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5000年（）9

影响人类历史200件大事(9)上 世界五千年 科举 选人任官是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统治者十分重视的问。但由于具体的时 代差异性，选人任官的制度与措施在各个时代是有所不同的。总的说来，隋 唐以前是以荐举为主，考试为辅；隋唐以后则是以考试为主，荐举为辅。 所谓科举制度，乃是采取分科考试的办法，选拔封建国家所需要的各级 官吏的一种制度。它发源于隋朝，完备和兴盛于唐代，宋代更为发达，衰落 于明代，一直到清末始废除。它风风雨雨，曲曲折折于我国历史上达 1300 多年之久。这期间，它曾利国、利民、利朝廷，也曾误国、误民，最后也挽 救不了自身之灭亡。 任何事物的产生都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是有其历史背景和社会缘由的。 科举制作为中国历史上一项重要的选拔人才的制度也不例外。它之所以会产 生，一是由于最高封建统治者需要它，用它来选拔人才、任用人才，为其封 建统治服务，使其王朝长治不衰。隋文帝杨坚作为一个开明的封建统治者首 推科举制，开创了选官用人的新局面，是很有历史眼光的。二是隋朝之前社 会经济已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地主阶级内部的关系日趋复杂。南北朝后期， 庶族地主的经济实力迅速增长，他们对门阀世族地主的政治垄断日益不满， 要求参与政治事务的呼声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新兴的王朝就不能 不考虑这部分人的要求，否则，江山不牢。同时，世族门阀势力过于庞大对 最高统治者也是很大的威胁，他必须重建一种制约力量。封建统治者已别无 选择了。科举制就这样以崭新的面貌走到了历史的前台。三是魏晋南北朝时 代选拔人才的“九品中正制”已走向了穷途末路，它人为地压制摧残优秀人 才，造成了严重的社会恶果，为世人所唾弃。对于这个腐朽的用人制度，新 兴的隋王朝只能弃之不用，另辟蹊径。四是魏晋南北朝时代，分科考试、择 优录用的选仕方式已初露端倪，显示出潜在的蓬勃生机。统治者当然会择善 而用。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科举制度诞生于隋朝，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历史发 展的必然趋势。同时也是隋王朝为了维护与巩固其封建统治，在政治上所进 行的一项重大的改革措施。而且在隋立国之后，由于全国空前的大统一，中 央集权制的再度重新确立，封建国家机器开始日益完备起来，这就需要大批 适合当时政治需要的各级官吏。为选拔真正有才干的人，隋统治者另辟道路， 尝试采用考试办法来选拔人才。 科举制度在隋朝尚属开创阶段，还很不成熟，很不完善。而且在隋统治 的30年中，通过科举考试而录取的人数是很有限的。然而，隋统治者废除“九 品中正制”，实行科举制度，轻“门第”，重“才学”，任人唯贤。这在中 国古代选举制度发展史上确实是一次重大的变革，是一次巨大的进步。 科举制度在唐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与完备。在唐太宗、高宗年间（公 元627～655年），它已逐步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考试制度，成为中国封建 社会科举制度的典型。 唐朝初建时，为了笼络各地的豪强势力，也曾实行过“九品中正制”， 然而它分散了朝廷的权力，滋长了豪门势力，给封建统治造成了严重威胁， 因此不久便被废除，转而走科举考试之路。 唐高宗以后，要求做官的中小地主和知识分子越来越多，这时的科举取 仕数量比过去增多了，由科举入官的人的地位也提高了。武则天当政后，在 选人任官方面采取了放宽仕途、扩招人数的政策。她曾下令，官吏和百姓都 可以自荐做官或升官。她亲自接见所有被举荐或自荐之人，让他们一律试做 某官，当时称为“试官”。武则天还多次举行制科考试，并且创立了武举科， 亲自在洛城殿考贡士，开创了皇帝殿试的先河。这些措施使科举考试制度得 到很快发展。唐玄宗开元、天宝时期，科举选仕的规模又趋扩大。这时盛行 以诗赋取士的方式。中小地主和知识分子通过科举入仕，尤其是以进上获得 要职的人越来越多，对凭借门第荫封取得官位的权贵子弟的威胁越来越大。 所以，在唐朝中叶，两种官僚集团各自结成朋党，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这 场长达200年的权力纷争中，双方的成分也是相互转化的，科举出身的人掌 权时间长了也可能变成官僚贵族。有些人为了顺利地通过科举之路获得官 职，纷纷投到权贵门下，而朋党双方也借此机会拉拢这些举子，发展自己的 势力。每次科举考试之后，凡被录取的考生都要去拜见主考官，把他奉为“座 主”，自称是他的门生。同一期考取的考生互称同年。这些人很容易结成一 党。朋党之争是中小地主和大官僚贵族在权力的金字塔上争夺地盘的斗争， 科举制为这一斗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员。因为大官僚贵族的反对，这个时 期的科举制举步维艰。 唐朝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的来源有二：一是生徒，即指朝廷所设立的国 子监、弘文馆、崇文馆以及各地方州、县学馆的学生，实际上就是由国家教 育部门主管的各类学校毕业的学生；二是乡贡，即不属于以上类型的学生， 也就是社会上一般的读书人。 报考的时间大约是在每年的三四月间，这时正值槐树花季的末期。当时 就曾有这样的谚语：“槐花黄，举子忙。”宋朝著名诗人也写过“强随举子 踏槐花，槐花还似昔时忙”的诗句。 报考的办法是，中央和地方官学每年冬天，都可以通过校内考试，挑选 所谓学业有成者，送至礼部参加省试。凡中央六学、二馆的生徒，则由国子 监祭酒挑选，凡地方郡县的生徒，则由长吏挑选。即非由学校出身的乡贡， 而志愿报考的知识分子，先由本人向本县报名，由县令考选后送州，再由州 刺史复核，取中之后，便举行一种很隆重的仪式，然后贡送到中央，参加礼 部的省试。 