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射术考王明达(汇总源头)

《中国古代射书考》（马明达） (2012-07-1522:44:06)转载▼标签： 杂谈马明达提要：中国是世界上发明弓箭最早的国家之一，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射学”，产生了许多关于射箭的理论和著述。中国射书内容丰富，史料与文化价值很高，是一宗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可惜重文轻武的文化偏颇使射书长期遭受冷遇，不被传统的文献学研究所重视，有的失传了，有的则被搁置一边，无人问津。本文是古代射书的目录考证之作，作者以独特的学术视角和严谨深切的治学风格，通过博览群籍，探颐索隐，条分缕析，编列出古代射书目录凡120种，并对其中多数图书进行了相关史事的考证，多有言前人之所未言者。文章内容宏阔，篇幅较大，是中国兵器史和文献学的力作，也是武学和民族传统体育史的基础之作。关键词：射学、射书、礼射、射不主皮、贯革、射法、一弓箭的使用，曾经是古代社会生活中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这在全世界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是一样的，中国自不例外。弓箭是冷兵器时代最具威力的武器，也是游牧民族最重要的生产工具。弓箭的制作、装备、保存和发射技艺的训练、传承，不仅是直接关系到民族、国家兴衰存亡的大事，也往往是科技水平的重要标志。此外，射箭活动又孳衍出教育、体育、游艺、交流等多种社会功能，不断地扩大其文化涵盖面。总之，射箭悠远的历史和它不断演变增益的技术体系，以及从中延伸出来的一系列文化活动，如仪礼、装饰、佩服、馈赠、竞技、考试，还有大量相关的著述、诗文、图画、工艺、歌舞等等，构成了一个领域宽广而内涵缤纷多彩的文化现象。对之，国外早就有人将它称之为“弓箭文化”，将它看成是一门传统的技艺和学问。随着历史变迁和时代的长足发展，弓箭作为武器和生产工具的作用早已黯然消失，但它丰富的文化内涵却一直受到人们的珍爱，甚至被一些民族或一些人顽强的保存下来，世代相传，形成传统，不断吸引全世界的学者和爱好者深入其间，流连忘返。射箭的体育价值今天依旧存在，并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展着。考古学证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拥有弓箭的国家之一，著名的山西朔县峙峪遗址发现的石箭镞，证明中国在旧石器时代的晚期就已经在使用弓箭。（1）中国远古的传说中，总是把弓箭的拥有视为中华文明起始的标志之一。《易》云：“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这是把弓箭的创始视为早期国家产生的标志。（2）古人还总是把弓箭的发明同一些传说中的杰出人物——黄帝、挥、后羿、牟夷、逢蒙等联结到一起，所说不一而足。（3）商、周时代，特别是西周，射箭是贵族的基本技能，是最主要的教育科目。围绕着各种各样的射箭活动，逐步形成了大射、燕射、乡射等一整套礼射系统。这是一个以射为中心的多功能的综合系统，有着十分深厚的文化含蕴，其中包括我国早期的体育文化形式。西周的学校，所谓庠、序、学、校等，其实都是习射的地方，也是通过学习射礼来提高人文修养的地方。（4）这一古老的传统，春秋时代被伟大的教育家孔子所积极弘扬。众所周知，“射”是孔子授徒的“六艺”之一，他说过，“君子没有什么可争的事情。如果有所争，一定是比赛射箭吧！……而比箭也应该是很有礼貌的。”孔子本人也颇以善射自许。有人叹息孔子的博学多能，孔子听了以后却认为自已真正有把握的只是射、御两项技能。（5）《礼记·射义》载：“孔子射于矍相之圃，盖观者如堵墙。”但，孔子更看重“射以观德”的教育功能，把射看成是学习礼仪和培育“君子”行为的重要手段。有鉴于习射者“力不同科”，即个人体能有很大差别，他倡导“射不主皮”的竞技理念。实际就是更加注重射箭活动的参与，而并不以追求“贯革”和比赛的名次为主要目的。（6）这些理念体现了孔子的体育思想，对中国射学的发展，特别是对以射为主的我国古代竞技活动产生了十分深远影响，由此形成中华民族独特的竞技体育文化。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的国家，射箭是不同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也是重要的交往手段。因此，中国射箭具有各民族各具特色而又不断融会贯通为一个整体的特点。总之，射箭在古代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特别是它的军事功能和教育功能，注定了它必然会成为一项备受重视并世代传承的技艺，并且会逐步发展成为一门有师承有系统的学问。中国古代，有关射箭的学问通常被称之为“射学”、“射艺”或“射法”等，其中以“射学”最为恰当，用得也最多。　　射箭之所以成为“学”，一个重要的标志是它拥有许多著述，或者说它逐步形成了一个理论与技术相辅相成的文献系统。古代射书大至可分为两大系统。至于与射箭有亲缘关系而实际上已另辟蹊径的投壶、弹弓等，也都是有一定的著述留下来，但我们将它们划为另类，不准备收在射书范围内。