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是把双刃剑

权力是把双刃剑 教育系 应用心理学专业 2008024111 李磊 看过一部名为《死亡实验》的电影。电影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所大学招聘志愿者参加一项为期两周的心理实验课研究,只要坚持下来就可以获得丰厚报酬。20名应聘者经过体检、心理测试等一系列测验后被选中分为两组,其中8人被选为狱卒,其余12人为囚犯。被告知一些规则后,在一个模拟监狱的封闭场景中,他们各自开始进入实验中的角色。开始时每个人相安无事,有说有笑,随着实验的深入,狱警和囚犯两个对立面的矛盾开始激化,其后情况逐渐失控。电影反应的是人在特定环境下人性的变化。这个模拟的监狱的初始环境是:1)将再普通不过的人分成两组,狱卒和囚犯。2)明确不许可使用暴力,并且有监控,否则算是自动退出实验。但就是在这样一个还算比较仁慈的监狱里,并且参与实验的人也都明白仅仅是实验的情况下,结局让人大跌眼镜。 大部分狱警一开始,所谋求的也就是一点尊重而已。首先处于地位劣势的囚犯对自己尴尬的模样是报以极其蔑视的态度,他们试图通过不断开玩笑来缓解自己的焦虑状态。 权威开始于一杯牛奶,规则是必须要吃完,而偏偏82号不能喝牛奶。规则如果这么轻易被改变,狱警就会颜面无存。狱警在平息了这次囚犯的反叛之后,所有人开始真正进入角色。 对狱卒来说,权力是真实存在的。伯瑞斯的爆发恐怕正是这种权力给他提供了一个发泄的渠道,不难想象,这个人在现实生活中必定是极为失败的。他的掩饰改变不了自己失败的处境。是的,实验是假的,但生活的伤痕却是真是存在的。 伯瑞斯最后狰狞的对率领囚犯反抗和挑战看守权利的领导者77号说:是你先挑起的。他脸上充满痛苦和悔恨,仿佛他一直都不想这样。他和女助理之间的对话表现了他某种矛盾的心态。当时事态正一发不可收拾,女助理说要结束实验,这意味着要结束他人生中最惬意最满足本我快乐原则的一段岁月。他说,不,我只听瑞恩教授的指示。他不断给自己强调自己的反常是因为在完成瑞恩教授的实验,给自己的罪恶赋予合法性。 电影改编自真实实验——斯坦福监狱实验,1971年由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领导的研究小组,在设在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大楼地下室的模拟监狱内,进行的一项关于人类对囚禁的反应以及囚禁对监狱中的权威和被监管者行为影响的心理学研究。参与实验的都是在校大学生,他们要参加实验必须先通过一次测试,以证明他们是“心理健康、没有疾病的正常人”。申请参与的学生中有24名通过了测试,他们以随机的方式被分成了囚犯和看守两组角色,津巴多本人则担任监狱长的角色。为了实验更真实地模拟现实,实验者从方方 面面做了周全的考虑。一切如此真实,为的是让双方可以真正进入预置的角色。 囚犯们挑战权威,于是看守们采取对囚犯进行镇压。在实验进行到36个小时的时候,一名囚犯因受到极度精神压力而出现歇斯底里症状而退出。仅仅不到两天的时间,“正常的、心理健康”的一个好人已经被一群“正常的、心理健康的”好人折磨得濒临崩溃。而在斯坦福大学古老而庄严的心理学大楼地下室,敌对情绪还在日益升级,已经变为了一场噩梦。 在试验开始的时候,看守和囚犯之间没有任何的差异性,而在试验持续了一周以后,他们之间已经没有任何的相似性了。魔鬼已经被释放出来,它狞笑地注视着这群曾经“健康的、心理正常”的好人,它让一些看守沉醉于规训与惩罚的快感;让部分尽管心理感觉不对、但迫于角色与承诺所赋予的服从义务而不得不配合的其他看守,无法提出异议和反对,只是私下向囚犯提供帮助;它让仇恨在囚犯心中播种,以致试验结束之后,当“看守”和“囚犯”同坐一起讨论时,敌对的情绪让讨论变成了凶恶的对质。 监狱情况渐进式的恶化启动了所有参与者的心理适应机制:一切都是正常的,一切都是如试验设计所安排的进行。试验中大约有100多人以不同的身份接触这群囚犯,但他们都没有想过终止试验。他们已经成为局中人,被困在以理性和科学为借口所编织的铁笼之中,无法脱身,唯有服从,扮演着各自的角色。 直到试验的第六天,津巴多的女友,刚刚获得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博士学位的克里斯蒂娜来到监狱做完访谈后才说服津巴多从他监狱 长的角色、从他对试验理性的准确和客观的追求中脱身而出,并在第二天早上终止了试验。 至此实验6天之后,由于受到了过多的非议,以及实验过程中出现了过多不可预计的过激状况,原计划14天的实验被迫中止。而如果克里斯蒂娜一直参与了试验与设计,每天目睹事情的发生而产生心理适应性,她还能够有如此巨大的感情触动吗,眼前的这种景象会不会像其他参与试验项目的100多个人眼中的一样,变成一种正常情况?很难回答。就像莫罗的那句老话:我们都是自身经历的囚徒。 