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走向何方

国企改革走向何方 作者：瞩远    文章来源：乌有之乡    点击数： 256    更新时间：2008-5-26 在党的十七大闭幕之际，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时，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关注着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把社会主义中国改革带向何方，把国有企业改革引向何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私有化了。全世界把所有的目光集中在社会主义中国，注视着这颗东方灿烂的明珠能否在新世纪中更加辉煌地照耀着世界大地。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允许这颗明珠亮着，他们必然会开动所有的机器，大规模地发动新一轮和平演变攻势。国内一些先富起来的人，为了获得更多的资本，拉开贫富差距，不想这颗明珠亮着，利用自己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左右着政府的决策者，想蚕吃桑叶一样啃掉国有企业。甚至一些国有企业领导人，也不想这颗明珠亮着，这样他们可以利用自己在企业中的特权来浑水摸鱼，大捞一把。私有化，私有化，国际资本主义在嚎叫，国内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呼应。特别在新领导上任之际，这种呼叫声可能更加狂妄，山雨欲来风满楼。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新世纪中必然面临着新的挑战。 我要在这里大声疾呼，中国改革绝不能走私有化道路。苏联解体了，俄罗斯私有化十多年了，怎么样？国内经济照样不景气，国际的腰板也不硬了，美国更加猖狂了。以工人自治闻名的南斯拉夫国家剧变以后，还不是给美国为首和北约资本主义国家的导弹炸平了。资本主义是一个披着羊皮的恶狼，表面上很善良，很友好，很会帮助人，实际上吃人的胃口很大，恨不得把中国一块块撕开，一口口地吃掉。吸血、掠夺是资本主义本质，过去是这样，将来还会这样。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再到日本、美帝国主义入侵，这百年的血泪历史就是一个铁证。前个世纪，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赶跑了帝国主义列强，把濒临灭亡边缘的中国挽救了过来，使之走向繁荣富强。这个世纪，中国共产党要想把社会主义中国建设得更加辉煌腾达，就必须要解决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问题。这个问题如果现在不解决好，不超过20年，中国也会走向私有化道路。 传统的国有企业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其主要的功能是克服私有制同生产社会化的矛盾，实现全社会有计划、按比例地生产、交换和消费，缺乏竞争能力。当代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中国加入WTO的情况下，不但要学会竞争，而且还要跟私有企业比高低。两者究竟谁强谁弱？国有企业到底走向何方？这是当今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如果国有企业强了，那么社会主义就占胜了资本主义；如果私有企业强，那么毫无疑问，国有企业就要私有化了。现来就来个比较吗！ 我们撇开社会不讲，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如果在同一起跑线上平等地竞争，即在相同的投资环境、相同的投资资金、相同的政策背景等条件下，谁会更有竞争能力呢？ 从企业的领导体制来讲，国有企业具有优势。企业的竞争实质上是人才的竞争，企业的领导人特别是法定代表人应该是市场竞争的佼佼者。企业领导层的才能如何，决定着企业的兴衰。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大多数资本家并不是凭自己的真本领在私有企业中获得经营决策权，而是靠世袭轻而易举地得到的。不管你是谁，是阿斗还是阿Q，只要你继承了巨额遗产，你就是企业老板，在企业中起中心决策作用，企业所有的人都要听从你的调配、指挥，服从你的安排。股份制就是一种“按资排位”的典范，谁的资本最多，谁就是董事长。这种“认财不认才”的私有经济体制与激烈的市场竞争机制实在不相吻合，很容易被淘汰下来。国有企业就不存在这种世袭关系，人人都可以当老板，人人都有可能被落选，完全可以通过竞争机制把最优秀的、最适合的人才选拔到企业领导岗位上来，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为国有企业创造出更多的财富。     