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发展历程

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发展历程 DOC格式论文,方便您的复制修改删减 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发展历程 (作者:___________单位: ___________邮编: ___________) 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发展历程 世界性文化研究起源于英国,英国文化研究起源于伯明翰大学。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1964年,担任伯明翰大学系教授的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因获得了企鹅出版社的一笔资助,在伯明翰大学建立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霍加特成为CCCS的第一任主任。后来,霍加特离开伯明翰,赴巴黎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工作,CCCS主任一职便由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继任。从1964年霍尔到CCCS工作,到1968年担任主任,再到1979年离任,霍尔在这里连续工作了15年的时间,为CCCS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当时,CCCS主要任务是培养研究生。他们借助油印文化研究工作报告(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和伦敦哈奇逊(Hutchinson)出版公司来传播他们的研究成果。1979年霍尔离任时,中心在读的硕士和博士多达40人。1979年理查德约翰逊继任中心主任后所开创的历史研究给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带来了新的研究方向和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后,乔治拉伦在官方的压力下,将文化研究中心与社会学系合并, DOC格式论文,方便您的复制修改删减 成立了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系。至此,文化研究从研究生课程扩展到本科教育的领域。XXXX年,由于种种原因,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系遭到校方的解散,而当时,该系已经拥有14名教工和250余名大学生和研究生。 伯明翰学派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伯明翰学派成员是指那些曾经在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工作过和学习过的知识分子,包括理查德霍加特、斯图亚特霍尔、理查德约翰逊、乔治拉伦、托尼杰弗逊、保罗威利斯、迪克赫布迪奇、安吉拉麦克罗比、保罗吉洛伊、劳伦斯格罗斯伯格、戴维莫利、安格雷等人。而广义的伯明翰学派成员则除了上述曾在伯明翰工作和学习的人之外,也包括一些虽然没有在伯明翰学习和工作过、却与伯明翰学派成员有着非常密切的学术联系的知识分子,如雷蒙德威廉斯、格雷厄姆默多克、约翰菲斯克、托尼本尼特、西蒙弗里斯等人。需要指出的是,伯明翰学派是后来别人加给他们的一个称谓,而他们本人则很少公开宣称自己属于伯明翰学派。 实际上,伯明翰学派并非是一个严格的学术团体,也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纲领,他们的文化研究甚至无法称得上是一门传统意义上的学科。正像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教授西蒙杜林(simon During)在《文化研究读本》中所指出的那样,文化研究是正在不断流行起来的研究领域,但是它不是与其他学科相似的学院式学科,它既不拥有明确界定的方法论,也没有清楚划定的研究领域。伯明翰学派成员的研究领域是非常广泛的,他们常常将政治经济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 DOC格式论文,方便您的复制修改删减 哲学、文学理论、媒体理论、影视研究、大众传媒研究、博物馆研究、艺术史和艺术评论结合在一起,来探讨不同社会中的文化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研究毫无特点可言。从总体上讲,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并非是就文化而言文化,他们总是将一种特定的文化现象与意识形态、阶级、种族、性别等更广泛的社会政治背景联系起来进行探讨。所以,阶级、种族和性别便构成了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三位一体。 一、伯明翰学派的阶级研究 早期伯明翰学派成员的左翼知识分子背景,自然使得他们非常关注阶级问题。理查德霍加特生于里兹(Leeds)一个工人家庭,是在工人社区中长大的孤儿。威廉斯则是出生于威尔士边境的一个普通铁路信号员的儿子,他十四岁就参加过工党的活动,1939年加入英国共产党。这样的出生背景自然会给他们的思想感情带来一定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在战后的英国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变化,除了劳资对峙之外,传统的工人阶级文化与新兴的大众文化之间也存在着某种对峙。