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承迁现象的思考[策划]

张承迁现象的思考[策划] 张承迁现象的思考(之一) 引言 在当今中国伊斯兰界，张承迁先生是一个倍受关注的人物。他是诸多的伊斯兰网站和一些穆斯林刊物议论的焦点。其中赞扬者有之，支持者有之，批评者有之，贬低者有之，甚而人身攻击者亦有之。可以说，这在多年来的伊斯兰学术界是绝无仅有的现象，犹如在平静的水面上激起了层层波澜。 据我所知，张承迁先生在中国伊斯兰界，属于一个另类人物。他既无学术头衔，也不是专业的宗教人士，更无所谓什么协会成员的背景，退休前曾在中国大百科全出版社任职。他只是一个普通穆斯林，即汉语语境中的伊斯兰信士。 那么，对于这样一个人所引起的争议为什么如此强烈和持久呢,对于这个不容回避的现象，无论是专业的学术界人士还是民间的穆斯林，都应有所思考。因此，无论从何种角度出发去解析这一现象，对于当今中国伊斯兰的发展都有着十分现实的意义。我们或许可以称这种现象为中国伊斯兰界的张承迁现象。本文试图从历史和现实以及争议的正反两面观点去解析这一现象，以期达到拓宽争论中思考范围的作用。 异军突起——历史发展的必然 张先生引起的争议，源于他2005年8月出版的《古兰经译注》。 但在实际上，张承迁现象的产生，可追溯至上一世纪的九十年代初期，甚至更早。大约在1992年，张先生出版了一本伊斯兰著作《伊斯兰的召唤》，就在当时的穆斯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本书一反伊斯兰出版物千篇一律的内容，读起来叫人耳目一新，精神为之一振，切实起到了召唤作用。我就是从那时起，开始关注他的。以后，在诸多的伊斯兰报刊上，又多次见到他的文章，虽笔名不同，但从他鲜明的个人语言风格及不同凡响的观点，使人一看便知。 不久，又听到他在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的讲话录音，于是对他的思想脉络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的讲话，富有激情和时代气息，常常是语出惊人，想他人之不敢想，言他人所不敢言。一扫经堂语“卧尔兹”的僵化说教，颇具吸引力，因此大受欢迎，不少人因此走上了伊斯兰复归之路。这段史实可以在经历了那个时代的穆斯林群体中得到印证。 在那个百废俱兴，各种思潮迸发的时代，宗教也得以复苏。张承迁先生一马当先，积极在民众中宣传伊斯兰，应该被认定为先行者之列。其实，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民族中都有先行觉悟者，一反传统观念，宣传一种新的理念，使得停滞不前的时代朝前迈进，这也是历史的必然，否则也不会有今日的辉煌。在此，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古兰经翻译史，或许能为我们今天的争论提供借鉴。 伊斯兰的发展史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古兰经》的传播史。在伊斯兰发展的初期阶段，先贤们出于对《古兰经》的崇信和爱护，导致谨慎从事，不主张对外翻译《古兰》。这样做，是为了保持了《古 兰》的纯洁，但同时也妨碍了伊斯兰的对外传播。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阿布.哈尼法时代(公元699—767年)才告结束。一经解禁，《古兰》的翻译运动，如江河之水奔流向前，势不可挡。