” ，3313页。  32  《旧唐书》卷一○《肃宗本纪》，253页。 6  三、在华波斯人 由上述波斯人入华的途径和史料所记入华波斯人的身份， 我们可以把唐朝时期在华的波 斯人大致分为王族首领使者与商人两类，以便他们在唐朝社会中所处的不同社会阶层， 以及他们融入唐朝社会的情况。 第一类人， 即萨珊波斯的王族、 首领和使者， 因为萨珊波斯的灭亡， 大多数都留在唐朝， 个别人如波斯王卑路斯，被优养起来，而其它人则入仕唐朝，为唐朝效力。因为波斯人留下 名字、事迹的人物极少，这里就以目前所知三方波斯人墓志，来考察不同身份的波斯人入仕 唐朝的情形。 其一， 据洛阳早年出土的 《阿罗憾墓铭》， 阿罗憾原为波斯国人， 显庆时 （656—661 年）， 高宗以其“功绩可称，名闻□□ （遐迩） ” ，所以“出使召来” ，授予将军职衔，在宫城北门 侍卫。据富安敦（A. Forte）极具说服力的考证，显庆三年（658）唐朝打败西突厥并占领西 域后，以阿罗憾为“拂林国诸蕃招慰大使” ，到中亚宣传唐朝声威，并且在拂林（指吐火罗 地区的  Khulm）西界立碑而还 33 。武则天延载元年（694）八月，在洛阳皇城的端门外，建 立天枢，阿罗憾又召集各国蕃王，出资出力。此外还有其它诸军功，墓志没有一一列举。阿 罗憾于景云元年（710）四月一日，以九十五岁高龄卒于东都洛阳自己的宅第里，其最终结 衔为“大唐波斯国大酋长、右屯卫将军、上柱国、金城郡开国公” 34 。富安敦推测他的原名 很可能是 Vahram，与波斯王 Yazdgard III之子同，但难以确定是同一人 35 。至少阿罗憾应当 出自波斯王族，而且他是 679－708 年间泥涅师师被送到吐火罗斯坦时在华波斯人中的最高 首领，他的一举一动，无疑为来华波斯贵族树立了榜样。阿罗憾为唐朝向西域的扩张，以及 武则天的上台，都予以积极的支持。前者仍有抵抗大食的意义，后者则主要是为武则天“铭 纪功德，黜唐颂周”的政治宣传服务。 在高宗与武则天的乾陵前蕃王石像中，还有一位“波斯大首领南昧” ，他应当也是一位 流亡到中国的萨珊波斯的高级官员，是高宗武则天时期的入华波斯人的大首领之一 36 。南昧 和阿罗憾几乎同时在华为大首领和大酋长，说明波斯流亡人员中有不少高级贵族。南昧大概 没有来得及入仕唐朝就已去世，所以他的结衔中没有唐朝给予的官称。 其二，1980年西安发现的《波斯人李素墓志》及其夫人《卑失氏墓志》，展示了另一个 波斯家族入仕唐朝的完整画面。据志文，李素出身贵裔，而且是本国王的外甥，家族“荣贵 相承，宠光照灼” 。他的祖父李益，天宝中（742—756）受君命而来通国好，作为质子，留 在中国，宿卫京师。被授予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右武卫将军、赐紫金鱼袋的  33  A. Forte, “On the so­called Abraham from Persia. A case of mistaken identity”, Paul Pelliot, L’inscription  nestorienne de Si­ngan­fou, edited with supplements by Antonino Forte, Kyoto and Paris 1996, pp. 375­428  34  墓志原文见周绍良编《唐代墓志汇编》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116页。  35  A. Forte, “On the Identity of Aluohan (616­710), a Persian Aristocrat at the Chinese Court”, La Persia e l’Asia  Centrale da Alessandro al X Secolo, Roma 1996, pp. 187­197.  36  林梅村《洛阳出土唐代犹太侨民阿罗憾墓志跋》，怀疑此人即阿罗憾，因为题名上无“故”字，说明神 龙二年（706）年立像时还在世，并且提议把“南昧”读作“右屯卫”三字，见所著《西域文明》，北京东 方出版社，1995年，107页。但南昧像前一人像，即高宗时已去世的波斯国王卑路斯像，也未书“故”字， 故此用有无“故”字，难以确定立像时在世与否，而“南昧”二字清楚无误，见陈国灿《唐乾陵石人像及 其衔名的研究》，《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集》上，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399—400页。