如何看待这种对峙,自然是左翼知识分子所无法回避的问题。1956年,前苏联入侵匈牙利,左派阵营中反对苏联入侵的新左派脱颖而出。新左派在理论上和政治上挑战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无法满意地解释资本主义后期的一些社会现象。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走入文化研 DOC格式论文,方便您的复制修改删减 究领域的,他们大多都是新左派成员,而他们的研究成果也大体集中在这一时期。霍加特的《识字能力的用途》出版于1957年,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出版于1958年,《漫长的革命》出版于1963年,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出版于1963年。这几本书成为后来斯图亚特霍尔所称英国传统的文化研究成型的标志。而1961年由汤普森等人合办的《新理性者》(New Reasoner)杂志与霍尔等人经营的《大学与左派评论》(Universities and Left Review)杂志合并而成的《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则长期以来一直是新左派的重要舆论阵地。 英国新左派一方面不同意庸俗唯物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另一方面也不满于法兰克福学派站在精英主义立场来研究文化的方式,不满于利维斯主义那种试图通过对经典文学作品的阅读和批评来达到改造人性、使人达到高雅化目的的立场。他们认为任何文化或文化分析虽然不能简单地看成是受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但最终都是受制于特定群体的特定利益,因此不可能不带有阶级性。面对大众文化对传统的工人阶级文化论文联盟的冲击,汤普森对工人阶级组织和斗争所进行的历史研究,霍加特和威廉斯对工人阶级文化的保护以及他们对大众文化的抨击,都构成了那一时期文化研究的主要景观。 霍加特的《识字能力的用途》(The Use of Literary,1957)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描述霍加特青年时代的工人阶级文化,时间是20世纪30年代。第二部分描述工人阶级文化如何面临种种大众娱乐新形式,特别是美国文化的威胁,这时候是20世纪50年代。 DOC格式论文,方便您的复制修改删减 在本书中,霍加特使用了利维斯在《小说与阅读公众》中所倡导的民族志方法(ethnography),充分利用了他童年时代的经验和记忆,生动、逼真地展现了二战前那个时期工人阶级的生活、文化氛围,将之与二战后受美国式大众娱乐文化影响的生活与文化氛围相比较。霍加特还用文学批评的方法,采用社会学、政治学和文学批评的多重视角,把通俗报纸、杂志、流行音乐等大众文化现 象当作一个个文本,对其进行文本分析和批评。这种文化批评方法,使《识字能力的用途》一书成为文化研究的开山之作。霍加特没有像利维斯那样,把工人阶级视为统治阶级操纵大众文化之下被动且无助的牺牲品,他有声有色地回忆了工人阶级生活的往昔时光,详尽地描写了工人阶级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工人们常在的小酒馆、工人俱乐部,工人们的体育活动、语言习惯、私生活、家庭和性别关系,工人中流行的报纸、杂志及上面刊载的各种故事等等。霍加特认为,对人类状况的缜密细节产生无以复加的兴趣,是理解工人阶级艺术的第一个起点。首先,工人阶级的艺术基本上是一种展示(而不是一种探索),是对已知事物的一种表现。它起始于这样一个假定,人类生活本身是引人入胜的。它不得不处理可以认知的人类生活,不得不以图像为开端,不管它可能变得多么奇诡怪诞,它不得不由几条简单而严格的道德来加以巩固。他分析说,英国广播公司播放的家常节目流行的原因,只是靠这个事实连在一起的,即它们都是描写普通人的普通生活的,它们都没有特定的形式,它们不称道音乐厅意义上的艺术或娱乐节目,只是把人表现为人,并乐此不疲,只要广播电视节目是真正 DOC格式论文,方便您的复制修改删减 家常的、普通的,它就会使观众兴趣盎然,大受欢迎。就是这一点,决不是趋炎附势,使带有中产阶级背景的广播连续剧在工人阶级中间流行开来,因为这些连续剧每天反映的是日常生活的细节。就是这一点有助于确证最流行的报纸上的新闻报道属于下层社会想象或虚构的作品。报纸、杂志、廉价小丛书等大众传媒上登载的各种故事,无论是连载故事、本周完整的长篇故事,还是只有一页长的短篇故事,给人最强烈的印象就是它们非同寻常地忠实于读者生活的细节,主要是忠实地记叙普通生活中有趣的或令人担忧的琐碎事件。霍加特对这些故事的价值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这些故事描写的是一个有限的、纯朴的世界,以几种公认并信奉已久的价值为基础。它往往是一个幼稚而华美的世界,感情的进发形成巨大的激情。但这些感情进发的确在起作用,这不是一个腐败或虚伪的世界。与之相反,霍加特对战后的美国式大众娱乐文化的堕落却不抱好感。他说,新式杂志也强调金钱权威(新闻中,薪水或奖金数目填在人名后面的括号里),它更着迷地关注大众人格,比如工业巨头的同性恋妻子,或无线电和电影明星,也有嬉戏的家庭生活和相当顽皮或古怪的举止。霍加特批评美国电视、流行音乐、犯罪小说等是文化赝品,缺乏在大众生活、文化经验中有机的、牢固的根基。在该书中,霍加特显然受到利维斯的影响,认为二战后50年代堕落、时髦的美国式大众娱乐文化正在侵蚀、取代二战前30年代健康、淳朴的工人阶级传统大众文化。