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金文

《商周金文 陈絜《商周金文》笔记 整理者:小陈 前言 金文又叫钟鼎文字、吉金文字、彝器款式、彝文。 金文研究内容的两个层次:一、金文资料史料化:通过对青铜器铭文资料的收集整理、铭文真伪的甄别、彝铭的年代判断、具体文字的考释及语法文法等语言学的研究，最终达到以金文为重要史料依据重构商周古史的目的。二、古史重构。 金文研究方法:宋代考释文字多逞私臆断;清代运用六书条例做偏旁分析。一、罗王时代释读，考之史事与文物以知时代情状，本《诗》《书》以求文例，考古音以通假借，参彝器验明文字变化，方法日趋严谨;二、唐兰“考释四法”:比较法、推勘法、偏旁分析法、历史考证法，是相当完善的科学方法，引导学者臻于正途;三、杨树达借鉴王氏文字训诂方式:每释器首求字形无牾，终期文义大安，以字求义复以义定字。义有不合，则活用字形，假借文法，寻声韵。充分照顾形音义三者关系，亦想当科学。 青铜器分期断代方法:宋人多穿凿附会，如以“十干”命名者为夏商之器，将带鸟书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楚越之器定位夏代器，将称“年”为“祀”者定为商器;清儒矫枉过正，主张不分商周，皆径以“三代器”命名;罗振玉在安阳殷墟殷商遗物出土后，提出“以日为名”与“象形文字”为商代遗物;郭沫若在《两周金文辞大系》提出“标准器分期法”，方法论意义极大;唐兰力主“康宫断代标准”;陈梦家在郭氏基础上，著《西周铜器断代》提出以考古发现为重要依据、借鉴考古学方法;吴其昌在《金文历朔疏证》系统提出“历朔推定法”，肇始于宋儒吕大临。 金文研究的意义:一、就古文字研究而言，商周金文是古文字演变史中重要阶段，其时代从早商晚期到战国晚期，历时千二百年以上，后则与秦汉金文、隶楷后的汉金文相衔接。目前所知单字四千多个，这些材料对于研究文字发展史，理清古文字发展脉络及古文字字义等有重要作用。二、就上古音研究而言，彝器铭文为人们提供了《诗》《楚辞》以外的准确丰富材料;三、就历史文献学研究而言，金文的研究有助于勘正传世典籍的错误，对传世文献的行成时间与过程的考察也有裨益;更重要的是铜器铭文自身所具有的史料价值，金文资料已经成为探讨商周史尤其是西周史中最珍贵可靠的基本素材，作用远胜传世的许多先秦典籍。传世典籍可作商周史研究基本史料、可信度相对较高的文献大概只有《今文尚书》二十八篇、《诗》《易经》《春秋经》及《左传》《仪礼》《逸周书》等数部，而具体到殷商西周史的研究，同时代的仅有《今文尚书》的《盘庚》与《周书》“八诰”、《诗经》的“颂”与“大雅”、《逸周书》的《世俘》等，仅以这些典籍为依据研究商周史过于单薄，且即便是这些材料再转抄流传中也有窜乱讹误，需要金文的佐证与勘正。四、就历史学研究而言，金文研究可以与甲骨文字的考释与卜辞资料结合，研究殷商史中诸如家族结构、聚落形态、疆域四至、民族迁徙、文化的传播与交流以及历法的构拟复原等问题。另外对考古学及其分支青铜器学的研究也有意义。 考古新发现在金文研究中的作用:进八十年来通过科学考古发掘得到了数以千计的新材料，促使今天的金文研究走出了一条比传统金石学相区别的更完善更科学的道路，取得了前人无法比拟的成就。具体来说，其作用可分为两个方面。其一，它为金文研究的终极目标即历史研究，提供了大量可靠的原始材料;其二，它在金文资料史料化的过程中，尤其是在金文的分期断代和分域研究中发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例如殷墟考古发现对殷商铜器谱系的建立，庄白一号窖藏坑、北赵晋侯墓地等大量青铜器的出土与标准器对比法的建立与完善，晋侯苏钟、静方鼎及虞逨鼎的发现对“月相”理论的推进，郑韩兵器、燕兵器铭文的出土与战国金文的分域研究等等。没有新出考古资料为依据，科学的分期断代与分域研究根本无法展开。 青铜器铭文研究溯源: 我国金文研究历程大致有两个阶段:金石学时期的金文研究与历史考古学时期的金文研究:传统金石学的研究内容大体分为古器物学和文字学两部分。所谓古器物主要包括 金(即以殷周时期的钟鼎彝器为大宗，旁及兵器、度量衡、符节、玺印、钱币、铜镜等物)与 石(即以碑碣墓志为大宗、旁及摩崖、造像、经幢、石阙等物)，相应的是青铜器铭文与石刻文字。 传统金石学形成于宋代，鼎盛于乾嘉以后。商周青铜器汉代即有出土记载，《说文解字》有记“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汉人视前代礼器为祥瑞。汉武帝时有前代铜鼎出于汾水之上，于是改元“元鼎”、封禅泰山。两汉已有人开始收集商周青铜器，在一些汉墓中有发现殷商的觯、爵等随葬物。两汉所出有相当一部分带有铭文，即《说 序》所谓“其铭即前代之古文”。汉宣帝时，张敞“好古文字”，对尸臣鼎铭文作了考释，但当时真正能断识其文的不多，更无专业人士，传世文献的相关记载极少，见于史籍的青铜器除尸臣鼎外，仅有孔悝鼎、中山甫鼎和汤鼎等数器。至于《说文》所录“古文”，亦非商周时期的金文资料，实乃战国时代流行于东方六国的简牍文字。 殷周彝器在南北朝和唐代也有发现，沈约《宋书 符瑞志》记录南北朝先后十五次出土四十一件商周铜器。唐代出土的青铜器见载于清儒阮元《商周青铜说》。 北宋末年，商周文字材料成为传统金石学最为重要的研究对象 。由于统治者的推动与唐代以来墨拓技术和印刷术的发达，金石学得以形成发展。北宋嘉佑年间，刘敞将自己所得十一件古器，摹其铭文、绘其图像并勒刻于石，辑成《先秦古器图碑》，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私人著录古器的先河，其所提出的“礼家明其制度，小学正其文字，谱牒次其世谥”的吉金研究方法，为数百年金石学家尊奉。继刘氏之后，相关著录大致有五类:一、款识类:《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薛尚功、《钟鼎款识》王厚之、《啸堂集古录》王俅;二、考释类:《集古录跋尾》欧阳修、《金石录》赵明诚、《绍兴内府器评》张抡;三、字典类:《考古图释文》吕大临、《广钟鼎篆韵》薛尚功、《钟鼎篆韵》王楚;四、图录类:《考古图》吕大临、《博古图录》王黼;五、书目提要类:《籀史》翟耆年。宋人考释虽有各种问题，但凿空之功不可抹杀，宋人的成就大概有两点:第一、为后人保存了大量宋代出土的金文资料(约五百件)的原始信息。