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尖音是践踏民族语言

取消尖音是践踏民族语言 取消尖音是践踏民族语言 自从有汉字，就分“尖团音”，“尖音字”和“团音字”在1932年以前的有史以来的中国字典上一直是泾渭分明、严格区分、丝毫不混，直音字典是这样，切音字典也是这样。自东汉用反切注音以来，尖音属于精系（声母为zi ci si），团音属于见系（声母为j q x），历经一千八百年，历朝历代的法定字书都是这样。流传至今的有隋代的《切韵》、唐代的《唐韵》、宋代的《集韵》、元代的《中原音韵》、明代的《洪武正韵》、清代的《康熙字典》、民国时期的《中华大字典》、《学生字典》……数不胜数。又不止切音字书分尖团，就是使用拼音的字书和拼音也依然分尖团，如1909年帝国邮电会议制定的《邮政式拼音方案》、1913年“全国读音统一会”制定的国定标准音——“老国音”、1921年教育部出版发行的《国音字典》、《国音留声唱片》、1931年“汉字拉丁化全国第一次代大会”通过的“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1952年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通过的《汉语拼音字母表》、1955年文字改革委员会通过的《汉语拼音文字（拉丁字母式）草案初稿》、1950年——195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四角号码新词典》（用北拉新文字注音）、新华辞书社编辑出版的《新华词典》（给尖音字标上了尖音符号）等也都是明确分“尖团”。“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汉字是汉语的书面形式，自古迄今的汉字分尖团，说明自古迄今的汉语北方话分尖团，说明自古迄今使用汉语普通话的华夏人群分尖团，这是不容置疑的。 什么人不分尖团？以努尔哈赤、皇太极为代表的满州贵族不分尖团。原因之一，是因为刚步入“文明社会”的满族人的语音成分较贫乏，语言里无尖音，如1599年努尔哈赤任命厄而德尼创制的“老满文”里，只有12个字头（12个声母），只有敲舌音zh ch sh，没有舌尖音z c s，只有舌面音j q x，没有舌尖细音（尖音）zi ci si（举齐以代撮，下同）。他们学汉语、说汉话，大多把zi ci si（积七西）读为j q x（机期吸）、把z c s（资雌私）读为zh ch sh（知吃诗），即不能区分轻、重两种尖团音。原因之二，是因为满语和汉语不属于一个语系，各有各的发音特点，入关前满人的语音特点是舌尖上敲、舌身后缩（常说的“舌头短”），乍说汉语很容易把汉语平舌音（舌尖微垂抵下齿背）的z c s发成翘舌音（舌尖上翘抵上齿背），把翘舌音（舌尖抵前腭）的zh ch sh发成卷舌音（舌尖倒卷抵后腭）。翘舌的舌尖抵上齿背的z c s是难以与齐撮呼韵母相拼的，zi ci si（积七西）是不存在的，所以他们说汉语难以发尖音，只得把尖音发得似团音，即“尖音舌面化”，尖团合流了。 带有尖音舌面化语病的满大人入关后就成了北京的新主人，就把带有尖音舌面化语病的语音当成了标准音，就搅乱了北京音。清初北京的明代遗民是整齐分尖团的，但是奴才必须服从主人。清军入关后，以多尔滚为代表的清初统治者实行了民族征服政策，强迫汉人在发型、衣冠、语言等方面服从他们。多尔滚颁布“剃发令”，“留发不留头”是强制政策；雍正皇帝要汉臣以他的“官话”（带满语特色的尖音舌面化的旗人汉语）为标准，“正音书院”必以旗人为教师，推行“旗人汉语”也是强制政策。清初统治者强行推广的尖音舌面化的“旗人汉语”明明不标准，但奴才们——汉族官吏谁也不敢冒犯“天颜”来争辩，只能忠顺追随。只有民族骨气十足而又辞官不坐的学者傅山先生指桑骂槐地作了批判：“太原人（实指满大人及其追随者）语多不正，最鄙陋恼人，吾少时（顺治时）听人语不过百人中一二耳，今（雍正时）尽尔矣，如酒为九，九为酒，见为箭，箭为见之类，不可能辨。”