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写理论勒菲弗尔

改写理论勒菲弗尔 论安德烈?勒菲弗尔改写理论 摘 要: 安德烈勒菲弗尔改写理论强调在社会文化的范畴 内进行翻译实践，翻译是一项复杂的活动，绝不是简单的语 言间的转换，只有适用特定的意识形态，诗学并在赞助人的 影响下，才能被目的语读者接受。改写理论为林纾的”误译” 正名，为其提供了合理存在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 改写理论 意识形态 诗学 赞助人 on andre lefevere’s rewriting theories 1.theory introduction and illustration andre lefevere’s main translation theories are refraction and rewriting. he defines refraction as “the adaptation of literature works to a different audience， with the intention of influencing the way in which that audience reads the work” (1992). rewriting is coined for translation studies need to tackle social-cultural， ideological and literary constrains. rewriting fits i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readers’ needs. since non-professional readers of literature are now exposed to literature more 1 often by means of rewriting. the author here cites a case in point to illustrate its importance. the poetry of john donne remained relatively unknown for few decades but it was 篇二:从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看经典译介的流变 摘 要:经典著作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译本，勒菲弗尔认为译作主要受专业人员、赞助者、主流诗学这三个因素的操控。本文以爱伦坡小说《丽姬娅》两个中译本为例，从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出发，研究其译本流变的原因。 关键词:改写理论;经典译介;流变 一、引言 在翻译的历史长河中，经典著作在不同时期常常有不同的译本，即:对经典的译介一直处在流变之中。而产生这种流变现象的原因是丰繁多样的。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代勒菲弗尔基于前人研究基础提出“翻译即改写”的翻译理论观，并认为译作受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三因素的操控。在中国对爱伦?坡的经典著作的翻译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本文选取爱伦?坡的经典短篇小说《丽姬娅》两个译本，从改写理论视角出发，对其行进行比较分析研究，进而从中管窥经典译介流变的成因。 二、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 20世纪70年代，文化转向开始盛行于翻译研究之中。勒菲弗尔认为翻译是一种最为显著而易辨别的重写，他也可能 2 是最有影响力的，因为翻译能够实际反映出一个作者的形象，反映出能够超越原语文化界限的那些作品的形象。,1,他的这些学术观点在《翻译、重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操纵》得到了充分阐述。在此书中，勒菲弗尔认为，翻译是一种重写，源语言文本在重写后，在目标语文化背景中解读，并受目标语文化的意识形态、政治形态等影响。根据勒菲弗尔的描述，翻译是有三种主要因素决定的，分别是:文学系统内的专业人员;文学系统外的赞助者;处于主流地位的诗学。 文学系统内的专业人员包括批评家、评论家、老师等，因为他们的评论影响着一部作品的接受状况，尤其是对那种与主流文学、主流诗学、主流意识形态相左的文学作品，他们会阻止这类文学作品的。文学系统外的赞助者包括“那些能够促进或阻碍文学的阅读、写作和重写的有影响力的人或机构”。