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种形态”的理解、运用和总结

“四种形态”的理解、运用和总结关于“四种形态”如何理解，小编这就告诉您，一起来看看吧!更多内容请继续关注pincai网。篇一：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具有什么样的含义?是不是提出“四种形态”后，纪委就不怎么查大案了?如何在实践中落实“四种形态”?11月11日，中央纪委案件审理室副主任熊惊峰、中央党校教授辛鸣，做客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反腐三人谈》栏目，和主持人杨禹一起，就如何理解和把握监督执纪“四种形态”进行了深入探讨。理解“四种形态”，要结合历史的回放和思考，站在全面从严治党的高度，从标本兼治的角度领悟嘉宾认为，“四种形态”，与深化“三转”、聚焦主业、党纪严于国法等要求是一脉相承的，都是站在全面从严治党的高度提出的。学习领会“四种形态”，必须坚持学思践悟、融会贯通，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首先，要有历史的回放和思考。回顾历史，可以清晰地得出结论，纪律就是我们党的生命，必须始终挺起来、立起来、严起来。其次，要站在全面从严治党的高度深化认识。全面从严治党是我们党在新形势下顺利推进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而要真正管全党、治全党，必须把“从严”的要求落在实处。第三，要从标本兼治的角度进行领悟。破“法”无不是从破“纪”开始，先存在违纪苗头，最后量变引起质变，演变为大肆违法犯罪。“四种形态”，就是通过层层设置防线，一级一级进行阻挡，而且处理措施越来越严厉。嘉宾表示，提出“四种形态”更多的是一种回归，回归党章对党员干部的纪律要求，回归纪委的本职，回归我们党一贯的基本方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四种形态”，更多的是一种菩萨心肠，是“治未病”的战略举措嘉宾认为，惩处腐败，对腐败干部来讲是一大损失，对我们党来说是更大的损失。在这个背景下，一方面要雷霆万钧，但更多时候需要菩萨心肠。“四种形态”更多的就是一种菩萨心肠的心态，是“治未病”的战略举措。据了解，党的十八大以来，经中央纪委审查并报中央批准，因严重违纪并涉嫌违法犯罪，受到开除党籍处分并被移送司法机关的中管干部共79人。从审查结果看，他们在收受贿赂、滥用职权等涉嫌犯罪的同时，也普遍存在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等严重违纪问。嘉宾表示，清除病灶难，但更难的是防止疾病的发生、发展。“四种形态”解决的是慎“初”慎“小”问题，是通过促进自律与他律相结合，使党员干部不会犯小错，即使犯小错也不会向大错发展。“四种形态”的提出，绝不是要在数量和力度上放缓反腐节奏，而是对党员干部提出了更严要求“四种形态”提出后，社会上有一种担忧，是不是纪委从此之后不怎么查大案了?嘉宾认为，这实际是一种误读。他们表示，提出“四种形态”是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坚持用纪律的尺子从严管党、从严治党，真正做到全方位、全覆盖，使每一个党组织、每一名党员都在其中。绝不是要在数量和力度上放缓反腐节奏，更不是某些人所说的将来只怕成为一些问题官员被轻处理的借口。嘉宾表示，“四种形态”是严格依据纪律进行划分的，是纪委履职的重要遵循。一般来讲，只要依托前两种形态做好监督执纪工作，所在地方和部门的政治生态就会大大改善，后两种形态所对应的治病树和拔烂树必然会成为少数和极极少数。可谓是环环相扣、科学有效，这对党员干部的要求不是宽了，而是更严了;对各级党委和纪委管党治党的责任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各级纪委要进一步深化“三转”，切实将职能定位转到抓纪律上来，正确运用“四种形态”，把纪律挺到最前沿嘉宾认为，“四种形态”的提出，是一种战略决策和部署，必须认真贯彻落实。他们表示，贯彻落实的前提和基础，是各级纪委要进一步深化“三转”，切实将职能定位转到抓纪律上来。关键在于能不能把纪律挺到最前沿，正确运用“四种形态”。对此，首先要解决思想认识问题。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转变工作理念，紧紧扭住纪律不放。其次，要解决责任担当问题。各级纪委必须紧紧跟上中央的要求，坚决维护党章、执行纪律，对违纪行为一定要敢于“亮剑”。同时，克服能力不足的危险，善于开展谈话，善于开展批评教育，善于做思想工作。至于方法措施，嘉宾表示，就是在线索处置、纪律审查、执纪审理各个环节，都以纪律为尺子进行衡量，推动纪律审查工作按照“四种形态”要求进行转型。线索处置环节，要对线索进行集中统一管理，做到全覆盖，优先处置涉及“三类人”的问题线索嘉宾表示，线索处置是纪律审查的源头和基础，要采取有效方法解决实践中存在的问题。