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顾维钧废约外交思想形成的原因

浅谈顾维钧废约外交思想形成的原因 摘要:顾维钧是近现代中国著名的外交家，也是世界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之一。他从1912年自美留学归国，任总统袁世凯及国务总理唐绍仪的秘书，此后，历任北洋政府、民国南京政府外交官，多次代表中国出席各种国际会议，至1967年退休，从事外交工作达55年之久，毕生致力于中国外交事业，对提升中国国际地位，建立了不朽功勋，为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外交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其中，废约外交在他的外交生涯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但过去史学界对顾维钧废约外交思想形成的原因方面没有深刻剖析，本文就这方面谈谈个人浅见，以就正于方家。 关键词:顾维钧 外交思想 形成原因 [1](P857)列宁说:“马克思辩证法要求对每一特殊的历史情况进行具体分析”。顾维钧废约外交思想的形成是由于当时顾维钧所面临的“特殊的历史情况”所决定的，是有其一系列主客观原因的。 一、沉重的历史“遗产” 北洋政府从晚清政府继承的外交“遗产”，几乎只是一大部分屈辱的不平等约。所以，北洋政府不得不对这一“烫手的山芋”进行处理。所谓不平等条约，是处于不平等地位的缔约者之间的协约。顾维钧也认为这是列强强行获得的，并不是中国政府自愿给予的。首先，在缔约程序上，缔约一方实施欺诈，或以武力相威胁，迫使缔约另一方签约，而被迫一方并非出于自愿。其次，在条约内容上，缔约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不对等，一方独享权利而不承担义务或少承担义务;另一方则只尽义务而不享受相应的权利或少享有权利。在中国近代史上，“不平等条约的主要特色是武力和不平等。条约是武力所迫订的或是在武力威胁下所订立的，目的在于为外国人及国家勒索权利和特权，公然侵犯中国的主权和独立，[2](P316) 而完全否定了平等的概念”。 近代中国主权遭遇列强剥夺，民族和国家丧失独立自主，外交归诸失败，是以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为“始作俑者”。昔日的“蛮夷之邦”凭借坚船利炮在中国的土地上取得了一系列的特权，并最终形成了严密的条约体系，将软弱的中国网罗其中。更有甚者，虽然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民国，但中国社会并未真正脱胎换骨，中国外交失败的轨迹也没有发展到尽头。直至1915年的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中国外交屈辱的走势才达到谷底，而后开始逐步攀升。近代中国形成的这种不平等条约的体系化程度，在世界历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以至于后人在对其进行研究时都不得不花费相当的笔墨。 帝国主义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在中国施行各种特权制度。70余年来，列强依靠不平等条约在中国索取的特权主要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权、租界、租借地和势力范围、驻军权、内河航行权以及片面最惠国待遇等等，其中领事裁判权是列强在华攫取各种权利和特权的政治、法律基础，是构成不平等条约体系的中枢，支撑着这个庞大的体系，并使其不断运转与扩展。这些不平等条约成了列强法理上的护身符，由此他们可以在中国为所欲为，其触角广泛地深入到中国的政 治、经济、司法、文化等领域，不仅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国家主权，阻碍、破坏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深深地刺伤了中国人的民族尊严，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处于依附于列强的附庸国地位。 毫无疑问，一旦出现有利于中国的外部环境、日益觉醒的民众及接受专门训练的外交家，中国必然理直气壮地对这份沉重的历史“遗产”进行清理。 二、国际形势的转变 从国际环境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在规模和灾难程度上是史无前例的，更深层的意义在于，它对人类社会政治格局的冲击是空前的，使国际形势出现了新变化。 其一，由强权扩张转向协调外交。一战前，世界列强凭借强大武力对其他弱国大肆侵略，信奉着赤裸裸的“弱肉强食”哲学，靠血腥扩张获取更多的果实。那么，战后列强面对着满目疮痍，对过去几百年来所信奉的政治哲学开始由怀疑转向再造，并且似乎很快找到了济世良方，这就是国际联盟的出现。可见，列强更注重维护既存世界秩序的稳定，协调外交逐渐成为主流。