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氏之死》读后感

《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读后感美国史学家史景迁的这本小册子般大小的书籍，运用民间和相关文学资料，对所处历史背景下的小人物进行了阐述和分析。读这本书，不必花费太多的气力，但它所给人带来的震撼和警醒是振聋发聩的。王氏之死，可以说只是本书的一个小小的章节，却与整本书描述的背景有着直接的关系。或许是我们过于漫长的历史长河，让我们习惯于寻找长河中的珍珠而忘却了那些躺在河滩上的贝壳。几千年的文化熏陶或者是政治至上的历史习惯使得人们的对历史的认识就等于对政治史的认识。而实际上，政治史只是历史的一小部分而已。只不过被人们忘却了而已。在本书中，作者运用了中国历史学者不太重视的地方志做成了一篇大文章。小地方的小故事，却成为了大历史背景下的大故事。一些不被我们重视的资料被挖掘出来，一些仅仅被当做文学素材的资料也被运用到历史研究当中去，这不仅仅使我想到这样一段往事：有位老先生极为推崇历史，而他的一位女学生却是特别喜欢文学尤其是小说作品，老先生颇不以为意，人物小说有什么好读的，尽是一些文人在那里自编自说而已。然而老先生之言差矣，文学也是一种真实，历史讲求春秋笔法，也讲求真实，文史不分家也是古已有之。然而，多半是出于政治或者实际的需要而将文学和历史生生的剥离，形成了今天文学，历史相互看不惯的怪现象。当看到史景迁的这本书时，或许会有人这样认为：“哇，历史材料也可以这么用？”为什么不呢，一切过往的点滴都可以当做历史的背景，更何况是从一段历史大背景下诞生的一部不朽的作品呢？这部不朽的作品便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蒲松龄生活在清代早期。他出生的那一年，清军入关。从这部作品中，相信很多都是他听到的当地的或者外地的传说或者神话。这些传说和神话在时间上自然不会晚于他生活的年代。而反映的黑暗社会现实当然与明末清初的社会状况有关。《聊斋志异》给我们最大的启示便是，“一个好的社会或者环境可以将厉鬼变成好人，而一个坏的社会制度或者环境可以将好人变成厉鬼”。所以《聊斋》不仅聊的是鬼狐仙姑的故事，而是在这些故事的背后呈现给我们的深深的思考。对当时社会制度，社会结构，风土人情，传统规制等等。史景迁很好的抓住了这一点，将蒲松龄的故事引到自己的故事上面，结合当时曾做过郯城县令的冯可参编写的《郯城县志》，来讲自己的大故事。当然，由于文化内涵和知识背景以及所受教育的不同，可以说，史景迁对中华文化的精髓并没有完全的把握，而是像多数西方研究中国的学者一样，是以一种审视甚至评判的眼光看待中国社会状况和现实的。从西方早先就有的妇女运动的角度来看，中国妇女被束缚在“三纲五常”的规制内是极难令人理解的。而最终谈到王氏的死，也是和这些规制息息相关。从原始资料的运用来看结合笔者最近查阅资料的经验，让本人迫切的感受到保护地方史料的重要性。有句话讲“高手在民间”，一般来讲，人们会认为“文化在城市”，这种想法便缩小了文化的范围。近些年兴起的传统文化浪潮可谓和民间文化息息相关。所以说也可以是“文化在民间”。而这种文化不仅仅是城市里建设几座图书馆，文化馆就能容纳的下的。文化的神韵是山水相依，是与人们生活息息相依的。看中国的二十四史，二十五岁，清史稿等等，大凡都是记载庙堂之事。而江湖之事多是体现在如《红楼梦》啊，《聊斋志异》啊，《儒林外史》啊，《老残游记》啊这些文学书里面，历史没有文学好读，然而好的文学就是一部历史。这些作品现在还是被重视起来，并当做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等的材料进行分析。但是再怎么进行划分，文学的性质终究是文学，带着人间的暖甜苦辣咸走着自己的路。文学的作品易于保留是因为它的可读性强。而研究小地方的小故事的时候，很多人认为棘手的问题便是原始资料的欠缺。对江湖之事记载颇多但逐渐被人们遗忘的便是地方志。中国自古至今都有重视文化的传统，对于小地方事情的记载也有所涉及，因为每个县城，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从秦朝开始便设立了县丞，县尉等职责分明的官员，再往上一级的郡，便于郡守，郡丞和郡尉。而县级官员闲暇之余如郯城县令冯可参等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官职的知识分子肯定会对所在地区的文化，习俗以诗歌，散文或者其他形式进行。但是如今大部分亦不可查。在可查的部分地方资料如县志，区志等资料当中，很多不是欠缺就是不公开，个人的收藏版，这给文化的研究带来不小的缺陷。当前高度发达的网络似乎对拯救这些资料带来了些便宜，但是还远远不够，打个比方说，鲁西南一个县城巨野的《巨野县志》，而市面上却是难以看到，这种形似文化“垄断”的现象着实需要我们面对和改正。这些资料是中国文化的瑰宝，理应被所有中华儿女贡献，被个人垄断又有和意义呢？历史，不仅需要跨越，还需要开放。治史，不仅需要跨学科，更需要开放的资料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