首先，要紧紧围绕“六大纪律”和“四种形态”，按照动态清理、分类规范、突出重点、处置得当的原则，对线索进行集中统一管理，做到全覆盖。其次，要科学处置线索，加强分析研判，优先处置涉及“三类人”的问题线索，紧紧盯住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群众反映强烈，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领导干部。第三，强化对线索处置的监督，加大对谈话函询的再核查力度，严格审核了结的线索。纪律审查环节，要守住依“纪”这个定位，围绕“四种形态”开展工作在纪律审查环节，嘉宾认为，要守住依“纪”这个定位，围绕“四种形态”开展工作。一是抓住审查重点。将违反“六大纪律”特别是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违反中央八项精神问题作为审查重点，将“三类人”作为主要对象。二是改变审查方式。正确处理好树木与森林的关系，确保纪律审查工作对着纪律去，用纪律管住大多数;坚持抓早抓小、动辄则咎，实现监督执纪问责经常化。三是提高审查效率。坚持快查快结，防止调查取证工作贪大求全。四是把握处理方式。按照“四种形态”的要求，恰当运用批评教育、诫勉谈话、轻处分、重处分、组织调整等方式处理各类违纪行为。执纪审理环节，要按照纪在法前的要求，由以往重点审理涉嫌犯罪问题，转变为聚焦审理违纪问题，用党章党规党纪衡量违纪行为在执纪审理环节，嘉宾表示，要改变对被审查人涉嫌犯罪问题的审理投入过多力量，实际上成了司法机关的“预审室”的做法，重点做好以下工作。一是改进审理方式。按照纪在法前的要求，由以往重点审理涉嫌犯罪问题，转变为聚焦审理违纪问题，用党章党规党纪衡量违纪行为。要适应以审理违纪案件为主的新形势，探索党纪轻处分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的审理工作机制。二是改进审理文书。在审理等文书中，需要将违纪行为按“六大纪律”进行分类和表述，将违纪问题与涉嫌犯罪问题分开表述。三是加强案例指导。配合新修订的《准则》《》的颁布施行，以案例的形式加强业务指导，重点对违纪行为的证据、性质认定、条规适用和纪法衔接等问题进行规范。篇二：“四种形态”针对全体党员而非少数领导干部【案例】“小安，你下班不忙的话，跟我在公园转一下，有点事聊一下，好不好?一会儿见”这通听起来像邀约朋友般的电话，其实是湖北孝感市云梦县纪委副书记徐奇满准备和单位机关干部安某进行谈心提醒。据反映，安某近期要为其子筹办10岁生日宴，邀请了不少同事参加。公园散心时，徐奇满提醒安某，生日宴邀请对象要慎重，谨防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让安某及时打消了邀请同事参加生日宴的念头。作为全国14个“谈心提醒教育联系点”之一，去年至今，孝感市纪委对存在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的600多名党员领导干部进行了谈心提醒，防止苗头变恶果，防止小事铸大错。问卷调查显示，92%的人认为从中受到了警示，并对这样的提醒表示感谢。“四种形态”的提出，重申了一个重要问题，即纪委监督执纪的对象范围是8700多万全体党员，而非仅仅局限于少数领导干部。任何一名党员只要有违反党章党规党纪的行为，不论是何职务，都应受到纪委监督。一位纪委干部告诉记者，纪委过去存在“养案子”的情况，即纪委在接到领导干部问题线索后，如问题不太严重，反映的涉案金额数量不大，够不上移交司法机关的，往往会被搁置一边。一些苗头性、萌芽性的问题在第一时间被反映到纪委却无人问津，不仅使纪委的公信力和办事效率受到质疑，也让被举报人有恃无恐，认为被举报也没事，导致其在违纪乃至违法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失去了被及时挽救的机会。江苏省委原常委、组织部长徐国健的案例被一位省纪委领导在处置问题线索谈话时多次提及，对谈话对象产生了强烈的震撼。徐国健在任江苏盐城市委书记时，纪委接到他曾收过某县委书记10万元礼金的举报。但当纪委同志找其谈话时，徐却矢口否认。由于举报人推翻口供、证据不足等原因，此事后来不了了之。几年后，徐国健因受贿640万元落马，再次见到当初找其谈话的纪委同志时，他痛哭流涕，称当初受贿10万元确有其事，如果那时候承认了、悔改了，就当不上这个省委组织部长了，也不可能变本加厉、继续受贿，坠入违纪违法的深渊。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开展了反映党员领导干部问题线索大起底，有线索必处置，通过对5种线索处置方式的改革，有些省份已经实现了线索“零暂存”，大量积压了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尘封线索得到了及时清理。