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性分化与男女平等

两 性 分 化 与 男 女 平 等 李新然 摘 要：性别包括生物差别和社会差别两种基本成分，生物差别是社会差别的基础，社会差别是生物差别与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结合的产物，是社会分化的结果。尽管男女不平等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源缘，但是由于社会文化的巨大惯性，事实上维护甚至夸大了两性差别，并通过性别角色的不断社会化而得到延续。因此我们在追求男女平等的实践中，不得不在充分尊重社会历史条件的基础上，认真反省我们早已习惯了的对性别角色的期待及社会化模式。否则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只能流于空谈或事与愿违地导致不良后果。 关键词：性别 两性分化 社会化 作 者：李新然，男，1963年生，云南农业大学经济贸易学院讲师，云南农业大学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发展室主任。 男女有别，这是人所共知的。然而，如何准确地描述这种差别，则不是件十分容易的事，何况它还包含着深刻的时代因素与复杂的区域差异。我们认为，性别包括生物差别与社会差别两种基本成分，生物差别是社会差别的基础，它来自生态环境因素和生物遗传机制；社会差别是生物差别与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结合的产物，它以生物差别为基础?并通过一定历史阶段中的社会活动、社会关系和社会规范等体现出来。任何离开生物差别来谈社会差别或离开社会历史条件来谈妇女解放、男女平等都是毫无意义的。 一、从生物差．别到社会差别 人类在两性之间存在着差别。它首先是生物学上的差别，即生物差别，表现在男女两性身体构造以及相应的生物功能上的差别。它是男女两性社会差别的基础和原始根据，是我们 在分析产生男女不平等的原因以及探寻妇女解放的道路与条件时不应该、也无法回避的。 男女有别，意味着男女两性各具有自己的特征，即性征。生物学把它分为原始性的“第一性征”以及从属于第一性征的继发性的“第二性征”，它们构成了男女外表的主要差异。而无论是第一性征还是第二性征，它们都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男女特征多它们来自于大自然的造就， 由人类生物遗传机制使然。 可是，仅仅依靠生物特征就企图概括人类两性差别，这显然是远远不够的。社会学认为，人之所以为人，首先并不在于他的生物性，而是在于他的社会性，“人是社会性动物”。男女两性除了各自的第一性征和第二性征之外，必然还有其“第三性征”，即男女在心理、习惯、志趣、行为等方面的不同表现。它根源于第一、第二性征，但又不仅仅由它们所决定。第一、第二性征是生物性的，而第三性征则是心理性的，同时也是社会性的。生物性差别的存在，使得男女在一定条件的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中的作用和地位不同，从而产生了他们的第三性征，形成了社会性差别。 然而，并非所有的生物差别都会导致社会差别，也并非所有的社会差别都来自生物差别。在其中，的确包含着复杂而微妙的关联机制，并直接受制于一定历史阶段的具体的物质与文化条件。如果说妇女所肩负的社会责任是由生物因素所决定的——如抚育孩予和照顾家庭，那社会就没有必要大肆宣扬什么“妇女的责任”了，所谓“妇女解放”大约也不会再有指望。其实，在生物因素之上，肯定存在着强大的社会力量。 显然，男女不平等是社会性不平等而非生物性的，它是社会差别的一种表现形式，而直接来自于社会分化。那么，男女的生物差别是为什么和怎样与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结合，通过社会分化而成为一种不平等的差别呢? 二、从历史事实到社会文化 大家知道，人类早期是在母系下度过的，而“母系”并不等于“母权”，至于母权制度是否真在历史上出现过多至今仍有人怀疑。我们今天所感兴趣的，已主要不再是母权制的消亡，而却在于父权制的存在。“妇女解放”、“男女平等”不正是站在这种活生生的现实面前的革命性呼唤吗? 笔者认为，导致男女两性社会差别的社会分化因素固然很多，但将其概括起来无非是两大类，即物质型分化和文化型分化。前者是原发性的，主要源于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生活方式，后者则是继发性的，主要源于在一定物质条件基础上形成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两者在历史上形成的时间不同，在两性分化中的作用也不同，可遗憾的是，它们作用所带来的两性不平等的分化结果却是一致的。 从物质型分化来看，它主要采自于原始的生育负担和社会分工。尽管繁衍后代是男女的共同义务，但是在新生命的形成、发育和成长过程中，母亲的投资却远远大于父亲。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哺乳喂养，照料教育，所有这一切基本上都是由母亲承担的。乳汁的分泌和乳房的胀痛使她不得不负起哺乳的责任，这种影响加上孩子对保护的寻求和对哺育的反应，更加强了母亲与孩子之间的特殊的心理联系。此外，妇女在怀孕期、生产期以及其后一段时间内身体比较虚弱，她需要比平时更多的休息、营养，需要得到别人的帮助、照顾。