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乐之憾

长乐之憾 长乐之憾 2005-7-17     《中国经济周刊》发布 福建省长乐市是郑和航海史上的浓墨一笔，当年浩浩荡荡的郑和船队就是在此停泊，等候季风来临而扬帆远航。对于现如今的长乐人来讲，郑和文化品牌无疑是城市经营和经济发展的无可替代的无形资源。但是，如何实现历史古迹保护和城市经营间的双赢，成为考验地方政府政治智慧和执政能力的现实问题。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黄乐桢/福建长乐、北京报道 2005年7月11日，这是一个属于中国历史上伟大的航海家和外交家郑和的日子，“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日的到来，使“郑和热”几乎蔓延全球。 国内举行的旨在弘扬郑和精神的系列活动，早已于5月份便在福建省长乐市拉开序幕。长乐市是当年郑和船队的国内出发地，所以此地的纪念意义和象征意义都非同寻常。 为此，《中国经济周刊》于7月初前往长乐市，开始当地郑和历史的探访。一踏入长乐市，“郑和路”、“郑和桥”、“郑和小区”、“郑和广场”、“郑和公园”……“郑和”理所当然地成了当地的一个“金字招牌”。 “但是在长乐，你现在看到的可能已经不是真正的郑和历史了。”7月3日，九三学社长乐市委员会副主委、长乐郑和研究会学术顾问张国英的这一判断让记者颇感意外。   “长乐出现了许多郑和历史的假象，比如两个南山的问题、郑和塑像真伪的疑问等。而所有这些假象几乎都产生于经营城市这一‘光环’背后，”7月12日，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庄景辉也向《中国经济周刊》述了同样的看法。 在长乐记者感受到，地方政府在城市经营中，非常重视打“郑和牌”，并因此大大改善了城市环境和经济发展。 然而，当地就有学者认为，在“打郑和牌”和尊重、珍惜郑和留下的历史文化遗存之间，长乐已经造成了诸多无法弥补的遗憾，而这些遗憾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乱码”的古迹 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中，城市地名变更不可避免，但那些记载了重大历史记忆的地名显然不在此列；对于后人来说，地名混乱很可能引发历史失真、甚至历史消失。 南山，是郑和航海史上的浓墨一笔，它是郑和在福建省长乐市的标志性地理位置。当年浩浩荡荡的郑和船队就是在此停靠，等候季风来临而扬帆远行。 史书中记载，郑和于宣德六年（1433年）在长乐南山设立《天妃灵应之记》碑，碑文中多处提到“南山”、“南山行宫”；在《郑和航海图》中有“南山寺”、“南山塔”的真实记载；同时，2000年出版的《长乐市志》的“名山”篇中也首推此山。 正因如此，郑和、郑和精神一直是长乐市发展旅游、地方经济的金字招牌，很多慕郑和之名而来长乐的旅游者，常常是直奔南山而去，但遗憾的是，所见到的此南山已不是郑和的彼南山。 近年来，长乐人的共识中又有了一个新南山，而两个南山并存不久后，新南山几乎已取代了真南山。 南山名称的变更，带来古迹的模糊、历史的失忆，而这一切变化皆与当地城市建设、城市经营却又同步发生。 寻郑和的“南山”  找到的是“塔山” 七月盛夏，八闽大地首次迎来了今年的高温预警，素有“海滨邹鲁”之称的长乐也难抵酷热。 7月5日上午，吴航大街的市标处，火烤一样的太阳下，《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等不及出租车，随手拦了一辆载人摩托车。 “去哪里？” “到南山。” “到了，一块钱。” “这么快，两分钟不到啊。” “你要的南山就是这个了，本来就不远。” 记者一抬头，“南山公园”四个字豁然在眼前，举目望去，一座仿古桥架在两山中间，仿古楼阁悄然矗立在山头上。 “这是与郑和有关的那个南山吗？” “这就是南山啊，你不说去南山吗？假如去与郑和有关的是郑和公园，叫塔山，那里已经好几年前就不叫南山了，要不要去？” 记者再次上车。