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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两汉时期的主
批评模式
胡大雷
文学批评得以进行,其要素包括:批评对象的确切、理论原则的坚
强、批评方法的选择、批评目的的设定,以及如何实现期待中的批评效
果等。上述诸要素的总和即可称之为批评模式。批评模式的诸要素是
作为整体中的部分存在的,它们相互作用,任何要素的改变,都是在整
体许可的范围内进行的;假如其有了质的改变,就会受到整体的排斥,
不成为整体的一员,也可能会促进整体的性质发生变化。每一时代都
有其占主流地位的批评模式,这是文学批评发展至某一阶段的自身必
然,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影响下的产物,批评家顺应了文学批评自身
发展的必然,推动着这种批评模式的出现并竭力使之丰满与完善,并期
待用此批评模式的全面展开来实现对当代文学创作的某种
。一种
种文学批评模式获得社会公认并尽展风采,但是,文学批评不会就此止
步。随着文学事业的发展,占主流地位的文学批评模式所提出的问题
已获解决,因此,它不被新的时代所热切关注。或许它已经过时,其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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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两汉时期的主题批评模式 109
体或部分已不适应新时代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发展,甚或会成为
阻碍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桎梏,于是,人们更迫切地寻求、建立新的
批评模式。新的批评模式取代旧的批评模式而在新时代占据主流地
位,它会在吸取旧的批评模式的某些要素的基础上以一种新的面貌出
现在世人面前。旧的批评模式或消亡,或仍被人们所使用。新时代中
或有人使用旧的批评模式,但这些都不妨碍时代出现新的占主流地位
的批评模式。可以这么说,一部文学批评发展史,就是一个不断寻求批
评模式的历史。随着时代的发展,新的批评模式不断被提出并被完善,
在实践中取得丰硕的成果。各种批评模式的不断交替,就是文学批评
的历史。
汉代占主流地位的应该是主题批评,我们先来看一下当时文学批
评的现实。
其一,对《诗经》的批评。汉代对《诗经》的批评,保留至今较为完整
者是毛亨《诗故训传》和《毛诗序》①,以及东汉末年郑玄为之所作笺注,
称《毛诗传笺》。《毛诗序》分大序、小序,其小序是对诗三百篇的题解,
如首篇《关雎序》:
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
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
《关雎》描述了青年男子对青年女子的相思、相爱与追求,这是此诗的题
材。《毛诗序》认为,其诗通过具体事物、社会生活表现出来的是咏“后
妃之德”,于是说了上述的话,这该是其所认为的诗的主题。《毛传》在
解释首二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时亦揭示其主题日:
后妃说乐君子之德,无不和谐,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关雎
之有别焉。然后可以风化天下。夫妇有别则父子亲,父子亲则君
臣敬,君臣敬则朝廷正,朝廷正则王化成。
郑玄之笺注也大致如此繁衍,它们都是对该诗主题的揭示。
汉时还强调《诗经》的现实运用,亦是从主题出发的,奠基言论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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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言论是西汉董仲舒所发。其《举贤良对策》中就常以《诗经》作品诗句
的中心思想为例证来谈政治问题,如:
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缓于谊而急于利,亡推让之风,而有
争田之讼。故诗人疾而剌之,日:“节彼南山,惟石岩岩,赫赫师尹,
民具尔瞻。”尔好谊,则民乡仁而俗善;尔好利,则民好邪而俗败。
又如《春秋繁露·祭义》中说:“以《诗》为天下法。”这也是以其诗句或诗