况且阿罗憾去世年 份晚于乾陵立像的年份，故其说不可取。 7  职衔，而且还特赐姓“李” ，封陇西郡，与李唐皇家相同，以后子孙即以此为姓。李素的父 亲李志，出任朝散大夫、守广州别驾、上柱国。李素早年即随父在广州生长，大历中（766  —779）被召到京师长安，任职于司天台，前后共五十余年，经历了代、德、顺、宪四朝皇 帝，最终以“行司天监兼晋州长史翰林待诏”的身份，于元和十二年（817）去世。他的六 个儿子，长子李景侁（一作李景位）先任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县西南蒲州镇）散兵马使，后 任神策军散兵马使兼正将。次子李景伏（一作李景复）任晋州（今山西临汾市西南）防御押 衙。三子李景亮先任翰林待诏襄州南漳县（今湖北南漳）尉，后以宣德郎起复，入京任守右 威卫长史、翰林待诏、赐绯鱼袋。四子李景弘（一作李景直）宝应元年（762）到贞元十二 年（796）间先任朝议郎、试韩王府司马，后转为威远军押衙。五子李景文先为太庙斋郎， 后为乡贡明经。六子李景度先是顺宗丰陵的挽郎，后为太庙斋郎 37 。 李素一家作为波斯贵裔，其祖父来到中国后，先是和其他许多外国质子一样，作为京城 宿卫的军官， 以后两代分别出任地方官和中央政府司天台的技术官，李素诸子则逐渐从中央 或地方低级武官，变成文职人员，以及皇家礼仪中的配角。 其三， 1955 年在西安城西土门村发现的汉文和波斯婆罗钵文合写的 《苏谅妻马氏墓志》， 苏谅和马氏是萨珊波斯的遗民，由于大食对波斯的进攻而来到东方。咸通十五年（874）马 氏去世时，苏谅任左神策军散兵马使 38 ，和李素的长子李景侁的职位一样，大概都是贞元三 年（787）唐朝检括西域胡客的结果。据《资治通鉴》卷二三二记载，贞元三年把原由鸿胪 寺供给而已在长安有田宅者停止供给，使之分隶于神策两军， “王子、使者为散兵马使或押 牙，余皆为卒” 39 。 可见，波斯王子、首领、贵族以及使者，大多进入唐朝各级官僚体系当中。他们有不少 在唐朝皇家禁卫军中供职，也有的成为皇朝礼仪中的职员，这可能与他们的胡人外貌特征有 关，而总体来说，这类波斯人逐渐与唐人没有什么区别了。 第二类人，即商人，他们原本在萨珊王朝时地位就低，到中国以后也似乎也没有提高。 我们对这些波斯商人的了解，主要来自中晚唐的笔记小说，其中波斯商人的形象，可以举以 下记载为例 40 ： 唐末段安节著《乐府杂录》记：长安富家子康老子，不事生计，使家产荡尽。偶而遇到 一个老妪，持旧锦褥货卖，于是以半千文买下。随即被一波斯人看见，以为至宝，并以千万 文买下。 《旧唐书》卷一七《敬宗本纪》记：长庆四年（824）九月，有波斯大商人李苏沙进沉  37  荣新江《一个入仕唐朝的波斯景教家族》，《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第 2集，82­90页。  38  夏鼐《唐苏谅妻马氏墓志跋》，《考古》1964年第 9期，458—461页；伊藤义教《西安出土汉婆合璧墓 志婆文语言学的试释》，《考古学报》1964年第 2期，195—202页；  W. Sundermann and Th. Thilo, “Zur  mittelpersisch­chinesischen Grabinschrift aus Xi’an”, MIO, 11.3, 1966, pp.437­450; J. Harmatta, “The Middle  Persian­Chinese Bilingual Inscription from Hsian and the Chinese­Sasanian Relation”, La Persia nel medioevo,  Roma 1971, pp.363­376；H.Humbach and Wang Shiping, “Die Pahlavi­chinesische bilingue von Xi'an”, Acta  Iranica, 28, 1988, pp.73­82; 刘迎胜 《唐苏谅妻马氏汉巴列维文墓志再研究，《考古学报》 1990年第 3期， 295  －305页；林梅村《唐长安城所出汉文－婆罗钵文双语墓志跋》，《西域文明》，251—258页。  39  《资治通鉴》，中华书局标点本，1956年，7492—7493页。  