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诗歌研究综述

魏晋南北朝 东汉(建安——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魏、蜀、吴——西晋——东晋 南朝:宋、齐、梁、陈 —— 东魏——北齐 北朝:(初期)五胡十六国——北魏————北周灭北齐 西魏——北齐 (581年北周外戚杨坚建立隋,隋文帝结束了南北朝对立的局面) 关于魏晋南北朝诗歌研究的综述 前言: 魏晋南北朝在中国历史上是分裂时间最长的时期,经历了汉末大乱到三国鼎立,而后由晋实现短暂统一,之后又是南北朝分裂,此时期突出特点是政权更迭频繁,社会动乱、民族矛盾尖锐。 政治上,这一时期一个主要现象是门阀的存在。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士族与庶族矛盾不断激化,文学创作出现了歌功颂德和寒士不平两个倾向。思想上,首先是玄学兴起,其次是佛教、道教兴起。学术思想的兴起影响了文人创作。如名士们追求玄学中寓含的任达狂放的生活沈约、刘勰等与佛教关系甚密,王羲之、嵇康等受道教的影响。 文学发展中,诗歌发生了巨大变化,鲁迅称为“文学的自觉时代”(《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也发生了变化》),文学理论繁荣,文学批评兴起。这一时期文学发展的一大特点是文人集团的活跃。建安时代,以曹氏父子为首的文人结成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文人集团。此外还有“竹林七贤”、“二十四友”、“竟陵八友”等文人集团。 文学发展中,诗歌形式丰富多样,曹操及建安文人大量创作五言诗,七言歌行体也得到确立。曹丕《燕歌行》为文学史上完整的七言诗,南朝鲍照进一步改进七言诗形式。齐梁时期,沈约创造“永明体”,为律诗形成铺平道路。梁陈时期,出现了宫体诗。 近几年关于魏晋诗歌研究的论文高达200多篇,主要集中在建安诗歌研究和陶渊明研究两个热点上。[1]王文生《魏晋南北朝文学史》中就把建安诗歌和陶渊明作为两个独立的章节研究;[2]赵东栓《魏晋南北朝文学》则依次对建安时文人诗歌及陶渊明诗歌进行评析,语言幽默易懂。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思想发展的重要时期,不同形式的诗歌都应受到关注研究。 正文: 一、建安正始诗歌 建安诗歌源于汉末大乱之际,此时汉统一思想结束,经学衰落。思想解放,建安诗风慷慨悲凉慷慨悲凉诗风相适应的是诗歌形式建安文人继承汉乐府民歌传统,创作大量五言诗,使之成为建安诗歌的基本形式。曹操擅长写五言诗,一方面继承汉乐府的现实主义表现手法,一方面进行创新,用乐府古写时事。如《蒿里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就采用现实主义表现手法。《步出夏门行》则是创新, 用来写时事和抱负。[3] 孙明君《论曹操对原始儒学精神的诗化》认为曹操的诗歌第一次把原始儒学的天下意识与忧患意识注入诗的创作,开创了悲壮雄健的诗风和阔大雄奇的意境,从而使标志着中华民族理性觉醒的原始儒学精神转化为具有动天地、感鬼神之艺术魅力的诗篇,为中国诗史开一坦途。曹丕则尝试七言诗创作,如《燕歌行》,对后来鲍照、庾信的杂言、七言诗创作起了推动作用。 曹植是建安诗坛上很具有才气的诗人。《文心雕龙》中对其评价:“文帝以为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4] 缪军《走向心灵——曹植〈杂诗〉小议》指出,由于曹植生活环境、思想及感情变化,其诗表达方式由外向表现走向内心展示,由群体走向孤独,其作品充溢着内在的热情,富有生气和力度;曹植的悲剧是门阀制度严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居于社会下层知识分子的普遍悲剧,因此杂诗所表现的,不仅是他个人的心声,也成为后代诗人的共同主题。 代表建安诗风的作家,除曹氏父子外,还有建安七子和女作家蔡琰。曹丕《典论。论文》中,评价了七子的优缺点。七子中,孔融辈分最高,王粲被称为“七子之冠冕”,刘桢被曹丕称: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蔡琰的《悲愤诗》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篇文人创作的五言长篇叙事诗。 正始是魏齐王曹芳的年号,此时期以“玄学风流“著名。