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人自称_正统_的理论诉求及其影响_赵永春

2014年第1期(总第222期)学习与探索Study＆ExplorationNo．1，2014Serial．No．222·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金人自称“正统”的理论诉求及其影响赵永春(吉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长春130012)摘要:金人在初建大金政权之时，曾依据“封贡体系”的封贡理论，请求辽朝封册，以求取得辽政权对自己所建政权合法性的承认。当他们灭亡辽政权之后，又依据继承辽政权之“正统”的理论和思想，而自称“正统”。到了金熙宗时期，又不以继承属于夷狄的辽政权的半壁江山的“正统”为满足了，又依据金政权在“封贡体系”中的优势地位，即“倒过来的朝贡”的理论和思想，重新塑造金政权的“中国正统”形象。到了海陵王完颜亮时期，对金朝已经令南宋等各个政权俯首称臣的地位仍不满足，又依据“自古帝王混一天下，然后可为正统”的理论和思想，发动了对南宋的战争，试图让整个“天下”都承认他大金王朝的“中国正统”地位。金世宗则依据“我国家绌辽、宋主，据天下之正”以及“有德”者应该为“正统”的理论和思想，向天下宣示，金朝没有统一天下，仍然是“中国正统”。金章宗和金宣宗大规模开展“德运”问题大讨论，是想依据“五德终始”的“正统”理论和学说，试图为金政权自称“中国正统”再加理论依据的砝码。金人自称“正统”的理论依据，虽然主要是依据和运用历史上以汉儒为代的学者和政治家们所提出来的传统的“正统”理论，并无太多创新之处，但也时而出现对传统的“正统”理论进行一些改造和发挥之处。所提出的“不必以五行相生为序”，应“以德之衰旺见其运”的思想，对历史上影响很大的“五德终始”学说进行公开挑战;他们反对“以中国种族(主要指汉族)为正，而其余为伪也”等传统的正统理论和思想，对后世也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关键词:金人;中国;正统;理论诉求中图分类号:K24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462X(2014)01－0144－09①梁启超:《梁启超文集·论正统》，线装书局2009年版，118页。梁启超对古人所津津乐道的“正统论”问题，持反对意见，认为古人所确定的衡量“正统”与“非正统”的六条“互相矛盾”，不足为据。收稿日期:2013－08－05基金项目:201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中国古代东北民族的‘中国’认同与民族凝聚力研究”(10YJA770072);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历代边疆治理研究”(10JJD0008)作者简介:赵永春(1953—)，男，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从事辽金元史与民族关系史研究。近年来，学界对金代正统观问题颇为关注，对金人自称“正统”问题已经取得了共识，但对金人自称“正统”的理论依据及其理论建设则缺少深入研究。关于衡量“正统”与“非正统”的理论标准问题，古人并没有形成统一认识，梁启超曾总结出六条标准，谓:“一曰以得地之多寡而定其正不正也，凡混一宇内者，无论其为何等人，而皆奉之以正，如晋、元等是;二曰以据位之久暂而定其正不正也，虽混一宇内，而享之不久者，皆谓之不正，如项羽、王莽等是;三曰以前代之血胤为正，而其余皆为伪也，如蜀汉、东晋、南宋等是;四曰以前代之旧都所在为正，而其余皆为伪也，如因汉而正魏，因唐而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是;五曰以后代之所承者、所自出者为正，而其余为伪也，如因唐而正隋，因宋而正周等是;六曰以中国种族(主要指汉族———笔者注)为正，而其余为伪也，如宋、齐、梁、陈等是。”①正如梁启超所说，古人虽然对所谓的“正统”问题津津乐道，但对衡量“正统”问题的理论标准则存在很大分歧。金人正是利用了这一没有形成统一认识的理论，以为古人所说的“正统”理论对自己有用，就拿来应用，认为对自己不利的理论则予以摒弃，在不同时期，不同情况下，运用不同的“正统”理论为其自称“正统”服务。