第一个系统属于所谓“礼射”范畴，即主要是三礼——《仪礼》、《礼记》、《周礼》中关于西周天子、诸侯和士大夫们从事礼射活动的记述，以及后代学者对这些篇章的注疏发明之作。注疏以汉、唐经师之作为主，唐以后的儒家学者，特别是清代学者对汉、唐注疏又多所发明，成就卓著。这类射书的中心内容是诠解古代射礼的每一个细节，多数专注在章句训詁上，而不是讲解射的技术。有些也试图通过自已的讲解来恢复和贯彻孔子的礼射理念，讲究射的礼仪程序，宣扬“揖让而升”的道德风貌，以达到封建教化的目的。这个系统的著作量相当大，目前我们还不能详言其数量，还需要另作清理。第二个系统则是讲究“贯革之射”的军旅实用射法，以及民间的纯技术的射箭论著，相对于文质彬彬的礼射，这种射往往被人们称之为“武射”，是更具有实用性质的射箭活动。这方面的著述是古代射学文献的主流，在数量上也明显占有优势。由这两大系统构成的古代射书，其内容相当宽阔，从弓矢的选材、制作与保养，到射的基本训练与高超经验的传授；从纯军事性质的步射骑射和各种弩射，到历代官私学校的礼射和士大夫们的游艺活动，还有科场考试和民间习射等等，差不多方方面面都有专著产生。有的是由官方颁定的，而大多数则出自各式各样的射家之手，其中有民间人士，但更多的是久在戎旅的军事将领。经过了漫长历史的积累，有关射箭的各种著述终于汇集成为一个独立的文献领域。总体上说，我国古代射书的数量并不算很大，在浩如烟海的古典文献宝库中，它只占小小的一角之地。特别是汉以后，射书越来越不被文献目录学家们所注意，大多数不被著录；晚近以来更是尘封架上，自生自灭，境遇凄楚。但，只要我们深入其中仔细考察一番，就会发现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有特色有价值的古籍群落，里面蕴藏着大量的历史信息和文化资源，有许多鲜为人知的学问，称得上幽谷藏秀，自成佳境。我国拥有数量如此众多的射学文献，在世界射箭史上绝对独一无二，这是一份珍贵的民族遗产，我们应当珍惜并引为自豪。古代射书的书目，最早见之于班固《汉书·艺文志》。众所周知，汉志是沿袭西汉刘向的《七略》而来的。《七略》设“兵书略”，又据汉成帝时步兵校尉任宏的分类方法，将“兵书略”图书分成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个分支，有关弓弩的书都归在“兵技巧”。何谓“兵技巧”？汉志云：“技巧者，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者也。”（7）显然，这部分图书都属于具体的军事技术的著述，有的是直接的，如各种射书和《剑道》等；有的是间接的，如《蹴鞠》、《手搏》等。汉志用“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九个字来概括“兵技巧”的主要特征，可以说是言简意赅，十分精要！汉志“兵技巧”共十三家，百九十九篇。秦火之后，先秦兵技巧图书应该所存极少，故汉志所收此类书应当多是汉代人的作品。其中射书八种，五十一篇，约占“兵技巧”图书的四分之一多。这八种书大致包括弓射、弩射、连弩射、弋射四种射法，应该说汉和汉以前最主要的几种射法基本上都有了。各书中虽有依托传说如《逢蒙射法》者，但多数以精通射艺的名将为标题，如西汉的李广、王围。另有阴成通和“护军射师”王贺二人，虽名不见经传，但必定确有其人，都应该是当时以射术“立名天下”的专家。（8）从这方面看得出来，射书从一开始就有务实求真的特点，因为它毕竟是一门立见高低的实用之学。“兵书略”的设定者任宏无所考知其生平，他对兵书的四类分法卓识不凡，尤其是兵技巧类的设立，乃是兵书目录史上非常一个了不起的创举。《隋书·经籍志》是继《汉书·艺文志》以后最重要的国家图书目录。（9）隋志实行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射书被归之于子部兵书类，显然这是对汉志的继承。然则，汉志所著录的八种射书在隋志中竟无一存在，说明这些书在隋以前都已经亡佚，这应该是魏晋南北朝长期战乱造成的恶果。隋志所著录的射书也仅仅只有南朝梁的《马射谱》一种，并且只是在一条注释是提到而已，并特为注明：“亡。”这说明魏晋间兵连祸结，战无宁日，虽然民族冲突促使骑射技艺突飞猛进，但人们对射学的研究却比不上汉以前。隋志承继汉志传统，除射书外，还将诸如投壶、棋势、杂博戏一类书也归在兵书类，继续视这类图书为“兵技巧”类。《旧唐书·经籍志》沿用隋志的四部分类法，兵书属子部第十，凡收书四十五部，二百八十九卷。但我们考察其书名，竟没有一部属于“兵技巧”的书，也没有一部射书。而值得注意的是，与射箭有“亲缘”关系的《投壶经》一卷，隋志归在兵书中，《旧唐书》则改属子部杂艺类。这是一个信号，预示着射书在目录学归属上将出现变化。果然，宋人修《新唐书·艺文志》的子部兵书类里就没有了射书的地位，也未收任何其它一种“兵技巧”的著述。所有的射书——如在中国射史上产生过深远影响的王琚《射经》，以及张守忠《射记》、任权《弓箭论》等，统统被划归“子部杂艺术类”。与之同类的是书画、博戏、棋品及各种描绘宫廷生活的美术作品等。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郑樵《通志·艺文略》、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以及宋代公私几种重要的目录书里。（10）对射书而言，这是一个重要变化。在我看来，面上这是个矫枉过正之举，实质上是宋朝重文轻武的文化偏向在文献目录学上的反映。