（见《霜红龛全集．咳唾珠玉补遗》）。由于以上两种原因，致使北京内城（皇城）的语音发生了改变，朝堂上许多满、汉大臣，甚至“博雅名儒、词林硕士往往一出口而失其音”——“酒为九”、“箭为见”，形成了染有满语语病的“尖音舌面化”的官场语音。这种官场语音虽然是一个社会群体，但不是北京多数人，北京大多数汉族百姓仍然分尖团。 “尖音舌面化”的语病虽来自满州贵族，但并非出于自觉。清军入关99年以后，随着满语语音的丰富和满、汉语言的进一步沟通，精通汉语的满族学者发现了这个语病，就着手纠正。于是在1743年（乾隆八年）专为纠正尖音舌面化的语病，让满人分辨尖团音，官方出台了《圆音正考》。《圆音正考》的序言明确提出：“试取三十六母字审之，隶见溪郡晓匣五母者属团，隶精清从心邪五母者属尖，判否泾渭，与开口、闭口，轻唇、重唇之分，有厘然其不容紊者。爰辑斯篇，凡四十八音（四十八对尖团音节），为字一千六百有奇（1663个尖、团字），每音各标国书（满族人称满文为国书）一字于首，团音（标满文圆头字母）居前，尖音（标满文尖头字母）在后。庶恭观之下，举目了然……” 但此时满人的语病早已形成，纠此语病已经困难。纠此语病虽然困难，但毕竟取得了成绩，到十九世纪初，就有大部分的满族人能大体上分辨尖团音了。1810年（道光十年）南海人高静亭依照北京满大人的官场语音编写的《正音撮要》里，齐齿呼字明确分尖团，撮口呼字多有混淆的情况（见《古汉语研究》2000年第一期麦耘教授的《〈正音撮要〉中尖团音的分合》），就反映了满大人语音的实际，说明满大人的语音正在向分尖团的方向发展，只是分尖团还不够整齐。 什么人鼓吹“尖音舌面化”、强行“合并尖团音”？ 20世纪初，主张“全盘西化”的革新派学者掀起了对汉语、汉字“落后”、“繁难”的批判，要求语言文字都应简化，20年代初“汉字革命”的浪潮走向了极端。激进分子主张废除汉字、汉语，鼓吹用世界语取代汉语，用罗马字取代汉字。“国语统一筹备会”的《国语月刊》成为激进分子的宣传口舌，连篇累牍地发表“汉字革命”的文章，诸如钱玄同的《汉字革命》、黎锦熙的《汉字革命军前进的一条大道》、赵元任的《国语罗马字研究》、蔡元培的《汉字改革说》……在这“汉字革命”的声浪甚嚣尘上的背景下，凡是鼓吹“国语罗马字”的激进分子就成为 “国语统一筹备会”的风云人物、决策人物。诸如：1922年黎锦熙在国语统一筹备会中提出了“废除汉字采用新拼音文字案”；1923年钱玄同提出（黎锦熙、黎锦晖、汪怡三人签名连署）“请组织国语罗马字委员会案”。在此背景下，1923年“读音统一筹备会”的第五次常年会议就成了“汉字罗马化”的专会议，出席会议的大多是“国语罗马字”的鼓吹者，不赞成废除汉字的“保守派”会员大多没有参加会议。就在这次特别会议上，极力鼓吹“国语罗马字”的风云人物、“读音统一筹备会”里的干将——湘潭人士黎锦熙（满清贵胄，自身不辨尖团），提出了修改“国音”的议案，力主取消尖音、舌面鼻音和入声等。由于会上出席委员太少（出席委员太少的原因，姚德怀先生说是“由于时局动乱”，笔者以为是不会西文、不赞成废除汉字的“保守派”会员没参加），此议案并无正式定案。黎锦熙简化语音的议案非但没有正式定案，也遭到了会内会外许多学术大家（如张炳麟）的反对，只有钱玄同、赵元任等几个“国语罗马字”的狂热鼓吹者勉强同意。而黎锦熙就利用职权迫不及待的贯彻宣传，就亲手修改《国音字典》，砍掉尖音；于1926年未经教育部批准，自行公布了“数人会”的合并尖团的“国语罗马字”（黎锦熙自己就说如“私生子”），制造了取消尖音的“既成事实”。又于1932年“促请”（实际是迫使）教育部公布他一手炮制的合并尖团的“国语常用字汇”。这样一来，黎锦熙就把区分尖团的“老国音”改造成合并尖团的“新国音”，就把分尖团的《国音字典》改造成合并尖团的《国语辞典》。取消尖音完全是“国语罗马字”狂热时代背景下的，以黎锦熙为轴心的极少数人的人为产物，绝不是“大部分北方话基础方言里不分尖团”，也不是“北京音里无尖音”。 