下面即按金人自称“正统”之进程，对金人不同时期自称“正统”的理论依据及其对后世的影响等问题作一初步探讨。不正确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441·一、金初政权合法性之诉求女真反辽并建立金政权之初，就已经开始考虑自己所建政权的合法性问题。但由于他们长期接受辽朝统治，一直视辽朝为自己的宗主国。因此，那时的金人，不但没有产生自称“正统”的思想意识，反而害怕辽朝等政权不承认其开国所建大金政权的合法性。于是，一些人开始考虑如何才能让辽朝等政权承认金朝开国的合法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杨朴遂向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建议说:“自古英雄开国，或受禅或求大国封册。遣人使大辽，以求封册。”也就是说，杨朴认为，历史上英雄开国，不是有如尧、舜、禹实行禅让制一样，接受前任皇帝的禅让，就是接受大国的“封册”，其政权才具有合法性。而当时的完颜阿骨打要想让辽天祚帝将皇位禅让给自己是不可能的，因此，要想让辽朝承认自己所建政权的合法性，就只能走请求辽朝“封册”的路子。完颜阿骨打采纳了杨朴的建议，派遣使者出使辽朝，请求辽朝“封册”，并提出了请求辽朝“封册”的十项条件:“乞徽号大圣大明者，一也;国号大金者，二也;玉辂者，三也;衮冕者，四也;玉刻印御前之宝者，五也;以弟兄通问者，六也;生辰、正旦遣使者，七也;岁输银绢十五万两匹者，八也;割辽东、长春两路者，九也;送还女真阿鹘产、赵三大王者，十也。”①完颜阿骨打采纳了杨朴的建议，遣使请求辽朝“封册”，就是同意遵行古代“封贡体系”的封贡理论精神，以取得其政权的合法地位。但阿骨打并未按古人“封贡体系”的理论精神以臣下的地位去请求辽人封册，而是提出了具有宗主国地位的封册条件，而辽人也未能放下宗主国的架子，仍然按照君主封册臣下的理论精神，册封完颜阿骨打为“东怀国皇帝”，再加上当时宋人的介入，金人请求辽人封册活动很快就以失败而告终了。阿骨打试图通过请求辽人册封以取得其政权合法性的活动失败以后，不再考虑请求任何国家封册之事，开始考虑取代辽朝“正统”而自为“正统”的事情了。阿骨打在请求辽人封册期间，对辽人自称“正统”之事，开始有所了解。天庆九年(1119)，辽天祚帝耶律延禧在册封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为“东怀国皇帝”的册文中曾说“朕对天地之闳休，荷祖宗之丕业，九州四海属在统临”［1］22，明确标榜辽朝是“正统”王朝。这让阿骨打对辽人自称“正统”之事有了进一步认识。因此，当金人请求辽朝封册失败以后，金人就产生了取代辽朝“正统”地位的思想认识。据史书记载，天辅五年(1121)十二月，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在占领辽上京、辽东京等地的基础之上，发动了最后灭亡辽朝的战争。他在下令进取辽朝中京(今内蒙古宁城西大明城)时，曾下诏说:“辽政不纲，人神共弃，今欲中外一统。”［2］36金太祖在这里所说的“中外一统”中的“外”应该是指辽朝，“中”无疑是指金朝。他所提出的“中外一统”的目标显然是要灭亡辽朝，以取代辽朝的“正统”地位。辽天祚帝一再标榜自己是“正统”，就是在保大五年(1125)向金人投降时所上投降书，也没有忘记写上“伏念臣祖宗开先，顺天而建业;子孙传嗣，赖功德以守成。奄有大辽，权持正统”［3］508等话语，仍在念念不忘地说自己是“正统”。在阿骨打看来，辽人自称“正统”，大金王朝灭亡了辽朝，就应该取代辽朝的“正统”地位，自然也是“正统”。到金太宗即位以后，金人这种认识有了进一步发展。天会四年(1126)，金军攻至北宋首都东京(今河南开封)城下，金人在给宋钦宗的国书中明确地写上了“今皇帝正统天下，高视诸邦”［3］117等话语，说明金人灭亡辽朝以后，已经明确地以辽朝继承者自居而自称“正统”了。金太宗时期，具有取代辽朝“正统”而自为“正统”的思想，我们从他们对待西夏和高丽的态度中，也能看出来。西夏一直向辽人称臣，在金人反辽过程中，曾一度想帮助辽人，后来，在金人的压力下，不得不与金人和好。但是，金太宗不同意与西夏按对等地位建立和好关系，极力主张按照原来辽夏所建立的君臣关系的格局，重建金夏的君臣关系。西夏没有办法，只好于金天会二年(1124)向金朝俯首称臣。金朝对待高丽的态度也是这样。