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旭华-大学生职业成熟度的结构模型研究

杨旭华-大学生职业成熟度的结构模型研究 1大学生职业成熟度结构的探索与验证 杨旭华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 ，北京 100070) 本研究在文献分析、深度访谈、开放式调查和预试研究的基础上编制了大学生职业成熟度调查问卷～通过前后两个样本的调查～运用探索性和验证性因子分析的方法～构建了大学生职业成熟度的六因子模型～并形成“中国大学生职业成熟度量”～该量表由职业目标、职业自信、职业妥协、职业参照、职业价值和职业信息六个维度构成～包含18个测量项目。相比于之前学者的研究～本研究重点分析了职业妥协对大学生职业成熟度的影响～并探讨了研究对大学生个体、高等院校和用人单位三方的指导价值。 关键词:职业成熟度,职业妥协,验证性因子分析 一、问的提出 大学生就业已经成为社会以及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根据近几年的就业分析报告，大学生就业问题不仅仅是表现出来的“就业难”，且逐步体现出”择业难”。此外，大学毕业生的职业适应性和稳定性差的问题也日益凸显。2011年就业蓝皮书指出，2010届大学毕业生半年后的全国总体就业率为89.6%，较2009届、2008届分别上升3%和4.1%。但近期报道的“被就业”问题，使得这一数字的准确性值得进一步考证。在2010届大学毕业生中，有60%的人认为目前的工作与自己的职业期待不吻合，且2010届全国大学毕业生有34%毕业半年内发生过离职，其中本科为24%。离职的这部分人群中，有98%发生过主动离职，主要原因是个人发展空间不够(30%)和薪资福利偏低(22%)。 “青年的职业成熟度状况直接关系到他们能否找到适合自己的职业、今后他们能否对自己的职业满意及职业成功”。实际上，大学生就业与择业、职业适应性和稳定性差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大学生职业成熟度不高的现实。国内外的学者对职业成熟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在其概念及维度的确定，但并未形成针对中国大学生职业成熟度的统一定 1基金项目:本文受到北京市教委科研水平提高经费资助—“大学生职业成熟度、职业选择行为与就业绩效的关系研究”，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1年教育与教学改革项目(00291154210143)，劳动经济学院科研与学术资助项目(00200059001116)。 作者简介:杨旭华(1978-- )，山东莱阳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讲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劳动经济与人力资源管理。 1 论，所以对适用于中国大学生的职业成熟度的结构探讨对当前大学生的就业以及择业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研究回顾 1、职业成熟度概念的界定 职业成熟度最早源于vocation maturity一词，是由Super于1955年提出的，Super的成人职业成熟度理论的基本观点是:人的职业发展是个终生的过程，它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在不同的阶段，人有不同的职业发展任务或目标，只有很好地完成了该目标才是成熟的表现。后来Crites(1974)继承并发展了Super对职业成熟度的界定，被其所提出的career maturity 一词代替，视为个人在生涯发展上的速率与程度，并进一步指出，职业成熟度可用来代表个体职业发展的程度及其做出职业选择的准备状态。我国大陆已有的研究中，对“职业成熟度”的概念探讨并不多见，多借鉴国外的观点。龙立荣(2000)等认为:职业成熟度是衡量职业发展水平的一种尺度;冯剑峰(2002)认为:“职业成熟”从它描述的时间跨度而言，描绘了个人职业生涯的发展轨迹;从其内容的角度而言，既包括了个体的知识技能水平、工作世界的认知和态度以及对各种职业选择进行决策的能力。 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可以发现，目前对于职业成熟度的解释总体上可归为两类:第一类是将职业成熟度归纳为一种对应于一定的职业发展阶段或职业发展任务的职业准备程度 (1995);或状态，其代表人物是Super(1955)、Crites(1974)、Betz(1988)、King(1989)、Luzzo等第二类是将职业成熟度界定为一种能力或意识，其代表人物是Westbrook(1973)、Ohler 等(1996)和Levinson 等(1998)。