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然资源的要素

我国自然资源的要素 我国是一个人均自然资源紧缺而劳动力资源极为丰富的国家,在这样的要素禀赋结构下经济增长方式面临怎样的特定问。未来经济增长如何形成合理的资源配置,以及如何体现在政府的方针政策上,本文试做初步的探讨。 一、中国特定要素禀赋结构下的增长模式及面临的两难选择 中国是一个自然资源紧缺的国家。与人均资源的相对缺乏相反,中国的劳动力极为丰富,劳动力总量供大于求。因而,我国目前社会经济发展中突出的矛盾就是巨大的劳动力就业需求对自然资源消耗构成的强大压力,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就业压力的资源消耗效应。就业压力要求经济必须保持高增长,在创新能力不足时,只能通过不断扩大投资和生产规模,才可能保持新的就业岗位的持续供给,从而容纳更多的劳动力。巨大的就业压力在很多领域使粗放式、消耗性的高增长成为一种社会需要和必然趋势。无论在城市和农村,大批劳动力为自谋生路,以低廉的劳动力价格与一部份社会资本相结合,兴办起技术和资本含量都较低的小规模、低层次产业。这些企业以粗放式地利用各种自然资源为代价,依靠模仿生产低附加值的物质产品。并通常以维持生存为目标底线,因而其产品价格和利润水平可以降到仅仅保住就业岗位的最低限。这些企业在需求已经饱和的生产领域内,以其可承受的最低价格顽强地参与市场价格竞争,包括与高层次企业竞争。所形成的过度竞争的实质是就业竞争,是众多要生存的低层次劳动力要素,与技术、资本等要素的竞争。 由于这种竞争不是建立在产品差异化基础之上的效率竞争,而是建立在产品同质性基础上的价格竞争,使企业之间陷入相互残杀乃至自我扼杀的低效率循环。一些在技术上有优势的企业由于资本和劳动力支出较大而不具有成本优势;在我国目前价格竞争仍居主要地位的市场状态下,那些技术落后的企业可以保留下来,而一部分技术上先进的企业却可能面临困境。对产业发展极为不利。 2.粗放式、消耗性经济与低国民收入水平下的供需循环结构。在一个收入水平总体不高,人们在选购商品时还往往将低价格视为主要的市场上,低层次企业生产的低质低价产品多能赢得上风,以至出现“产业逆淘汰”趋向。整个生产方式就可能被带入低层次、粗放式产业循环。在能够容纳较多的简单劳动力就业的同时,必然要以每生产单位的增加值要耗费较多的物质资源为代价。在消费拉动方面,由于粗放式生产以质量低、数量大为特征,需要更多的消费来消耗其生产出来的产品,而其产品的低价格又使更多的低层次消费成为可能。粗放式生产和低层次消费成为一种社会氛围,说到底都与巨大的就业压力相关。 由于城乡劳动力的相对过剩,所形成的就业压力使社会自发产生大量从事粗放式和资源消耗型的企业以容纳就业。粗放式生产企业在微观层面形成了三种替代效应,同时又对从事集约式生产的高端企业构成强大的竞争(主要是同质化的低价竞争),导致高端企业难以有效扩大规模并提升竞争力。以上效应的结果是:一方面粗放式生产使资源环境受到破坏,另一方面由于这些企业走的是低成本、 低质低价路线,多数劳动力的收入很低,从而压低社会平均收入水平。两方面结果反过来对经济系统的循环运行产生不利影响:在供给方面,由于资源环境制约的加强,使生产难以持续扩大,最终影响就业;在需求方面,由于劳动者的低收入状况,使社会缺乏高收入需求的拉动,尤其是以高收入为基础的第三产业难以发展。限制了就业空间。从而难以缓解就业压力。 3.就业压力与资源环境制约的双重矛盾与两难选择。显然,为生存以求就业,使广大劳动力具有强大的自发动能进行任何形式、力所能及的生产活动,经济在粗放前提下的高增长具有可能性。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社会生存压力,但是另一方面,这种社会需要和趋势所面临的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是任何生产都离不开自然资源的投入,例如土地、矿产资源、能源、生物资源、水资源等等。正如威廉·配第的名言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这里的土地可以推广为所有自然资源,亦即每一个劳动力的就业都必须有相应的自然资源相配套,才可能从事生产,而中国恰恰是劳动力众多,而自然资源缺乏,两者不成合理比例。当然,不同的产业和不同的生产方式(粗放的或集约式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配比关系会很不一样。