篇所表达的中心思想来实现的。
其二,对屈原作品的批评。先是有刘安、司马迁的看法,认为:
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
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
汤剌武,以剌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史
记·屈原列传》)
这完全是对作品主题的
。而班固认为“斯论似过其真”,他要以“博
采经书、传记、本文,以为之解”(《离骚序》),“解”什么?“解”《离骚》的
主题。后汉王逸不满班固意见,推衍刘安、司马迁之说,他肯定《离骚》,
称其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并举了许多例子(《楚辞章句序》),这些都
是对其主题的评价。
其三,对赋的评价。汉代盛行的文学式样是赋,对赋的批评有两种
观点,一是司马迁称司马相如之赋,“然要其归,引之于节俭,此亦《诗》
之风涑何异”(《汉书·司马相如传赞》引)。另一是扬雄的观点,“以为靡
丽之赋,劝百而讽一,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同上)。后又有班
固的言论,他称赋是“或以抒下情而通讽喻,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
榆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两都赋序》)。显然,这些观点都是
对赋作的主题做出的评价。
其四,对乐府作品的批评。当时的乐府作品中有两种,一是乐府机
关主持创作的,班固《两都赋序》称其创作情况:
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
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是以众庶悦豫,福应尤盛。
《白鳞》、《赤雁》、《芝房》、《宝鼎》之歌,荐于郊庙⋯⋯
他称乐府作品完全是为政治、为教化而作,人们也完全要以乐府作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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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内容为政治、为教化服务。当时的乐府作品另一部分是民间作品,
班固《汉书·艺文志》称:
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
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
从什么地方可“观风俗,知薄厚”?当然是从乐府作品的主题内容。
从上述汉代人对《诗经》、楚辞、赋、乐府的批评可以看出,其批评的
理论原则是政治、教化;其批评对象是文学作品的主题内容;其批评方
法的总方向是要弄清作品说了些什么,以政治印证作品,甚至可以说希
望通过作品来重温政治生活或观看政治生活;其批评目的,是对文学作
品做出政治、教化的评判,褒贬分明,这个目的可说是达到了。我们再
来看其期待中的批评效果,汉代典型的文人诗作为四言体,就具有代表
性的诗作来看,是《文选》诗类所录的韦孟《讽谏诗》,《文心雕龙·明诗》
评之日:
汉初四言,韦孟首唱,匡谏之义,继轨周人。
其他如郦炎《见志诗》、仲长统《述志诗》等,其主旨不脱礼义教化,看来
批评家实现了其期待中的批评效果——把当代人的诗歌创作纳入政
治、教化的轨道。
如此看来,汉代文学批评确可称之为主题批评模式,一切都是围绕
作品的主题内容展开的,以善恶给作品下评判,而《毛诗序》应该说是汉
代主题批评模式的样板。它以其小序中对每首作品主题内容的概括展
示主题批评的批评对象与具体作法。它论证诗歌、音乐与时代政治的
密切关系,说明时代情况往往由音乐和诗的内容反映出来。此即所谓
“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 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
其民困”,进而又说“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
俗”,这些就是其文学批评的理论原则:诗歌合乎不合乎统治阶级的政
治教化。它以“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