,2,指的是具有势力的人或是机构，他们能够促进或是阻止文学作品的读、写、译。在此基础上，勒菲弗尔又进一步把赞助者分为三个要素:意识形态因素、经济因素和地位因素。其中，意识形态因素影响着文学作品的形式和主题;经济因素往往指作者和翻译家的报酬问题或是给予报酬的相关机构;第三种是地位因素，作为对赞助者或文学出版社所给的经济报酬的回报，受益人通常要满足赞助者的一些愿望。主流诗学亦包含两个方面:一种是文学方法，包括整个文学体裁、符号、主题以及典型境况与特征;另一种是文学 3 的作用，即文学作品在一个社会系统中所处的地位以及应当扮演何角色。 三、爱伦坡及其《丽姬娅》 埃德加?爱伦?坡(1890-1849)是十九世纪美国著名的小说家、诗人和文学评论家。其作品主要有侦探小说、科幻小说、恐怖小说等，被后世誉为侦探小说鼻祖、科幻小说先驱之一、恐怖小说大师以及象征主义先驱之一。爱伦坡主张死亡美学和恐怖美学，其作品大多想象诡异，死亡与美并存，具有独特的美学风格。 小说《丽姬娅》正是对爱伦坡这一美学风格的绝佳体现。该小说叙述一位贵族青年在结婚后，与博学多识的妻子——丽姬娅——十分恩爱，时常讨论学问。可惜好久不长，丽姬娅病倒了，尽管与死神做了殊死搏斗，但最后还是撒手而去。后来，主人公又娶了一位女郎——罗文娜，然而她也在结婚不久后得病而死。在主人公为罗文娜守灵那晚，他在极度恐惧和幻觉中，看到罗文娜的尸体一次次出现了复活的征兆，但又一次次消失。终于，罗文娜的尸体坐了起来，睁开眼睛，主人公发现那是属于丽姬娅的眼睛，他才意识到丽姬娅凭着顽强的求生意志借着罗文娜的尸体复活了。 这篇小说发表于1838年，被作者自称为“最得意之作”，在国内亦有诸多译本。本文通 过分析比较《丽姬娅》的两个中译本，从而探索经典文学 4 作品译介的变化的成因，所选译本如下: 1982年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爱伦坡短篇小说集》(以下简外文版);1995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曹明伦翻译的《爱伦坡集:诗歌与故事》(以下简称曹版)。 四、改写理论三因素下的《丽姬娅》译介流变 1. 意识形态下的《丽姬娅》译介流变 意识形态是与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直接相联系的观念、观点、概念的总和，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等意识形式。在翻译过程中，作为译入语文化中的一员，译者必然会受到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并且，为了达到目标语文化与源语言文化相互交流的目的，译文需要读者和读者的接受，因此，译者出于主流意识形态的伦理，政治等多种因素的考虑，对不符合译入语主流意识形态的部分进行删节或改动。《丽姬娅》作为美国文学史上的一部经典作品，再被译介到中国时，便被打下了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烙印。例如，中国传统意识形态里一直有“谈性色变”这种论观点。这在外文版的《丽姬娅》中就有了非常明显的体现。 外文版译文:在这类厅堂里——在这种新房中——我和特瑞缅因那位小姐度过了蜜月，无忧无虑地度过了。,4, 对于性，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年是控制非常严格的。那一阶段的性总是与“生育”、“卫生”、“健康”等字眼相联系的， 5 人们对于生育以外的性知识几乎无从了解。中国人真正感受到性观念变革是在改革开放以后。1980年，新《婚姻法》的公布和提倡并推行独生子女政策让每个家庭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两个看起来和性并不直接相关的事件改变了中国人此前性是为了生育的观念。人们逐渐地感悟出，原来性也可以用来表达爱情和寻求身心快乐。如著名性社会学家李银河说的那样，性的开放是经济发展的结果，经济发展为性的开放提供了可能。而到上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朝着多元化方向进发，中国人也逐渐接受各种新的性观念，并开始乐于将其付诸实践。中国的性观念日趋多元、开放。 篇三:浅谈勒菲弗尔操控理论的三大要素对翻译的影响 浅谈勒菲弗尔操控理论的三大要素对翻译的影响 摘要:近三十年来,翻译研究从重视语言的转换、一直以语言分析和文本对照为主要任务转向更重视文化的转换。翻译不单是被看作语言间的转换,而且上升为跨文化交际的行为。勒菲弗尔操纵理论的三大要素为研究各种翻译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对翻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语言;勒菲弗尔;操纵理论 20世纪80年代兴起了以文化而不是文本作为翻译的单位,把文化研究纳入到翻译理论中的新阶段:翻译的文化论。