第二、宋人创造了一些考释方法(如吕大临的历朔推定法断代法)及划定的研究范围(如刘敞所谓“礼家明其制度，小学正其文字，谱牒次其世谥”)。 传统金石学的昌盛与清儒金文研究的成就: 南宋以来，金石学日趋式微，元明两代相关研究薄弱，待到乾隆年间，董帮达等人以清宫所藏青铜器为对象，在“御籑”名义下，编印《西清古鉴》《宁寿鉴古》《西清续鉴甲编》《西清续鉴乙编》等四书，共著录青铜器四千零七十四件、铭文一千一百七十九篇。在皇家倡导下，金石学始得复兴。继之后，钱坫于嘉庆年间据私家收藏撰《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校正自宋以来释“簋 ”为“敦”的错误。 就金文研究而言，真正起引领作用的是阮元编撰、专录款识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阮氏在该书中依据铭文讲解小学与经学的方法，对学界影响极深。金文研究自阮氏蔚然成风，各类书层出，主要有:私家藏器著录，吴大瀓《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专录款识，吴式芬《攈古录金文》、吴大瀓《愙斋集古录》、刘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吴荣光《筠清馆金文》;文字考释，孙诒让《古籀拾遗》《古籀余论》《籀庼述林》和吴大瀓《字说》;字典类，吴大瀓《说文古籀补》。吴大瀓与孙诒让是传统金石学步入巅峰的代表。 吴大瀓:图录著录方面:《愙斋集古录》《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十六金符斋印存》 金文研究方面:《说文古籀补》，以金文补《说文》缺遗，订正《说文》解字错误， 动摇《说文》古文字学权威地位，与孙氏《名原》 一道，被誉为文字学研究划时代的著作。 《补遗》《附录》 《 字 说 》记吴氏金文研究，每篇皆有新意。 孙诒让:清代学术之殿军:《古籀拾遗》，补薛尚功、阮元、吴荣光 《古籀余论》，补吴式芬 《籀庼述林》， 《 名 原 》，以金文为主要材料，兼及甲骨文，对古文字的造 字本源与演变作了有益的探讨，是文字学上的一 部名著。 清代的金石学成就显著，首先为后人保存了数量可观的原始资料，如“西清四鉴”所著录近 千余下落不明，此类铜器形制与铭文有赖四鉴得以保存。 其次清人的摹刻较前代精确，在文字考释、分期断代的方法上成就 瞩目，如孙诒让用六书条例，以偏旁分析的方法考释金文，扫 除宋代以来的臆测附会习气，为现代文字考释理论的建立打下 基础;罗士琳用历日推定周代器物;刘心源、王懿荣、吴大瀓、 孙诒让等在证经补史上的成就远超宋人，在校勘传世典籍中的 不少观点属不刊之论，最有名的是指出《尚书》“宁王”为“文 王”之误。 但清儒也有无法规避的时代缺陷，如研究中脱离铜器的形制、纹饰，更谈不上地层叠压关系的验证，同时也缺乏系统性。清的研究与现代意义的科学研究仍有极大差距，所以对金文研究的终极目标即先秦古史重建而言，成绩不可能太突出。 二十世纪金文资料的重大发现:二十世纪的金文研究，其实就是一个金文材料史料化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先秦古史重构的过程。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金文发现集中在二三十年代，其中具有重要学术意义的有: 1923年山西浑源李裕村战国早期晋国铜器群:造型与纹饰独特，对东周青铜器类型学研究颇有意义; 1923年河南新郑春秋晚期郑国铜器群:“新郑彝器”，中有太牢九鼎、七鼎各一套，同簋中有八件自成一组，与礼书记载的九鼎配八簋的礼器制度吻合。新郑彝器突破了商周以来凝重奇诡的传统，完全采用心得技法，最具代表性的有莲鹤方壶，同出的王子婴次炉，其铭文有助于判别墓葬年代与铜器铸造年代; 1928年河南洛阳金村战国铜器群:马氏编钟，铭文内容可与古本《竹书纪年》相印证，对判别墓葬年代有帮助; 1929年河南洛阳马坡西周早期令与臣辰诸器:包括作册令组与臣辰组两组器物，令彝令簋皆有长文，记录明公用“牲”于“康宫”及南征荆楚等内容，其他如士上卣亦是长铭。这批出土器物引发了关于“康宫”问题和西周青铜器铭文分期断代标准的大讨论; 1939年安徽寿县李三孤战国晚期楚王室铜器群:出土有楚王酓章剑、楚王酓肯鼎、楚王酓鼎、曾姬无卹壶。年代从战国初到战国晚，是研究战国时期楚文化与曾国史的重要材料; 1937河南殷墟铜器群:出土有牛鼎、鹿鼎等大型重器。1939安阳当地农民在小营西地盗掘出司母戊大方鼎，是中国青铜器时代铜器制造艺术的典范。 二十世纪下半夜金文资料的重大发现:大量商周王室及诸侯国青铜器出土，这些铜器经过科学的考古发掘所得，出土地点与地层关系准确，墓葬与窖藏出土的器物大都有明确的组合 关系，为青铜器的分期断代提供了丰富的基本素材。更重要的是 ，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器物铸有数百字的长铭，史料价值极高，对先秦古史的尤其是西周史的重构，意义重大。 殷墟地区的商代铜器铭文:1950年恢复考古发掘，五十年来重大发现叠出。 1959年后冈圆祭祀坑中所出的戍嗣子鼎，铭文三行三十字，是目前所见的文字最多的商代铜器铭文，记录了商王在 地对犬鱼族的戍嗣子进行赏赐、在 地太室举行祭祀的礼节，是研究晚商时期祭祀制度比较重要的文字资料。 1969-1977年对殷墟西区墓地发掘，出土器铭以三至五字的族氏铭文为主，较重要的有“朿”“共”“中”等族器铭十余种，可与殷墟刻辞、传世文献以及周代金文互相参照，对研究诸如殷墟西区墓地的性质、殷商时期的家族形态、殷墟聚落居民的族系等历史问题，研究晚商铜器形制的变化过程、建立商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的标准都有帮助。 70年代，小屯村北出土的殷墟五号墓，是迄今所知唯一能与殷墟卜辞相印证，又能确定墓主身份的商王室墓葬。“妇好”之名卜辞常见是武丁的配偶，其墓铭文的发现不仅印证了卜辞的相关记载，同时引发了殷墟卜辞分期断代标准与历组卜辞年代问题的激烈争论。 殷墟以外地区的商代铜器铭文:长子墓、“亚醜”族等 陕西及河南洛阳地区所出的西周王朝铜器铭文: 陕西是中国古代文明发源地之一，其中有“岐周”之称的扶风、岐山两县北部地带，为姬周的发祥地。