高丽虽然向辽朝称臣，但开始与女真人交往之时，则希望以宗主国的身份与女真人交往，在金人严辞拒绝以后，高丽又提出按对等地位的“兄弟之国”的关系建·541·①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三，重和二年正月十日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22页。关于杨朴建议阿骨打请求辽朝封册之事，《三朝北盟会编》记在金收国元年(1115)，《辽史》记在辽天庆七年(1117)，《契丹国志》《裔夷谋夏录》谓辽天庆八年(1118)八月“阿骨打遣人诣天祚求封册”。陈述《全辽文》认为，“阿骨打始议求册，当在天庆七年、金天辅元年(1117)”，天庆八年(1118)八月是辽遣奴哥、突迭使金议册礼的时间。所论甚是。立外交往来关系，女真人仍然没有同意，坚持按照“高丽世臣于辽，当以事辽之礼事我”［2］2885的辽丽关系所确定的君臣关系模式建立外交往来关系。高丽无奈，被迫于金天会四年(1126)也向金朝俯首称臣。金太宗坚持西夏和高丽必须向金朝称臣，即是他们以辽朝为榜样，试图取代辽朝地位的一种表现。在金朝统治者看来，他们灭亡辽朝，所做之事应该超过辽朝，不能低于辽朝，因此，他们坚决主张按辽朝所确立的邦交模式重建当时的邦交关系。显然，这也是金人以取代辽朝“正统”而自为“正统”的一种表现。二、金熙宗重塑“正统”形象金太宗以继承辽朝“正统”而自居“正统”，无疑比金太祖时期试图通过请求辽朝封册以取得金政权的合法地位前进了一步。但由于辽朝是以契丹族为统治者建立的王朝，契丹人在历史上被中原汉人视为夷狄，因此，辽人自称“正统”并未得到宋人的承认。在这种情况下，金人以继承辽人“正统”自居“正统”，无疑也得不到宋人的承认。因此，金熙宗即位以后，不再强调金人以继承辽人“正统”为“正统”的政权定位，而要对金政权的“正统”形象重新进行塑造。女真人如同契丹人一样，也被中原汉人视为夷狄。在中原汉人的眼里，女真人的夷狄地位比契丹人还差，甚至被视为“夷狄中至贱者”［1］1753。但随着历史的发展，金人逐渐产生了不愿意称自己为“至贱”的蛮貊夷狄的思想，据许亢宗《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记载，宣和七年(1125)正月，许亢宗等受任出使金朝祝贺金太宗即位，行至咸州(今辽宁开原)，“及赐宴毕，例有表谢”，许亢宗遂按照惯例，拟就一表，其中有“祇造邻邦”一语，金使援引《论语》有关“蛮貊之邦”的记载，认为宋使有“轻我大金国”之意，要求许亢宗改掉“邦”字，重新撰写谢表奉上［4］153。后来，许亢宗虽然没有重新撰写谢表，但从中可以看出，金太宗时期的金人已经知道汉儒有关“中国尊贵，夷狄卑贱”的思想，开始产生不愿意称自己为蛮貊夷狄的思想了。金熙宗也是一样，据史书记载，金熙宗完颜亶“自童稚时，金人已寇中原，得燕人韩昉及中国(此“中国”为宋人的“中国观”，主要指辽、北宋汉人及中原政权)儒士教之。其亶之学也，虽不能明经博古，而稍解赋诗翰，雅歌儒服，烹茶焚香，奕(弈)棋战象，徒失女真之本态耳。由是则与旧大功臣，君臣之道殊不相合，渠视旧大功臣则曰:‘无知夷狄也。’旧大功臣视渠则曰:‘宛然一汉家少年子。’”［1］1197作为女真贵族的完颜亶，因为自己学习汉文化，即自视为“汉人”，视那些没有学习汉文化的女真人为“无知夷狄”，而那些没有学好汉文化的女真贵族也视完颜亶为“汉家少年子”，即认为完颜亶变成了汉人。在中国古代，“汉”或“汉人”常常是“中国”的代名词。受汉文化影响很深，几乎变成了汉人的金熙宗即位以后，即仿照汉文化及其确立了金朝各项制度，他不但不愿称自己为夷狄蛮貊，也不愿意称自己的政权为夷狄蛮貊政权，自然不会以继承属于夷狄的辽政权的“正统”为满足了，而是要把自己的政权打造成与汉族政权没有什么两样的政权，重新塑造金政权的“正统”形象。金太宗时期，与宋朝连年争战。金熙宗即位之后，即主张与宋议和，但他坚持宋朝必须向金朝称臣，必须接受金朝的封册，方许议和。宋朝没有办法，只好于金皇统元年(宋绍兴十一年，1141年)答应了金人的议和条件，与金人签订了“皇统和议”(也称绍兴十一年和议)。皇统二年(1142)三月，金“遣左宣徽使刘筈，以衮冕圭册，册宋康王为帝”［2］78，册文中有“俾尔越在江表”，“世服臣职，永为屏翰”［2］1756之语，视南宋为“越在江表”的偏安一隅的臣下政权，明确地以“中国正统”地位自居。宋朝皇帝对金人封册，并无异言，一再表示“世世子孙，谨守臣节”［2］1755。金熙宗令南宋称臣纳贡，不仅改变了原来辽宋对等交往的格局，也改变了历史上由中原政权(主要是汉族政权)封册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封贡体系”的基本精神，被西方学者称作“倒过来的朝贡(逆向朝贡)”。