国家级的科举考试称为省试。参加省试以前要先经过预选，预选合格者 被送到中央来参加省试。据历史记载，省试时，考生们要自带水、蜡烛、餐 具等，被点名后方可进入考场。考场用草席围隔、并有兵士守卫。进场时要 进行人身搜查，以防作弊。如果搜出书文，不管多少，一律驱逐出场，并且 罚两次不准参加考试。试卷有时糊名，有时不糊名。考试的时间有限制，白 天一整天，天晚后燃尽两三只蜡烛就要交卷。有诗记述当时的情景：“白莲 千朵照廊明，一片升平雅颂声，才唱第三条烛尽，南宫（指尚书省）风月画 难成。”又有诗云：“三条烛尽，烧残举子之心。”如果考生遇到不会的问 题，就在试卷上写上“对未审”三个宇。改卷时，对回答正确的问题就批一 个“通”字，对错答或不答的问题，就批一个“不”字。 在唐初，每年录取名额虽无定限，但实际录取人数是很有限的。秀才科 每年所取不过一二人，明经科每年约百人左右，进士科则不过一二十人。唐 代200年间，登进士者仅有三千余人。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开始对录 取名额作了明确规定。此后，对于每年的进士、明经科录取人数亦屡有限定。 凡是省试落第的人都可以进国子监学习，以伺再试。有的就留在京城， 复习作文，伺机呈献给公卿权贵，以求得举荐、通过省试即为及第。第一名 称为“状元”或“状头”。同时考取的进士互称“同年”。主考官叫“座主”、 “座师”，被录取的考生都是他的“门生”。然而，得了进士并不一定就有 官做，它只是一种身份，只具备了做官的资格，要做官还要经过吏部的考试， 考中者才授予官职。通不过这种考试的人称为“前进士”。“前进士”若得 权贵向朝廷保举也可做官，克部的考试称为“选试”，又称“释谒式”。它 包括身、言、书、判四个方面。先考书、判，看其书写是否工整遒美，文理 是否通顺流畅，然后试身、言，观其体貌是否俊伟，说话是否清晰，通过这 四项者即可授官。 唐朝科举所设科目繁多，而且唐代科举考试在不同的时期设立的科目不 尽相同，随时有增有减，前后总计不下几十种，其中常见的有：一、秀才。 依照规定，秀才科须考方略策五道，按文理通顺程度分四等录取。以秀才身 份做官的，分四等授于官职，分别为正八品上、正八品下、从八品上、从八 品下。然而此科只实行了一段时间便被废止了。二、进士。开始时只考时务 策，后来加考帖经和杂文。帖经又称帖文，是把经书前后两边都遮盖上，中 间只留一行，再把一行中的任意三个字贴住，考生把这三个字读出来。杂文 是指箴、铭等。唐玄宗之后，又把诗赋列为必考项目。进士按成绩分甲第、 乙第两等。取得进士身份的可能授以官职。甲第授九品上之官，乙第授九品 下之官。三、明经。明经科又分为五经、三经、二经、学究一经、三礼、三 传等。《孝经》、《论语》是所有参加科举的人都要掌握的。本科也考时务 策，明经科的录取分为四等，分别授与从八品下，正九品上、正九品下、从 九品下等官职。四、明法。是法律科，主要考律、令等。五、明字。主要考 《说文解字》、《字林》等，属于文字科。六、明算。属于数学科。主要考 《九章算术》、《周髀算经）等。七、诸史。一史指《史记》。三史指《史 记》、《汉书》、《后汉书》。属于史科，唐穆宗时设立。八、开元礼。考 唐玄宗开元年间制定的礼仪制度。九、童子科。10岁以下，只要能熟通一经 以及《孝经》、《论语》的儿童均可参加此科考试。能背诵十卷的可以授官， 能背诵七卷的可以授予出身。十、道举。本科只在唐玄宗时实行过。考《老 子》、《庄子》、《文子》、《列子》等。十一、制科。这是皇帝特招的知 名人士举行的考试科目。其中又可分为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等名目。考试日 期和项目都由皇帝临时决定。一般要考时务策，玄宗后加试诗赋。制科考试 优等的可得到较高的官职，次一等的可被授予出身。十二、武举。上面已经 谈到，武举由武则天创设。由兵部员外郎一人主持考试，分为平射、武举二 科。须考步射、马枪、马射、负重等，也考其语言，观其身材。武举在唐代 只实行了一段时间便停止了。以上各科中，考明经、进士的人最多。 考中了进士，叫做“及第”，第一名叫状元，第二名叫榜眼，第三名叫 探花。到武则天的时候，皇帝还在宫殿上亲自出题考试。所以有人把进士叫 做“天子门生”，意思是由皇帝亲自考取的。唐代实行科举考试，确实对统 治者来说，是一种比较客观的选拔人才的方法。 唐朝贞观初年，曾经有一次，唐太宗想亲自看看考进士的情况。在发榜 那天，他带着几个内侍，悄悄地来到考试进士的端门前，只见许多新考取的 进士，排成长长的一队，一个接一个地走了出来。唐太宗非常高兴，对身边 的内侍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彀是指射箭的时候箭所能达到的射 程，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天下的人才全都落到我的手中了。 唐太宗为什么那样高兴？因为他看到了，科举制度对他确实很有用。 到了北宋，在选拔人才方面也因袭了唐代的科举制度，同时又注入了新 的内容，使之更加完善，更为发达。 北宋时期科举考试的生源基本上与唐代相同。北宋京城开封设有国子 监，起初是皇戚贵族子弟读书的地方。国子监的毕业生可以直接参加科举考 试。不过，后来国子监允许成绩优异、有本乡官员保举的外地人进入学习。 第二种生源是地方上经层层考试选拔出的优秀书生。 北宋的考试科目也有十几种之多，有进士科、制科、词科、武举、童子、 九经、五经、三史、三礼、开元礼、学究、明法等，其中最重要的要数进士 科。 词科的设立，是宋代科举制度的最大特色。众所周知，宋代是中国文学 史上词的鼎盛时期，宋词与唐诗并称。究其原因，这大概与宋代科举考试中 词科的设立有密切的联系。 宋代的科举考试过程以进士科最为完整，它分为州试、省试、殿试三级。 州试时，进士科由州之通判主持，其余各科由录事参军（州长助理）主 持，考卷用红笔批阅，回答正确的写“通”，答错的写“不”。考官和监考 官要在试卷末尾署名。被录取的考生称为“举子”、“贡生”，冬季要到中 央尚书省集合，以待省试，举子们须将自己的籍贯、家世、年龄及参加考试 的次数如实向礼部汇报。他们要有十人担保，如果发现有人弄虚作假，违反 科举规定，考生即被取消考试资格，保人也要受连坐，也就是我们今天法律 上讲的要负连带责任。宋代规定，凡高祖以内有犯死罪者、不孝不悌者、商 人、还俗僧人、道人、残废人都没资格参加考试。 