据伊朗华语广播电台提供的数据，迄今为止，《古兰》已被译成一百多种语言，数百种译本遍布全世界，令人叹为观止，堪称奇迹。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这数以百计的古兰译本，伊斯兰发展到今天具有十三亿信众的辉煌局面，几乎是不可能的。正如安拉在古兰中所预言的:“------这部《古兰经》被启示给我，以便我用它来警告你们，和它所达到的各民族。”(6:19) 在中国，《古兰经》的翻译起步较晚，这也是伊斯兰在这个泱泱的东方大国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所在。《古兰》启示下降的本土——阿拉伯半岛禁译的情景，又一次在中国重演。不同之处是，前者出于对真经捍卫，后者一部分是出于狭隘和无知。我们可以通过明末的两通碑文，来窥史实之一般。 第一通碑记的作者名马化龙(1549—1603)河南新野(古称莘野)人，明万历五年(1577)进士，在任嘉兴府同知前，曾任常州府知事，修缮了常州池子街清真寺。明冯梦祯所撰《马郡丞墓志铭》对其生平有较详细的记述。据上可推断出他是一个为官清廉，为民造福且信仰虔诚的穆斯林。 《嘉兴府建清真寺碑记》部分原文:其俗敬天尊主，乐善好施，------ 不事巫祝，不设神像，不化钱楮。其人相见以其语自通------ 有经三十藏------ 世鲜有通其说者，而习其说者，复不能自通，第 以肤浅鄙俚之见文之，故浸以失其初意，而承讹袭舛，真派之堙且久矣------ 卑鄙者流，墨守其师说，而弗轨于理，第于饮食起居，纤细琐屑之末。排异教如仇寇，争是非如聚讼，而人乃群起訾之。譬则狐禅自堕，旁道争鸣，宁讵得执为口实云者。------ 今其经具在，令得译如华言，以昭示宇内，宇内传而习之，即不得与丘索诸彝训鼎立班行，抑何至出梵音符咒下。 试译如下:它(指伊斯兰)的习俗是敬重天然，尊崇真主，喜做善事，乐于施舍------ 不事奉巫师与庙祝(祭祀时主持祝告的人)，不设置神像，不去焚烧纸钱。他们的人(指教中人)见面时用他们自己的言语沟通------ 有经三十部------ 社会上很少有通晓它的学说的人，就是研习这种学说的人，也不能自通，只能把肤浅的粗俗的见解写出来，由于这样的缘故，久而久之就使该教的原意失掉了，进而继承了虚假和错误的东西，使得真理的流派被埋没很久了。------ 这些低劣的一流，死死的守着他们的传授，不按真理法则办事，只陷于饮食起居这样的琐碎的枝节末梢之中。排斥不同的教派如同对待强盗一般仇恨，为谁是谁非而相互争论，如诉讼一般。(对于持不同看法的人)，就群起进行毁谤。明理的人就自我沉醉在冥想中，(狐禅)对于一旁的争论，不闻不问，还说出‘难道将自己掌握的东西变为别人的口实吗’这样的话来。------ 现在这部经(指古兰)就在这里，如果将它译成汉语，用来昭示给国内并在国内流传进而研习，这样即使不能与儒家及诸多的法度、古训相提并论，也不至于在佛教、道教之下了。 马化龙先贤在400多年前对教门中的陋俗就有如此之深的洞察力，并高瞻远瞩地指出了振兴教门的唯一途径就是汉译《古兰》经，为教众晓以大义，消愚祛昧，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其见解确有时代的超前性，令人折服。而在400多年后的今天，伊斯兰在中国的状况却没有太大的改观，甚至还在萎缩，皆因诵《古兰》多，用汉语讲《古兰》少，可见习惯势力是何等之顽固。我们担负的宣教事业任重而道远。 与马化龙先贤同时期的一个人，李光缙则与此主张大相径庭。