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现实主义

null第四章 现实主义的复归 第四章 现实主义的复归 现实主义概念简述： 1、一种写作方式：强调“不折不扣地对素材进行忠实的处理，既不夸大也不贬低生活，而是忠实于生活的原来面目；强调细节描写，不重主观评价。自然主义是它的衍生物（针对“人”的僭越）。 2、 19世纪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巴尔扎克、乔治·爱略特、托尔斯泰、狄更斯等。批判现实主义（针对资本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乌托邦的重建） 。 3、苏联文学批评术语，理论依据来自恩格斯的一句话：除细节真实外，还要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客观描写、主观概括、倾向性、人民性、党性）一、现实主义的回归一、现实主义的回归1、“十七年”时期，政治对文学的钳制，极大地造成了现实主义生命力的萎缩，而文化大革命期间，极左革命政治话语的肆虐横行，则进一步扼杀了现实主义的生命，导致了现实主义的全面失落。null2、文革结束后，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对“四人帮”极左文艺思想的清算，新时期文学开始复苏。要求写真实，还文学以生命成了时代性的要求，一大批敢于正视现实，直面人生，揭露文革罪行，呼唤人道主义的作品应时而生。在这种情况下，长期失落的现实主义逐步走向回归。null3、80年代上半期，文学以潮流演进的方式推动了现实主义的发展，先后出现的主要潮流有“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与改革文学。“伤痕”文学实现了现实主义的回归，反思文学使这种回归的现实主义走向深化，而改革文学则是对这种现实主义的时代发展。二、文革苦难的集体言说——伤痕小说二、文革苦难的集体言说——伤痕小说1、伤痕小说的概念 伤痕小说是发生与1977—1980年间的重要的文学现象，以刘心武的《班主任》为发端，而以卢新华的《伤痕》为标志，揭示文革悲剧，展示文革给人们造成的生活苦难和精神创伤，控诉“四人帮”极左毒害的小说创作潮流。2、伤痕小说的代表作2、伤痕小说的代表作除了《班主任》和《伤痕》外，影响较大的还有：《神圣的使命》（王亚平）、《高洁的青松》（王宗汉）、《灵魂的搏斗》（吴强）、《献身》（陆文夫）、《姻缘》（孔捷生）、《我应该怎么办》（陈国凯）、《记忆》（张弦）、《铺花的歧路》、《啊》（冯骥才）、《大墙下的红玉兰》、《第十个弹孔》（从维熙）、《重逢》（金河）、《枫》（郑义）、《一个冬天的童话》（遇罗锦）、《生活的路》（竹林）、《罗浮山血泪祭》（中杰英）、《天云山传奇》（鲁彦周）、《许茂和他的儿女们》（周克芹），还有迟至1986年才出版的长篇《血色黄昏》（老鬼）等。3、“伤痕”小说的两部分创作主体。3、“伤痕”小说的两部分创作主体。一是“复出”作家群或“归来”作家群。如王蒙、从维熙、张贤亮、高晓声、刘绍棠、李国文、陆文夫等。其中，可以从维熙为代表。 二是知青作家群。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有着文革经历的作家，如冯骥才、周克芹等。冯骥才的《铺花的歧路》、《啊》和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4、从维熙的“大墙文学”4、从维熙的“大墙文学”主要代表作有《大墙下的红玉兰》和《第十个弹孔》等，内容展示的是文革期间一些受迫害的官员在大墙内（监狱和劳改农场等专政场所）所受的非人迫害以及大墙经历给他们造成的精神创伤。null从维熙的“大墙文学”在当时产生了热烈的社会反响，这一方面是由于题材本身的尖锐新颖，开了“大墙文学”的先河；另一方面是触发了当时文艺的禁区，引发了关于社会主义悲剧题材问题的讨论。 从维熙的创作带有自叙传的性质，内容大多与自身的经历有关，风格沉郁悲壮，但也存在情感外露，理念色彩较浓的不足，影响了反映现实的深度和力度。5、对伤痕小说的评价5、对伤痕小说的评价① “伤痕”文学对文革苦难记忆的集体言说，客观上促成了新时期文学现实主义的回归。也就是说，“伤痕”文学重新接续了五四新文学的那种直面现实人生，大胆暴露社会黑暗、针砭时弊的现实批判精神和强烈的主体意识。 ② “伤痕”文学继承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颇为发达的“问题小说”传统，体现出强烈的现实“干预”精神。 刘心武当时就说过：“我强迫自己在每一篇新作品当中都提出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班主任》的发表，使他成为当时“问题小说”的代表人物。null③ “伤痕”文学由于在当时配合了政治上“改革派”对“凡是派”的斗争，与主流政治话语存在一定的共谋关系，因而得以顺利发展。