不过,霍加特与出身精英阶层的利维斯不同的是,利维斯把17世纪看作理想社会,而霍加特则认为其青年时代所处的20世纪30年代的工人阶 DOC格式论文,方便您的复制修改删减 级文化是美好的。 与霍加特一样,威廉斯也非常重视工人阶级文化。他指出,工人阶级因其地位的缘故,在工业革命以来,并没有产生出哪一种狭义的文化。我们必须认识到,他们无论是在工会、合作运动,还是政党之中,产生出的文化是集体的民主的机制。工人阶级在其历经的阶段中,首先是社会的(在于它产生了各种机构),而不是个人的(在于特定的知识性或想象性作品)。放到它的语境中来思考,工人阶级文化可被视为一个非常具有创造性的成就。而在《文化与社会》一书中,阶级成为威廉斯为我们所绘制的语言变迁模式图中的一个关键词。今天,有关威廉斯关于文化的定义,已经广为国人所知。但我们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威廉斯的文化定义之所以强调文化与生活方式的内在关联性,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为威廉斯所看重的文化,并不是少数人的精英文化,而是工人阶级的活生生的日常生活的文化。少数人虽然具有保持文学传统和最优秀语言的能力,传统中最精致、最容易毁灭的部分虽然都包含在文学与语言中,但是可以借鉴其他经验的道路还是很多,不单文学一端。除了文学之外,历史、建筑、绘画、音乐、哲学、神学、政治和社会理论、物理和自然科学,以及人类学都可保存传统,习惯、礼仪、风俗和家庭回忆等都可记录经验。在这种情况下,文学是无法独自承担个人和社会经验的全部责任的。与文学至上论的利维斯主义不同,威廉斯特别看重普通人(特别是普通工人阶级)的日常经验,由此进入日常生活的文本与实践。在威廉斯看来,文化研究就是探讨和分析一个特定时代和地域的文化记录,以重 DOC格式论文,方便您的复制修改删减 建它的情感结构、以及共享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文化理解必须在物质生产和物质条件的背景中,通过日常生活的表征与实践来进行。对此,威廉斯将之命名为文化唯物主义,倡导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语境中来研究特定的物质文化和文学生产。而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思想则集中体现在他的《漫长的革命》一书之中。威廉斯认为,文化唯物主义概念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机械庸俗理解的一个反拨。他强调上层结构的各种活动,并不仅仅是经济基础的反应或结果,而本身就是物质性而且是生产性的。这意味着意识形态不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独立的信仰和观念系统,而被视为鲜活生动的总体社会过程的组成部分。如此,文化分析就是阐明一种特殊生活方式和文化或隐含或外显的价值与意义,对诸如生产组织、家庭结构、制度结构、社会成员的交流方式等传统的文化定义中不被看成是文化的东西进行分析。文化生产的诸种形式都需要放在跟其他文化实践、跟社会和历史结构的关系中予以考察。文化既被理解为一种生活方式,又包括一系列文化实践。文学只是文化的社会传播形式的一种,虽然在传统意义上它被视为高雅文化,但文化研究所应关注的除了文学之外,则是与日常生活密切相连的大众文化。由此出发,女性、同性恋、土著民族、少数族裔、下层阶级的文化表征,越来越成为文化研究所关注的对象。 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也是英国文化研究早期的一部奠基之作。在此书中,汤普森细致地追溯了工业革命初期工人阶级意识和文化的形成,对后来的文化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但鉴于此书已有中译本,在此不再赘述。 DOC格式论文,方便您的复制修改删减 二、伯明翰学派的亚文化研究 论文联盟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霍尔与他的团队一道大大推进了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工作,使之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学术话语。当时,英国的制造业在萎缩,导致英国工人阶级的影响力下降。许多工人开始转而拥护撒切尔主义。而对于霍尔和其他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从忠于工党转向忠于保守党,这样的转变是与他们本人的愿望相违背的。为了理解这种转变,伯明翰的学者们开始求助于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的著作。葛兰西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意大利的工人和农民会把选票投给法西斯主义者?换句话说,为什么劳动人民会赞成威权专制,而放弃自己的自由权利?葛兰西发展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将文化看成是政治控制和社会控制的重要工具,也就是说,资本家不仅动用警察、军队、监狱等强硬手段来维护他们的统治,而且也将政治和社会控制贯穿到工人阶级的日常文化中。在这种背景下,葛兰西提出了他著名的文化霸权概念。在文化霸权中,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成为社会价值的常识(common sense),使工人阶级 以资产阶级之善为善,使他们宁可维持现状,也不愿反抗。葛兰西认为,工人阶级需要一种反文化(counter,culture),首先要推翻资产阶级所谓的自然、常规的社会价值理念,最后成功推翻资本主义。