中国从促进就业的要求出发,如果每个劳动力的就业只需要较少的资源相配套,相应的矛盾就比较小。然而现实中国就业压力的释放恰恰是以大量建立粗放式物质消耗性产业为其路径的,其对于物质资源投入的要求特别巨大。 由此造成的现实矛盾就是:大量的劳动力就业需要源源不断地投人物质资源,会使有限的物质资源难以有效供给,就业的增长乃至这种生产方式本身也就难以为继。近几年中国各地在经济高速增长中出现的资源要素制约越来越强,已显示了这种矛盾的尖锐性。与此同时,劳动力就业的压力则有增无减。当然,如果考虑对外开放的条件,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从国外输入的所缺乏的资源要素来满足其大规模生产的需要,反之如果劳动力过剩,也可以通过输出劳动力来解决本国劳动力供过于求的问题。但是这首先受制于国际贸易壁垒和人口跨国流动的壁垒,其次这种做法对一个小国有可能缓解矛盾,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则是难以解决问题的。现实告诉人们,转变增长方式,调整优化生产要素投入配比,更多地利用我国丰富的人力资源,更有效利用自然资源,减少资源消耗,成为保障我国可持续发展,并有效地解决就业问题的必然选择。 二、劳动力与自然资源的替代及要素投入组合的优化 应该看到,廉价的、几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既是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优势,也是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利益分配不利性的基础。中国的劳动力价格是低廉的,中国劳动者没有得到与全球劳动力市场平均价格相对称的收入,但这又是由于中国劳动力大量剩余,供过于求所形成的必然结果。中国参与要素合作型国际分工中的劳动力弱势分配地位因此而形成。 首先我们考察各类要素利用度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在一般情况下生产系统存在着资源总量的限制和劳动力总量限制,制约着对相应要素的利用程度。而在人均资源相对缺乏而劳动力总量十分充裕的我国,主要存在着资源总量的限制,而劳动力总量的限制则是较遥远的事情。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其对各种要素的利用度是动态变化的。在经济发展初期,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消耗资源和增 加劳动力的投入形成高增长,但发展到工业化中期,由于资源消耗量的增大,开始受到资源总量不足的限制,当然,这种限制只是一种相对限制。即在假定资源供给量总体不变的前提下形成的对经济发展的约束。这时资源消耗程度必须受到严格限制,在资源消耗被迫减少的情况下,劳动力的加大利用已形成对资源的替代效应,保持经济的增长态势。同时,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提升必须持续加强。科技创新不但能够有效地利用和节约资源,降低资源制约的程度,也能够形成节约劳动力的效应。但在目前就业压力极大的阶段,更应该重视前者而降低后者的效应。同时转变原有粗放的增长方式,促进产业升级。但一个国家的劳动力资源终究也是有限的,在进一步的发展中,长期来看,仍将面临劳动力总量的制约,这是在发达国家早就已经面临的问题。此后,在资源和劳动力双重制约的情况下,经济的增长在更大程度上依靠科技的投入和创新,以及人力资本的壮大过程。其次我们考察在资源的刚性约束下,怎样进行要素的替代性配置,从而更有利于实现最佳的经济增长。如图1所示,XY线表示经济增长的趋势,与经济增长同步,资源与劳动力的使用也不断增加。资源与劳动力具有一定的替代关系, AB、CD、WH即是在不同增长水平上二类要素配置的元差异曲线。当然无论是资源还是劳动力至少要具有最低数量,低于这个数量,替代关系就无法成立。右边反映经济增长程度的纵坐标,例如G点所对应的增长程度为100个单位。在经济增长的每一阶段点上,资源与劳动力各自所占的比例可以有多种选择。例如在AB线上,可以选择多用资源少用劳动力的M点,也可以选择少用资源多用劳动力的N点。根据我国资源缺乏而劳动力极为丰富的要素特点,我们应尽可能使用劳动力而少使用资源。