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啸仙烈士之子阮乃纲的平民生活

阮啸仙烈士之子阮乃纲的平民生活 那是2001年6月26日，阮啸仙烈士唯一的儿子――阮乃纲，在家里接受了笔者的采访。谈起父亲，阮乃纲老人仿佛变得年轻起来，刻满沧桑的脸上，绽放出孩子般的笑容…… 在阮乃纲的眼里，父亲尽管对家庭照顾很少，但他仍是一位难得的好父亲。 一 阮乃纲的孩提时代，正是军阀混战时期，也是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1920年夏天，阮乃纲出生于广东河源义合下屯村。出生那天，父亲阮啸仙正在广州读书。 阮啸仙是与徐琼荷婚后的第二年，就离开河源到广州，考入广东第一甲种工业学校就读的。在校期间，阮啸仙与刘尔崧、周其鉴等人组建广东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参加了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开展驱除校长的“甲工学潮”，发动丁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并于1921年春加入了广东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阮啸仙离开河源后，就一直很少回家，偶尔回来，也是来去匆匆。 1921年6月，阮啸仙等人由于领导发动了轰动广州的“甲工”学潮，被学校当局开除，回到河源老家，在道南小学担任两个多月的代课老师。此时，阮乃纲刚满一周岁。 代课期间，阮啸仙一方面认真教学，一方面帮助妻子带孩子，并时时关注和牵挂着广州“甲工”学潮的进展情况。 不久，迫于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工校校务会议决定恢复阮啸仙等人的学籍，阮啸仙又告别家人，吻别了正在咿呀学语的孩子，急匆匆地赶回广州，复人“甲工”就读。 也就在这一年，党的一大召开不久，阮啸仙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建党初期中共第一批五十多位党员之一。阮啸仙从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毕业后，随即投身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中。 1925年初，阮啸仙从广州拍了一封电报，叫阮乃纲母子到广州去。在家人的张罗下，阮乃纲与母亲徐琼荷从河源坐船，几经周折来到广州，见到了日思夜想的父亲。 阮啸仙正在紧张筹备第三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开办工作，住在仰忠街兰畹五号三楼。在广州。阮乃纲与父亲在一起，度过了一段他记忆中最美好的幸福时光。 据阮乃纲回忆，阮啸仙工作很忙。每天很早就出门，很晚才回家。“父亲喜欢用毛笔写东西，谈话很有学问”。在他的印象里，“父亲一直都是位很严肃的人”，但自己做错了事，父亲却很宽容。 一次，阮啸仙外出开会，阮乃纲偷偷溜进父亲的卧室，发现有一架风琴，就开心地玩起来，由于用力过猛，风琴被弄坏了，这可吓坏了阮乃纲。 阮啸仙回来后，不但没有批评阮乃纲，还鼓励他不仅要掌握书本知识，还要培养多种兴趣爱好，掌握多种技能，将来有过硬的本领，好为国为民出力。 最让阮乃纲快乐的，就是为父亲捶背。 阮啸仙自幼身体欠佳，体质先天不足。投身革命后，他经常早出晚归，四处奔波，工作十分劳累，加上生活条件极其恶劣，以致后天失调，本来就很差的体质雪上加霜，患上了哮喘病。一到阴雨天气，阮啸仙的病就会发作，夏天的时候就更厉害，只要病一发作，就整天咳嗽不停。喘得厉害时，就要人家帮他捶背，这样才会好受些。 阮啸仙犯病时，阮乃纲总是抢着帮他捶背。他让父亲趴在床上，下面垫上厚被子，自己俯身在床沿前，轻轻地给父亲捶背。 这时候，阮啸仙就跟儿子聊天，教育儿子要听妈妈的话，听爷爷的话，做个好孩子。不知是由于工作太累，还是儿子那一重一轻的小手捶得舒服，阮啸仙常常很快就入睡了。 