但从企业的利益机制来讲，国有企业就不如私有企业。国有企业最主要的缺陷就是公私矛盾，即国家所有，个人经营。所有者与经营者属于两个不同利益的主体，即公对私。这种矛盾，容易使职工个人的收益按平均来分配，出现吃大锅饭现象；容易使经营者没有经营风险，出现干好干坏一个样；容易使不拥有财产权但有权处分所有者的财产的经营者以权谋私，出现国有资产的浪费和流失。这个矛盾在私有企业中就不存在。私有企业的财产归私人老板所有，经营所得也同样归这些老板所有，个人利益与他所经营的企业利益相一致，即私对私。这样可以充分调动私人老板生产积极性，刺激了生产，提高了效益。但是，私有企业也有它的利益矛盾，这就是劳资矛盾，企业雇工的劳动与私人老板的资本的矛盾。雇工的利益与老板的利益关系成反比，雇工总希望以极小量的劳动来赚得每一块钱，私人老板总希望最大量的劳动来榨取，两者发生冲突。“劳工力量和国际竞争之间的关系，仍被看成是核心问题。”[1] 无论是公私矛盾还是劳资矛盾，都可以通过从建立和完善机制中加以调和，而经营权的世袭问题，私人老板是不会打算解决的，否则也就成了公有制。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国有企业的竞争能力总体来说，比私有企业强。 但是在实践中，一些国有企业的竞争能力往往不如私有企业，问题出在那里呢？从外部的宏观经济体制来看，我们国家已经建设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吸收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先进管理企业经验，对各种经济模式进行积极有益的探索，该学的都已学了，为什么我们还是竞争不过人家？比如，我们国有企业实行的股份制，总体效益却比私有企业股份制低。问题就出在我们内部管理机制——政企关系还没有完全理顺，存在着人权与物权管理的倒挂。 我们改革后的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基本上是分权制，国有企业的厂长、董事长和经理由中央或地方政府及部门说了算，其它的权利由厂长、董事长或总经理说了算。没有把企业管理人才的使用引入竞争机制，只强调扩大企业的经营自主权，而忽视了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控制权。这种管理体制使得： 政府对该放的权——厂长、董事长和经理的选配权，没有放好，仍由政府官员来支配。这样，政府官员可以凭个人的意志和关系来决定企业领导，按官职的大小与政府官员一起进行排位，市长可以变成厂长或董事长，厂长或董事长也可能当市长。象股份公司，公司的董事长还是由政府及有关部门指派，换荡不换药,甚至一些上市公司的董事也由国有资产管理局的科、处长兼任。这样的领导体制，使得企业经营者只对政府负责而不对企业负责，只关心自己的位置而不关心企业、职工的前途与命运，造成企业的决策者与企业的经营效益相脱结；使得少数政府官员有机会利用掌握的人事任免权将子女及亲属安插到企业的重要位置中去，导致权力腐败；使得那些善于拉关系、跑门子、伸手要官、拿钱买官、乐意为领导效劳而没有真学才能的人往往被上级领导当作“人才”予以重用，真正的人才被闲置和流失。 政府对企业该管的权——国有资产的控制权，没有管好，反而由企业经营者自由支配。由于经营者在企业中处于决策地位，掌握着对国有资产处置权、劳动用工权、工资奖金分配权、人事管理权、投资决策权等，有机会借改革之名来谋取私利。他们通过所谓的改革，把“优化组合”变成了“亲化组合”，把“厂长负责制”变成了“个人负责制”，把“国有财产”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随心所欲地加以支配和处分。一方面，造成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职工下岗；另一方面，经营者的私人财产出现成倍增长，吃喝玩乐全报销，使人感到社会主义的国有体制不如资本主义的私有体制。 那么，这些问题如何解决？最关键的是要选配好代表企业的经营者。企业经营的好坏决定的是广大职工，而经营者起中心作用。所以，选好企业领导是投入最少，见效最快，最有可能办到、办好的事情。企业经营者应当由市场而不是市长来决定，通过竞争机制产生。　　 怎么样才能把优秀的管理人才选到企业领导岗位上来呢？目前世界上公认的产生优秀领导人才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民主选举制。民主选举制最大的优势就是能够集中多数人的智慧，体现多数人的意愿。这种民主选举制度已在我国政治体制中生根结果，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如果再把它扩展到企业中去，那意义就更重大、更深远，更能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几百双、几千双、甚至上万双的眼睛里挑选出几个与本人的利益直接相关的企业经营者，这种人选在本企业中应该是最优秀的。企业规模越大，人员素质越高，所选的人才就越佳。通过选举，把人才引入竞争机制，促使优秀的企业领导人才脱颖而出，最大程度地发挥人才的使用效益。　　 