莫近于诗”论证了主题批评的批评目的,即最大限度地发挥诗歌的政治
教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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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举汉代文学批评模式,大都是以“序”、“传”、“笺”、“注”诸文体展
开的,如对《诗经》批评的《毛诗序》、《毛传》、《毛诗传笺》,对屈原作品批
评的刘安《离骚传》、班固与王逸的诸序,对汉赋批评的班固《两都赋序》
等,汉时对乐府诗歌的批评不多,仅此未显示出文体特点。
何谓“传”?即解说、注释。《汉书-淮南衡山王传》载:“初,(刘)安
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
上。”颜师古注:“传谓解说之,若《毛诗传》。”
何谓“序”(又作“叙”)?从自序来说,即陈说著作的主题与著述经
过;从他序来说,则基本上就是陈说主题了。刘勰的《文心雕龙·论说》
分“论”为四品,其中有“诠文”一品,刘勰称为“铨文,则与叙引共纪”。
刘勰又说:“序者次事,引者胤辞。”“序”是要把原书的事理说得有次序,
说得头头是道才行。汉时孔安国《尚书序》称:“序,所以为作者之意,昭
然义见。”
何谓“笺”?《诗经·周南·关雎序》“郑氏笺”孔颖达疏日:“记识其
事,故特称为笺。”当时特指以事注解诗歌的本事。
何谓“注”?即注释,似乎是专门用来做主题批评的。如汉时高诱
曾作《吕氏春秋注》与《淮南子注》,他在序(叙)中就直截了当地称说了
“注”的作用。高诱《吕氏春秋序》中说:
家有此书,寻绎案省,大出诸子之右,既有脱误,小儒又以私意
改定。犹虑传义失其本真,少能详之,故复依先师旧训,辄乃为之
解焉,以述古儒之旨,凡十七万三千五十四言。若有纰缪不经,后
之君子断而裁之,比其义焉。(北京中国书店影印《吕氏春秋集释》
本,1985年)
批评家憎恨原书“脱误”而“小儒又以私意改定”,致使原书有“失其本
真”的危险,使人们对原书“少有详之”,所以高诱才作注。高诱《淮南子
叙》中说:
睹时人少为《淮南》者,惧遂凌迟,于是以朝偏事毕之间,乃深
思先师之训,参以经传道家之言,比方其事,为之注解,悉载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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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举音读。(《诸子集成》本《淮南子》)
批评家是惧怕原书“凌迟”(即有所衰败、败坏,指原书的意义而言),所
以为之作注。叙中还陈说了此书的宗旨。
四
主题批评模式的核心是如何实施对作品主题内容的评论,最关键
的问题当是认识与判断。首先,认识作品的主题内容是什么,即作品说
了些什么;其次,判断作品的主题内容合乎不合乎某种
。因此,就
时代来说,整个问题就在于认识与判断是否准确;而就批评史来说,还
要加上评价主题内容的标准是否合乎文学发展的步伐。而所谓方法,
即时人普遍运用的自以为正确的认识与判断作品主题内容的方法 那
么,汉时主题批评模式运用了什么样的批评方法呢?
其一,寻绎本事法。批评家寻找作品是围绕着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而产生的,用的是以史证诗的方法。如《诗经》之首篇《关雎》,《鲁诗》解
说道:
昔周康王承文王之盛,一朝晏起,夫人不鸣璜,宫门不击柝,
《关雎》之人见机而作。
此述人物与具体的事件,最关键是后者,该事件应该是具体某次发生
的,而不是概括出来的。又如《韩传》解说《诗经》之《兔酉》:
殷纣之贤人退处山林,网禽兽而食之。文王举闳夭、泰颠于
网之。③
这些本事大都应该是推演出来,并无史实的根据,在《毛诗序》中多有附
会史传的情况,而尤以韩诗、鲁诗为著,甚或发展成为不是对《诗经》的
解释和论述,而是讲一个故事,发一点议论,然后引《诗经》的诗句为证,
如汉时刘向的《新序》、《说苑》、《列女传》均为如此,刘向即韩诗派学者。
但有的或许有史实依据,《毛诗序》解说《都风·载驰》说:
载驰,许穆夫人作也。闵其宗国颠覆,自伤不能救也。卫懿公
为狄人所灭,国人分散,露于漕邑,许穆夫人闵卫之亡,伤许之小,
力不能救,思归唁其兄,又义不得,故赋是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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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闵公二年记载了这段史实,北狄侵卫,卫死伤惨重,宋桓公把卫