①金熙宗就是依据这种“倒过来的朝贡”的理论和思想，彰显金王朝的“正统”地位。金熙宗封册康王赵构为宋朝皇帝之后，又于皇统五年(1145)追尊列祖列宗及太祖、太宗谥号，并在天会三年(1125)尊谥金太祖为“大圣武元皇帝”的基础上，又“增上尊谥曰太祖应乾兴运昭德定功睿神庄孝仁明大圣武元皇帝”，他们在解释尊谥“兴运”时说，“肇启皇图，传序正统，谓之‘兴运’”。又在解释尊谥“定功”时说，“拯世利民，·641·①西方学者杨联陞认为，宋人向金交纳岁币是“倒过来的朝贡(逆向朝贡)”。见费正清主编《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哈佛大学出版社1968年版。转引自田浩《西方学者眼中的澶渊之盟》，见张希卿主编《澶渊之盟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93页。底宁区夏，谓之‘定功’”［5］(卷3《皇统五年増上太祖尊谥》)，将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武功说成是“底定区夏”，“传序正统”，无疑是将金太祖塑造成了“底定区夏”的“中国正统”皇帝。金熙宗又在皇统五年闰十一月七日令尚书省议定增上祖宗尊谥诏书中说:“朕闻创业垂统”，“我国家千龄应运，累圣重光”，强调“应运”与“垂统”。宗弼等也在其所上《增上祖宗尊谥》中，称“恭以列圣创业垂统，以艰难勤俭，保国子民，积累百年，迄成大业”，“大宝终归于正统”。又为金熙宗之父完颜宗峻拟定谥号为“允恭克让孝德玄功佑圣景宣皇帝”，并在解释尊谥“佑圣”时说，“诞生圣嗣，传序正统，曰‘佑圣’”［5］(卷3《皇统五年十一月七日增上祖宗尊谥》)。金熙宗和宗弼等人在这里强调的“正统”，虽有王位传承之“正统”的含义，但也有彰显金政权是“中国正统”的精神和内涵。金熙宗将金太祖及祖宗“列圣”塑造成“正统”皇帝，无疑具有为现实政治服务之用意，也就是说，金熙宗是想通过将列祖列宗塑造成“正统”皇帝而彰显金政权的“正统”形象。金熙宗所塑造的金政权的“正统”形象，无疑与金太宗时期以取代辽朝北部半壁江山的“正统”而自居的“正统”不同，而是指占据中原的“中国正统”。其称“中国正统”的主要理论根据就是金朝在古人“封贡体系”理论中居于主导地位，为了强调其在东亚各国中的居尊地位而自称“中国正统”。三、海陵王“自古帝王混一天下，然后可为正统”之追求金熙宗通过强调金人在“封贡体系”理论中居于主导地位而自称“正统”，但无论他如何强调金政权的君主地位和南宋政权的臣下地位，其政权的“正统”性还是不为宋人所承认。于是，海陵王完颜亮即位以后，又另寻蹊径，试图让天下人都承认金政权的“正统”地位。海陵王完颜亮不像金熙宗那样反对称自己为“夷狄”，他承认自己是“夷狄”，但认为夷狄并不微贱，夷狄有文化也一样高贵。他对汉族儒士中流行的“华夏尊贵，夷狄卑贱”的传统思想观念十分反感，他曾对翰林承旨完颜宗秀、参知政事蔡松年说:“朕每读《鲁论》，至于‘夷狄虽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朕窃恶之，岂非渠以南北之区分、同类之比周而贵彼贱我也。”对汉族儒士视“夷狄”为卑贱的民族大为不满，他认为汉族儒士或按照南北地区、或按照民族来区分贵贱尊卑是不对的，主张按文化区分贵贱尊卑，认为被中原汉人视为卑贱的女真人，特别是他这个女真皇帝是有文化之人，也是尊贵的，并不比中原汉人差。在此基础之上，完颜亮极力反对以种族为标准来区分“正统”和“非正统”，主张以文化和事功为标准来区分“正统”和“非正统”。史书记载，一天，完颜亮“读《晋书》至《苻坚传》，废卷失声而叹曰:‘雄伟如此，秉史笔者不以正统帝纪归之，而以列传第之，悲夫。’”［1］1740对史家所修《晋书》没有把苻坚放到记载皇帝之事的《本纪》中去写，而是放到与将相大臣同等地位的《载记》中去写，将少数民族皇帝降为臣下，大为不满。在完颜亮看来，苻坚等少数民族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并取得了“雄伟”的事功，也应该是“中国正统”，也应该承认他们建立政权的合法性。言外之意，女真人也建立了“雄伟”事功，也应该是“中国正统”。由于辽人自称“正统”以及金人一再表白自己继承辽统为“正统”，并不为那些受“华夷之辨”思想影响深重的汉族人士所承认，而金熙宗所强调的以金朝在古代“封贡体系”中的居尊地位而自称“正统”，也不为南宋等政权所承认，于是，完颜亮又不以继承辽统的北方半壁江山的“正统”以及臣属南宋政权为满足了。