本文所研究的大学生职业成熟度主要沿用的是第一种解释，即认为如果大学生能够根据自己的心理特点以及职业要求进行合理而科学的匹配，做出职业选择，采用客观可行的，最终获得职业，那么其职业成熟度就高，反之则低。 2、职业成熟度的结构维度 Super的职业成熟度理论分别针对中学生、大学生与成人阐述了相应的理论及测量。通过对学生职业选择过程中会遇到的问题的分析，Super认为为大学生的职业成熟度主要有四个维度构成，即职业规划、职业探索、职业信息和职业决策。 假如说Super是职业成熟度的提出者，那么Crites才是真正的职业成熟度研究的集大成者。Crites(1978)模拟智力的层次模型，提出了一个多纬度、多层次的职业发展模型。该模型的最顶端是职业发展的总体程度，类似于一般智力G因素。第二个层次是概况，由四个主要因素群组成:职业选择的一致性、职业选择的现实性、职业选择能力、职业选择态度。 2 韩国学者Lee(2001)构建了韩国版的职业成熟度结构，包括职业目标、职业自信、职业价值、职业自主、职业参照五个因子，与西方的研究相比，Lee的研究更加符合东方文化的特点。由此，北京大学的张智勇等学者(2006)，修订了Lee(2001)编制的职业成熟度量表。目的在于探索一个相对更适合中国大学生的职业成熟度结构，获得一个化的职业成熟度量表，最终得到了包含职业目标、职业自信、职业价值、职业自主、亲友依赖和职业参照六个因素的大学生职业成熟度模型。 三、研究设计与研究程序 1、研究设计 虽然国外学者在职业成熟度方面已开发出一些成熟的调查问卷，但文化因素对于职业成熟度有很大的影响。分析目前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大学生职业成熟度的研究，代表者当属张智勇等人，但其在量表修订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第一，Lee(2001)的量表构建时的施测对象全部都是高中生，而张智勇等人用以考察对中国大学生群体的适应性，有失偏颇;第二，张智勇等人只对量表进行了项目分析和探索性因素分析，并没有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令其量表的结构效度受到质疑。第三，量表中的6个维度在理论上也有经不住推敲之处，职业自主因子和亲友依赖因子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自相矛盾。第四，样本选择有失偏颇，仅以北京大学选修心理课程的学生作为被试，令其样本的代表性受到质疑。有鉴于此，本研究认为有必要采选更广泛的样本，运用更规范的研究方法进行进一步的论证与分析。 2、研究程序 (1)问卷编制 本研究主要参考的问卷构思包括Crites的职业成熟度量表( Career Maturity Inventory，简称CMI )，韩国Lee(2001)编制的职业成熟度量表，张智勇等人所修订的中国大学生职业成熟度量表等。 张智勇等学者通过进一步检验Lee所提出职业成熟度的结构，在原有结构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因子——亲友依赖。本研究认为亲友依赖与职业参照存在较大程度的重合，所以并未借用这一观点，而是在Crites和Lee的研究基础上，吸收半结构化访谈的结论，提出了职业妥协和职业信息两个因子。通过文献分析可以看出，这两个因子也是有存在依据的。其中，职业妥协因子在Crites(1978)，马远(2003)，孙仲山(2001)， 钱丽(2007)，谢雅萍(2008)，马蔷(2009)的研究中均有涉及;职业信息因子在Crites(1978)，Super(1988)，朱云立(2003)，熊红星(2006)，郑海燕，张大均(2006)，钱丽(2007)，罗锡莉、张进辅(2007)，马蔷(2009)的研究中也均有涉及。 3 最终，在综合三位高校就业辅导中心的教师和两位心理学教授的意见的基础上，对大学生职业成熟度的问卷项目进行了部分调整，编制了包含29个题项的预试问卷，并从理论上构建了我国大学生职业成熟度结构的七维模型。 (2)预试与正式调查 研究前后选取了中国37所高校学生作为研究的预试和正式调查对象。问卷采用Liket五点量表，其中1表示“非常不符合”，2表示“不太符合”，3表示“难以确定”，4表示“比较符合”，5表示“非常符合”。 其中男生183人，女生预试问卷发放312份，回收有效问卷301份，有效问卷率96.5%; 118人;年级分布于大学至博士研究生，分别占百分比为5.3%、12.6%、45.2%、32.9%、1.7%、0.7%、1.0%、0.7%;专业涉及理科、工科、社会人文、经济类及其它，分别占百分比为21.3%、22.9%、15.9%、36.9%、3%。