强权政治虽仍继续存在，但列强越来越注重国际法和国际条约在国际关系中的运用。较之以前，这一变化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自主外交的出现提供了略微宽松的外部环境。 其二，帝国主义链条上几个重要环节的脱落。鸦片战争以来，尽管列强各国对华政策有所不同，但当涉及到列强在中国的共同利益时，他们往往会结成联合阵线，共同对付中国。一战后，列强阵营发生了重大变化。研究这一特殊历史背景的学者总结性地指出:“战后的国际形势却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首先，大战削弱了帝国主义的力量，俄国、奥匈帝国、德国的新情况，即使战胜国也已经无法在远东推行强硬推进政策;其次，大战打破了列强一致对华行动的可能[3](P168)性„„”。的确，战后列强的联合阵线出现了断链，这其中包括作为战败者德、奥等国的衰落，以及更具有历史意义的沙俄的覆灭和苏俄的建立。帝国主义阵营出现的松动，使中国争取平等与自主的斗争所面临的压力有所减轻。 综而观之，当时的国际形势对中国的外交是有利的。其实，一战期间中国的外交就已发生了转机。当时，北洋政府借助对德宣战之机，废除了与德国和奥匈帝国之间的不平等条约，完全取消了德、奥根据不平等条约在中国所获得的特权，[4](P75)“从而在不平等条约的链条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因此，国际上出现的这些新形势，为顾维钧在国际坛台上施展抱负提供了机遇。 三、强烈民族意识的推动 列强用炮舰政策打开中国的大门，使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把中国纳入资本丰义世界国际秩序。通过不平等条约，列强“从中国攫取了侵略[5]( P9)利益，具有不平等的性质”。毛泽东曾评价道:“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这决定了中国近代的根本问题是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求得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民族意识不断高涨。列强凯觑着中国，谈判中得寸进尺。不平等条约体系的形成，打破了中国传统的华夷秩 序和纲常伦理，中国人逐步觉悟到不平等条约不符合国际关系准则，只有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才能挽救民族危亡，实现国家的独立与富强。 民族意识催生了一批反对侵略的历史人物:鸦片战争中，林则徐虎门销烟，给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号召人民，给中外反动派以沉重的打击，爱国精神可歌可泣，但最终归于失败;洋务运动，在“中体西用”的理念中，掀起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创办新式海陆军和兴办军用、民用工业的“自强”运动，奠定了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抵御了外侮。这一时期，也涌现了一批抗敌的民族英雄:收复新疆的左宗棠，保卫台湾的刘铭传，取得镇南关大捷的冯子材，’中日海战中猛冲日舰的邓世昌等等。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康梁发起了学习西方、初步介绍了西方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宣扬了西方民主政治思想，传播资产阶级思想的启蒙运动，奠定了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 孙中山提出了三民主义，推翻清政府，建立了近代化的民主共和国。顾维钧认为清政府软弱无力，寄希望于新生的民国，希望民国能发奋图强，修订不平等条约:“中央政府孱弱为主因，今则中国人民己推翻其老大朽腐之旧政体，而重[6](P293)建强健有力之新政体。”“则中国之兴，当捷百倍”。 在强烈的民族意识的推动下，1918年顾维钧代表中国驳诉日本，拒签对德和约。1920年11月，参加华盛顿会议，签订《解决山悬案条约》和《九国公约》。1926年，顾维钧废除中比不平等条约。在军阀割据、内忧外患之时，顾维钧凭借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杰出的外交才能，在修约运动中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实为难能可贵! 四、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教育的相互影响 顾维钧从小就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他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要求他集中精力学习中国经书和八股文章，为参加科举考试作好准备，通过对这些传统的经史典籍的学习，他具有了扎实的中文功底。