“有些人以为提出‘四种形态’之后，纪委的工作量变轻了，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我们的工作量反而成倍地增加了。”一位纪委同志介绍，过去纪委的工作量主要集中在后三种形态特别是第四种形态，对第一种形态运用得很少;而现在，凡信必办，只要有问题线索都要处置，大量的问题要通过咬耳扯袖、红脸出汗解决，因此纪委谈话函询的工作量显著上升，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实践“四种形态”是为治病救人而非整人处理人【案例】山西某市委常委李丽娟(化名)因被人举报家中存有大量现金、长期在下属单位报销单据、干涉下属单位招投标并获取巨额利益而被省纪委领导线索处置谈话。谈话中，李丽娟如实向组织说清楚了被举报的相关情况，主动向省廉政账户上交了逢年过节收受的礼金，主动在“三严三实”专题民主生活会上作检讨。“2015年，对违反纪律的给予党纪轻处分和组织调整20万人，党纪重处分和重大职务调整8.2万人。”这组数字源于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工作报告。这是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创新执纪方式，探索实践“四种形态”的具体工作，同时也体现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个我们党的一贯方针。惩处这些党员干部，不是为了惩处而惩处，而是为了治病救人。“惩”是为了“治”，这其实也正是“惩治”一词本身蕴含的深刻内涵。“有关领导曾经算过一笔账，如果一名领导干部落马，起码要影响3个家庭：自己的家庭、自己父母的家庭和自己配偶的家庭。查处一名领导干部，不仅对他的家庭是巨大灾难，对培养其多年的党组织来说也是重大损失。”山西省纪委副书记郝权说，“我认为，‘四种形态’的提出，一个重要作用就是提醒广大纪检干部，纪委不是党内公检法，纪委查谁不是要一棍子把人打死。只要问题没有严重到涉嫌违法犯罪的地步，我们在党内都要把调查对象当成党内同志看，要以挽救为主，提醒帮助其及时悔改。”一名被线索处置谈话的某省厅长先后被该省纪委领导谈话5次才如实交代问题。他告诉记者，第五次谈话时，他突然意识到，组织上已给了他太多的机会，如果不是“治病救人”，纪委领导根本没必要苦口婆心一次又一次地和自己谈话到深夜，用一个又一个身边的实例教育、感化自己。最终，他放下了心理包袱，坦承自己曾收受某事业单位礼金的情况，写出了深刻检查并主动退还了礼金，组织上作出了结处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另一位领导干部，在被举报与某女干部存在作风问题、为其谋取不正当利益后，组织多次找其谈话了解情况，他却矢口否认，不珍惜组织多次给予的教育挽救机会，最终因严重违纪受到“断崖式”降级的处理。“中央纪委正是要通过这些典型案例向广大党员领导干部释放信号，找你谈话不是要整谁、和谁过不去，而是要将这种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改正了就仍然是好同志，执迷不悟者则必将受到惩处。”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评价。执行“第一种形态”，靠纪委也靠党委【案例】2015年9月6日，中央纪委转发河南省委关于免除新乡市委原书记李庆贵职务的通报，李庆贵任新乡市委书记期间，新乡3名厅级领导干部被省纪委立案查处，李庆贵因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不到位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去其领导职务。据介绍，新乡市委原常委、市委政法委原书记、市公安局原局长孟钢在干部调整中向其行贿，李庆贵既没当面拒收，也未向组织报告，仍在换届中向上级组织推荐了孟钢，只是随后将钱上交廉政账户。另一次，新乡市政府原副市长崔学勇经他推荐得到重用，他虽掌握对其举报的材料，也在崔学勇辩解中听出矛盾，却并未深究。这些干部先后被查处。李庆贵被处分后，有人认为其并非本人被查出贪腐情况，因“班子成员生病，班长跟着吃药”而为其“抱屈”。李庆贵成为首名因任期内班子成员连续腐败而被追责并公开通报的市委书记，相比一些大案要案，这次处分仅为党内警告，但威慑一点不比大案小。新乡市委一位常委说：“孟钢的腐败问题，当时已是公开秘密，街谈巷议，人人共知，谁也没给他拉拉袖子，反倒成了一种习以为常，不以为然。在这个位置上，而不承担这个责任，就是失职。”另一位市委常委也表示：“好人未必是好官，不愿得罪人，维护一个，失去一片。对照自身，同样要反省。”一位纪委干部分析，执行“四种形态”中的“第一种形态”，不仅靠纪委也更要靠党委特别是“一把手”发力。以李庆贵为例，如果他发现孟钢、崔学勇的问题时能够及时咬耳扯袖、红脸出汗乃至当头棒喝，而非明哲保身，这两名干部也就不可能放任自流、继续堕落。“任何一名腐败分子走向腐败深渊都是有迹可循的，为什么在出现苗头性问题时没人拉一把?