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福研究现状

中国徐福研究状况 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刘举 现在，中国关于徐福的研究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有了空前的扩展。而且，由徐福研究衍生的关于文化交流，经济交流，以及航海等多视野的综合研究也特别令人瞩目。因此，可以用八个字概括当今徐福研究的新状况，即：普及、广泛、深刻、空前。所谓普及，是指研究徐福的人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有专业的学者；也有业余的，如国家干部、工人、企业家等等。在中国江苏赣榆和山东龙口两地还定期举行徐福节庆祝活动和商贸洽谈活动。所谓广泛是指研究的领域很宽阔，涉及各个方面，是多视野、全方位的。所谓深刻，是指已经不再停留在一般的传说上，进入了深层次的学术研究。一个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非常普通的历史人物，引起后世这么多人关注，这么多人研究他，寻访他的足迹，是历史上罕见的。 一、徐福研究的历史分期 （一）徐福研究的萌芽与起始阶段（1894至1979） 1894年出版的黄遵宪著《日本国志》之《邻交志》，举证了徐福到达之地为日本。从现在的观点看，《日本国志》所列举的论据并非那么充分有力，但毕竟明确地提出了徐福东渡到达了日本的观点。因此，可以认为，黄遵宪是以史家的见识论证徐福东渡日本的第一人。 从黄遵宪播下研究徐福的种子之后，中国参与徐福研究的学者逐渐增多，影响较大的应是梁启超、陶亚民、王辑五、廖世功、汪向荣等人。 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活动家梁启超，1902年撰《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公开推崇徐福殖民海外、开发日本诸岛的功绩；1904年撰《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明确指出：“二千年前，既往往有涉海自殖者，史称会稽海外有东瀛，又有夷洲及澶州，秦皇时、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止焉，其地即日本之长崎也。” 1916年，陶亚民《徐福事考》于《地学杂志》第11期发，可认为是中国徐福研究的第一篇专论文。 20世纪30年代，曾在日本广岛高等师范学校、广岛文理科大学历史系学习的王辑五著《徐福与海流》（《师大月刊》，1933年第1卷第11期）、《徐福入海求仙考》（《禹贡》1936年第5卷第6期）、《再论徐福》（《师大月刊》1936年第26期），对徐福其人其事进行了较充分的论证。尤其是《徐福与海流》，较完整地阐述了徐福到达日本的可能性，这是第一篇较有分量的徐福研究的专论。王辑五《中国日本交通史》之“周秦间之中倭交通，以近五千言论证徐福东渡，认为徐福东渡的目的是为避秦苛政而移民海外。他利用中日史籍《史记》、《三国志》、《神皇正统记》、《罗山文集》、《异称日本传》等关于徐福东渡之记载和日本新宫市徐福墓等遗迹，论证了徐福确实到了日本。他以大量的论据论证了徐福东渡，利用日本海左旋回流，经由朝鲜半岛漂流到日本的可能性。《中国日本交通史》并非徐福专论，但其中对徐福东渡之论述却较为详尽可信，因此影响较大。 廖世功、汪向荣的论文，因提出的观点与前人不同，亦颇有影响。 廖世功撰《关于徐福之传说》（《侨声》1941年第3卷第7期），对徐福东渡之“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进行论证，认为该地即北美大平原。同时，他还认为，徐福只是当时中国沿海以大海为生的集团的代表，而不一定是实有其人的历史人物。 汪向荣著《徐福东渡考》（《政治月刊》1945年第5卷第2期，认为徐福之事不过是方士们为宣传徐福所虚构的故事，并做了夸大渲染， 1950年9月，卫挺生著《日本神武开国新考》（又名《徐福入日本建国新考》）于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徐福东渡以来最有份量的徐福论著。