3分钟后，记者走进了郑和公园的西门，门口的郑和公园简介标牌上写有：“郑和公园位于市区的塔坪山上…原名‘南山公园’…” 来长乐之前，《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翻阅的许多史书中，都称长乐南山是历史文化名山，而且当今世界上仅存的详载郑和七下西洋的文献碑刻—《天妃灵应之记》碑中也多处提到“南山”，作为郑和船队出海前的停泊港湾，南山伴随郑和的名字而扬名天下。 但现在，在历史名城长乐市，前后5分钟时间内，记者就跑了两个南山，记载郑和下西洋历史的究竟是哪一个？ “现在郑和公园的那个山才是郑和出海历史上的南山。”长乐郑和研究会学术顾问张国英对《中国经济周刊》如此说明。 福建省作家协会作家张端彬曾专门撰写《长乐究竟有几座南山》一文，并对郑和公园的历史名山—南山作了阐述。文中称南山位于县治西南，由兰茗、香界、石林三座山阜组成，故又称三峰山。 《长乐市志》也明确写道：“南山，在长乐古城西南，故名。”“南山有塔，俗称塔山、塔坪山。” 上述关于地理位置、外观等的描述，都证实了郑和公园内的山就是历史名山—南山。此外，该山之颠有建于宋代的三峰塔，即当年郑和舟师进出太平港的了望塔与航标塔，还有郑和在塔边修建的佛寺、天妃宫，南山之麓还有郑和凿的天妃宫大井，以及建造的楼（母梦楼）。 长乐市旅游局出版的《郑和在长乐》宣传画册中，更是明确指出：“郑和史迹陈列馆位于市区郑和公园三峰塔前，原郑和奏建的天妃宫遗址上。” 从学者、专家到政府官员和地方宣传资料诸多方面看，郑和公园内的山就是郑和航海史上的南山，但遗憾的是，在当地人的称呼中，此山已不叫“南山”而是“塔山”，因为“南山”已另有所指。 新“南山”来自“寿比南山” 现在的长乐人默认的南山，就是先前摩托车司机带《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前去的南山公园。此南山从何而来？ 7月11日，来北京出席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大会的长乐市旅游局局长，同时也是长乐郑和研究会秘书长曾国新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专访时说，“南山公园所在的山叫三台案山，没有改名。这个公园叫南山公园，是取俗语‘寿比南山’中的南山之意。” 张国英对《中国经济周刊》的介绍是，南山公园这个山叫鳌山，又称南门山，历史上从未叫过南山。 《中国经济周刊》在南山公园采访时，几位公园看护工人的说法是：“这里不是真正的南山，但现在大家叫习惯了，所以只要你说到南山，肯定会拉到这里来的。” 看来，在长乐市各阶层的共识中，南山公园以及公园里的山都与郑和历史上的南山无关。 但这种共识似乎无法改变这样一个现实，即从目前看，真正的历史名山南山已经丧失了其原名，被不成文地改叫塔山；而从长远看，对于旅游者、特别是对于后人来说，不仅带来地名、古迹的混乱，甚至还可能意味着一座历史文化名山的消失。 有意思的是，可能带来如此重大影响这一历史古迹名称的改变，最初起因则是寄托了城市建设的一种美好愿望。 在介绍南山公园的建设和名称由来时，长乐市一位政府官员向《中国经济周刊》介绍说，前几年，长乐市在通往鳌山的路上修建了一座桥，一位领导人为其取名“南山桥”；大桥建完后，又在鳌山这里新建了一个公园，有人就建议说，中国有俗语叫“寿比南山”，公园就取名南山公园。另外，鳌山又刚好在县城的南面，于是鳌山便开始被叫成了南山。 南山公园在后来的经营中，公园内建设了很多与“南山”有关的景观，如以鳌山山麓为中心建《南山赋》碑、南山人造瀑布、南山十景等，并提出了“打造南山文化圈”等经营理念。 由此，南山公园在当地的名声大振，特别是鳌山被改称为南山之后，原有的与郑和历史相连的南山，便开始淡出了百姓的视野。 更重要的是，此后，在当地政府的行文中，真正的南山已经被改称为“塔山”。 古迹保护与城市经营  能否两全其美 历史就此开始变得不再像原来那样清晰。这种变化引发了当地一些历史学者和专家的质疑和批评，他们认为，这种地名的改变和混乱是对郑和历史的“篡改”。 “这是一个假案，对历史名山的名称调换后，到长乐来的游客，不知情的话，可能就看不到真正与郑和有关、与历史有关的南山了。”