但“伤痕”文学的明确的“问题”意识，仍然是对“十七年”文学思维方式的延续，即文艺为政治服务。 ④ 这使“伤痕”作家们在充分关注“写什么”的同时，忽略了“怎么写”这一困扰后来80年代文学发展的主要问题，忽略了对小说本体艺术的建构。艺术粗糙，除了史料价值，难以经受时间的过滤。三、知青经验的历史回顾——知青文学三、知青经验的历史回顾——知青文学1、知青和“知青文学”的概念 知青，指文革中下乡的知识青年。文革期间，为响应毛泽东的号召（1968年），大批的城市中学毕业生或自愿、或被迫下放到农村（或军队的生产建设兵团），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就是当时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知青文学。两种观点：一、反映知青生活和经历的作品；二、有着知青经历的作家所写的作品。以前一种观点为主要。null2、主要的知青作家 知青作家主要有韩少公、郑义、郑万隆、史铁生、张承志、梁晓声、张抗抗、孔捷生、王安忆、李杭育、叶辛、竹林、陈建功、卢新华、铁凝、李锐等。3、知青文学的三个阶段3、知青文学的三个阶段1）知青伤痕小说。主要作品有卢新华的《伤痕》、郑义的《枫》、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陈建功的《萱草的眼泪》、遇罗锦的《一个冬天的童话》、竹林的《生活的路》、叶辛的《蹉跎岁月》、老鬼的《血色黄昏》等。null对知青伤痕小说的评价。早期知青小说属于知青“伤痕”小说，是新时期文学的先声，它们通过对文革苦难的集体言说，推动了现实主义的回归。但早期知青小说的自身缺陷决定了它的存在不可能持久。这包括两方面原因，一是艺术上的幼稚粗糙经不起时间的检验，除了最初的情感宣泄功能外，难以获得艺术美感。二是缺少对作为历史主体的自我的审视，而仅仅从文革本身来发掘“伤痕”的原因，无力触及“伤痕”背后的社会、历史与人性根源，显得片面肤浅。null2）知青反思小说。主要作品有《桑树坪记事》（朱晓平）、《飘逝的花头巾》、《轱辘把胡同9号》（陈建功）、《西望茅草地》（韩少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史铁生）、《本次列车终点》（王安忆）、《南方的岸》（孔捷生）、《绿夜》（张承志）、《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梁晓声）等。null对知青反思小说的评价：知青反思小说是对知青“伤痕”小说的深化。在经历过最初的狂热的情感呐喊后，知青反思小说开始走向冷静深沉，感情倾诉的成分减少，理性思辨的色彩增厚。从表现内容上讲，这一阶段的知青小说不再局限于对文革“伤痕”的简单展示，艺术视点复杂多样，在表现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有了很大地拓展。艺术审美上，小说文体意识开始觉醒，是对现实主义的深化发展。null3）知青文学的开放和深化期。 以1984年阿城的《棋王》为标志，知青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知青写作的视点已不再局限于知青活动本身，不再局限于单一的社会政治视角，而是从知青本身出发，把知青还原为一个具体的“人”——社会学意义上的人，从民族、历史、文化的高度来对知青进行剖析，再认识，实现了从“审史”向“自审”的转变。代表作有张抗抗的《隐形伴侣》、陆天明的《桑那高地的太阳》、梁晓声的《雪城》等。null90年代以来，关于知青经验的历史回顾时有浮现，并涌现出了一批较有影响的作品，如梁晓声的《年轮》、叶辛的《孽债》、郭小东的《中国知青部落》、邓贤的《中国知青梦》等，还有知青回忆录《回首黄土地》、《草原启示录》、《魂系黑土地》等，这是80年代知青文学的历史延续。四、“归来者”的历史沉思——反思文学四、“归来者”的历史沉思——反思文学1、反思文学的概念 反思文学是继“伤痕”文学之后又一个重要文学现象，它发生在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期，先是与“伤痕”文学交错并存但很快取代了“伤痕”文学，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的文学思潮。它是借文学表达对历史的思考，探究历史悲剧的根源，进而现实经验教训。2、反思文学特点： 2、反思文学特点： （1）具有较为深邃的历史纵深感和较大的思想容量。 （2）理性思辨色彩浓厚。不同于“伤痕”文学泛滥式的情感倾诉，反思文学则以冷静的辨证的眼光来看待历史灾难。 （3）文体意识增强，是新时期文学自觉的开始。反思文学进行了新时期最早的现代小说艺术实验，推动了新时期小说文体的解放。