40  E. H. Schafer, “Iranian Merchants in T’ang Dynasty Tales”, Semitic and Oriental Studies. A Volume Presented  to William Popper on the Occasion of His Seventy­Fifth Birthday October 29, 1949, ed. by W. J. Fischel,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1, pp.403­422，几乎提示了以下所提到的所有史料，个别 的还做了翻译。 8  香亭子材 41 。 元澄（玄宗时人）著《秦京杂记》，提到西市波斯客 42 。 牛僧孺（779—847）著《玄怪录》卷一有传奇：言周、隋间人杜子春，曾在长安西市波 斯邸与一老人约会 43 。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十记：长安东市原有一低洼隙地，有人填 平立店，提供给波斯商人作为交易之所。 戴孚作于大历、贞元年间的《广异记》有传奇：一波斯胡人至扶风逆旅，买方石得径寸 宝珠，于是随船泛海而去 44 。 《广异记》又有传奇：有波斯胡人，在洪州（今江西南昌）一僧人处市一小瓶，大如合 拳。后胡人至扬州，长史邓景山知其事，以问胡，胡云： “瓶中是紫羊 末羯，人得之者，为鬼、 神所护，入火不烧，涉水不溺 45 。 卢肇（820?—879?）著《逸史》中，提到扬州有波斯店、波斯商人 46 。 薛用弱长庆四年（824）成书的《集异记》有：开元初，李勉游扬州，遇波斯老胡要求 搭乘船只，自称“我本王贵种也，商贩于此，已逾二十年” ，其有传国宝珠，途中因病而死。 李勉到达扬州之后，于旗亭处见群胡相随，其中有已故商胡之子 47 。 《广异记》记： “近世有波斯常云，乘舶泛海，往天竺国者已六七度。 ” 48  李伉咸通时（860—874）撰《独异志》卷下记，有李灌者，在洪州建昌县（今江西奉新 县西）岸边，救助一位卧病的波斯人。波斯临卒前送其一珠，可径寸 49 。 徐铉（917—992）著《稽神录》卷五记：临川人岑氏尝游山，于溪水中得二白石，大如 莲实，后至豫章（今江西南昌），有波斯胡人以三万市去 50 。 裴铏晚唐时所著《传奇》记：贞元中（785—805），崔炜于广州波斯邸鬻宝珠，有老胡 人一见，遂匍匐礼手曰： “郎君的入南越王赵佗墓中来；不然者，不合得斯宝。 ” 51  《北梦琐言》记：乾宁初（894—895），秭归郡（今湖北秭归县）草圣僧怀浚为幼好药 术的波斯人穆昭嗣书字画画 52 。 晚唐五代还有李珣， “其先波斯国人” ，后入蜀中（四川），善诗词，预宾贡，著有《海  41  E.H.Schafer, 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 p.165.  42  《类说》卷四引元澄《秦京杂记》 “压惊钱”条，《影印四库全书文渊阁本》第 873册，58—59页。  43  又见《太平广记》 卷一六“杜子春”条， 题出自《续玄怪录》， 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 109页。Cf. Schafer,  “Iranian Merchants in T’ang Dynasty Tales”, p.417。以下传奇的作者和成书年代，参看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 奇叙录》，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  44  又见《太平广记》卷四○二“径寸珠”条，3237页。Cf. Schafer, “Iranian Merchants in T’ang Dynasty Tales”,  pp.418­419; Schafer, 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 p.243.  45  又见《太平广记》 卷四○三“紫羊 末羯” 条，3251页。Cf. Schafer, “Iranian Merchants in T’ang Dynasty Tales”,  p.420。  46 《太平广记》 卷一七 “卢李二生” 条， 119页。 