运用spss17.0统计软件，进行项目分析和探索性因子分析，最终形成包含23个项目的正式调查问卷，形成大学生职业成熟度的七因子模型。 正式调查发放问卷713份，回收有效问卷700份，有效问卷率98.2%;其中男生380人，女生320人;年级分布于大学一年级至研究生三年级，分别占百分比为4.9%、11.8%、44.0%、35.4%、1.8%、1.6%、0.4%;专业涉及理科、工科、社会人文、经济类及其它，分别占百分比为16.7%、27.9%、15.4%、35.4%、4.6%。运用AMOS18.0统计软件，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最终形成包含18个项目的大学生职业成熟度测量量表，得到拟合效果更佳的职业成熟度的六因子模型。 四、研究结果 1、项目分析 在预调查的项目分析中，主要根据被试的测试结果分别计算出每一题目的鉴别力与区分度。题目的鉴别力主要是求出每一个题目的“决断值”(简称CR值)，即通过高分组和低分组在每个题目上得分的独立样本检验结果来进行。区分度用被试在该项目的得分与其所在分量表总分的相关来表示。根据计算结果，从中选取决断值达到0.05显著水准且数值大于3，区分度在0.20以上的29道题目组成“中国大学生职业成熟度预测量表”。 2、探索性因子分析 首先进行关联性分析检验样本数据是否适合进行因素分析，利用取样适应性量数KMO和巴特利特(Bartlett)球状检验来确定项目间的相关程度。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大学生职业成熟度预测量表”的KMO=0.757，Bartlett的球状检验值为2259.589，Sig.=0.000<0.01。综合 4 两个因素，说明样本充足度足够，并且显著，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因子分析。 其次，采用主成分法对职业成熟度抽取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特征值越大，表示因素能解释总体的变异量越大，与此同时采用碎石图加以检验。应用最大方差法经主成分分析旋转得到旋转矩阵，根据Kaiser的建议，保留共同度(Communality)在0.5以上的项目并避免存在双重或多重载荷。对旋转成份矩阵进行观察，发现“我十分了解我将从事职业的工作环境”在两个因子上的载荷分别为0.510和0.494，从而删除，以此类推，最终得到包含23个题项的调查量表。再次进行因子分析，此时分析数据结果，量表的KMO=0.726， Bartlett球状检 Sig.=0.000<0.01。采用主成分法抽取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并同时观察验值为1546.0009， 碎石图，发现在第7个因子处出现拐点，此后碎石图坡度趋于平缓，且提取第7个因子时特征值为1.096，可以解释总方差的59.218%。经主成分分析得到旋转成份矩阵，如表1所示。 表1 中国大学生职业成熟度预测量表旋转成份矩阵 职业 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职业 项目 目标 自信 妥协 参照 自主 价值 信息 对于职业，我已经有了明确的目标。 0.795 尽管现在我还是个学生，但是我能想象出 将来自己的工作状况。 0.770 对于将来做什么工作，我已经做了明确的 决定。 0.769 尽管以后我可能会改变想法,但现在我已 经选定了一个吸引我的职业。 0.650 我十分清楚我的兴趣、爱好、优势以及劣 势。 0.467 我担心找不到自己想要的工作。 0.770 不论我多努力地尝试，我或许得不到我想 选择的职业。 0.697 我对自己和自己的能力缺少信心。 0.674 我担心我选择的职业不能帮助我成为想 做的那个人。 0.642 有时，我迫不得己要选择不是自己首选的 职业。 0.720 因为社会现实，选择职业时我可能不得不 做出某些方面的妥协。 0.709 因为经济因素，选择职业时我可能不得不 做出某些方面的妥协。 0.687 因为家庭及父母压力，选择职业时我可能 不得不做出某些方面的妥协。 0.574 5 在我感兴趣的职业领域中，我喜欢读那些 成功人士的事迹。 0.840 我愿意学习在我感兴趣的职业领域中成 功人士的经验，希望自己能和他们一样。 0.802 我喜欢和校友讨论学业和未来的职业。 0.478 我会按照父母的希望选择职业。 0.722 不管别人怎么说,我想我会选择一个我喜 欢的职业。 0.711 我会根据我自己的标准来选择职业。 0.666 我只选择工作环境好或者社会地位高的 工作。 