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家的眼里不会没有孩子和未来

政治家的眼里不会没有孩子和未来 2008年3月31日【中国保险报】　□童大焕 3月中旬，50多名拥有北京体育大学附属中等体育专业学校集体户口的考生，被以涉嫌“高考移民”为由告知高考报考资格审查未通过。其中一些孩子，回家高考之路也已被堵死（3月24日《京华时报》）。此前的2月25日（农历正月十九），安徽省太湖县天台联合小学五年级学生、留守儿童章杨宇用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年仅12岁的生命。遗中说，“你们（指其父母）每次离开我都很伤心，这也是我自杀的原因”（3月17日《中国新闻周刊》）。再前，是北京一位高三女生因没有户口而担心无法参加高考而自杀。幸好未遂。 上述种种悲剧，只不过是现今4000万流动儿童、5800万留守儿童这个“大海”中偶然浮出水面的一点点浪花，水面很快又将归于平静，仿佛一切都不曾发生。但那水平面下的暗流，却在不断地涌动，涌动。我不知道多少孩子的前途命运、多少家庭的辛酸血泪、多少夫妻、父子（母子）为了孩子的教育被迫长期两地分居的“无妻徒刑”才能唤醒最起码的教育公平。 我和笑蜀先生有一个共识：未来中国十年左右，社会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可能就来自每年百余万的失业大学生和过去、现在受到不公正待遇、被主流社会排斥在外的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的合流。目前，警告的信号已经发出：数据显示，2000年上海市与外省市户籍的未成年犯人数比大致在6∶4，到2005年的比例已经达到3∶7；北京海淀法院少年法庭2005年的数据显示：流动儿童的犯罪率是当地户籍儿童的3倍！ 我相信，即使不从子孙后代的幸福和平出发，仅仅出自人类固有的同情心和悲天悯人的天性，上至高官下至平民，每一个亲眼目睹孩子不幸与迷惘的陌生人，都会由衷地洒下同情的泪水。却为什么，一到了所谓的“”问上，一切就变得那么的冷酷？是的，执行制度不该讲情面；但是，制度本身却必须以人性、人权做基础。一项不合理的户籍制度被执行了那么久，年年都说在“研究”，在“修改”在“完善”，16年过去了，却越来越像陕西“华南虎照”，除了敷衍，就是拖延。事实上，据笔者查阅，迄今为止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户籍有关的最高法律，就是1958年1月9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这个国务院规章规定得非常明确，首先，我国户籍制度实行的是登记制而非审批制。其次，登记的条件和方法也有明确规定：第六条，公民应当在经常居住的地方登记为常住人口，一个公民只能在一个地方登记为常住人口。第二十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根据情节轻重，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或者追究刑事责任：一、不按照本条例的规定申报户口的…… 我相信，一个国家的未来，并不取决于其GDP总量的多少，而取决于它对待人的态度，尤其是对待儿童的态度。《中国青年报》近文《中日差距从幼儿园开始？》，其中谈到东京附近的“至诚学园”收留无家可归的儿童，由政府出资读书，其中有一个黑人小姑娘。老师解释说，法律规定适龄儿童要上学，没有规定是哪国的儿童，因此，他们一视同仁。 日本幼儿园的做法，其实是现代国家的通例。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即使是非法移民的孩子，也一视同仁地就近上学，不受任何歧视。因为孩子一天也耽误不起！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先生谈到当年他父亲带他到上海，大概是1947年左右，按今天的标准，他父亲就是典型最底层的住棚户区的农民工，但是他的上学、高考完全不受歧视。今天，那些新移民的孩子，就学要交巨额赞助费（借读费），而且无权在当地参加高考。这样一种非人道、非人性的制度，近不如日本、美国等地，远不如我们自己的解放前。为了一点点眼前的蝇头小利（地方教育乱收费的部门经济利益和高考名额特权），而置人类的大义和民族的大利于不顾，可以说是鼠目寸光。 龙应台女士说：“政治家和政客一样，也要懂得民主的精算和权力的技术，但是我想政治家和政客之间有一个根本的不同：政客只看见眼前在广场上摇旗呐喊的成人，政治家的心中，却一定有一个6岁的孩子；孩子的未来，他真心在乎。核心价值，可以因阶级、因族群、因利益之所导、因意识形态之所在而有所分歧，但是，给孩子一个最好的未来，却是最大的公约数，它绝对超越政治，无关立场。我认为6岁的孩子的未来，是最根本的政治标杆，因为他的未来，就是这个社会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