今西安市西南沣河两岸，就是所谓的西都“宗周”镐京，是西周王都和宗庙所在地，是周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东都“成周”洛邑，在今河南洛阳市洛水北岸，则是西周王朝在中原地区的军事重镇，也是东土的经济文化中心。三地的祭祀与戎活动，铸造了大量青铜礼器，所以岐周、宗周、成周所出彝器可视为西周王朝青铜器的代表。 岐周所出铜器，主要分墓葬与窖藏两大宗。西汉时期，尸臣鼎在该地出土;有清以来，盂鼎、曶鼎、毛公鼎、克鼎、散氏盘、天亡簋皆出于此。 1975年岐山董家村窖藏坑出土ying匜、裘卫诸器与此鼎此簋，ying匜铭文一百五十七，是一篇完整的诉讼判决文书。卫鼎卫盉铭文是目前最早的一件诉讼判决书。 1976年扶风庄白窖藏坑出土，微氏家族铜器群。史墙盘追忆了从文王到共王七世的功绩以及微氏家族的发展史 1978年扶风齐村窖藏坑出土，害夫hu簋铭文一百二，为周厉王胡祭祀先祖所作的祝颂之辞，是厉世最重要的标准器之一。 宗周: 1980年长安斗门镇泉北村出土的西周晚期器多友鼎，有铭文二百七十五字，记述猃狁侵犯京师，武公命多友率部追击，多有斩获，以及献俘、武公赏多友诸事。 岐周宗周之外: 1965年宝鸡贾村出土何尊，涉及成王迁都成周之事。 1976年临潼西段窖藏坑出土利簋，是目前所知最早的一件西周铜器，铭文记述武王在甲子朝伐商之事，证实了《尚书牧誓》《逸周书世俘解》《史记周本纪》等文献中的相关记载。 成周:出土夨令器组、士上器组以及保卣、保尊等。 宜、虢、邢、燕、晋、应等西周诸侯国青铜器铭文的重大发现: 1954年江苏省丹徒县烟墩山出土宜侯夨簋，腹内铭文一百三十字，从“王省武王、成王伐商图”一语推断，该器为康王时器。铭文所记土田、臣隶的封赏，及周王与夨侯的臣属关系等内容，有助于周初的分封、政体和行政区划的研究和吴国历史。 1956年三门峡上村岭虢国贵族墓地出土虢季氏诸器、虢仲诸器等，为研究周代封建、虢国变迁以及诸侯之间的婚姻关系等问题的重要史料。 1978年河北元氏西张村西周墓出土臣谏簋等，铭文反映了周初重大的史实与西周邢国的历史。 70年代北京琉璃河遗址的发掘，得大宗燕国青铜器克盉克罍等，铭文多提及燕侯及燕国之封等重要史实。 1992年发掘的晋国墓地位于山西翼城与曲沃两县交界处，器铭中提到六七个晋侯名号，可与《史记晋世家》作比较研究。晋侯苏钟有铭文三百五十五字，记载了一场由周王统帅、晋侯苏前方指挥的大战役，对西周月相与历法研究有重要意义。 1958年江西余干发现的应监甗，是迄今为止最早的一件有明确出土地点的应国器。应器中最为系统的材料，是河南平顶山应侯墓地所出。 山东地区两周诸侯国铜器铭文: 今山东一带，在殷商时期属东夷之地，与商王朝有密切联系。有学者主张，很可能是商族的发祥地。姬周入主中原后，该地成为周王朝的东土，主要由齐鲁两国镇守，同时分布着许多小的诸侯国及附庸，战国时期尚有所谓的“泗上十二国诸侯”。今通过考古发掘资料得其名号的有上曾、鄩、邿、滕、薛、纪、逢、莒、杞等。 齐器目前比较少见，传世器有一件齐侯匜。招远曾出土一件齐仲簋，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齐侯器，属西周早期。临朐曾出土春秋时期的齐侯子行匜与齐趫父鬲，是目前所知的最重要的公族器物。 江淮流域两周诸侯国铜器铭文: 江淮流域一带，尤其是今河南湖北交界处，分布着大大小小数十个帮过，构成了周王朝的南土。50年代以来，江淮流域出土了数以千计的两周青铜器，以楚国曾国最多，蔡国次之，至于江、黄、申、吕、邓、奚、樊、番、嚣、息等小国之器，亦时有发现。 淅川下寺楚墓是春秋中晚期楚国贵族墓地，王子午鼎所从出。 90年代发掘的淅川和尚岭、淅川徐家岭楚贵族墓，出有克黄鼎、曾大师鼎等，与《左传》宣公四年所载的楚箴尹克黄印证，为墓葬年代提供线索。 1957年安徽寿县出土著名的鄂君启节四件，其中车节三、舟节一，形制如竹，每车节铭文一百五十字。从铭文“大司马昭阳败晋师于襄陲之岁”推断，鄂君启节的制作年代在楚怀王六年。车、舟两节，分载水陆两路自鄂至郢所经由的不同城邑。鄂君启节是研究战国时代贸易、关税、符节制度等问题的重要材料，对考察楚国境内川泽城邑的方位和名称、水陆交通和区域开发也有作用。 曾国铜器，最重要的是1978年湖北随州曾侯乙墓所出的战国早期铜器群。曾侯乙编钟有七声音阶，是研究春秋战国时代音乐发展史的重要资料;另有楚王酓章五十六年赠与曾侯的镈一件，为推定编钟的年代提供了线索。 1955年安徽寿县出蔡侯墓，裘锡圭定论蔡侯申即蔡昭侯。吴蔡皆属姬性之国，但从蔡昭侯墓铜器铭文来看，两国互相通婚，这对研究春秋、战国间的社会结构变化意义重大。 春秋时期秦器铭文的新发现: 平王东迁后，关中地区和渭水流域的绝大部分地区便成了秦国的封疆，所以当地发现的东周器多为秦器。早在吕大临《考古图》中便著录有秦公镈。1978年宝鸡县太公庙村出土春秋早期秦器秦公钟、秦公镈，铭文一百三，明确提到文公静公宪公世系，引发了“十又二公”及起始君、出子是否入世系的争议。目前可以确定的最早秦器是西周晚期的不其簋，李学勤认为不其即秦庄公，是宣王命令庄公兄弟伐西戎的历史记录。 中山国青铜器铭文的重大发现: 战国时期，列国铜器上一般只有简单的铸器事由与器主名号，此前那些颂扬先祖、祝愿家族团结昌盛之类的套语已经极罕见，更不必说长篇巨制的宏文，但中山 墓所出例外。 1974-1978年河北平山发掘战国中山王墓，出土铁足大鼎、方壶和圆壶三器，镌刻长篇器铭共一千零九十九字，在战国墓绝无仅有。鼎和方壶铭文记录了中山王对嗣王的告诫之辞，圆壶铭文记录嗣子对先王的悼词。此外还记录了公元前316年燕王哙被迫让位相邦子之，以及 公元前314年中山国军队在相邦司马赒的率领下、参与齐国的伐燕之战并取得赫赫战功的重要史实。墓中还出土一块“兆域图”铜板，长94厘米宽48厘米，用金银镶嵌出中山王墓的规划图。 以新郑郑韩故城、易县燕下都为代表的战国兵器铭文: 1971年河南新郑战国郑韩故城兵器坑出土铭兵器涉及历史地名及官名“郑令”“工师”“司寇”“冶尹”等，是研究战国时期韩国历史地理、军事战国史、兵器铸造制度的极佳材料，也为战国金文的分域研究提供了重要尺度。 1973年燕下都兵器铭文的发现，可以考证《史记燕世家》中的燕王世系、名号等问题，个别兵器铭体现监造、主造、制造等三级建造制度。 