3、主要代表作品3、主要代表作品短篇《内奸》（方之）、《李顺大造屋》、《“漏斗户”主》（高晓声）、《月食》（李国文）、《小贩世家》（陆文夫）、《剪辑错了的故事》（茹志鹃）、《我是谁》（宗璞）、《小镇上的将军》（陈世旭），中篇《布礼》、《蝴蝶》（王蒙）、《河的子孙》、《绿化树》（张贤亮）、《美食家》（陆文夫）、《人到中年》（谌容）、《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一弓）、《洗礼》（韦君宜），长篇《芙蓉镇》（古华）、《活动变人形》（王蒙）等4、王蒙的作品4、王蒙的作品1956年，王蒙因发表《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被划为“右”派，下放劳动，直到70年代末，才得以复出。新时期初，王蒙以一组历史创伤记忆作品重新走上文坛，主要有《最宝贵的》、《布礼》、《蝴蝶》、《杂色》、《春之声》、《海的梦》、《相见时难》等。除了历史反思作品，他的一些反映现实的作品如《夜的眼》、《深的湖》、《说客盈门》、《风筝飘带》等和一些寓言哲理式作品如《名医梁有志传》、《坚硬的稀粥》、《球星奇遇记》、《来劲》等，都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90年代以来，他的“季节系列” 长篇小说和2004年的《青狐》也产生了很好的影响。王蒙的创作特色：王蒙的创作特色：① 不同于当时普遍的对文革苦难的揭露、控诉，王蒙很快实现了对“伤痕”文学的超越，直接进入到对造成文革灾难的社会、历史与人性根源的反思。 ② 他的小说淡化历史创伤记忆，更多地关注历史灾难过程中人物的心灵现实，刻意展示人物在特定境遇中的内心情感波动。null③ 他没有把历史灾难的责任简单地归结为某个人或某场政治运动，而是从历史的主客体双方寻找原因，找到彼此可以谅解的地方。这种宽容的历史态度，使他对历史不进行简单的道德评断，而是着意于揭示历史灾难背后所蕴含的深刻哲理和教训。 ④ 他既执着于对自己青年时代革命理想信仰的坚定追求，又不断地对这种理想主义及其实践过程进行反思，指出它在实现上的艰难和前途的光明，表现出对历史理性主义的认同。null⑤ 出于对革命的信念，他既认识到现实的力量，又表现出对现实问题的超越，避免了当时那种普遍性的感伤。所有的这些，形成了王蒙反思小说的特有的理性思辨色彩。 ⑥ 同时，自身的特殊经历，使他的作品呈现出强烈的历史感和沧桑感。对《布礼》的分析 对《布礼》的分析 中篇小说《布礼》完全可以看作是王蒙的精神自叙。主人公钟亦诚有着与王蒙几乎一样的经历：少年时代就是个布尔什维克，1957年因发表诗歌被划为右派，下放改造，在接踵而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饱受折磨屈辱直到文革结束平反。小说着重展示了钟亦诚在这一过程中痛苦裂变的心灵历程，表现了他对这段历史的深切反思。但贯穿始终的是主人公对革命事业的信心和对革命理想的忠贞，体现出王蒙一以贯之的革命理想主义激情。4、关于张贤亮。4、关于张贤亮。张贤亮1957年因发表诗歌《大风歌》被划为右派，经受二十多年苦难，直到1979年平反并重新走上文坛。由于这段特殊的经历，他复出后的作品，除了一部分表现八十年代中国社会经济改革，如长篇《男人的风格》、中篇《龙种》、《河的子孙》等，参与了当时改革文学的浪潮，其余的作品大多与文革历史创伤记忆有关，如《刑老汉和狗的故事》、《灵与肉》、《土牢情话》、《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长篇《习惯死亡》，以及写于90年代的另一部长篇《我的菩提树》等，这部分作品代表了张贤亮的艺术风格和成就。 对《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分析。对《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分析。这两部作品对主人公苦难历程的展示，伴随着完整的动人的爱情故事，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又惊心动魄。右派分子章永璘在动乱年代里忍受着非人的折磨：刻骨铭心的饥饿感、性的饥渴和精神的空虚迷茫，最终由一个富于思想的资产阶级知识青年蜕变为动物化、非人化的事实。不同于一般作品对这种“事实”的放大描写，作品重点表现章永璘在这种苦难环境中的自我超越，即实现由动物化、非人化向正常人的回归。null作品试图从生理和精神两方面来表现主人公的“自我超越”。生理上，章永璘所遇见的两个女人马樱花和黄香久，不仅满足了他在灾难年代里的情感需求和生理需要，而且复活了他身上的正常人性：马樱花使他由狼孩还原成人，而黄香久则使他由半个男人变为真正的男人。精神上，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研读与信仰，章永璘从中获取了“自我超越”的力量，始终保持知识分子精神上的优越感和使命意识。但“自我超越”的结果，却形成了章永璘与马樱花、黄香久之间的距离，并最终导致了这些女性的悲剧。