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型增长”——基于近代中国乡村工业的再评析

·讨论与评议·“斯密型增长”基于近代中国乡村工业的再评析关永强张东刚摘要：近30年来，国际经济史学界围绕“斯密型增长”模式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观点与论争，而近代中国乡村工业则为我们分析和反思这些理论提供了极好的参照。以蚕丝和织布为代的近代乡村工业的发展主要得益于市场或“斯密型动力”的驱动，也体现了“勤勉革命”的基本特征；人口压力虽然存在，但影响并不明确。乡村工业的“斯密型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经济发展和收入提高，其技术变迁也具有明显的劳动密集型特征，但仅凭借“斯密型增长”并不足以将近代中国导入工业化和高速经济增长，中国工业化的实现和向“库兹涅茨型增长”转变的成功，最终有赖于新中国政府调控与市场机制的有效配合。关键词：斯密型增长乡村工业勤勉革命劳动密集型发展道路2O世纪的经济史学研究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均已表明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二者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对应关系，①但市场经济与工业革命以来近现代高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则至今仍未被厘清。传统经济史学者大多认为，以市场交换和劳动分工为基础的“斯密型增长”②作为一种欧洲历史上的特有现象，引致了工业革命和近现代西方的高速经济增长，并与之构成本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和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的研究成果，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①经济史学界对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差异的代表性观点可参见K．Polanyi，C．ArensbergandH．Pearson，TradeandMarketsintheEarlyEmpires：EconomiesinHistoryandTheory，NewYork：TheFreePress，1957；费尔南·布罗代尔：《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天涯》2000年第2期；在中国经济史领域还可参见H．Gates，China’SMotor：AThousandYearsofPettyCapitalism，Ithaca：CornelUniversityPress，1996；R．Marks，“CommercializationwithoutCapitalism：ProcessesofEnvironmentalChangeinSouthChina，1550—1850，”EnvironmentalHistory，vo1．1，no．1，1996，PP．56—82．②自亚当·斯密以来，自由市场理论已经成为解释欧洲近代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依据(详见关永强：《从欧洲中心史观看美国中国史研究的变迁》，《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第1期)。在经济史领域，笔者所见最早使用“斯密型增长”(SmithianGrowth)概念的是美国学者威廉·帕克和乔尔·莫基尔，前者将西方经济发展史分为马尔萨斯增长、斯密增长和熊彼特增长三个阶段(W．Parker，Europe，America，andtheWiderWorld，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4，PP．21卜212)，后者则根据驱动力的不同将经济增长分为斯密增长(市场)、索洛增长(投资)、博塞拉普增长(人口)和熊彼特增长(技术、组织革新)四种类型(乔尔·莫基尔：《富裕的杠杆》，陈小白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53·历史研究2017年第2期了同一个渐进历史进程的前后阶段；然而近3O多年来，越来越多的经济史学者发现近代早期的“斯密型增长”并不仅限于欧洲，工业革命和近现代高速经济增长也不是市场经济和“斯密型增长”的必然结果，而更多是由技术和组织变革所引致的另一种“库兹涅茨型增长”。20世纪8o年代中期以来，国际经济史学界围绕“斯密型增长”问题形成了很多错综复杂的不同观点，并由此引发了数次激烈的学术论争。这些研究大多与明清和近代中国经济特别是乡村工业密切相关，但由于往往是从特定地区史料出发构建起来的经济理论，缺少对近代中国乡村工业的全面考察和对不同地区、不同产业之间差异性的充分关注，容易造成观点上的偏颇。本文即试图以“斯密型增长”为线索对国际经济史学界的这些论争作一个简要的回顾，并在尽可能充分利用近代中国乡村工业史料和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上述论争中提出的重要学术观点进行分析和评论，希望能够以近代中国的历史经验来深化和推进我们对相关问题的认识与研究。一、国际经济史学界围绕“斯密型增长"展开的主要学术论争“斯密型增长”问题引起学术界广泛重视始于20世纪8O一90年代美国学者黄宗智与罗斯基、布兰特的论争。