在国有企业中实行民主制的好处还在于：　　 1、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市场体制与民主的联系是十分紧密的，民主需要市场体制，市场体制也离不开民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C·E·林德布鲁姆在《市场体制的秘密》中对企业的民主制有一段精辟的论述：“在民主社会里，每一个大公司在其内部应该按民主政治进行组织，公司的雇员要能发挥像公民那样的作用，并且可以挑选、改换和控制执行经理，……如果民主对政府来说是个好的主张，那么对同政府有许多相似之处的公司来说，民主也是一个好的主意。”[2]同时他又指出，资本主义企业的公司并不是按照民主的内部结构运行着的，而是“受到公司在生产性财产方面有私有权的权利者的支持”[3]。所以我们讲，私有制的存在就成了公司民主的障碍。“在一些国家，尽管已经消除了公司内部过分的专制，可是到21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如果人们回过头看，仍然会吃惊地发现，我们这个时代在民主原则和公司里专制做法之间的巨大差异。”[4]这种差异使得资本主义的民主长期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发展。只有在公有制企业中，才能消除这种差异，才能按照民主的机制来运行，才能在政治上、经济上实行双向民主制。所以，私有制与世袭制相适应，公有制与民主制相适应。　　 2、能够真正解决政企不分问题。困挠国企改革的一个难题就是政企不分。这个难题解了20多年仍旧没有解开，其原因就在于连结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脐带（即企业领导人）没有剪断。企业领导人一方面代表企业行使职权，另一方面又归政府任命，受政府支配，政府可以通过对企业领导人特别是法定代表人的委任来控制企业。政府自己的领导体制早在前个世纪80年代初就已改为民主选举制了，而对企业的领导体制至今还是沿袭老一套方法——任命制。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掉，既使政府其它权利都放了，政企还是分而不开。由职工代替政府直接选举产生企业领导人，就可以把连结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脐带剪断了。这不仅能够彻底解决政企不分问题，使企业成为名副其实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主体，而且还符合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因为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代表了国家的利益，民主体现了工人阶级的共同意愿，符合我国的政体。这两者的结合，就能实现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矛盾的统一。　　 3、有利于国有企业的稳定与发展。在农村，广大农民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主体；在城市，广大职工应该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主体。这是改革立于不败之地的群众基础。由职工民主选举企业领导，企业的经营者与职工的关系就如同一体，经营有方，企业增值，职工受益，利国利民；经营不善，企业破产，职工失业，无怨无悔。这样就可以把职工的利益与企业的发展前途紧紧地捆在一起，有压力就有动力，促使职工关心企业，注意企业领导人的选拔，促使企业领导与职工共同把国有企业搞上去，把经营者和生产者的两个积极性都调动起来。 4、比农村的民主政治体制更具有现实意义。民主制度与社会的文明程度分不开。中国农村思想文化落后，宗族观念强，民主意识差。实行民主政治制度，往往会受到来自宗族等旧势力的影响和干扰，容易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民主带有一定的局限性。而广大职工是领导阶级，是政治上的主人，最富于组织性、纪律性，思想觉悟和文化素质都比较高，在国有企业中实行民主选举制度，才能够真正体现社会主义的民主。　　 但企业民主选举制也有不足之处，最大的问题就是：企业经营者容易把国有资产当成企业的集体资产来随意支出，或以权谋私侵占、私分国有资产，甚至为了竞选的需要，特意提高职工工资待遇来拉拢人心，从中拉到更多的选票，造成国有资产新的流失。所以，在实行民主选举后，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监督管理不能削弱，而要加强。可以从两方面入手：　　 1、应从控制企业领导人为主转为控制国有资产管理费用为主。实行政企分开后，国家要授权政府对企业领导人的工资报酬、职工工资总量、企业管理费用支出总量进行调控。这不是新的政企不分，其实资本主义私人企业的管理人员和工人的工资报酬也是归所有者管的。