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庄景辉对《中国经济周刊》评价说。 庄景辉的观点得到了不少人的赞同，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当地政府官员说，地名混乱是不科学的，也建议过政府进行改正，“之所以发生这种现象，根本原因是建设部门不懂郑和历史。” 城市地名的变更应该属民政部门管理。7月13日，《中国经济周刊》就此问题致电长乐市民政局某负责人，对方称这是政府定的名字，民政部门也就没有再过问，但也没有批复过，“我们哪敢改这个南山的名字啊。” “地名是有文化的，尤其是对与南山这样的历史名山，应该保护，而不应该出于其他目的做出变更。”福建省民政厅区划地名处的一位人士对《中国经济周刊》评价说。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南山公园的建造，确实带来了当地环境的改善和城市的发展。 市旅游局局长曾国新向《中国经济周刊》介绍说，南山公园的原址其实是个倒垃圾的地方，即垃圾场；但建了公园之后，整个环境都改变了，人们开始认可此地，这里的房子才有人住了，所以建造一个南山公园带动了整个城市环境和建设的提升。 《春水》是长乐市的一本文学刊物，其2005年第2期，该市某位领导刊登了一篇题为《首石凝云（外一篇）—南山含笑》文章，形象地反映了南山（注：原来的鳌山）的演变和发展，文中写到：“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把南山面貌的改变看作长乐发展变化的一个缩影。这些年，当我们发展的视野越过‘小南山’，实施‘引森林入城’，南山终于含笑…回想过去的三台案山，那是一个杂草丛生的乱坟岗头，可以说阴气森森…但是现在，这里已经成为长乐人家喻户晓的休闲娱乐场所，南山正微笑着走进我们的生活。南山正绽放着发展的‘笑意’。大南山的规划建设，可以说是长乐营销城市极其成功的典范。…政府财政投入微乎其微…大南山已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氛围。” 失真的郑和？ 历史名城长乐的“历史变动”似乎还不止于南山之名的更换以及引发的地名混乱。 “长乐当地发现的郑和泥塑像也引来了不少争议。”当地政府某人士向《中国经济周刊》透露说。 巡海大神还是郑和？ 该人士介绍说，起因得追溯到1992年6月12日。当时因兴建福州长乐国际机场，湮没地下百余年的“显应宫”被偶然发现。宫内重见天日的有5组神台、50余尊泥彩塑神像等文物，“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些塑像并没有受到特别的关注。” 长达11年之后，“这些泥塑忽然成了宝贝”，但与此同时，这群泥塑像到底是谁的争论也开始了。 据介绍，2003年2月18日至20日，北京的3位专家赴长乐显应宫考察后认定，11年前发掘的“巡海大臣”彩塑组群是郑和彩塑组群，属国内属首次发现。 消息一出，引起郑和研究者以及社会的强烈关注。但长乐市长期研究郑和历史的学者张国英立即提出了质疑。 张称，建于南宋绍兴八年的漳港仙歧村的“显应宫”，陪祀的有巡海大神，这是许多天妃宫的通例。巡海大神的颔下有“挂须孔”，说明原本是装有胡须的。出土后的显应宫在其上方新建重塑的巡海大神泥塑上亦装有很长的胡须。郑和是太监，根本不长胡子，岂能靠想象或与某些演义小说人物形象作对照即断其为郑和像？何况历来的长乐志书上从无这方面的记载，亦无郑和曾至显应宫行香的记载。 7月11日，当年参与考察鉴定的专家之一—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明史研究室主任万明向《中国经济周刊》回忆了当时的考证过程。她介绍说，在他们前往长乐之前，长乐方面先将塑像的照片寄给了她，所以先通过照片作了一些论证；后来到长乐的实地调查，主要从明代衣冠制等5方面来考证的。 如从“巡海大神（臣）”彩塑组群的造型风格、服饰和雕塑手法上看，显为明代中后期作品。彩塑组群正中者身着明代蟒袍官服和腰带，头戴明代独有的“中官”帽，虽然身材魁梧，但形态并不像威武雄壮的军事将领。