在对近代华北和明清以来长三角地区的研究中，黄宗智发现，市场经济和商品化会导入资本主义近代经济增长的经典经济学理论，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农村的历史事实，因而在恰亚诺夫和吉尔茨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内卷化”理论，认为中国农村市场并未达到经济学教科书中的完全竞争的程度，而驱动这种市场发展的也不是资本家的逐利行为而是人口压力，它虽然能带来农业和手工业总产量的增加，但只是以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递减甚至低于维生费水平为代价的“内卷化”或“没有发展的增长”；近代中国被帝国主义纳入国际市场后虽然加速了商品化，但也并没有带来农民生活水平的实质性提高，而只是加剧了“内卷化”的进程。②罗第5—7页)。如后文所述，这一概念在被引人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之后，又引起了学界更广泛的关注和争论。本文由于篇幅和主题所限，所使用的“斯密型动力”和“斯密型增长”概念，均指学界一般认为的市场、分工、专业化和它们所带来的总量经济增长，而并不涉及这些概念与亚当·斯密《国富论》原著中语言表述上的异同，对这些概念之间关系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夏明方：《真假亚当·斯密：从“没有分工的市场”看近世中国乡村经济的变迁》，《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5期。①美国学者库兹涅茨最早对工业化以来近现代经济的高速增长进行了明确的界定(西蒙·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速度、结构与扩展》，戴睿、易诚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432～441页)。西川俊作、速水佑次郎、川越俊彦等日本学者据此在经济史研究中使用了“库兹涅茨型增长”(GrowthdlaKuznets)这一概念(S．Nishikawa，“Review：EconomicGrowthinPrewarJapanbyTakafusaNakamura，”TheJournal0厂JapaneseStudies，vo1．11，no．1，1985，PP．269-273；T．KawagoeandY．Hayami，“AnIntercountryComparisonofAgriculturalProductionEfficiency，”AmericanJournalofAgriculturalEconomics，vo1．67，no．1，1985，PP．87—92)。而美国学者费维恺则进一步对这一概念进行了详细的阐述(A．Feuerwerker，“PresidentialAddress：QuestionsaboutChina’SEarlyModernEconomicHistoryThatIWishICouldAnswer，”eJournal0fAsianStudies，vo1．51．no．4，1992，PP．757—769)，不同于“斯密型增长”受限于固定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和边际报酬递减、增速相对缓慢，工业化对应的“库兹涅茨型增长”则带来了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外移和人均产出更大、更稳定的持续高速增长。②详见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P．C．C．Huang，“ThePeasantFamilyandRuralDevelopmentintheYangtziDelta，1350—1988：AReplytORamonMyers，’TheJournalofAsianStudies，vo1．50，no．3，1991，PP．629—633．·154·“斯密型增长”斯基和布兰特对一些农村地区案例资料的研究结论则与之相反，他们认为近代中国的农村市场是自由竞争和高效率的，近代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商业和金融的发展，尤其是中国农村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融合，推动中国农村经济取得了甚至可以与同时期日本相媲美的近代高速增长，实现了农业和农村手工业人均收入的显著增加；换言之，如果不是日本侵华战争，中国已经成为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①这场学术争论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关注和评论，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学者王国斌和费维恺引入了“斯密型增长”概念，并由此而被国际经济史学界普遍接受为一个基本理论模式。王国斌从经济增长的动力出发，将“斯密型增长”界定为由市场交易、劳动分工和专业化驱动的经济增长(与投资驱动、技术革新驱动和组织革新驱动相对应)。费维恺则将经济增长分为三种类型：“粗放型增长”是一种随人口增加而按相同比例配置要素所带来的报酬不变的增长；“斯密型增长”则是由市场和分工引致的总量增长，它可能在一定阶段内带来人均产量的增加，但仍然有着固定的生产可能性边界，边际报酬也在长期趋于递减；只有技术和组织革新带来的“库兹涅茨型增长”，才意味着生产可能性边界的不断向外拓展和人均报酬的持续递增。②“斯密型增长”概念的引入对上述论争双方的观点都构成了冲击。一方面，在“斯密型增长”过程中，人口增加、资源短缺或价格下跌都可能导致边际报酬递减甚至低于维生费水平，如果我们把这种现象定义为“内卷化”，那么它只是“斯密型增长”在遭遇生产可能性边界或市场波动后可能出现的一个阶段，③而并不能取代经典经济学的市场理论，我们也不能根据这种“内卷化”现象的出现来推断市场发展是人口压力单一因素的结果，或者否定在此之前曾经存在过人均产量与收入增加的阶段。