礼部在春季举行省试。主考官由皇帝任命，多由翰林学士、六部尚书担 任。考生入考场不得挟带书籍，考场内不准交头接耳。如果发现违反规定者 立即驱赶出场，下次不得参加科举考试。省试在白天进行，改变了唐朝以来 夜以继日、燃烛考试的做法。进士科的考场待遇比其他科好，有座位、有茶 汤，其他科的考生没座位，多伏在毡席上答卷，也没有茶汤供给，考生实在 渴了，便只好喝墨水，弄得黑嘴花脸，狼狈不堪。宋代科举考试实行试卷糊 名的做法，在职的官员也可以参加科举考试，他们可以不参加州试，直接参 加省试。 省试通过以后还要参加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宋代殿试的先例是宋太祖 赵匡胤开的，这次参加殿试的进士及其他各科及第者有28人。以后逐渐形成 了制度。皇帝之所以要亲自主持殿试就是为了避免考官和考生建立特殊关 系，结党营私，危及他的中央集权政治。 殿试的时候，殿的两厢挂帷帐，设座席，上面写有考生的姓名，在考试 前一天，在宫墙外发榜公布入场次序。第二天考生们依次入场，对号入座。 试卷答完后交给宦官，由宦官转交给编排官，揭去卷首的籍贯、姓名，编上 号码代替。然后编排官再交给封弥官，由封弥官誊写校核，加盖御书院印章 后送给考官批改。批完的试卷要将评定结果密封起来，交给复考官再次评定。 最后由编排官检阅两次评定，假如两次评定的差别很大，还要进行第三次批 阅。如果评定结果仍有悬殊，就以相近的两次评定成绩为确定最后成绩。 然后对应编号和姓名，并按成绩分成等级。各等级的名册及试卷都要报皇帝 审批。可见殿试的程序够细致的，也够繁琐的。殿试成绩分为五等，这五等 进士分为三甲：一二等为一甲，赐进士及第；三等为二甲，赐进士出身；四 五等为三甲，赐同进士出身。皇帝将三甲进士的名单确定后，便派人在殿前 宣布，称为“临轩唱第”。尔后皇帝还要赐给及第者绿袍和笏板。第一名归 第时，朝廷派仪仗队开路，风光非常。同时，考中者还要按名次出钱，举行 庆祝活动，摆设“闻喜宴”。 宋代的科举制度与唐代相比，录取名额比以前扩大了，被录取人的待遇 也提高了。唐代每次进士及第的人不过二三十人，宋代扩大到二三百人，甚 至更多。宋太宗在位21年，通过科举而得官的将近一万人。宋代经过省试、 殿试者便立即授予官职，而且成绩优秀者还可得高官。唐代考中进士只是有 了做官的资格，若要做官，还要经过吏部的考试。 除此之外，宋代考试程序进一步严格。 为了确保人才的质量，防止弄虚作假、滥竽充数，宋代科举考试，从乡 贡到殿试的各个环节，几乎都有相应的保障措施，主要有：第一，规定名额、 谨防滥举。州试的录取比例大约为1％，省试稍高。第二，重视举子的体质， 禁止举荐残疾人。如果发现这类人，不准送到中央，吏部也不能接受。第三， 实行“互保连坐”法，防止冒名伪荐，假如发现不合规定的举子，即送回原 籍，保人永远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第四，专门设立“别试院”，以隔离考官 子弟与其亲属。第五，实行“锁院“制度，防止泄秘。考官一经任命，便立 即停止原来的工作，搬入贡院（一般举士的考场）办公，同时封锁消息。考 试结束后考生退出考场，再次“锁院”，在秘密状态下阅评考卷。第六，采 取糊名誊卷法，防止舞弊。这些措施的实行，基本上保证了考生及被录取者 的质量，是行之有效的。 南宋的科举考试，大体上与北宋一脉相承，仅在一些枝节上有些变动。 元代，科举制度很不发达，远没达到唐宋时水平。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 是多种多样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出身游牧民族的元朝统治者文化水平较低， 认识不到文人的重要作用，他们只认为能征战的武夫才是人才。他们对科举 制度不重视，因此压抑、歧视知识分子的现象十分普遍。这种状况后来有所 转变。一直到元仁宗延祜二年（公元1315年）才正式开科取士。 元朝的科举考试与唐宋相比，加入许多民族歧视性的东西。 元朝的科举考试每三年举行一次，考试分乡试（行省考试）、会试（礼 部考试）、御试（殿试）三级。乡试由中书省派驻地方的执行机构行中书省 主持，录取300人。乡试取中以后，再到礼部进行会试，会试取100名。然 后就进行御试，御试录取五六十人到八九十人不等。被录取者也分三甲：第 一名赐进士及第，授六品官；二甲进士授正七品官；三甲进士授正八品官。 元朝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它把人分成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 色目人，其中包括西夏、回回等西北各少数民族；第三等是汉人，其中包括 契丹、女真和原金朝统治下的汉人；第四等是南人，即长江以南的汉人及西 南各少数民族。这种民族歧视政策也表现在科举考试上。在进行各级考试时， 一二等人都和三四等人分开。乡试、会试时，蒙古人和色目人只考两场，汉 人和南人则要考三场。御试时，即使同考策问，但一二等人写500字就可以 了，而三四等人却要写1000字。考试内容的难易也不一样，蒙古人、色目人 的题目比较容易，汉人、南人的题日则较难。前两等人如果愿意参加后两等 人的考试，考中后可以比汉人、南人高一等授官。 明朝建立后，为了加强中央专制的集权，对科举制也进行重大改革。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其创立基业的过程中认识到了人才的重要 性，所以他很重视人才，选拔人才不拘一格，明朝建立后的第三年就开了科 举，可是朱元璋看到科举得到的人才中有不少人缺乏实际工作经验，难以胜 任，就一度停了科举，实行荐举取仕，几年后才又恢复科举考试。为了保障 人才源源不尽，朱元璋在实行科举制和举荐制的同时，十分重视兴办学校。 中央设立国子学，生源是宦官子弟及乡下成绩优异的书生。除此之外，各府、 州、县也都兴办学校。这时的科举考试在内容上日趋腐朽，朱熹集注的四书 五经被规定为学校的教材和考试内容。作文的形式也趋死板，严格要求以八 股文的形式，扼杀了创新，这就严重阻碍了自然科学的发展，因此，使像《本 草纲目》这样的世界医学名著当时也不被承认。同时，这一时期的科举取士 程序也变得更为严密、繁琐。科举制度的优越性逐渐丧失了，因而日趋没落。 