0.807 职业选择时，我更倾向于选择一个具有高 度社会声望的职业。 0.771 我十分了解当前的相关部门所公布的就 业形势信息。 0.829 我十分了解选择职业的渠道以及方法。 0.665 特征值 3.729 2.646 1.977 1.567 1.408 1.197 1.096 旋转平方和载入(负荷量):% 11.893 9.350 8.671 8.261 8.241 6.832 5.969 累计负荷量:% 11.893 21.243 29.915 38.175 46.417 53.249 59.218 根据表1所示，23个项目提取7个公共因子后，累计解释了数据总方差的59.218%，每个项目都在其中的一个公共因子上有较高的载荷值，而对其他公共因子的载荷值较低。观察每个公共因子所包含的项目指标，可以发现该模型符合实际情况，每个因子的项目意义明确、可解释性强。 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大学生职业成熟度可由职业目标、职业自信、职业妥协、职业参照、职业自主、职业价值和职业信息七个维度构成。这样的结构是否可靠、有效，需要通过新样本的调查，运用验证性因子分析进行检验。 3、验证性因子分析 验证性因子分析是一种证实的技术。它是从构想模型出发，用观测数据与构想模型进行拟合，检验观测数据对构想模型的支持程度。另外，为了进一步验证模型的合理性，还可以提出竞争模型进行比较以判断模型的优劣。 在实际运用协方差结构模型分析时，除了X2/df外，一般常采用的指数是CFI、NFI、NNFI(TLI)、GFI和RMSEA，其中前四个指标的值在0.90以上表示模型拟合很好，在0.80以上被认为拟合较好，可以接受;RMSEA的值在0.08以下表示模型拟合较好，RMSEA取值在0.05以下，表示模型拟合很好(孟庆茂，2006)。 据表2所示，七维度模型拟合程度较好，但仍存在进一步的调整空间。 6 表2 中国大学生职业成熟度七维结构模型的拟合指标比较 22x df x/df CFI TLI NFI RMSEA 模型 660.144 209.000 3.159 0.890 0.854 0.849 0.055 七维 深入分析七维度模型，发现其中的职业妥协和职业自主在意义解释上存在一定的排斥性。Crites(1978)首次提出“职业成熟度”中“妥协性”这一维度。大致认为，妥协性是指个体愿意在自己的理想职业和现实之间做出妥协的程度。关于职业妥协的研究在之后进一步得到延伸，其中代表性的是Gottfredson的职业抱负发展理论。Gottfredson指出，职业抱负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不断缩小范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逐渐淘汰和放弃那些不能接受的选择，建立一个自己认为可以接受的社会空间。不仅如此，人们在面对内在或外在障碍时，为了得到那些虽然他们不太喜欢但更可能得到的机会，还会放弃那些他们最喜欢的选择。对比之下，Super(1974)认为:职业自主(vocational independence)性是指个体对工作选择独立的程度;Lee(2001)提出的“职业自主”是反映个体是否以自己的标准来选择职业。事实上，在外部环境的作用下，个体有时无法完全维持原有标准或者完全依赖自身以达到职业目标，所以职业自主和职业妥协两个概念存在一定的排斥性。 当今大学生的就业状况也逐步验证了这一观点，各种原因的妥协已经充斥在大学生求职以及职业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北京市团委、北京青年压力管理服务中心联合发布了2010年大学生就业压力调查报告，报告显示大学生求职心态更为现实，本科学历人群中愿意接受零月薪的比例达到20%。由此可见，职业妥协比职业自主在当今社会更能主宰大学生的职业选择思想。 另外，在数据中对因素相关性(Covariances)进行观察发现，职业自主因子与其他因子的相关性表现均不显著(在p=0.001和p=0.01水平下)。据此假设以“职业妥协”替代张智勇等学者所提出的“职业自主”会使模型的拟合程度进一步优化。 为证实理论假设，研究确定了两个比对模型，分别是存在职业自主而不存在职业妥协因子的六维模型1和存在职业妥协而非职业自主因子的六维模型2，结果发现六维模型2的拟合结果明显优于七维模型和六维模型1。在此基础上根据项目载荷，删除两项载荷小于0.5的项目，最终形成拟合指数最优化的六维模型3。如表3和图1所示。 