这场变革被称为翻译研究领域的“文化转向”。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安德烈?勒菲弗尔是当代西方比较文学和 6 翻译研究领域十分重要的理论人物。翻译研究派原本起源于欧洲,勒菲弗尔以他的深邃见解丰富和推进了该理论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乃至世界的进一步发展。 勒菲弗尔提出的操纵理论是翻译研究文化派中的一种著名理论。勒菲弗尔将翻译视为对原作的改写,是对原作的“操控”,打破了以原文作为评价翻译的传统思维。勒菲弗尔的操控理论泛指对文学原作进行的翻译、改写、编选专集、批评和编辑等各种工作和调整过程。他指出翻译是重写文本的一种形式,是创造另一个文本形象的一种形式;文学批评、传记、电影、戏剧、拟作、读者指南、编纂历史、批评和编辑等都是对文本的重写,都是创造另一个文本形象的形式。也就是说,翻译创造了原文、原作者、原文的文学和文化的形象。而一切重写,不论其意图如何,都反映某种思想意识和诗学。(Bassnett & Lefevere, 1990:8) 勒菲弗尔在广阔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考察翻译活动,强调意识形态、主流诗学和文化等因素的作用,翻译必会受其支配而服务于一定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在他看来, “重写”就是“操纵”。可以“操纵”文学,操纵“文化”,其积极方面即通过引进新概念、新的文学体裁和新的表达手段等而有助于对文学和社会的演进。不同的历史时期改写要受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的操控,最终与权力相关并成为为其服务的一种手段。勒菲弗尔操控理论的三大要素是在《翻译、重写以及文学名声的操纵》 7 一书中阐述的。他认为,翻译不能真实地反映原作的面貌,主要是因为它始终受到这三种因素的操纵:意识形态、诗学观和赞助人的力量。 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是指反映特定经济形态、特定阶级或社会集团利益和要求的观念体系,其基本包括人们的政治、法律、道德、哲学、艺术、宗教观点等等。翻译,作为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不可避免的会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勒菲弗尔指出,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是巨大的,它潜移默化的影响和左右着译者的思维或翻译活动。意识形态影响着译者的基本翻译策略和对原文语言及文化上的解读处理。在意识形态的操控下,译者会任意增加、删除或者改动原语文本,使译本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同时,不同的译者由于个人经历、教育程度、社会文 篇四:从勒菲弗尔改写论视角看翟理斯的英译杜诗 摘 要:本文探讨的是杜甫诗歌最早期的英译文本之一——1898年出版的翟理斯《古今诗选》中的英译杜诗。研究发现，翟理斯只选译了投射杜甫个人化空间的诗歌，并自创诗题，再加上对杜诗所蕴含的历史地理文化信息进行淡化处理，明显改写了杜甫及杜诗的形象。依据文化学派翻译研究理论家勒菲弗尔改写理论的分析框架，本文主要从意识形态，诗学等方面分析译文之所以如此的成因。翟理斯对杜诗 8 的改写体现了维多利亚时期社会思潮，译者个人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等多个因素的共同操控。 关键词:改写理论;翟理斯;《古今诗选》;杜诗英译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杜甫(712-770)是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的集大成者，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杜甫又是一位现实主义大师，其作品真实记录了唐帝国由盛转衰时期的政治局势和社会面貌，具有极高的史料性，故称“诗史”。另外他还是一位人文关怀主义诗人，忧国忧民，关心人民疾苦，有“扶君尧舜上”的政治抱负和理想，体现了“民胞物与”的儒家品格。文章深沉蕴蓄，感情抑扬曲折，也因此形成“沉郁顿挫”的风格。杜甫的诗歌不仅在国内备受推崇，广为传颂，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传播也不断兴起。 