什么人顽固坚持合并尖团音？以黎锦熙为轴心的“新音派”自1923年提出取消尖音、合并尖团的提案，直到1958年公布合并尖团的《汉语拼音方案》，同“老音派”、“北拉派”“新华派”、京剧界等社会各界的反对者进行了三十五年地搏斗（瞿秋白曾称其为“鬼门关之外的战争”），顽固地坚持合并尖团音。三十五年来搏斗的情况可分为三个阶段，简述如下： 第一阶段，是同老音派和教育部的斗争。 以黎锦熙为轴心的“新音派”（即后来的“国罗派”）虽于1924年——1926年借用“国语统一筹备会的名义强行修改了“老国音”、公布了“国语罗马字”，合并了尖团，但遭到了“老音派”为代表的社会各界的反对，不仅北洋政府的教育部不予承认，就是南京政府的教育部也不予承认，所以黎氏的新国音字书（合并了尖团的字书）不得出版。1928年，对新、老学术采取“兼收并蓄”的蔡元培担任了南京大学院院长（即教育部部长），在黎氏新音派的“促请”下，便以个人地位公布了“国罗”（蔡元培是黎锦熙的朋友，主张汉字拉丁化）。“国罗”虽然被蔡元培公布，但教育部仍然不承认，仍然指定汉字的注音分尖团，汉字的拉丁字母注音，用分尖团的“邮政式”而不用“国罗”，如清华大学的“清华”二字的注音就是Ts’inghua。周有光《汉字改革概论》第43页的一段叙述就如实反映了这种情况：“（‘国罗’）公布以后三个月就发生了一次搁浅事故：当时北京大学改名‘北平大学’，教育部指示该校，北平译定为peiping (这是邮政式)；钱玄同、黎锦熙等提出抗议，要求按照‘国定的正式拼法’改为Beeipyng，可是教育部不予理睬！（注：这时候教育部长已经不是蔡元培）国语罗马字步履艰难的情况由此可见一斑。” “国罗”搁浅的这段历史事实完全证明当时的南京政府教育部既不承认“国罗”，又不赞成合并尖团，等于判了“国罗”的“死刑”。合并尖团的“国罗”是怎样复活的呢？1931年，神州大地上出现了共产党红色政权的割据，苏联远东公布了“中国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红色政权和“北拉新文字”遥相呼应，从政治到语言、文字都威胁了蒋政权。黎锦熙便趁势张扬“国语统一”来迎合蒋介石“一个政党、一个主义”的政治需要，以“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的名义“促请”教育部公布他一手炮制的合并尖团的用“国罗”注音的“国语常用字汇”。在此背景下，南京政府的教育部出于政治的需要，公布了“国语常用字汇”，承认了“国罗”和“新国音”。从此，黎锦熙进一步成为南京政府的“朝内官”，不但在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里控制了审音权，并且亲自担任了上海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直接控制了字典、词典、教科书和识字读物的出版权，砍掉一切字书的尖音。汉字注音只准使用合并尖团的“新国音”，不准使用分尖团的“老国音”，实现了语音独裁。 第二阶段，是同“北拉派”的斗争。 1934年，瞿秋白、吴玉章的分尖团的“北拉”新文字在全国不胫而走，新文字团体到处成立，获得学界广泛的拥护，各界人士纷纷要求南京政府废弃“国罗”，采用“北拉”，就连曾以大学院院长的个人地位公布过“国罗”的蔡元培先生也是如此。诸如：1935年12月，蔡元培、鲁迅、郭沫若、茅盾、陈望道、陶行知等688位知名人士联名向南京政府提出了要求推广 “北拉”新文字的意见书；1939年，张一麟（担任过“读音统一会”会长）、黄炎培、邹韬奋等13人在国民党参政会上提出推广“北拉”的提案。解放区里传习新文字更是如火如荼，1940年1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新文字工作委员会”，正式宣布新文字与汉字有同等的法律地位。