明朝科举考试的科目与历代相比大大减少了，只有进士科、武举科，不过， 武举科并不景气。 明代的科举制度，实际上是一种文化专制主义。 明朝的正式考试分为四级：县试、府试、会试和殿试。 县试与府试。明代科举每三年一届，每届从基层贡举为起点。县试、府 试都要由知县、知府亲自主考。县试优秀者送至府，进行府试，考中者被称 为生员（即秀才）或相公，考不中者称为童生。府试后再选优秀生进贡给省。 中了秀才就脱离一般平民，进入了统治阶级的圈子，秀才见了知县可以不跪， 官府也不能对他随便用刑。 乡试。乡试是各省面向生员举行的科举考试，在各省省会进行。乡试三 年一次，每逢子、卯、午、酉年的八月初九、十二、十五举行，时值秋天， 故乡试又称“秋闱”，共考三场，第一场考经义，第二场考礼乐论述，第三 场考经史时务。三场考试都合格者，10天后再面试骑、射、书、算、律五艺， 看其知识面的大小，面试通过者按名额录取。乡试取中的称举人，第一名叫 解元。举人不仅有资格参加全国性的会试，而且可以做官（以知县为主）。 会试。会试由礼部主办。在京城举行，相当于唐宋时的省试。参加会试 的是全国各地的举人。会试在乡试的第二年，即丑、辰、未、戍年的春季二 月举行，因此会试又被称为“春闱”或“礼闱”。录取名额一般是三四百人。 被录取者称为贡士，第一名称“会元”。会试的考试内容与乡试相同。考试 时，试卷之首须书写三代姓名、籍贯、年龄等，并要有官府印记。半夜入考 场，入场时要搜身检查，然后每人给三只烛进入考房。试卷糊名、弥封。考 生用墨笔回答问题。答题时必须避讳皇帝的名字庙号。 殿试。明代国家科举的最高一级考试便是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一般 在会试的三月初举行。被录取者称为进士。进士分为三甲：第一甲三人（第 一、二、三名），分别称为“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 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殿试每届录取人数不定，一般为 100人左右，一甲的 3名进士殿试后立即授官，状元一般授翰林院修撰，榜 眼、探花授翰林院编修。二三甲进士可以参加翰林院的“馆选”，考取后授 重要职位，如果考不取，可以授给御史、六部主事、知州、知县等官。 明朝科举制度的保护措施也与前代不伺。第一，正式官吏和已经科举入 仕者不能再参加科举；第二，凡罢免的官吏及倡优之流不在允许范围之内； 第三，落选者不得喧哗取闹，纠缠考官；第四，考官不得徇私情。以上违反 规定者一经查出，就予以除名。 与前几代的科举考试相比，明朝的科举制有以下特点：第一，过程更加 复杂。自县试到殿试细分成五级，这种繁琐的考试程序，不仅浪费了大量的 人力物力，而且耗费了无数考生的黄金年华。有的人皓首穷经，到花甲之年 才弄个一官半职。“六十魁天下”，“七十致仕”的人屡见不鲜。第二，考 试内容庞杂。不仅考经义，而且更考朱熹的集注。笔试后还要面试度“五艺”。 考试难度增大了。第三，有一套较完备的保障措施。第四，生源更加广泛， 甚至有外国人参加。如洪武四年就有6名高丽人来应试。 清朝，已处于中国封建制度的逐渐崩溃阶段。它也一直实行科举制度， 从皇太极即位一直到20世纪初。 清朝的科举制度基本上是沿袭明朝。考试程序、录取原则、授官方式及 考试时间大体上一样，只是在长期的推行过程中，细则更多，内容和格式更 加僵化、死板，到晚清时已成为众矢之的。 清朝的科举制有以下特点：第一，考试贴诗。自院试到会试都要考，这 是一种形式古板，内容呆滞的诗题，必须严格以题而作，以韵而作，不能随 意抒情言志，多是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空洞无物。第二，重书法。八股文 本来就贫乏空洞，加之清朝大兴文字狱，文章的内容可想而知。在考官难以 用内容评定成绩的情况下，就想出了新招，以书法的优劣评定成绩。就连皇 帝也难以例外。这说明科举制此时已病入膏盲，不可救药了。第三，用官话。 由于中国幅员辽阔，方音多，如果官员们没有统一的官话，对工作十分不利。 所以，清帝下令科举考试要考官话，即北京话。在不少地方设立了正音院， 教授官话。这项措施对促进中国语言的化，加强全国各地的文化交流， 起了积极作用。 明、清时期，既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发展和巩固时期，也 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进一步强化时期。反映在思想文化上，就是封建统 治者大兴文字狱，科举上八股取士，大力加强对人民的思想控制。 明、清两代都采用八股文体的考试作文形式，因而，在这里有必要对八 股文作些简单介绍。八股文，又称“八比文”或“时文”等，因其题目出自 四书五经，因此，也有人称之为“四书文”。它有周定的格式和一系列严格 规定，文章开头是破题、承题，接着是起讲、领题（入手）、提比（起股）、 中比（中股）、后比（后股）、束比（束股）、落下等部分。破题共两句， 点破题目的中心意思；承题三句或四句，进一步说明中心意思；起讲是概述 全篇，为议论的起点；入手即起讲后的入手之处；提比、中比、后比、束比 是正式议论，其中中比是全文的重心。因为这四个部分中每一部分都有两股 对偶的文字，总共八股，故称八股文。八股文的每部分间由固定的虚词连接， 如“今夫”、“也乎哉”等，以至于每部分多少字都有规定。八股文多以四 书五经上的一句话为题，句子短的称小题，句子长的称大题，不同级别的考 试考题不同。 八股文是封建统治者实行奴才统治的工具，它扼杀了人的智慧，钳制了 人民的思想，使无数的知识分子把毕生精力钻在经书中，他们做了官后，就 成为统治者的忠实奴仆，他们文不能治国，武不能安邦，因此，八股文一直 受到不少仁人志士的抨击和诅咒。 清朝科举制的弊病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考试程序太繁琐、复杂。 自县试到殿试，要经过六次考试，使考生一年四季处于考、考、考的紧张状 态中，疲于奔命。浪费了广大知识分子的时光，六七十岁的举人、贡士，八 九十岁的进士屡见不鲜。第二，内容陈腐，着重四书五经、朱熹集注。虽然 清末戊戌变法时，光绪帝曾采纳康有为的建议，增考中国历史、政治及世界 各国的政治，废除八股文，可是仍保留了四书五经的封建内容，即使这样， 这种改良也因光绪帝被幽禁，戊戌变法失败而流产了，这种考试内容束缚了 考生的思想，窒息了他们的创造性，使天才得不到发挥。