这样，客观上便产生了对基本上不肩负生育负担的男性的依赖，同时社会也就按工作强度和舒适程度来分配男女各自的任务，妇女则在家更多，以便获得休息并照看孩子。再说，从一般生物学角度看，男性比女性更高大、更强壮、奔跑得更快，因此，在追捕凶猛的野兽时、在危险的地带作业时、在参与生与死的战斗时，男人在生理上的优势便自然使他们在此类活动中入选。妇女却一直被排斥在外，甚至几乎没有机会来自己也可以成功地执行这类任务。因为在这里，人类生命的延续似乎成了优先的任务，它要求妇女尽可能避开激烈的冲突和残酷的风险，为孩子的成长营造一个温暖、安全飞稳定的窝。进入农业社会后，体力在生产劳动中仍然具有重要的作用，加之男子不受生育任务的束缚，其优势地位得以保持和巩固。 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分工或大多数的分工都是由两性的生物特征所决定的。因为，“只有对身体条件从社会方面加以确定，它才是有意义的”。其实，在多数活动中，两性的生物差别并没给男予以真正的优势，然而，在少数的活动中男子的天然优势则是肯定的，(否则我们将无法解释父权制的到来)。因为尽管此类活动较少，但男子在其中的边际效用却在人类历史上使得两性都认为：男子的价值更大。对于那些特殊的工作，妇女无法取代男子，从而使男子获得了真正的特权——行动自由、外出活动、不顾孩子、选择更多的职业、接受更多的培训、参与更多的实践。由此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历史惯性，使得促成两性社会分化的力量超越了原有的物质条件，成了一种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产生了比从前更加连续和稳定的文化型分化。 笔者认为，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男女差别或不平等现象，大量的原因已超出了物质型分化而来自于文化型分化。文化型分化的超越，人为地夸大了两性差别的存在，并使得两性差别变得十分复杂与顽固，文化的凝聚，最终形成了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巨大障碍。 那么，是什么力量推动着文化型分化的产生与超越呢? 其一，社会往往按先赋身份来社会角色并对其进行社会分化。也就是说，社会按男女两性的天然差别，赋予了他们各自不同的角色期待，并按预定的内容与形式分别对其进行社会化，实际上强迫他们接受各自的角色—一性别角色。美国著名学者W·古德在其名著《家庭》中指出，就先赋而论，它具有以下优越性：（1）可以花较少的代价去找资料或检验人的技能；（2）人们可以较早地开始训练，到成年时就可以学会几乎任何一种必要的技能；（3）可以较早地按照社会角色来塑造人的个性和感情需要，并使之贯穿人的一生；（4）在这种情况下，就没有什么人能学会与社会需要不相适应的技能，并向社会制度提出挑战。 其二，也许是更重要的一点，获得了父权统治的男子，本能地维护着自己的特权。男性的一系列优势被夸大了、膨胀了和最终模式化了，因为他们不想总是用武力来维护自己的权力， 那么他们就不得不设法“让人们相信生活的机遇和限制至少是无法把握的”，男女生来如此。通过社会化，为自己准备好了的行为规范和行为模式，并作为自我约束的手段，个体一方面确信必须遵守这些规则，另一方面也因担心遭受处罚而被迫遵守这这些规则。如果说这些工作一开始是一种人为设计的话，那么随着历史的习以为常，就渐渐成了一种不知不觉的行动了。通过社会化形成的对于男女的不同机遇、权利、报酬以及限制的认可态度，可以使那些从现行的经济和权力状况中获得好处的人们的利益不受影响。 三、从历史文化到当代现实 形成男女差别和不平等的原因是复杂的、深刻的，那种片面地抓住个别原因或表面原因就事论事地谈论妇女解放与男女平等，不仅是毫无意义的，甚至可能是有害的。因此，我们在追求男女平等的实践中，不得不在充分尊重社会历史条件的基础上，重新审视我们的文化意识形态，认真反省我们早已习惯了的对性别角色的期待及其社会化模式。这是一个问题不可分割的两个基本的方面。 第一，物质型分化的原因已被有力地冲破但尚未根本消除。 导致两性物质型分化的原因不外有二：男性的体力优势和女性的生育负担。它们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尤其是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相结合，构成了男女不平等的根本原因。可是，随着人类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工业革命之后，机器取代了大量粗重的工作，男人的体力不再显得那么重要，同时经济的发展也为女人提供了很多走出家庭、参与社会工作的机会。而随着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和医学革命的发展，极大地减轻了妇女生育的负担，使她们获得了投身社会工作的精力与时间。另外，教育以及家务劳动的社会化，也为妇女更多地走出家庭提供了可能。妇女解放运动的推进，民主政治的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与上述可能结合起来，形成了活生生的历史与现实，有力地推动了妇女地位的提高。 但是，“以妇女参加社会劳动去衡量妇女解放是无条件的，而妇女参加到社会公共劳动中却是有条件的”，这一条件首先来自于现实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及其环境因素。