人救过黄河,立许穆夫人之兄戴公为君,戴公死,其弟文公继位。许穆
夫人本卫人,听到卫灭亡的消息,痛心万分,筹划向大国求援,但许国不
支持她,并抱怨、阻拦她,她非常愤怒,作《载驰》指责许人,并呼吁大国
援助。《左传》载:
许穆夫人赋《载驰》,齐侯使公子无亏帅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
以戍曹。
这些史实我们是应该相信的。
风气所至,汉时对有可能找到确切史事背景的诗作做了大量这方
面的研究与解释,如对屈原作品,即多用其生平事迹来加以解释,如《史
记·屈原列传》中对《离骚》如何诞生做出的详细解释,全为叙说屈原的
生平,班固《离骚赞序》、王逸《离骚经序》依之;后王逸释《九歌》、《天
问》、《九章》,都是如此做的。
进而,汉代的当代诗歌,很多也有这样的本事,如号称汉初四言“首
唱”的韦孟《讽谏诗》,《汉书·韦贤传》载:
(韦孟)为楚元王博,傅子夷王及孙王戊。戊荒淫不遵道,孟作
诗风谏。
韦孟所作即为此诗。又如著名的项羽《垓下歌》、刘邦《大风歌》与《鸿鹄
歌》、刘彻《瓠子歌》与《李夫人歌》,都是有本事的。这种诗与本事同存
的现象,至汉末才少起来。
其二,概括题旨法。这种方法最集中体现在对《诗经》作品的评价
上,毛诗与三家诗为《诗经》所作的小序,全都是概括出题旨的,如《毛诗
序》释《卷耳》:
卷耳,后妃之志也。又当辅佐君子求贤审官,知臣下之勤学,
内有进贤之志,而无险陂私谒之心,朝夕思念至于忧勤也。
称之为有本事也未尝不可,但这里与寻绎本事稍有不同在于,似乎也有
事件,但这事件是概括的,不是具体发生的某次。《毛诗序》大都是如此
颇接近于寻绎本事的概括题旨,有时则纯粹是概括题旨,如《小雅·我行
其野》,《毛诗序》简单解之为“刺宣王也”,又如《大雅·文王》,《毛诗序》
简单解之为“文王受命作周也”。齐、鲁、韩三家诗也多有如此的题旨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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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其实,汉人的概括题旨,不离美刺二字,此即清人程廷祚所谓“汉儒
言诗,不过美刺二端” 。
其三,“独标兴体”法。“独标兴体”,这是刘勰《文心雕龙·比兴》中
的话,所谓“毛公述《传》,独标兴体”。鲁诗、齐诗只是偶尔谈到“兴”,而
《毛诗传》注重兴,标出了116例⑨。我们先来看一个例子,《周南·葛
覃》,《毛诗序》揭示题旨日:
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则志在于女功之事,躬俭节用,
服、擀濯之衣。尊敬师傅,则可以9-J安父母,化天下以妇道也。
《毛传》又释其首三句“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萋萋”,日:
兴也。覃,延也。葛,所以为缔络,女功之事烦辱者。施,移
也。中谷,谷中也。萋萋,茂盛貌。
郑玄笺日:
葛者,妇人之所有事也。此因葛之性以兴焉。兴者,葛延曼于
谷中,喻女在父母之家,形体浸浸日长大也。叶叶萋萋然,喻其容
色美盛也。
我们来
这个例子。首先,毛公是针对前三句提出“兴也”的,其
次,前三句就其本身来说是对山中植物状态的描摹,毛公称之为“兴”,
是提到了“葛,所以为缔络,女功之事烦辱者”,这该是“兴”的实际表现。
毛公的解释与毛序中“志在于女功之事”云云合拍,也可以说毛公的解
释是跟随毛序而来的,只不过他是以具体诗句中的具体事物来阐释了
毛序中的观点,这就是毛公所说的“兴”。值得注意的是,毛公只阐释了
毛序的部分,而非全部。毛序中的政治教化部分“化天下以妇道”云云,
在毛传中未体现出来。郑笺对毛传的“兴”有一个解释,即“喻”,并且指
出了喻体与喻义,这样就把毛公之“兴”落实了,更具体了。郑笺的阐释
与毛传有相合亦有出入,但总的归向是一致的,即强调了毛序中的一部
分内容,其笺该说是紧切毛传而非紧切毛序。
以下我们就整部毛诗来分析上述例子有无普遍性。首先,毛公标
出“兴也”全是针对首数句而发的,或首句,或首二句,或三句,最多四
句,如《大雅·桑柔》,毛传就是对“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刘,瘼此