后来顾维钧转学到圣约翰书院，在这里顾维钧开始接受新思想的熏陶，并开始关注国家大事。虽然当时他年纪小，却对康有为、梁启超等一大批主张改良和实行宪政的人的思想有了模糊的认识，已经知道“中国每次和列强打交道都以失败告终，”感受到“这是令人最厌恶、[7](P21)最灰心、最沮丧”的事情。每当历史老师讲到中国的名人、政治家时，他都十分激动。由于当时校内外到处都在谈论改革，主张实行宪政和社会改革，此外，公众舆论还主张成立洋学堂，学习西方先进的知识和技术，以此来补充中国传统文化的不足，中西互补，学校受到影响，用新教师取代了守旧的教师。新教师都具有新思想，这对学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许多学生都对西方教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纷纷出国留学，而顾维钧就是其中之一。 1904年8月顾维钧一行七人开始赴美留学，并顺利进入了哥伦比亚大学主修政治和国际外交，他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依他的意思，“我想为改善国家的状况做一些事情。”首先，他说，“我想做一些有益于国家的工作。这倒不是我在夸大我个人的重要性，而是我的目的是为国效力，以实行改革，特别是在处[7](P27)理外交关系方面。中国最需要的是能推行改革的一批新的政府官员。”哥伦比亚大学有一支由世界各地的著名学者组成的教师队伍，能够得到这些名师的教导，顾维钧对此倍感荣幸，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研究国际法和外交学的穆尔教授， 对他强调了学会做以下两件事的重要性:第一，不论是为了写文章还是为了求知，要知道到哪里去找自己所需要的材料;第二，学会推理。他说，“不必让一个人费脑子去记事实、日期、人名和地点，重要得多的是学会到哪里去找这些资料。这样，你就能保持头脑清醒，进行独立思考，而不只是一位编年史的汇编者。”[7](P35)这些理论使顾维钧获益匪浅，为他以后的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顾维钧在美国这段时期，受到了西方文明的不断熏染，特别是对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有了更深的了解，从而加深了他对美国社会的认同和亲近，其思想模式、价值取向、行为模式很大程度上都打上了西方的烙印，对他以后在外交上依赖美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五、重要人物的影响 1908年，清政府特使唐绍仪使美，顾维钧以纽约中国留学会会长和《中国留美学生月刊》主编的身份应邀向唐绍仪致答谢词，其风度和口才令唐绍仪大为赏识。辛亥革命后，唐绍仪被任命为国务总理，顾维钧由唐推荐为总统兼总理秘书，唐绍仪对他极有好感，不仅在政治上对其指导与扶植，而且有心嫁女儿唐宝玥给他，这为他后来进入外交界做了铺垫。 留学期间，顾维钧参加了时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威尔逊的家宴就政治哲学问题与威尔逊作过深入探讨，给威尔逊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这为顾维钧以后出[7](P143-144)。 任中国驻美公使建立私交打下了基础 1909年，顾维钧经人介绍，会见了孙中山，他同孙中山在宿舍里“一谈就谈到十二点半”，第二天晚，再次“长谈”，孙中山的魅力品格、高度的革命热情、渊博的知识，使顾维钧觉得孙中山“的确是青年的领袖”，思想上受到了极大震撼，使他建立民主政体的思想进一步坚定。孙中山是废约的积极主张者，民族主义要求解除帝国主义的束缚。国民党一大宣言，提出将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作为国民党的目标。政治纲领中规定一切不平等条约，如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外国人管理海关以及外国在中国领域行使政治权力，应予取消，并在平等和相互尊重主权的基础上缔结条约。改组后的国民党一大的对外政策中，宣布“一切不[,](P63-64)平等条约„„皆当取消，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条约。”这些，对于顾维钧的修约思想起了重要的影响。 顾维钧的博导是当时美国著名法学家穆尔。对于他的博士题目，穆尔教[7](P71)授“认为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题目，而且还很少有人论述”。论文共有九章和一个引言，重点是外国向中国提出权利要求的全部案例加以概括。引言主要是中外关系的背景、外国人的地位、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所享受的治外法权。其它各章包括解决这些权利要求的原则问题。