null张贤亮创作的局限：这两部作品体现了张贤亮一贯的自传风格，典型地代表了张贤亮的叙事风格和思想局限，这就是对中国传统小说的“公子落难，女子相救”及“男尊女卑，始乱终弃”的情爱叙事模式的套用和对“读书人”精神上的优越感的标榜与凭借知识以求闻达的人生愿望的肯定。五、时代精神的感应与张扬——改革文学五、时代精神的感应与张扬——改革文学1、改革文学的概念 反映我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进程及其所引起的社会生活变动，在1983—1984年间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创作高峰。2、代表作家和作品2、代表作家和作品第一阶段：《乔厂长上任记》（蒋子龙）、《祸起萧墙》（水运宪）、《改革者》（张锲）《三千万》（柯云路）等； 第二阶段：长篇《沉重的翅膀》（张洁）、《男人的风格》（张贤亮）、《花园街无号》（李国文）、《新星》（柯云路），中篇《老人仓》（矫健）、《鲁班的子孙》（王润滋）、《秋天的愤怒》（张炜）、《腊月·正月》（贾平凹）、《人生》（路遥）等。自85年往后，作为一种思潮的改革文学已经结束，但作为一种现象的改革文学却长期存在，如《浮躁》（贾平凹）、《平凡的世界》（路遥）、《古船》（张炜）等。3、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3、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这部作品成功地塑造了一位现代的企业开拓者形象——乔光朴。乔光朴受命于危难之际，立军令状，接下了一个经过十年内乱濒于倒闭的某重型机械厂，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终于使企业摆脱困境，重新获得了生机。作品重点表现了乔光朴的朝气蓬勃、锐意进取、雷厉风行、刚毅果断的理想化的性格特征，这种特征因与当时社会审美理想的吻合，而使“乔厂长”几乎成了改革者的代名词。4、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4、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高晓声是新时期以来专注于表现农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变革的作家。1957年因与方之、陆文夫等人合办同人文学刊物《探求者》而被划为右派，遣送农村务农，直到文革结束才重新开始写作。新时期以来，高晓声创作出了一系列有影响的表现农民命运和性格的作品，主要有《李顺大造屋》、《“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等。null他的作品一方面通过农民的命运来表达对历史的反思，表现农民在这种历史遭遇中的特定的精神状态，如《李顺大造屋》、《“漏斗户”主》等，这是其思考农民问题的起点；另一方面是对历史变革时期农民的文化心理和性格特征的剖析，表现农民在新的生活面前的艰难转变和因袭的思想重负，提出了历史变革过程中农民自身责任的问题，这是他致力于表现的重点内容，代表作品是“陈奂生系列”。5、路遥的作品5、路遥的作品路遥，1950年生，陕西省清涧县人，从小在山区农村长大，父母都是不识字的农民。从小时候起，喜爱中国现代文学与俄罗斯文学，并且习作诗歌、散文。初中毕业后，回乡务农，后入延安大学中文系读书。大学毕业后，分至《延河》编辑部工作。主要作品有《惊心动魄的一幕》，获1977-1980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人生》获1981-1982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并被搬上了银幕；《平凡的世界》获1987年第三届茅盾文学奖。null中篇小说《人生》通过农村青年高加林踌躇满志地离开农村，最后又以忏悔的心情回到农村的曲折坎坷的人生奋斗历程，以及交织其中的两个爱情故事，强烈地表现了变革时期农村青年在人生道路选择上的矛盾、痛苦的心理，对当时城乡交叉地带的社会风尚和道德意识也有相当程度的揭露和抨击。null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对变革时期的中国农村社会现实作了全景式的艺术描绘，塑造了两个感人至深的普通的农村创业者的形象孙少安和孙少平兄弟，在主题的表达上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小说表现了对命运的抗争、对理想信念的追求，以及对崇高人格的坚守。孙少平面对命运的一次次打击进行一次次不屈的抗争，正是这种命运的重压与对命运的反抗精神和行为，才使平凡的人生具有了不平凡的内涵。nu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