全书凡23章，30万言，旁征博引地他的观点：“徐福即神武天皇。”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不断有卫挺生、梁嘉彬的论文见谓报端，对“徐福即神武天皇”进行争论。1977年，《徐福入日本建国考》日文版由新人物往来社出版发行，没有引起多大反响。在日本部分历史学者看来，把两个传说中的人物互相比较，是没有意义的，而且传说中的神武天皇和徐福也不是同一时代的人物。 （二）徐福研究的发展与高潮阶段（1980年至今） 此时期，由于大陆解放了思想，并实行了改期开放的政策，徐福研究的规模不断扩大，促使徐福研究出现热潮，有价值的徐福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徐福人文景观多处涌现，国际间的友好交往成效明显。 1984年《光明日报》史学版发表了罗其湘、汪承恭两位先生的论文《秦代东渡日本的徐福故址之发现和考证》，首次提出江苏赣榆县徐阜村是徐福的故乡的观点。此观点一经提出就受到了学界的普遍重视，引发了关于徐福的一系列问题的大讨论。此文也成为徐福研究步入高潮阶段的重要标志。 1985年8月，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会（后称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第一届学术年会在北京召开，将徐福东渡问题作为学术问题列入重要议程，开创了中国集体研究徐福的先河。1986年赣榆县举行江苏省首届徐福学术研讨会，开启了徐福学术专题会议的先声。接着，赣榆县、连云港市又先后多次举行全国或国际徐福研讨会。山东龙口、胶南，河北沧州、盐山、秦皇岛，浙江慈溪、岱山，江苏苏州等徐福社团及中国徐福会，亦先后多次举行各种类型的徐福研讨会。至此，中国大陆地区集体研究徐福、纪念徐福的气氛日益浓郁，出现徐福研究的热潮。 在徐福研究的热潮中获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具体表现之一是徐福专著和论文集的大量出现。截止2005年底，据不完全统计多达30余部。如《全国首届徐福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88），杨斌著的《徐福东渡之谜》（1989），于锦鸿著的《徐福东渡之谜新探》（1990）张良群著的《徐福故里揭谜》（1990，汉日语对照），龙口徐福研究会编的《徐福研究》（1991）连云港徐福研究会编的《纪念徐福东渡二千二百周年徐福研究论文集》（1991），连云港徐福研究会编的《徐福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2），程天良著的《神秘云雾的消散——徐福东渡之谜的今与昔》（1992），王建成主编的《徐福研究十年》（1993），龙口徐福研究会编的《徐福研究》（1993），罗其湘著的《东渡蓬莱第一人》（1993），李连庆著的《三论徐福在日本》（1994），胶南琅琊暨徐福研究会编的《琅琊与徐福研究论文集》（1995），李连庆主编的《徐福赞》（1996），许桓道著的《赓续虹桥》（1996），岱山县政协文史委员会编的《蓬莱仙岛与徐福》（1996），《徐福文化集成》（1996），张良群著的《徐福故里揭谜（续集）——徐福研究札记》（1998汉日语对照），郑一民主编的《中国徐福千童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8），管正、王仁铭主编的《徐福东渡与吴地》（1999），李连庆主编的《徐福热》（2000），罗其湘著的《徐福考论》（2000），李书和主编的《秦皇求仙·徐福东渡·秦皇岛》（2000），郑一民著的《东瀛圣迹考》（2002），张吉忠著的《大河文明的延伸》（2002），张良群著的《东渡徐福》（2005）等。香港台湾出版3部，香港徐福会编的《徐福与日本》（续集1983），彭双松著的《徐福即神武天皇考》（1983），彭双松著的《徐福研究》（1984）。 