对明史特别是对郑和有一定研究的人，一看塑像就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三宝太监郑和。 对此，厦门大学庄景辉教授对《中国经济周刊》，从福建地缘来看，福建的王爷神像都是明朝服饰，不能因此草率做出认定。 不过，长乐市旅游局局长曾国新赞同万明的意见。他认为，中国现在没有一个权威的郑和塑像，谁也不能肯定说郑和长得是这样子，还是那样子。更何况，老百姓对崇拜的人和物，一般都给予神化了。 7月6日，《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亲赴显应宫，当地居民说了一句颇有哲理的话：“在长乐，有巡海大神的地方就有郑和，有郑和的地方就有巡海大神。” 7月15日，郑和第19代世孙郑自海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电话采访时说，“在判决任何历史问题时，我们都需要慎重，郑和塑像也应如此。” 谁推动了塑像的认定？ 民间传说和民间信仰可以尊重和允许感情成分的存在，但是，古迹考证和历史记载，却需要科学认知。 对于泥塑像到底是谁的争论和后来认定为郑和的过程，庄景辉与张国英等学者对《中国经济周刊》表达了同样质疑：“郑和泥塑的草率认定是否与当地政府的推动有关？” 长乐市郑和研究会的多位成员介绍说，当初为考证郑和泥塑而开的“研讨会”，名义上是长乐市郑和研究会出面邀请的，“实际上事前连会长、常务副会长等主要成员都不知道”，到会的是清一色的“同观点”人士，而通晓实情的本地人一个也不让参加。 据此，有人指责说泥塑群的考证超出了原本纯粹的历史研究。 但这种说法是否属实，《中国经济周刊》并未得到相关部门和人士的证实。 不过，当时有媒体对2003年的考证工作做了报道，报道说，首都的专家们建议长乐方面尽快将“‘巡海大臣’彩塑组群属于明万历后期作品，其主体塑像乃明三宝太监郑和”的观点向上级有关部门，由文物考古部门作进一步鉴定，作为国内首次发现郑和像，从而使长乐成为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大型纪念活动的一处重要会址，并以此为契机，打好郑和牌，大力发展当地的旅游业。 对此，长乐某位地方官员坦诚，泥塑群的认定确实对长乐打好郑和牌发挥了很大作用。 郑和品牌与1平方公里的智慧 目前，长乐在打造郑和旅游品牌方面做了很多尝试和实践。特别是以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活动为契机，长乐市潜心打造郑和文化品牌。 恢复古迹还是人造景观 早在2002年下半年，长乐市便发动社会捐资近千万元，兴建了以郑和下西洋为主题的、长约2公里的景观走廊— 郑和广场，包括郑和石雕塑像、郑和航海馆、郑和宝船、太平港帅营、郑和舟师启锚处等纪念性建筑，再现了郑和当年率船队出洋的情景。它与原有的郑和公园、郑和史迹陈列馆等连成一体，构成了当地独特的“郑和文化”风景线。 “这些都是人造景观，而一些真正有价值的历史文物古迹在旧城改造当中消失殆尽。”福建省政协委员、福建省农林大学张性雄教授对《中国经济周刊》评价说。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当地政府官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你站在南山（注：指原南山）的三峰塔上，就可以看的一清二楚。原本可以与郑和公园、郑和史迹陈列馆、三峰塔自成一体的老城区现在基本上没有了。” 张性雄在2004年初提交给政协福建省委员会的提案中，指出长乐市的城建部门“近四、五年来，在旧城改造中不分青红皂白，要把老城区的三条街道一律夷为平地，建起钢筋混凝土森林，要让推土机铲平千年古城长乐。”他还举例说，与郑和航海史迹密切相关的十洋街于2001年被铲平了，一百多人签名请愿的其他文物也被强制拆除等等。他在提案中呼吁：要按《规划法》和《文物保护法》要求，对与郑和下西洋有关的历史文化遗存手下留情，制止对长乐南山（塔坪山）山体的开挖！“不然，到2005年，当中外学者在这里举行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活动时，他们见到的将是被铲平了的古城。” 