即尽可能选择无差异曲线的右下方所反映的配置比例,在AB线上,我们选择N点而不选择M点的配比,有利于在一定资源约束下的最大程度增长。我们如果选择M点的配比,则经济增长到G'点时(对应元差异曲线CD),其对应资源的需求为M',而该点已经与资源约束线相交,由于受到资源的刚性约束,经济就无法增长,其对应的增长程度约为130个单位。相反如果选择N点的配比,经济增长到G”点(无差异曲线WH)时,其要素配比N"才会受到资源约束线的刚性约束。其对应的增长程度达210个单位。可见,根据国情采取有利于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合理要素配比具有重要意义。 再进一步考察在科技创新条件下对要素配置与经济增长的影响。图2是在科技创新条件下的要素配置与经济增长。科技的应用可以产生两方面作用:一方面使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资源和劳动力要素减少,图2与图1相比,经济增长的G、G'和c"点所分别对应的经济增长程度分别为140、225和320,都得到提高。另一方面,科技应用也可以改变同等经济增长所需投入要素的配比状况,图2的无差异曲线AB、CD、WH比图1更趋于水平状况(与该三条线分别相交的虚线分别表示其在图1的位置)。我国的科技应用应更着力于减少资源消耗而不是减少劳动力,或体现出以劳动力替代资源的要求。适应于中国劳动力丰富而资源紧缺的情况,这种配比的改变,可以使国民经济在原有资源约束条件下实现更高的增长。G"所对应的是在出现资源相对约束时候的增长程度,达到320个单位,与图1的G"相比增长程度则高得多。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如果能够通过国际贸易从国外输入自然资源,从而增加国内资源供给,则资源相对约束线就可以提高,同样可以实现更高的增长。同样, 如果能够大力引进国外资本,并且外资所进行的生产是劳动密集型的,较少地消耗自然资源,则将对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十分有利;但如果外资是资源消耗型的,其进入主要目的在于大量利用中国的自然资源,则可能加剧我国的资源制约矛盾。 三、中国劳动力过剩、资源紧缺条件下的发展对策 如何解决上述两难问题,最根本的是努力形成就业压力的资源节约效应。即在尽可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缓解就业压力的前提下,转变增长方式和转变消耗性的产业结构,在同等劳动力就业的要求下,能够更多的通过劳动力与技术要素、智力要素的结合,更多的采取人力资本投入进行生产,而不用或少用自然资源,即用较多的人力(应是较高素质的)而以较少的自然资源配比,是缓解乃至消除上述尖锐矛盾的根本途径。 第一,大力发展多用劳动力、少用资源的产业。前者包括除交通运输、餐饮业以外的大多数的服务业,尤其是高层次服务业,例如教育、信息、科技、金融、社会中介、咨询业等,主要或完全是用人力资源而较少消耗物质资源。因而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在未来长时期中应该作为我国的重大战略予以高度重视。对第二产业而言,也要重视发展主要通过人力资源投入增值的产业和产品,除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外,在传统产业方面,如工艺美术产品、高档服装,尤其是采用独特工艺技术、深加工产品。投入的物质资源较少,而通过人力资本实现高增值的特征明显。此外,在现有技术条件下或较长时间内尚无法用机器设备替代人力进行生产的制造业产品。应注重发展,如相当一部分食品加工、皮革服装生产等等。罗默等学者认为,在资本短缺而劳动力丰富的国家,劳动密集型投资比资本密集型投资具有更高的资本效率,原因是少量的资本可以推动大量的劳动力。 第二,对外开放战略上,在商品贸易方面,应大力从国外输入我国所缺乏的能源、矿产等自然资源,保障我国高增长所必需的要素供给;在服务贸易方面,应学习印度的经验,充分利用我国的人力资源,积极发展劳务输出及服务外包的形式,使本土产业为更多的外国企业和公民服务;在引进外资方面,要注重引进消耗资源较少又能创造较多就业机会的产业,更要大力引进技术先进的新兴产业,通过技术和产业关联形成开拓型创新,促进产业升级和就业双重目标的实现;在对外投资方面,要鼓励中国企业跨国投资资源产业,如开发资源丰富国家的油田、矿山、森林等,使我国经济增长的资源供给有长期的保障。