开始拾取《春秋公羊传》“君子大居正”“王者大一统”的“大一统”“正统”观念，试图灭亡南宋，统一全国，让金朝以外的各族人心服口服地承认他是中国的“正统”皇帝。因此，他曾多次谈到“自古帝王混一天下，然后可为正统”［2］1883，“天下一家，然后可以为正统”［2］2783等思想观念和主张，并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在条件并不成熟的情况下发动了欲“使海内一统”［1］1740的灭亡南宋的战争，由于时机不成熟，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四、金世宗“有德”者为“正统”的思想金世宗时期，金人也自称“正统”。大定二年(1162)，段子卿撰《大金国西京大华严寺重修薄伽藏教记》，就称金朝之兴为“大开正统”。金世宗在大定二十七年册封皇太孙的册文中称“庆袭灵源，系承正统”［5］(卷8《大定二十七年册皇太孙仪》)，所说“正统”，不仅具有皇位传承之“正统”的含义，也具有皇太孙继承金朝“正统”的含义。金世宗称金朝为“正统”，并不像海陵王完颜亮那样强调“混一天下”才能称“正统”，他认为，金朝没有灭亡南宋仍然可以称“正统”。金世宗称金朝为“正统”的理论依据，虽然也强调“我国家绌辽、宋主，据天下之正”［2］694，即像金熙宗一样强调金朝在“封贡体系”中的优势地位，但并非将这一标准作·741·为他自称“正统”的唯一的理论标准。史书记载，金世宗即位不久，就答应了宋人不再向金人称臣、以对等国家进行交往的请求，将金宋“君臣之国”变成了“叔侄之国”。金世宗取消宋人向金称臣，并非是放弃了金朝的“正统”地位，而是他对“正统”的理论有着不同于金熙宗和海陵王的理解和认识。我们从金世宗一生的言行中，可以看出，金世宗虽然也强调金朝“绌辽、宋主”的优势地位，但更多的则是表达了“有德”者应该为“正统”的思想。史书记载，金世宗“天资仁厚”［6］136。早在其即位之前，曾被任命为三路都统知归德府，他在知归德府任上，“秋毫无扰，甚得人心”。后来，金世宗按照天眷元年(1138)宋金“和议”的要求将归德府交还南宋时，“悉遣其吏士先行”，自己“最后乃出”，“即下钓桥，极为肃静”［7］2063，对老百姓没有任何惊扰。完颜宗弼于天眷三年(1140)撕毁“天眷和议”，重新发动攻宋战争以后，再次任命金世宗为归德府知府，并让他率军前往收复。金世宗受命以后，“以数千骑至宋王台，遣人谕都人、官吏、学生，告以不杀不掠之意”，并请出宋朝任命的南京(归德)留守路允迪，设宴款待之后送至汴京(今河南开封)，随后“鼓吹入城，秋毫不犯”［7］2168，兵不血刃，重新占领归德。金世宗即位以后，即将这种“仁德”思想确定为他的施政纲领，多次表达“天下大器归于有德”，“但务修德”［2］157，“朝廷行事苟不自正，何以正天下”［2］148等思想。他下令用女真文翻译《五经》也是“欲女直人知仁义道德所在耳”［2］184，在训诫皇太子时强调“以勤修道德为孝”［2］150，在给宋朝三省枢密院的牒文中，称完颜亮攻宋为“正隆失德，师出无名”［1］1768，为其父完颜宗辅上尊谥为“立德显仁启圣广运文武简肃皇帝”，将“立德”放在头等重要位置，并在册文中写上了“上合天心，下从民欲”［5］(卷4《大定三年增上睿宗尊谥》)等话语。在为金熙宗平反所上谥号时也强调“有功有德”［5］(卷4《大定十九年奉上孝成皇帝谥号》)。大定十一年(1171年)十一月行册礼所奏《和宁之曲》中的歌词也写上了“天开有德”［2］913的话，一再强调“有德”。群臣为世宗所上尊号“应天兴祚仁德圣孝皇帝”、“应天兴祚钦文广武仁德圣孝皇帝”［2］136－150，也强调“仁德”。就是要彰显金朝是一个讲求“仁德”的王朝，金世宗是一个“有德”的皇帝，也应该称“中国正统”的思想意识。金世宗强调“仁德”的思想，与汉儒所强调的“仁德”思想以及在“正统”问题讨论中所强调的“道统”传承观念十分相似，这是他“有德者”当为天下“正统”思想形成的十分重要的理论根源。五、金章宗以“德运”为理论依据的“正统”追求金熙宗依据“封贡”理论以及金朝在东亚各国“封贡体系”中的优势地位而自称“正统”，但不为宋人所承认。完颜亮不以继承“夷狄”族建立辽朝的“正统”为满足，试图取代宋朝为整个中国之“正统”的追求，最后也以失败而告终。金世宗强调“有德”者当为中国之“正统”的思想，无疑是思想理论上一个新的亮点，但仍然不为那些“华夷之辨”思想严重的汉儒所认可。面对这种形势，金人自称“正统”意识更趋强烈的金章宗，开始寻求新的理论支持。后来，他在一些汉儒的帮助下，试图拾取历史上影响最大且意义深远的“五德终始”学说，作为金人自称“正统”的新的理论支持，为金人自称“正统”增加理论砝码。