另一方面，罗斯基和布兰特的近代农村高速增长论也混淆了“斯密型增长”与“库兹涅茨型增长”的差异，由市场推动的“斯密型增长”是一种相对缓慢的边际报酬递减的总量增长，而工业革命以后西方国家和日本的近现代高速增长则属于“库兹涅茨型增长”，两者不仅有着本质的差异，而且彼此之间也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除王国斌和费维恺之外，另外一些学者也加入了这场论争。马若孟以自己早期关于华北的研究来支持罗斯基和布兰特的观点，并质疑“内卷化”现象的存在性。他认为，近代华北农村与世界市场的整合促进了农民人均收入水平的显著提高，甚至给中国农村带来了库兹涅茨型的近代经济增长。④高鹏程和托马斯·维恩斯则批评罗斯基和布兰特关于近代中国农村市场完全竞争、无摩擦和高效率的假设并不符合实际，而且忽视了中国各地区之间的差异性，指出罗斯基舍弃卜凯的全国加权物价指数，只用武进一个县的物价指数来平减全国名义工资，布兰特用天津物价指数来计算南方各省的实际工资，都存在明显错误并导致其结论高估了近代中国农业的①详见T．Rawski，EconomicGrowth，zPrewarChina，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9；L．Brandt．CommercializationandAgriculturalDevelopmentCentralandEasternChina，1870一j937，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9．②参见B．Wong，“StudyingRepublicanChina’SEconomy：What’SNewandWhat’SNeeded，”RepublicanChina，vo1．18，no．1，1992，PP．77—89；A．Feuerwerker，“PresidentialAddress：QuestionsaboutChina’SEarlyModernEconomicHistoryThatIWishICouldAnswer．”③赵冈：《过密型农业生产的社会背景》，《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3期。④R．H．Myers，“HowDidtheModernChineseEconomyDevelop?”TheJournalofAsianStudies，vo1．50，no．3，1991，PP．604—628；R．H．Myers，“TheCommercializationofAgricultureinModernChina，”inW．E．Wilmott，ed．，EconomicOrganizationinChineseSociety，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72，PP．173—192；马若孟：《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民发展，1890-1949》，史建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55·历史研究2017年第2期增长率。①在此之后，彭慕兰、王国斌等被称为“加州学派”的学者进一步拓展了“斯密型增长”概念的应用范围。他们指出，在近代早期的16一l8世纪，中国就存在着与欧洲类似的“斯密型增长”，也推动了明清时期农副业产出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不是“没有发展的增长”；但到18世纪末，同样的“斯密型增长”不仅给分属中国和欧洲经济最发达地区的江南和英格兰带来了高度相似的技术形式和经济绩效，也让两者都面临着类似的人口增加和由土地、资源约束导致的马尔萨斯压力，只是当欧洲借助煤炭这个偶然因素和新大陆殖民地的外部因素，摆脱人口与资源压力之后，才走上另一条库兹涅茨型的近代增长之路，避免了和东亚一样遭遇马尔萨斯陷阱的命运。②在由此引发的新一轮论争中，③黄宗智坚持了“斯密型增长”仅存在于欧洲且与工业革命相对应的传统观点，认为明清以至近代中国的农村经济中虽然存在市场和商品化，但主要是人口压力所推动的，其结果也只是“内卷”而非发展。更重要的是，黄宗智的观点还与另一位学者德·弗雷斯提出的“勤勉革命”理论形成了一种呼应。④德·弗雷斯认为，在近代早期的西北欧和北美，有越来越多的农村家庭在市场激励下不断延长劳动时间，将更多的资源和劳动力投入以市场交易为目的的生产中，同时也日益从市场上购买另一些原本自行生产的商品，由此扩大了专业化、市场需求和劳动力供给。他将这一过程称为“勤勉革命”，⑤并认为“勤勉革命”为欧洲工业革命提供了先导和准备，从而为“斯密型增长”引致欧洲工业革命的传统观点构建起了新的因果联系；同时他还认为，近代早期的东亚地区并没有经历欧美那样因响应市场而出现的“勤勉革命”和“斯密型增长”，而只是在人口压力驱动下的“博塞拉普型增长”，⑥因此无法出现工业革命和近代高速增长。但在彭慕兰看来，“勤勉革命”与“内卷化”都只是“斯密型增长”在不同阶段的表现而①T．Gottschang，“IncomesintheChineseRuralEconomy，1885一i935：CommentsontheDebate，”RepublicanChina，vo1．18，no．1，1992，PP．48—49；T．Wiens，“TrendsintheLateQingandRepublicanRuralEconomy：RealityorIllusion?”RepublicanChina，vo1．18，no．1，1992，PP．6875．相关评论还可参见张丽：《关于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探讨》，《中国农史》1999年第2期。