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礼义_的含义及其发生

随 笔· 札 记 王 振 华 ‘礼 义 ’的 含 义 及 其 发 生 “礼义”是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时常常 会碰到的一个概念。它的含义是什么？笔者注 意到， 现代学者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都倾向 于把它理解为“礼意”，即礼的内涵，“藏在礼 的形式后面的精神”（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卷 1，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59页）。 如黄侃 《礼学略说》云：“何谓礼意？ 《郊特牲》曰：‘礼 之所尊，尊其义也；失其义，陈其数，祝史之事 也；故其数可陈也，其义难知也。 ’传记之言发 明礼意者，所在而是。 ”（《黄侃论学杂著》，上 海古籍出版社，1980，463页）就把《礼记》中的 “义”字解为“礼意”；王秀臣《“礼义”的发现与 〈孔子诗论〉的理论来源》中对“礼义”的定义 与之相同（《江海学刊》2006年第6期）；再如陈 桐生在其新著《礼化诗学》中称“西周礼乐制 度将诗乐纳入政治、宗教、外交礼仪之中，作 为表达某种礼义的工具”（学苑出版社，2009， 58页），孔子 “深谙礼义”（93页 ），也是将“礼 义”等同于“礼意”了。 然而，中华民族自古被 称为“礼义之邦”，这个“礼义”显然就不宜解 为“礼意”。 那么“礼义”产生之初的确切含义 是什么呢？ 下面我们就对此做一具体考察。 首先，需要明确一下“义”的含义。 先秦时 “义”本作“谊”。郑玄《周礼·春官·肆师注》引郑 司农语：“古者书‘仪’但为‘义’，今时所谓‘义’ 为‘谊’”。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也说：“‘谊’、 ‘义’古今字。 则周时作‘谊’，汉时作‘义’，皆今‘仁义’字也。 ”中山王方 壶铭文有“不用豐宜”句，则从出土文献的角度证明了战国时“礼义”作 “礼谊”，“豐宜”为省文。 关于“谊”的含义，许慎《说文解字》云：“人所宜 也。 ”可理解为“对于人来说合理、适当的事物”。 杨伯峻《论语词典》释 125 “义”为“合理的、有道理”（《论语译注》附，中华书局，1980，291页），取的 正是“谊”的意思。 许、杨二人的解释应是“义”在先秦时的准确含义。 “礼义”之“义”也应取该义。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礼记·祭义》：“礼 者，履此者也；义者，宜此者也。 ”“义”就是指“合理的，有道理的”，这在 《礼记》中也有明确的表达，如：“礼之大体，而所以成男女别，而理夫妇 之义也”（《昏义》）；“理者，义也，节者，礼也”（《丧服四制》）；“故燕礼 者，所以明君臣之义也；乡饮酒之礼者，所以明长幼之序也”（《射义》）。 “义”和“序”并提，显然也不是“含义”的意思，而是讲一种道理，与《乐 记》“使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理皆形见于乐”中的“理”字同义。 相应地，“礼义”也不是“礼意”的意思。 张奇伟在其《论“礼义”范畴 在荀子思想中的形成》一文中指出：“荀子融礼与义为一体，生成一崭 新的范畴：礼义———由人之社会本性基础之上的社会政治人伦规则和 道德自律理性的‘义’与‘贵贱有等，长幼有差’基础之上的冠、婚、丧、 祭诸礼仪制度规范的‘礼’的有机融合。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 第2期）我们认为，“礼义”的产生就是在“礼”的基础上融入了“义”之 “合理的、有道理的”这一含义，但仍以“礼”为核心，只不过它更强调礼 对于社会和人的合理性与可行性。 也正因如此，“礼”与“礼义”基本含 义相同，很多时候二者可以互换，如： 礼义立，则贵贱等矣。 （《礼记·乐记》） 礼义以为纪……礼义以为器。 （《礼记·礼运》） 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 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 顺辞令。 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而后礼义备，以正君臣、亲父子、 和长幼。 君臣正，父子亲，长幼和，而后礼义立。 （《礼记·冠义》） 以上句中的“礼义”如果解释成“礼意”显然是说不通的，但如果把它们 替换成“礼”，则无不可。 张奇伟也指出“荀子在讨论中，多次以‘礼’与 ‘礼义’互换使用，说明在荀子眼里，这两个词几乎等同”的现象。 既然“礼义”与“礼”含义大致相同，为什么还要有这一词语出现 呢？ 这与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剧烈变动以及人们对礼的认识发生变化 有关。 张奇伟认为“礼义”是荀子的创造，这一说法值得商榷。 因为在 126 随笔·札记 《荀子》之前，《孟子》、《礼记》中就已经出现了“礼义”的说法。 只不过， “礼义”在《孟子》中出现过5次，在《礼记》中出现过18次，远没有在《荀 子》中出现过的106次多。 “礼义”的出现应该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 春秋后期，“乐坏礼崩”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儒家学者开始关注、探 究蕴藏在礼后面的道理，即“礼意”。 但当时并没有“礼意”的说法，它被 仍称为“礼”，只是是更高层次上的“礼”。 礼仪———“礼”原来的所指，与 之对言时则被称为“仪”，如《左传》记载： 公如晋，自郊劳至于赠贿，无失礼。 夏侯谓女叔齐曰：“鲁侯不 亦善于礼乎？ ”对曰：“鲁侯焉知礼？ ”公曰：“何为？ 自郊劳至于赠 贿，礼无违者，何故不知？ ”对曰：“是仪也，不可谓礼。礼，所以守其 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 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 有子家羁， 弗能用也。 奸大国之盟，陵虐小国，利人之难，不知其私。 公室四 分，民食于他，思莫在公，不图其终。 为国君，难将及身，不恤其所。 礼之本末，将于此乎在，而屑屑焉习仪以亟。 言善于礼，不亦远 乎？ ”君子谓：“叔侯于是乎知礼。 ”（昭公五年） 子大叔见赵简子。 简子问揖让周旋之礼焉，对曰：“是仪也，非 礼也。 ”简子曰：“敢问何为礼？ ”对曰：“吉也闻诸先大夫子产曰： ‘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 ’天地之经，而民则之。