应 DOC格式论文,方便您的复制修改删减 该说,葛兰西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对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产生了极大极广泛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后期,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相继出版了一系列研究工人阶级文化的著作,如《工人阶级文化》、《仪式抵抗》论文联盟、《学习劳动》等。这些著作继承了霍加特、威廉斯、汤普森以及英共历史学家对工人阶级文化的关怀,同时又与他们有着很大的不同。第一,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假定工人阶级文化具有某种共同的本质,并且致力于发现这一本质,而这一时期研究工人阶级文化的著作则强调工人阶级文化的异质性和复杂性。这种异质性是由工人阶级内部的种族、性别、年龄、地域及劳动分工等复杂因素构成的,因此并不存在一种具有统一本质的工人阶级文化,也不存在铁板一块的工人阶级意识,存在的只是各种相互竞争的工人阶级亚文化,每一种亚文化都具有独特的生活方式。七十年代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要关注的是这些亚文化中的异种,即英国工人阶级青少年的亚文化。第二,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偏重于文化主义的研究方法相比较,这一时期的工人阶级亚文化研究更加注重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他们纷纷将目光投向索绪尔、俄国形式主义和罗兰巴特,更加重视文本分析的方法,学术性更加浓厚。由于他们所面对的都是活生生的文本个案,因而也使他们便于开展细致入微的文本分析,并由此揭示文本的文化意义。 《仪式抵抗》(suart Hall and Tony Jeffersonleds,),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London,Hutchinson,1976)是伯明翰 DOC格式论文,方便您的复制修改删减 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成员集体撰写的一部著作。这部著作广泛地研究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早期,在英国工人阶级青年中流行的一系列被称为反文化的社会现象。这一时期,在1968年5月,法国巴黎爆发了举世瞩目的学生造反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讲,英国青年的反文化可以看成是法国学生运动的变态反应。这些青少年或身着奇装异服招摇过市,或表现出一种离经叛道的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如剃光头、开飞车、嬉皮士风格等),或沉迷于强刺激的黑人音乐和毒品之中。保罗E威利斯(Paul E.Willis)在《吸毒的文化意义》(The Cultural Meaning of Drug Use)一文中认为,毒品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们直接的物理效果,而在于它们使得跨越一个巨大的符号障碍变得容易,这个障碍是用以反对所谓正统的社会。毒品象征了一个基础存在论变化,吸毒者从感觉自己是一个自主的、决定性的行为者,到感觉自己在部分上是世界中的一个被决定的变量。在吸毒过程中,瘾君子们迷恋于经验和现在,经验就是一切,并且传统的时间观念彻底崩溃,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精神紊乱。在吸毒场景中还存在一个重要的维度,即带有宗教性质和东方特征的超验体验。在大麻、迷幻剂、安非他明和巴比妥类药物、可卡因和海洛因等毒品之间存在一个等级序列,染上了海洛因,你就不仅开辟了一条通往极端程度的通道,而且你还烧掉了你的船而无法返航,在某种程度上,这使得海洛因成为毒品文化意义的最高表达,并且是对超越符号障碍的一种不可逆转的表达。因此可见,英国工人阶级青少年的亚文化其实质是对体现中产阶级价值观念的主流文化的一种象征形式的反抗。这种亚文化,尽管与 DOC格式论文,方便您的复制修改删减 50年代工人阶级文化的表现形态有异,但面临着的问题则是相同的,即这种抵制性的亚文化依然面临着市场生产的商业文化的威胁。这种威胁主要体现在,它吸收了抵制的模式和风格,由此将它们融合在主导意识形态之中。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自然无法像过去那样泾渭分明,而处于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纠缠之中。亚文化所折射出的正是这种复杂关系,他们无法摆脱主流文化无处不在的文化霸权,而只能以一种戏仿的形式予以认同,因而,他们的抵抗也只能是一种仪式抵抗。 三、伯明翰学派的电视研究 大众传媒研究是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其中尤以电视研究最为突出。斯图亚特霍尔不仅在CCCS成立了媒体研究小组,而且身体力行,亲自主导研究选题。《时事电视的团结》这篇论文就是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媒体小组集体研究的成果,最后由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伊恩考奈尔(Ian Connell),莉迪亚克梯(Lidia Curti)执笔完成。