政府按企业规模的大小、效益的高低、发展趋势的好坏，从有利于调动企业领导的积极性，有利于发展国有企业经济，有利于维护国家的利益来综合考虑企业领导人的报酬及开支。既不能使企业领导的工资福利待遇太低，没有工作积极性，也不允许企业领导假公济私，损害国家利益。对职工的报酬，按企业经营效益提取一定的比例由企业自行进行再分配。　　 2、对企业领导实行任免分离，行政监督与民主监督并举。企业领导虽然由职工选举产生，但罢免权目前仍然需要由政府掌握，以防止企业领导人脱离党和政府的领导，做出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政府职能部门也要按照各自的对国有企业进行监督管理，同时还要发挥职工的民主监督作用，以保证企业领导人行使职权的廉洁高效。 也许有人会讲，南斯拉夫不是也实行过民主自治制度，最后还不是以失败而告终，你还搞什么企业民主制度？在这里很有必要分析一下南斯拉夫的工人民主自治制度的性质。 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制度从1950年开始推行，实行工人管理工厂。最初由联邦议会颁布《劳动集体管理国营经济和高级联合组织基本法》，后来进行补充、修订。其主要特点是：⑴在经济计划体制内行使自治权；⑵削弱国家管理职能，将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由直接生产者代表社会进行管理，“不仅要把国家管理经济企业的权利转交给直接生产者，而且还要把计划权、特别是分配剩余劳动的权利转交给直接生产者，并且还要对直接生产者支配本企业创造的积累的权利做出。”[5]；⑶对工人委员会和管理委员会实行民主选举，而对企业经理仍然采取任命制，由主管部门或企业选举产生的自治组织来任命；⑷实行分权管理，“通过工人委员和管理委员会，也通过经理，来实现其管理企业的权利。”[6]企业经理对外代表企业，是企业的负责人，对内“仅仅是劳动过程的组织者领导者。他是工人委员会和管理委员会的执行机构。”[7]，管理和领导两分离。 这种自治制度的弊端是： 1、忽视了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问题：企业的生产资料虽然归国家或社会所有，但生产者的报酬总是归私人所有，供家庭使用，劳动仍然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因此，生产者最关心的当然是个人收入，而不是企业利润。报酬高了，要去这个企业的人就多，报酬低了，想去的人就少，很自然地出现了利益导向。只有当生产力高度发展——使生产者能够把企业当作自己的家——一切生产成果归企业所有、一切费用支出由企业承担，没有私有财产，产品按需分配，到那时候，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才有意义。如果现在过早地把国家资产转为全民所有，把分配权转交给生产者自由支配，那么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了个人收入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个人收入增加和积累下降的现象。　　 2、没有把选拔优秀人才作为民主制度的目标。由于自治企业的经理没有通过选举产生，还是由少数人来决定，这样就容易产生新的官僚主义。 3、相互扯皮，决策低下。由于自治企业限制了企业经理的权利，形不成合力，难以充分发挥经理的指挥作用。没有一个核心，各种利益互相发生冲突，造成企业内部矛盾重重，决策效率不高，在竞争中容易错失良机，给企业带来不必要损失。 4、企业缺乏竞争能力，国家缺乏调控能力。一方面自治企业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温室内搞生产，竞争性不强，难以有大的发展前途，难以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另一方面，国家把经济管理职能放权给了企业，各企业之间缺乏协调发展，造成企业资金分散管理、盲目投资、比例失调、生产下降，加剧了企业之间、部门之间、地区之间的矛盾，最后导致了国家的分裂。 我们所讲的企业民主制度，与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制度性质完全不同。这种制度的特点是：以选才为中心、以效益为前提、以监督为保证。在坚持市场经济体制、资产国家所有、第一把手处中心地位和负总责“三不变”的情况下，由企业内部职工通过法定的程序，直接选举产生企业领导人，由其代表国家对企业进行管理，并接受政府及职工的监督，保证国家利益不受损害的一种管理模式。它改变和抛弃了私有企业的落后的东西——经营者的世袭，克服了任命制的缺陷——容易出现官僚主义和造成领导与被领导之间关系的脱节，继承和发扬了资本主义先进的产物——民主制和先进的生产管理模式，同时结合公有制的特点，又吸收工人自治模式的精华，是一种对私有企业和以往公有企业的扬弃。这种管理模式可以使企业领导人真正发挥核心作用，广大职工发挥合力作用，大家齐心协力搞生产，凭借其强壮的脚力大胆地自由自在地在市场经济体制的轨道上奔跑。 其实，资本主义社会在发展过程中也逐步向民主制推进。