其生平待考，但从他的主张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起码的结论:该人对伊斯兰是一知半解的，即现在所谓的“教门混”(扎席类)的人物。他在1609年所撰泉州《重修清净寺碑记》中有如是说:净教之经，默德那国王谟罕蓦所著，与禅经并来西域，均非中国圣人之书。------ 禅经译而经杂，净经不译而经不杂。译者可言亦可知，知之则愈幻;不译者不可知而可言，徒读之未尽舛。------ 民可使由，不可使之，吾于经，取其不译而已矣。 试译如下:净教(即清净教，清真教又一称谓)的经典是默德那(今译麦地那)国王谟罕蓦(今译穆罕默德)所著，与佛经一样来自西域，都不是中国圣人的书籍。------ 佛经翻译后使得经变得杂乱，清净教的经没有翻译，就不杂乱。翻译过来的经(人们)可以述说，也可以懂得经的内容，懂得后就会更加迷惑;不翻译的经(人们)不懂得它的内容，但可以述说，仅仅去朗读不会有错误。------ 老百姓可以让他们遵从道理，不必要他们懂得道理，我对于经，采取的是 不能译的态度。 此段言论错误有三:其一、穆罕默德圣人并非国王，而是使者、先知。《古兰》是天启，不是穆圣所著。其二、佛经多部，各遵其说，禅语多荒诞不经，似以愈不着边际愈空者，愈合佛理。其本身即为杂乱，非译者故。其三、逻辑错误，试问不翻译经文，如何讲经?又如何遵经,其人正所谓古语言“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者。 以上一段史实，足以说明阻碍翻译的保守思想危害之大了。对伊斯兰在中国的发展异化、退化，同样感到痛心疾首的当然不只马化龙先贤一人。清初的穆斯林学者刘智(1664—1730)，开译经之先河，即便只有三个短章的译文，但毕竟掀开了中国伊斯兰史新的一幕，其意义是深远的。此后由选译到通译又经过了两百多年的艰难历程，中国第一个《古兰》通译本，才得以问世，铁铮——这位不识阿拉伯语的汉族学者被载入了中国伊斯兰史册。他的作用就像催化剂，促进和推动中国穆斯林学者的译经运动，历史终于迎来了汉译《古兰》，弘扬伊斯兰的光辉时代～虽历经久远，姗姗来迟，但她毕竟在穆斯林的企盼中到来了～ 张承迁先生的《古兰经译注》(为纪念其母，署其母名李静远)是中国的第十五个汉译本。紧接其后的又有马金鹏先生和马仲刚先生的译本问世，至此汉译《古兰》已达到十七种。如此众多的译本，为操汉语的穆斯林和关心伊斯兰的其他人士提供了研读《古兰》的便利条件，他们可以相互参照，取长补短，加深理解，提高认识。对于这种繁荣的学术局面，有些学者担心众译本译注观点上的出入，会影响 读者的信仰，其实这种善意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他们低估了处于科学文化昌盛、信息发达时代的人们所具备的理解力和判断力。在国外，同一语种的古兰译本数量超过汉语者，不在少数。仅以法语译本为例，在七十年代就已达36种之多。如此众多的译本非但没有给信仰带来负面影响，反而加速了伊斯兰的传播，扩大了穆斯林的队伍，这是不争的事实。 张承迁先生的《古兰经译注》是我国唯一以赠送方式发行的，同时人们还可以通过网络下载阅读。其传播速度之快与受众面之广，前所未有。在十七种汉译本中，张译本译注最为详尽，立足现实，结合国情，满足了新时期人们的需要，自2005年8月初版后，又三次再版，受欢迎的程度可想而知。在学者林立的伊斯兰学术界，张犹如体育比赛中夺冠的黑马，异军突起，令尔林瞠目，叫经堂惊叹，使教胞欢喜，为传统所不逮。总之，喜也罢，恨也罢，都不得不刮目相看。这在一个可为思想表达提供平台的历史时期，张的出现是前定之下的历史的选择和历史的必然。 