二 1926年3月，蒋介石在广州悍然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向共产党突然袭击，发动了所谓的“清党运动”。国共合作的大好形势遭到破坏，大批共产党员的活动由公开转为秘密。 为确保安全，在中共广东区委的统一组织安排下，广州一大批已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转人地下活动。阮啸仙住地也由仰忠街兰畹五号三楼，迁至兰畹七号二楼。 为预防万一，阮啸仙嘱咐阮乃纲，今后不能叫他“父亲”，改叫“三叔”，不能叫徐琼荷“娘”，改叫“奶娘”。阮乃纲年龄虽小，但看到父亲那严肃的神情，知道外面形势的严峻，就照父亲吩咐的去做。 形势越来越紧张，阮啸仙不敢白天回家，每晚也是半夜后才摸黑进屋。他的住地附近经常有生人走来走去，随时都可能出现危险。徐琼荷意识到自己和孩子已经成了阮啸仙的包袱，心里萌发了带孩子回河源老家的念头。 在征得阮啸仙同意后，1926年冬，阮乃纲在母亲的带领下离开了广州，乘船回到河源老家。从此，他与父亲天各一方，再也未曾见面，也很少听到父亲的消息，只是偶尔会接到父亲用化名寄来的信件。看到家人读信时神秘严肃的神情，阮乃纲隐隐约约感到，父亲是在外面“干大事”，至于干什么大事，年幼的阮乃纲并不知道。 三 上学后，阮乃纲牢记父亲的教导，在母亲的呵护下，勤奋好学，刻苦钻研，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经常受到老师的扬。每当此时，阮乃纲就愈发想念父亲。 在十三岁时，也就是1933年，他试着给父亲写了第一封信。 信中，阮乃纲把自己的学业及祖父、母亲等人的情况进行了介绍，并按照母亲的意思，将老家鸡牙山的封山禁令一同装进信封。由于不知道地址，阮乃纲把信封口后交给母亲，母亲则把信交给秘密交通员，再由组织负责转交到父亲手中。 此时，阮啸仙正在上海互济总会担任救援部长，与邓中夏、左洪涛等人一起，积极开展争取释放政治犯、援救被捕同志和烈属等工作。由于白色恐怖十分严重，阮啸仙以“猿”为代号，积极通过各种社会关系营救被捕的革命同志，处境十分艰险。当阮啸仙收到从秘密交通站转来的儿子的信后，他简直不敢相信，与自己分别了几年的儿子竟能写信了! 阮啸仙欣喜万分，他捧着儿子的信，看了一遍又一遍，激动地对身边的同志说:“我儿子长大了，已经会写信了……” 收信的当天，也就是1933年3月10日，阮啸仙抑制不住喜悦的心情，比平时多吃了一碗饭。晚饭后，他立即关起房门，铺好稿纸，用毛笔端端正正地给阮乃纲写了复信: 乃纲爱儿: 你的来信和你的鸡牙山禁谕，我都收到了。我简直不知道你今年已经是十三岁，还以为是在广州兰畹住时一样童稚呢。其实在那时我也不知道你多少年纪。这样对于自己儿子不相关的父亲，说起来真难为情呀! 爱儿，你不要怨恨我这不尽职的父亲。为什么?请四叔替你解释好了。为父的接到你第一次的来信，正当最烦闷难过的时候，就使我多吃了一碗饭，多睡了一点钟，对镜自照，发现几年来未有过的笑容，其喜可知了。 爱儿，你能尽心尽力来侍奉慰藉祖父是最好不过了。同时，你要一样地侍奉慰藉你的母亲。因为她是自少至长保育你的慈母又兼严父，她并且为我尝尽人间未曾有的痛苦，她真 是你的父和母。我呢，你能不怨恨我就好了。 爱儿，你十三岁少小年纪，能够如此好学向上，我是满意的，但百尺竿头要进一步。为父的当十三岁之年，好像比你会进步些，最好你问一问你祖父，当我十三岁之年如何?祖父定能告诉你的。你能进一步赶上我十三岁之年的好处，那我更乐意了。我最近想设尽方法得一元五角钱买一部有用的书给你，等着吧!想你一定喜欢的呵! 下次再谈，望你时常来信。 父字 三月十日 第二天，阮啸仙从朋友处借了点钱，利用外出联络工作的机会，到书店买了一套“儿童万有文库”丛书。这套书有十几本，书中有猜谜语、讲故事、教绘画、各种生活小常识等内容。他想，这样的图书儿子肯定喜欢。阮啸仙把书用牛皮纸包好，连同前一天写的复信，从邮局寄了出去。 不久，阮乃纲收到了父亲的回信及买来的书，十分高兴。他拿着父亲的信反复地看，并念给母亲及祖父听。对那套丛书。阮乃纲更是爱不释手。邻居的孩子们都十分羡慕他。 