毛泽东更是极力赞成，不但写信赞扬蔡元培的转变，而且在延安《S¡nWenz¡Bao》（新文字报）第一期上题字：“切实推行, 愈广愈好”……这一时期，“国罗派”明显分化，不单是蔡元培转变，就连“国罗”的设计师赵元任也放弃了“国罗”，而去设计分尖团的《通字方案》，顽固坚持“国罗”的只有黎氏新音派。黎锦熙为了维护合并尖团的既成事实和“国罗”的正统地位，“发展了宗派主义”，采取了“借刀杀人”的策略：他利用官方刊物发表文章，攻击“北拉”新文字是“苏联人越俎代窇”，攻击“北拉”学者是“靠拿卢布过日子”、是“国语‘不’统一主义”，唆使反苏剿共登峰造极的南京政府仇视“北拉”新文字和“北拉”学者，对“北拉”学者进行迫害，对“北拉”新文字进行查封，使“北拉”成为非法。黎氏为南京政府的白色恐怖推波助澜，扼杀了“北拉”和“北拉”的创立人瞿秋白。黎氏控制的国语书籍里不准有“北拉”的影子和分尖团的珠丝马迹，而让尖团合流的“新国音”和“国罗”充斥字书、词书，进一步实现了语音独裁。 第三阶段，是同吴玉章为代表的“新华派”的斗争。 1949年，随着北京的解放，尖团音也得到了解放，全国上下欢迎分尖团的语言。新华社的播音分尖团，每天早晨播送的最响亮的歌《东方红》分尖团，新华辞书社编写、出版的《新华字典》、《新华词典》分尖团（给尖音字加上了尖音符号）；搬上银幕的各种戏曲电影（京剧、评剧、昆剧、豫剧、吕剧、越剧、黄梅等等）分尖团……合并尖团的“国语罗马字”惨遭淘汰，区分尖团的“北拉新文字”获得新生，得到了宣传和推广；上海成立了“北拉”新文字研究会，出版用“北拉”新文字注音的书刊；东北铁路局和中央机关使用了“北拉”新文字电报；中国海军使用了“北拉”新文字旗语；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了用“北拉”注音的《四角号码新词典》……总而言之，分尖团的语言已经成为新中国的主流语言，国语标准音里分尖团已是大势所趋，区分尖团音的新的汉语拼音方案即将出台。此一时期所有主张分尖团的各界人士，包括“老音派”、“北拉派”以及以京剧届为代表的戏曲届，都应当叫做“新华派”（笔者的定义）。但早已患上“砍尖痞”的黎锦熙为了维护合并尖团的既成事实，同以吴玉章为代表的主张分尖团的“新华派”进行了错综复杂的斗争，采取了假借权威、背后拆台，突然袭击、瞒天过海，宫廷政变、组阁夺权的三部曲，打倒了“新华派”，维护了尖团合流。下面对黎氏三部曲作一简要陈述。 第一步是假借权威、背后拆台：刚一建国，黎锦熙就和毛泽东搭上了特殊关系（据说黎是毛的老师、挚友和同乡），被毛泽东推荐（或说是指定）到新中国的文改机关当了副主任。随即黎的地位倍加显赫，成为文改机关的特殊人物，其权威足以和吴玉章抗衡。黎氏虽曾是北洋政府、南京政府“国语统一会”的轴心人物，但由于长期和“老音派”、“北拉派”学者作对，并不受以吴玉章为首的新中国文改机关的欢迎，其权威地位的确立与毛泽东的推荐不无关系，确乎有点假借权威的嫌疑。黎锦熙当上了文改机关副主任，表面上已与吴玉章合作，暗地里却同床异梦，背后拆台。1952年前，“文改会”讨论拉丁字母式拼音方案的时候，以吴玉章为首的“新华派”力主用“北拉”，而黎锦熙上下串联，千方百计地阻止“北拉”成为新中国的拼音方案，极力影响毛泽东改变态度——放弃“北拉”（毛泽东原本赞成“北拉”），采用“民族形式”。1952年后，曲解毛泽东的“民族形式”，借口“民族形式”和“等待新方案”来制止“北拉”的宣传和使用，力主使用取消了尖音的注音字母（新国音），迫使出版物（字典、词典、教科书和群众读物等）的汉字注音只能使用注音字母，不能使用“北拉”，使出版物无法分尖团。从1952年10月到1955年10月，文改会拼音方案组三次通过的分尖团的汉语拼音方案（1952年10月通过的汉字笔划式拼音方案、1954年6月基本通过的吴玉章的拼音方案、1955年7月通过的《汉语拼音文字（拉丁字母式）草案初稿》），都因黎锦熙的背后拆台而“搁浅”。 