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西汉前期和中期的论说散文

第二节 西汉前期和中期的论说散文汉代散文可分为史传文和论说文两大类。论说文包括奏议、政论、信、专著、杂文等众多体裁。汉代论说散文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两汉不同时期，他们又有不同的特点。一、西汉前期的论说散文从西汉建立到武帝即位的半个世纪里，为了休养生息，统治者实行了清静无为的黄老政治，还没有顾得上禁锢思想。各家学说得以并存，言论较为自由。被秦朝的文化专制摧残殆尽得论说散文便在这种土壤中重新生长起来。这一时期的作者有的身在朝廷，有的身在藩国，其文章普遍带有战国之余响、大汉之新声的特点。所谓战国之遗响，是说这些作品思想活跃。议论纵横，大都注重形象与文采，不同程度的带有战国散文的风格。所谓大汉新声，是说这些作品在思想上体现了兼收并蓄、熔百家于一炉的时代特点，反映了作者对统一的封建政权的拥护和为国效力的热情，感情充沛、气势强劲，体现了新兴的大汉王朝的蓬勃生气。朝廷作家的文章以政论和奏疏为主。它们起于对亡秦教训的总结，进而发展成为批评时弊，探讨长治久安之策的文章。较早的这类作品有陆贾的《新语》和贾山的《至言》。贾谊（公元前200—公元前168年）是个关心现实，年轻有为的政治家。他的文章感情强烈，锋芒锐利，现出高昂的政治热情和深广的忧患意识。其代表作《陈政事疏》开头便说：“臣窃为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他倍理而伤追者，难以遍举。”表示为国家前途而忧，竟至痛哭流涕。同时贾谊有吸收了战国散文重气势、重文采的特点，常在文中极力铺陈排比，夸张渲染，使作品文辞生动，节奏铿锵，具有强烈的感染力。他的《过秦论》是一篇总结秦朝灭亡原因的文章。秦孝公据殽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秦有余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强国请伏弱国入朝。于是废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镞，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事之业也。始皇既没，余威振于殊俗。然而陈涉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陈涉之位，非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也。锄耰棘矜，非銛于钩戟长铩也，谪戍之众，非抗于九国之师也。…………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晁错（约公元前200－公元前154年）也曾多次上疏朝廷，主张重农抑商，发展生产，削诸侯，抗匈奴。他的文章不大讲究文采，但思想深刻，说理透辟，带有法家的文风特点。《论贵粟疏》：“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藩国作家的代表是枚乘和邹阳枚乘《谏吴王书》：他把吴王的行为比作“以一缕之任系千钧之重，上悬无极之高，下临不测之渊”；“马方骇，鼓而惊之；系方绝，又重镇之”，告戒吴王“必若所欲为，危于累卵，难于上天；变所欲为，易于反掌，安于泰山。邹阳早年与枚乘同居于吴王刘濞门下，也写过《上书吴王》，劝其勿反。写了《狱中上梁孝王书》，陈诉冤屈。文中大量列举古代君臣遇合的事例，劝谏梁王真正信用贤才，“不牵于卑辞之语，不夺乎众多之口”，抒发了正直之士无辜受谤的悲愤。藩国之文的另一部代表作是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所作《淮南子》。它又名《淮南鸿烈》，包括《原道训》《谿真训》、《天文训》、《地形训》等21篇，内容涉及天文、地理、政治、哲学、道德、风俗、法制、兵略等很多方面。思想倾向以道家为主。其文章想象丰富，描写生动，辞采富丽，奇伟多姿。文中大量运用较为整齐的排比、对偶句式，间以韵语，造成滚滚而来的气势和铿锵悦耳的音乐美，同时又带有不少神话传说和寓言，富于浪漫气息。二、西汉中期的论说散文汉武帝时期，西汉王朝达到了强盛的顶点，散文创作也空前繁荣。它们继续保持了前期散文充满政治激情，有文采，有气势的特点。在内容和文风方面，这一时期的论说文中又有三种值得注意的倾向：首先是出现了一批直接为朝廷歌功颂德、为现实政治服务的作品。其代表作家是司马相如。司马相如（约公元前179－公元前118年）临终前作过一篇赋体的《封禅文》，目的就是为了歌颂“大汉之德”，文章写得典雅庄重，辞采缤纷，充满了对汉朝统治者德颂扬。他还有《谏猎疏》、《谕巴蜀檄》和《难蜀父老》三篇文章，前者是由于唐蒙大征巴蜀吏卒以通夜郎、棘人中，引起蜀民不满，皇帝乃派相如赴蜀责唐蒙等，并“谕告蜀民以非上意”，因作此文。“盖世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惧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夫拯民于沉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继周室之绝业，天子之亟务也，百姓虽劳，又恶可以已乎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