几十年后，阮乃纲谈起此事，还是抑制不住兴奋之情:“父亲给我买了一套儿童文库丛书，有十几本，非常厚，我很喜欢。由于当时国民党检查很严，父亲只能给我带这样的书了。” 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四 一个多月后，阮乃纲再次给父亲写了一封信。信中除了介绍父亲、母亲及自己的学业情况外，阮乃纲希望父亲能再多买些书寄来。信寄出后，阮乃纲天天翘首以盼。 阮啸仙接到儿子的第二封信时，正是他工作“最困难的时候”。 阮啸仙是1932年11月奉调上海，担任全国互济总会救援部长的。之前。阮啸仙工作多次变动，并多次遭遇险境――1928年赴莫斯科参加党的六大回国后，旋即参加了江苏省委的领导工作。1929年9月又被派往南昌，任江西省委常委兼组织部主任。11月，由于叛徒出卖，致使江西省委、南昌市区委及团省委机关遭敌破坏，后又牵连到赣东北特委及九江等地党组织，省委书记沈剑华、工委书记胡子寿、巡视员张世熙等数百名党员干部和革命群众被捕牺牲。正在江西省委负责妇女工作、阮啸仙的革命伴侣高恬波，也在12月25日不幸被捕，数日后即被杀害。此时，阮啸仙正好到了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幸而逃过了这场劫难，后留在上海，又奉调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1930年秋，赴天津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长，不久又赴辽宁负责指导中共满洲省委工作。“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沈阳，满洲省委随即遭敌破坏，阮啸仙幸而逃脱后，贫病交加，潜回上海，四处寻找党中央机关，直至1932年初，才与党中央机关取得联系，被安排在上海济难总会工作，不久又奉调全国互济总会，与邓中夏等昔日的老战友一起工作。 “互济总会”是党的外围组织，以争取释放政治犯，援救被捕革命同志和烈属等为主要工作任务。 当时，上海的一些党的秘密机关连遭破坏，不少同志遭到逮捕和杀害，大批从事秘密工作的同志处境极度艰险，廖承志、黄励、罗登贤、邓中夏先后被捕，整个上海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作为互济总会救援部长的阮啸仙，与同志们一起，冒着随时被逮捕的危险，通过各种 渠道，想方设法营救被捕的革命同志。援救工作处于极度紧张艰险境地， 所以，阮啸仙收到儿子的信后，只是“草草看过之后，就放在一边”，然后全身心投入各项救援工作中。直到6月16日这天晚上，天下起了瓢泼大雨，阮啸仙由于“未有伞又未有雨鞋，不能往外边跑”，才抽暇给儿子写了第二封回信。 信寄出之后不久，阮啸仙接到上海中央执行局的通知，被派遣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 收到阮啸仙的第二封复信后，阮乃纲曾写过第三封信给父亲，但一直未有音信。从此，阮乃纲与父亲失去了联系。直至1935年初夏，阮乃纲才从国民党的报纸上获悉父亲殉难的消息。他瞒着母亲和家人，将父亲写给自己的两封信珍藏着，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把这珍贵的文物捐献给了博物馆。 五 作为阮啸仙烈士唯一的儿子，阮乃纲始终不以烈属自诩，只以平民为誉，平静地生活。 新中国成立初期，时任华南人民政府主席兼广东省省长的叶剑英，在广州接见了阮乃纲及其亲属，并指示要妥善安置好烈士家属。1952年1月，阮乃纲全家从河源迁往广州，被安排住在越华路一座宽敞明亮的平房里。 在组织上征求阮乃纲对工作安排的意见时，他作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 新中国成立后，我党我军高级干部的子弟、革命烈士的子女都相继到了北京。按照规定，文化程度低的可安排在学校继续学习，文化稍高的可送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深造，还有的烈士子女可送去苏联留学，而这些烈士子女学成后均得到了妥善的工作安排。