例如著名思想家、 哲学家戴震就被拒之于进士大门外。第三，八股文风日盛日昌，泛滥成灾。 考生们为遣字排比、拼凑对偶而咬文嚼字、挖空心思，考不出水平，发掘不 出真正的人才。第四，舞弊现象越来越严重，陷入绝境。下自县令、上到宰 相无不为之。第五，考需脱节。考试内容只在故纸堆中打转转，长期脱离实 际需要，使不少新官难以胜任。 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面临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 度的挑战，与西方相比，清帝国明显地衰老了，改革势所必然。在全国上下 要求废除科举的呼声中，慈禧太后不得不于1905年7月宣布废除科举制。至 此，在中国历史上盛行1300多年的科举制正式寿终正寝了。 19世纪五六十年代，与清朝存在的同时，南方曾存在过一个相对立的太 平天国政权，它也曾实行过科举制，它有别于以往的封建统治者实行过的科 举制度。 科举考试自太平天国1853年定都天京后就正式实行了。它分为县试、省 试、京试三级，分别相当于清朝的院试、乡试、会试和殿试。考试分文武两 科取仕。京试后改为天试。同时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也都 举行京试，称为东试、北试、翼试。这四种考试分别在四王的生日所在月份 举行，因此一年之中有四次京试。后来规定每三年科考一次。 太平天国的考试内容为诗和策论，废除了四书五经，改考《天命诏旨书》、 《新旧约》等太平天国典籍。太平天国的科举考试不论出身贵贱都可报考， 体现了平等、人道精神。做官者也可再考，考中者受提拔。考试的录取标准 较宽，录取名额也多。这些制度对选拔人才、巩固革命政权都起了重要作用。 太平天国的科举考试仍然沿用前代科举制的称谓，县试考中者称秀才， 省试考中者称科举人，天试取中者分一二三甲，一甲3人，称状元、榜眼、 探花。同时，太平天国在科举考试中仍因袭清朝八股体作文、试贴作诗的作 法，与其提倡的朴实、明朗的文风相矛盾。这些又折射出了太平天国革命的 不彻底性。 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 化等各方面的制度及其成就极大地影响了世界文明的进程。作为一种选举制 度——科举制度也对世界的文明史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科举制度从元朝开始传向邻邦和西方。元朝政府曾任用少数外国人做 官，这些人后来返回祖国后，就把熟悉的中国文明向本国政府介绍。科举制 度由此传入西方。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元朝做了17年官，十分了解中 国的官场和官吏选拔、任用制度。他回国后把在中国官场的见闻整理成书， 扩大了中国文明的影响。 明清时期，科举制度继续西传，引起西方人的极大兴趣和关注，介绍中 国科举制度的书籍不断增多，《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中国札记》等著作 广泛宣传了中国的考试取仕制度。英国有不少人竟呼吁本国政府仿照执行。 1855—1870年，是英国文官制度形成的重要时期，中国的科举考试给成长中 的英国文官制度注入了新鲜血液，公开考试、择优录取、机会均等的原则逐 渐成为英国文官制度的基础。美国的文官制度也参照了中国的科举制。因此 西方人把中国看成西方文官制度的故乡是有历史根据的。 只要有考试，就必定有作弊现象，这是一条铁的规律。科举考试中的奇 怪现象也就多种多样。 科举考试产生以后，历代统治者都采取了相应措施以预防作弊，例如糊 名、搜身、誊录、磨勘等。可是作弊现象不仅屡禁不止，而且越来越多，真 可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作弊的方法多种多样，主要有代考、传递卷 子、割卷、贿买、挟带等。割卷就是考官在改卷时调换卷子。挟带一般是用 极小的字体把四书五经抄在薄如蝉翼的纸上，然后把它藏在笔管里、鞋子里 或砚台底部。有的写在衣服上。现在的故宫博物馆里有一件袍子，衣底用芝 麻大的字抄录了十三经。有的用药汁作墨，把书抄在青布衣上，上面涂上泥 巴，入考场后将泥巴揉去，字就露了出来。还有的贿赂考官，将书籍文章事 先藏入考场。由此可见，有些举子为了功名利禄，真是煞费苦心，想尽办法。 然而，历代科考作弊最严重的现象莫过于各种各样的贿考了。唐玄宗年间， 杨国忠任宰相时，他的儿子杨喧参加科考，成绩不合格，礼部侍郎达奚峋不 想录取他，杨国忠知道后怒不可遏，大骂考官，达氏畏惧其权势，只好录取 了杨喧。再如，明朝著名太监刘瑾，在一次会试时把一张50多人的名单交给 考官，让其录取，考官不敢违抗，只好照旨录取。有的考官因没处理好这个 关系，掉了乌纱，丢了性命，也有的考官因此得以擢升。 下面就是一例典型的科举考试中的舞弊案。 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江南乡试的正副考官左必蕃、赵晋勾结两 江总督噶礼，大量录取盐商子弟，收取重贿。因此，考生哗然，千余人聚集 起来，把五路财神像放入府学，并且作诗讽刺之。有一幅对联这样写道：“左 丘明两目无珠，赵子龙一身是胆。”以隐讽两位主考官。有人用纸把贡院的 匾糊上，将“贡院”二字改写成“卖完”，总督心虚，来个恶人先告状，把 为首的闹事考生缉拿入狱。此案几经周折，康熙帝多次亲自过问，最后才弄 清真相。结果是，噶、左被革职，赵晋被杀头，这一舞弊案在当时震动很大。 清朝咸丰年间，盛行“递条子”的舞弊办法。考试后考生向考官偷递纸 条，写明答卷内何处有记号，当然递条子之前先要递上别的东西。后来，递 条的方法又有改进。在纸上画上圆圈，一圈表示100两银子，五圈就暗示若 被录取，赠银500两。 其实身为天子的皇帝也不例外，他们也很难做到一视同仁，或是故意破 坏科举结果。 有的皇帝以貌取人、甚至荒唐到以名取人的地步。明朝建文二年（公元 400年）殿试，按成绩王艮应为状元，由于其貌不扬被降为第二名。正统四 年（公元1439年）殿试，张和因眼有毛病被降到二甲。永乐二十二年（公元 1424年）殿试，孙曰恭理应成为状元，因其名字“曰恭”合起来似“暴”， 把他降为第三名，把邢宽升为第一名，表示刑法宽松，喻其仁政。