政府对以上跨国经济行为应给予充分的政策支持。 第三,要将转变增长方式,形成资源集约型经济作为决定生死存亡的关键。粗放型产业的基本特征是产品的技术、智力含量较低,主要依靠我国历史上形成的相对低价的资源要素投入维持生产,例如行政划拨的土地、国家严格控制价格的水、能源、重要原,成为粗放式、消耗性生产的前提。然而随着目前已经出现,并且未来更将加剧的资源的供不应求,以及国家对价格控制的放开,粗放式生产的资源供给必将难以维持;同时,粗放生产的低价、低档产品在目前全社会总体收入水平较低的情况下,还能有相当的销路。但未来随着全社会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对低档、低价产品的需求逐步被对高档、高质、高价产品需求所取代时,粗放式生产的产品销路也将日渐萎缩。因此无论从要素供给还是产品价值实现的 角度看,粗放式生产在我国历史中只能是短暂的现象,在未来可预期的时间内势必被逐步淘汰。现有企业必须转变增长方式才能生存和发展。发展循环经济,有效和重复利用有限的资源是必然的选择。 第四,大力推动能够形成新的产业、新的增长点、新的就业机会的“开拓型创新”。为了支持更多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就必须形成更大的生产规模并且能满负荷生产。相对于仅仅提高劳动生产率或减少工作时间的效率型创新,“开拓型创新”不仅可以大量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有效扩大社会总需求,而且是产业升级的强大动力。比较突出的具有开拓型创新效应的产业有:信息产品生产与服务,医疗保健领域;高等教育及精神、文化产品生产领域;交通运输领域(如家庭轿车等),家庭及个性化服务业领域;住宅建设领域;环境保护领域,以及所有能推出新产品、激发新需求的领域。要支持相对大规模的生产,就必须有较高的消费拉动。我们要求生产是多投入劳动而少投入物质资源的生产,因而在消费领域也应该鼓励多消费更多地包含活劳动所创造价值,而较少地包含物资资源转移价值的产品。鼓励人们尤其是高收入人群大量消费服务业产品应该是首要的选择,例如大力促进旅游业和文化娱乐业的发展,鼓励人们接受家政服务、接受更多的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参与各类研究工作、接受社会咨询、接受各类金融理财服务。在制造业产品方面,鼓励人们消费更多资源投入少的产品,例如工艺美术产品、深加工高增值的日用消费产品等等。 第五,应用与开发更多能够用劳动力替代资源的生产方式和技术,使过多的劳动力能够替代相对缺乏的资源。例如:以劳动力替代土地、更多地采用劳动密集的生产方式、鼓励更多的企业和劳动力投入资源再生事业、投人更多的劳动力从事新资源的研究、开发产业、投入更多的劳动力从事可再生资源和清洁能源建设、投入更多的劳动力从事节约资源和能源的科学技术研究和管理科学研究等。 当然,以上设想必须正确处理若干方面的矛盾:一是与企业经济效益的矛盾。即当企业从其效益的要求出发,能够用机器设备、自然资源和能源的投入使生产过程提高效率,但会减少劳动力的使用。如果我们要求企业从宏观和长远的要求出发,避免或限制这种过程,事实上会影响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二是与产业升级的矛盾。一般来说,经济技术发展的过程,基本是与资本的投入替代劳动力的过程同步的,它使劳动力的平均物质装备水平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人们的收入也不断提高。如果限制这样的替代过程,势必与产业升级产生矛盾。过度推行这样的政策,有可能影响产业升级和经济素质提高的步伐。这同样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解决以上矛盾的根本是,在强调更多地利用我国充裕的人力资源的同时,必须同时强调提高我们所利用的人力资源的素质。也就是说,只有更多的利用有更高素质的人力资源,才能既克服我国经济发展中资源配比不协调的矛盾,又能够在多使用人力资源的同时,避免由于劳动力的就业刚性压力过度地产生劳动力替代技术和资本,从而影响经济效益和产业升级的矛盾。如果能通过调整教育结构和职业、技能开发政策给更广泛的人群创造出大量就业机会,将实现就业和产业升级的“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