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指出，“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庭劳动只占他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而这只有依靠现代大工业才能办到，现代大工业不仅容许大量的妇女劳动，而且是真正要求这样的劳动，并且它还越来越要把私人的家务劳动溶化在公共的事业中。”可是，我们今天却尚不具备那种使妇女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并把私人的家务劳动溶化在公共事业中的物质条件，因为，在生产力不高度发达，人们还没有根本摆脱体力劳动束缚时，妇女参加社会公共劳动不可能是完全的飞彻底的。同时，生育责任以及对风险的承受能力，也使得妇女仍不具备在普遍的社会活动中与男子抗衡的足够条件，至少目前尚且如此。 可见，妇女解放、男女平等是有条件的，是需要较长历史过程的。如果不顾现实社会条件，盲目提倡“妇女解放”，简单推行“男女平等”，不仅不利于女性身心健康的发展，也不利于两性关系和两性心态平衡的维护，最终有害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稳定。 第二，文化型分化夸大了男女差别，限制了两性尤其是女性的正常发展。 上文指出，社会出于某种目的，按先赋身份对其成员进行社会化，有意无意地把他们塑造成统一的男性角色和统一的女性角色，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抹煞了个体间差异多也许更为严重的是它抹煞了人类的一半——女性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可能具有的天然优势。正如女性不能获得猎物一样，人类提供了多少机会让女性去证明她们也能捕猎呢？人类又提供了多少训练让女性去建立信心并学会捕猎呢？没有。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许多两性差别，与其说是先天赋予的，倒不如说是后天培养的，是社会化的结果，是被社会文化模式化、凝固化了的。 绝大多数人在出生时就被标定为男孩或女孩，并按照被标定的性别来社会化。不仅男女赋予了不同的角色多而且关键是对这些角色的期待、评价和奖罚已事先包含着与个体素质几乎没有直接关系的不平等因素。于是，人们认为男性本是强者而不应该保持弱者的特质，同时人们认为女性是弱者而没有必要按强者的内容与方式去训练她们；于是，因为人们很难看到女性具有权力，便得出了她们不会有效地使用权力的结论，并限制她们丢获得权力；于是，娇嫩、服从、依赖、柔弱、保守甚至多情、无才便成了女性的天然“美德”，而留给男性的却成了坚强、进取、独立、理智、创造甚至支配和操纵了。 于是，男性的优势被夸大了、膨胀了、凝固了，甚至使人淡忘了它的来源且不知道如何去利用它；而女性的优势却被削弱了、抹煞了、湮灭了，甚至自以为天生如此而在很大范围内放弃应有的抗争。如果一位女性努力去学习并实践这种角色，以一种低能、被动、无独立性、甚至神经过敏的方式去“实现自我”，她便会受到鼓励并随之强化这种角色意识。相反，如果一位女性力图否认那种社会公认的而去客观地评价自我和真正地表现自我的话，她一方面会感到不舒服，因为她的行为与她从小形成的角色观念不相符，而更使始难堪的是另外一方面，她将面临着强大的社会舆论的压力，面临着失去友谊和爱情的危险，甚至最终因维护自己的平等地位而危及自己的立足之本。 现实就是这样的矛盾和残酷，社会化的模式和内容本来就不平等，又怎么去要求获得不同社会化结果的男女实现平等呢？女性一方面希望拥有与男性平等的地位，另一方面却在努力按照女性的传统准则在规范自己；社会—方面在呼唤男女平等、反对性别歧视，另一方面却又在按照与男性完全不同的角色期待在培养女性、评判女性。尽管男女不平等具有深刻的历史渊缘，但由于两性差别的被强化，我们也不见得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性别角色社会化是导致当今男女不平等的直接原因。 因此，要提倡妇女解放、实现男女平等，我们首先必须正视历史，正视造成两性分化的深刻的社会物质因素，普及科学技术，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就业机会，健全社会服务与社会保障体系，最大限度地减轻妇女的生育负担和家务负担，为她们全面地投入社会活动和参与社会分配创造充分的物质条件。其次，在切实尊重社会历史条件的基础上，全面认真地反省我们早已习惯了的对性别角色的期待及其社会化模式，在我们评价女性和使用女性的时候，首先看一看我们是怎样塑造她们的，问一问我们为女性的正常发展创造了什么样的舆论氛围和制度与保障，想一想我们在推动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的过程中所做的是否仅仅只是简单地保护什么、提倡什么和批判什么?至少应该知道：“荷尔蒙可以预先决定男孩或女孩的不同行为方式，但是社会化过程却能够否定由荷尔蒙决定的预先安排。 1 9 9 5年5月2 8日 主要参考文献： 潘允康 《在亚社会中沉思重》 中国妇女出版社 1 9 8 9年版 W·古德 《家庭》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 9 8 7年版 L·达维逊等 《性别社会学》 重庆出版社 1 9 8 9年版 D·波普诺 《社会学》 辽宁人民出版社 1 9 8 7年版 L·布鲁姆等 《社会学》 四川人民出版社 1 9 9 1年版 PAGE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