尽管这种偏向早在宋朝以前就已显露端倪，不能说宋人是始作俑者，但宋朝一力提倡的“右文”政策张大了这种偏向，使之逐步酿成为一种思潮，一种全社会的价傎取向。宋代文人将鄙薄武人和武文化的观念渗入文献学领域，渗入国家和私人的图书收藏与鉴赏系统里，从目录学上使之“化”了。射是国之大事，是关乎国家民族盛衰存亡的大事，所以从来都受到国家重视，优秀的射手则普遍受到社会崇拜。这在先秦典籍中有非常充分的反映，纪昌学箭的故事，养由基“百步穿楊”的故事等等，都是当时人人所熟悉的。秦、汉以来，劲弓强弩是中华武备之长技，是中原王朝抗拒周边少数民族——特别是北方和西北少数民族的重要手段。（11）所以汉、唐王朝无不郑重其事，大力提倡，使习射之风遍布朝野。到了宋代，史家和文献学家们竟将它视同“杂艺”，实际上是视为“末学”，硬是从传统的兵书类属中挤出来，放到与博奕之类同起坐的尴尬位置上。这是何等浅陋而可悲的观念！相比于汉志和隋志的图书分类来，宋人的改动不但毫无道理，而且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宋代射书的数量明显增加，种类也有所增多，这在元人编纂的《宋史·艺文志》里有所反映。（12）可惜除了一些支离破碎的零星字句之外，竟无一部整书传存下来，特别是讲射法的书。以弓马雄劲得天下的元朝很特殊，几乎没有留下任何一部当朝人撰写的射书，清人补写的多种《元史艺文志》中也略无踪迹可寻。这是否与元朝曾严格禁止民间持有弓箭和从事射猎有关？尚待考求。及至明、清，特别是清代，射书才又大量出现。实际上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古代射书，就主要是明、清两代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射成了武举考试的重要科目，民间习武人士如不认真学射则无进身之机，于是为科考服务的射书便应运而生。而射的体育化倾向不断深化，民间教射习射活动的广泛存在，也为这类图书提供了市场。书贾有利可图，辗转稗贩便十分活跃，这也必然地影响到此类射书的质量。但是，在火药武器已经赫然登上历史舞台，佛朗机、鸟铳等已经显露威力，被尊之为军中第一利器的时代，弓箭的作用却仍然受到重视。这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一些杰出的军事家，像俞大猷、戚继光这样的先进人物，也还在汲汲传播正确的射法，借以提高军队战斗力。只是这一交替的过程太过漫长，竟一直延续到了晚清，延续到面对英国人的坚船利炮。另外，明清间一些民间人士，因为各式各样的原因——不排除好古心态和喜好健身的缘故，也潜心研究这门学问，其中也不乏高质量的著作，有些甚至高出某些陈陈相因的军旅著作。总之，明、清射书数量较大，存在转相抄袭、参差不齐的问题，但其中仍有相当一部分是出自专门名家的精心之作，不仅被当世有识之士所推重，其影响甚至远及海外，在日本、朝鲜都多有翻刻。至于礼射方面的著作，主要是对“三礼”射仪内容的注释和演绎，明、清文人乐此不疲，各有解说，所作甚多。但大都附见于某种解经著作中，独立成书的并不算多。这部分射书虽与直接用之于战争的“贯革之射”不可以相提并论，但它在延续着古老的儒家文化传统，无论从教育史和民族体育史的角度看，都有很值得探研的价值，其中含载着的悠远深长的人文精神，直到今天仍有继承发扬的意义，对促进所谓“人文奧运”极具现实意义。所以，这部分书同样是整个中国射学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应当受到重视。今天，当我们举目看到日本、韩国倍受本国人民敬重和喜爱的“弓道”运动时，面对日、韩的“弓道”正在走向世界的现实时，我们不能不为我们早已不见了踪影的礼射感到惋惜，感到一种强烈的历史失落感。明、清射书的文献学地位并不高，一直不被学界所重视。首先，明、清两史的艺文志所收射书都非常有限，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尽管后来不断有人为之拾阙补遗，但仍然大有缺漏。一个重要原因是明、清私人藏书家一般都不收藏此类书，无虞数十百家的明、清私家藏书目录中，射书入目者指不数屈，寥若晨星！这使得正史艺文志的编者和补者们都无从采撷，只好阙如。作为《明史·艺文志》基础的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所收射书不过三、二种而已，无怪乎明志也是如此。《四库全书总目》只收了明代射书两种，而且都放在“存目”中。馆臣不改宋人陋见，仍然将射书归之子部艺术类杂技之属，并且以轻描淡写的口吻写道：“射法，汉志入兵家，文献通考则入杂技艺，今从之。”（13）如此而已！我们不妨读读清朝皇帝们——特别是康熙、雍正、乾隆那些“弓马骑射乃我满洲至要之材技，必须鼓舞教训，不时操练，以臻精锐”的连篇累牍的上谕，（14）还有清朝关于武举考试中马步试射的一系列则例、规定等等，就不难悟解其中的道理——说到底还是为了防民，用贬抑尚武精神的办法消沉民气，防微杜渐。不然，《四库全书总目》曾经乾隆本人亲自审读，他甚至多次翻阅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的《四库全书》，挑出不少书中的错误，为什么这位一向提倡骑射不遗余力的“圣明天子”却并没有对射书的目录归属提出疑义，难道他也认为骑射是等同博奕的杂艺？且不谈以射书为“杂技之属”的荒诞不经人人举目可辨，就是以崇尚考证之学的乾、嘉学术风气而言，例从汉志也要比从《文献通考》高明而堂皇得多吧！