第二步是瞒天过海、突然袭击：1955年7月，文字改革委员会拼音方案组通过了几乎和“北拉”新文字完全相同的《汉语拼音文字（拉丁字母式）草案初稿》，准备提交给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讨论通过。在这极为关键的时候，黎氏使出了“瞒天过海”的花招——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名义（黎锦熙不但被毛泽东指定为文改会委员，而且指定为科学院委员，有职务之便）搞了个“函调尖团音”：把24对相混和不相混的尖团字（二十对一尖一团，两对全尖，两对全团）印在纸上，寄给北方话区各县教育局，再转给县驻地师范学校的某个教师或学生，不说是方言调查，只让这个教师或学生在两字之间画等号（=）或差号（х）。只要是这个人在两字之间全部画了 = 号，这个县就是不分尖团的方言，一个人代表一个县（见《中国语文丛书|方言和普通话》第一本）。你想，尖团合流的“新国音”成为法定标准音已近三十年，师范学校的教师大多受过“新国音”的培训；三十年来学校里教的，字典、词典和教科书上标的都是尖团合流（尖、团同音）的法定标准音，按标准音只能在两字之间画等号。让师范学校的接受了新国音的教师或学生画符号，又不说是按自己的方言，填表者是极容易按字典的“标准音”在两字之间画 = 号的。如果真的调查方言尖团音，就应当撇开接受了“新国音”、依赖字典读字的教师或学生，去调查老知识分子，或作田野调查，以文盲为对象。选择新音派人物做对象，必然得到“不分尖团的方言占多数”（函调的统计是：北方话区，分尖团的方言占20.3%，不分尖团的方言占79.7%）的颠倒黑白的荒唐结论，这也正是黎氏新音派想要得到的预料之中的结论。“函调尖团音”完全是黎氏一手策划的欺上瞒下的“瞒天过海”之术。黎氏新音派用“函调”法得到了“北方话区不分尖团的方言占多数”的歪曲事实真相的统计数据（实际上北方话区分尖团的方言占90%以上），就等于得到了“砍尖音”的上方宝剑，就在“现代汉语问题学术会议”上对坚持分尖团的“新华派”发动了突然袭击。1955年10月15日——23日教育部和文改会联合召开了“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汉语拼音文字（拉丁字母式）草案初稿》。就在该会议结束的第二天，黎氏新音派立即以中国科学院的名义召开了“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对“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讨论通过的《汉语拼音文字（拉丁字母式）草案初稿》的分“尖团”作了强硬地否定。“黎氏新音派”将“函调统计表”在“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广为散发，显出了拙拙逼人的气势，特别是黎氏弟子陆志韦的《关于北京话语音系统的一些问题》的，又极力夸张不分尖团的人群，把“函调统计表”的“不分尖团的人口占79.7%的统计数据”改为“约占人口的80%余”。“黎氏新音派”借此强调“既然北京和北方话区大多数地方都不分‘尖团’，普通话当然应当以不分‘尖团’为标准”（见《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文件汇编》）。“规范会议”上黎氏新音派突如其来的“函调数据”和凌厉攻势，压垮了吴氏“新华派”，因为是突如其来，使他们措手不及。在“黎氏新音派”的凌厉攻势下，文改会拼音方案委员会立时分化瓦解，12位成员中，年龄较轻、阅历较浅、资格较浅的成员，如王力、陆志韦、周有光等都站到黎锦熙那边去了，主张分尖团的“新华派”就由多数变成了少数，吴玉章也只能“少数服从多数”了。就这样，科学院压倒了教育部，语研所压倒了文改会，“黎氏新音派”压倒了“吴氏新华派”，祸起萧墙，一夜之间，以吴玉章为核心的方案组苦心酝酿了六年之久的分尖团的汉语拼音方案最后一次“搁浅”了。 