②参见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李伯重、连玲玲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③关于黄宗智与彭慕兰之间的论争，可参见黄宗智：《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评彭慕兰<大分岔：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彭慕兰：《世界经济史中的近世江南：比较与综合观察——回应黄宗智先生》，《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张家炎：《如何理解18世纪江南农村：理论与实践》，《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黄宗智：《再论18世纪的英国与中国——答彭慕兰之反驳》，《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2期；史建云：《真是硬伤吗?——黄宗智和彭慕兰之争中的一个小问题》，《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④黄宗智：《明清以来的乡村社会经济变迁》卷3，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年，第4144页。⑤J．deVries，“TheIndustrialRevolutionandtheIndustriousRevolution，”TheJournal0厂EconomicHistory，vo1．54，no．2，1994，PP．249—270；J．deVries，TheIndustriousRevolution：ConsumerBehaviorandtheHouseholdEconorny，1650f0thePresent，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8，PP．78—82．⑥“博塞拉普型增长”(BoserupianGrowth)是指由人口增长和人地压力推动的农业集约化发展，该概念源自埃斯特·博塞拉普：《农业增长的条件：人口压力下农业演变的经济学》，罗煜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年。·]56·“斯密型增长”已，德·弗雷斯所描述的近代早期西北欧的“勤勉革命”也一样适用于同时期的东亚，而随着人口和资源压力的增加，那些曾因“勤勉革命”而繁荣的西北欧地区在18世纪末也出现了与东亚类似的“内卷化”倾向，如果不是因为煤炭和新大陆资源，西北欧的“勤勉革命”并不能导向工业革命。①有关欧洲早期乡村工业的大量研究也已经表明，“勤勉革命”和这种市场推动的乡村工业发展虽然能增加农民的收入，但也会促使初婚年龄提前和生育率提高，由此带来的人口压力又会降低工资，并迫使人们投入更多劳动才能维持生活水平。②因此，“勤勉革命”的内在逻辑与恰亚诺夫的自我剥削理论和黄宗智的“内卷化”理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与其说是过渡到资本主义的跳板，不如说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③彭慕兰还指出，“勤勉革命”为工业革命提供劳动力准备的说法也很难成立，因为“勤勉革命”虽然促进了乡村劳动力的无产化，但这些地区的资本主义雇佣关系并不占主导地位，这些无产者们往往还要经过好几代人的时间，直到工厂企业出现之后才流向城市。④其他学者关于东亚早期乡村工业的研究也表明，清代松江地区劳动者的“终岁勤动”正是响应市场而增加劳动投入的结果，与欧洲“勤勉革命”的特征是一致的；⑤日本早期乡村工业也和欧洲一样与市场有着紧密的联系，两者的分工形式虽略有差异，但在市场化程度上并不存在高低之别。⑥这场论争还引起了一些日本经济史学者的关注。因为“勤勉革命”概念的最早提出者是日本学者速水融，其原意是指江户时代农民由于人口增长和土地稀缺而发展形成了一种与西方工业革命后不同的劳动密集型技术和生产模式，这与德·弗雷斯的西欧“勤勉革命”概念显然大异其趣；而且，速水融也并不否认近代早期的东亚存在市场机制，事实上，他认为日本的“勤勉革命”本身就是顺应市场和本国资源禀赋而选择的一种生产模式。cz)在此基础上，杉原薰又进①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第1l1一l3O页；K．Pomeranz，“PoliticalEconomyandEcologyontheEveofIndustrialization：Europe，China，andtheGlobalConjuncture，”TheAmericanHistoricalReview，vo1．107，I10．2，2002，PP．426—427．事实上，很多因“勤勉革命”而发展的欧洲乡村工业(原工业)区后来都没能顺利实现工业化，英格兰1O个主要乡村工业地区中就只有四个实现了工业化；值得一提的是，这四个地区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拥有彭慕兰所强调的便利的煤矿资源。(参见杨豫：《欧洲原工业化的起源与转型》，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47页)②L．A．Clarkson，Proto—industrialization8FirstPhaseofIndustrialization?London：MacmilanPublishersLtd．，1985，PP．41—42，44—46．⑧P．Kriedte，H．MedickandJ．Schlumbohm，IndustrializationbeforeIndustrializationRuralIndustryintheGenesisofCapitalism，trans．