足见无论是乾隆，还是四库馆臣们，都在有意蹈袭宋人的失误。清儒对古代文献进行了差不多是全方位的清理。重点当然是先秦及汉魏典籍，但触角几乎涉及到了古籍的每一个角落，以至“杂艺”类的各种书都有人进行考察、收藏、编目，有的还被收入某种丛书里，使之得以传存下来。但，迄今我们没有发现有谁曾经清理过古代的射书和其它的武艺书，有那位藏书家注意到了这类图书的庋藏与整理。不必说，明、清射书本身就不大可能引起嗜古成癖的清代学人们的注意，就是像三国缪袭的《尤射》、唐人王琚的《射经》，如此珍稀的射书也很少有人给予过关注，更不要说整理刊行，以至至今犹如“断烂朝报”，难以卒读。四库馆臣在为北宋《武经总要》所写的《提要》在不经意中提到，宋代由国家编写的兵书只有一部《武经总要》传存下来，另有“《造甲法》二卷，《造神臂弓法》一卷，尚载《永乐大典》中。”（15）然而馆臣并没有将这些重要的典籍从《大典》中辑出来，也就是说四库馆臣从《大典》辑出来的三百多种佚书中，并不包括《造甲法》和《造神臂弓法》，以至于二书随着《大典》永远地消失了。这都反映了清代文人对射书兴趣索然，实际上是对武艺类图书根本上心存鄙夷，不屑一顾。重文轻武，由来已久，积重难返，所以我们也就不必责难清人了。遗憾的是，这种漠然置之的态度使得许多射书遭遇失传的厄运，宋以前射书几乎一无传留便是显证。就是幸存下来的明、清射书，绝大多数也都是孤本、抄本，或是只有数量极少刻本星散在海内外，这给研究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总之，从汉志的“兵技巧”到四库的“杂技之属”，在不断丰富和完善的中国文献学体系里，射书却是走着一条形单影支、每况愈下的道路。我曾经认为，武艺类图书的窘境，读书人对这类图书的一无所知，乃是中国封建文化中最难让人理解的悖谬现象之一。当代，第一个对古代射书进行摸底研究的人，是已故学者唐豪。唐豪，字范生，号棣华，江苏吴县人。生于1897年，卒于1959年。民国年间曾任中央国术馆编审处处长，解放后曾受聘为国家体委顾问，主持中国民族体育史的研究工作。唐豪的本业是律师，以曾经為“七君子”的勇敢辩护而闻名全国。但他一生热心于民族体育史的研究，著作甚多，成就蜚然，是我国民族体育史和中国武术史学科的主要创奠人。40年代初，唐豪在卫聚贤主编的《说文月刊》第2卷上发表长篇考证文章《中国武艺图籍考》，这是我国学术界第一篇从文献学角度研究中国武术史的名作，内容充实，考证严谨。但由于《说文月刊》流布不广，影响到这篇论文的读者面。唐豪在文中将古代射书分成“射”和“仪节”两个部分，前者指军中和民间实用性的射艺，后者则专指“礼射”。两个部分共收清以前射书书目约八十余种。唐豪对其中一部分进行了相关内容的考证，多有卓见。多数则仅列书名，未及深入考证。还有一些只是某些兵书的篇章而已，不曾独立成书，不免有收录宽泛之失。但这毕竟是我国第一个射书目录，其创轫发端之功自不待言。50年代末，唐豪主编《中国体育史参考资料》，他在第5辑上又发表了《我国体育资料解题》一文，文章的第二部分是“射法”，内容是对十九种古代射箭图书的“解题”。（16）这其实是唐豪对《中国武艺图籍考》射书内容的改写，而改写后比之原先无论是体例和考证，都有明显提高。十九种射书都是唐以前的，他在附注中说：“唐以后总结经验的射书，有七、八十种之多，解题待续。”不幸的是，不久后唐豪因积劳成疾，遽归道山。他独力支撑的民族传统体育史的研究工作后继无人，停顿下来，就连《中国体育史参考资料》也出到第九辑便嘎然而止。自然，唐代以后七、八十种射书的“解题”也成了唐豪未了的遗愿。唐豪还曾经致力于古代射书的整理出版。1940年4月，在唐豪推动下，上海国术协进会编辑了《清代射艺丛书》，由现代印书馆出版发行。丛书原计划收清代稀见射书八种，分成甲、乙两集，每集各收书四种。后由于财力不济，只出版了甲集，收清顾镐《射说》、李塨《学射录》、黄百家《征南射法》、刘奇《科场射法指南车》四种书。唐豪为丛书写了序，还在每种书前写了简短的提要，说明了原书的收藏者等。自上个世纪以来，这几乎是唯一的古射书丛书，尽管规模不大，所收射书也仅限于清代，又未能按原计划出齐，但唐豪的苦心孤诣至今令人感佩不已。近几十年来，对古代弓弩和射法的研究上，古兵器史的前辈专家周纬做了不少工作，他成就甚多，对中国古兵器的研究成果则主要反映在《中国兵器史稿》一书中。该书各章都有专讲“射远器”的内容，文献和实物资料都比较丰富，将分见于各章的射箭内容串起来读，大致可见中国弓弩的发展历程。但《史稿》成书比较早，建国后的许多考古发现未被采用，许多新的研究成果未被吸收。（17）近年，杨泓先生对弓弩历史也有非常深入的研究，他充分使用考古资料，集中研究汉以前弓弩的发展演进和主要特点，提出不少很有说服力的观点，总体上较之前人有更大的推进。（18）除此而外，考古学界关于弓弩的专题论文亦复不少，因散见在各有关刊物上，难以备述。寓居香港的美国学者谢肃方（SelphenSelby）先生，于2000年出版了英文版的《中国射术》（《ChineseArchery》,HongKongUniversityPress）一书。这是迄今为止我所见到的唯一一部系统研究中国射史的专着。这部书的最大特点是不但广泛征引了考古资料，而且还充分征引了中国古代的射书，特别是明、清两代的射书。作者对其中若干重要的射书做了详细考证和引录，而其中有些是稀见书，是笔者在读到《中国射术》之前所不知的或知而未见的。于是这部书同时又具有了研究中国古代射书源流的性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读到《中国射术》之后，我主动与谢肃方先生取得联系，向他征询几种稀见射书的海外收藏情况。