据《大金德运图说》记载，金章宗曾于明昌四年(1193)十二月，集省台寺监七品以上官员大规模讨论金朝德运。承安四年(1199年)十二月，又选定朝官十余员再次讨论金朝德运。承安五年(1200)二月，又选定“本朝汉儿进士知典故官员”四十余员第三次大规模讨论金朝德运。泰和元年(1201)，尚书省将众人讨论德运问题的议论文字编类成六大册存档，可惜这些材料没有保存下来，使我们无法知道金章宗时期三次大规模讨论德运问题的详细情况，但据宣宗时期再次大规模讨论德运问题时保留下来的信息，可知，金章宗时期，众人对金朝应该继承哪一个朝代为“正统”的问题，意见分歧很大，主要有五种意见:第一种意见主张“不论所继，只为金德”，主要代表人物是刑部尚书李愈、翰林学士承旨党怀英等人;第二种意见主张“继唐土运为金德”，主要代表人物是户部尚书孙铎、侍讲学士张行简、太常卿杨庭筠等人;第三种意见主张“继辽水运为木德”，主要代表人物是秘书郎吕贞幹、校书郎赵泌等人;第四种意见主张“继宋火运为土德”，主要代表人物是太常丞孙人傑、大理卿完颜萨喇、直学士温特赫、大兴应奉完颜乌楚、弘文校理珠嘉珠敦等人;第五种意见主张“继刘豫齐国土运为金德”，大约是没有人同意这种意见，因此，《大金德运图说》中没有留下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后来，金章宗采纳了孙人傑以及尚书省的意见，决定“继宋火运为土德”，并于泰和二年(1202)十一月下诏“更定德运为土”［2］259，确立了金朝以继承北宋“正统”为·841·“正统”的思想。《金史》记载金章宗于泰和二年下诏“更定德运为土”时，使用了“更定”的，似乎以前已经确定了“德运”，此次下诏是更改了以前的“德运”，这与《大金德运图说》所透露出来的信息有所不同。首先，《大金德运图说》以及各种史书，并未透露金章宗以前朝廷曾经讨论过金朝“德运”问题。《金史·张行信传》记载，张行信曾说，国初“以大金为国号，未尝议及德运。近章宗庙始集百僚议之，而以继亡宋火行之绝，定为土德。”［2］2366即认为金章宗以前，朝廷并未讨论过“德运”问题，章宗时期则是首次讨论德运问题。如果金章宗以前曾经讨论过金朝“德运”问题，那么，在金章宗和金宣宗时期四次大规模讨论金朝“德运”之时，参加官员如此之多，他们在发表各自见解之时，不能不有所引用和涉及。而在《大金德运图说》所保留的众人议状中对此没有透露任何信息，说明金章宗以前，金廷并未大规模讨论金朝“德运”问题。其次，有人说，在金章宗之前，金朝已经确定以“金德”为运，但《大金德运图说》对此却没有透露出任何肯定的信息。五运学说认为，“金行之君，以酉祖丑腊”［8］(卷12《天时部·腊》)即认为以“金德”为运，则“以丑为腊”。《大金德运图说》记载，金章宗时刑部尚书李愈曾“以为本朝太祖以金为国号，又自国初至今八十余年，以丑为腊”，党怀英、孙铎、张行简、杨庭筠等也说“依旧为金德”，宣宗时应奉翰林文字黄裳曾主张“复金德之旧”，翰林修撰舒穆噜世勣、刑部员外郎吕子羽也曾主张“不论所继，只为金德”，谓“仍旧以丑为腊”，朝请大夫应奉兼编修穆颜乌登等人也曾说“钦惟太祖，一戎衣而天下大定，遂乃国号大金，以丑为腊”，右拾遗田庭芳也说过金朝“以丑为腊者八十余年”，似乎金朝自太祖时期就确定了“以丑为腊”的“金德”之运。但这些说法随即便为尚书省及一些官员所否定，如尚书省官员谓“李愈所论太祖圣训，即是分别白黑之姓，非关五行之叙”，即认为金太祖以“金”为国号，并非是按五运学说确定金朝为“金德”之运。穆颜乌登虽然说金太祖定“国号大金，以丑为腊”，但接着又说“是时虽未尝究其德运，而圣谋自得其正”，也认为金太祖以“金”为国号，“以丑为腊”并非是按五运学说确定金朝的德运，不过是与五运学说中的“金德”偶然相合而已。编修官王仲元也说“太祖皇帝以金为国号，取其不变之义，非取五行之术也”。张行信也曾说，有人谓“太祖本不言及五行之叙，难便据之为运”，是说这些人也认为金太祖以“金”为国号，“以丑为腊”，并非是按五运学说确定了金朝的“金德”之运。说明，当时虽然有人试图附会金太祖所建“大金”的国号，谓自金太祖之时，金朝已经确定以“金德”为运，但遭到众多人员反对，后来，这些人不得不转而主张，确定金朝的“金德”之运只是与金太祖定国号为金，崇尚白色，以丑为腊完全相符而已，作为他们主张以“金德”为运的一个依据。这说明，金太祖时期并没有按五运学说确定金朝的“金德”之运。金太祖时期没有按五运学说确定金朝的“金德”之运，那么，之后的金熙宗，亦或海陵王完颜亮，或金世宗时期，会不会按照五运学说确定金朝的“金德”之运呢?《大金德运图说》对此也没有透露出任何肯定的信息。