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人生际遇与其词风之间的关系 200201班赵志富 摘 要中国历史上的

苏轼的人生际遇与其词风之间的关系 200201班赵志富 摘 要中国历史上的 苏轼的人生际遇与其词风之间的关系 200201班 赵志富 摘 要 中国历史上的思想文化巨人踏入社会之后～他们最初的抱负和以后的遭遇常常处于一种尴尬的对立状态。苏轼也没有摆脱命运的安排～他的人生道路在强大的社会异己力量的冲击下边的荆棘丛生。在宦海沉浮中～苏轼历经磨难～从刚开始的一帆风顺到后期的荆棘丛生～从少年时的万丈豪气到杭州刺使任上的明艳亮丽～从密州刺使任上的无限爱国热情到流放黄州、密州、儋州的逐渐平静的心灵世界～这些都影响到他的词作～使他的词作明显的分成了三个阶段:一是由早期杭州词为主体构成的明艳语～二是由密州词为主体构成的狂放语～三是由黄州词为主体构成的旷达语～但是～不管是明艳、狂放还是旷达～其中在深层次里都流淌着苏轼人生失意的苦泪。 关键词 苏轼 明艳语 狂放语 旷达语 中国封建社会的文人，大多是抱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伟抱负而踏入社会生活的。然而，当我们具体去审视一个个思想文化巨人时，却发现他们最初的抱负和以后的遭遇几乎常常处于一种尴尬的对立状态。就连“怀瑾握玉)独善其身”的退身之策也在强大的社会异己力量的冲击下而变地荆棘丛生。从虽死犹荣的屈原到放荡不羁的阮籍，从超然物外的陶渊明到行藏在我的白居易，在他们身上都显示了不同人格特征，耿介而又世故，狂放而由拘谨，进取而又淡泊，重生而又轻死，既兼济天下又独善其身，既为君报国又为己全性……而苏轼则可以说是这些封建文人的一个典型代。 苏轼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经历磨难最多，生活起伏最大的作家之一。在多次的宦海浮沉中，饱受着痛苦折磨的苏轼不愿屈服于命运的摆布，他从自己的生活经历出发对人生和社会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通过对儒)释)道等传统哲学的吸收和融和，逐渐形成了一套崭新的)独特的人生哲学 ，即以自我为中心，以外部条件的具备与否为辅助性前提的可隐可仕，无适而不可的实用主义自然人生哲学。这种人生哲学使苏轼更理智更自如地超越世俗的一切功名利禄，从而如脱钩之鱼，无往而不乐。这种人生哲学使苏轼能以一种超然物外的审美态度去对待人生，在处境最艰难的时候也能够写出最达观)最至情的诗词，从而使其创作进入了一个广博而深厚的境界，达到一种“天人和一”)“与万物同化”的层次。这是文学史上的一个重大的突破。 纵观苏轼的生平及其词作，从一开始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奋励有当世志”到后来的旷达)广博深厚的境界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一是由早期杭州词为主体构成的“明艳语”，二是由密州词为主体构成的“狂放语”，三是由黄州词为主体构成的“旷 达语”。但是，不管是“明艳”“狂放”还是“旷达”，其中在深层次里都流淌着苏轼人生失意的辛酸和苦泪。 一)以杭州词为主体的“明艳语”。 苏轼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宋仁宗景佑三年丙子(1037)十二月十九日[1]出生于四川眉州(今四川省眉山县)，于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辛巳(1101)七月二十八日卒于常州，享年66岁。 苏轼出生于一个富有文学素养的家庭。《嘉佑集》卷十三《族谱后录》上篇载:“苏氏出自高阳(古帝颛顼)而蔓延天下。神龙初(705)，长史味道刺眉州，卒于官，一子留于眉。眉之有苏氏，自是始。”苏味道是武则天朝的宰相，是苏家的远祖。而苏轼的父亲苏洵则是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有着非常深厚的文学功底。与子苏轼)苏辙并称“三苏”。欧阳修在《苏明允墓志铭》中写到:“年二十七，始大发奋，谢其素往来少年，闭门读书，为文辞。岁余，进士再不中又举茂才异等不中，退而叹曰:„此不足为吾学也?。悉取所学文数百篇焚之。益闭门读书。绝笔不为文辞者五六岁，乃大究六经百家之说，以考质古今治乱成败)圣贤穷达出处之际，得其纯精，涵蓄充溢，抑而不发，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笔顷刻数千言，其纵横上下，出入驰骤，必造于深微而后止。盖其禀也厚，故发之迟，志也悫，故得之精。”这是一位性格倔强的学者，他写的文章，博辩宏伟，风格纵横雄奇。曾子固称他的文章“烦能不乱，肆能不流。其雄壮俊伟，若决江河而下也;其辉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苏明允哀辞》)。当他在科举失败后，就把精力集中在对两个儿子的培养上。他曾对两个儿子说:“吾尝有志于世，今老矣。二子当成吾志乎～”他因势利导得发展两个儿子的智慧和才能，培养他们严谨的学风。苏轼的母亲程夫人是大理寺丞文应的女儿，她对苏轼的影响也相当的大。