还有嘉靖 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殿试，本来应该把吴情定为状元，因“无”“吴” 同音，皇帝认为此人“无情”，便把他降到第三名。定名时，由于皇帝老见 殿中的帐幔被风刮成“雷”字，就寻找名字中带“雷”的人，结果一个叫春 鸣雷的被鬼使神差地定为状元。 牛李党争 在中国古代，经常有官僚集团，由于政治利害冲突而分成不同的派别， 相互之间进行斗争的情况，这些勾结在一起的政治集团被称为“朋党”，他 们之间的斗争便称为“朋党之争”。唐代后期，政治越来越腐败，宦官的权 力也越来越大。 在宦官专权的时候，朝廷官员中，反对宦官的，大都遭到排挤打击。一 些依附宦官的朝官，又分成两个派别。两派官员互相倾轧，争吵不休，一直 闹了40年，历史上把这种争吵叫做“朋党之争”，由于两派的首领分别姓牛 和姓李，所以又叫做“牛李党争”。这场争吵很厉害，从唐穆宗时开始，一 直争到唐宣宗末年，一共延续了40年的时间。所以唐文宗对此非常苦恼，曾 经感慨地说：“要除去河北境内的反贼很容易，可是要除去朝廷中的朋党真 是太难了啊！” 牛党是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官僚集团；李党是以李德裕为首的官僚 集团。牛僧孺、李宗闵都是科举出身。李德裕出身世家旧族，他父亲李吉甫 是前任宰相，对由科举出身的庶族官僚抱有成见。他曾经说：“朝廷大官要 用公卿子弟，因其从小熟悉典礼规矩，不须教习。寒士即使才学出众，登第 之后，一样样都得从头学起，不会十分娴熟。” 由于李德裕看不起科举出身的官员，所以对于这次漫长的朋党之争，到 底在争些什么东西，有些人就得到错误理解，认为是在争出身的高低。以前 就有不少学者说，牛党的人非常重视进士科，代表中小地主利益，而李党重 门第，反对进士科，代表士族地主；双方斗争的焦点是对进士科的态度；发 生分歧的原因就是由于牛李两党出身于不同的阶层。由此看来，牛党要比李 党进步一些。其实事实上并非如此。 李党虽有门第成见，这是习惯势力造成的。李德裕办事，比牛僧孺要可 取得多。牛党多靠座主（主考官）、门生（考中的进士）、同门的关系，结 成一伙，然而已经上升为大官僚地主，他们与李党的斗争，完全是统治阶级 上层的内部矛盾，争权势，争剥削利益，很少有别的原因。 首先，牛李两党的双方都是由出身复杂的官员组成的，他们都来自不同 的阶层，有中小地主，也有大官僚世家的后代。拿所谓的中小地主出身的李 党来说，除了有限的几个人出身于士族地主以外，其中陈夷行、李让夷、李 商隐、王茂元、刘轲等，都是庶族地主，根本不是士族出身。牛僧孺集团中， 虽然有几个庶族地主，但也包括很多士族地主在内。例如李宗闵、李珏、杨 嗣复、杨汉公、杨虞卿、杜琮、杜牧等都是士族地主出身。可见，牛李任何 一党，都是由士族与庶族混合组成的，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单从出身上来 解释牛李党争的真正原因肯定是不能得出正确答案的。再说，无论是牛党还 是李党，他们的政治集团中，都有一些人是进士及第。当然，李德裕确实批 评过进士科的浮华，但他反对的主要是进士科考试中的弊病。唐文宗时李德 裕曾建议“进士试仪论，不试诗赋”，因为善于吟诗作赋的人不一定能经邦 济世。他认为呼主考官为“座主”、自称“门生”是一种互相勾结的恶习。 李德裕执政时，取消了进士及第后的曲江大会。他这样做，既可以限制“座 主”与“门生”之间互相勾结，又能克服春宴花费万钱的弊端，使中小地主 避免由于贫穷无力举办宴会而“苦于成名”的困难。李德裕的这些改革无疑 是正确的。 从上述情况看来，牛李两党分歧的根源，并不是由于士庶两个阶层间的 对立，他们斗争的焦点，也不是赞成或反对进士科的问题，实际是两个集团 的政治态度存在严重分歧。从唐宪宗开始，历经宪宗、穆宗、敬宗、文宗、 武宗、宣宗前后六个朝代，两个集团之间对许多政治问题的认识和解决办法， 都是针锋相对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其中最突出的是对当时严重的藩镇割据 局面的态度上的矛盾冲突。 藩镇割据与藩镇战争是唐代后期统治阶级内部最大的纷争。牛、李两党 对藩帅自擅、叛乱所持的政见是泾渭分明的。唐宪宗（806—820年）统治初 期，李德裕父李吉甫任相期间，就力主限制藩镇。剑南节度使刘辟叛乱时， 由于“吉甫密赞其谋”，才使宪宗决定“诛讨之”。不久，又因李吉甫的建 议，平定了镇海节度使李锜的抗拒。唐德宗（780—805年）以来，“姑息藩 镇，有终身不易地者”。李吉甫任相后，一反德宗时的政策，一年之内，调 换了三十六镇的节度使。把那些终身不易演成世袭的藩镇逐步撤换，这确实 是抑制藩镇的一个强有力的措施，防止了藩镇势力的进一步扩大，对稳定国 家政局，保持国家统一是有进步意义的。 元和九年（814年），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他的儿子吴元济请接替父 职，李吉甫主张趁这个时候夺取吴元济的兵权。这一建议正符合唐宪宗的想 法，于是宪宗正式下诏讨伐淮西叛乱。可惜未等正式开战，李吉甫在这年10 月便去世了。由于李吉甫执政时期坚决打击藩镇，所以后来牛党攻击他说各 种滥用兵力所造成的祸害，都是由李吉甫引起的。裴度执政以后，继续打击 淮西的吴元济，并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唐武宗时期，李德裕执政，坚决打击割据的刘稹，终于消灭了他，收复 了五州三十县。 牛僧孺、李宗闵和李党相反，他们反对朝廷平叛。元和三年，宰相李吉 甫积极平叛时，牛僧孺、李宗闵利用制科考试之机，攻击李吉甫喜欢动用武 力解决问题，实际就是反对朝廷打击割据的节度使。元和十二年，裴度执政 时，他支持李吉甫的政治主张，积极准备，组织大军继续讨伐淮西吴元济的 叛乱势力。当时牛党成员李逢吉坚决反对这么做，怕他取得成功，私下里一 个劲地诅咒裴度，希望他早一点失败。另一牛党成员令狐楚，也反对讨伐吴 元济。至于牛僧孺，更是统一战争的反对派。如唐文宗太和五年（831年）， 幽州杨志诚逐其帅李载义，皇帝问计于宰相牛僧孺，他回答说：“范阳从安 史以来，就不属朝廷所有，穆宗时平定刘总，朝廷耗费80多万缗，实际没得 尺帛斗粟的好处。