作为我党第一任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在中央苏区时期曾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参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领导工作的阮啸仙烈士之子，阮乃纲完全可以享受同样待遇。然而，他自动放弃了这些照顾待遇，报名参加了地方土改。 20世纪50年代，阮乃纲曾在广东省政法系统工作过，后来调到广州市电子职业高级中学，当了一名普通的公勤人员，直至1984年离休。 阮乃纲在新中国成立前，由于生活极度贫困，为图生计，曾在家乡的国民党乡政府做事，新中国成立后曾被当做“历史问”多次政审过。也因为这个缘故，他多次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而遭到拒绝。“文化大革命”期间，又是因为这一“历史问题”，他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分子”，被所在单位遣返回偏僻的河源老家，接受“劳动改造”。面对如此厄运，他一边四处申辩，一边与家乡农民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坚信自己的问题组织上会有正确的结论。直至1984年离休前，在阮乃纲的再三请求下，他才如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阮乃纲离休后，生活过得很平淡，也很少向人炫耀自己的家史。每当谈起父亲。他眼里总是充满崇敬之情，并尽可能地参加有关纪念父亲的相关活动。 1998年8月，河源隆重举行了阮啸仙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阮乃纲应邀出席了纪念大会。 会上，作为阮啸仙烈士的家属代表，阮乃纲动情地说:“我父亲一生不求名，不为利。父亲牺牲后，只留下一些衣物和一本用毛笔写的作文本，这些遗物后来都捐给了博物馆。我作为他的儿子，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 大会期间，阮乃纲与参加纪念大会的一些老同志，一起参观了市博物馆陈列的“阮啸仙烈士生平事迹图片展”，以及以烈士名字命名的“啸仙中学”。在参观展览时，阮乃纲认真细致地观看了反映父亲生平的每一张珍贵照片，他神情肃穆，时而驻足细看，时而喃喃自语，显得十分激动。 在参观完啸仙中学校容校貌后，阮乃纲欣然为该校题辞留念。 2002年，团中央、中共党史学会、国家档案馆等单位，在互联网上建立了“民族魂”网站，“阮啸仙烈士纪念馆”陈列其中。10月17日，应家乡有关单位的邀请，阮乃纲及其亲属参加了网站开通仪式，之后，他与参加仪式的同志们一起，通过互联网，进入“阮啸仙烈士纪念馆”，瞻仰了父亲颜容，回顾了父亲生平，缅怀了父亲业绩…… 2006年11月，为纪念人民审计奠基人――阮啸仙烈士，审计署等单位组织拍摄了电视专题片《阮啸仙》。11月29日，《阮啸仙》首播仪式在广州举行。中宣部、审计署和广东省委、省政府以及河源市有关领导出席了首播式。在首播仪式上。时任审计署审计长的李金华，向阮啸仙烈士的儿子阮乃纲赠送了纪念品，并与阮乃纲等烈士亲属们合影留念。 阮乃纲有四个子女:大女儿是工人，20世纪90年代初就退休了;大儿子是个小生意人，辛辛苦苦做点小买卖养家:小儿子和小女儿都是普通工人。几个孙子都在念大学。他们都以先辈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不图名，不求利，认认真真工作，踏踏实实做人。 2010年1月14日，阮乃纲因病不幸去世，享年九十岁。审计署刘家义审计长、广东省审计厅、审计署驻广州特派办、阮啸仙烈士家乡向阮乃纲敬献了花篮和花圈。 “不以烈属自诩，只以平民为誉。”这就是阮乃纲――一个烈士后代的人生诠释。 (责任编辑,吕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