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载:“公生十年而先君宦学四方，太夫人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辙能语其要。太夫人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公侍侧，曰:„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为滂，吾固不能为滂母耶～?公亦奋励有当世志，太夫人喜曰:„吾有子矣～?”她教育孩子要“奋励有当世志”。苏轼在父母的激励下，从小发奋学习，闭门苦读，“我昔家居断往还，著书不复窥园葵。”(《送安惇秀才失解东归》)。在这样的家庭教育下，苏轼健康成长，从小就有济世之志。 宋仁宗嘉佑元年(1056)，二十一岁的苏轼风华正茂，雄姿英发。其年三月，苏洵率领苏轼)苏辙父子三人上京赴秋试。途经成都，走访张方平。方平读其文章，“一见以国士相许”，是年七月，朝廷在开封景德寺举行考试，苏轼在考试中成绩优秀，举进士。嘉 )正月，苏轼参加礼部举行的考试，以《刑赏忠厚之至论》一文震惊了当时佑二年(1057 的主考官欧阳修。欧阳修是当时北宋的文章宗师，是文坛的执牛耳者。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在当时文坛上有着至高地位的人却对他的好友梅尧臣说了这样的话:“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而“三十年后世人更不道著我也”，“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这些溢美之词使苏轼声名大振，誉满京城。一时间，“学士大夫莫不知其名，家有其书”，并争相以结识苏轼为荣。就连当时的仁宗皇上在退朝后也高兴地对皇后说:“妙哉～妙哉～朕今日为子孙找到了两个宰相”，赏识之词溢于言表。所有这些盛誉都迎合了苏轼年青气盛的性格和好高骛远的心理，同时也极大的鼓舞了他心中积极用世，奋发有为的热情。 在这个时候，苏轼的诗词充满了豪放旷达之意，胸中更没有丝毫的阴暗之气。他的心情很好，仕途生涯也过得不错，反映在他的诗词中就是在这一时刻的明艳语。他唱道:“为君铸作百炼刀，要斩长鲸为万段”，“丈夫重出处，不退要当前”，“屈原古壮士，就死意甚烈……大夫知此理，所以持死节”，俨然以儒者入世的政治面目走向了政治舞台。 但是，残酷的社会现实给苏轼前期的仕宦生涯带来了一点小小的麻烦。熙宁四年(1071)，苏轼因与朝中的新派(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政见不合，于是自己请求外调，任杭州府通判。这一年他三十六岁。苏轼这次虽然也是属于贬谪之列，但由于他是主动请求外调，所以他没有受到任何形式的迫害和打击，只不过与当时执政者政见不合，“道不同不相为谋”而已。因此，这个时候，苏轼的心情还是不错的。虽然因为仕途上的这点小麻烦还有一些耿耿于怀，但在总体上他的词风还是“明艳亮丽”的。因为苏轼在杭州词中渗透了很强的歌妓文化，这就成为杭州词风“明艳亮丽”的重要原因之一。苏轼平生“不耽女色，而乐与妓游”(《茶余客话》)。苏轼的这种文化性格不仅具有宋代文人士大夫喜欢歌舞，善音乐，酷好声妓的文化含蕴，而且更有苏轼风流天性的因素在起作用。《苕溪渔隐丛话》引惠洪《冷斋夜话》中关于苏轼在杭州居然把妓女带到佛门，与禅师互相调侃的故事:东坡镇钱塘，无日不在西湖，尝携妓谒大通禅师，愠形于色。东坡作长短句，令妓歌之，曰: “师唱谁家曲～宗风嗣阿谁,借君拍板和门槌～我也逢场作戏莫相疑。溪女 方偷眼～山僧暗皱眉～却嫌弥勒下生迟～不见阿婆三五少年时。”时有僧仲殊在 苏州～闻而和之～曰:“解舞清平乐～如今说向谁,红炉片雪上钳槌～打断金毛 狮子也堪疑。木女明开眼～泥人暗皱眉～蟠桃已是着花迟～不向春风一笑待何时,” 令读者不禁捧腹大笑。我们再看苏轼所写的“借君拍板和门槌，我也逢场作戏莫相疑”，充满诙谐幽默的心情，恰当地表现了苏轼在杭州时的心态:虽然因为在政治上难以有所作为而有一些哀痛之感，“眼看世事力难任，贪恋君恩退未能”，但他总体的心志是欢愉的，而且不时为自己寻找一些生活上的乐趣:“借君拍板和门槌，我也逢场作戏莫相疑。溪女方偷眼，山僧暗皱眉，却嫌弥勒下生迟，不见阿婆三五少年时”，令人哈哈一笑。这一时期苏轼词的特色正如龙榆生《东坡乐府综论》中所说:“(东坡词)初则往来常调，少年风度，潇洒风流，其词亦清丽飘逸，不作愁苦语”。 二)由密州词为主体构成的“狂放语” 当苏轼与新派(变法派)意见不合时，他怕在朝廷难以安身立命，于是自请外任到杭州才。在杭州通判任上呆了三年。当时他的弟弟苏辙(子由)在济南。为了接近家人，所以他又申请到密州任职。苏辙在《超然台赋序》中说:“子瞻通守杭州，三年不得代，以辙在济南，求为东州守。既请得高密，五月乃有移知密州之命。”于是苏轼于熙宁七年甲寅(1074)九月离开杭州赴密州。一路上触景伤情，无心观赏沿途景色，凭着.马鞍回响往事，思潮滚滚，“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把自己内心深处的思想矛盾用词的方式加以外化，直抒胸臆，于是作《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抒发胸中的浩瀚之气，表达“致君尧舜”的远大志向: 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锦～朝露团 团。