承蒙谢肃方先生慷慨支持，当即给了我多种复印本，从而使本文得到重要的资料补充。在此，我向谢肃方先生表示真诚的谢忱。本文是笔者研究中国射史的一篇文献目录的考证之作，是探讨中国射史和民族体育史的一项基础性工作。迄今，我搜集到我国古代射书书目凡121种，其中已经亡佚了的54种，存佚暂不清楚的8种，存世者的有59种。虽然这项工作我已经做了多年，可以说很费了些气力，但限于自已的学术水平，也限于图书搜求的诸多困难，相信还一定会有不少的遗漏，甚至会有眉睫之失。所以，我所提供的只能是我国古代射书的一个基本目录，希望它大致上可以反映我国古代射书的概况，也希望通过我的粗浅的考证，能约略展现我国古代射学发展演进的某些轨迹和特点。今后，我还会在现有的基础之上继续补充和提高，使之逐步趋于完备。我真诚希望海内外博雅君子随时给予指正和补充。本文在一定意义上是我对唐豪未竟之业的一个继续，它包含着我对这位特立独行的学者深深的纪念之情。二1、《逢门射法》二篇，撰者佚名，佚。《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兵技巧着录。唐颜师古《注》曰：“即逢蒙。”《史记》卷128《龟策列传》：“羿名善射，不如雄渠、蠭门。”裴骃《集解》云：“刘歆《七略》有《蠭门射法》也。”据此，《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逢门射法》是从《七略》中移录过来的，亦见此书西汉已出现，疑是先秦人依托逢蒙所撰写的射书。关于此书，宋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清姚振孙《汉书艺文志条理》，及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以及唐豪《中国武艺图籍考》、《我国体育资料解题》等均有所论列。按，逢蒙是古代传说中的著名射手，他的名字和事迹在先秦典籍中多有所见，但各说不一。一说逢蒙曾学射于后羿，后杀羿。《孟子·离娄下》：“逢蒙学射于羿，尽羿之道，思天下唯羿为愈已，于是杀羿。”赵歧《注》：“羿，有穷后羿，逢蒙，羿之家众也。《春秋传》曰：羿将归自田，家众杀之。”清儒焦循《孟子正义》：“古司射之官多名羿，故赵氏明此羿为有穷后羿，非他司射者也。”（19）《荀子·王霸》：“羿、蠭门者皆服射者也。”王先谦《集解》引清儒郝懿行曰：“蠭门，他书或作‘逢蒙’，蒙、门音转，实一人耳。此及《史·龟策传》作‘蠭门’，《汉·艺文志》作‘逢门’。‘逢’即‘蠭’字之省。古读蠭、蓬同音，故逢门之逢亦读如蓬。”（20）先秦文献又作“蠭蒙”，《吕氏春秋·具备》：“今有羿、蠭蒙，繁弱于此，而无弦，则必不能中也。”汉高诱《注》：“羿，夏之诸侯，有穷之君也。善射，百发百中。蠭蒙，羿蒙，羿弟子也，亦能百中。繁弱，良弓所出地也，因以为弓名。”（21）一说蠭门学射于甘蝇，射甘蝇。《吕氏春秋·听言》：“造父始习于大豆，蠭门始习于甘蝇，御大豆，射甘蝇，而不徙人以为性者也。”《列子·汤问》：“甘蝇，古之善射者，彀弓而兽伏鸟下。”（22）一说逢蒙是射法的创始者，清张澍辑本《世本》：“逢蒙作射。”张注：“《世本》言逢蒙作射者盖作射法也。”我以为此说比较有道理。（23）2、《阴通成射法》十一篇，撰者佚名，佚。《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兵技巧着录。清姚振孙《汉书艺文志条理》卷4：“阴通成未详。”（24）3、《李将军射法》三篇，汉李广撰，佚。《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兵技巧类着录。唐颜师古《注》曰：“李广。”据《史记》本传：“广为人长，猿臂，其善射亦天性也，虽其子孙他人学者，莫能及广。广讷口少言，与人居则画地为军陈，射阔狭以为饮，专以射为戏，竟死。……其射，见敌急，非在数十步之内，度不中不发，发即应弦而倒。用此，其将兵数困辱，其射猛兽亦为所伤矣。”又：“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因复更射之，终不能复入。广所居郡闻有虎，尝自射之。及居北平射虎，虎腾伤广，广竟射之。”（25）李广善射，“猿臂善射”成了后世善射者的标志，故托名李广的射书也不一而足。此书是否李广所撰，已难考知，隋、唐书经籍志、艺文志未见记载，汉以后亡佚。4、《魏氏射法》六篇，撰者佚名，佚。《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兵技巧类着录。清姚振孙《汉书艺文志条理》卷4：“魏氏未详。”陈直《汉书新证》：“景武昭宣侯表，有当涂侯魏不害，疑即此人。”此说无旁证，可备一家。（26）5、《强弩将军王围射法》五卷，汉王围撰，佚。《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兵技巧着录。颜师古曰：“围，郁郅人也。〈赵充国传〉。”按，王围的名字仅见于《汉书·赵充国传·赞》，称“郁郅王围”，颜师古《注》：“围为强弩将军，见《艺文志》。”郁郅，本义渠戎地。《后汉书·西羌传》：“后八年，秦伐义渠，取郁郅。”李贤《注》：“县名，属北地郡。”（27）在今甘肃庆阳地区。6、《望远连弩射法具》十五篇，撰者佚名，佚。《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兵技巧类着录。《汉书·李陵传》：“陵军步斗树木间，复杀数千人，因发连弩射单于。”