二十世纪金文资料的史料化进程———铭文考释与著录: 20世纪的金文研究，就其总体特点而言，是在金文的收集整理著录及铭文考释的基础上，结合考古学的方法，对金文资料进行分期、断代、编年和分域研究 ，从而达到重构商周古史的最终目的。这一过程大致有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前三十年，是以罗振玉、王国维为代表的“广义金石学”(古器物学)下的金文研究。这一阶段继承了清代金石学的余绪，但许多跟金文分期断代工作有关的基本要素，诸如“康宫”、谥法、月相以及具体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等都先后被讨论与运用。 第二阶段是30年代初40年代末，近代考古学的某些方法被初步应用，金文研究已经与青铜器形制、纹饰形成一个整体;在分期断代问题上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一时期代表人物有过郭沫若、杨树达、荣庚、于省吾、徐中舒、商承祚、唐兰，其中郭氏的标准器对比法、唐氏的文字考释四法最为著名。此外李济对青铜器型式学的探讨研究，高本汉对型式与纹饰研究也有很大影响。 第三阶段是50年代以后，尤其是近三十年，步入了现代金文研究的新时期。这一阶段除此前已涌现的郭沫若、荣庚、于省吾、唐兰等名家外，继之而起的有陈梦家、张政烺、朱德熙、陈邦怀、饶宗颐、王玉哲等，70年代以后有马承源、高明、李学勤、裘锡圭、于豪亮，以及林沄、刘启益、曾宪通、黄盛璋、张亚初、刘雨、孙稚雏、陈炜湛、孙振林、朱凤翰、李零、吴振武、李家浩、邱修德、晁福林、沈长云、何琳仪、汤余惠、黄锡全及彭裕商等大批知名学者。海外的则有林巳奈夫、白静川、伊藤道治、罗森、夏含夷、巴纳、罗越等汉学名流。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多以现代考古学材料以及现代考古学理论方法为基础，成就空前。 金文资料的史料化，主要包括铭文的考释、铭文的著录和金文的分期断代与编年研究。 文字考释理论: 清末孙诒让对现代文字考释理论的建立有开路之功，孙氏首倡利用六书体例作偏旁分析的考试方法，将金文考释引入科学的途径。王国维在《毛公鼎考释序》中指出铭文的考释“考之史事与文物制度以知时代情状，本《诗》《书》以求文例，考古音以通假借，参彝器验明文字变化”，方法日趋严谨，于孙氏有新发展。唐兰在30年代撰《古文字学导论》及《中国文字学》等论著中，继承孙氏偏旁分析法，提出比较法、推勘法、偏旁分析法、历史的考证四法，从而“引导学者臻至正途，纠正研讨三千年文字若射覆然的不良风气”。杨树达借鉴高邮王氏文字训诂之方式，“每释器首求字形无牾，终期文义大安，以字求义复以义定字。义有不合，则活用字形，假借文法，寻声韵”，顾全形音义三者的关系，有相当的科学性。此外杨氏还提出归纳金文考释的十四条途径。王、唐、杨诸氏的方法，奠定了金文考释理论的基调。其后如高明在《中国古文字学通论》中提出因袭比较法、辞例推勘法、偏旁分析法、据礼俗制度释字等方法，是对前述诸家理论的总结。 铭文考释的收获: 王国维在具体的文字考释上的成就主要有:《观堂古金文考释五种》(不其簋、毛公鼎、散氏 盘、盂鼎、克鼎)，《生霸死霸考》《周丰京考》《鬼方昆夷玁狁考》《兮甲盘跋》等跋文四十余篇，文字释读十余篇。其月相四分说、鬼方昆夷玁狁同族异名说，对后世影响较大;其他如“玟”、“珷”为文王武王合文，主张“觯”“卮”“卮專”“卮耑”等实为一字，却不可易。 杨树达早年从事古汉语语法研究，长于训诂。其金文成就主要体现在金文考释上，1959年出版的增订本《积微居金文说》即期代表作。全书共收文三百八十一篇，以跋语的形式对三百一十四款铭文中争议较大的词语文字作了考证，颇有创获。其他如《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五卷、《积微居小学述林》七卷。 郭沫若于30年代初先后发表《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金文丛考》《古代铭刻汇考》《古代铭刻汇考续编》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等重要论著。郭氏的贡献，主要在于建立了一套关于周代金文研究的比较科学的体系，以及在分期断代基础之上的史学研究。但郭氏为了搜集西周及春秋时代有关于奴隶制的资料，即预设的所谓“重要目标”，一定程度影响了客观性与科学性。 于省吾《读金文札记五则》等，对金文“蔑历”、王号“遟”与“剌”、军制“六师”“八师”等问题的考察，均有独特见解。 容庚在金文研究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商周彝器通考》和《金文编》中，而1964年刊发的，综合了30年代撰写的“鸟书考”“鸟书考补正”“鸟书三考”等论著的《鸟书考》一文，共收越吴楚蔡宋等国铭文四十篇，是战国鸟篆文字的奠基之作。 唐兰很少作专字考释，主要成就主要体现在器铭考释类论著中。《西周铜器断代中的“康宫”问题》一文，奠定了唐氏在金文研究史中的学术地位。其他如《论周昭王时代的青铜器刻铭》《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则是唐氏集大成之作。 徐中舒是古史和古文字名家，主要论著收录于1998年出版的《徐中舒历史论文选集》。其中最为著名的是《金文嘏辞释例》，对研究西周中晚期金文意义重大。《陈侯四器考释》一文，对战国田齐标准器的确立亦有贡献。 陈梦家是继郭氏之后又一个对西周铜器铭文断代作出杰出贡献的学者。其50年代发表的《西周铜器断代》六篇是划时代的作品，至今仍是金文研究者必读之物。 老一辈学者中陈邦怀1993年出版《嗣朴斋金文跋》，收跋文二百五十七篇，论及商周青铜器的文字释读、句读训诂、历史事件与人物、历史地理以及器物断代等多方面，时有精义可供参考。 裘锡圭《古文字论集》《古代文史研究新探》《裘锡圭自选集》。 20世纪在文字考释方面三点成就比较突出:一、在郭沫若、林巳奈夫等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对商代族氏铭文的认识日趋深入，为殷商社会史的研究打下坚实基础;二、张政烺结合考古材料与传世文献所作的《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一文，拓宽了研究者的视野，使金文资料在思想史研究中有了用武之地。