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当 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 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樽前。 温庭筠的《商山早行》是羁旅抒怀的名篇，其诗云:“晨起动征铎，客行愁故乡。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槲叶落山路，枳花明驿墙。因思杜陵梦，凫雁满回塘”。苏轼把这首诗所写的意境化入词中。词的上篇，以“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写凌晨时刻店的孤清，残灯，鸡鸣，孤枕，这种凄清的环境最能引起异乡游子的惆怅情思。而“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锦，朝露团团”四句，已进入月色下登上旅途的描写:在晨鸡初鸣的朦胧暖月下，他无法再入睡了，于是登程起身赶路。这时候，展现在眼前的是一片 月色晨霜，云山朝露。秋天的清晓之前，茫茫的大地里显得明晰清冽。通过对客观景物的铺排描写，抒写内心无法抑制的澎湃的思想感情，不禁发出了“世路无常，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的感叹。他骑在马上，凭鞍微吟，思绪万千。“征鞍无语，往事千端”写出他在那漠漠的旷野里，在那凄凉的秋色清霜的冷冽氛围中，过去与弟弟子由一起为功名事业奋斗的历历往事全部涌上心头。在这样的感情基础上，引出了下片的浩叹:“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这是青年时代的豪情壮志。相当年壮怀激烈，以陆机陆云兄弟自况，凭胸中万卷，凭如椽铁笔，在科举考场上，兄弟俩声名大振，对“致君尧舜”的功业满怀信心。胸怀倾荡磊落，心中豪情呼啸而出。杜甫的“致君尧舜上，更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就是苏轼的奋斗目标。这段文字如诗如文，以词章来发表自己的政治宣言，寄托“狂放”之语，这是苏轼前期词风的特色。 同样表现苏轼狂放词风的还有苏轼在密州时写的《江城子?密州出猎》。这首词是苏轼述怀言志的典型作品。苏轼在密州的生活是非常寂寞和失意的。他在《除夜病中赠屯田》一诗表现了他在密州除夕夜的生活场景: “欲起强持酒～故交云雨散。萧条灯火冷～寒夜何时旦。倦仆触屏风～饥鼠 嗅空案。数朝闭阁卧～霜发秋蓬乱”。 在这样沉闷的生活里，苏轼却爆发出强烈的理想的火花。他的《江城子?密州出猎》是一首壮歌，表达了他的政治理想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 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 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此词写于熙宁八年乙卯(1075)，王文浩《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卷十三载:“乙卯十月祭常山回小猎，与梅户曹会猎铁沟，作诗，并作《江城子》”其中描写了苏轼不甘寂寞的辉煌壮举，一个“狂”字，贯穿全篇。“老夫聊发少年狂”反映了他内心的愤慨和对现实的反抗。苏轼时年四十岁，尚未为老，却自称“老夫”，又说“聊发”，形象地透视出内心抑郁的情绪，从而爆发出“少年狂”的行径。他左手牵黄狗，右手擎苍鹰，头戴锦帽，身披貂裘，何等威武，而“千骑卷平冈”，一个“卷”字写出了队伍的壮大，气势的凶猛。“为报倾城随太守”以万人空巷看太守学孙权射虎的热闹场面，夸示自己的英雄气概，雄心勃勃。下片的“酒酣胸胆尚开张”是继续写“老夫”的狂态，他心高胆壮，激动的情态发展到了高潮。在这种情况下，他虽然正视自己的衰老:“鬓微霜”，但他毫不 介意，“又何妨”三字，生动地表现了酒酣意浓之中的情态。他满怀希望，以“魏尚”自况，“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希望能够杀敌报国，成就功业。 这首词感情纵横奔放，如长江大河，瞬息千里。词中表现了自己的胸襟和胆识、情感兴趣和希望理想，姿态横出，“狂”象毕露。以壮词述壮志，表现了东坡乐府的豪迈风格。苏轼在《与鲜于子骏》文中说:“所患诗文，皆萧然有远古风味，然此风之亡也久矣。欲以求和世俗之耳目则疏矣，但时独于闲处开看，未尝以示人，盖知爱之者绝少也。所索诸诗，岂敢指手，然不可不作，特未暇耳。近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可见苏轼对这首词颇为得意。 苏轼在密州的这些词与在杭州的不同。杭州词明艳雅丽，有游戏人生的意态，而密州词表现的则是对年华将逝而功名未遂的感慨。这是由于苏轼在杭州的三年并没有遭受政治任何形式的迫害和打击，他在杭州任上修西湖，撰文词，潇潇遥遥地度过了三个春秋。三年仕满移知密州之后，突然发现自己年华将逝但却功不成，名未就，这是与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理想相矛盾的。于是一方面他对功名利禄感到疏懒，另一方面还对功名利禄充满希望，所以写下了这些“狂放”之词，这是作者壮志未遂时情感的一种宣泄方式。