Cf. Schafer, “Iranian Merchants in T’ang Dynasty Tales”, p.417。  47  又见《太平广记》卷四○二“李勉”条，3240页。Cf. Schafer, “Iranian Merchants in T’ang Dynasty Tales”,  p.419。  48  又见 《太平广记》 卷四六四 “南海大蟹” 条， 3819页。 Cf. Schafer, “Iranian Merchants in T’ang Dynasty Tales”,  p.421­422。  49  又见《太平广记》卷四○二“李灌”条，3240—3241页。Cf. Schafer, “Iranian Merchants in T’ang Dynasty  Tales”, p.419。  50  又见《太平广记》卷四○四“岑氏”条，3261页。Cf. Schafer, “Iranian Merchants in T’ang Dynasty Tales”,  p.420; Schafer, 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 p.223.  51 《太平广记》 卷三四 “崔炜” 条， 216—220页。 Cf. Schafer, “Iranian Merchants in T’ang Dynasty Tales”, p.418;  Schafer, 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 p.239.  52  又见《太平广记》卷九八“怀浚”条，656页。 9  药本草》，专记海外名香奇药。其弟李玹，字廷仪，以鬻香药为业，后任前蜀率府率 53 。李 珣还有一妹，名舜弦，被前蜀王衍纳为昭仪，有诗存世 54 。 以上有正史、笔记中的记载，但更多的是唐人传奇小说中的人物。这些传奇中所描写的 波斯商人形象，更可以代表唐人对波斯商人的看法，而他们活动的场所，也比较真实地反映 了唐朝波斯商人活动的地域范围。如果我们把来华的波斯商人和来华的粟特商人加以对比， 则可以看出一些有趣的现象。 从上面所收集的材料看，波斯商人主要活跃于唐代都城西京长安，距长安不远的扶风也 有波斯人行迹，但东都洛阳却没有记载，说明武则天以后，洛阳对于胡商的吸引力减弱。更 多的波斯胡人出现在扬州、洪州、广州等江南都市，以及湖北、四川等地，他们的分布十分 零散。从时间上来看，波斯人主要活跃在安史之乱以后。与此不同的是，粟特商人更主要的 是活跃在北方陆上交通道路的沿线，时代更集中在北朝到唐朝前期，虽然也有个别粟特人深 入南方，甚至岭南，但主体显然是在高昌、敦煌、武威、长安、洛阳、营州等地。 在唐人心目中，波斯人是善于经商，尤其精于识宝，往往不惜重金以求宝，最终均会得 手，而且虽然老病垂死，也要把宝物留给后人。因此，唐人把波斯商人看作是怀有宝物的富 人。民间流行有“不相称”语，其中的“穷波斯”与“先生不认识字”并列 55 ，即是说波斯 商人根本是不可能穷的。在经商的本领上，粟特人也同样是高手，唐人传奇中往往用 “商胡” 来指称伊朗种的商人，他们既指波斯，也指粟特。然而，我们从上面的康老子故事，似乎可 以看出，在唐人眼中，粟特人在识宝方面还是较波斯人略逊一筹。 我们知道粟特商人主要是从陆路来到中国的， 而上述史料更多地把波斯商人与“乘舶泛 海” 联系在一起， 我们从上一节所举广州、 扬州大批波斯商人的情况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 元稹《和乐天送客游岭南二十韵》一诗“舶主腰藏宝”句注称： “南方呼波斯为舶主。胡人 异宝，多自怀藏，以避强丐。 ” 56  义净到广州后，也是“与波斯舶主期会南行” 57 。说明唐 人把波斯看作是海上而来的商船 “舶主” 的代称了。 粟特人主要是以陆上的队商形式东来的， 他们有自己的队商首领，即“萨保” 。 前人早已论述过，在广州等沿海城市里，由于外来蕃人较多，有专门居住蕃人的蕃坊。 在广州、扬州等大都市里，波斯、大食商胡大概主要居住在蕃坊当中。但蕃坊设立的时间可 能迟到文宗时期（827—840） 58 ，而此前的情况是“蕃獠与华人错居，相婚嫁，多占田，营 第舍” 59 。李素的父亲李志曾任“朝散大夫守广州别驾” ，即仅次于都督的地方长官，时间 在肃宗或代宗时期（756—779年） 60 ，唐朝任命一位波斯人出任广州地方官，显然是为了管 理当地人数众多的波斯等外来蕃人。