下民”提出“兴也”的。其次,毛传提出“兴也”的首数句所叙写的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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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其实体内容来说,大多数是动植物等自然现象,只有少数几例是附带
人物活动的与自然景物有关的景象,如“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卷
耳》),“墙有茨,不可扫也”(《墙有茨》),“采彼葛兮,一日不见,如三秋
兮”(《采葛》)等,还有少数几例是人物活动,如“出自北门,忧心殷殷”
(《北门》)、“泛彼柏舟,在彼中河”(《柏舟》)等,这就提示我们,对动植物
景象状态的解释是“兴”或“喻”的关键所在,孔子所谓学诗“多识于鸟兽
草木之名”(《论语·阳货》)的更深层意义恐在于此。
第三,毛传与郑笺的解释在总的归向上基本上都是与毛序合拍的,
只不过受到具体诗句的限制,其叙说的范围有时略小于毛序。
第四,郑笺把“兴”释为“喻”,绝大多数情况下郑玄都指出了什么
“喻”什么,有这个“喻”字出现。但也有例外,如“犹”出现的例子有几
个,没有用比喻用词而直述其义的例子也有几个,这些可视作未用“喻”
字的“喻”吧。陆德明在释传、笺对《关雎》的解说日:
案:兴是譬喻之名,意有不尽,故题日兴,他皆放此。
郑玄对毛传的“兴”也有不解释者,但这是很少见的,或毛传已明确有
述,或无可述。
郑玄释“兴”为“喻”,当是时代风气对“喻”的重视所至,如:《礼记·
学记》说:“不学博依,不能安诗。”郑玄注:“博依,广譬喻也。”《礼记·学
记》说:“能博喻然后能为师。”王符《潜夫论·释难》:“夫譬喻也者,生于
直告之不明,故假物之然否以彰之。”
五
现在我们来探讨一下汉代批评家运用上述批评方法的心理依据。
上述列举了汉时主题批评模式习用的三种批评方法,但是当时批评家
在实施文学批评时有一种心理恐惧,即自己所寻绎的本事是否是历史
上真正发生过的事或诗作是否合乎历史事实;自己概括的题旨是否准
确;自己所标明的“兴”或“喻”是否真切实在。这种心理恐惧更深一步,
即当其他批评家已经先行一步寻绎了本事、概括了题旨、标注了兴喻,
自己凭什么再去寻绎、概括与标注?除了名正言顺地指出对方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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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两汉时期的主题批评模式 117
或不妥外,自己的再次寻绎、概括与标注的理论依据及心理依据又是什
么?于是,便有了“诗无达诂”的提出。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精华》中说:
《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
“诂”,这里可简单地理解为解释。“达”,明白、确切。“《诗》无达诂”。
董仲舒认为,对《诗经》是无法做出通行不变、明白确切的解释的,这是
对西汉初期《诗经》研究的情况总结。那时,讲述研究《诗经》的先是有
三大派别,掌门人分别是鲁人申培、燕人韩婴、齐人辕固,简称鲁诗、韩
诗、齐诗,此三家整理出的写本都是以当时通行的文字——隶书书写
的,故称今文经。由于传授者和搜集地区及时间的不同,又由于在口耳
相传中记忆不准或口言不清,此三家诗的文句和解释已是互有差异。
后来又出现以战国时代篆文书写的《诗经》,其书写的文字和读法又不
同于今文经,其文字训诂和内容解释更有很大不同。因此,所谓“《诗》
无达诂”是董仲舒对当Et《诗经》研究的情况说明。但是“《诗》无达诂”
又是董仲舒为自己解说《诗经》的出发点,既然《诗经》没有明白、确切的
解说,那么,自己的解说就应该让社会认可,起码不能认为是错误的。
而当“《诗》无达诂”被社会普遍认可而成为一种原则或前提,那么,对诗
的本事寻绎与对诗的题旨的概括,就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人人可做的事
情了,即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
/\
汉代主题批评有两大特征,一为尚用,二为尚实。
尚用者,对文学作品实施批评的目的是用于解决现实政教问题。
《毛诗序》一开始就这样说:
《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故用
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这些文字中就突出了一个“用”字。
董仲舒对文学作品之“用”最为注重。其一是用“诗”来表达自己的