认识在争辩中提升 任何一种思想都是在争辩中日趋完善。这一规律不仅适用于自然科学、社会人文科学，同时也适用于对宗教思想的阐释。已故的史学家白寿彝先生(回族)给林松先生的《古兰经韵译》的词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并说明“此中庸语，可供研读古兰之参考。”笃行就是忠实地执行，它的基础是建立在前四者之上的。这种学术思想在当今的伊斯兰界是应该大加提倡的。安拉在古 兰中启示我们:“------你说:‘有知识与无知识相等吗,惟有理智的人能觉悟。’”作为穆斯林，这是我们更应遵从的最高准则。 针对目前对张承迁《古兰经译注》的争论，在众说纷纭之中，我们不妨以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为例，进行研讨，至于网上一些人云亦云的浅薄言论，则不在此范畴。 先从“论混合型教义——艾哈麦迪耶说。”一文议起。 混合教义确切的定义，按笔者的理解，应该是这样的:出于一己之私，将各种宗教的教义与其本土宗教结合，而独创出一个新的宗教，自己则成为新教的教主。这种新教都带有邪教的倾向，往往是短命的。该文作者长篇的历史叙述的目的，是为了提醒读者，在中国也有邪教的渗透。这种提醒应该引起宗教界人士的重视。但文章结尾处点出了要害所在:即“以周仲曦为代表的艾哈麦迪耶在中国的代理人及追随者，近年来更是变本加厉地扩大宣传，尤其以注解古兰的方法全面兜售他们的谬论与主张。老牌艾哈麦迪耶穆罕默德.阿里早在30年代就通过注释英文版的古兰译本扭曲传统教义------” (其实英文译本本身也是由默罕默德.阿里翻译的，即翻译加注释。笔者按)作者最后警告，每一个穆斯林必须提高认识，严加防范。文中 “以周仲曦为代表的艾哈麦迪耶在中国的代理人及追随者”一句，其中的追随者，无庸讳言，显然是指《古兰经译注》的作者张承迁先生。 为了理清问题，就不能不涉及到什么是艾哈麦迪耶以及穆罕默德.阿里其人的简介。对于关心中国伊斯兰史的老一代穆斯林知识分子，他们对其人其事不应感到陌生。其实艾哈麦迪耶和穆罕默德.阿 里问题的出现，在国内始于上一世纪的30年代。那时的争论十分激烈，并见诸报端。现在的情形是历史的再现。 首先谈艾哈麦迪耶。据达瓦研究院出版的《嘎迪雅尼耶——艾哈麦迪耶邪教事略评析》一书介绍:该教第一代教主，名叫米尔扎.胡拉姆.艾哈麦德(Mirza Ghulam ahmad)于1839年出生在印度旁遮普省哥德斯普尔区的嘎迪亚尼镇。因人命名，故该教又自称为艾哈麦迪耶。其主要著作是:艾哈麦迪耶的明证(五卷本，原文为乌尔都文)米尔扎.胡拉姆.艾哈麦德早年曾捍卫过伊斯兰，参加过同其他宗教的辩论，因而赢得了部分穆斯林的拥护。然而此后他的私欲膨胀，一步一步地走向了迷途。 米尔扎.胡拉姆.艾哈麦德的主要谬论是，利用马赫迪再现的说法在一定数量的穆斯林中的影响，而编造出麦西哈耶稣老死在克什米尔的谎言，再利用灵魂转世说(这在印度有信仰的基础)妄称自己就是麦西哈的再现。进而在古兰经中的封印一词上进行诡辩，说明自己是先知。因此，印度伊斯兰教界早在1893年就通过“法特瓦”(宗教法判决)，对教主米尔扎进行了谴责。 在此，我们就将周仲曦的古兰经译本中有关章节的翻译引文如下:“穆罕默德不是你们任何人的父亲，而是安拉的使者，和众先知的印信。”(33:40)他对“哈台姆”一词的翻译与之前的译本在意义上没有多大的原则出入。都体现了穆罕默德是最后一位先知的内涵。问题出在他对此段阿宜台的解释上。他的注释含糊不清，似是而非。最典型的误释是“他(穆圣)是先知之印信，但不要说他之后将 没有先知”。