服虔曰：“三十弩共一弦也。”张宴曰：“三十絭共一臂也。”颜师古曰：“张说是也。”（28）明丘浚《大学衍义补》卷122“汉志有望远连弩射法具十五篇”条云：“古者弩之制有七，一擘张弩，二角弓弩，三木单弩，四大木单弩，五竹竿弩，六大木竿弩，七伏远弩。擘张弩步兵所用，角弓弩骑兵所用，木单、竹竿、伏远等其力益大，所及渐远。”（29）清姚振孙《汉书艺文志条理》卷4引宋刘攽曰：“三十弩一弦，三十絭一臂，皆无此理，妄说也。盖如今之合蝉或并两弩共一弦之类。”又，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引叶德辉曰：“汉郭氏孝堂山画像，猎者以弓仰地，一弓三矢，以足踏之，盖古连弩射法之遗。”（30）按，连发弩在春秋战国时代已经出现，成为战争中的先进武器。1986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北江陵县秦家嘴47号楚墓中，发现一件双矢并射连发弩，经研究，若将矢装满矢匣，可以连续发射十次。两个并列的发射孔又可以同时发射，大大提高了弩的战斗威力。学界认为弩和连发弩都是是春秋后期楚国发明的。（31）杨泓在《弓与弩》一文中提出，考古发现汉代弩机有标着刻度的“望山”，这种有刻度的望山“正起着代步枪瞄准装置中表尺的作用。”他进而认为《望远连弩射法具》一书中很可能讲到这种古代射表。按，《淮南子·俶真训》有云：“今夫善射者有仪表之度，如工匠有规矩之数，此皆所得以至于妙。”我以为所谓“仪表之度”当即弩机之“望山”。（32）7、《护军射师王贺射书》五篇，汉王贺撰，佚。《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兵技巧类着录。陈直《汉书新证》：“直案：护军射师，当为护军都尉之属官。《居延汉简释文》卷一、十五页，有‘除射师茂陵’之残简，与志文正合。又汉代射师之外，又有射工之名。《小校经阁金文》卷十四、二十七页，有‘北海国平寿射工徐杨弩一张’之弩机可证。”（33）按，古代确有“射师”一职，应是专司射艺的官职。后羿是古代传说中的善射者，《说文》：“羿，古诸侯也；一曰射师。”段《注》：“”这是已知最早的射师，虽属传说，亦见射师职名之早。（34）《逸周书·大武解第八》有云：“六厉……六，射师厉伍。”（35）《左传》庄公三十年载楚国有位叫斗射师的大臣，汉服虔注谓此人就是斗班。据之，射师应是他的官职。（36）南朝刘宋有以善射闻名的杨运长，宋太宗初为皇子时，刘运长担任皇子射师。（37）唐宋以降，未见有专职射师，但古籍中常称精擅射艺的人为射师，及至明、清，军中和民间有专门传授射艺的射师，例不胜举。8、《蒲苴子弋法》四篇，撰者佚名，佚。《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兵技巧类着录，汉以后不传。宋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唐豪《中国武艺图籍考》等均有简略考证。蒲苴子，亦作“蒲且子”，先秦传说中善弋射者，楚人。《列子·汤问》：“詹何曰：‘臣闻先大夫之言，蒲苴子之弋也，弱弓纤缴，乘风振之，连双鸧于青云之际，用心专，动手均也。’”晋张湛《注》：“蒲且子，古善弋射者。”（38）《淮南子·览冥训》：“故蒲且子之连鸟于百仞之上，而詹何之鹜鱼于大渊之中。”汉高诱《注》：“蒲且子，楚人，善弋射者。”（39）弋，《说文》：“橛也，象物挂之也。”《淮南子·俶真训》：“今矰缴机而在上。”高诱《注》：“矰，弋射身短矢也，机，发也。”（40）9、《缴书》二篇，撰者佚名，佚。书名见于《晋书·束晰传》所载《竹书序目》：“《缴书》二篇，论弋射法。”（41）清姚振孙引江都陈逢衡《竹书纪年集证》卷末云：“《文选》励志诗注引《汲冢书》云：‘蒲且子见双凫过之，其不被弋者亦下。’”（42）“缴”是弋射之别称。《孟子·告子》：“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缓弓缴而射之。”清焦循《孟子正义》：“缴为生丝缕之名，可用以系弓弋鸟。”《汉书·苏武传》：“武能网纺缴，檠弓弩。”师古《注》：“缴，生丝缕也，可以弋射。檠谓辅正弓弩也。”（43）按，《缴书》是所谓汲冢古籍之一，即晋太康二年（281）汲郡人盗发魏襄王或安厘王墓出土的战国简册。因《汉书·艺文志》所载射书多无明确纪年，故《缴书》应是目前所知我国最早有纪年可考的射书。10、《弩射秘法》，东汉刘宠撰，佚。清姚振孙《后汉书艺文志》子部著录，并有所考证。作者刘宠，是东汉明帝之子陈敬王刘羡之裔，谥为愍王。《后汉书》本传载：“宠善弩射，十发十中，中皆同处。中平中，黄巾贼起，宠有强弩数千张，出军都亭。国人素闻王善射，不敢反叛，故陈独得完，百姓归之者十余万众。”李贤《注》引华峤书曰：“宠射，其秘法以天覆地载，三连为奇。又有三微、三小。三微为经，三小为纬，经纬相将，万胜之方，然要在机牙。”（44）“华峤书”指华峤《后汉书》，原书久佚，有清姚之骃（字鲁斯，钱塘人，康熙已丑进士。）辑本。按，史籍未载刘宠撰有弩射书，姚振孙补撰《后汉书艺文志》，以华峤书引录刘宠“秘法”，推断刘宠有《弩法秘法》一书。此为一家说，存以待考。三国时，蜀汉诸葛亮“长于巧思，损益连弩。”《三国志·蜀书》诸葛亮本传裴注引《魏氏春秋》曰：“亮……又损益连弩，谓之元戎，以铁为矢，矢长八寸，一弩十矢俱发。”（45）11、《尤射》一卷，三国缪袭撰，存。元陶宗仪《说郛》卷101及《图书集成》卷279收载。缪袭，是三国曹魏的文学名臣，《三国志·魏书·刘邵传》提到他：“邵同时东海缪袭亦有才学，多所述叙，官至尚书、光禄勋。”