翟理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国外交家、著名汉学家，是将杜甫诗歌译成英文的重要先驱者。在1898年出版了《古今诗选》(chinese poetry in english verse)，选译了从诗经到清代诗歌共200首，其中杜诗十首。其译作“严谨典雅，诗味浓郁，在西方风行一时”。施觉怀曾夸赞翟理斯“有诗才”，“giles译中国古诗可算一绝”，中诗英译大师。北大教授许渊冲在文章《谈唐诗的英译》中，也对翟理斯的英译汉诗持肯定态度，指出，“宁可继承giles诗体译文的传统”。 9 然而，从原文和译文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翟理斯的译文通过题材选择和翻译策略的具体运用对原文进行了改写，使得译文在形式，内容和整体风格上都和原文有明显的不同、因而呈现了一个偏离中国传统固有观念的杜甫形象。传统的语言学视角的翻译研究理论着重分析文本之间的“忠实”或“对等”，对改写现象无法做出明确解释。勒菲弗尔改写论超越了传统语言学层面的规定性翻译研究，把翻译研究置于社会历史文化的宏观背景下进行考察，这极大地扩展了研究视野，为研究翻译中的改写现象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和方法。本文拟从文化层面研究翻译，旨在描述翟理斯英译杜诗中的改写现象，并且探究其之所以然的原因。 二、翟理斯《古今诗选》中对杜诗的改写 在对比分析原文和译文的基础上，本部分将对翟理斯对英译杜诗的过程中采用的改写手段进行总结。 (一)对杜甫诗歌题材的片面选择 杜甫一生写下一千多首诗，其诗多涉及政治黑暗，社会动荡，人民疾苦，表达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崇高的儒家仁爱精神。即使在一些写景咏物诗，甚至那些有关朋友，兄弟，夫妻的抒情诗中，也无不渗透着对祖国和人民的深厚感情。然而在《古今诗选》中，翟理斯所选译的10首杜甫诗歌基本不涉及社会历史题材，而是以个人日常生活事件为主。《绝句?江碧鸟语白》反映的是羁旅异乡的惆怅;《落日》是一首 10 即景抒情诗，表面上描写村居田园之乐;《月夜怀兄弟》写思友怀亲;《江村》描写了杜甫的家庭之乐;《琴台》歌颂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爱情故事;《题张氏隐居》和《陪诸公子丈八沟携妓纳凉》描写访隐、郊游宴饮的场景;《曲江二首》更是突出了人生苦短，及时行乐的思想。 除了《石壕吏》直接触及当时的社会波澜，其余各诗都指向杜甫的个人化世界，译文所呈现的杜甫不再是一个动荡时代的颠沛流离者，也不是一个于生活困苦中依然忧国忧民的伟大爱国儒士。 译文中杜甫形象的改变和杜诗内涵的弱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翟理斯在翻译上的特殊处理所致，这也是以下要谈的两点。 (二)译文诗题的偏离和历史地理文化信息的淡化 从诗歌体裁来看，杜甫是一个众体兼长的诗人，五言、七言、古体、律诗、绝句他都能运用自如，行文比较多变。然而，通过对照原文和译文两个文本，发现翟理斯在诗歌形式上力求对应， 以诗译诗， 以传达诗的美感。另外，为创造出与原诗的某种对应， 在诗歌的句数上与原诗保持一致， 律诗以八句译出，绝句以四句译出。译诗还特别注重押韵，或隔行押韵(alternative rhyme，又称交韵)或两句一韵，或用抑扬格四音步(iambic tetrameter)或用iambic pentameter)，这些都是传统的维多利亚英诗格律。 11 然而，在选译的10首杜诗中，有一首五言绝句(《绝句?江碧鸟逾白》，四首五言律诗(《落日》《月夜怀舍弟》《琴台》《陪诸公子丈八沟携妓纳凉》)，四首七言律诗(《曲江二首》《题张氏隐居》《江村》)，一首五言古诗(《石壕吏》)，这四种体裁都有各自的字数韵律形式限制。翟理斯却将之一并译成英国维多利亚诗歌样式，两者是不可能完全对应的。译文所传达的杜甫是一个文风拘谨，风格单调的诗人形象。 综观全文，翟理斯的译文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原文的改写，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凸显了杜甫关于个人生活的诗歌题材，二是大规模删除杜诗中的历史文化地理信息，三是用维多利亚格律诗体翻译杜诗。这种改写，在形式上改变了杜诗行文多变的特点，在内容上，使原文中忧国忧民，关心人民疾苦，有着济民安邦爱国情感，积极入仕的儒者，变成了译文中耽于寻仙问道，宴饮游乐，思亲怀乡，田园村居，家庭之乐的隐士。总体风格上，一改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特色，转变为轻松、明快、简洁的诗风。 三、勒弗菲尔的改写理论及其对翻译研究的启示。 