读博期间，国内两次邀请顾维钧回国任职，穆尔劝他回国效力，并同意将引言作为博士论文，并为他安排了口试和论文答辩，使他提前获得博士学位，为他及时回国任职，学以致用，实现外交救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六、民国外交职业化的促进 外交，是“一个主权国家通过其官方代表，在遵守国际惯例的基础上，为了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而以约定俗成的和平方式，与其他主权国家和由主权国家[,](P6)组成的国际组织所进行的正式的官方之间的正确交往”。 近代以来，随着中国与世界联系的日益加强，从事外交事务的官员也在不断增加，晚清时期一般由政府官员兼任，进入民国逐步实现了专业化，特别是数目可观的接受西方教育的归国知识分子被引入外交机构，外交人员之整体素质大为改观，形成了我国第一代职业外交家群体，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有陆征祥、颜惠庆、施肇基、王宠惠、顾维钧、王正廷、陈友仁等。这些人几乎都在西方接受过专门教育，谙习国际法则，精通国际政治和近代外交知识，通晓外文，不少人还具有博士学衔，对于外交问题素有研究，他们的留学经历、学者兼外交家的双重身份及与国际外交界的广泛联系，使他们便于在国际舞台上为改善中国的国际地位而发挥重要作用。顾维钧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在攻读完博士学位之后，顾维钧带着解救中国外交理念回到了中国。此时的中国正经历着重大的社会变革，在这些改革中，变化最大的是外交部。陆征祥在接任外交总长后，按照西方国家外交部的模式对外交部进行了改组，据顾维钧回忆，“他提出一个新的外交部组织法，提请国会批准。一名总长由一名次长协助主持部务。日常事务由下设的四个司来负责，即外政司、通商司、交际司和庶政司。此外，还设有由四名秘书组成的秘书处和四名参事组成的参事室。参事负责研究处理条约和有关外交部的法令、规章的实施等法律问题以及其它事务。另一方面，陆先生把驻外使馆和领事馆改为专业机构，从事外交的人员为职业外交官。他认为驻外使团业务具有专业性质，需要由受过专门训练的人员来任职，这是十[7](P101)分正确的。”外交部经过改组变得更现代化，有利于充分发挥作用。 顾维钧进入外交部后不久就晋升为参事，在任职期间，“我的主要兴趣在于[7](P108)不时发生的外交问题。”顾维钧在官场积极的处事方式与当时普遍存在的消极待命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于是就有人奉劝他说，“在北京官场，多做事，多犯错误;少做事，少犯错误;不做事，不犯错误。这就是在官场上一帆风顺的奥秘。”而他的回答是，“在我的一生中，特别是在美国的八年，我受教育的目的是想做个有用的人，从那时起，并对中国的外交关系和外交史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现在终于有了这个宝贵的机会，我确实对我的工作感到乐趣。”“我是个回国的留学生，从未想和别人争什么，只认为凡是对国家有利的事，人人有责协助处理把它办好。”“我从不自吹自擂，妄自尊大。我总想把事情做好，有利国[7](P109)家。”由此可见，顾维钧在接受了西方教育的洗礼后，完全摒除了北京旧官场的那些不良风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为人处世的原则，虽然不能为当时的人所接受，但是当时的中国缺乏的就是这种敢做敢当、有勇有谋的官员。 在民国成立初期，外交部可以算是当时政府各项部门中最具现代气息的部门，外交职业化体制的确立，为他以后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了解了中国的现状，从而可以更加确切的知道中国需要的是什么，怎么样才能挽救国势江河日下的中国，此后的顾维钧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大展拳脚，为我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综上所述，通过对顾维钧废约外交思想形成的原因分析，我们得出，这些最初的动因正是其立志从事外交事业的基础。也正是这基础的奠基作用使顾维钧在废约实践中的废约信念更加坚定。作者认为只有充分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高度，仅仅抓住当时顾维钧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深入剖析其废约外交思想形成的原 因，才能对顾维钧在外交实践中坚定废约信念得出较为客观的结论。不然将历史研究陷入千篇一律，让本来生动多样的历史失去特色。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中共中央著作编译局编.列宁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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