，B．Schempp，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1，PP．38—93；刘兰兮：《门德尔斯原始工业化理论简述》，《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④K．Pomeranz，“SocialHistoryandWorldHistory：FromDailyLifetoPatternsofChange，”JournalofWorldHistory，vo1．18，no．1，2007，P．79；彭慕兰：《欧洲和东亚妇女的工作、家庭与经济发展》，乔万尼·阿里吉、滨下武志、马克·塞尔登主编：《东亚的复兴：以500年、150年和5O年为视角》，马援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87页。⑤李伯重：《“终岁勤动”：夸张还是现实?——19世纪初松江地区各行业从业人员年工作日数之考察》，《学术月刊》2008年第4期。⑥0．Saito，“Proto—industrializationandLabour—intensiveIndustrialization：ReflectionsonSmithianGrowthandtheRoleofSkilIntensity，”inG．AustinandK．Sugihara．eds．，Labour-intensiveJ“s￡rnZd￡oinGlobalHistory，NewYork：RoutledgePress，2013，PP．85—106．⑦速水融：《近世日本经济社会史》，汪平、李心悦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73—194页；A．Hayami，Japan’SIndustriousRevolutionEconomicandSocialTransformationsintheEarlyModernPeriod，Tokyo：Springer，2015，P．v，pp．37—4O．·】57·历史研究2017年第2期一步提出了“东亚劳动密集型发展道路”理论。①他和彭慕兰一样认为“斯密型增长”并不仅限于欧洲，也不具有催生工业革命和资本密集型生产模式的内在倾向。不过，杉原薰还进而指出，正是由于“斯密型动力”和自身要素禀赋的作用，近代早期的东亚国家采取了劳动密集型技术和劳动力吸纳型；即使是在遭遇机器工业的冲击之后，日本也没有简单地移植西方技术，而是在自身历史基础上形成了一条较少使用机器和资本、更多以人力与机器相配合的发展道路，并通过雁阵模式逐渐影响到了亚洲其他地区；与近现代西方国家的资本、资源密集型发展模式相比，东亚的劳动密集型发展道路更节约资源、更重视人力资本培育，在增长的同时也更有效地抑制了资本与劳动收入差距的扩大。这样，国际经济史学界近30年来已经出现了“内卷化”、“近代农村高速增长论”、“勤勉革命”、“大分流”和“东亚劳动密集型发展道路”等一系列紧密相关而又彼此冲突的重要学术观点。从“斯密型增长”概念出发，这些观点和论争可以归纳为三个焦点问题：明清和近代中国农村经济是否存在“斯密型增长”?如果存在“斯密型增长”，那么是否为中国带来了近代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农民收入的显著提高?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技术变迁又是否具有明显异于近现代西方的劳动密集型特征?下面我们就以近代中国的乡村工业作为透镜，对这些问题做一个观察和分析。二、近代中国的乡村工业是否存在“斯密型增长”与上述论争紧密相关的第一个问题是，明清和近代中国乡村工业的主要驱动力究竟是市场(斯密型增长)还是人口(博塞拉普型增长)。费维恺、范金民、李伯重、方行等对明清时期江南乃至华北地区的研究均表明，蚕丝和棉纺织等乡村工业的发展主要得益于市场交易和劳动分工即“斯密型动力”，其单位劳动力报酬高于农业，在一些地区甚至取代农业成为了农民的主业。②近代对外贸易的开放和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市场体系的扩大，从规模和影响最大的蚕丝业和织布业来看，几个乡村工业核心区的形成和发展也都明显受益于市场的作用。近代中国蚕丝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来自于国际市场。早在19世纪上半期，欧美丝织工业的迅速发展就带动了对中国生丝的需求；《南京条约》签订后，中国被迫开放对外贸易，正逢19世纪5O年代欧洲主要生丝出产国遭遇严重的蚕微粒子病，国际生丝需求迅速上升，中国的生丝出口也从之前的每年数千担增加到19世纪60年代的年均五万担以上并继续不断攀升；进入20①杉原薰：《东亚经济发展之路：一个长期视角》，乔万尼·阿里吉等主编：《东亚的复兴》，第96—152页；K．Sugihara，“TheEuropeanMiracleandtheEastAsianMiracle：TowardsaNewGlobalEconomicHistory，”inK．Pomeranz，ed．，ThePacificintheAgeofEarlyIndustrialization，Farnham：AshgatePublishingLimited，2009；K．Sugihara，“Labour—intensiveIndustria1izati0ninGlobalHistory，”inG．AustinandK．Sugihara，eds．，Labour—intensiveIndustrializationinGlobalHistory，PP．20—64．②参见A．Feuerwerker，“PresidentialAddress：QuestionsaboutChina’SEarlyModernEconomicHistoryThatIWishICouldAnswer，”P．