作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潮流的主要倡导者和推进者，勒弗菲尔保留了俄国形式主义的系统思想，把文化视为由文学，科学，技术等系统组成的复合系统，并认为文化外的现象必然会于文学发生相互作用。勒弗菲尔强调文化因素在翻译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基于原语和目的语文本层面的“对 12 等”的忠实不存在，译者面对的是大量难以理解的和容易误读的文化材料;翻译研究的对象不仅是文本，还需对翻译带来重大影响的历史、文化及社会进行研究”。 按照勒弗菲尔的改写理论，翻译，批评，选编，撰史和编辑都是某种形式的“折射”或“改写”。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控制》一书的序言中，勒弗菲尔明确指出翻译当然是对原文的一种改写。翻译是一种改写，改写即操纵，是为特定权力服务的。所有的改写，不管出于何种目的，都反映了某一特定意识形态和诗学，两者操纵文学以某种方式在某特定社会下发生作用。另外，他还强调“翻译是最明显的改写形式。它是最有影响的潜在力量，它能够跨越始发国的文化疆界，将作者或作品的形象投射到新的文化场景。”。通过翻译投射的文学作品的形象基本上由两个因素决定，这两个因素按重要性排列分别是译者的意识形态(无论是译者主动接受或是由其他赞助人强加的)和译者所处时代的主流诗学。下面具体阐述这两种制约译者翻译的因素: (一) 意识形态 勒弗菲尔改写理论中所指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包含传统、信仰、惯例等宽泛意义上的含义，而不是狭隘意义上的政治宣传行为。它是制约人们信仰和行为习惯的总的因素。从作品内容主题到形式风格，都受到意识形态的干预。翻译不仅依赖于语言文化，更重要的是达到意识形态的预期。当原文本 13 反映的意识形态与译者的意识形态发生冲突，大多数译者会倾向于采取各种操纵手段改写原文本，使其与目的文本所在文化的意识形态相容，贴近目标读者心理期待。 (二)诗学 意识形态不是决定译者翻译策略的唯一因素，诗学是另外一个。根据勒弗菲尔的定义，一种诗学形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各种文学手法、题材、人物原型、中心思想、场景以及象征等文学要素;二是文学在整个社会体制中的作用。前者从技术角度对原文进行改写，后者很大程度上促使译者选择主题与社会体制相关的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改写，以博得大众注意。 勒弗菲尔的改写理论首先是文学理论的一种，但是它对翻译研究，尤其是对翻译文学的研究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根据改写理论的观点，译者主要受到意识形态和诗学两个方面的限制。“意识形态主要从政治，社会、伦理、道德方面来操控译者，诗学则是译者翻译过程的文本表征”。在勒菲弗尔看来，即使是最忠实的翻译，也是某种形式的改写，忠实的翻译只是众多翻译策略的一种，不是唯一的正确翻译;一些看似不忠实的翻译，可能不是单语言文字的原因，而是意识形态，诗学等因素在背后进行操纵。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无疑对探究翟理斯改写杜诗的原因提供了重要启示。 四、翟理斯改写杜诗的影响因素 本部分以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为分析框架，在前文分析总 14 结译文的文本特点和改写形式之后，尝试分析翟理斯《古今诗选》的英译杜诗之所以如此的原因。翟理斯经历了整个维多利亚时代，因而他的翻译行为受到维多利亚时代的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的影响。 (一)意识形态的影响 在意识形态方面，维多利亚时代经历了重大的变革。科学技术的大跨越发展与各个领域的新发现打破了人们过去坚定的宗教信仰。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与《人类的进化》都动摇了传统信仰的理论根基。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经济发展进一步加剧了贫富分化，维多利亚王朝推崇的社会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纷纷瓦解，到90年代几乎彻底崩溃。历史学家杨格曾概括说:“当我们注视80年代在新思潮和和旧观念” 旋涡中挣扎，试图寻找一个立足点的时候我们就产生了茫然、不协调和无所适从的感觉。