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联电容器无功补偿的配置方法(一)

郭嵩焘与“夫人外交”郭嵩焘于1878年6月19日在英国伦敦以如夫人梁氏的名义举行了盛大茶会，这是中国开展“夫人外交”的开始。郭嵩焘之所以通过这种方式开展“夫人外交”，其原因一是出于外交礼仪而回请西方各国官员，再一是他对女性在社会生活中地位的认识。但是，郭嵩焘的行为却受到了清朝守旧派官员和国内舆论的攻击，这是近代中国的悲剧。冀满红（1955―），男，暨南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林广荣（1983—），男，暨南大学历史学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广东广州510632）郭嵩焘（1818—1891），字伯琛，号筠仙，别号玉池老人，清代湖南湘阴人，道光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入值南书房行走。他曾担任过苏松粮道、两淮盐运使、署理广东巡抚、福建按察使，于1875年被清廷正式加授为出使英国大臣，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驻外使节。郭嵩焘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按外交礼仪觐见外国元首并递交国书、第一个制订使团外事纪律、第一个开展“夫人外交”、第一个提出建立领事馆、第一个提出培养职业外交人才的人。作为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外交拓荒人，他的工作在中国外交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夫人外交”是指夫人（一般指国家领导人和高级外交官的夫人，即有资格正式作为国家政治代的夫人）在对外交往中的活动和作用，其中尤指由夫人出面完成某种特定的外交任务的外交形式，“夫人外交”是使团外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首任驻外使节，郭嵩焘如何实践“夫人外交”，为什么要开展“夫人外交”，郭嵩焘的“夫人外交”在国内产生了什么影响?本文拟对这些问题略作探讨。1876年12月2日，郭嵩焘一行由上海启程，前赴英国。同行者除副使刘锡鸿外还有“参赞官黎庶昌（莼斋），翻译官德明（在初）、凤仪（夔九），洋人马格理（清臣），随员刘孚翊（鹤伯）、张斯（听帆）、姚岳望（彦嘉），暨武弁七人，跟役十余人而已”[1]（P24）。郭嵩焘此次出使英国，其“夫人外交”主要是以其“如夫人”梁氏的名义在中国驻英使馆举行盛大茶会这一形式实现的。“茶会”是西方上层社会宴请宾客之重要礼俗。郭嵩焘的副使刘锡鸿在其《英轺私记》中就曾提到：“所谓茶会者，煮加非及茗，剂以白糖牛酪，佐以饼饵，布席堂侧，以俟客至而饮之。客多，则皆立谈。”[1]（P79）同时，尤其重要的一点，“西洋茶会皆由夫人主政也”[2]（P563）。使团于1877年1月21日抵达伦敦后，郭嵩焘多次出席西方茶会、舞会等各种社交活动，为了感谢伦敦各界及各国驻英使领，于1878年6月19日在位于“伦敦新城之东南”[3]（P309）的坡兰坊45号的中国公使馆举行盛大茶会。郭嵩焘邀请了英国外交部各官员，英国社会名流、绅商、公爵、学者，以及德国、俄国、奥地利、意大利、丹麦、荷兰、葡萄牙、土耳其、波斯、日本、海地等数十国驻英使节及其夫人、随员。茶会自5月28日即开始筹备，预算是五百英镑(合白银一千七百五十两)，并于6月2日议定邀请名单，共七百余人。⑶(P560—561)关于中国使馆的布置及茶会当天的情况，郭嵩焘在其日记中仅以两句话简单记之，而随行翻译官德明(即张德彝)在其《随使英俄记》中对茶会当天的记载则详细得多：请茶会，自晨至暮。