现在杨志诚夺了李载义的权，和当年李载义当节度使的情 况相似，朝廷不必干涉，承认其合法，利用他抵抗契丹，何必劳师动众去讨 伐呢？”从这段话可以看出，牛僧孺是坚决反对朝廷讨伐反叛藩镇的。唐太 和九年（834年），幽州的军队又准备把主帅杨志诚赶跑，再推举史元忠为 帅。对这种带有明显叛乱色彩的举动，牛僧孺照样不闻不问，承认这一既成 事实。可见，牛、李两党对于藩镇割据的态度，是有根本分歧的。分析两派 的不同态度，李党显然比牛党进步。安史之乱以后，除了阶级矛盾以外，政 治上的主要矛盾就是中央集权和地方割据的斗争，也就是藩镇割据问题。这 关系着唐朝每一个阶级、阶层和政治集团的根本利益。对待这样一个关系全 局的大问题，各个政治阶层都会有自己的态度，牛、李两党当然不会例外。 牛僧儒等人对待割据的藩镇，向来持姑息养奸息事宁人的态度，而李党却一 贯主张坚决平定叛乱，争取国家重新统一。唐朝之后出现了长期分裂割据的 局面，严重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这笔帐，与牛党纵容唐末藩镇割据有很 大的关系。 除了对藩镇割据的态度不一样以外，牛、李两党的政治改革观点也不一 样。 李党重视政治改革，牛僧孺主张维持现状。元和年间，李吉甫认为，从 秦到隋共十三朝，而设官最多者就算是唐。因此他建议省并州县，裁汰冗员。 唐宪宗采纳了他的建议，于元和六年，精简京官1769名，外官808名。唐武 宗会昌年间，李吉甫之子李德裕执政时，也精减冗官一千余名。事实非常明 显，精减机构，节省开支，在一定程度上能减轻人民的负担，当然是一项进 步措施。对于这一措施，牛党却坚决反对，大中年间牛党成员白敏中执政， 立即把会昌年间所减州县官又增加到383名。 在其他一些问题上，两党也一直互不相让争斗不已，有时甚至到了这种 地步，即不论什么事情，只要牛党同意的，李党必定坚决反对，根本不考虑 原因和后果；反过来李党对牛党也是一样。 李党反对佛教，会昌年间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灭佛运动，收效甚大。而牛 党相反，大中元年（847年），废除对佛教的禁令，结果“僧尼之弊皆复其 旧”。 李党坚决维护边区安全，反对吐蕃奴隶主的侵扰，而牛党却苟且偷安， 胆小如鼠，执行民族投降主义政策。 以上简单讲了一下牛李两党的分歧所在，其实他们的分歧很多，很难一 下子讲得全面而清楚。 牛李两个朋党斗争的过程也相当漫长，前后40年，经历了六个皇帝。要 讲清楚也不容易。简单地讲，两党之间大致经历过五次大的斗争。 第一次斗争是在元和三年（808年），当时李吉甫（李德裕之父）执政。 在制科考试当中，牛僧孺、李宗闵、皇甫是在文中批评时政，涉及平藩、限 制宦官等问题。这年担任考官的是杨于陵、韦贯之。考试揭晓后、牛僧孺、 李宗闵因为敢于批评朝政，并向朝廷提了很好的政治建议，而被选为上策， 即甲等考生。 这件事让宰相李吉甫知道了。李吉甫是个士族出身的官员，他本来就瞧 不起科举出身的官员，现在出身低微的李宗闵、牛僧孺居然敢批评朝政，揭 了他的短处，更加生气。他在唐宪宗面前哭着说，这两人被推荐，完全是因 为跟试官有私人关系。唐宪宗听信了李吉甫的话，把几个试官降了职，李宗 闵和牛僧孺也没有受到提拔。 其实，对待科举制度，李党一直都很反感，而牛党则一直非常支持。由 于科举制的长期推行，大大地改变了官员中的成分。由科举出身的一部分庶 族地主上升为大官僚大地主，在朝官中形成了新的集团势力。当时，同榜登 第的进士称同年，进士与主考官称为门生与座主。他们互相提拔。如唐代宗 时（762—779年），宰相常衮当权的时候，他的手下人甚至大部分朝廷和地 方的官员都是由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人才。当时流行一种说法：凡是未经科 举选拔的人，都无资格当选为官员。可见牛党重视科举的程度。再比如牛党 头目杨嗣复执政的时候，由于他和牛僧孺、李宗闵等人都是通过科举考试， 升上来的人，很像现代的同学关系，所以他们之间的感情非常好；在官场上 也是互相提拔，互相照顾，很快便形成了小集团。这说明，随着科举制的发 展，使得专以门第而任官的社会风尚日趋衰落，世家旧族在政权中逐渐失势。 因此，科举出身的官僚和世家旧族之间，由于存在着出身和门第上的区别， 由于存在着对权势和剥削利益上的争夺，两派斗争非常激烈。牛、李两党就 是这两种不同派系的代表。 “牛党重科举，李党重门第”，是两党对待这一问题的基本态度。李德 裕出身于公卿宗门，连皇帝都说他的家“一直都是豪门大族；在朝廷上连着 父子两代都当上了宰相，一连六个皇帝执政时都被封为侯伯的高贵爵位，真 是一个了不起的高贵的大家族啊！”对于自己高贵的出身，李德裕本人也非 常骄傲，他是通过世袭父亲的职位才做上宰相的，所以他很讨厌科举制度， 平时甚至连跟科举考生讲话都觉得是一种很难堪的事情。他曾经在武宗面前 直接了当地讲“在朝廷里当大官的人，我认为都应该是王侯将相的子弟，为 什么呢？因为这些出身高贵的人从小就跟着父亲学习怎样处理国家大事，很 熟悉朝廷上上下下的各种事情。那些朝廷上的礼仪，礼节和规矩，他们从小 就学会了，根本不用再教了。可是那些出身低微的人呢？即使他们之中有那 么一些出色的人才，可是在他考上进士之后，还是得一步一步，一级一级地 往上爬，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学会怎样治理国家。所以，朝廷中的大官，应该 用我们这些出身高贵的人。”李党的另一位得力干将郑覃，对科举制度更是 深恶痛绝。他认为，陈后主、隋杨帝之所以亡国，就是因为他们任用了太多 的出身寒微的士人。 其实李党这些反对科举制度的观点尽管有些偏激，还是有些可取之处 的。当时已经到了中晚唐时期，科举制度经过很长时间的发展，已经变得弊 端很多了。那些进士出身的官僚把持着录取权，许多高官显贵给考官送礼请 托，让他们照顾自己的子弟。一旦考上之后，那些考官又把这些新考中的进 士拉到自己这一派中，形成大大小小的政治集团。这样一来，科举考试就经 常录取一些不学无术的人当官，影响了朝廷政治事务。所以李党的人要攻击 科举制度。 牛李党争的第二次大斗争是在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年）。当时牛党的 骨干李宗闵任中书舍人。那一年科举考试时，由礼部侍郎钱徽和另一个小官 杨汝士主持。李党的成员李绅和段文昌暗中请钱徽在考试时照顾一下自己的 亲戚朋友，钱徽表面上答应了。