然而，张性雄委员的预言不幸被言中了。 7月4日，《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登临三峰塔顶层，长乐市景几乎尽收眼底，然而，近处高楼的遮挡，已看不到昔日太平港的全貌了。而转身正对郑和史迹陈列馆俯眺下去，一片 空地进入了记者的眼底，空地上两座未还拆除的破旧房子显得更为孤零和衰败。同行的长乐人告知，空地就是原来著名的母梦楼、郑和井所在地，因为拆迁遇到问题，空地已被搁置许久。 “马后炮”假设与“进行时”现实 据市旅游局局长曾国新介绍，1988年以前，长乐老城区沿南山而建，不足1平方公里。现在的城市面积已近10平方公里。 据了解，长乐老城区只剩下解放路，而上述的那块空地就是解放路和平街所在位置。记者进入空地看到，老式砖瓦散落在地，本可以恢复的郑和井古迹又被重新盖上了新土，沿着南山山体往西走，部分挖过的山体裸露在太阳下。 据政府相关人士透露，早在2003年的市委工作会议上，已经同意由长乐市房地产开发公司代理解放路和平街改造建设指挥部履行工程立项、安置、商品房经营等相关手续。 “太可惜了，这种历史价值无可估量的地段却用于商品房开发。” 庄景辉教授向《中国经济周刊》感叹。 怎么做才不可惜？换句话说，如何才能既实现城市的发展，又保护历史古迹，并且前者还可以充分的“利用”后者？ 现在来做个“马后炮”的大胆假设：如果退回到1988年以前，长乐市只有1平方公里的老城区时代，如果此时政府启动其城市规划和城市经营蓝图，那么，有没有一种两全其美的，可以做到既保护历史古迹，又可以大打历史品牌提升城市形象和发展当地经济？ 出乎意料的是，在一些学者看来，两全其美的方案似乎不难：核心是保留、并强化1平方公里老城区的历史色彩，然后在其外围开发和扩展新城区。 庄景辉教授的思路是：老城区完全可以在原有基础上形成历史景观，如母梦楼、郑和井等遗址都是可以修建恢复的，从而形成一个历史风景区，这样既可以发挥其历史遗址意义，又可发挥旅游经济作用，拉动服务业发展。这种看似保守的做法显然比另辟场地建郑和广场之类的人造景观要好得多。 张国英的观点是，单从历史效果看，与其建造一些仿制品，还不如修缮与恢复一些历史文物来的更真实。 张性雄分析说，退一步讲，新建郑和广场和航海馆，本身无可厚非，但后来坚持说这里才是郑和舟师的起锚处、零公里出发处等，问题就已经超出了城市建设和文物保护之争，而上升为是否尊重历史、能否造假历史的问题了。 长乐市某政府部门负责人则向《中国经济周刊》透露，长乐市政府最初的规划中，也曾经有过恢复原有与郑和有关的历史原貌、充分发挥老城区资源优势的打算，“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最终导致了计划的搁浅。” 评论： 文物保护与经营城市可以双赢 ★文/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  庄景辉 城市建设与古迹保护竟如此对立！文物古迹在这个时代的尴尬处境、保护环节上的无力和无措，不得不让我们思考：也许问题远不能用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之间矛盾来作如此简单的认识！ 历史文物所承载的“文化”，作为无形资产，是推动城市进步的灵魂，较之于土地、建筑等有形资产，其在城市整体发展和城市形象塑造中的不可替代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 但是现实并不乐观，许多文物古迹正遭受着威胁与破坏，面临严重的保护危机。旧城改造、房地产开发和基础建设的大面积用地，造成文物古迹损毁的现象频频发生，甚至一些在保护之列的文物古迹，倏然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化为废墟；文化积淀在“城市建设规划”中泯灭，文物古迹在“城市旧区改造”中消失，建设性的破坏以及破坏性的建设，正让历史文物保护难度增加。 为什么在文物保护有法可依、人们对历史文物的真正价值认识不断提高的今天，这样的事仍屡禁不止且愈演愈烈？利益驱动的短视行为应该就是文物保护的最大灾难。