随着艾约瑟(joseph edkins)的 《中国的宗教状况》、理雅各(james legge)翻译的《道德经》，和翟理斯撰写的《老子遗存》(the remains of lao tzu，1886)在英国的出版发行，道教思想开始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流传。宣扬“天人合一”“自然无为”“返璞归真”“清净寡欲”的道家哲学思想正好契合了当时人们追求自由和和谐社会的渴望。因而英国人迫切地想要揭开东方古国的神秘面纱，感受历史悠久的东方文明，了解中国的芸芸众生、世间百态，并从中寻求精神慰藉和出口。翟理斯作为大英帝国驻 15 华外交官和汉学家，特殊的时代背景和人生经历赋予了他特殊使命:传播中国文化，迎合英国读者期待。鉴于当时道教思想在英国的盛行，迎合当时大众的心理需求和求知欲望，翟理斯仅选译了杜甫诗歌中描写求仙访道、郊游宴饮、田园村居和谐家庭生活等有道教内涵的题材，而对反映杜甫忧国忧民和“扶君尧舜上”政治理想的儒家思想的诗歌并未涉及。通过 自创偏离原题的诗题和淡化历史地理文化信息，更加营造了一种道家的清净无为氛围。 事实上，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中的意识形态，除了一个国家或群体占主导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还包括译者的个人意识形态，后者包括个人性格，教育，生活和工作经历。翟理斯的父亲约翰(john allen giles)是英国国会的牧师和基督圣体学院的院士，在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就督促他抄写拉丁语和希腊文名篇，并教导他广泛阅读古希腊罗马神话和历史书籍，这种古典式的教育和他对古典的兴趣和实践，造就了翟理斯严谨的英国学院派作风。因而可以推断，翟理斯对古典的精通和爱好，有可能《曲江二首》之二的标题被译为拉丁语“dum res et artas”的一种原因。另外，其严谨的英国学院派作风也为其以整饬典雅的维多利亚体诗歌形式翻译杜诗提供了一种解释。 (二)诗学的影响 在不同的时代及不同的文化中，译入语是否符合当时的主 16 流文学规范，对于不懂译文的读者来说，是他们接受和评价译入诗歌的基本依据。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英国仍然盛行传统英诗风格，诗歌读者仍习惯于格律体的传统样式。维多利亚时代诗歌的主导形式还是格 律体，在遣词造句和音韵节奏方面都有比较严谨的固定格式。因此，立足于英国当时的诗学规范，翟理斯采用维多利亚诗体形式翻译杜诗。另外，“译诗中偶然使用希腊和拉丁文典故，在当时的英语世界，被公认为是增强译文文学性和感染力的常用手段”。遵循上面提到的两点诗学规范，翟理斯的汉诗英译显得典雅，整饬而严谨，保证了译文的可读性，易于被当时英语世界的诗歌读者所接受和欣赏。 五、结语 综上所述，翟理斯的《古今诗选》中的英译杜诗在对翻译文本和翻译策略的选择，改变了杜诗的形式，内容和整体风格，也改变了诗人杜甫的形象。译者所处的时代特点，译者的自身的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等诸多因素，都以某种方式影响了译文的产生，最终译文是各方因素操纵制约的结果。 翟理斯是将杜甫诗歌译介到英语世界的重要先驱者之一，虽然在他并非首位英译杜诗的翻译者，但是与早先的理雅各的翻译相比，翟理斯的译作将杜诗提到较为重要的地位，他在1884的《中国文学选珍》(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中就指出“杜甫为仅次于李白的伟大诗人”。翟理斯的研究和翻 17 译，为20世纪初的西方世界理解和欣赏杜甫乃至整个中国古典诗歌，推动在西方学习和翻译中国古诗的第一次高潮，作出了历史性贡献。然而，也应该看到，译文对原文的种种改写，偏离了杜甫及其诗歌在中国传统的固有形象。因此，翟理斯《古今诗选》中的英译杜诗在留下诸多遗憾的同时，也为原作的重译打开了广阔空间。 篇五:从勒菲弗尔的“三要素”理论看庞德汉诗误译的根源 摘 要:埃兹拉?庞德是20世纪美国著名的诗人、翻译家。学术界对庞德翻译的中国古诗褒贬不一。本文通过庞德英译中国古诗中误译的典型范例，从勒菲弗尔的“三要素”理论来分析其误译的根源，据此认为庞德的翻译是在“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这三要素的制约下，对原作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写，其误译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历史必然性。 关键词:庞德 误译 中国古诗 改写 “三要素”理论 一、引言 作为20世纪美国意象派诗人的代表，埃兹拉?