经男女工匠收拾陈设，由大门至二层楼，左右列灯烛、置鲜花，中铺红毡。楼梯阑以白纱，挂红穗，分插玫瑰、芍药及茶花。客厅、饭厅皆悬鲜花灯彩，横设长筵，一置茶、酒、加非、冰乳、小食，一置热汤、冷荤、干鲜果品。刀叉杯盘，罗列整齐，玻璃银盏，光华耀目。客厅对面，鲜花作壁，内藏红衣乐工一班。饭厅旁马清臣住屋二间，以木板横支架，以便来者脱外袭之所。楼上第一层客厅，及凤夔九与彝原住二屋，皆开门去，联为一间。地铺红毡，壁挂灯镜。窗外支帐，列鲜花台，置五彩冰塔。第二层星使(即：郭嵩焘)住屋五间，亦修饰华美整洁。悬花结彩，鼓乐喧天。门外支棚帐，雇巡捕六名，以便弹压一切。由亥正至寅初，男女绅富士民来者计七百九十余人。[3](P567—568)中国驻英公使馆在郭嵩焘领导之下举办此茶会，而且“一切布置悉照西式，焕然一新”[4]，真可谓开风气之先。茶会开得十分成功，“凡客至皆以为欣幸”[5](P547)。对此，英国多家报纸也作了报道，比如茶会的次日，《泰晤士报》(TheTimes)便报道：“此为天朝使者初次在欧洲举行之盛会……郭公使与夫人依欧俗于客堂延见来宾，女主人服饰按其本国品级。尤堪注意者，为一中国贵妇首度出现于男女宾客俱在之公众场合之事。”[6](P268)一个半月后，上海《申报》也评论说：“此乃抵英后初次之盛举也。”[4]郭嵩焘为何要以如夫人梁氏的名义举行这样一次盛大的茶会来开展“夫人外交”呢?首先，是因为郭嵩焘出于外交礼仪，回请西方各国重要官员。郭嵩焘到达英国后，积极参与各种社交，经常出席西方官员举行的茶会、宴会、舞会，与上层社会各界酬酢，从英国女王到首相、外相、议员、学者，以及各国公使，均有来往。当时西方社交场合，早已是男女同席共舞，这虽与中国国情相距甚远，但郭嵩焘对此已逐渐习惯适应。为了开展“夫人外交”，郭嵩焘要求如夫人梁氏学习英语，参加各国公使夫人的聚会，如让梁氏出席英国格非斯夫人的家宴[2](P268)等，并拟由梁氏发请帖召开茶会。根据欧洲外交惯例，驻欧使节每到驻在国，都必须以女主人的名义举办“茶会”，宴请其政要官员及各国驻该国使节夫妇，以示友好联络，也便于开展外交。郭嵩焘多次参加过这样的茶会，理应回请。郭嵩焘等抵达英国之后，却因身体、应酬等种种因素，始终没有完成这一礼仪性活动。按照郭嵩焘一贯的态度和作风，这一活动不但要补，还要补得漂亮且有气势。茶会的时间一拖再拖，差不多拖了一年半，直至1878年6月19日才举行。此次盛大的茶会是按照国际惯例由女主人梁氏操办的，这是中国驻外使团“夫人外交”正式开始的标志。梁氏还在郭嵩焘的安排和支持下，开展了请使节夫人看戏等活动。其次，是因为郭嵩焘在西方获得了“女性的发现”。郭嵩焘在英国期间，给他留下较深印象的是女性在西方社会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郭嵩焘抵英后参加的各种社交活动中，女性的参与是必不可少的，有女王、公主、西方官员夫人、大学问者、富妇等等。1878年5月6日，郭嵩焘赴嘎尔得尔举办的茶会，“嘎尔得尔，女士之以学问名者，每茶会，邀集知名士谈学问。兼通中国文理，尝言及见中国《大清律例》，义深词美，叹为尽善”[2](P611—612)。通过与西方女性的接触，他发现原来女人可以如此博学、聪慧、活泼、健谈。西方上层社会的贵妇名媛永远是社交活动的主角，而家便是他们的舞台。在将近两年的欧洲生活中，郭嵩焘逐渐习惯镇定自如地与热情好客的夫人们应酬交谈，虚心聆听并感悟西方女性的哲思妙理，无法想象缺少了女性的参与西方社会是个什么模样。在各种大型社交场合，英国人对妻子女儿尊宠有加，往往是左丈夫，右随员，中为夫人，处处体现着“女士优先”的良好风尚，“盖一家之内，女权最尊”[3](P498)。可见，一种礼仪、一种习俗、一种风尚、一种文明的背后，对女性的尊重，可追溯至文化根源处的人性。而相比之下，中国确实是女性缺席的社会。郭嵩焘的精神世界是外倾而敏悟善感的。