[5]深刻的理性思考和尖锐的人生悲哀构成正始文学的基本特点。[6]正始文学代表作家是以阮籍、嵇康为首的”竹林七贤“,其中阮籍、嵇康文学成就最高。阮籍的《咏怀诗》八十二首,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政治抒情组诗的先河。嵇康善于四言诗,脱出《诗经》藩篱,既有高洁志趣,也有秀逸风格。 二、两晋诗歌 西晋时,国家统一,社会状况好转。以陆机、潘岳等人为代表,开始讲究藻饰,注 重形式与技巧,形成华丽的风云。目前对西晋诗歌的研究较薄弱,但[7] 曹道衡《陆 机的思想及其诗歌》对陆机的思想品格和在诗歌史上的地位作了较为细致的和 论述,认为陆机在入晋之后,心理上与晋室的隔阂是次要的,在维护国家统一和政 局的稳定面前,他能够放弃成见,顾全大局,为晋朝效忠;陆机为司马颖尽力虽有 过失,但不能说他是“倾仄”或“犯顺”。陆机的诗歌对后世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他在文学史上的成就,大抵自晋迄隋,多数人持赞扬态度,但宋以后,批评占 了上风,这有其时代原因,不能因而忽视陆机诗歌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陆机诗 多模拟乐府、古诗,内容少创新,如《门有车马客行》,写吴亡之后对故乡的怀念 之情与亡国感慨。《猛虎行》写人生的艰辛与自己的苦闷。 西晋诗坛另一代表是潘岳,潘岳工于言情,今存诗仅十八首,《悼亡诗》占了之首。 [8] 柏松《潘岳:在超越与沉沦之间》对潘岳的人生轨迹作了描述,认为他在超脱 与沉沦中的挣扎带有一种毁灭性的意味,而他的所作所为却被烙上了深深的时代的 印痕。此外,还有左思、陆机、陆云等作家。左思,作品保存下来的很少,《咏史》 八首被译为“创成一体垂式千秋。”东西晋之际,诗坛上代表作家是以慷慨悲歌而 著称的刘琨和以游仙诗为主导的郭璞。 东晋时玄言诗兴起,代表人物是孙绰和许洵。东晋的玄言诗虽然没有很高的艺术价 值,但对后来谢灵运的山水诗、白居易等人的说理诗以及宋明理学之诗,都产生了 很大影响。 三、陶渊明 在东晋诗坛上独树一帜,给诗歌注入新的生机的诗人是陶渊明。他以古朴自然的诗 风,把诗歌提升到一种自然之美的境界,又以充满生活气息和生活哲理的率真自然 的田园诗改变了空谈玄理的玄言诗,为后世的田园诗的创作树起了一面旗帜。 [9] 袁行霈《陶渊明享年考辨》对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陶渊明享年问题进行了详 细的考辨,文章首先指出,对于这一问题应有严谨的方法,主要包括对于相关的资 料作通盘考察,不以偏盖全;并进行分级,不以次易主;对于陶渊明的作品以各宋 本为主,并以准确理解为基础。 [10] 张可礼《陶渊明的文艺思想》论述了陶渊明文艺思想的特色及其文学史地位。 文章认为,陶渊明文艺思想的主要倾向属于“非功利说”,他强调文艺以示志抒情,重视文艺的娱乐作用,把自然作为文艺理想;他“对外在的景物,往往是持有一种 既留心又无心的超然态度。在陶渊明那里,作为主观的情志和作为客观的景物,不 是简单的单向流动,而是双向感触,互相交融”;“陶渊明在认识上对言志抒情的重 视和在创作实践上的表现,突出的是‘示己志’,是抒个人之情,表现的是他自己 的鲜明的个性”;他“在思想上对文艺的娱乐作用的重视,特别是他的文艺实践, 第一次打破了以悲慷伤感为基调的格局,使文艺的娱乐作用第一次比较完美地得到 了显现,也使娱乐的主题,在文坛艺苑上开始占有一席之地”。 陶渊明现存诗歌一百二十多首,最能代表陶渊明思想的是田园诗。如《归园田居》: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表现其脱离仕途的轻松,返回自然地愉悦。《饮酒》其 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 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陶渊明无论其人格还是 创作,对后代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四、南北朝诗歌 南朝先后经历了宋齐梁陈,刘宋至陈,元嘉文学、宫体文学是三个主要发展阶段。 元嘉三十年间这一阶段,代表作家为谢灵运和颜延之的创作活动,上起宋晋之交, 谢灵运开创了山水诗,把自然美景引入诗歌,在诗界独树一帜。下及于大明、秦始 之际,其间鲍照不仅创作了雄健豪放的诗作,而且为七言、杂言乐府诗的发展开拓 了道路。 谢灵运真正完成了从玄言诗到山水诗的转变。