或者人之初性本恶的表达并不能真实概括这个实验所暴露的人性。事实是,人之初,都是脆弱懦弱的。我们都像行进于草原上的羊,会默默的跟着走在前面的那只头羊。狱卒并不都是邪恶的,但他们会看着暴力发生,唯一的思索,是怎样让自己开始习惯所面临的现实。 其实这是个权力与服从的故事,是在无组织情况下,领导者怎样产生、权威怎样建立的故事。服从权力的要求,执行自身角色被理性体系所赋予的任务,哪怕任务看起来是如此地不具有理性,但理性系统的分工,已经让不具有理性的任务衍生了理性的缘由:服从。而关于服从,米尔格拉姆实验很明白的告诉我们,一个简单的呵斥,就可以让60%人的良心退缩,实验的目的,是为了测试受测者,在遭遇权威者下达违背良心的命令时,人性所能发挥的拒绝力量到底有多少。 如果说米尔格拉姆试验是由于心理学家的权威角色迫使试验对象执行其承诺的角色所赋予的任务,那么津巴多的试验则更深入了一步。试验中不存在上级:津巴多没有上级,但是却自觉地赋予了自身由系统设定的监狱长角色,具有维持试验进行的;看守们没有上级,津巴多并没有要求他们要迫害囚犯,而是看守的角色赋予了他们迫害的需要以维持自己的职责。由系统设定所赋予的权力诱使他们释放出了内心的恶魔。 坏人并非天生的恶,而是情景的力量让好人逐渐堕落。津巴多在演讲中总结了平凡的好人堕落为恶魔的七个社会化过程:无意识是第一小步,对他者的非人化对待,对自身的去个人化,个人责任的分散化,对权威的盲从,对群体准则不经批判思考的服从,以不作为和冷漠的形式被动容忍邪恶。 当我们被置于某个设定的环境中,当我们感受到周围的压力时,是否还能一如既往地做自己?或者说究竟是我们扮演角色,还是角色支配我们?小时候我们有过为了不让自己也被孤立而疏远被大家孤 立的某一个人的经历,尽管他其实与你并无过节甚至对你还不错。虽然那样轻微的自责还远远不能上升到道德良心程度,但不难看出一定的条件下我们都能成为事件的主角。如果加大惩罚力度、提高奖赏质量,又或者是让一方无限弱小而另一方无限强大,我们是不是还能坚持我们一直坚持的所谓的原则与标准?把斯坦福试验放置于中国社会的环境下,我们就容易理解为什么城管总是出事,为什么会有 匪夷所思的躲猫猫事件。是系统赋予的权力角色诱使权力的拥有者从正常人演变成一个个不可理喻的恶的化身。 权力是把双刃剑。权力和地位赋予了人区别于他人的身份标识,也诱发了人性中的阴暗面:虚荣的统治欲与控制欲,以及衍生而来的为维护地位不择方式的暴力手段。其实“卒”与“囚”两方都是下的牺牲品,这场悲剧的根源在于扭曲不健全的体制和运行机制,它没有与权位相对应的责任和义务。所谓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狱卒”只享受到了权力的甜头,却不受规管,头上没有了达摩克利斯之剑,在陶醉于自己虚拟权威身份的自我认同时,仅会恐惧既得利益和现有地位的丢失,并为捍卫现有权位而不择手段。所以“狱卒”在特权的福荫下胡作非为而毫无负罪感。 人性是脆弱的,权力是罪恶的,不同的身份位置导致惨剧的发生。权力之罪恶足以让人性扭曲,权力的恐惧足以让人失去理智,权力的万能足以让人罔顾一切。在远离现实,获取自己生活中从来没有的经历和权利的时候,人本性中的一些原始控制的本能,或者在现实中尚未满足的东西逐一展现。毕竟,凌驾于他人生命和权利之上的感觉,会让人感受到自我的无限庞大,于是,那种欲望支使他们的行为升级。而实验的主管最后或许已经不是他在控制实验,而是实验和他自身的欲望控制了自己。 狱警似乎是整个实验悲剧的罪人,为了那被赐予的虚无权力与尊严而开始滥用角色权力。人性在此已经开始被绑架,躲藏在角色的掩 护下肆意发泄自己的愤怒,将自己遭受的侮辱反施在对方身上。狱警不过是实验的角色,但是这种被赐予的权力已足以叫人迷失。 被囚者则是可怜的角色,从一开始就是被动的,不得反抗,就算不能喝牛奶也要强忍喝下,因为自己的角色是服从。在实验中渐渐失去了自己,融入在角色当中,忘记自己只是实验参与者,失去了对现实的判断力。 而实验的执行者是整场悲剧的黑手,一切根源的制造者。当实验开始出现过格惩罚时还沉迷在自己作为上帝的崇高感中,眼见实验失去控制也没有禁止。这种似乎掌握一切的权力叫人失去判断力。参与者是被扭曲的人性,执行者同样如此,当教授看到参与者在实验当中各种不可理喻的行为时,从眼中流露出来的眼神充斥着疯狂。 权力失去监督和制约就会变成恶魔。当在正常的社会中生活时,人们的私欲会受到各种社会规则的约束,而当他们被赋予权力又失去监督和制约时,其私欲也就是人性中被社会规则和自我克制的“恶”就会像肆无忌惮地冲出来肆虐。当统治者手中的权力失去了监督和约束,一旦他们头脑发热,那么就会带给世界和人民无穷的灾难。权力,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失去制约的权力,让人性中最丑恶的东西成为脱缰的野马,成为冲出牢笼的虎狼。还是小布什的那句话说的好,“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