在这篇论文中,霍尔等人通过考察1974年10月英国大选前夕英国广播公司(BBC)的电视节目《全景》(Panorama),把当时社会政治气氛的历史背景与对《全景》文本的结构主义阅读结合起来,详细分析了媒体、国家和政治之间在国家团结的危急时刻的关系。《时事电视的团结》由此成为英国伯明翰学派电视研究的一个代表性文本。 DOC格式论文,方便您的复制修改删减 在这个案例研究中,电视的意识形态效果就是使国家的议会形式成为一种自然的理所当然的形式,于是意识形态并不是媒体的一个骗局,而是一套结构装置,它为一切看似开放和明确的东西提供框架,反过来又成为特定的政治意义的一个标志。时事新闻所标榜的均衡原则和中立原则,其实质是对统治阶级优势结构的复制。这就是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论的关键所在。霍尔在运用阿尔都塞理论进行分析的时候,揭示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欺骗性,剖析了意识形态在电视节目中的运作机制,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性的电视理论观点。例如,霍尔等人并不认为播音员和政治家之间有某种共谋关系,意识形态并不是以一种机械式的专制主义的方式来控制公众的。他们认为电视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具有一种双重特性。电视既自主又依附,换而言之,它对于国家来说,相对自主。他们也并不把电视仅仅看成是观察世界的窗口。他们认为电视从不只传达一个意义,而是提供意义的范围,其中有一个推荐的意义在引导或指导观众,关于从电视上可得到的信息,我们认为它们从来不止传达一个意义,它们其实是一个具有众多意义的场所,其中某个得到推荐的观点被作为最恰当的观点提供给电视观众。这种推荐(preferring)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场所。这成为伯明翰学派电视理论的一个出发点。这意味着观众在看电视的时候,并不仅仅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主动的选择者和参与者,观众也参与到电视意义的创作之中。这样一来,电视就成了有权者和无权者的斗争场域。一方面,统治阶级通过电视赢得弱势阶级的认同,使后者的隶属地位更加确立,另一方面,弱势阶级根据自己的社会经 DOC格式论文,方便您的复制修改删减 验来重新解读电视文本,从而会发生理解上的偏差与误读。这就形成了优势社会形态的电视文本和观众的社会情景之间的某种张力。观众的社会情景促使他们和优势的意识形态结构发生矛盾和冲突,观众收看电视的行为也正是他们的思想和文本的意义之间相互对话、相互协商的过程。这预示着,伯明翰学派电视理论的分析重点将会从文本转向读者。 《时事电视的团结》这篇文章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为后来伯明翰学派的电视研究指出了方向,并奠定了理论基础。像霍尔后来提出的电视编码与解码理论,推荐阅读(preferred reading)理论,都可以在这篇文章中找到端倪。所以,伯明翰学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麦克罗比就特别重视这篇文章,她说,这篇1976年的文章也为后来的各种研究从70年代后期的《管制危机》到80年代后期的涉及撒切尔主义的著作奠定了基调。就电视的编码与解码而言,这篇文章已经意识到二者不一致的地方。例如这篇文章的作者们指出,转播过程中的不足之处在于,推荐的意义从来不可能被完全无误地传达给观众,会出现其他更多从根本上瓦解意义的可能性。。而在《电视话语的编码与解码》中,霍尔更加明确地指出,虽然对于电视制作者,他们要将推荐的意义进行编码传达给观众,但解码过程并非不可避免地依据编码过程,而这并不是同一的。在此基础上,霍尔将电视解码进一步区分为观众对优势符码的接受、协商和对立三种方式。接受方式指的是接受者不加质疑地接受媒体所企图传递的有利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协商方式指的是解读包含了各种不同的声音和意见,需要作出适应性的 DOC格式论文,方便您的复制修改删减 协商和调试。对立方式则指的是接受者虽然完全理解电视话语所赋予的字面和内涵意义的曲折变化,却保持清醒的反抗意识,有意识地以一种全然相反的方式解码信息。这就更加全面、更加深刻地揭示了电视话语中编码与解码的复杂关系。 除了霍尔之外,戴维莫利(David Morley)和约翰菲斯克(John Fiske)也对电视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并产生了广泛影响。莫利对英国电视节目《全国观众》(The Nationwide Audience)、《家庭电视》(Family Television)的受众研究,以心理分析理论为主要研究框架,选择观众群体为研究对象,剖析电视文本、观众和意识形态主体之间的关系,由此大大发展了霍尔的电视理论。他指出,霍尔过度强调阶级在制造符号差异中的角色,而低估了多种阅读的可能性。他通过访问电视观众的办法,发现不同阶级的观众(如银行经理和学徒)也可能形成相似的阅读。这是因为银行经理和学徒尽管分属不同的阶级,但他们却同时被塑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意识形态主体。所以他认为霍尔对阅读的三种行为划分过于简单,无法揭示文本、读者和主体之间的交叉关系。基于此,他将观看电视的活动看成是一种不断在相似与差异间游移的动态过程,相似面是建构在节目形式中的优势意识形态,而且对喜爱该节目的观众而言,它们十分通俗,差异面则是着重于节目观众群中的多种团体,这些团体均以个别途径和优势意识形态连成一气,而这些途径将因他们所产生的不同阅读而相互平行。