在上述论著出版的同时，还发表了一些有相当价值的学术论文，为徐福研究热的出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百多年来，中国史学界、徐福研究的爱好者通过孜孜不倦的笔耕，对推动徐福研究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徐福研究的共识与分歧 综观中国徐福研究的成果，学术界主要就徐福其人其事、徐福故里、徐福东渡(包括起航点、途经地点、登陆点)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一）徐福研究的共识 1.认定徐福确有其人，并对其历史地位给予很高评价 中国现在的徐福研究中，不论哪个学派，哪个团体，基本的认识都是，徐福确有其人，司马迁《史记》中关于徐福的记载是可靠的。从司马迁记述徐福这件事的时间上看，与徐福活动的时期至多不超过百年，时间过去不长，人们还可能清晰的记得那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的海外求仙，寻求长生不老药的事情。而且，司马迁为人刚直不阿，不肯掩饰是非。他的父亲也是史官，司马迁是继父亲出任太史令。司马迁所使用的资料主要是官方的档案文书，还有自己游历各地的见闻。司马迁不可能拿历史开玩笑。因此，可以说，徐福这个人物是历史上客观存在的，并非虚构。徐福海外求仙也不是空穴来风，凭空捏造。 发现徐福村的罗其湘、汪承恭认为赣榆县历史建制、地理沿革和司马迁《史记》所记载徐福籍贯、生活年代相吻合。姜志超《秦始皇巡游赣榆遗迹初考》、李克文《齐之琅琊与赣榆徐福村——琅琊界域刻石发现初考》、张传藻《从海州湾沿岸地名看徐福出海东渡》，高立保的《对秦汉赣榆县与徐福村落考》等文章，均以考古发掘和地名沿革印证，论证徐福在历史上确有其人。尤其应提及的是，几乎与发现徐福村同时，在江西省临川县和贵州省铜仁市分别发现了《徐氏族谱》。其中，江西《草坪·徐氏宗谱》保留了明洪武三年的旧魏序。该宗谱“徐氏历代源流”中有“受姓祖，讳市(福)。因始皇游海上，上书，娶卞氏”。明初洪武年间南昌进士魏敏洪撰写的《徐氏历代宗谱序》中称“自市公受姓而下传……”从谱碟学的角度，为确定徐福其人，提供了信任度极高的证据。龙口讨论会上，赵胤祚《徐福籍贯徐乡说新辨》、陆亭《秦代方士徐福籍贯新考》和齐仁悦《再论徐福其人及其故里》等文章，也从不同角度论证徐福确有其人。 在评价徐福的历史地位时，中国的徐福研究者一致给予了正面的崇高评价，认为与《史记》中狡黠的徐福形象相比不同，徐福是一位中国先进文化的传播者，是一位伟大的航海家，一位杰出的战略家、政治家和外交家，一位胸怀大志、文韬武略兼备的方士。 2．关于徐福东渡学界多数人认为确有其事，并最终到了日本 曾有学者对徐福东渡表示怀疑，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如此规模浩大、人数众多的航海行功，是不现实的。一位从1943年起就研究徐福的老学者即持此观点:“当时不但造船技术十分落后，就是航海技术也极幼稚。……徐福要带上大批童男女和百工的船队，能平安无事到达日本列岛，恐怕很少见。”（《徐福与徐福村》，《人民日报》1986年1月13日）随着研究的深入，现在学界基本认为，徐福东渡之事确信无疑。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就是《史记》，司马迁在《史记》中曾经5次比较具体地记载了徐福起航东渡之事。特别是随着地下考古的进一步发现，这一史实愈来愈为人所接受。更重要的是，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和韩国，都有着同样的历史传说和历史遗迹。 当然，象徐福这样的航海壮举，在2000多年前的中外航海史上是罕见的。而徐福之所以能够扬帆东渡，是由当时的社会条件和他本人所具有的知识、才能决定的。从当时的社会条件看，钢铁的使用技术已达到了一定的水平，造船业也很发达，秦时的“航海技术不仅沿海南北往来，并已能大规模地远航大海中” （澜：《中国通史简编》）。再从徐福本人来看，徐福是一个方士，而方士乃方技、方术之士。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方术的技能包括“医经、经方、房中、神仙”。方士不仅能行医治病，精通占卜吉凶，推断阴阳历算，并且通晓天文地理、海洋气象等自然科学知识，这就为徐福东渡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朱亚非《徐福东渡与山东沿海早期对外交往》、朱言《古代山东与日本——从徐福东渡谈起》.