正如苏轼在《屈原庙赋》中所写:“吾岂不能高举而远游兮，又岂不能退默而深居。独嗷嗷其怨慕兮，恐君臣之俞疏。生不能力争而强谏兮，死犹冀其感发而改行。苟宗国之颠覆兮，吾亦何爱于久生”，借对屈原身世的歌颂，表现了对政治生活的无限留恋和对国家的炽热忠心。但是，这种对功名的渴望很快就被残酷的现实击打得粉碎。 三、以黄州、惠州、儋州词为主体的“旷达”语 苏轼一生的第一次大的灾难开始于“乌台诗案”[2]。 元丰二年(1076)正月，苏轼作《田围博见示石炭诗，有“铸剑斩佞臣”之句，次韵答之》一首，诗云: “楚山铁炭皆奇物～知君欲斫奸邪窟。属镂无眼不识人～楚国何曾斩无极。 玉川狂直古遗民～救月裁诗语最真。千里妖蟆一寸铁～地上空愁虮虱臣。” 这首诗成为政敌蓄谋已久的政治迫害阴谋的导火线。于是在他移知湖州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元丰二年(1076)六月二十七日、七月二日、七月三日，权鉴御史何正臣，舒亶，权御史中丞李定连续上表弹劾苏轼，其中罪状多为苏轼所写的诗文。他们以苏轼所写的诗 文望文生义，牵强附会地大做文章，说他反叛皇帝和朝廷。有些人更在苏轼的上书中断章取义，明言他反对新法;甚至连当时人们喜欢苏轼的作品也成为罪名之一，何正臣说:“轼所为文学，传于人者众”;李定说:“(苏轼)滥得时名”，舒亶说:“(苏轼)传布中外，自以为能”。他们还选取苏轼的诗文集，举册以进神宗，神宗下旨送御史台根劾。这一罗织罪名的文字狱便付诸实施了。可见“乌台诗案”是以诗文为定罪的借口，实际上是由于苏轼在性格上的坦荡，政治上的光明磊落、不说假话，真实地反映新法在执行过程中的某些弊病，因而不为当时主持新法的人们所容，他们必然要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 苏轼从元丰二年八月十八日入狱到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出狱，历时130天，他在狱中过着“梦绕云山心似鹿，魂惊汤火命如鸡”的日子。而在这惊悸惶恐的牢狱生活中，苏轼的思想也进行了一次新的进化。这场浩劫使他跨入了人生的另一个更高的境界。他的人生观更加趋于完美和成熟。牢狱生活使他更加理解了生活的真谛。 苏轼在《自题金山画像》中写道: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这是他晚年出海南归的途中对自己的一生所做的。所谓功业，则更多的是指他自己在文学上的思考和成就，并因此跨入的新境界。 在黄州、惠州、儋州，由于身受“乌台诗案”的牵连，苏轼不能签署公事，等同于软禁。在这个时候，他已经完全放弃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对政治完全失去了希望，逐渐转向对坎坷的命运进行思考。在思考的过程中，他的心情是“旷达”的。他在给李端叔的信中说:“得罪以来，涂自闭塞，扁舟革履，放浪山水间，与渔樵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自喜渐不为人识”[3]。《与王定国》中则说:“某寓一僧舍，随僧蔬食，感恩念旧之外，灰心杜口，不曾看得人。所云出入，盖往村屋沐浴，及寻溪傍谷，钓鱼采药以自娱耳。”他在黄州东破躬耕，让妻子养残织布，每天倾壶吟诗，游山玩水，与村夫野老交朋友，闲适自若，悠然自在。流放的痛苦好象早已被抛到了九霄云外。贫寒的生活更加锻炼他的意志，过去的少年豪气，政治上的锋芒毕露，这时候好象在安国寺的焚香默坐之间脱胎换骨了。他的人生态度更加趋于自然。如其《东坡诗》所写: “雨洗东破月色清～士人行尽野人行。莫闲荦确坡头路～自受铿然曳杖声。” 在黄州，苏轼的思想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他的文学创作焕发出灿烂的光彩。苏辙在《东坡先生墓志铭》中指出:“(苏轼)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膛然不能及也。”正如苏辙所言，苏轼在黄州时文章风格一变，由在密州的“狂放用世”之志变为“旷达超世”之态。苏轼在《定风波》中说: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 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 雨也无晴。 他这种“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兀傲态度，自我解脱的处世哲学，使他心静如水，在无官事之劳的闲暇生活中，他有更多的时间去洞察人生。这使他心灵深处产生了深刻的蜕变，表现在词上则是旷达的词风，不再以政治抱负为重点。例如他的另一名作《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 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 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 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虽然苏轼在词的上阕谣想古时的英雄豪杰，凭吊他们的英雄事迹，但下阕却以“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给这些英雄作结:他们虽然创造了那样多的功绩，到头来还不是“灰飞烟灭”,体现在哲学上的思考则是“人生如梦”。