这种在相似与差异间游移的动态过程形成了体验霸权和抵制冲突的一种方式。莫利90年代初出版的《电视、观众与文化研究》是 DOC格式论文,方便您的复制修改删减 他几十年电视研究的,集中体现了他的电视理论。这本书已有中文本,读者有兴趣的话可以作为参考。 约翰菲斯克的电视研究承继霍尔和莫利的传统,运用符号学方法研究电视文本以及电视文化在意识形态中的霸权建构形态,将伯明翰学派的电视研究推到一个新的高度。他的《解读电视》、《传播研究导论》、《电视文化》和《理解大众文化》等著作开辟了电视研究的新领域,为国内广大研究者所熟知。我们在此要特别提醒读者注意的是,他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商品交换价值和实用价值理论,提出了电视金融经济和文化经济理论,从而将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与文化产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菲斯克指出,电视节目首先运行在金融经济系统中,其内部有生产和消费两个流通阶段。第一阶段是制片厂商(生产者)生产出电视节目(商品),然后卖给电视台(消费者)。金融经济的第二阶段是,电视台将电视观众作为商品卖给广告商,广告商成了消费者,电视台播出节目,则成了生产者的行为。电视台的产品不是节目,而是广告的播放时间。广告商表面上是买电视广告的播放时间,实际上买的是观众,观众越多,价码越高。因此,对于金融经济而言,电视工业首当其冲的任务是生产商品化的观众,节目需要最大限度地吸引观众,惟其如此,广告商才会掏钱给电视台。电视节目播出后,如果观众不看,它作为文化产品的功能就没有完成。但电视商品被买的一刻,金融经济的流通阶段即告完成。紧接而来的是文化经济阶段。而在这一阶段,电视台播出的节目并不是完整的商品。观众看电视跟买票看电 DOC格式论文,方便您的复制修改删减 影不同,他们并不是直接付款购买电视节目,这里不存在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问题。电视台向能生产意义和快感的观众播放节目,交换的是心理满足、快感以及对现实的幻想。有鉴于电视节目是提供给观众消费的日常生活文化资源,而消费总是意义的生产,因此每一个消费行为都是文化的生产行为。这样一来,观众就不再是被出卖给广告商的商品,他们摇身一变,成了意义的生产者。可以看出,菲斯克对电视两种经济的论述,充分揭示了电视作为一种文化产业的独特品质,也进一步说明了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所一贯坚持的受众具有主动性这一观点。 四、伯明翰学派的种族研究 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对种族问题的关注仍然是从斯图亚特霍尔开始的。1978年,他与别人合著的《管制危机》一书出版。这本书详细考察了黑人青年的行凶抢劫这一社会问题所产生的道德恐慌,使人们对原有的对种族的固有理解受到了挑战。吉洛伊1978年在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学习,80年代初他与中心其他七位成员合作出版了《帝国反击》。这本书考察了种族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英国政治中的重要位置,批评了主流社会学的种族理论,揭示了黑人犯罪行为的表现及内在实质,表达了他们对黑人抵抗的支持与理解,使种族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 种族问题之所以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被列上伯 DOC格式论文,方便您的复制修改删减 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议事日程,跟当时英国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化有关。一方面,英国作为世界超级大国地位在战后的衰落,另一方面由于战后重建,英国从前殖民地招募了大批有技术的手工劳动者以及医生护士。这些来自亚洲、非洲尤其是说英语的加勒比地区的移民极大地改变了英国政治的本质、和形式。尽管政府官方对移民持欢迎态度,但随着论文联盟70年代英国经济的衰退,失业率上升,因担心亚裔人和黑人抢走本土英国人的工作机会而产生的种族矛盾便日趋激化。种族现在与移民问题结合在一起,就成了一个核心的政治问题胶囊,因为它带来了对国家整体的焦虑无论从经济上还是从文化上和国家的危机。 在这种背景下,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便从早期对阶级的关注转向了更为具体和现实的种族研究。而在众多的研究者中,吉洛伊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位。1987年,他出版了《米字旗上无黑色》一书,对英国种族和阶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他看来,种族问题以及殖民主义和帝国历史问题都是英国社会发展过程中极为重要的现象。这些问题的形成过程对于理解英国经济如何被建构、阶级关系如何被调控,它随后又如何更普遍地影响到文化的形成及民族身份建构都非常关键。吉洛伊的分析是极其独特和睿智 的。他一方面极力维护黑人文化,另一方面也反对一些黑人学者所坚持的种族绝对论观点。国家和民族的想象性统一,作为现代性的具体体现,一直被认为是世界秩序的构成因素。而吉洛伊则试图超越这 DOC格式论文,方便您的复制修改删减 种想象性统一,使世界更加开放。对那些黑人学者和激进主义分子而言,种族这个范畴依然是辨别我们是谁或我们不是谁的标志。