这是对伊斯兰基本信仰的歪曲和背叛，是艾哈麦迪耶言论的翻版。 与之相比，张承迁先生的译本又是怎样翻译这节经文的呢, 请看译文:“穆罕默德不是你们中任何人的父亲，而是安拉的使者和众先知的印鉴。”与诸多汉译本的意义也大致相同。经注节录如下:“‘哈台目’这个字意思是印章或一件事物的最后部分，------过去从经堂语的习惯都译为‘封印’，意思是最后一位使者先知。封印也就不会有真主派遣的先知了，这只把这个字的意思表达了一半。按古兰启示的教导，使者先知不但是最后一位先知，在他之后不会再派遣任何先知，原因是真主独一存在的理论已经完整地反映在被保护的古兰启示里。这个理论已(应为“也”字，笔者按)不会再被篡改和歪曲，------为什么还要用‘哈台目’这个字呢,说明除了明确指出他是最后一位使者以外，还有一个鉴别以往一切的作用。------”。 在这个关乎基本信仰的原则上，张先生旗帜鲜明，与周氏的解释大相径庭。丝毫不存在艾哈麦迪耶的影子。并且将‘哈台目’词义外延，即“还有一个鉴别以往一切的作用。”使该词的解释臻于完善。 为了进一步说明张先生对艾哈麦迪耶的态度，建议读者去读一下他的第535条经注。(因篇幅过长，不便在此摘录)在该条注释中，张先生洞若观火地指出了艾哈麦迪耶的错误所在。——即在穆圣之后，不会再有新的先知了。 那么，对于张是“艾哈麦迪耶说”又何来之有呢,其根源恐怕来自前文中的“老牌艾哈麦迪耶穆罕默德.阿里早在30年代就通过注 释英文版的古兰译本扭曲传统教义------”的认识。而张先生汉译本的主要蓝本就是来自穆罕默德.阿里的古兰英文译本。行文至此，水到渠成，现在该向读者介绍一下穆罕默德.阿里其人了。 穆罕默德.阿里全名为茂尔维.穆罕默德.阿里(Maulvi Muhammad Ali)本人是毛拉、学者。早期为A.A.I.I(Ahmadiyya Anjuman Isha’at Islam)团体的会长。现节录发表在上一世纪30年代《正道杂志》一卷二号的“告穆斯林书”如下，有助于读者对他的了解。需要说明的是，之所以节录是为了节约篇幅，不是为了隐藏什么。读者如有进一步的兴趣，可查阅全文。 告穆斯林书——穆罕默德 阿黎(即阿里，笔者按)、——追求同仁译 (即追求学会会员，笔者按)——其实，我们集中了我们所有的精神和能力，为着单纯的原因——伊斯兰的宣传。我们的工作很有效:在英国有六百人，其中有爵士、贵族、船主、商人以及著作家等居高位的人，已然皈依伊斯兰—— 此外，我们更留心到基都(原文如此)教会向穆斯霖居住地的进攻，于是我们进驻微弱的地方，去抵抗基督教传布的高潮。在最近的将来，我们的人要到非洲一行，去抵抗基督教在那里的侵略，至于印度，也不是我们计划所遗漏的。——古兰经和先知史略已然译成英文，此外，我们也按期出版英文、阿文、印度文的关于伊斯兰的文字，为的是抵抗他人的侵略而发扬我教的教义—— 除了以上所讲的那些书籍，为着伊斯兰青年在宗教知识上的启牖，我们出版了一种英文刊物叫“光报”，可以随时订阅;其目的在 保护我们青年的教友，不受基督教宣传的和西方物质文明的恶势力之侵略。据我们浅薄的观察，现在伊斯兰之病症的根本疗法，在乎“伊斯兰的宣传”所以我觉得我应当请你们和我们携手来从事于这种高贵的工作，我们决不是去建树一个新的教派。------至于在理论上，我们和逊尼.扎默时的思想一样。的确，我们相信耶稣死了，那末伊斯兰中诸先哲，像伊曼、马黎克不也和耶稣那样的死去了吗,我们相信穆罕默德是最末的一位圣人，在他以后，无论如何再没圣人出现。自然，我们相信，依伊斯兰的纪元，每世纪之初，穆斯林中总有一个复兴者，伊斯兰语所谓“穆扎第德”(Mujaddids，意为革新者。