这首词非常明显地体现了苏轼词由抒写政治抱负到思考社会人生的转变。虽然有那么一点小小的忧愁，但总体上表现的还是旷达的词风，对人生失意的旷达在这里表现得最为明显不过。 正当苏轼正在对自己的内心进行不自觉的改造的时候，苏轼又迎来了他人生的第二次大的灾难，那就是“元佑党祸”。 元佑八年(1093)九月，皇太后去世，哲宗亲政，章惇任宰相，新派势力掌握政权。他们把过去反对新法的官吏一一问罪惩办，苏轼也在其中，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元佑党祸”。于是苏轼在出知定州不久，又被加上“文足以惑众，辩足以饰非”的罪名，于绍圣元年(1094)六月贬建昌军司马，惠州安置，不得签署公事。这样，惠州就成为苏轼第二个建立功业的地方。这一年他59岁。 苏轼到惠州的时候，他的继室同安郡君王闰之已经逝世，苏轼携幼子苏过及侍妾朝云共赴惠州贬所。这时候的苏轼已经是垂垂老矣，被贬南荒，九死一生，自知生还无望。但在绝望中，他却在惠州优美的自然景色中得到了慰藉，甚至愿意“长作岭南人”了。他在《十二月二日初到惠州》一诗中写道: “仿佛曾识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吏民惊怪坐何事,父老相携迎此翁。 苏武岂知还漠北～管宁自欲老辽东。岭南户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 岭南的春色，惠州父老在惊怪的心情下对他的热情欢迎，使他十分热爱惠州的风物，甚至愿意终老此乡。他在《惠州一绝》中写到: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桔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在这里，他为惠州的美丽的风物所吸引，产生了浓重的归隐田园的思想，当然，这种思想的产生和他在政治上的失意也是分不开的。他在这里写下了大量的和陶诗和与田园生活有关的词，都是非常的精彩。 苏轼“一生凡九迁”，他的坎坷的生活遭遇使他对陶渊明产生了深刻的共鸣。他的个人品格和气质也和陶潜十分地相似，加之他的揉杂儒、道、佛的复杂思想使他在政治失意之时热衷于写一些田园诗，这并不是一般的诗歌创作，而是苏轼后期思想和生活的写照。在政治上屡屡碰壁之后，他对功名利禄感到疏懒，于是写下了许多内寓“归隐田园”之意的词章。如他在熙宁八年乙卯(1075)送东武令赵晦之归海时写道: “贤哉令尹～三仕已之无喜愠。我独何人,犹把虚名玷缙绅。不如归去～二 顷良田无觅处。归去来兮～待有良田是几时,” (《减字木兰花》) 赵晦之被罢官归海州，苏轼送行时，有“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感。他以“三仕已之无喜愠”的历史典故来赞美赵晦之的高贵品格。据《论语?公冶长》记载:令尹子文三次在楚国做令尹(相当于后代的宰相)的官，没有喜色;三次被罢免，他也不恼怒。每次交接职位，都把自己的政令告诉交接职位的人。苏轼在宦海浮沉之中，他同情赵晦之，而且自己也有淡泊归隐的倾向，想到自己“犹把虚名玷缙绅”，深感惭愧;他又借用《史记?苏秦转》的“使我有洛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的话语，他盼望能获得“二顷良田”，但是要等到有所良田才归隐，那就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这首词一方面表现了对朋友失官的劝慰之情，另一方面又表现了他归隐田园的想法。 “乌台诗案”的打击使苏轼“致君尧舜”的抱负彻底完结。在黄州、惠州的日子里，老庄哲学思想占了上风，苏轼看破了尘世上的功名利禄，把功名利禄视为“蜗角虚名、蝇头微利”，这是人们在大灾难后自然产生的思想，苏轼也不例外。这个时候，他向往浮游五湖四海的生活，以陶渊明的田园之志为榜样，“只渊明，是前生”，退隐的愿望成为他这一时期的精神支柱，他甚至将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改为《哨遍》词，谱写了对田园生活的想象，希望过着一种“忘我兼忘世”的生活，在琴书之中去体味人生的真味，词中写道: 噫:归去来兮～我今忘我兼忘世。亲戚无浪语～琴书中～有真味……神仙知 在何处～富贵非吾志。但知临水登山啸咏～自引壶觞自醉。此生天命复何疑…… (《满庭芳》) 又如: 推枕惘然不见～但空江明月千里。五湖闻道～扁舟归去～仍携西子。云梦南 州～武昌东岸～昔游应记。 (《水龙吟?小舟横截春江》) 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着甚干忙。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且趁闲身未 老～须放我～些子疏狂。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 (《满庭芳》) 这些词章都反映了苏轼思想在剧烈的斗争之后顺从老庄哲学的蜕变过程。苏轼曾读《庄子》而后怅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东坡先生墓志铭》)。