裴松之《注》引《文章志》曰：“袭字熙伯，辟御史大夫府，历事魏四世。正始六年，年六十卒。”（46）此段文字亦见《文选》卷28注引《文章志》。（47）《尤射》是目前所知“三礼”有关射仪篇章外，存世最早的礼射专著。但此书在宋以前的公私书目中未见着录，甚至在宋以前的类书中亦未见引用的词句，直到元代末年才被陶宗仪收入《说郛》中，使人有突如其来之感。陶氏没有说明《尤射》的来路，对其真实性不免令人怀疑；再者，《说郛》收书多是节录，而《尤射》是否完帙？这些问题迄今还未见有人研究并提出质疑。《尤射》凡20篇，第18篇《雨会》缺如，其它各篇也多有缺字和讹误，以至文义艰涩难读。总之，《尤射》是一部尚待整理和研究的礼射文献。12、《杂乡射等议》三卷，东晋庾亮撰，佚。　　《隋志·经籍志》著录。清丁辰《补晋书艺文志》注曰：“按《七录》、《通典》，晋咸康五年征西，庚辰行乡射之礼，依古周制，亲执其事，其书当成于彼时。”庚亮字符规，是东晋的外戚名臣，生平见《晋书》本传。（48）13、《弓箭论》一卷，东晋（？）任权撰，佚。《新唐书》卷59《艺文志》着录。郑樵《通志》卷69《艺文略》艺术类第九作《弓箭启蒙论》一卷；《宋史·艺文志》六作《弓箭启蒙》一卷。《玉海》卷75《宋朝神射式》云：“任权撰《弓箭启蒙》一卷，谓学射之术有五。”（49）任权其人于唐宋文献中无所考。按，东晋有蜀郡太守任权，太元十年（385）苻坚淝水之战失败后，二月，前秦蜀郡太守任权杀苻坚所置益州剌史李平，全蜀复归晋有。见《晋书》卷9《孝武帝纪》及、《资治通鉴》卷106。撰《弓箭启蒙》者或即此人，存疑待考。14、《马射谱》一卷，梁，撰者不详，佚。《隋书》卷34《经籍志》著录。郑樵《通志》卷69《艺文略》艺术类第九着录云：“见隋志。”按《隋书·经籍志》载有《马槊谱》一卷，附注云：“梁二卷。梁有《骑马都格》一卷，《骑马变图》一卷，《马射谱》一卷，亡。”（50）按，魏晋之世，马上武艺如马射、马槊（或作矟）兴起，成为军中主力，并演成一时风气。是故有曹毗《马射赋》、应玚《驰射赋》、夏侯淳《驰射赋》等文学作品出现。《文选》卷14颜延年《赭白马赋》：“经玄蹄而雹散，历素支而冰裂。”李善《注》云：“玄蹄，马蹄也；素支，月支也；皆射名。言马既良，氧者亦中，故玄蹄雹散，素支冰裂也。邯郸淳《艺经》曰：‘马射左边，为月支二枚，马蹄三枚也。’”（51）由此可见马射已有各种名目的“射帖”，《马射谱》应是一部这方面的专着。“月支”是汉魏间西北少数民族之一，以月支为射帖名，亦见马射深受北方少数民族的影响，这一影响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以来一直延续着，成为我国民族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之一。15、《弓诀》一卷，唐李靖撰，佚。《宋史·艺文志》六著录。此书未见于两唐书志，仅见于宋志。唐代有关李靖的传纪资料中未见李靖有此著作，宋代类书中也未发现被人引录的语句，《弓诀》应是宋人的依托之作，宋以后不传。16、《射经》一卷，唐王琚撰，存。郑樵《通志》卷69《艺文略》艺术类第九著录。《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文献通考》等亦有著录。清代则有周中孚《郑堂读书记补逸》卷23着录。王琚《射经》是现存最早的射箭专着，唐以后被射家奉为射学圭臬，历代射书多有引述。现存版本也比较复杂，大致有唐杜佑《通典》本、宋《太平御览》本、元《说郛》本、明《武编》本、《稗编》本、清《图书集成》本等。书名也有不同，《通典》、《太平御览》、《武编》作《教射经》，《文献通考》作《射法注》，而多数称之为《射经》。各本多作一卷，唯宋志别有“王琚《射经》二卷”，清周中孚以为“重出而又误其卷数。”见《郑堂读书记补逸》卷24。　　王琚，怀州河内人，是盛唐时期的名臣，以协助唐玄宗夺取皇位而受封为赵国公等，曾经大受宠信，权倾一时，后遭李林甫构罪而被杀。《旧唐书》有传。（52）《射经》凡总诀、步射总法、马射总法、弓有六善等四章，每章下又有若干小节，如步射总法下有步射病色、前后手法二节；马射总法下有持弓审固、举把按弦、抹羽取箭等八条，合起来一共是十四篇。总的比例是马射文字多于步射，亦见唐代重骑射而轻步射。其总诀云：“凡射，必中席而坐，一膝正当垛，一膝横顺席。执弓必中，在把之中，且欲当其弦心也。”这正是唐代跪射姿势，我们在敦煌壁画上可以看到这种射姿，与后来的立射大不相同。古人对《射经》评价也不尽相同，茅元仪《武备志》卷84《阵练志·教艺一·弓》中说：“唐王琚《射法》二篇，曾宣靖谓其多言射之容止，非战阵所急。斯言也，知所务矣。”曾宣靖，即宋代《武经总要》的编纂者曾亮。总的来说，《射经》流传千载，版本复杂，而始终未见有人做过校订工作，是故现存各种版本差别甚大，不仅多有鲁鱼之讹，而且疑有唐以后的射书内容滥入其中。在中国射书史上，《射经》是一部珍贵资料，应该对之进行一番认真的清理。17、《射记》一卷，唐张守忠撰，佚。《新唐书》卷59《艺文志》、郑樵《通志》卷69《艺文略》艺术类第九、《宋史·艺文志》六著录。《崇文总目》卷6不署作者名。张守忠其人于史籍无考，很可能是一位民间射师。18、《射经》一卷，唐田逸撰，佚。郑樵《通志》卷69《艺文略》艺术类第九著录。《宋史·艺文志》作“四卷”。田逸事迹无考。19、《九鉴射经》一卷，唐韦韫撰，佚。郑樵《通志》卷69《艺文略》艺术类第九、《崇文总目》卷6著录，未署作者名姓。陈氏《直斋书录解题》卷14作《九镜射经》，云：“唐检校太子詹事韦韫撰。