762；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27—34O页；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92—4O4、533—543页；李伯重：《过密化与中国棉纺织业生产：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松江》，《南都学坛》2011年第4期；方行：《清代前期农民的家庭手工业》，《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1期。·】58·“斯密型增长”世纪后，中国的生丝年出口量已经超过国内消费量，到20世纪2o年代末甚至接近二十万担。①国际市场的旺盛需求促进了近代中国蚕丝业的迅速发展，浙江、江苏、广东、四川等地区都有越来越多的农户从粮食作物种植转向兼业种桑养蚕，甚至专事蚕桑生产。在浙江湖州和嘉兴等主要蚕桑产区，“丝业出口贸易正盛之时，即⋯⋯蚕桑农村极端繁荣之日”，其中，吴兴居民“从事蚕桑者占99．13”，②南浔“无不桑之地，无不桑之家”，③崇德“农村的生产主业，不是稻作，而是蚕桑业”。④即使是此前并不种桑养蚕的江苏无锡，也响应市场需求将大片耕地转变为桑田，并迅速发展成全国最主要的蚕茧生产中心之一。⑤在粤丝生产的中心区顺德，19世纪初的4o个堡中还有3o个都以种植水稻为主，仅3个堡以蚕桑闻名，但19世纪6O年代以后，随着生丝外销的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稻田被转变成桑基鱼塘，到20世纪初，已有7O％的土地都用于种桑，“目睹所及，除桑田外别无他物”，全县180万人中至少有140万从事蚕丝生产；珠三角一带的其他地区如南海、香山、新会、三水也都类似。⑥四川出产的黄丝，原本主要运往西北和西南地区，在近代特别是重庆开埠之后，产量也随着出口扩大而不断增加，形成三台、西充、内江、阆中等多个重要产区，出口量在2o世纪2o年代也达到一万担以上。⑦与蚕丝业相比，河北高阳、河北宝坻、山东潍县和江苏南通等近代乡村织布业中心区的繁荣则主要归功于国内市场的发展。其中，高阳织布业原本规模非常狭小，仅供应本地市场，20世纪初引入铁轮机和机制棉纱后，开辟了北平、南宫乃至山西太谷、河南彰德等地的市场，以低廉的价格逐渐替代英国进口粗布；一战期间，英国机制布进口锐减，高阳布商又抓住机会将销路扩展到西北和外蒙古一带，年产布从数十万匹扩张到四五百万匹，当地随之出现了“以织布为主，耕地为附的趋势”；2O世纪2O年代，高阳又因在东北各地建立分销庄和引进提花机、人造丝而迎来了新的兴盛期。⑧宝坻土布业的发展得益于热河和东北市场的开拓，鼎盛时期年产量也在400万匹以上，但由于直奉战争对热河经济的严重破坏，加之宝坻土布品种单一，因而在20世纪20年代后就陷入了持久的衰退。⑨潍县则主要由于被辟为商埠和胶济铁路通车而发展成为地区性的中心市场和比高阳规模更大的棉布产区，在2O世纪30年代初期年产量超过一千万匹，主要销往河南、陕西、山西、河北、绥远和东三省，甚至远至云南、贵州和福建等地。⑩南通的织户主要使用大生纱厂的机制纱，织成的布匹也广泛销往东北、南京以及安徽、江西等省；在九①张丽：《非平衡化与不平衡：从无锡近代农村经济发展看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转型(1840-1949)》，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84、92—96、i1O一111页。②刘大钧：《吴兴农村经济》，上海：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1939年，第123、27页。③民国《南浔志》卷30《农桑一》，第21页a。④怀溥：《浙江崇德县农村视察记》，《新中华》1934年第2卷第6期。⑤张丽：《非平衡化与不平衡：从无锡近代农村经济发展看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转型(1840-1949)》，第29—31页。⑥苏耀昌：《华南丝区：地方历史的变迁与世界体系理论》，陈春声译，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18—12O页；C．W．HowardandK．P．Buswel，ASurveyoftheSilkIndustryofSouthChina，HongKong：CommercialPress，1925，PP．15—25．⑦李明珠：《近代中国蚕丝业及外销(1842—1937年)》，徐秀丽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第128页。⑧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9—27页。⑨方显廷、毕相辉：《由宝坻手织工业观察工业制度之演变》，《政治经济学报》i936年第4卷第2期。⑩龙厂：《山东潍县之农村副业》，《益世报》1934年5月12日；堀内清雄等：《山东省潍县织布业的变迁》，《满铁调查月报》1942年第22卷第1号，转引自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4卷，北京：中华书局，196Z年，第11页。·】59·历史研究2017年第2期-／k事变前，南通土布“行销各省，远至滇桂，而以关外销路最大”，①其全年产量也可达一千多万匹。②和这些中心区一样，其他乡村蚕桑和织布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市场或“斯密型动力”促进的结果。由于生丝和丝织品的出口刺激，广西从186o年以后开始引入蚕桑业，到2O世纪2O年代已有桑田九万亩；陕西的桑树也从1920年的6600万株增至1922年的8000万株；⑧山东、河南和东北同样是“野(柞)蚕缫丝，几悉供输出”；④江西庐陵“用广而利厚者，无过蓝青白布，岁数百万金”；四川北部“几乎每个农家都有一架织布机⋯⋯需求主要来自云南和贵州”；⑤广西郁林手工棉织业“完全是在商人支配之下发展出来的”。