王国昌、索勤民《浅议徐福东渡日证》等文章，从古代山东地区的莱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比照日本弥生文化的特征，论证徐福东渡日本的必然性。杨熹《徐福东渡动因考》、李步青、唐禄庭《徐福——日本古代文明的开拓者》、何宗禹《秦方士东渡日本探寻——延年益寿仙药的若干史料再探》等文章，从考古学、航海史、古医药学等角度，论述徐福东渡日本的可信性。 上述论证有很多以传说为依据，虽然传说不是历史，但也并不是凭空杜撰的，总与一定的史实有关。至于徐福具体到了日本的什么地方，根据现有资料还不能确定，这是后继研究的一个难点，但是对于徐福东渡到达了日本的观点，学界大部分人是认同的。当然，我们说徐福东渡到了日本，这只是一种可能;对于其它意见，我们目前还不能全盘否定，徐福东渡的终点尚需学术界同仁进一步研究。 （二）徐福研究的分歧 1．徐福故里之争 关于徐福的故里这个难解之谜，过去一直未受到史学界的足够重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发展，徐福故里成为中国学术界的重要研究课题。特别是自1984年罗其湘、汪承恭两先生撰文论证徐福是江苏省赣榆人之后，这个问题就一直是学术界争鸣的焦点。至今分歧很大，存有5种不同意见。 江苏赣榆说。以罗其湘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从地名志考察中发现“徐阜村”的村名开始，进行实地调查，并查阅了若干家谱，认为徐福的故里为江苏赣榆县徐福村。他们于1987年召开了全国首界徐福学术讨论会，会后出版了《徐福研究论文集》，李一氓题写书名，赵朴初先生还为徐福村题写了村名。赣榆说风靡一时，影响极大。他们的根据是:第一，徐乡故城的地址确定不下来，不能断定徐福为黄县人，第二，元人于钦离秦代久远，其记载的“徐乡，盖以徐福求仙而名”不可信；第三，清代《赣榆县志》、《海州直隶州志》中有徐福村的记载。 山东黄县(今龙口市)说。山东省徐福研究会和龙口市徐福研究会所聚集的一批学者认为，徐福故里当在齐郡黄县，即今山东省龙口市。他们的依据是:第一，《史记》明确记载“齐人徐福”；第二，《汉书·地理志》载东莱郡有徐乡县，清代著名学者王先谦《汉书补注》对此条记载的注释也是一致的；第三，元人于钦《齐乘》云：“徐乡，盖以徐福求仙为名。”他们自1991年先后多次出版《徐福研究》论文集，其中第一本论文集由著名秦汉史学家安作璋作序。安先生在序中也肯定了这一说法。李永先、王大均等先生曾多次撰文论证这种观点。至今为止，两家学说各执其端。他们的观点，在日本也各有支持者。 山东胶南说。1993年成立的山东胶南徐福研究会所聚集的一批学者认为，徐福故里应在琅琊，即今山东省胶南市。其根据是:第一，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后的几年间，曾3次来琅琊巡视，并增修琅琊台，而琅琊台在当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海口，也是千古名胜；第二，《史记》载，徐福两次上书秦始皇，都是在琅琊，第三次也是在琅琊拜见秦始皇。可见，琅琊是徐福活动的基地，也是方士云集之地。 除上述三种最有代表性的观点外，还有人认为，徐福是山东青岛市崂山区人。其理由是:《即墨县志》、《胶奥志》均记载，即墨城东50里处有徐福岛(今隶属青岛市崂山区)，相传徐福东渡前在此求仙。离徐福岛最近的大陆村庄名为登窑村(今青岛市崂山区沙子口镇)，相传为徐福所率童男女东渡瀛州日本的地方，因而改名登瀛村。还有个别人认为，徐福是山东省平度市人，其证据不够充分。 到目前为止，学界多数学者认为徐福故里为黄县。徐福故里黄县说的论据比较充实，具有较强的说服力。不过，这还不能作为定论。在没有发现更多更可靠的资料之前，徐福的故里应该在山东半岛或渤海之滨范围内探讨确定。与黄县说相比，赣榆说缺乏充实可信的论据，其所依据的秦刑徒墓出土的资料，显而易见是很牵强的。至于胶南说、崂山说，连同极个别人所主张的平度说，只是根据徐福的活动区域、遗迹及有关传说而加以推测的，缺乏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支持，只能暂备一说。由于徐福故里问题在史籍中的记载文字极少，证据不足，所以，作为学术研究，应该百家争鸣，众说并存，继续深入地研究，而不必急于下结论。 