对他来说，西方社交活动所体现出来的“女性主义”既亲切又自然，一步一步走入了他的心里。西方女性生活与中国女性生活的“迥异”，并未让他惊诧不已，相反让他觉得这种生活令女性更有生命的活力，更可敬，更魅力，更具内涵与气质。在这种感性的亲和与理性的追求的基础之上，向外交礼仪的国际化靠拢，对郭嵩焘本人来说，是没有生涩感的。西方国家的驻使惯例，“凡公使所拜之官，公使夫人即当拜其夫人”[1](P73)，同时也把茶会、游园、观剧等文化活动当作重要外交手段，而这些活动的主角，一般是公使夫人。这便是真正的“夫人外交”。而中国传统的禁忌，对“妇道”的强调和严苛，郭嵩焘是十分清楚的。女人不能与男人平起平坐，即使出身贵族，也不能跻身公众场合，甚至根本就不能抛头露脸。女人只能为男人私人所有，即使是他们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也是不能与外人“分享”的。然而郭嵩焘的观念在英国逐渐发生了变化，认识到了女性在外交方面的重要性。为了使如夫人梁氏适应社交礼节，熟悉公使夫人的社会角色，郭嵩焘把梁氏从幕后推到台前，让梁氏参加公使夫人聚会。郭嵩焘抵英后的第一个月内，便有“威妥玛夫人来见梁氏，并携其二稚子至”[2](P100)，又有金登干夫人邀请梁氏“为万生园(动物园)之游”[2](P105)。梁氏还受威妥玛夫人之邀参观伦敦精美绝伦的“织绣馆”，“盖皆世族之不能自给者，以织绣为业，凡三百余人，所织皆大幅花卉”[2](P135)今天看来，郭嵩焘的“夫人外交”应该得到支持、赞许和发扬。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就他所从属的群体而言，他已经走得太远了。充满刚正之气的郭嵩焘心中只有探求救国道路的历史使命感，而他的使命感却被险恶的官场阴谋和世俗舆论玷污了。为适应西方外交场合，郭嵩焘一直奉行理性外交，采取各种措施以推动中国走向世界。但是，副使刘锡鸿对于郭嵩焘的言行却早已不满，这与彼此的宿怨有关。郭嵩焘起初是不愿意要刘锡鸿做副使的，当时就曾表示：“刘锡鸿出洋有三不可：于洋务太无考究，一也；洋务水磨工夫，宜先化除意气，刘锡鸿矜张已甚，二也；其生平好刚而不达事理，三也。”[7](P31)可见彼此的关系一开始就比较紧张。刘锡鸿密劾郭嵩焘蔑视谕旨、披洋人衣、议论黄旗、崇效洋人、不遵国制、怨谤国家等“十大罪状”，尤其是其中第十款，“谓以妇女迎合洋人，令学洋话、听戏，指为乱俗”[2](P810)。刘锡鸿背地里弹劾郭嵩焘令梁氏学英语、四处应酬、令梁氏出入戏园，并首先以如夫人的名义举办茶会以开往来之端，表现出他对西俗的排斥与对封建礼教的固守。“茶会”，即相当于今天我们所说的“Party”，前面已经提到，此次茶会是郭嵩焘按照西方风俗礼节而举行的，而且郭嵩焘此次携如夫人梁氏出使英国，各国公使皆知，郭嵩焘已经参加过他们的茶会，也理应回请。但是，这件维护国体的事在国内却被拿来作为郭嵩焘的罪状。对于此次茶会，不仅英国多家报纸作了报道，就连上海的西文报《字林西报》(TheNorthChinaHerald)和中文报《申报》也作了报道。1878年8月6日，《申报》在头版的位置以《钦使宴客》为题进行了报道，其中说道：“侍郎与其如夫人暨英参赞官马君(即马格里)出至厅室接见男女诸尊客。”[4]8月9日，《申报》又登载《论礼别男女》一文，对茶会一事大加评论，最后得出结论：“甚矣，礼之所以别男女也。泰西人未尝泥之而能合礼之本，中人则无不知之而徒存礼之末，此礼之所以难言也。”[8]言外之意是郭嵩焘在伦敦此举虽符合西方的文明，但有违中国的礼仪。郭嵩焘得知《申报》的消息后心中大为不快，接着又获悉张佩纶“引茶会为词”[2](P842)来参劾他的消息，当即表示对《申报》关于茶会事的报道要一并追查。郭嵩焘首先怀疑到与他有宿怨的副使刘锡鸿，或有意中伤诬蔑，或指使使馆随员为之，尤其是“刘和伯曾在《申报》局多年”，又与刘锡鸿过从甚密，“行迹绝可疑”，[2](P842)于是寓书上海友人李丹崖请查究刘和伯致《申报》馆的信。