张氏将西周金文中常见的数目字与《周易》对译，收获极大成功;三、在众多学者努力下，战国文字的释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 金文语法、声韵研究: 语法研究:管燮初《“蔑历”的语法分析》《西周金文语法研究》，杨五铭《西周金文被动式简论》;实词研究:马国权《两周铜器铭文代词初探》《两周铜器铭文数量词初探》;虚词研究:李达良《若干文言语气词源出上古时期的推测》、张振林《先秦古文字材料中的语气词》、杨五铭《西周春秋铜器铭文中的联结词》、裘锡圭《说金文“引”字的虚词用法》，以及1994年崔永东《两周金文虚词集释》等。管燮初之作是目前最为系统的金文语法研究成果，利用统计手段对照《尚书》中的相关语法现象，对西周时期的语法规律做了全面探讨。裘氏释“引”为“矧”意义极大，很多金文得以读通。 声韵研究:最早有王国维于1917年刊发的《两周金石文韵读》，涉猎从西周到战国初的金 石文四十余篇，影响极大，但在上古音韵部的归类问题上有待商榷。郭沫若《金文韵读补遗》、陈世辉《金文韵读续辑》等论著，订正王氏不足。台湾学生书局1989年出版的全广镇《两周金文通假字研究》，亦颇有可采之处。 铜器铭文的著录及其他资料性、检索性工具书的编纂: 20世纪重要金文著录:新出铜器集录、专录铭文拓本的金文总集、清宫旧藏和其他馆藏图录、私家藏器图录、古董商经眼录、海外流散整理图录等。 新出铜器集录:孙海波1936年《新郑彝器》、1938年《浚县彝器》; 陕西省博物馆1960年《青铜器图释》，书前有唐兰《序言》一文; 社科院考古研究所1985年《殷墟青铜器》; 金文集录: 刘心源1902年《奇觚室吉金文述》，颇多穿凿附会; 罗振玉1917年《殷文存》三卷，无考释; 1930-1934年《贞松堂集古遗文》，补吴氏《愙齋》、吴氏《攈古录金文》所未录; 1937年《三代吉金文存》二十卷，三十七年以前的传世铭文尽皆收罗，集当时商周 铜器铭文之大成; 吴大瀓1918年《愙齋集古录》二十六册，收有大量商周秦汉金文，印刷极佳，重要著录; 刘体智1935年《小校经阁金文拓本》，以收罗宏富著称，有部分伪器; 于省吾1957年《商周金文录遗》一册，补罗氏《三代》后出、未收金文资料; 徐中舒1984年《商周金文集录》，解放至1980年间新出材料，按地域编排; 社科院1984-1994年，《殷周金文集成》十八册，以1988年为下限，以器类为纲，依照铭文文字数编排，共收商周金文拓本一万一千九百八十三件，每册之后附器铭字数、时代、著录、出土、流传、拓本来源以及现藏地点等说明，是商周金文的集大成之作。 2001年《殷周金文集成释文》六卷，订正《集成》; 马承源1990年《商周青铜器铭文选》，常用著录书籍; 清宫旧藏及其他馆藏青铜器图录: 容庚1929年《宝蕴楼彝器图录》二册，收清奉天行宫旧藏铭文九十二器，有三器伪; 1934年《武英殿彝器图录》二册，收清热河行宫一百件，印制精美; 1940年《西清彝器图录》一册，收光绪末年颐和园二十件; 台湾故宫博物馆1958年《故宫铜器图录》二册，收有传世重器精品; 上海博物馆1964年《上海博物馆馆藏青铜器》二册，附马承源序; 私家藏器著录: 罗振玉1917年《梦郼yi草堂吉金图》三卷，收自藏图录一百五十四，无释文; 容庚1933年《颂斋吉金图录》，收自藏器三十九，首次注意纹饰，对后世有示范作用; 1936年《善斋彝器图录》，选刘氏一百七十五件，附释文; 于省吾1934年《双剑誃chi吉金图录》，收器一百一十五，严谨精当; 1940年《双剑誃古器物图录》二卷，四十件，颇多精品; 刘体智1934年《善斋吉金录》二十八册，伪器较多; 商承祚1935年《十二家吉金图录》二册收一百六十九，附考释; 古董商经眼录: 黄濬1935年《邺中片羽初集》《二集》《三集》，皆为可信的殷墟盗掘品; 1936年《尊古斋所见吉金图》，一百九十，不记尺寸; 海外藏器图录与外文著录: 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63年《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商青铜器集录》，八百五十四器，有较高学术价值; 梅原末治《白鹤吉金集》著书; 林巳奈夫《殷周时代青铜器的研究》; 其他资料性、检索性工具书的编纂: 容庚《金文编》，1925年出版1985年修订最为完备，该书分十四卷，以《说文》体例编排， 收已识字二千余个，另有附录两卷，分别收录族氏铭文与未识文字一千二 百多个，共引用历代铜器铭文三千九百余件。 戴家祥、马承源《金文大字典》三册，收字2661，按金文的形符偏旁排列，从形声义三方 面对字作出解释。 徐中舒《汉语古文字字形表》、高明《古文字类编》，徐、高所收不限金文，涉及甲骨、陶 文、玺文、简帛文字、《说文》古字等; 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 张光裕、曹锦炎《东周鸟篆文字编》，是一部有较高学术水准的专业字典; 社科院《新出金文分域简目》 孙稚雏《金文著录简目》 张亚初《殷周金文集成》索引 吴镇烽《金文人名汇编》，收1985年以前金文资料人名5228条，每条之下皆有简单的人物、 国别、年代等说明文字; 周法高《金文诂林》，亦以《金文编》分部为依据，十四卷，每字头下罗列金文的各种字体， 并列举各家考释文字，间加编者按语。全书收铭文3165，书末附有引用书 目，颇便于研究者引用检索，有极高学术价值。 二十世纪金文资料史料化进程——商周金文分期断代与分域研究: 金文的分期断代包含商金文与周金文的判别、商金文的分期、周金文的断代(王世)与编年等。近几十年的分期断代研究已建立了一套比较科学的理论体系，从相对年代(考古学方法)研究的基础上作绝对年代(金文学的研究方法)的探讨。具体步骤就是先以考古资料为主要依据，用类型学的方法从器物形制、纹饰、器物组合、铭文字形变化等多个方面对铜器进行排队，勾划出商周青铜器的发展序列，并用地层叠压关系加以检验，从而判定铜器的时代或年代的相对早晚。在此基础上，细究铭文本身所提供的有关信息，诸如时间、事件、人物关系以及特殊的礼制、术语等等，从而准确判断铭文的时代甚至确切年代。 形制、纹饰、字形与商周金文的分期断代研究: 殷墟考古发现与殷墟青铜器铭文分期断代标准的建立: 商金文的判别依据，白静川在《金文集》中曾明确指出，他认为最为确切的方法是出土地点，凡商墓所出之器，一概可定作商器。