庞德模仿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手法，将许多中国古诗译成英语，并大胆创新，发起了一场意象派运动，改变了当时文坛的诗风，开创了美国现代派文学的先声。他的诗歌和翻译作品在西方广受欢迎，产生了巨大影响。艾略特称庞德“为我们的时代发明了中国诗”。人们谈论庞德的成就，多是评价其“意象诗”在美国诗坛的美学感染力，少有探讨其译文的忠、信问题。 18 近几年，有很多学者对庞德的翻译作品持质疑和批评态度，如台湾诗人余光中批评《华夏集》是“假李白之情”，实为“改写”“重组”“剽窃的创造”。 二、庞德的误译 从翻译角度看，庞德的翻译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翻译的忠实性原则，倾向于一种随心所欲的翻译，所以从其译诗中不难发现很多误译。误译有有意和无意之分，无意即是无目的，纯属语言理解有误或表达不当所致;故意则是有目的，其目的有文学的、文化的、政治的??不一而足(王东风，2010)。庞德的译文有无意的误译也有有意的误译。以庞德英译中国古诗《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为例: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separation on the river kiang ro， over the river. 孤帆远影碧空尽，his lone sail blots the far sky， the long kiang，reaching heaven. 庞德对上述古诗的误读，客观原因可能是庞德翻译的是二手材料，即英国著名汉学家giles (1845,1935)和东方学家fenollosa(1853,1908)的译文手稿。前人的误读与误译会直接影响庞德的翻译。主观原因是庞德自身中文水平有限，对中国文化一知半解，从而出现很多误读误译。然而除 19 了无意误译之外，庞德在很多译作中都留下了他有意误译的 痕迹。以庞德译李白的《送友人》一诗为例: 送友人 taking leave of a friend 青山横北郭， blue mountains to the north of 孤蓬万里征。 and go out through a thousand miles of dead grass. 落日故人情。 sunset like the parting of old acquaintances. at a distance， 萧萧斑马鸣。 our horses neigh to each other 不少国内学者批判了庞德这首诗中的误译，比如，“送友 人”不应是“taking leave of a friend(告别友人)”，而应是 “seeing off a friend(送别友人)”;“青山”应译为“green mountains”，而不是“blue mountains”。除此之外，“横”“孤 蓬”“挥手”等译词也备受诟病。然而，细读这首译诗，不难 发现其中的特点: 三、勒菲弗尔的“三要素”理论 20世纪80年代兴起了以文化作为翻译单位、把文化研究 纳入翻译理论的新阶段——翻译的文化论。这场变革被称为 翻译研究领域的“文化转向”，而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1945,1996)是翻译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 认为，翻译是对原文文本的改写，改写即操纵，所有改写者 20 不管出于什么目的，都反映了某种意识形态和诗学。通过操纵文学，“改写”在特定的社会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发挥作用。从积极的方面来看，改写有助于某种文学和社会的进化，可以引进新的概念、新的风格、新的手法(勒菲弗尔，1992)。在《翻译、重写以及文学名声的操纵》一书中，勒菲弗尔介绍了“三要素”理论，认为翻译是对原文的重写和操控，翻译不能忠实地反映原作的面貌，主要是因为它始终受到三种因素的操控: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 意识形态，(来自:WWw.Zaidian.Com 在点网:改写理论勒菲弗尔)是指反映特定经济形态、特定阶级或社会集团利益和要求的观念体系，其基本内容包括政治、法律、道德、哲学、艺术、宗教观点等等。“翻译”作为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受此影响，译者会任意增加、删除或者改动原语文本，使译本为自己的目的服务，同时，不同的译者由于个人经历、教育程度、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的不同，也会形成各自不同的意识形态。