第三步是宫廷政变、组阁夺权：所谓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其实质就是“黎氏新音派”预谋策划的打倒“吴氏新华派”的“宫廷政变”！否定了“吴氏新华派”的分尖团的《汉语拼音文字（拉丁字母式）草案初稿》，黎锦熙就取代吴玉章，攫取了汉语拼音方案的裁决权，就成为修改方案的绝对权威，就迫不及待发表了取消尖音的方案（见1956年2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汉语拼音方案（草案）》。黎锦熙踢开拼音方案委员会的“新华派”，与其弟子王力、陆志韦组成了黎氏三人小组，将吴氏“草案初稿”的尖音zi ci si砍掉，尖音和团音都用j q x表示，就成为合并尖团的“黎氏方案”，也就是1958年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经过这样的“偷梁换柱”的改造，黎氏再一次（首次是1923年把分尖团的“老国音”修改为不分尖团的“新国音”）实现了“鸠占鹊巢”，成为“汉语拼音之父”。此方案一经确立，就神圣不可侵犯，谁要再提尖团音问题，谁就是“右派”，就是“历史的反动”、“给普通话知识制造混乱”，罪不容诛！随即，“吴氏新华派”的新华辞书社并入“黎氏新音派”的中科院语研所的辞书编辑室，一切区分尖团音的辞书禁止出版和发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吴玉章，被迫无奈地于1957年11月11日与黎锦熙联名发表了《六十年来中国人民创造汉语拼音字母的总结》，公开向“黎氏新音派”妥协。从此以后，“黎氏新音派”极端荒谬的“尖团合流论”和“语音简化论”就成了语言学界的神圣教条，黎门弟子——新音派学者，就成为维护师门教条的法西斯。（毛泽东的功过三七开，黎锦熙的功过也应当三七开） 汉字和汉语，尤其是汉语的语音成分，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分尖团更是汉语语音的瑰宝，是古往今来汉语语音发展的最高阶段。砍掉尖音、合并尖团，是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戕害，是对民族优秀语音的自残；是人为降低汉语的表达功能，是遏制汉语语音的正常发展；是制造炎黄子孙的语言贫乏症，是制造普通话人群的语音混乱（汉语人群普遍存在着“男国音——团音”和“女国音——尖音”的分歧和对立），是降低汉语的国际形象，是斩杀汉语成为世界共同语的天然条件；是对造字祖先的亵渎，是违背全国人民的意愿……历史将会判定，区分尖团音者有功，合并尖团音者有过；教人区分尖团音的《圆音正考》、“老国音”、“北拉”、《新华词典》、《汉语拼音文字（拉丁字母式）草案初稿》……永放光芒，教人合并尖团音的“新国音”、“国罗”、《国语常用字汇》、《国语辞典》、《汉语拼音方案》必然死亡；保护国萃、坚持分尖团的京剧界和地方戏曲界的艺术大师是保护民族优秀语音的栋梁和功臣，鼓吹新音、顽固推行合并尖团的学界教授、政界官僚和文艺界名人是损害民族语言的蠹虫和罪犯！远见卓识的炎黄子孙应当积极、大胆地倡导民族共同语里分尖团。时不我待，只争朝夕，愚公移山，感动上帝！ 乌云遮不住太阳，愚昧挡不住科学，地球在转动，人类在进步，语言在发展，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优秀高等的分尖团的民族语言必定战胜低劣的尖音舌面化的满、汉杂混语言，中华民族的共同语一定会重新分尖团！捍卫民族语言的优秀成分人人有责，远见卓识的志士同仁应同心同德、勇往直前，冲破黎明前的黑暗，让民族共同语尽早分尖团！让我们振臂高呼：汉语的尖团音万岁！ 2007年9月第二次修改稿（2007年7月初稿） 作者:林化义 发表时间:2007-11-6 13:5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