如果金熙宗至金世宗时期，通过讨论确定了金朝的“金德”之运，《大金德运图说》不会一点反映也没有，那些主张以“金德”为运的官员，决不会将这么重要的证据故意遗弃，而不加以引用。说明，金章宗之前并未确定金朝的“金德”之运。刘浦江认为金章宗之前金朝就已经确定以“金德”为运了［9］，这不仅与他自己在其文章之后所说的金朝两修《辽史》承认辽朝的“正统性”以承袭辽运的说法相矛盾，而且很难按五运学说的承袭关系说清楚金朝“金德”之运的承袭关系，如果说不清楚金朝的“金德”之运上承何朝之“德运”的问题，那么，这种说法在五运学说上也是说不通的。至于说宣宗朝讨论德运时，黄裳所说“泰和之初……改金为土”，中的“金”，仍然是黄裳在前面所说的“完颜部色尚白，则金之正色”，金“自丑日为腊以来，时和岁丰，中外禔福，干戈偃息者八十余年”的金太祖时期所确定的“金德”，如前所述，这种观点早已为当时参与讨论“德运”的官员所否定，不能作为金章宗之前已经确定以“金德”为运的依据。再如，说《大金集礼》中记载的金世宗长白山册文“厥惟长白，载我金德”①中的“金德”之语，除了解释成五运学说中的“金德”之运以外，或许还可以有另外一种解释，即“金朝之仁德”或“有德之金朝”之意，因为金世宗一直强调“有德”者为正统，大力倡导仁德，主张以仁治国，这正与金世宗的一贯思想相吻合，也与金人张行信所说“本朝始祖已肇迹于东气，王于长白，祚衍于金源，奕世载德，遂集·941·①《大金集礼》卷三十五《长白山·封册礼》，广雅书局，1920年版。大统”之语中的“载德”之意大体相同。如是，这里所说的“金德”就与五运学说没有关系了。其实，金章宗之前，金廷并没有通过“议德运”而确定金朝的“德运”问题，因此，那时，对金朝的“德运”问题，才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说法，如有人说金朝以“金德”为运，有人说金朝以“水德”为运，还有人说金朝以“火德”为运等等，都是个别人或部分人，包括皇帝、大臣以及民间的没有文本依据的各种附会的说法而已。不管怎么说，金章宗开展德运问题大讨论，都为金朝自称“正统”提供了新的理论根据，将金朝自称“正统”的理论建设向前推进了一步，并在朝野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六、金宣宗重议“德运”金宣宗继位之后，又在金章宗三次大规模讨论金朝“德运”问题的基础上，于贞祐二年(1214年)再次选定朝官22人，依据“五德终始”学说对金朝“德运”问题重新进行讨论。此次重新讨论金朝“德运”的原因，应该是金宣宗和朝中大臣对金章宗经过大规模讨论“德运”问题之后所确立的“更定德运为土”，即以继承北宋正统为中国正统的思想观念不甚满意所致，这从《大金德运图说》所记载的贞祐二年《省判》所透露出来的信息中也能看出来。比如，《省判》在归纳总结金章宗朝“德运”讨论的各种意见时，说主张“继宋运而为土德”的孙人傑“造为倾险之论”，并称孙人傑“作此险语”是“忮心求胜故也”，所使用的词语并非是褒义的，而是带有一定贬意的，说明重新讨论德运的原因，是对金章宗所确定的“土德”之运存有异义，目的是想更改金朝的“土德”之运。在这次大讨论中，虽然完颜乌楚、王仲元、赵秉文等4人仍然坚持“继宋火运为土德”，但显然在参与讨论的22位朝官中占少数，在今日保存下来的18人所上议状中有14人主张金朝应该以“金德”为运，甚至出现6人为了附会金朝的“金德”之运而认为北宋自己所确定的“火德”之运是自失其序的观点，主张更改北宋的“火德”之运为“土德”之运，再由金朝继承北宋的“土德”之运，而为“金德”之运。在这些主张金朝应该以“金德”为运的一派官员中，在继统问题上并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仍然存在“不论所继只为金德”、“继唐土运为金德”、“继刘齐土运为金德”、“继宋土运为金德”等多种观点，但在这些观点之中，有5人持“不论所继只为金德”的观点，无疑越来越引人注目。说明金人在继统及其自称中国“正统”的理论支持上又有了新的认识。也就是说，他们在金人自称“中国正统”问题上，不仅寻求“五德终始”学说的理论支持，还提出了“不必以五行相生为序”，应“以德之衰旺见其运”的有德者当为中国“正统”的思想，认为金朝“奕世载德，遂集大统”，①即认为金朝有德，可以称正统。这种“不必以五行相生为序”的观点，实际上是对“五德终始”学说的一种挑战。应该说，“五德终始”学说并非是一种具有科学依据的说法，而是一种毫无道理的唯心主义的谬说。金人提出不按“五德终始”学说的理论确定金朝的“德运”，是金人不为传统观念所束缚的一种表现，也是金人主张“自立”的一种思想表现。