白静川还列举了商金文的七个特征: 一、铭识多用图像文字; 二、父祖的庙号以“天干”称名; 三、铭辞简朴，铭文的诸要素尚未完备; 四、五祀周祭的祭日法; 五、日月祀的倒叙纪年法; 六、大师级年的形式中含有商代的史实; 七、语汇、语法、字形可以与卜辞相对照者; 最早将考古类型学引入金文断代研究的是郭沫若，1930年郭《毛公鼎之年代》一文运用了器物类型学的方法，强调纹饰在决定器物时代方面的重要性，并将这一理论贯彻在《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一书中，但郭时类型学在断代上处于从属地位，而非首要标准。 李济是国内最早利用类型学研究殷商青铜器的学者，1932年《殷墟铜器五种及其相关之问题》、1948年《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李的青铜器类型学研究是我国青铜器研究开始彻底 摆脱传统的金石学制约走上科学轨道的重要标志之一。 朱凤翰在《古代中国青铜器》一书中将殷墟青铜器分为三期: 第一期年代大概盘庚迁殷到武丁早期; 第二期细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武丁早期;第二阶段武丁晚期到祖甲时期，并可延伸至廪辛; 第三期廪辛到殷末，第一阶段廪辛到文丁，也可延伸至帝乙;第二阶段帝乙、帝辛。 由于殷商时期的金文是从二期晚断(武丁晚期)开始出现，所以朱氏相应的将殷商金文分完早晚两期。 西周金文相对年代研究体系的逐步完善: 就目前的资料而言，已有六十余件西周铜器铭文可以凭借完整的记时文字、用历朔推定法求的各自的绝对年代，另有数百件则可以通过与标准器相比较系联的办法，求得确切王世，至于其他数以千计的西周金文，对大多数只能用考古学的方法推断相对年代。 用形制、纹饰推断周金文相对年代，始至郭沫若，之后则有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与《大系》并称50年代以前两大金文研究著作，但类型学在二者的研究方法中处从属地位，与严格意义的考古学研究法还有一定距离。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六篇，开创了西周金文分期断代研究的新阶段，被誉为“现代考古学的第一成果”，与《大系》一起被认为是研究西周金文的二部“标准指南”。陈氏归纳周初铜器的七个特征，以及周代铭文内部所体现的九种关系，还将西周铜器划分为三期: 西周初期:武王到昭王，历时约八十年; 西周中期:穆王到夷王，历时约九十年; 西周晚期:厉王到幽王，历时约八十七年; 朱凤翰《古代中国青铜器》用大量篇幅对考古发掘的西周铜器作了分地区分国别的系统研究，是目前最全面系统的铜器断代著作。 对西周铜器器形、纹饰综合研究并以之作为西周金文断代基础的最新研究成果的则是陈公柔、张长寿等合著的《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该书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一个子项目，其研究结果对今后西周金文分期断代有参考价值。 标准器对比法、历朔推定法与西周铭文绝对年代的探讨: 标准器对比法及其涉及的诸问题: 郭沫若陈梦家唐兰与标准器对比法的建立与完善: 标准器对比法中涉及的诸问题: 一、令彝诸器的发现与“康宫”问题的纠葛: “康宫”一词西周金文习见，对其含义，王国维率先指出为康王之庙，但作册令诸器的发现，以及具体释读的争议，引发了康宫问题与西周青铜器铭文分期断代标准的大讨论。20年代末河南洛阳马坡出土作册令组与臣辰组西周铜器。罗振玉1929年发表《夨彝考释》一文，吸纳王氏宫、庙互训的观点，主张“康宫”就是康王之庙。罗王的论著中暗含着一个西周金文的断代标准“康宫原则”，即凡铭文内容提及“康宫”的时代必在康王之后。郭沫若则否认“康宫”为康王之庙，认为令簋令彝为成王器，在《大系》中又承认“京宫”“康宫”“华宫”“般宫”“邵宫”“穆宫”“成宫”“剌宫”等位周王室宗庙，但又认为宫名仅只是溢美之词，“康”名只是偶与王号巧合。唐兰《作册令尊及作册令方彝铭文考释》一文，认为西周的宗庙分京、康两宫，其中“京宫”(京室)祭祀太王、王季、文王、武王、成王;从康王开始，另造新宫“康宫”，“康宫”就是康王之庙，其后诸王死后，宗庙皆附丽于康宫，曰康昭宫、康穆宫、康宫遟(夷)太室、康剌(厉)宫等，所以“康宫”又成为康王以下诸王宗庙的总名。是对罗王的意见的极大发展。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认为从宜侯夨簋铭文看，“作册夨”就是宜侯夨，年代当在成王世;并且通过对比文献与金文中“宫”字的词义的分析，认为“宫”“庙”有别，宫、寝、室、家为生人居所，宗、庙、宗室则为先祖 人鬼而设，主张“康宫为时王所居之王宫，亦是朝见群臣之所”。60年代后，唐氏又发表《西周铜器断代中的“康宫”问题》与《论周昭王时代的青铜器铭刻》，驳斥了郭氏和陈氏的观点，明确指出铜器上有了“康宫”的记载就一定在“康王之后”的断代标准。 二、遹簋、害夫钟、害夫簋、逪曹鼎、五祀卫鼎与“王号生称”问题探讨: 按照传统文献如《逸周书谥法解》《礼记檀弓》中的说法，文王、武王、成王等属于周王的死称，也就是“谥号”。王国维在《遹敦跋》中则认为，周初文武成康昭穆皆号而非谥，皆属美名，生称之死亦称之。徐中舒专文认为共懿之前诸王，名号生死共现，谥法起源于懿王之后，进一步完善王氏的观点。郭沫若认为两周王号“幽、厉、灵、夷、愍、炀、荒、躁”等均有善意，断定谥法兴于战国时期。 历朔推定法与“月相”问题的探讨: 所谓“历朔推定法”，就是根据金文中所提供的纪实信息、依照某种历谱推算铜器的确切铸造时间这么一种研究手段。此法肇始于宋代吕大临，近代王国维也有过相关研究，但只是零碎的尝试不成体系。20年代末开始吴其昌先后发表《金文历朔疏证》等文章论著，具有研究上的方法论意义。目前的“月相”理论主要有定点说、四分说和二系说三种。 定点说起源很早，自汉代以来，许多学者皆如是主张，他们依据先秦文献如《尚书》《逸周书》中的相关记载，归纳出月相词语所表示的时间是专指每月中的某一天，如刘歆认为“死霸”就是朔、“生霸”就是望(《汉书律历志》)，俞樾则对刘氏的观点略作有调整。 