而吉洛伊则反对这种族绝对性的论述。在吉洛伊的分析中,从作为政治意识枢纽的生产和劳动,到社群、城市环境、政府、福利体系和家庭,都有一种双重转换性。在这种双重转换中,一种所有其他差异性最终都可能被瓦解于其中的阶级范畴消失了,而产生了一种可以容纳不同内涵的种族范畴。吉洛伊在该书第一章对种族问题进行了最清晰的表述,种族构型(race formation)既是指具有共同表型特征的变体(phenotypical variation)转换为基于种族和肤色进行区分的具体系统,也是指对一直具有种族历史特征的伪造的生物理论的吁请。种族构型还包含着一种姿态,在这种姿态中,种族在政治学中成为有组织性的,特别是在种族区分已经变成了许多机构结构的一种特征的地方以及个体交互作用的一种特征的地方。《米字旗上无黑色》号召人们,尤其是号召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去关注种族和种族主义的问题,为建立真正多元民主和具有包容性的文化而努力。该书于XXXX年再版,成为吉洛伊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 《黑色大西洋》是吉洛伊继《米字旗上无黑色》之后的又一部引起广泛关注并备受赞誉的著作,许多学者认为它开创了黑色大西洋主义的批评时代。黑色大西洋这一中间通道将牙买加、英格兰和美国的黑人联系在一起,见证了种族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三个关键因素,音乐、历史和超民族,在《黑色大西洋》中扩展为对后奴隶世界的论证。如果说吉洛伊的第一本书主要涉及英国政治和文化风 DOC格式论文,方便您的复制修改删减 景,主要论述对加强民族疆界的许多企图进行挑战的话,那么在《黑色大西洋》中,他则详细论述了超越民族主义,构建混血文化的黑色大西洋宏伟蓝图。吉洛伊在《黑色大西洋》中不断强调船和黑色大西洋这两个意象。黑色大西洋上往来如梭的船只是贩奴船,同时也是文化传播之船,在美国、欧洲、英国甚至非洲之间传播着不断翻新的黑人反文化。吉洛伊认为空间的运动比时间的转换更有意义,船是切入黑色大西洋独特的种族散居时空修辞的中心意象,是整个黑色大西洋辽阔空间和魔幻时间的结合点,是批判和反思现代性的起点。吉洛伊致力于揭露当代民族主义,尤其是种族化的民族主义的危险,认为它无论在文化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是不受欢迎的。作为对民族主义的政治及文化上的矫正,他提出了著名的黑色大西洋概念,主张跨越民族与种族的基本原则与黑人流散身份与文化的动力学。 XXXX年出版的《阵营之间》可以看成是吉洛伊前两部著作种族主题的延续和深化,它们构成了种族研究的三部曲,展示出三重主题变奏,种族绝对论的危险性,超越种族意识的政治意图,法西斯意识的亲近性。《阵营之间》描述了法西斯主义思维和种族绝对论之间的深层关系,探寻从超文化的角度反对阵营心态的可能性。作者认为,黑人音乐和先验美学承担着黑人的苦难历史和对自由的渴望,这些音乐也连接着社会运动,寻求终结由种族话语所导致的差异性,并由此期望未来不再成为黑人。因此看来,反对阵营心态的可能性,实际上已经在黑人音乐中变成了现实。但是,深层的思维方式不见得会被人们清醒地意识到。比如法西斯主义这个幽灵就并没有消失,它 DOC格式论文,方便您的复制修改删减 以种族绝对主义的形式再次出现在世人面前。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当吉洛伊要求人们超越种族而思考的时候,当他把新法西斯主义与种族绝对论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实际上,他在撼动近年来由黑人提出来的一些看似进步的政治主张的基础,同时也在瓦解一些依然作为被压迫黑人联合运动基础的趋势或潮流。 五、伯明翰学派的性别研究 20世纪70年代,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了妇女研究小组(women’s study group)。之所以要成立这样的研究小组,跟当时在CCCS学习的安吉拉麦克罗比(Angela McRobbie)不满意她的同事在对青年亚文化研究中的男性立场有关。伯明翰内部在此问题上出现了极大的分歧和争论,这也是导致霍尔离开伯明翰的重要原因之一。麦克罗比认为伯明翰青年亚文化的研究者是性别盲(对性别差异视而不见),他们研究中的青年一词从一开始就毫无疑问是一个男性词汇,因为虽然他们的调查对象经常提到青年工人阶级妇女,但他们丝毫没注意到这些人。他们忽视了受调查者所说的话中的性别歧视。根据麦克罗比的解释,正是这些带有性别歧视的话语表现了他们压制女性的男性态度,表现出了某种工人阶级大男子主义的概念是如何与攻击性的异性恋形式相联系的。 《女性不同意》是一部CCCS妇女小组的论文集,这些论文从各个方面考察了早期女性主义的研究,如个人的理念、心理分析、 DOC格式论文,方便您的复制修改删减 性行为与主体性、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以及关于女性杂志与罗曼史的文本文章,除此之外,这部论文集里还有两篇女性的经验之作。多罗西霍布逊(Dorothy Hobson)描写了孤独的家庭主妇用收音机等媒介来对抗她们的孤独感。她对日常生活经验在建构与重构有性别意义的生活方面的作用感兴趣。她的方法是在她们家里进行对话式采访,后来则是与受访者一同观看《十字路口》(Crossroads)这样的肥皂剧。麦克罗比的《工人阶级女孩与女性文化》则是对当地一家女性俱乐部的年轻会员进行了历时5个月的研究。在该书中她想看看这些工人阶级的女孩子们的文化和她们特殊的、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她想研究工人阶级文化和女权主义理念,尤其是青春期女生的日常生活经验。麦克罗比与13,16岁的女孩子们谈论她们的学校、家庭和休闲生活。