因此，词中所表现的是苏轼在接受牢狱生活的磨练之后，突破了儒家思想的规范，从中蜕变出来而显露了老庄思想的色彩，归隐田园成为他这一时期的主要思想。 归隐田园的情怀发展到后期更为深厚。人世间的荣枯哀乐，他已经渐渐地淡泊，“尘心消尽道心平”(《临江仙?我劝髯张归去好》)。他的一首《行香子》表现地更为突出: 清夜无尘～月色如银。酒斟时～须满十分。浮名浮利～虚苦劳神。叹隙中驹～ 石中火～梦中身。 虽抱文章～开口谁亲,且陶陶～乐尽天真。几时归去～ 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 苏轼在月色下的醉意朦胧，对这“浮名浮利、虚苦劳神”的生活，产生了一种厌倦的情绪，他希望过上一种“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的闲适幽雅的生活，他要“都将万事，付与千钟”(《行香子?昨夜霜风》)，他决心“莫问世间何事”(《好事近?烟外倚危楼》)，“自笑浮名情薄，似与世人疏略。一片懒心双懒脚，好教闲处着”(《谒金门?秋池阁》)，他以乐观旷达的情调，流露出心灵深处的呼声，自然和谐，感人情愫。 如果说这个时候的苏轼“归隐田园”仅仅是他内心深重的呼唤和迫切的想法的话，那么苏轼在儋州的生活则真正地和老百姓生活在了一起，他完全放弃了在政治上的抱负，将官场的尔虞我诈、浮名虚利彻底地抛在了脑后，真正地实现了归隐田园的理想，这也是时事使然，命运希奇古怪地又一次捉弄了他。 在惠州时，乐观旷达的苏轼以作词自娱，其中有一首《纵笔》诗写道: 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闻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这首苏轼在睡意朦胧中的喟叹给苏轼带来了更大的灾难。时任宰相的章惇听说他在惠州的生活竟是如此的逍遥，因而进一步对他进行政治上的迫害，将苏轼流放到儋州。苏轼 在绍圣四年(1097)四月离开惠州，渡海来到海南儋州，这时候的苏轼已经是62岁的老人了。他在花甲之年来到儋州，来到了他人生旅途中的最后一个重要的驿站。 在宋代，海南的荒凉和落后是一言难尽的，苏轼到海南是下了必死的决心的。他在《与王敏仲书》中说:“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昨与长子迈别，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乃留手疏于诸子，死即葬海外。”海南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他在《答程天牟书》中说:“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屋，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尔”。海南虽荒僻如此，但即使在这样险恶的环境里，苏轼并未颓废，他的幽默、乐观的性格，旷达的情怀，随遇而安的态度，都使他在海南如此恶劣的生活环境之下愉快而坚强地生活下去。 我们从下面两篇短文，可以洞察当时苏轼内心深处的搏斗。 《与儋耳书》 吾始至南海～环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曰:“何时得出此岛耶,”已而思之～ 天地在积水之中～九州在大瀛海之中～中国在少海中～有生谁不在岛中者,覆盆 水于地～芥浮于水～蚁浮于芥～茫焉不知所济。少焉水涸～蚁即径去～见其类出涕 曰:“几不复与子相见～岂知俯仰之间～有方轨八达之路乎,”会此可以一笑。 《书南海风土》 岭南天气卑湿～地气蒸溽～而海南为甚。夏秋之间～物无不腐败者。人非金 石～其何能久,然儋耳颇有老人～年百余岁者～往往而是～八九十者不论也。乃 知寿夭无定～习而安之～则冰蚕火鼠～皆可以生。吾虽湛然无思～寓此觉于物表～ 使折胶之塞～无可施其洌,流金之暑～无所施其毒～百余岁岂足道哉: 从这两篇短文中，我们可以看到苏轼在远谪南海之后，思想上生与死的斗争。政治上沉重的打击使他感到生还无望，积极抗争的精神却使他决心要顽强地生活下去。他到了海南之后，海南人民对他的热情接待使他冰冷的心感到了无限温暖，海南的风物使他的内心得到了陶冶和平衡，他终于实现了在杭州的“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是故乡”的预言，把海南当作了他的第二故乡。 海南的生活虽然困难，但苏轼还是很快乐的。他在《和陶诗与殷晋安别》中写道: 海国有奇士～官居我东邻。卯酒无虚日～夜棋有达晨。小瓮多自酿～一瓢时见分。 海南人民帮助他在桄榔树下结茅建屋，给他送来烤肉，送来贝吉布，他自己也戴斗笠，穿木屐，行吟于桄榔林中，在这里过起了悠然自得的生活。他在这里彻底与官场绝缘，安 心地授徒，著书，写了《书经》十三卷，《志林》五卷，又修改了在黄州时写的《易经》、《论经说》等等，并教出了想吴子野、黎子云兄弟等非常有名的门徒弟子。 这时候的苏轼过着一种闲适幽雅，无忧无虑的生活。他的心境越发的旷达，官场上的尔虞我诈、浮名虚利他已经完全看透了。现在令他着迷的就是这种闲适幽雅的田园式的生活。而海南儋州正好就是一所远离官场的幽静的庄园，在幽静清雅的环境下，苏轼的心境越发地平静了，表现在词作上就是更为旷达的词风。