思想,如《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篇》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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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
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哦害民者,天夺之。《诗》:“殷士肤敏,裸将
于京,侯服于周,天命靡常。”言天之无常予、无常夺也。
这就是引诗以表达自己的思想,加强了说服力。这是对先秦赋诗言志、
著述引诗的继承。除了《春秋繁露》外,《淮南子》、《列女传》、《说苑》、
《新序》都大量用诗来叙说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董仲舒“《春秋》决狱”是尚用的一个极端事例。清人皮锡瑞称彼时
“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 。
尚实者,对文学作品实施叙事性的批评。我们先来看对《诗经》的
评论。“毛传”标明“兴”的作品,其评论无不把自然景观的叙写视为含
有事件意义的人文景观,两者之间以“喻”连接起来。这些含有事件意
义的人文景观都有具体的人物与事件。而且,《毛序》与《毛传》及郑笺
把所有《诗经》作品都视为有事件意义的,这是时人之共识。至于说解
说《诗经》时或叙说作品本身的故事以证之,或叙说咏诗之背景故事,都
是期待证明诗作是真实存在的事件中的一环。
对屈原作品的评论,汉人多联系屈原的生平事迹。班固《离骚赞
序》称《离骚》“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
对诗中没有历史事件根据的部分嗤之以鼻,这亦可证明文学批评中的
尚实风气。
对乐府诗批评,《汉书·艺文志》称之为“缘事而发”。又,汉代蔡邕
撰《琴操》,对一些抒情性乐府诗做了论述,诗作本身仅数句骚体,但蔡
邕都以一个美丽动人的故事来述说它,诗与故事是完美结合在一起的。
对当代作品的批评。汉代史书上记载的诗歌创作,尽管都是抒情
作品,但史书记载时把这些诗作的场景及有关事件描摹得十分具体生
动。如对刘邦《鸿鹄歌》,《汉书》就是在记载了刘邦欲废太子而不得的
整个故事后录这首歌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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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两汉时期的主题批评模式 ll9
七
汉代主题批评模式与汉代学术风气有密切的关系。我们知道,汉
代兴起解说经传之学,这就是章句之学。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章句第
三十四》“辨汉师章句之体”称:
章旬之始,盖期于明析经理而止⋯⋯经传章旬存者,上有《毛
传》,次有赵岐之于《孟子》,王逸之于《楚辞》,其他东汉经师遗文优
有可考见者,盖皆雅畅简易,不如西汉今文诸师之烦,固知章句亦
自有可法者在也。详章句之体,毛公最为简洁,其于经文,但举训
故,又义旨已具《序》中,自非委曲隐约者,不更敷畅其词。
章句之学,汉初兴起时的本义即是通过剖章析句、注解文辞的方式
来解说经义,这本该是十分有利于对主题、内容的理解的。《东观汉纪·
明帝纪》载:“(明帝)亲自制作五行章句。每飨射礼毕,正坐自讲,诸儒
并听,四方欣欣。”
但是,事物的发展有时会走向反面。当时的章句之学讲求师传、家
传,对师传之言代代解释,越积累越烦琐复杂,正如桓谭《新论·正经》所
. . 一
口 :
秦近君能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说至十余万言。怛说“日若稽
古”三万言。(《全后汉文》卷十四)
而每个人掌握的面也就越来越小,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说:“当此之
时,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因此,烦琐复
杂的注经解说,从本该是对主题、内容解说的一种强化发展成为对主题
内容的一种禁锢,北齐人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称之为“空守章句,但
诵师言,施之世务,殆无一可”,这是指其脱离实际、不合实用。另外,烦