笔者按);我们相信在这十四世纪，哥甸(即今译的嘎迪亚尼，地名。笔者按)的密尔匝.古拉穆.阿赫默德(今译为米尔扎.胡拉姆.艾哈迈德。笔者按)就是如此的一个复兴者。 从以上引文中，我们对穆罕默德.阿里的主要思想可略见一斑。他在“A.A.I.I的趣旨和工作”(出处同上。若霜译。笔者按)一文中，也表达了他的同样思想。 I、信仰 1，我们信仰真宰的为独一的，穆罕默德是先知。 2，我们信穆罕默德是最后的先知。 针对艾哈麦迪耶的第三代教主，米尔扎.白希荣丁.麦赫目德(米尔扎.胡拉姆.艾哈迈德的长子)所著的《哈里发之光芒》一书，穆罕默德.阿里发表了一个声明，批驳了白希荣丁.麦赫目德书中的有关“使者继续降世”的谬论。他说，“看真主的份上，请认真考虑，考虑白希 荣丁.麦赫目德关于使者继续降世并且有成千上万的使者降世于人生(原文如此，疑为“人世”。笔者按)的信仰被接受，正如他在《哈里发之光芒》中所描述的那样，难道这成千上万的派别团体不会相互指责对方是“不信道者”吗,那么伊斯兰的整体统一性将会发生什么呢,------你们应当记住，如果让伊斯兰教在未来代替所有宗教的誓言是真实的话，那么成千上万的使者涌现，各自为阵，成千上万的清真寺涌现自我标榜为正信和拯救者，指责异己的穆斯林为不信道者的那一天在伊斯兰的历史上是决不会出现的。”(摘自《嘎迪雅尼耶——艾哈麦迪耶邪教事略评析》) 此外，穆罕默德.阿里在另外一封公开信中，还对米尔扎的奢侈生活作风给予了严厉的抨击。也可看出他与米尔扎的分歧所在。但因与主题的关联不大，且篇幅较长，在此就不转摘了。 现在，我们可以粗线条地描绘出穆罕默德.阿里的思想轨迹，那就是在基本信仰上，即对穆罕默德是最后的先知的确信上，他的观点与艾哈麦迪耶是截然不同的。他只承认米尔扎是伊斯兰的复兴者或革新者。此外，他对西方基督教势力侵略的警觉和采取大力宣传伊斯兰的方式，加以抵抗的做法，也是应该客观地给予肯定的。这也是此后他与艾哈麦迪耶分道扬镳，自成体系，成为“拉合尔派”的原因。 在了解了艾哈麦迪耶及其教主米尔扎.胡拉姆.艾哈麦德和他的初期伙伴茂尔维.穆罕默德.阿里其人后，我们当进入问题的核心，即穆罕默德.阿里所译的《古兰经》了。它成书于1917年，1920年在拉合尔出版。1925年12月，香港大学的尹恕仁，将此部英译古兰的 前言，用半白半文的文体译成汉语，名曰《克兰经弁言》，使得此译本为华人穆斯林所知。 在海外生活过十余年的大阿訇哈德成，于上一世纪30年代，从国外带回四部穆罕默德.阿里所译的《古兰经 》，分别赠给了时子周、王静斋、刘兆才和张裕良。(张承迁的父亲)张承迁先生在其《古兰经译注》的后记中，记述了此事。并说明这是为什么王静斋教长的译本中，出现阿里氏经注见解的原因。在后记中，张先生还追忆其父张裕良和母亲李静远，曾于50年代举意翻译此译本，也只是译完了经文部分，未及付印，即毁于文革之中。我认为，张先生的翻译工作，除去他本人的举意外，还包含了完成父辈未竟事业之志。因此，可以说这部经注倾注了两代穆斯林的心血，这也是经注上署其母名的原因。他在“后记”中还说明了翻译过程，“是先从英文译出，又以阿文核对校正，并尽其可能使译文贴近原(经)文。(“经”字为笔者所加)可以说，其译经举意虔诚，学术态度严谨。在注释上，他还参照了阿卜杜拉.优素福.阿里的译本，(拉合尔，1938年出版)并以“中国人的视角，做出相应的解释。” 至此，我们对于把张先生的《古兰经译注》，说成是“混合型教义——艾哈麦迪耶”的观点，是否言之有据，言之有理，应该做出我们的初步分析了。 按“论混合型教义”作者的逻辑推理，他的演绎过程似乎是这样的:因为穆罕默德.