2．关于徐福东渡的启航港之争 徐福东渡的启航港一直是史学界争议的重点，到目前共有三种代表性的意见。 江苏沿海说。这种说法都是持徐福故里在赣榆者的观点。这一派又有多种说法:第一，秦东门孔望山说（《秦代方士东渡日本新探》，《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第二，赣榆县游水入海口，即古红彰城说（《徐福东渡之谜新探》，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三，徐阜村附近之古骆车河入海口说（《全国首届徐福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四，岚山头或连云港附近入海说（罗其湘、汪承恭《秦代东渡日本的徐福故址之发现和考证》，《光明日报》1984年4月18日）；第五，海州湾的岚山头或秦东门说；第六，海州湾朐县港湾说（《徐福故里考证》，《贵州文史丛刊》，1987年第1期）。以上六种说法与徐阜村为徐福故里一样，都缺乏充实的史料根据，是部分学者根据徐福故里是赣榆而推测出来的。这些说法有的还以秦始皇曾到这里为根据，指出秦始皇东巡两次泛舟到达赣榆；而《史记》对此没有任何记载。所以，这些说法恐伯难以成立。 山东沿海说。主张此说的学者也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徐福从山东半岛成山头起航，（《当年徐福求仙处》，《工人日报》1984年4月17日）但这种说法只是传说，没有史书根据；再说，从这里横渡大海直航朝鲜半岛东部，按照当时的航海条件来看，也是不可能的。也有人说，徐福从琅琊湾东渡。此外，还有黄县黄河营港启航说、胶州湾徐山说、灵山湾入海说及利根湾启程说（《全国首届徐福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1988年）。这些说法既没有古籍记载，也没有类似民间传说，可能只是现代人的推测而已。 浙江沿海说。台湾学者梁嘉彬在《关于徐福史料之观察》一文中认为：徐福船队于浙江宁波或普陀山启程。其根据是宁波有许多徐福传说和遗迹，地方志也有记载。这种说法缺乏史籍根据，齐人徐福不可舍近求远去南方启航东渡。 就目前学术界的研究情况来看，徐福船队在山东徐山启航的可能性较大。据《隋书·地理志》记载，琅琊有徐山，《胶州志》记载，徐山岛位于秦琅琊郡治以北，引《三齐记》说，徐福于此入海，《太平寰宇记》、《齐乘》也都记载秦时徐福将童男女会集于此入海。当然，这还不能算作定论。徐福东渡启航港问题，是一个很值得继续深入探讨的课题，可以暂且把徐福东渡启航港定在山东半岛这一区域。而徐福多次东渡启航港是一地，还是多处，以及是现在何地点等问题，都是以后应当努力研究的问题。 有一点需要注意，关于徐福故里与启航港的争论，其中一个原因是涉及本地区旅游资源和经济综合开发问题。徐福故里与启航港研究是一个十分严肃的课题，而不是什么利益之争、地域之争。们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从各个角度进行综合考证，力争早日解决这个问题。 三、徐福研究的特点 (一)跨学科、综合性研究的新格局 由于徐福生活年代距今久远，其活动范围又很广泛，因此，徐福研究自然就会出现跨学科、多领域、多角度、综合性研究的特点。在徐福研究领域，学者们从秦汉史、日本史、中外关系史、航海史、造船史、地方志史及考古学、历史地理学、地名学、古农学、古医药学、海洋学、人类文化学、文学、社会学、哲学、宗教学、民俗学等角度，对徐福问题综合研究。这在古代历史人物研究领域是前所未有的。经过众多专家学者的不懈努力，徐福学术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较大的进展。虽然供参考的史料有限，许多问题尚未成定论，但随着史学工作者的大胆假设和认真求证，徐福研究必将有所突破。我们应当在继承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用科学假设和实地考证相结合的方法，注重研究徐福东渡与中国与日本和韩国之间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关系，既要把古代与现代的徐福研究加以对比分析，又需将中国(包括香港、台湾地区)的徐福研究与日本韩国及其它国家地区的徐福研究进行比较研究，不断开拓徐福研究的广阔天地。 （二）新闻媒体广为宣传，徐福研究热度不断增高 学术研究有赖于新闻媒体广为宣传，新闻媒体的关注有助于学术研究的推广，这也是当代学术的时代特色。从首届徐福学术讨论会起徐福研究就得到了新闻媒体的协助和支持，报刊杂志和电视广播频频报导有关消息，发表一些文章，为徐福研究推波助澜。仅以1991年11月24日由连云港市徐福研究会主办的第二届徐福节暨徐福国际学术讨论会为例，在此期间，由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海洋报、《人民中国》杂志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新华日报、江苏电视台、江苏人民广播电台等数十家新闻媒体组成的近百名记者团，云集会场，报导和宣传徐福节和讨论会的消息。这是传媒手段并不很发达的九十年代初，时至今日，新闻媒体对徐福研究的关注有过之而无不及，从而使徐福研究的知名度大为提高。 （三）研究队伍不断扩大、学术团体不断增多 徐福及其东渡问题是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在全国，特别是在山东与江苏，从80年代起，为适应改革开放和对外友好交往的需要，徐福研究进入了黄金时代。徐福研究队伍规模不断扩大，层次结构趋向合理，这也是目前徐福研究的重要特征。一些国内外知名学者，如中日关系史专家汪向荣，秦汉史著名学者田余庆、田昌五，朱绍侯、高敏、安作璋，著名日本史学者吴杰、王金林、任鸿章，著名考古学家安志敏等对徐福研究极为关注，并亲自参加有关学术讨论会。一大批中青年学者也在历次学术讨论会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已出版的学术论著中，中青年学者的论著已占总数的很大比例，从而使徐福研究队伍在结构上形成老专家当主力，中青年学者做骨干的可喜局面。随着研究队伍的日益壮大，徐福研究日渐深入，屡有突破。近年来，在全国各种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有关徐福的论文已逾百篇，出版专著和论文集30余部。 由于地域限制，专业限制等原因，任何一种专项性学术研究必然会伴随学术团体的产生而随之发展，这在中国学术界已成为人所共知的规律，徐福研究的情况亦如此。1985年以来，江苏、山东等省相继成立了徐福研究会。此后，研究徐福的学术团体如如雨后春笋一样纷纷出现，并多次举行徐福学术讨论会和徐福国际学术讨论会。目前，全国性的徐福研究机构有徐福研究会和中国国际徐福文化交流协会，而地方性的则更是多达二十余个。这些学术团体在组织学术研究、协调联系各领域研究项目、出版刊物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也是今后徐福研究进一步发展的组织保证。 综上所述，中国的徐福研究，经过众多专家学者的努力，已取得了相当进展，形成了良好的学术氛围。从造船史、航海史、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文化学和语言学等多角度，开掘了新的研究课题。通过对徐福的研究，不仅了解了徐福本人，而且更好地了解了两千多年前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了解了中国的对外交往。更为重要的则在于研究徐福加深了中国、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之间的友好交流。从这个意义上讲，徐福是东亚国家友好交流的象征。因此，可以说，徐福是否到了日本和韩国并不最重要的，重要的在于他成了中、日、韩等东亚国家友好交流的精神寄托和力量。中国今后进行的徐福研究，应以徐福研究为媒介，加强中国同日本和韩国等东亚国家之间的民间文化交流，加强民间往来推动中国同日本和韩国等东亚国家之间的关系向着友好合作、平等互惠、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向着世世代代和睦相处的目标迈进。 PAGE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