或许其时还没有蕃坊的定职， 所以主要是由地方官来管  53  《茅亭客话》卷二；《鉴诫录》卷四。参看罗香林《系出波斯之李珣及其海药本草》，《香港大学五十周 年纪念论文集》第 2集，香港，1964年，217—239页。按，《海药本草》有尚志钧辑校本，北京人民卫生 出版社，1997年。  54  《全唐诗》卷七九七，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8968—8969。  55 《义山杂纂》 “不相称” 条，《说郛三种》 第 6册，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年， 3543页。 Cf. Schafer, 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 p.223.  56  《全唐诗》卷四○七，4533页。  57  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152页。  58  刘健明《从对外贸易看唐代岭南发展的特点》，《岭南文化新探究论文集》，香港现代教育研究社，1996  年，243—244页。  59  《新唐书》卷一八二《卢钧传》，5367页。  60  荣新江《一个入仕唐朝的波斯景教家族》，84页。 10  理蕃人。我们从上述有关波斯商人的史料当中，除了一些大都市的波斯邸店外，看不出这些 波斯商人始终固定在一个地点上，而是他们到处找宝的形象。粟特商人的经商活动往往是成 群结队式的，吐鲁番文书所见到的一些粟特商人，如开元二十年（732）来往于瓜州（今甘 肃安西县）和西州（今新疆吐鲁番）的粟特人石染典，也是带着两个作人和一个奴隶一起行 动的 61 。这和江南波斯老胡的形象颇不相同。 四、波斯与中国：两种文化在唐代的交融 上面谈到波斯上层人士的入仕唐朝，其实已经接触到波斯人对于唐朝文化的逐步认同。 李素一族从波斯质子，最后成为太庙斋郎，甚至乡贡明经，是一个最好的例证。波斯商胡在 江南地区的广泛活动，也使得他们越来越融入中国社会。李珣兄弟原以卖香药为业，后来成 为宾贡进士，以诗词名家，则是深入到中国南方腹地的波斯人迅速中国化的典型。来到中国 的波斯人一旦进入这样一个富有深厚传统文化的社会当中，必然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 逐渐 脱离本来文化的束缚，最后变成面貌虽异，而心态相同的中国人了。 然而，文化的交融问题不是这样简单的过程，入华波斯人在很长时间里都在力图保持本 民族的文化，并致力于把波斯文化传入中国的各项事业。 宗教是一个民族传统文化中保持时间最久的文化因子之一。 波斯人的正统宗教是琐罗亚 斯德教（Zoroastrianism，中国称作祆教），相信来到中国的大多数波斯人所信奉的宗教是祆 教。 在波斯人聚集的唐朝都城长安和洛阳城内，都有祆祠。目前所知，长安有五座祆祠，分 别在布政、醴泉、普宁、崇化、静恭坊。洛阳有四座，分别在立德、修善、会节坊和南市。 因为同样聚集在长安和洛阳的粟特移民， 他们的正统宗教信仰也是祆教，所以我们目前不清 楚这些祆祠，是波斯和粟特人共同建立、共同祭祀的场所，还是有波斯人的祆祠和粟特人的 祆祠之分。事实上，波斯本土和粟特地区的琐罗亚斯德教虽然在基本的教义上是一致的，但 是在宗教仪式等方面又有所不同。因此，我推想长安和洛阳的祆祠，至少在开始时，应当是 有波斯人的祆祠和粟特人的祆祠之分的，而以后则可能有相互利用的可能。 长安崇化坊的祆祠有明确记载： “唐贞观五年（631），有传法穆护何禄，将祆教诣阙闻 奏，敕令长安崇化坊立祆寺。 ” 62  可见是粟特何国人何禄所建。而《长安志》称布政坊之祆 寺，是武德四年（621）立， “祠内有萨宝府官，主祠祓（祆）神，亦以胡祝充其职。 ” 63  萨 宝为粟特队商首领的称号，似乎这里的祆祠也是为粟特人的祭祀场所。 但我们相信，长安和洛阳的祆祠中，应当有属于波斯人的祆祠。韦述开元十年（722） 著《两京新记》卷三记长安醴泉坊西门之南，有一所祆祠 64 ；又记仪凤二年（677）波斯王  61  《吐鲁番出土文书》第 9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40—42页。  62  姚宽《西溪丛语》卷上，孔凡礼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42页。