则天 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 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 五声。 淫则昏乱，民失其性。 是故为礼以奉之。 ……”简子曰：“甚 哉！ 礼之大也。 ”对曰：“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 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礼者，谓之成人。大，不亦 宜乎？ ”简子曰：“鞅也，请终身守此言也。 ”（昭公二十五年） 诸如“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夫礼天之经也，地 之义也，民之行也”等，都是“礼意”层面的探讨了。 然而，儒家学者探讨礼意的终极目的并不是阐发蕴藏在礼后面的 旨意和精神，而是要由此证明礼之合理性，进而呼吁社会从各个方面 恢复和遵循礼。这体现的正是“礼义”的追求。至此，我们可以明确一下 “礼义”和“礼意”的关系了，即先秦儒家在论述礼义时，阐发了礼意。 礼 127 意只是具体途径，礼义才是最终目的。 这也许正可解释何以不是“礼 意”而是“礼义”出现在先秦哲学史上的原因。 我们不妨把春秋后期称为礼义的萌芽期。 因为这时有关“礼义”的 思想虽然已经产生，但“礼义”作为一个语词尚未正式出现。 《论语》中 没有“礼义”的说法。 《左传》中“礼义”出现过两次：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 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 以定命也。 （成公十三年） 《诗》曰：“礼义不愆，何恤于人言？ ”（昭公四年） 但这里的“礼义”都应作“礼仪”。 第一个“礼义”与“动作”、“威仪”并列， 应指行为意义上的“礼仪”，而不是抽象的“礼义”。第二处所引诗句不见 于今本《诗经》，但产生年代应与之相仿。 今本《诗经》也无“礼义”之说。 不过《小雅·楚茨》曰“式礼莫愆”，与“礼义不愆”句式、意思相类。 《楚茨》 中的“礼”指的正是具体的礼仪，由此我们推知《左传》所引诗句中的“礼 义”也应作“礼仪”解。 从文字学的角度来看，《左传》中的两处“礼义”也 应作“礼仪”。 前引郑玄注《周礼·春官·肆师》：“古者书‘仪’但为‘义’。 ” 《说文》“义”正作“己之威义也”解，段《注》：“古经转写既久，肴杂难辨， 据郑、许之言可以知其意。 ”所以，“仪”，周时写作“义”，汉时写作“仪”。 《左传》中的两个“礼义”中的“义”字，应当是保留了古“仪”字的写法。 称春秋后期为萌芽期，还因为这时儒家虽然提出“礼”比“仪”更重要的 观点，从而将礼的内涵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但他们所言的礼仍具有较强 的实义，即注重礼经国序民的实效性。 李泽厚在分析周礼的特征时说：“它 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原始巫术礼仪基础上的晚期氏族统治体系的规范化和 系统化。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2页）春秋儒 家对“礼义”的追求正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即证明这一规范、系统的合 理性。 《左传》中很多关于礼的言论都可以证明这一点，如隐公十一年：“礼， 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 ”僖公十一年：“礼，国之干也。 ”襄公 二十一年：“会朝，礼之经也；礼，政之舆也；政，身之守也。 怠礼失政，失政不 立，是以乱也。 ”如此等等，我们不难看出其中寄托的儒家政治理想。 战国时期，随着地域国家制的出现，以西周宗法制为基础的周礼 128 几乎被完全摈弃了。 正如顾炎武所言：“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 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 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 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 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 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史之阙文而后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待始皇 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尽矣。 ”（《日知录》卷13）与此同时，儒家却以空前 的使命感和紧迫感从事礼书的著述和整理。 由于礼所依托的政治实体 已然崩溃，儒家对礼的探讨更倾向于“以希望导出一般性质的原则，与 适应时代的新形式”（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卷1，59页）。 “礼义”中“合理 的、有道理”的含义被格外强调，所以战国时期成为“礼义”正式形成并 逐渐被儒家学者普遍应用的时期。 《礼记·聘义》云： 聘射之礼，至大礼也。 质明而始行事，日几中而后礼成，非强 有力者弗能行也。 故强有力者，将以行礼也。 ……此众人之所难， 而君子行之，故谓之有行。 有行之谓有义，有义之谓勇敢。 故所贵 于勇敢者，贵其能以立义也；所贵于立义者，贵其有行也；所贵于 有行者，贵其行礼也。 故所贵于勇敢者，贵其敢行礼义也。 故勇敢 强有力者，天下无事，则用之于礼义；天下有事，则用之于战胜。 用 之于战胜则无敌，用之于礼义则顺治。 外无敌，内顺治，此之谓盛 德。 故圣王之贵勇敢强有力如此也。 勇敢强有力，而不用之于礼 义、战胜，而用之于争斗，则谓之乱人。 这段文字集中论述了礼、行、义之间的关系。 “所贵于立义者，贵其有行 也；所贵于有行者，贵其行礼也”，礼是可行的，因而是合理的，这便是 “礼义”一词所蕴含的思想深度。 战国儒家大讲礼义，呼唤人们勇敢地 去坚守礼、践行礼，似乎与其时人们弃周礼如蔽履的现实形成鲜明的 对比。 而这却正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因为人们遵循礼的时候，它的可行 性及合理性是毋庸赘言的。 由于脱离它所依托的政治实体，战国时期“礼义”的抽象性也越来 越明显，最终成为一个具有哲学意味的名词。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随笔·札记 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