琐复杂的章句字词解说,淹没或妨碍了人们对大义、主旨的理解与掌
握。于是,自西汉末起风气有所转变,如史载桓谭“博学多通,遍习五
经,皆诂训大义,不为章句”(《后汉书·桓谭传》),班固“不为章句,举大
义而已”(《后汉书·班固传》),学术风气由习章句而通大义发展为仅通
大义,是更有利于主题批评模式的。
汉代学术上有一场争论,即古今文之争,这也是有利于主题批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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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20 《东方丛刊)2O02·1
式的发展的。汉武帝时兴起今文学派,由提出“《诗》无达诂,《易》无达
占,《春秋》无达辞”的董仲舒彻底奠定今文学派的学术风气,即往往不
顾及经典本义而要以自己的思想来解说经典。《汉书·艺文志》载《诗
经》的解说情况:
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
《春秋》,采杂说,成非其本义。
他们解《诗经》,为适应当代政治,掺杂较多的灾异、谶纬之类的神学内
容,多有穿凿附会,且重重叠叠,烦琐到极点。于是有古文学派兴起而
盛行,他们追求从文字训诂人手去阐明经义,提供理解经义的正确路
经,又斥责今文经学讲谶纬的妖妄,故其对五经内容的评述比较而言多
能接近本义。因此,古今文之争,在某个方面、某种程度上就是对如何
正确实施主题批评之争,就是实施主题批评如何得出正确结论之争。
八
汉人强调主题批评,多注重对作品的主题、内容作出评价。围绕着
主题批评,他们对批评对象、理论原则、批评方法、批评文体等提出了自
己的意见,并付诸实践。他们在文学批评上的理论与实践都是与当时
的学术批评、学术风气联系在一起的,又促进着当时的学术批评与学术
风气。可以这么说,汉代批评家的努力,使文学批评相对于其他学术活
动来说已具有独立的意味,有了成系统的发展;文学批评不再像先秦那
样给人以零碎、片段或依附学术批评之感。
主题批评模式的价值趋向还仅仅在于追求作品的意旨表述。《文
学批评学》说:“批评家的功勋不在于道出艺术家在作品中已明显表现
出来的东西,批评不是看图说话,它应该说出的是艺术表现背后潜在
的、艺术家难以明确表达的东西。”④如果汉代仅仅只有主题批评,那么
我们可以说,汉代文学批评还只是依附于文学创作而产生的,它的一切
还只是环绕文学作品来进行的,它还没有彻底获得自己的独立意识。
但是,汉代还有其他文学批评模式,尽管他们是不系统的或不占主流地
位的,但正是它们与主题批评模式一同构成了汉代文学批评体系。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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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两汉时期的主题批评模式 12l
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成熟,一方面表现在占主流地位的批评模式的出现,
一 方面又表现在有各种批评模式兴起,与占主流地位的批评模式相竞
争,而又相辅相成,形成文学批评的繁荣局面。
① 《毛诗序》的作者,胡念贻说:“有h商、毛公合作和毛公卫宏合作一类说法。其实合作者
不是h商、毛公,而是汉代的毛诗家。”(《论汉代和宋代(诗经)研究及其在清代的继承和
发展》,载《文学评论}1981年第6期)
② 见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4页引。王称为袁宏《后汉纪》杨赐语。杨赐与蔡邕同定《石经
鲁诗》,亦用鲁说。
③ 同上43页引。
④ 《诗论'卜三·再论刺诗》,《金陵丛书》本《青溪集》卷二。
⑤ 见夏传才《诗经研究史概要》,78页,中州书画社,1982。
⑥ 皮锡瑞:《经学历史》,9o页,中华书局,1959。
⑦ 潘凯雄、蒋原伦、贺绍俊:《文学批评学》,1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⑧ 汉代其他批评模式,容另文论述
(胡大雷 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 教授 邮编:541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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