按，上段文字他处未见，可见宋人姚宽 当有所本，但最后“祆寺”后，又有“号大秦寺，又名波斯寺” ，并引玄宗天宝四年七月改波斯寺为大秦寺 敕。 显然姚宽这里把祆寺和波斯、 大秦寺混淆在一起， 实则波斯、 大秦寺是景教寺院， 与祆寺不同。 Cf. Victor  C. Xiong, Sui­Tang Chang’an. A Study in the Urban History of Medieval China,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00, p.237.  63  宋敏求《长安志》卷一○，平冈武夫编《唐代的长安与洛阳·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116  页。又见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四，方严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04—105页。  64  最早的记载见《两京新记》卷三，金泽文库存抄本，收入《唐代的长安与洛阳·资料》，189页。 11  卑路斯奏请于此坊建“波斯胡寺” ，位于十字街南之东 65 。因为在天宝四载（745）以前，景 教寺院都称作“波斯寺” 66 ，《两京新记》卷三记义宁坊景教寺院即作“波斯胡寺” ，而称祆 教寺院则作“祆祠”或“胡祆祠” 。所以，按照其名称来看，醴泉坊这个波斯胡寺无疑是一 所景教寺院 67 ，据考这是因为卑路斯王后的信仰而建立的 68 。过去人们总是把波斯王的正统 祆教信仰与他要求建立的寺院联系起来，认为波斯王建的寺必定是祆祠 69 。但是，作为政治 人物，特别是来到他国的亡国君主，卑路斯完全有可能应长安的波斯景教教团的要求而新建 一所寺院。而卑路斯本人，也可能会把同在醴泉坊的祆祠，当作本人宗教信仰的祭祀中心。 据《长安志》卷一○，景龙年间（707—710），因幸臣宗楚客筑宅侵入波斯胡寺，所以将此 寺移至布政坊祆寺之西。这里同样是把波斯寺（景寺）与祆祠处于同一坊中，而这个祆祠中 原有粟特萨保府的设施在内，此时卑路斯已逝，但泥涅师师却在 708 年回到唐朝首都，不排 除这个祆祠成为泥涅师师祭祀祆神的地方，因为萨保府此时已经是名存实亡了。 由于有关卑路斯、 泥涅师师、 阿罗憾、 南昧等波斯国王和大首领的宗教信仰的记录太少， 我们无法深论。但有一条绝好的资料，即上述西安出土的《苏谅妻马氏墓志》证明，直到晚 唐咸通十五年（874），萨珊波斯遗民不仅保持着本民族的祆教信仰，而且还继续使用本民族 的官方文字婆罗钵文。对照汉文和婆罗钵文墓志铭，才可以发现以“苏谅”来音译其萨珊王 族的家族名字 Sår n ，和用“马氏”来表示逝者的名字 Màsãs，都是十分的巧妙 70 。在此， 我们看到了波斯文化在唐朝的顽强坚持，以及波斯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巧妙融合。但是，不论 是“苏” ，还是“马” ，特别是波斯人采用最多的“李”姓，实际上都是最容易把自己本来的 出身地掩蔽起来的姓氏，不像唐朝时的康、安、 米姓粟特人那样容易被人察觉出来。可以说， 波斯人主要选用李唐皇家的“李”姓来作为自己的姓氏，是他们融化在中国社会中的一条重 要的途径。 长安的景教在波斯人的维护下，绵延了长达两百年的历史。  498 年以后，波斯成为基督教东方教会——聂斯脱利派（Nestorianism）的大本营，该 派教士以波斯为根据地向东传教。唐太宗贞观九年（635），波斯僧阿罗本将此教传入中国， 中国称作景教。唐太宗于贞观十二年下诏，允许传教，于是在长安义宁坊立寺一所，因为是 从波斯传入的宗教，所以寺院就名为“波斯寺”或“波斯胡寺” 71 。 以后，活跃在中国南北的景教僧侣，如开元二年（714）与市舶使周庆立一起广造奇器  65  同上《两京新记》卷三，金泽文库存抄本，189页。  66  《册府元龟》卷五一《帝王部·崇释氏》，575页。  67  P. Y. Saeki, The Nestorian Monument in China, London 1916, p.241; idem., The Nestorian Documents and  Rel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