[1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山水诗 的出现,不仅使山水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为中国诗歌增加了一种题材,而且开启 了南朝一代新的诗歌风貌。继陶渊明之后,山水诗标志着人与自然进一步沟通与和 谐,标志着一种新的自然审美观念和审美趣味的产生。”[12] 王力坚《山水以形媚 道——论东晋诗中的山水描写》,刘宋山水诗的‘性情渐隐’在东晋诗中已表现得 相当突出;东晋诗重山水之形与景物之色的描写,则肇始了文贵形似、声色大开的 南朝山水诗创作;而谢灵运的山水诗,更是在对‘山水以形媚道’传统的直接继承 与革新中,得到发展与繁盛。” 颜延之与谢灵运齐名,诗歌往往一改典雅凝重风格,而流露出一片真情,如《五君 咏》、《北使洛》就是这样的作品。 鲍照大力创作七言诗,语言奇特瑰丽、奇脚凌厉、风格豪放。代表作是《拟行路难》 十八首。第二阶段即“咏明体”形成、兴起阶段。著名诗人沈约、谢朓等人,将声 韵学的成果运用到诗歌领域,形成永明新诗体。 沈约对永明体的产生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诗歌成就也较突出。诗歌有“长于清怨”的风格特色,《八咏》诗是诗集中的压卷之作。 谢朓也是“永明体”创始人之一,诗歌成就杰出。钟嵘《诗品》中也记载,齐、梁人论诗,以为“谢朓古今独步”。[13] 朱起予《论谢朓的山水诗》将谢朓的山水诗放在六朝田园山水诗发展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通过与陶渊明、谢灵运、鲍照等人诗作的对比,揭示谢朓山水诗的意蕴特色,认为谢朓山水诗的风格是“萧散清新”,这表现在其山水诗闲雅旷远的风致上。谢朓多写“望”里的山水,从静止的一点摄入山水风景,在写景时也将思乡念友的柔情注入其中,忧郁的感情与清亮的山水相融合,构成一种欣悲交加的温润意境。谢朓的诗歌在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对诗歌格律比起重要作用,奠定了唐诗基础,有些基本上达到唐诗风格。 第三阶段,即以“梁简文帝萧纲、梁文帝萧绎为代表的宫体诗”兴盛阶段。宫体诗多描写女性和宫廷生活,风格轻绮柔靡,在诗歌发展史上仍有一定积极意义。代表作家有萧纲、徐陵父子等。 北朝诗歌相对南朝稍逊色,但也有自己特色,特别是庾信的“庾信体”,为南北文学融合、创新作出了杰出贡献。《拟咏怀》二十七首是他的代表作。庾信的诗体上更接近唐诗,可以说开了中唐以后唐诗的先河。 此外,北魏、东魏、北齐诗歌也各具特色,萧综、温子昇、邢邵、魏收等为这一时期代表作家。 小结;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长期分裂的时代,但是不同的阶段,诗歌创作也各具特色。而且正因为这一时期,诗歌不断发展,而且形式多样,对后世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王文生《魏晋南北朝文学史》 [2] 赵东栓《魏晋南北朝文学》 [3] 孙明君《论曹操对原始儒学精神的诗化》,《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4] 缪军《走向心灵——曹植〈杂诗〉小议》,《广西师院学报》1997年第4期。 [5] 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 [6] 《三国志。魏。嵇康传》 [7] 曹道衡《陆机的思想及其诗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6年第1期。 [8] 柏松《潘岳:在超越与沉沦之间》,《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 [9] 王力坚《山水以形媚道——论东晋诗中的山水描写》,《学术交流》1996年第3期。 [9] 袁行霈《陶渊明享年考辨》,《文学遗产》1996年第1期。 [10] 〕张可礼《陶渊明的文艺思想》,《文学遗产》1997年第5期。 [11]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版,第103页 [12] 王力坚《山水以形媚道——论东晋诗中的山水描写》,《学术交流》1996年第3期。 [13] 朱起予《论谢朓的山水诗》,《苏州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