四分说最早由王国维提出，其在《生霸死霸考》中认为古者一月之日四分，一至七八日为初吉、八九至十四五为既生霸、十五六至二十二三日为既望、二十三日以后至于晦为既死霸。四分说影响很大，新城新藏、吴其昌郭唐容等亦崇此说。 二系说源自对“初吉”一词的探讨，黄盛璋最早指出，“初吉”非朔非朏fei非月相，实为“初干吉日”，即每月初一至初十的每一天，还主张自古实行的是“旬法”而非“四分一月法”。黄氏的观点新颖，且在殷墟卜辞中却有相关佐证，被天文学界采纳。其后，刘雨引新材料证明西周亦行“记日用旬”的制度，主张“初吉”就是“吉首”“大吉”，试图彻底否定王氏的“四分一月说”。刘氏还统计四个月相名在周金文中的频率，得出“初吉”的频率是后三者总数的三倍，指出“初吉”称日法实行的时代从周初到战国初，其他三者则主要限于西周。刘氏也反对黄氏“初干吉日”的提法，认为“首吉”“大吉”之日依据占卜而定，可以是一月内任意一天。 “夏商周断代工程”采纳的则是一种二分一点的二系说，即认为“初吉”不是月相，它出现在初一至初十;“既生霸”是指从新月初见到满月(分);“既望”则表示满月后月的光面尚未显著亏缺(点);“既死霸”表示从月面亏缺到月光消失(分)。基于这样的理解，“夏商周断代工程”将四个名词称为“金文纪实名词”。 近出晋侯苏钟、静方鼎等的发现，再次引发月相的相关讨论。初步印证“初吉”可能不是月相术语，定点说的不可靠。 西周纪时铭文与王年历谱的构拟: 西周年代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武王克商之年，二是西周诸王的在位年代。武王克商的确切时间是构建西周年代学最为重要的支撑点，相关论著《武王克商之年研究》和朱凤翰《西周诸王年代研究》。各家研究出入很大，主要由于:一、对西周总积年数的认识有分歧，从而造成诸王王年配置上的出入;二、对金文“月相”、谥法起源等问题的认识不同，造成纪年铭文绝对年代的出入，并进而影响诸王王年的配置。 各家王年历谱研究方法概述: 一、仅依据纪年铭文与文献记载安排王年的相关研究(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刘雨); 二、依据某种历谱并结合铜器铭文与文献的综合分析所得的西周诸王王年历谱(吴其昌、董做宾、周法高、夏含夷):董氏提出“金文组”的设想，认为王年的考定应该是“以后王元 年，断前王之末年”。新城新藏、马承源等认为周代使用的历谱不清，而且西周某一时期内可能处于现象授时阶段，所以利用现代天文学知识、从新编排出合乎当时实际天象的历谱“合天历”。古六历: 三、关于倪德卫西周诸王年代的新说:倪德卫《西周的年代》以《今本竹书纪年》为依据，从《公羊传》文公九年“天子三年、然后称王”，得出周代纪年“二元制”的结论。所谓“二元制”，就是所有的西周天子(孝王或属例外)通常有两个元年，一是新王实际继位后的第一年，二则是“三年之丧”后正式即位之年，两个元年之间有一年的间隔。此观点流行于西方汉学界。 四、“夏商周断代工程”关于西周王年研究的新思路。 春秋、战国金文的分域与编年研究: 春秋金文的分域研究:大体四系:以西北系(秦晋)、中原系(郑宋)、东土系(齐鲁)、南土系(吴楚)。春秋金文分域肇始于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以国别为序，将所见东周铜器分三十三国释读。50年代以来的半个世纪里，春秋时期的诸侯国青铜器大量发现，如山东发现的莒、纪、滕、邿、齐、鲁列国之器，江苏、安徽一带则是吴、越、徐、舒、蔡之器习见，河南、湖北一带则广见虢、楚、曾、黄、蔡、鄀ruo诸国之物，陕西则出秦国重宝子范编钟等。 战国金文的分域与编年研究:战国以降，青铜铭文有了显著变化，体裁、内容、字形都有了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字形有了减笔、增笔、借笔、合文、合文后再简省部首等各种复杂的现象。早在二三十年代，王国维、唐兰先后提出文字东西两系说的著名观点，有导夫先路之功。50年代，李学勤提出战国文字分为齐、燕、三晋、楚、秦五系之说，较之两系说有了显著进步。之后有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 具体成果: “三晋器”铭文的研究: 战国时期的三晋器主要包括:容器、兵器为大宗，少数与容器配套的衡器。一件完整的铭文一般包括五项内容，即造器时间、造器地点、造器之人(监造主造制造)、铜器的容量重量以及置用地点，对于研究当时的官制、历史地理、工官监造制度、度量衡制度等都有价值。制造者称“冶”是三晋器的特征。著作有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 秦金文释读与编年: 秦金文的著录始于北宋，1914年罗振玉《秦金石刻辞》、1931年刊行的容庚《秦汉金文录》是综合研究秦系文字的早期成果。李学勤《战国时代的秦国铜器》一文，是该领域比较系统的奠基之作。目前所知最早秦器铭文是西周的不其簋，器盖为传世器，器身于80年代山东出土。李氏认为不其即秦庄公，是宣王命庄公兄弟伐西戎的历史记录。战国秦金文主要包括量权、兵器与虎符。王辉《秦铜器铭文编年集释》一书，是秦铭研究的代表性成果。 楚系铭文研究: 楚器铭文研究始于30年代安徽寿县李三孤堆楚墓的发现，50年代鄂君启节出土以及70年代末曾侯乙墓的发掘。楚系文字有一类“鸟书”之称独特兵器铭文，历史上曾被误认为夏代文字。曹锦炎《鸟虫书通考》，是研究鸟书的最新力作。 楚系文字涵盖广泛，学界通常将江汉流域、随枣走廊一带的诸姬封国之文字，以及江淮流域下游的吴、徐、舒文字，乃至江浙地区的越过文字都属于此。李零的《楚国铜器铭文编年汇释》《东周时期的典型楚国铜器群》等都是楚系文字的综合性研究成果。 燕、齐金文研究: 燕金文以兵器铭文为其大宗，庞富列国之首。 春秋中叶，齐国逐渐成为东方第一大国，受其影响周边诸侯国如鲁邾倪縢薛莒杞纪铸等文化与齐趋同，通称齐系文字。战国时期齐系金文以田齐为代表，主要有铜器铭文(礼器量器) 和兵器铭文。十年陈侯午敦、十四年陈侯午敦、陈逆簋。陈侯午为太公和之子齐桓公，所以二敦分别为公元前365年、前361年田齐标准器。齐系兵器铭文字形式与三晋不同，内容通常“物勒主名”而非“工名”。黄盛璋《燕、齐兵器研究》是目前最系统的研究成果。 铜器铭文中所反映的商周政治与社会: 青铜器刻铭二里冈文化期已经出现，真正普及在殷商时期。