早些时候媒体报道的北京孟端胡同45号四合院，尽管有多位专家的强烈反对还是遭到拆迁，无非是要为“发展”腾出空间建商厦修道路而已。长官意志的文化缺失，政府部门决策的错误，都可让文物古迹瞬间消失或遭受损害。被誉为“万国建筑博物馆”的厦门鼓浪屿，据考证，其中有20幢于“五口通商”后，外国列强建造的领事馆等西式楼房建筑，本可以申报国家重点文保单位，但主管部门不同意，理由是不利于开发利用，并公开拒绝文物管理部门介入。长乐市的郑和古迹又是一例。 由此可以断定，对文物保护意义的认知，应该突破传统的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等层次，而应从国家发展的远景需求角度，从全球竞争及影响力的角度，给历史文物保护的意义以新的定位。 几乎每一个案例都表明，提高文物保护意义认识的关键在于执政领导的意识。厚重复杂的土地利用和快速运转的经济开发所出现的建设规划与文物保护的脱节，已成为摆在决策者面前的一个不可回避的沉重课题。城市的规划建设与发展，考验着一个领导者的政治智慧和文化素养。政府领导的重视，是搞好文物保护的重要条件。地方政府的决策，对于文物保护工作无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提高对文物保护重要性的认知，实现以政府行为为主导，调动全社会力量予以投入，使历史文物保护成为全社会的共同事业。 文物保护与经营城市，应是和谐双赢、共同发展的结合体。 城市是一个变化发展并具有生命的物体，所包含的不同时代的建筑等文物古迹，是涌动流淌的血脉，记录着城市发展的历史轨迹，反映了不断地丰富其文化内涵而形成的特色。没有保留历史痕迹的单调的繁华都市形态给人的感觉是“失忆”，高楼大厦、宽广道路、成片绿地，固然给城市文明注入了现代气息，但是城市建设的发展应有其传承性，形成持久的影响力。素有“海上花园”之称的鼓浪屿之所以充满魅力，不仅仅是大海、沙滩、阳光，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其面貌的历史纵深感表现出来的。鸦片战争后厦门作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美、英、德、日等外国列强纷纷而至，在鼓浪屿建造领事馆、公馆、教堂、医院、学校、洋行等西式楼房。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海外华侨不断返乡置业，一批“中西合璧”的豪宅别墅也在鼓浪屿的传统民居间建造了起来。在不足两平方公里的小岛上，矗立着300余幢各具风格的建筑。这就是那些老建筑、老民居、老街区、老字号存在的意义。 经营城市要强调文化思维，把文物保护纳入城市建设规划，在妥善处理好现代化建设中的文物古迹保护问题上，既要坚决克服出现“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的功利主义不负责任做法，又要防止“有钱造景、无钱护宝”、“拆真文物，造假古董”的利益驱动的短视而愚蠢的行为。保护历史文物，传承历史文化，丰富城市历史文化底蕴，提高城市文化品位，是我们这代人应尽的责任！ 评论： 还古迹遗址保护一个真实的环境 ★文/国家文物局副局长、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主席  张柏 中国拥有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据统计，目前我国已有包括古迹遗址在内的不可移动文物40余万处，其中近7万处被公布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1271处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拥有世界遗产30处，其中世界文化遗产和文化、自然混合遗产26处；已公布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103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22个。