可到张榜公布时一看，李党成员的子弟一个 也没取上，倒是牛党成员的子弟录取了不少。于是李绅和段文昌上诉宣宗， 揭发钱徽营私舞弊，录取的人大都是走后门的人。唐穆宗征求李党首领李德 裕的意见，李德裕支持了段文昌的上诉。因此穆宗决定复试，复试结果，把 已经及第的进士淘汰了十余人之多（大约一半左右）。唐穆宗对这次科举有 关人员，分别给以惩处。负主要责任者中书舍人李宗闵被贬为剑州（今四川 剑阁梓潼等县地）刺史，钱徽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一带）刺史。这是牛李 两党斗争的表面化的开始。从那时起，两党便明目张胆地开展斗争，再也不 掩盖自己对对方的敌视情绪。 被贬之后，李宗闵认为李德裕成心排挤他，把李德裕恨透了。牛僧孺当 然同情李宗闵。打这以后，李宗闵、牛僧孺就跟一些科举出身的官员结成一 派，李德裕也跟士族出身的官员结成一派，两下明争暗斗得厉害。 第三次斗争是在长庆三年。当时牛党的骨干李逢吉执政。他一掌权，便 提拔牛僧孺为宰相，而把同样有资格做宰相的李德裕赶出首都长安，到南方 浙江去当一个地方官“浙西观察使”。从此之后便不再提拔他，一连8年都 没给他调动职务。对于李党的其他一些人员，牛党也同样压制排挤，一时间 朝廷上下都是牛党的人员，李党的官员要么得不到提拔，要么被贬到外地去 做官。这样一来，牛李两党的矛盾就更大了。 但是牛党不可能永远得势。到唐武宗执政的时候，李党领袖李德裕终于 回到了长安，当上宰相执政了。他当然不会放过牛党的成员。找机会好好整 治他们一番。于是第四次牛李党争便出现了。 李德裕入朝执政的时候，牛僧孺正在担任山南东道节度使。会昌元年（841 年）八月，襄州（今湖北襄阳）水灾，李德裕将这个地区受灾的罪责全推到 牛僧孺身上，撤销了他的职务，调他当太子太师。与此同时，牛党骨干李宗 闵任太子宾客分管东部。会昌三年，贬李宗闵为湖州（今浙江吴兴、德兴、 吉安、长兴等县）刺史，让他离开东都。 牛僧孺和李宗闵虽然被贬，但李德裕并不甘心，还要彻底打击他们。会 昌四年（844年）十月，李德裕围攻叛乱分子刘稹，并取得了重大胜利。李 德裕借机揭发牛僧孺、李宗闵和昭义镇叛乱分子互相勾结，唐武宗大怒，立 即贬牛僧孺为太子少副，李宗闵为漳州（今福建漳浦）刺史。过了几天。再 贬牛僧孺为汀州（今福建长汀）长史，李宗闵为漳州长史。十一月，三贬牛 僧孺为循州（今广东惠州市东）长史，把李宗闵流放封州。在不到60天之中， 连续贬了三次，在唐朝历史上是罕见的。可见当时党争的激烈程度。 唐武宗时期是牛李党争最为激烈的时期。当时李德裕执政，李党的权势 也达到了顶峰。他趁机开始贯彻打击藩镇割据的策略，讨伐刘稹叛乱，收复 了泽州、潞州一带地方。牛党虽然反对用兵讨伐藩镇，但此时由于无权，也 只好作罢。李德裕打击藩镇割据的做法，比牛党的姑息养奸要进步得多。 当时唐武宗因为全国佛教寺庙太多，不但占用了大量的土地，而且许多 青年男女去当和尚、尼姑，也减少了许多劳动力，下令拆寺庙，让和尚、尼 姑还俗。李德裕很支持武宗的这一做法。这也是他比牛党官员高明的地方。 但是李德裕对儒家学说却崇拜得要命。他主张天命论，攻击那些无神论 者是喜欢混乱欢迎灾祸的人。在他家里，没有一本文学艺术方面的书，大诗 人白居易写的诗他根本不去看一眼，他说：“这类诗词曲赋的书既不能安邦 又不能治国，读得多了反而让人心神不定做不成事。”但是他的家里却到处 都放着儒家学说的书籍，他总是用儒家学说来教训手下人和自己的亲人。跟 李德裕一样，李派的郑覃也是不懂诗词，不会做文章，却单单崇拜儒家学说。 他上书武宗，要求动用大量国家钱财刻一部石经，即把儒家经文刻在一块块 的石板上。他说：“由于长期的转抄，儒家经典已经出现了许多错误，应该 请有学问的人来校定六经，改正错误，把经典刻在石板上，存放在最高学府 太学里。以便作为后代的正确样本来学习。”当时宦官专政，各种政治事务 都非常混乱，人民生活也很苦，国家财政相当紧张，郑覃却不顾这一切，一 下子就花费这么多钱财和人力来刻《石经》，这种做法是应该批判的。在节 约民间财力、努力扩大国家财政收入以便增强国力方面，牛党要比李党做得 好一些。 不过李党在维护唐朝的政权统一方面，的确起到过很大的作用。还在文 宗当政的时候，李宗闵通过拉拢宦官，当上了唐朝中央政府的宰相。李宗闵 向文宗推荐牛僧孺，也把他提为宰相。这两人一掌权，就合力打击李德裕， 把李德裕调出京城，当西川（治所在今四川成都）节度使。 那时期，西川附近有个吐蕃将领投降。李德裕趁机收复了一个重镇维州 （治所在今四川理县）。这本来是李德裕立了一功，但是宰相牛僧孺却跟唐 文宗说：“收复一个维州，算不了什么；跟吐蕃搞坏关系，就坏了大事了。” 他要唐文宗下令叫李德裕把维州让还吐蕃，使李德裕气得要命。 后来，有人告诉唐文宗，说退出维州城是失策，并且说这件事是牛僧孺 排挤李德裕的手段。唐文宗挺懊悔，对牛僧孺也疏远了。 对于李党的天命论思想以及崇信儒家学说的做法，牛党坚决不同意。牛 党的杨嗣复、李珏在跟李党的郑覃辩论时，曾尖锐地指出：“东汉时期，汉 光武帝刘秀最相信天命论，结果弄得老百姓怨声载道；幸亏以后他改了不少， 才又使国家重新安定下来。”李珏也说：“相信天命的做法，只能在国家大 乱的时候才能采用；现在国家太平，应该重视人才的作用。”这些观点反映 了牛派的改革观点。当时曾经做过牛僧孺的幕僚的杜牧是牛党中比较有改革 思想的人。 杜牧写过《罪言》、《原十六卫》、《战论》、《守论》等文章，是他 要求改革，反对因循守旧的战斗，而中心就是要求统一，反对分裂，要 求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 即以《罪言》来说，主题是要求唐朝的统一，削平藩镇割据。如何做到 这一点呢？杜牧指出，主要应该看法令是否修明；是否任用贤能，除去奸人； 农、战二者是否有充分准备；要是将唐朝本身的法令、人才、农、战这四者 都搞好，就一定能打平藩镇，达到国家的集中统一，这是上策。中策是先取 得强大的魏博镇，下策“不计地势，不审攻守”，乱打一阵，毫无效果。 从杜牧的思想中可以看出，到了后来，牛党也不是一味地反对与藩镇割 据作斗争了；他们要求朝廷进行改革，用实力削弱藩镇的势力，而不是一味 地盲目征伐藩镇。可以说牛党的这一观点具有积极意义。 但是，无论是出身门阀士族的李党还是科举出身的牛党，他们都是统治 阶级.都是残酷地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