⑥此外，如表1所示，“斯密型动力”在近代中国的很多其他乡村工业中，也都发挥了类似的重要推动作用。表1近代中国乡村工业中的“斯密型动力”示例乡村工业有关市场作用(斯密型动力)的描述山东莱州草帽辫业“在纽约市场上很受欢迎”山东潍县猪鬃业“供欧美日本各洋行购买⋯⋯每年出口总值在百万元以上”山东花边业“光绪二十年由外国传教士传人⋯⋯产品全供出口”江苏川I沙、宝山花边业“销路颇畅⋯⋯行销欧美诸邦”；“航海销售，获利颇厚”广西西南部八角油业“亦为世界之特产⋯⋯年产约二千余担⋯⋯行销世界”广西造纸业“年产亦八十余万元，销于港粤，闻逊清末年至民十之间，此业最盛”广东制糖业“自汕头开港以来，韩梅地区的糖业曾蓬勃发展盛极一时”四川I荣昌麻布业“山陕直隶各省客商，每岁必来荣采买，运至京都发卖”四川荣昌制扇业“每年春间，各郡县客商云集于斯，贩往他处发卖”四川I郫县草帽业“每冬有商贩之，以舟载至川东一带贸易”上海布袜业“关陕齐鲁诸地设局，邑中广收之，贩诸北方”福建福州篦梳业“装载甚广”福建清流、福州剪刀业“利甲四方”；“装运最广”山东粉、“现为重要的出口货”广东番禺蔗糖业“皆以晒糖为业⋯⋯尤多贩糖于外省”福建厦门冰糖业“近年已经有大量冰糖运销外国⋯⋯供内销的数量就不多了”福建将乐纸张业“湖广江右行之”广西昭平造纸业“为本邑出产大宗，销流之广，远及云贵川黔钦廉越南”四JII万县桐油业“盛行荆鄂⋯⋯行于滇楚”资料来源：叶春墀：《山东草辫调查记》，《东方杂志》1911年第8卷第2期；从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407页；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编：《广西省农村调查》，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174、177页；范毅军：《广东韩梅流域的糖业经济(1861—1931)》，《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辑刊》1983年第12期；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57、58、59、6l、62、114、115、117、118、121、410页。①蒋庚霖：《南通附近农村经济之面面观》，《中国经济》1944年第2卷第8期。②林举百：《近代南通土布史》，南京：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1984年，第336页；徐新吾：《江南土布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659页。③马扎亚尔：《中国农村经济研究》，陈代青、彭桂秋译，上海：神州国光社，1934年，第515页。④佚名：《安东柞丝之楚才晋用》，《中外经济周刊》1924年第52期。⑤民国《庐陵县志》卷4《物产》，第14页；《1892年海关贸易报告·宜昌》，第65—66页，转引自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510、513页。⑥陈业垄：《广西郁林手工棉织高机业》，《中国农村》1935年第1卷第6期。·】60·“斯密型增长”与市场功能的显著性相比，人口压力对近代中国乡村工业的影响则比较模糊。近代中国的确普遍存在着严重的人口压力，但在上述几个蚕丝业和织布业核心区中，并没有明确证据表明它们的人口压力比其他地区更为严重。从户均耕地规模来看，近代高阳约为14．95亩，与全国平均水平的15．17亩基本持平，宝坻约53．57亩，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①从人口流动来看，由于近代东北开发和城市化发展，河北、山东均有大量剩余劳动力迁往东北，江浙农村也有很多过剩人口进城务工，如果这些乡村工业区是人口压力的结果，那理应有大量人口净流出，但20世纪2O年代的高阳却因织布业的兴盛而成为附近各县劳动力流动的目的地，②无锡也出现过当地短工不足而吸引周边地区农民来填补本地劳动力市场的情况。③此外，我国学者史建云还曾指出，人口因素也无法解释近代河北户均土地与河南相近，而河北乡村工业发展水平却远高于河南的现象。④近代乡村工业中的确也存在着一些“内卷化”理论所描述的现象。例如，河北定县织布、织口袋、织带和织席等手工业收入占农户总收入的比重显著低于农业，且随着农家拥有土地亩数的增加，从事乡村工业的人数比例和收入比重都趋于下降，由此可以推断，从事这些乡村工业的边际报酬应该是低于农业的。⑤但是，当地的人口压力也并没有大到耕地面积不足以维生以至于需要手工业来糊口的程度。⑥更重要的是，这些乡村工业往往有着较长的市场贸易历史(可追溯到清中期)，且曾经非常兴盛过。这也更符合前述彭慕兰和王国斌对“斯密型增长”的阐释。即市场所带来的经济增长与“内卷化”现象并不是一对截然对立的矛盾，而更加类似于“斯密型增长”在不同发展阶段的表现，这类乡村工业之前很可能已经经历过“斯密型增长”早期的人均产量和收入增加阶段，而在近代则到达了市场饱和之后边际报酬递减，且低于平均报酬的阶段。另外还有一些为了弥补生计的自给型家庭织布活动存在，但从近代中国乡村织布业的总产量来看，这类用于自给的产量也远远少于市场交易的商品布产量。⑦由此，我们基本可以认为，市场或“斯密型动力”对近代中国乡村工业发挥了显著的推动作用，而近代市场的发展也主要是包买商和手工业者追求利润、中国被迫对外开放和交通运输条件改善等作用的结果。虽然黄宗智的“内卷化”理论对近代中国农业特别是从事粮食作物种植的自耕农和佃农家庭经济具有广泛的解释力，在近代乡村工业发展过程中也肯定会有人口压力的推动作用，不过与市场相比，人口压力并未成为首要影响因素；乡村工业中的一些类似“内卷化”现象也不足以否认“斯密型增长”的存在。但乡村工业的“斯密型增长”也并未能够像罗斯基和布兰特等学者认为的那样，给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带来高速增长。