干部犯错误，组织有责任。这个主体责任就应该向党委‘一把手’追究，而且不能因为其岗位变动而放松，要一追到底，形成震慑，倒逼党委切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这位纪委干部说。人们注意到，在山西，省委从压实主体责任的高度，研究提出了省委书记担当第一责任人的责任、省委常委带头对分管领域省管干部轻微问题线索进行谈话处置、纪委书记严格落实监督责任并抓好组织协调工作等相关工作机制和流程。一年多来，省委书记王儒林带头谈话，省委领导带头一共谈了147人。高波指出，“党委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对一个单位或地区的示范带头作用非常明显，只有切实落实主体责任，让‘一把手’能够带头拉下脸来咬耳扯袖、红脸出汗，让执行‘第一种形态’在本单位本地区成为常态，并逐渐在整个党内形成惯例，才能使得8700多万党员这整片‘森林’拥有自我净化的能力，从而实现政治生态的山清水秀。”实践“四种形态”执纪更精准对纪委来说，“四种形态”的提出意味着职责定位更聚焦、更深化，要求将纪律挺在前面，把监督执纪问责做深做细做实，这对纪检监察干部的思想政治水准和把握政策能力无疑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可以想见，实践“四种形态”的现实需求，必将引导纪检监察机关“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加速向纵深推进。实践“四种形态”有助于提升纪委“精准执纪能力”【案例】“3700的时候如果没被拉住，等到37000的时候就晚了。虽然受了处分，但正因为这样，才让我幡然醒悟，没有继续错下去。”一次诫勉谈话后，安徽五河县中医院副院长主动交代收受医药公司现金、购物卡3700元的问题。去年以来，五河县纪委围绕把握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要求，打破“重大案、轻小错”的定势思维，坚持把抓住“小问题”作为“用纪律管住大多数”的切入点，切实把纪律挺在前面。今年一季度，五河县给予党政纪轻处分22人，占处理总数的81%。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根据党章和党内法规要求，从党中央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形势判断、提出的工作要求出发，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不断深化对职责定位的认识，聚焦中心任务，清理议事协调机构、调整内设机构、规范纪委书记分工等，可以说，转职能已经取得明显成效。2015年9月，王岐山同志在福建考察时强调，要运用好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改变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的状况。把纪律挺在前面是“三转”的又一次深化。纪委要聚焦聚焦再聚焦，围绕“四种形态”，把监督执纪问责做深做细做实。对于纪委来说，从“三转”到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意味着定位更准确、职责更聚焦、工作标准更清晰。“‘四种形态’内容具体、指向清晰，有利于提高纪检监察干部识别和处置违纪行为的能力，明辨是非曲直，分清轻重缓急，增加监督执纪方式与违纪违规行为的适配度，提高纪委的‘精准执纪’能力。”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指出。中央纪委六次全会提供的2015年纪律检查工作“精准执纪”成绩单显示：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谈话函询5.4万件(次);对违反纪律的给予党纪轻处分和组织调整20万人;党纪重处分和重大职务调整8.2万人;涉嫌违纪的中管干部已结案处理和正在立案审查90人，其中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42人。“对党员干部而言，‘四种形态’如同打造了‘防虎识别区’和‘苍蝇禁飞区’，将党员干部‘脱管率’降至低限，让误入歧路者迷途知返，让贪腐既遂者悬崖勒马，防止小病养大、大病恶变。”高波表示，纪检机关应抠住党章规定的职责，不断深化职能转变，抓早抓小，把纪律和规矩挺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最前沿。转变执纪方式，扩大“谈话函询”范围【案例】前不久，有群众反映福建某省直单位领导在2012年8月曾到外省公款旅游问题。尽管线索模糊，省纪委还是对其进行函询提醒。前后三次函询，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