此外，中国现有各类博物馆2200余座，馆藏文物总量在2000万件（套）以上，其中，国有馆藏文物1200多万件（套）。 中国政府历来高度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全国人大常委会重新修订并颁布了《文物保护法》，国务院颁布了《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中央和地方政府还制定了一系列文物保护专项法规，并出台了《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等行业规范管理文件。 中央和地方政府也在不断加大文化遗产保护经费的投入。中央财政在“十五”期间在文物古迹保护方面共投入资金22.37亿元，比“九五”增长了20.5%。今年，财政部和国家文物局启动大遗址保护项目，每年将投入2.5亿元，用于对具有重大影响的大遗址进行重点保护。 中国正处于城市化加速发展的历史时期，文化遗产保护面临严峻挑战。中国政府在重视改善人民生存环境、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在努力处理好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注重历史文化名城和历史街区整体环境以及历史风貌的保护。在三峡工程、南水北调、西气东输、青藏铁路等国家重点工程中，我国考古专家和相关部门严格贯彻《文物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积极做好文物保护和考古工作。 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的古迹遗址保护仍然显现出很多环境问题。 第一，古迹遗址环境的定义。古迹遗址环境的定义在学术上始终存在着不同的意见，有的即使没有不同意见，或者不同意见很少，但是所指代的具体范围也不一样。我们平时所说的环境，是指在文物周围能看得到的物质环境——比如在保护范围里面、在控制地带里面建个房子，这对文物是一种破坏。而专家们提出，文物还有其他方面的环境，比如历史风貌文化环境——在某个城市的某个街道的哪个角上建了某个建筑，当时的历史风貌当中有它的历史定位，如果把这个建筑周围的环境改变了。虽然文物本身没有改变，但街道全改了，当时的文化布局没有了，这也是一种破坏。 现在，还有专家提出环境污染的问题，包括空气的污染、声音的污染等，这些也应该是文物环境的一部分。以敦煌的壁画为例，以前我国的专家并没有意识到空气污染对敦煌壁画的危害。直到他们与美国盖蒂文物保护研究所合作对敦煌的壁画监测了十多年，才发现到敦煌壁画是很脆弱的，空气里含二氧化碳过多，其颜色就会褪得很快。有的壁画参观是限制时间的，目的就是出于对空气污染和声音污染的考虑。 第二，古迹遗址环境的脆弱性。石质性的文物，从外表上看它们很结实，但是在环境面前，它们脆弱，对环境的要求也非常敏感，尤其是酸雨对它们的影响。当有酸雨降临时，如果不对石刻加以保护，酸雨落到石刻上，石刻就会风化，形成粉末。而它们在人文环境面前所表现出来的脆弱性更是显而易见的。怎么样深刻认识文物环境的脆弱性，并对它加倍保护，就是文物保护的核心问题。 第三，背景环境的动态变化。环境的变化是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变化的。有一些是合理性的变化，有一些是不合理的变化，甚至是破坏性的变化。怎么样保护合理性的变化，抑制不合理的变化，反对破坏性的变化，成为专家们一直在探讨的问题。 第四，古迹遗址线性环境的挑战。所谓的文化线路，不是一个点的文化与文化环境，文化线路也有其独特的文化环境。比如丝绸之路，有陆路丝绸之路，有水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是一个大文物，当初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物质或非物质的信息之所以从这条路传播，就是因为它有文化环境。这个环境和文物本体是分不开的，因此要注意文化线路的环境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