阿里曾是米尔扎早年的合作者，他必然是艾哈麦迪耶分子;既然他是艾哈麦迪耶分子，那么他的经注必然充斥着邪 教的观点;因为张承迁译注主要参考了他的经注，那么张必然也是艾哈麦迪耶分子。以此及彼，王静斋大阿訇及马坚教授的古兰译本也都参考了穆罕默德.阿里的英文本，那又作何解释呢,是故不可因人而废言。 我们若按这样的逻辑推理去演绎另一个命题:一个医生早期从医时，曾出过医疗事故——他以后的临床医学就必然会导致医疗事故——参考他的论文的人也必然会出医疗事故。这样的逻辑能否成立,请读者自我判断。 分析一个历史人物远比套用一个作数学题要复杂得多。对一个人的判断，不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那样简单。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两个人物的相悖发展可引起我们的深思。一个是汪精卫，一个是杨度。前者大家很熟悉，汪早期曾是反清的斗士，刺杀过恭亲王，并因此入狱，饱受囹圄之苦。谁曾想这个当年的热血青年，晚期居然沦为人人唾骂的大汉奸。后者杨度，早年曾是铁杆的保皇党成员，清王朝的忠诚者，晚年居然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党员。历史人物的发展，有时就是如此不合逻辑。 如果说“论混合教义”是作者的舆论铺垫，那么他的“肃清流毒捍卫古兰”一文，则算作对张先生的正式笔伐了。该文的副标题是:“评《古兰经译注》的作者对《古兰经》的亵渎与歪曲”可视为对张先生的定罪。如果罪名成立，那张先生只等着下“多灾海”了。对一个罪犯的死刑判定，都要一审再审，慎之又慎，因为它关乎一个人的生与死;对一个穆斯林因阐释教义定罪，又何以如此轻率呢,然而， 人只能在文字上对他者定罪，而后世的审判在主。我们不怀疑作者的虔诚和捍卫古兰的勇气，问题是作者是否把虔诚的乜贴和勇气用对了地方, 首先讨论何谓亵渎，何谓歪曲,亵渎意为轻慢，不尊重;歪曲者是故意改变事物的本来面目或对事物作不正确的反映。驻伊美军把古兰经当靶子，用枪射击等卑鄙行为，报道说这是对古兰的亵渎。西方媒体经常攻击伊斯兰教有多妻制的规定，报道说那是对古兰的歪曲。定义是非常明确的。那么，张先生的亵渎和歪曲之罪名又取证于何处呢, 按作者定的第一宗罪就是“挑战古兰，污蔑买尔彦”。证据来自张先生的经注。迄今为止，我还没有从媒体上看到对张先生翻译的古兰原文，提出太多的异义，倒是将批评的焦点集中在经注上，未免有本末倒置之误。其实对于原典的翻译是否忠实、到位，这更是每一个伊斯兰学者最应追求，最该重视的。其次才是经注部分。看过张译本的读者会发现，张先生对翻译的用字十分谨慎，都是经过反复斟酌才敢下笔。一节经文的译文，往往不厌其烦地列举数个译本的译句进行比较，用以说明自己为什么采取这样的译法，可谓一字千思。 既然问题集于经注之上，那本文也只好就题论事了。 经注学，阿语称太福西勒(Tafsir)，早于公元7世纪末，就出现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不同的经注方式，这是时代的需要和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我想对此观点应趋于一致。 纵观张先生的经注，给人的总体印象是理性主义为其主导思想。 说到理性主义在伊斯兰中的出现，就要追溯到穆尔太齐赖派。穆尔太齐赖派思潮，在阿巴斯朝(公元750—1258年)的前期在伊斯兰思想界是占主导地位的。以穆尔太齐赖派为开端，理性思维得到认可后，伊斯兰思想在哲学上又迈出了一大步。此后，自19世纪以来所产生的现代主义的经注方式应源于此。