马格里也按照郭嵩焘的要求，致信《申报》馆主事美查，希望查询刘和伯与《申报》馆的往来信件。通过传示刘和伯致《申报》馆书信，郭嵩焘向总理衙门提出“请查《申报》馆华人诬造谣言”，为他“辨《申报》之诬”。[2](P870)申报》于1879年4月9日（光绪五年三月十八日）以《解明前误》为题，公开向郭嵩焘道歉，并一再声明：“爰即辩正在报，现在此事已闻于驻沪英达（文波）领事，故即请领事据情能达侍郎，以明本馆并非有意嘲谑。蒙侍郎俯鉴愚忱，不与计较，而本馆益深愧恧矣。”[9]到此时，《申报》公开向郭氏表示歉意，又寄望达文波等人从中调停，而郭嵩焘见此也不再深究。为了表示诚意，《申报》于1879年4月10日（光绪五年三月十九日）又刊出《郭侍郎出使英国事》的专文，极力称赞郭嵩焘使英“诚能为国宣猷不负委任矣”，还说他两年多来“遇事和衷商榷，期于至善，其才大心细，识广量宏，迥出寻常万万，迄今舆论翕服称道勿衰”。文章还特别将去年使馆茶会事称赞一番：“上年在英都特设茶叙，上自执政大臣，以及官绅士庶来会者几千余人。侍郎一一接晤，睹者惟觉词和气蔼，如坐春风，伦敦人士无不仰其仪容，佩其言论，深望侍郎久驻英都，得以长亲教益。”[10]这与上年8月9日《申报》所发《论礼别男女》的议论，形成明显对比。《申报》虽然向郭嵩焘公开道歉，但是并未宣布茶会评论文章的作者姓名。马格里坚持认为此事出于刘锡鸿的中伤，但郭嵩焘看到4月10日《申报》的专文之后，认为辩诬目的已经达到，也就不深究了。此案终成一场不了之局。四1878年8月25日，清廷谕命曾纪泽接替郭嵩焘为出使英国大臣，但直到1879年1月25日曾纪泽才抵达伦敦，郭嵩焘亦于此日正式卸任。郭嵩焘在卸任回国前专门偕如夫人梁氏远赴阿思本行宫面辞英国女王，女王非常高兴，与梁氏谈话，并分别设席款待郭嵩焘与梁氏[2](P870—871)。这次面见英王为郭嵩焘的外交生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在英国期间，郭嵩焘被英国人誉为所见东方人中最有教养者。他卸任归国时，伦敦《泰晤士报》写道：“郭去曾继，吾人深为惋惜。郭氏已获经验与良好之意见，此种更调实无必要，对于其国家将为一大损失。”[11](P51)《字林西报》也说：“凡熟悉欧洲政情者，均知郭氏对其政府确已尽职。”又说：“郭氏已树立一高雅适度榜样，与外国相处无损于其影响与威仪。”[11](P52)近代中国已经走向世界，外交不能游离于国际惯例之外。中国女人，同样享得起公使夫人的尊严，与西方女性没有什么不同。也许，郭嵩焘还没有明确表达这种理念，但他的言行、作风、态度，便已是再明白不过的表达了。作为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郭嵩焘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也不可能接受世界局势、国际关系和外交学等基本知识的系统训练。他是靠接触为数不多的材料和虚心考求去认识外部世界的。今天看来，令人惊奇的不在于他的认识有所偏颇，而是比同时代的大多数人都高出一筹，最好的例证便是刘锡鸿在妇女问题上的看法。据刘锡鸿的《英轺私记》记载：“(某日)归途，博郎与刘孚翊论中国阃教之严。博曰：‘妇女亦人也，何独幽诸室而不出?'刘无以答。洎晚，余谓刘曰：‘君何不云，胸吾体，背亦吾体，何为胸则前，而背则后乎?以胸阳而背阴也。头吾皮肤，少腹以下亦吾皮肤，何为头则露，而少腹则覆之乎?以头阳而少腹阴也。'”[1](P153)两人对女性的看法真可谓是天壤之别!郭嵩焘无疑是近代中国外交的先行者，但他回国前后遭到了顽固派的猛烈攻击，他启迪国人心智的《使西纪程》也惨遭毁版，他被攻击的主要“罪证”之一就是在英国实践“夫人外交”。这是郭嵩焘本人的不幸，也是近代中国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