她使用了多种研究方法如问卷调查、观察、访谈、非正式讨论以及要求相关女生记日记。她的女性调查对象脑中满是女人的想法并且渴望能开始女性的事业婚姻与家庭。 事实上,家庭妇女与平凡的工人阶级妇女成了文化研究领域的特点,而且有争议的是,她们已经在学术机构里被塑造成了女性主义他者。但是上述女性主义研究者们坚持认为性别是分析与理解文本与消费行为的一个重要范畴。而且他们质问流行文本能带来多少快乐,尤其是对阅读那些专门为她们量身的文本的热情女读者而言。 早期的CCCS的女性主义者研究女孩如何成长为女人,尤其是她们怎样接受了女性的思想。因为人们认为流行文学是一个促进 DOC格式论文,方便您的复制修改删减 了特定思想传播的重要因素,于是学者们开始分析文本本身,如喜剧与杂志,从而了解意识形态作品。安吉拉麦克罗比的《(杰姬)杂志,浪漫的个人主义和青春少女》(Jackie Magazine,Ro-mantic Individualism and the Teenage Girl)就是对英国20世纪60、70年代销售量最大的少女周刊《杰姬》(Jackie)所做的一个具体分析。作者将《杰姬》当作一个意识形态的承担者,使用一种符号学的分析方法,也 就是一种内部分析的方法,将该杂志在建构信息时使用的一系列符码抽离出来,在不同的层面进行分析,以期能清楚地看到《杰姬》是以什么具体的方式(故事的编排、内容的选择、版式的设计、图片的样式、栏目的设计等等)怎样建构了青春期少女的女性气质意识形态的。安吉拉麦克罗比的《后女性主义和大众文化,布里吉特琼斯和新的性别统治方式》(Post-Feminism and Popular Cukure,Bridget Jones and the New Gender Regime),则是对女性主义发展到后女性主义状况的一种描述。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女性主义理论发展的轨迹。 1979年霍尔离开伯论文联盟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由历史学教授理查德约翰逊(Richard Johnson)接任。他到任不久,便于1979年10月成立了大众记忆小组(Popular Memory Group),开创了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新方向。此后,随着风云变幻,时代变迁,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又发展出诸多研究领域, DOC格式论文,方便您的复制修改删减 如对全球化问题、多元文化问题、文化政策问题、文化产业问题等的研究,更有对自己学术历程的反思。 实际上,试图给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限定出一个范围是吃力不讨好的。他们的研究范围已经远远超出传统学科意义上的界限,以至于经常被人称之为一种跨学科的研究。由于他们更加关心的是活生生的文化现实,而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学科建设,所以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他们极力提倡一种跨学科、超学科、反学科的态度,并不在意有没有一种明确的、属于自己的方法论。为了达到自己的研究目标,他们大量借鉴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即使是被看成是伯明翰文化研究标志的民族志方法,其实质也不过是借鉴了人类学在考察异族文化时所采用的实地调查法。 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没有一个大体相同的倾向。从某种意义上说,追求跨学科研究本身就构成了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一大特点。萨达尔(Ziauddin Sardar)在《介绍文化研究》中曾列举了文化研究的五大特点,第一,文化研究旨在检验文化实践的主旨及其与权力的关系。例如,亚文化研究(研究伦敦白人蓝领青年)会将青年的社会活动看成是与统治阶级有关联的。第二,文化研究具有这样的目标,它在文化的综合形式中理解文化,它在文化能够显示自身的社会政治背景中分析社会政治背景。第三,文化研究既是研究对象,又是政治批判和政治活动的场所。例如,文化研究的学者不仅研究对象,而且她,他还会将这一研究同更广泛的、进步的政治事业联系在一起。第四,文化研究试图暴露知识分类的缺陷,使不同 DOC格式论文,方便您的复制修改删减 的知识能够相互协调,以弥补隐含的文化知识与客观(普遍)的知识形式之间的裂痕。第五,文化研究献身于现代社会的伦理评判和政治活动的激进路线。这五个方面基本上概括了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特点。一般而言,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精英文化研究,而是当代非精英文化以及大众文化。而我们通常所说的当代审美文化,其实就是这样的一种大众文化。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非常关注被主流文化所排斥的边缘文化、弱势文化和亚文化,关注边缘性的研究领域,如女性和少数族裔,关注非学术性的内容,如电视节目、流行音乐、幽默小品,乃至一直被视为禁忌的性话题,关注文化中所蕴含的权力关系及其运作机制,从而保持了与社会密切的互动关系。就其实际的研究而言,文化研究诉诸于理论框架时大多是具体的个案研究,而不像过去的精英主义立场要全部地解决问题。文化研究的结果虽然有诸多分歧,其理论立场及取向也不尽相同,但毕竟已经勾勒出一幅有关后工业社会的新的文化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