在19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和工人大罢工的出现，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改变其管理方式和管理手段。 最初由单个的自由资本，主要依靠个人的力量获得经济增长，然后变成了联合的垄断资本，主要依靠企业组织的力量取得经济增长，然后进一步发展成为国家垄断资本，凭借了国家的力量实现经济增长。生产资料也相应地由个人所有逐步向国家所有转变。同时，资本家也开始重视企业员工的作用，依靠了科学技术的进步来扩大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通过实行“资本民主化”、“管理民主化”和福利制度等改良主义措施来缓和劳资矛盾，发挥了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因素——人力资源的作用，以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英国经济学家戴维·柯茨在《资本主义的模式》一书中分析日本经济崛起的原因时指出：“劳资关系是日本在美国市场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8]在日本，“不是把工人仅仅看作是一个‘生产要素，在需要雇用他们，不需要时就解雇他们’而是把工人视为公司团队的核心成员”[9]。而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这样极其庞大的企业看起来似乎仍是绝对不可战胜的，却竞争不过一些当初较弱的对手。其失败原因呢？美国学者玛丽安·凯勒在《猛醒：通用汽车公司沉浮奋斗史》中引用汤姆·彼得斯的话一针见血地指出：“给高级经理的特权伤害了雇员”[10]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作为脑力劳动表现形式的企业员工的智力和创造性已成为新时代竞争的强大武器。20世纪80年代以来遍布全球的改革浪潮说明，成功企业的企业员工都比以前更加真切而有力地介入到了企业工作结构、工作程序和自己所工作的岗位中。 资本主义企业以工人管理形式民主化地组织起来，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但是，资本主义企业的民主是一种最低限度的民主。他并没有改变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主仆关系，没有改变企业领导体制“按资排位”的运行机制，没有改变经营者的世袭制度。战后产生的所谓“经理革命”，也不过是一种“将强帅弱”的机制。中国有句老话“富无三代享”，同样的，私有企业也会出现败家子。要想企业真正具有生命力，帅始终要强，帅强兵才能壮，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所以，如果一旦资本家为了避免自己苦心经营的企业被自己的子女所毁灭，或者担心自己世袭制私有企业竞争不过民主制的国有企业，就以民主的形式选出企业内部最有才华的人来接管，使企业永保青春和活力。这样，企业的财产就自然变成了公有。那么，资本主义社会也就可以和平地向社会主义社会演变。 总之，在国有企业中实行民主选举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创新，是政府民主选举制的一种延续，是我国宪法规定的一项要求，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大趋势。在农村，农民都可以直接选出自己的村官。在企业，工人为何不能直接选举出自己的领导？希望新一届中央领导高度重视这个问题，走自己的路，尽快尽早地确定其试点。在新的一年中，把建立企业民主选举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内容来抓，使这项工作推向全国，走进世界。我们相信，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国有企业改革一定会走出困境，一定会大有前途！   -------------------------------------------------------------------------------- [1] [英]戴维·柯茨著：《资本主义的模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版，第10页。 [2] [美]C·E·林德布鲁姆著：《市场体制的秘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版，第208页。 [3] 书同上，第208页。 [4] 书同上，第209页 [5] [南]韦利米尔·瓦西奇博士：《南斯拉夫的经济政策》，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版，第23页。 [6] 书同上，第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