表3 中国大学生职业成熟度结构模型的拟合指标比较 22模型 x df x/df CFI TLI NFI RMSEA 7 660.144 209.000 3.159 0.890 0.854 0.849 0.055 七维模型 484.428 137.000 3.536 0.903 0.866 0.872 0.060 六维模型1 409.710 155.000 2.643 0.931 0.907 0.895 0.048 六维模型2 341.855 120.000 2.849 0.937 0.910 0.908 0.051 六维模型3 研究最终构建理论模型，将职业目标、职业自信、职业妥协、职业参照、职业信息和职业 价值6个变量定义为潜在变量，共包括18个可观测变量，如图1所示。 图1 中国大学生职业成熟度六维模型路径图 4、信度与效度分析 8 运用SPSS17.0统计软件对问卷进行信度检验:本次量表的Cronbach 's Alpha系数为0.719，大于0.70，量表一致性信度较好;间隔4周之后，招募了80名被试进行重测，结果发现两次结果有十分显著的正相关，相关系数r=0.749(N=78,p=0.000<0.01)，证明量表具有良好的重测信度。 结构效度的检验通常使用因素分析来考察整个量表的因素结构是否明晰合理，其含义是否符合理论构想。从探索性因素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大学生职业成熟度问卷的因素结构清晰，因素内所包括的项目在该因子上的负荷也较高，因子负荷大多数在0.6一0.8，共同度除一项 以上并且其不低于49%，对总体方差的解释量也很高，达到65.930%。同时，根据外都在52% 验证性因子分析的结果，从模型的各项拟合度指数来看，最终确定的大学生职业成熟度的六因子模型的整体拟合度较好。 五、分析与讨论 本研究构建了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大学生职业成熟度的六维模型，并形成“中国大学生职业成熟度量表”，该量表由职业目标、职业自信、职业妥协、职业参照、职业价值和职业信息六个维度构成，包含18个测量项目。与前人研究相比，职业妥协是本研究重点提出的一个反映当代大学生职业成熟度的因子。在社会现实和家庭压力面前，越来越多的大学生选择了各种形式的妥协，或因为金钱，或因为地域，或因为情感，或因为能力。种种迹象表明，职业妥协在大学生的职业思考中占领了一席之地，成为衡量职业成熟度不可或缺的一个因素。 龙立荣、方俐洛和凌文辁曾指出，“尽管职业成熟理论和测量方法还存在许多不足，但其研究价值却不容质疑，它直接关系到职业辅导标准及内容的制定，进而影响到职业辅导活动效果的科学评价。如何在国外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开展职业成熟研究，将是我国职业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所面临的重要课题”。本研究顺应了职业成熟度研究和发展的方向，为从理论研究扩展到实践干预研究，以及职业指导和职业咨询的发展均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基础，研究对大学生个体、高等院校和用人单位三方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和应用价值。 从大学生自身来看，当代大学生需要逐步从学校向社会过渡，从大学生向职场人转变，职业成熟度的高低影响着其职业生涯发展的方方面面。准确了解自我职业成熟度水平，并有针对性地弥补劣势提升优势，提高自身职业投资收益，做出准确的职业生涯规划有着弥足轻重的作用。从高校角度来看，高校的就业指导工作在大学生职业成熟度的提升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了解学生的职业成熟度水平并通过团队干预等方式提升其职业成熟度已被证实具有极大的可行性。运用科学的量表跟踪了解大学生职业成熟度的变化，并对其不足之处 9 提供有的放矢地辅导，会使得高校就业辅导工作的开展事半功倍。从用人单位角度来看，职 业成熟度的判断可以助其了解所招聘人员是否符合雇佣要求和企业文化，同时也使得帮助在 职员工进行职业生涯规划的可操作性大大提升。 参考文献 1. 麦可思研究院: 《2011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5 月 2. 马远，凌文铨:《国外青年职业成熟度研究》，载《当代青年研究》，2006(5) :68-72 3. 龙立荣，方俐洛，凌文辁:《职业成熟度研究进展》，载《心理科学》，2000(5):595-598 :4. 冯剑峰: 《职业成熟度理论及其对职校生的评价标准》，载《职业通讯》，2002年第1 期 51-5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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