①参见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第2页；方显廷、毕相辉：《由宝坻手织工业观察工业制度之演变》，《政治经济学报》1936年第4卷第2期；土地委员会编：《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1937年，第31页。②顾琳：《中国的经济革命：二十世纪的乡村工业》，王玉茹、张玮、李进霞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页。③张丽：《非平衡化与不平衡：从无锡近代农村经济发展看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转型(1840-1949)》，第315页。④从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第453、456页。⑤张世文：《定县农村工业调查》，定县：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936年，第423、426、431—433、440—444、452、457—463、466、469、476页；从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第420页。⑥李金铮：《也论近代人口压力：冀中定县人地比例关系考》，《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4期。⑦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331页。·】6】·历史研究2017年第2期三、近代中国乡村工业对经济总量和农民收入的影响与前述学术论争相关的第二个焦点问题是，近代中国乡村工业的“斯密型增长”究竟发挥了怎样的功能?是仅有总量增加而边际报酬递减到维生费水平以下的“没有发展的增长”，还是带来了可以与近代西方或日本相媲美的高速经济增长?抑或两者皆非?就蚕丝业而言，我国学者范金民和张丽均已指出，19世纪6O年代到2o世纪2O年代江南农家从事蚕丝业的净收入基本在粮食作物的三倍以上，其单位工作日净收入也明显高于粮食作物；①王翔也认为，近代江南从事蚕桑的农民确实从市场中获得了好处，他们选择废禾植桑“都经过一番精心算计，有着明确的收益预期”。②对于乡村织布业，吴知在高阳调查中发现，乡村织布业与农业相比有着明显的优势，独立织户和织布业雇工的年收人均显著高于相应从事种植业的农户；而且，高阳收支净盈余农户的收人中有78．94都来源于织布业，仅18．29来自耕地，在全年净利润超过200元的家庭中，织布收入的比重更超过了8O。⑧在表2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更多有关近代乡村工业收入明显高于粮食作物种植收入的例子。表2近代中国乡村工业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示例乡村工业乡村工业的收入及与粮食作物种植业的比较江苏震泽蚕桑业每户农田收入约为150元，而蚕桑收入则可达300元江苏无锡蚕桑业桑田约占耕地面积的3O，而养蚕业收入则占到农村生产总值的7o浙江吴兴蚕桑业“蚕桑收入占七成，种稻收入占三成”；“乡民多好至镇市游遨⋯⋯纵欲酒肉”广东高明蚕桑业“两利俱全，十倍禾稼”广东珠三角蚕桑业桑基鱼塘的八口之家，能有400多元的收支盈余，远高于一般农家的年收入水平广东顺德蚕桑业“蚕农过的是极度优裕的生活，平日置酒欢呼，酣歌嬉舞”广东珠三角缫、I“年收入可达200元，足以养活全家”广东南海缫丝业“男女工借此觅食者已受益良多矣，乡中既无行乞之妇人，而穿金戴银者亦复不少”河南南阳柞蚕业“商人或者就是农民⋯⋯经湖北、四JI而抵贵州⋯⋯据说因这样致富的人很多”河北宝坻织布业棉布总销售额约1214．4万元，而同一时期当地农作物总收入则不足一千万元山东潍县织布业农村雇佣织工和农业雇工工资分别为12元和1O元左右山东周村织布业个体织户年收益高达420元，相当于5O亩土地产量，而当地户均耕地仅18亩广西郁林织布业“利润颇大，所以引起织工的垂涎⋯⋯依样仿造织机，自行织造布匹”山东潍县草帽辫业“妇女习之，虽足不出户，每月可得五六元至十余元之工资”山东烟台花边等业“每人每年可得收益300元”山东招远粉条业“近年农村破产各处皆然，但在招远一带，农村生活程度及经济情形极为景气”云南易村土纸业“积聚了资金，形成⋯⋯金融实力⋯⋯攫取附近几十里以内的土地权”资料来源：费孝通：《江村经济》，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76页；李明珠：《近代中国蚕丝业及外销(1842—1937年)》，第123页；刘大钧：《吴兴农村经济》，第28—29、120页；光绪《高明县志》卷2《物产》，第3O页a；C．W．HowardandK．PBuswel，ASurveyoftheSilkIndustryofSouthChina，PP．113—114；彭南生：《近代中国“半工业化”农村中的经济社会变迁》，《兰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苏耀昌：《华南丝区：地方历史的变迁与世界体系理论》，第183页；冯紫岗、刘端生：《南阳农村社会调查报告》，上海：黎明书局，1934年，第163页；方显廷、毕相辉：①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第337—338页；张丽：《非平衡化与不平衡：从无锡近代农村经济发展看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转型(18401949)》，第155—206页。②王翔：《近代农家兼业经济的演化：以长三角地区蚕丝生产为中心的考察》，《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