这种思想的出现，对于消解“五德终始”学说，以及促使“五德终始”学说走向终结，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金人在提出“不必以五行相生为序”的理论确定金朝“德运”的同时，主张按道德来区分“正统”和“非正统”的思想，这是对金世宗“有德”者为“正统”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这一思想，在金朝后期，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赞同，并作了进一步发挥。这从金人的一些著述中完全可以看出来。比如，赵秉文在《蜀汉正名论》一文中，就提出了“有公天下之心，宜称曰汉。汉者，公天下之言也”［10］(卷14《蜀汉正名论》)的区别中国“正统”和“非正统”的思想。他认为，是否应该称曰“汉”以及是否应该称为“中国正统”，标准在于是否“有公天下之心”，不管你的种族如何，只要“有公天下之心”即是“汉”，即是中国，即是“中国正统”，即认为应该以“道德”作为区分中国“正统”和“非正统”的标准。金朝末年的杨奂，也大体上提出了与赵秉文相同的理论，他在其所作《正统八例总序》中指出，“王道之所在，正统之所在也”，即认为，只要行“王道”即可以称中国正统，反对“以世系土地为之重”，即反对用种族世系和占有地域多寡等情况作为区别中国正统和非正统的标准。所论“王道”，强调得“天下臣民之心”，“敦道义之本”［11］526，显然与赵秉文所论“有公天下之心”即为中国正统的思想，具有一致之处。这种主张按道德来区分“正统”和“非正统”的思想，与汉儒们津津乐道的所谓的“道统”思想并无二致，应该是·051·①以上未注出处者均出自金尚书省佚名编:《大金德运图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另见碧琳琅馆丛书、芋园丛书、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丛书集成续编》本，后三种版本有缺佚。与汉儒所说的“道统”思想产生了对接，并对后世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七、金人自称“正统”理论诉求对后世的影响金人在初建大金政权之时，曾依据“封贡体系”的封贡理论，请求辽朝封册，试图取得辽政权对自己所建政权合法性的承认。当他们灭亡辽政权之后，又依据继承辽政权之“正统”的理论和思想，而自称“正统”。到了金熙宗时期，又不以继承属于夷狄的辽政权的半壁江山的“正统”为满足了，又依据金政权在“封贡体系”中臣属南宋、西夏、高丽的优势地位，即“倒过来的朝贡”的理论和思想，重新塑造金政权的“中国正统”的形象。到了海陵王完颜亮时期，对金朝已经令南宋等各个政权俯首称臣的地位仍不满足，又依据“自古帝王混一天下，然后可为正统”的理论和思想，发动了对南宋的战争，试图让整个“天下”都承认他大金王朝的“中国正统”地位。金世宗则依据“我国家绌辽、宋主，据天下之正”以及“有德”者应该为“正统”的理论和思想，向天下宣示，金朝没有统一天下，仍然是“中国正统”。金章宗和金宣宗大规模开展“德运”问题大讨论，是想依据“五德终始”的“正统”学说，试图为金政权自称“中国正统”再加理论依据的砝码。他们在强调金政权的“正统”性符合五运学说理论的同时，又逐步发展了金世宗以来的“有德”者为“正统”的思想，与汉儒所津津乐道的“道统”理论产生了对接。以上可以看出，金人自称“正统”的理论依据，虽然主要是依据和运用历史上以汉儒为代表的学者和政治家们所提出来的传统的“正统”理论，并无太多创新之处，但也时而出现对传统的“正统”理论进行一些改造和发挥之处，仍然提出一些值得我们关注的理论亮点和思想主张，并对后世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首先，在金章宗组织的“德运”问题大讨论时，刑部尚书李愈、翰林学士承旨党怀英曾提出“不论所继，只为金德”的观点，即主张不按“五德终始”学说的五行相生或相克的往复循环序列的理论去确定金朝的“德运”，这绝不是“女真人的汉化还不够彻底”的一种表现，并非是李愈、党怀英等人不懂“五德终始”学说的内涵，而是他们主张不采用传统的“五德终始”学说，而主张金朝不必受传统观念所束缚而极力主张金朝独立自主的“自立”的一种表现。这种思想，到了金宣宗再次大规模讨论“德运”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