《制弓矢法》三篇，《射法》九篇。”（53）《文献通考》卷229作《几镜射经》。韦韫事迹无考，其书宋以后亡佚。清雍正修《陕西通志》卷75《艺文》称“京兆韦韫”，不知何据。20、《射诀》一卷，唐韦韫撰，佚。郑樵《通志》卷69《艺文略》艺术类第九著录。《直斋书录解题》卷14载：“《射诀》一卷，韦韫撰。叙其学射之初，有张宗者授之诀，遂着于篇。”（54）《宋史·艺文志》六有《射诀》一卷，题韦蕴撰，疑“蕴”为“韫”之误。21、《射鉴九图》一卷，唐，撰者佚名，佚。郑樵《通志》卷69《艺文略》艺术类第九著录。《宋史·艺文志》六有《九鉴射图》一卷，疑即同书。陈乐素《宋史艺文志考证》疑《九鉴射图》即韦韫《九镜射经》，无旁证，可备一说。（55）22、《射诀》一卷，唐王坚道撰，佚。郑樵《通志》卷69《艺文略》艺术类第九著录。《宋史·艺文志》着录。按，《玉海》卷75《唐射经》条云：“《射诀》一卷，唐王坚道案田逸、张宗、王琚、韦韫等经，纂为此书。有四戒、三谨、五善、五难、二合、三开、五病，随题立注，从注加诗。”又卷75《宋朝神射式》条引《中兴书目》云：“《广弓经》一卷，纪亶取韦韫旧篇、仲既《新训》、李将军《手诀》、王坚道歌诗，削浮辞成此书。”据此，王坚道《射诀》是一部诗歌体的射书。王坚道事迹于史籍无考。此处提到的“仲既《新训》”，也应是一部射书，但我们尚未查到有关资料，只能存疑。23、《射法指诀》一卷，唐王思永撰，佚。郑樵《通志》卷69《艺文略》艺术类第九著录。晁氏《郡斋读书志》卷3下作：“《严悟射诀》一卷，右唐王思永撰。思永学射法于成都工曹严悟，成书十篇，每篇首必称‘师曰’。”王思永事迹于史籍无考，原书已佚。24、《射经》三卷，唐张仲素撰，佚。《新唐书·艺文志》五、《宋史·艺文志》六著录。张仲素是晚唐文人，以诗辞闻名。《新唐书·艺文志》三有张仲素《词圃》10卷，注：“字绘之，元和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又有《赋枢》3卷。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4有传云：“张仲素，字绘之，贞元十四年李隋榜进士。……贞元二十年迁司勋员外郎，除翰林学士。……仲素能属文，法度严确。”宋计有功《唐诗纪事》载云：“仲素字绘之，建封之子，宪宗以仲素、段文昌为翰林学士，韦贯之曰：‘学士所以备顾问，不宜专取辞艺。罢之，后终中书舍人。’”计有功收录了王涯、令狐楚、张仲素三人的五言七言绝句若干首，说三人共作一集，号《三舍人集》。（56）《射经》宋以后不传，也未见有引录者，内容失考。25、《射训》一卷，唐张仲殷撰，佚。郑樵《通志》卷69《艺文略》艺术类第九著录，但未署作者名。《直斋书录解题》卷14载：“监察御史张仲殷撰，《中兴书目》云本朝人，果也，不应名犯庙讳。”《宋史·艺文志》六作：“张仲商《射训》一卷。”校勘记16云：“《书录解题》卷十四作‘张仲殷’，‘商’盖宋人讳改。”（57）按，张仲殷是唐代人，《中兴书目》的怀疑是正确的。但其生平仕履于唐代史籍中无所考知，唯《太平广记》有《张仲殷》一则，（58）讲的正是张仲殷学习射箭的故事，虽属志怪小说家言，亦可证明张仲殷的确是中唐一位有名的射手。兹将故事全录如下，以备参考：“户部郎中张滂之子曰仲殷，于南山内读书，遂结时流子弟三四人。仲殷性亦聪利，但不攻文学，好习弓马。时与同侣挟弹游步林薮，去所止数里，见一老人持弓逐一鹿，绕林一矢中之，洞胸而倒。仲殷惊赏。老人曰：‘君能此乎？’仲殷曰：‘固所好也。’老人曰：‘获此一鹿吾无所用，奉赠君以充一饭之费。’仲殷等敬谢之。老人曰：‘明日能来看射否？’明日至，亦见老人逐鹿复射之，与前前无异。复又与仲殷，仲殷益异之。如是三度，仲殷乃拜乞射法。老人曰：‘观子似可教也。明日复期于此，不可令他人知也。’仲殷乃明日复至其所，老人还至，遂与仲殷西行四五里，入一谷口，路渐低下，如入洞中，草树有异人间。仲殷益敬之。约行三十余里，至一大庄，如卿相之别业焉。止仲殷于中门外宅中，老人整服而入，有修谒之状。出曰：‘姨知君来此，明日往相见。’仲殷敬诺而宿于宅。至明日，敕奴仆与仲殷备汤沐，更易新衣。老人具囗于中堂，延仲殷入拜母。仲殷拜堂下，母不为起，亦无辞让。老人又延升堂就坐。视其状貌不多囗人，或似过老变易，又如猿玃之状。其所食品物甚多，仲殷食次亦不见其母动匕着。倏乎而毕，久视之，敛坐如故。既而，食物皆尽，老人复引仲殷出于囗前树下，施床而坐。老人即命囗矢仰卧，指一树枝曰：‘十箭取此一尺。’遂发矢十支，射落碎枝十段，接成一尺。谓仲殷曰：‘此定如何？’仲殷拜于床下曰：‘敬服。’又命墙头上立十针焉，去三十步，举其第一，已乃按次射之，发不不中者。遂教仲殷屈伸距跗之势，但约臂腕骨，臂腕骨相柱而囗已满。故无强弱皆费力也。数日，仲殷已得其妙，老人抚之谓仲殷曰：‘止于此矣。勉驰此名，左右各教取五千人以救乱世也。’遂却，引归至故处。而仲殷艺日新，果有善射之名。受其教者，皆可与谈武矣。后父卒，除服，偶游于东平军，乃教得数千人而卒。其老盖山神也。善射者必趫度通臂，故母囗于猿也。出《原化记》”按，仲殷之父张滂，是唐德宗建中、贞元之际的理财名臣，曾任户部侍郎、盐铁转运使等职。张滂在政治上是陆贽的同盟，大致与陆贽同进退。贞元八年（792），张滂力主增加茶税以助军需，年入四十万。“茶之有税，始于张滂。”事见《唐会要》卷84、《资治通鉴》卷235等。张仲殷应该实有其人，他任监察御史一事史书无载。仲殷曾在东平军教数千人习射，似乎后来是一个职业箭师。东平军故置在今山东郓城，但唐无东平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