穆罕默德.阿里的译本也是这种思想方法的产物。只是身处20世纪与21世纪首尾相接时代的张承迁，在科技突飞猛进，信息高度发达的情况下，视野进一步宽阔，在前人的基础上，又跨上了一个新的理性高度。 正是出于这种理性，张先生不仅在买尔彦生子问题上，而且在穆萨圣人的手杖所显现的奇迹上，以及诸如洞中人等一系列反常规的现象，都做出了自己的理性解释。为此，“肃清流毒捍卫古兰”一文的作者，不仅要在买尔彦问题上批驳张承迁，从编者按中我们得知，作者还有一系列评论文章将陆续刊登，因而笔者就不想在具体经文上去作一一分析了，况且在汗牛充栋的经注中，又是见仁见智，岂有统一的标准, 对于张本经注，笔者并不完全赞同，因为古兰启示来自安拉，安拉的真理是无限的，而人的思维是有限的，以有限思维去想无限之事，势必局限于一定的范围之内。所以过于理性思考的结果是过犹不及。 其实供我们讨论问题的另一面，更为重要，即经注者的目的。对于奇迹的理解，张先生的注释中常有“这样说也不算错”的话，这就意味着他承认自己的解释也是一家之言，而并非定论，并不排除尚有商讨的余地。这也是他在经注中常出现多种解释的原因。在注释中，他还 说过这样的话,一个人把手指向月亮，议论主体是月亮。但是人们的注意力却在那个人的手指上，这就导致了认识上的偏差。古兰经中所涉及的历史故事，内容丰富，涵义深远，引人遐想。但从信仰角度观之，都是教导人类信仰独一的真主，且行善事。而人们从生来好奇的天性出发，往往要对奇迹问个究竟，在细枝末节上大做文章，从而疏忽了基本的信仰。比如，洞中人的故事到底发生在哪里,是乌扶索斯还是别的地方,就此陷入了繁琐的考证之中，对提升信仰没有太大的意义。 安拉在古兰中教诲人类:“难道你的主见证万物还不够吗,”(41:53)我们时时刻刻生活在造物主创造的大自然中，仔细观察我们身边的每一件事物以及我们自身，小到一片树叶，大到天体星辰，都能体会到安拉的大造之恩和神奇，因而也就不必过于追问我们未曾经历的奇迹。我想，这也是导致张先生在经注中，走理性道路的又一成因吧。 阅读古兰的过程主要是认主的过程，是思考人生的过程，是在精神层面上自我升华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应当容许人们做探讨性的解释，对经典的认识，时代不同，深度也有所不同。关键是只要统一到认主独一上来，就不应横加指责。比如现在，当我们读到古兰81章第1节“当天皮被揭去的时候，”和21章32节“我把天造成安全的穹窿，”这两节经文时，就会联想到自己学过的现代地理知识。我们知道，地球周长为4万零75公里，而临近的大气层约为100—120公里。大气层就地球而言，不就是一层皮的厚度吗,仅在平流层，科 学家已探知的，就有硫酸盐层和臭氧层。硫酸盐层包含的是硫酸粒子，对雨水的形成具有作用。臭氧层能吸收紫外线，是地球的保护伞，使大地不受辐射，叫生物得以生存，不就是“安全的穹窿”吗,(以上见解，不是来自某个大尔林，纯属笔者的个人心得，如也被视为“亵渎”、“歪曲”的话，则与他人无涉，由笔者“领罪”。)如果倒退几十年，我们对这两节阿宜提能够有这样深刻的体会吗,这对于我们的讨黑得，会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在安拉的意欲下，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对古兰还会有更深刻的认识。所以谁的解释也不是定论，人的认识都是相对正确的，都局限在一定的知识范围和时间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