20世纪初，现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各种矛盾日益激化，这些现实境况使得西方敏感的知识分子变得日益焦虑不安，并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产生了怀疑。同时英美文坛各种思潮涌现，流派纷呈，“反传统”“反常规”成为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庞德早已厌倦了当时社会无病呻吟、多愁善感和伦理说教的诗风，于是提出革新诗歌创作的主张。他在接触意象 21 丰富的中国古诗过程中，得到了灵感与启示，提出使用意象以呈现出具体的画面，创造节奏以表达新的情绪。因此，他在翻译中国古诗的过程中，并没有严格遵守翻译的忠实性原则，而是倾向于采取创意翻译，在翻译中注重意象的叠加和并置，节奏和韵律的和谐，写出了半翻译、半创作的诗。由此可见，当时“反传统”的社会意识形态为他的诗歌创作提供了一个平台，而庞德自身的诗歌创新意识也促进了其诗歌翻译与创作。事实表明，他的汉诗英译及其意象派诗歌推出之后广为社会所接受，且获得颇多赞誉，可见当时的意识形态直接影响了庞德的“误译”。 诗学是关于诗作和诗歌及其技巧研究的理论，也是关于文学和艺术的理论。它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指文学技巧、体裁、主题、人物和象征，其二是指文学的社会角色。翻译操控理论认为，诗学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译文将扮演的社会角色及其影响程度(勒菲弗尔，1992)。勒菲弗尔认为，翻译者所采取的翻译方法是在一定诗学因素的制约下进行的。作为意象主义诗歌运动的提倡者，庞德认为，诗人应该以鲜明、准确含蓄和高度凝练的意象，生动形象地展现事物，并将诗人瞬息间的思想感情溶化在诗行中。意象派诗歌的特点是，含蓄凝练，形象鲜明，诗情藏而不露，文字简洁，通俗上口，并富有流畅的音乐美(刘军平，2010)。庞德的译学和诗学同步发展，他翻译激励并加强了他的诗歌创作，而 22 诗歌创作又反过来引导和促进了他的翻译。庞德在翻译汉诗时遵循了一个总的原则，即在翻译时打乱句式，重塑原文，将之改写成一首英语风格的诗歌。其主要特点在于，翻译时译者有充分的创造性，或者用韦努蒂的话来说，是一种“阐释性翻译法”。在翻译中国古诗过程中，庞德大胆删改原文，采用“阐释性的翻译方法”，将翻译和创作有机地结合起来。显而易见，庞德的翻译观和诗学观直接影响了他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为庞德的“误译”提供了合理性解释。 赞助人，即促进或阻止文学阅读、写作或改写的各种权力(人或机构)，诸如宗教集团、阶级、政府部门、出版社、大众传媒机构，也可以是个人势力(勒菲弗尔，1992)。赞助者可以作为“任何可能有助于文学作品的产生和传播同时又可能妨碍、禁止、毁灭文学作品的力量”(陈德鸿、张南峰，2000)。庞德在1910,1920这十年间，与许多英美文学界人士广为交游。他在翻译中国古诗过程中得到了华盛顿一些专家学者的帮助及很多文学精英的支持，并与一群诗人一起发起了意象主义活动。不仅如此，他和许多文学刊物有关系，发表过不少作品。《华夏集》一经出版，广受欢迎，西方读者认为《华夏集》打开了通往东方的窗户，西方 评论家则认为该英译本是庞德对英语诗歌“最持久的贡献”，是“英语诗歌中经典的经典”。斯坦纳说，“在翻译史上，幸运的误读，往往是新的生命的源泉”，庞德的翻译，就是 23 这样幸运的误读。庞德对中国诗歌的误译，非但没有被打进冷宫，反而深得英美读者的喜爱，并引发了20世纪美国的一场新诗运动。庞德的译作得到了专业人士、出版社、大众等赞助人的大力支持和赞誉，正是这一原因，庞德的汉诗英译才能得到当时译语读者的认可，由此也为庞德的“误译”提供了条件。 四、结语 本文首先列举了庞德英译中国古诗中误译的典型范例，然后运用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和“三要素”理论分析其误译的根源，得出“庞德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受到了制约，从而对原文进行了一定的改写和操纵”这一结论。勒菲弗尔的“三要素”理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使我们认识到了庞德误译的局限性、合理性和历史必然性，即庞德在当时“反常规”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平台上，在当时诸多赞助人的支持下，凭借自己独特的翻译观和诗学观并充分发挥译者的主体性，译出了一批虽不够忠实却很有特色的中国古典诗歌，并发表了一系列意象派诗歌。从目的论的角度看，庞德达到了其翻译目的，并且促进了美国当时的诗歌创新，为西方文坛做出了卓越贡献。 24 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