例如: 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春幡春胜～一阵 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 《减字木兰花》 本篇作于元符二年(1099)立春日，全词用欢快跳跃的笔调，用旷达的心态，描写了海南绚丽的春色和充满生机的大自然:春风宜人，春酒醉人，桃花杨花，红白相衬;连用七个“春”字，更突出了作者对海南之春的热情礼赞。这首词最明显的是表达了苏轼身处蛮荒边陲但是仍然对生活充满信心，深刻地反映了他随遇而安的人生观和旷达情怀，真正地过起了“我今忘我兼忘世”的生活。 元符三年(1100)正月，哲宗死，无子，由弟弟徽宗即位，神宗妻向氏以皇太后身份垂帘听政。五月，苏轼被赦北归，六月，渡海，作《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 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章。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胜平生。 三更过后迎来黎明，风雨久作也终于云开雾散，苏轼七年的沉冤终于昭雪，然而，他一点也不抱恨海南濒临死亡的生活，他觉得饱览这里的景色是人生的一大快事。这首诗是苏轼远谪生活的总结，象他在黄州、惠州、儋州时所写的词一样，他对挫折、迫害的回答总是旷达的。 南归后的第二年，即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苏轼病卒于常州，死讯传到他曾经任职过的地区，“浙西、淮南、京东、河北之民，相与哭于市”，太学生们也在寺院举斋致哀，人们对他的去世表示了深切的悼念。 无论是以杭州词为主体的明艳雅丽还是以密州词为主体的疏狂奔放，抑是以黄州、惠州、儋州词为主体的平静旷达，这都是苏轼在时事的影响下所做出的真实的，能够反映他的内心世界的文章。不管是老庄哲学的渗透还是佛学思想的影响，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仅仅在苏轼早年的时候产生了一点小小的作用，他成为继陶渊名 之后第二个心甘情愿的归隐田园的文人。正是由于他这种最终的旷达情怀，使他成为北宋文学的最高峰。 注释 [1] 苏轼生于宋仁宗景佑三年(1036)十二月十九日，于公元则为次年(1037)一月八日。其生平事迹，见《宋史》卷三三八本传;清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巴蜀书社1985年影印本;孔凡礼《苏轼年谱》，中华书局1998年排印本。 [2]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七月，苏轼在湖州任上以诗文讪谤新政的罪名被拘捕，押至汴京后关在御史狱中，至十二月底方结案出狱贬往黄州。因汉代的御史府树上多乌鸦，御史府又叫“乌台”，故人们把苏轼的这次文字狱称为“乌台诗案”。详见朋九万《乌台诗案》。 [3] 见王水照、王宜瑗《苏轼及其作品选》，P107，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参考文献 [1] 王水照、王宜瑗《苏轼及其作品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98年。 [2] 王水照、朱刚《苏轼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04年。 [3] 张毅《苏东坡小品》，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 [4] 陈迩冬《宋词纵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 [5] 吴熊和《唐宋词通论》，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 [6] 刘毓盘《词史》，上海，上海群众图书公司，1931年。 [7] 张毅《宋代文学研究》，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年。 [8] 叶嘉莹《唐宋词十七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 [9] 王水照、崔铭《苏轼传》，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 [10] 王双启《宋词精赏》，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8年。 [11] 袁行霈 《中国文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 [12] 张晶《试论苏轼贬谪时期的思想与创作》，《中州学刊》，1990年第6期。 [13] 梅大圣《论苏轼黄州词的文化生命》，《黄冈师范学院学报》，第21卷第6期。 [14] 许黎英《从“伶工之词”到“士大夫之词”》，《绍兴文理学院学报》，第21卷第5期。 [15] 万露《浅论苏轼黄州词的多元生命情感意向》，《天中学刊》，第20卷第1期。 [16] 赵凌宇《坦荡的个性 旷达的风格》，《河南电大学报》，1994年第4期。 [17] 谭玉良《苏轼在黄州的思想智慧和文艺成就》，《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第9卷 第1期。 [18] 王建平《苏轼性格特征的文化阐释》，《河南社会科学》1997年6月。 [19] 吴国钦《苏轼思想与文学成就管窥》，《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版)》1988年3月。 [20] 林语堂《苏东坡传》，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 [21] 刘扬忠《宋词研究之路》，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Shi’s experience in life and style of Ci Abstract When the giants of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field stepped into society in China history, their early ambition and late suffering were always in a state of oppsition and embarrassment. SuShi couldn?t get out of disposition of fate,his way in life became overgrown with brambles under impact of dissident power. In an offical careen between pain and joy, SuShi have gone through all kinds of hardships and difficulties. From early smooth sailing to late overgrown with brambles; From fall of vigor and vitality in his youth to full of carefree and confidence in HangZhou provincial governor; From limitless patriotic emotion in MiZhou provincial governor to tranquil spirit world during the exile in HuangZhou、HuiZhou and DanZhou,under influence of above factors, his Ci written was obviously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first, major of early HangZhou Ci was composed of unworried languange; second, major of MiZhou Ci was composed of unrestrained languange; third, major of HuangZhou、HuiZhou and DanZhou Ci was composed of broad-minded languange. However, whether unworried, unrestrained or broad-minded, it underlyingly reflected SuShi?s depression in life. Key words SuShi unworried languange unrestrained languange broad-minded languange 后记 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奇才，是历代研究得最多的文学家。然而，苏轼一生却仕途偃蹇，命运多舛， 虽从小就立下凌云之志，抱有高远之怀，但屡受群小的猜忌排挤，长期外放，流落他乡，致使他的思想 由儒家用世之主导，渐而佛老思想混杂与儒家思想中，形成他独特的人生观。他一方面用佛老的无为对 付打击，而另一方面又以儒家的入世精神在旋涡中挣扎，执着的走着儒家用世之路。于是儒家的执着专 注，佛家的空幻虚无，道家的率性自然，就这么看似十分矛盾却又非常奇妙的统一在苏轼一生的生命实 践中，形成外儒内道的作风。这篇论文的写作非常具有难度，在写作过程中，感谢张瑞君老师对我的悉 心指导，感谢同学们给我的帮助。同时，由于是初次尝试撰写学术性论文，因此在和逻辑方面必然 存在着很多问题，请老师批评指正。 (指导教师 张瑞君) 评语 苏轼一生在宦海风波中沉浮，经历曲折、阅历丰富。这必然影响其词风，这篇文章选题有价值。 作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把苏轼的词风与其人生的不凡经历联系起来，将其概括为明艳、狂放、 旷达三种风格，分析深入，思辩能力强，有一定的理解水平，层次分明，结构严谨，是一篇较高质量的 论文。当然由于篇幅所限，这个题目还可以写得更加深入全面，词学理论水平还可以进一步提高，对具 体作品的阐释还可以更加深入，望在此基础上继续研究。 已达到学士学位论文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