殷墟铜器铭文大致可分三个小阶段，从武丁到祖甲、从廪辛到文丁、帝乙帝辛。一般只有短短的三到五个字，一二字也有。内容通常表示器物归属的族氏过受祭对象的日名，稍完整的二者结合。故有学者认为，此种体现了商人极强的宗教意识，当时的贵族通常将铜器视作单纯的祭器礼器。到了帝乙帝辛时期，文字较多的纪事铭文出现，长铭不过二三十字，多着四十字，二祀六祀邲其卣、嗣子鼎、廿祀寝孳鼎、七祀亚鱼鼎等。这类铭文，一般讲器主因有功于王室受赏赐，乃识其荣宠、祭告祖灵，且大多具有明确的周祭纪时形式，对研究商晚期周祭制度与王年、历法有帮助。大纪事时法，涉及对东夷的战争，有重要史料价值。祖祭铭文内容的变化体现了殷末王室与氏族政治秩序的加强。 西周早期(武成康昭)，除了新型的方座簋的出现，其他基本继承殷墟而来。最大的变化体现在铜器铭文上，像天亡簋、何尊、大小盂鼎、宜侯夨簋、麦尊、令尊、令彝都是长篇重器，数十字的铭文已属寻常，体现了周人对仪礼制度的提倡。周人喜欢通过铜器铭文宣扬个人或家族的荣誉地位，这种荣誉地位多与克商建邦、平乱、分封、方国征伐等政治事件联系在一起，对勾勒周初史实有重要价值。 西周中期(穆恭懿孝)，长铭居多，内容多为封官、世袭事宜，但也出现了反映新的社会现象的内容，如土地交换、法律诉讼、家族世系的追述以及穆王时期所谓战功。纪年铭文的大量涌现，也是一大特色。 西周晚期(夷厉宣幽)，多长篇巨制，如毛公鼎、散氏盘、禹鼎、颂鼎、多友鼎等，内容除一般册命之外，对猃狁入侵的抵御，对淮夷的控制(职贡问题)与征伐有突出表现。 犬戎入侵，西周灭亡。平王东迁，王室衰微。 春秋早期标准器多为诸侯之物，长铭甚少，内容以诸侯卿大夫之间的婚姻和自作用器的记录为主。对研究婚姻形态和妇女社会地位有一定作用。 春秋中晚期喜用韵文，内容以彰显器主人的家世地位，以及自诩品德之美为主。铭中出现大量贵族名号，可以与史籍互相印证，但真正关涉史料的内容已不多，性质变为文饰。 战国金文除个别国家如田齐之外，已很少见到以前那些颂扬先祖、祝愿家族之类的套语，列国铜器上一般只有简单的铸器事由与器主名号。战国中期以后，集权加强，政府对兵器、度量衡等加强控制，使铭文内容载体扩大，出现“物勒工名”的内容，在兵器量器上记载负责青铜器建造者的职官名号、工厂名号以及直接作器的工匠之名号。对研究列国的军事、手工业和度量衡意义重大。 商金文中所反映的殷商政治与社会: 利用商金文探讨殷商史，组要成绩表现在家族形态与家族结构、日名制与庙号、殷商晚期的王年、周祭制度和政治等级制度等一系列课题。 族氏铭文的研究整理与殷商时期家族形态、政治等级制度的探讨: 目前已知的殷商族氏铭文共计一千余种，此类铭文分作单一族名与复合族名两类。林沄认为象形族氏名号中的复合“族徽”表示氏族的分衍关系，这种形式的族名是将新族氏名号附于所自出之族的族名下，影响较大。另外对于族氏铭文体现社会政治等级身份问题，主要集中在“子某”“亚某”“册”上。目前比较能确定身份问题的就是族氏铭文所綴的“册”字，是史官一类的名号标识，只能是族氏铭文的附加成分，并不等于族氏名号本身。 商金文的日名制(庙号)及其相关问题: 董作宾“庙号四日说”、陈梦家“庙号次序说”、李学勤“庙号卜选说”、张光直《商王庙号 新考》，将庙号问题引申到商王继统法、王室亲属制度、婚姻制度、殷礼新旧而派的实质及昭穆制度的由来等。 寝孳鼎、亚鱼鼎、邲其斝诸器与殷商王年及相关问题: 小臣舟余尊、小子网簋诸器与殷末“征人方: 从殷商晚期的黄组卜辞看，当时被商王朝征伐的方国有八个，人方、孟方、危方、zha方、羌方、修方、庚方和林方，唯有“征人方”成了商末纪时制度中与周祭纪时并重的独立纪时形式，因此此类诸器又都可以作为帝辛时期的标准器来使用。 两周金文中所反映的周代政治与社会: 西周金文中所反映的重大历史事件:(史墙盘) 利簋与武王伐纣: 囗鼎诸器与周公东征: 何尊与成王营洛: 宜侯夨簋、克罍诸器与成王封建: 小盂鼎诸器与康世伐反夷、征鬼方: 囗伯簋诸器与昭王南征: 班簋、伯dong诸器与穆世“三年静东国”: 无qi簋、史密簋诸器与共、懿征东南夷: 禹鼎、害夫诸器与夷、厉南征: 多友鼎、兮甲盘与宣王伐猃狁: 西周国家形态(国家结构与国家政体)与政治: 包括封建制度、监国制度、巡狩制度、职贡制度、廷礼册命与官制、法律制度以及军制等。 国家结构——周初封建与“周邦”“万邦”并存的格局: 周人以“周邦”“小周邦”自称，又称“中国”(何尊)、“内国”(禹鼎)，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东国”(班簋、史密簋、晋侯苏钟)、“南国”(害夫钟、晋侯苏钟)。周代的诸侯国有独立的政治、军事、经济权利。 西周金文中的职官体系与廷礼册命: 西周职官体系分王官与诸侯两种，对应了内服、外服两套体系。张亚初、刘雨合著的《西周金文官制研究》，归纳西周职官二百余种，提出终有周一代皆有两寮(卿事寮、太史寮)的职官体系。陈汉平《西周册命制度研究》集中讨论了册命制度，另外与王官制度相对应的西周诸侯爵制，“公侯伯子男”五等爵的有无，通过金文和文献的综合探讨，不仅西周没有，春秋时期也是爵无定称。如令簋诸器中诸侯“侯、田、男”三等，而伯晨鼎中公、侯并见。 Ying匜诸器中的法律问题:涉及西周刑罚问题最著名的青铜器是与裘卫诸器同出的ying匜，铭文记载伯扬夫主持的、牧牛与其师(ying)打官司所作的判决词。涉及鞭刑、黑蔑黑屋、黜黑屋、罚锾huan四种刑法。通过相关的铭文研究，可以发现西周刑法的几个特点:一、行政与司法不分离;二、民法与刑罚不分;三、盟誓在法律上有重要地位，誓言往往是法律审讯的依据;四、可能已经有了成文法，但只对贵族公布;五、贵族犯法可以不亲临邢狱，由下级莅事。 西周军制: 周王朝的常备军有金文常见(禹鼎等)的“西六师”与“成周八师”(殷八师)。西六师驻扎宗周，由周族国人组成，殷八师驻扎成周，成分有争议，但受王官节制。于省吾注意到成周八师和西六师中，都设有冢司徒、司艺、司牧、冢司马、司佃事等官吏，认为他们是专掌土地、农佃、种艺、放牧、马正等生产事物，其目的为了军队的自给自足，主张这是中国最早的屯田制度。杨宽认为这是与乡遂制度有关，是兵农合一的体现。李学勤发挥杨宽的观点认为，六师八师既是军事制度，也是六乡八乡行政制度，设冢司徒管理六乡八乡，是军事制 度与政治制度的统一。西周时期，贵族私家宗族族兵是周王朝可以依靠的军事力量，时常受王命出征(班簋、毛公鼎等)，到了战国，才被国家常备军所取代。私家宗族武装是一种与封建宗法社会相始终的军事力量。另外，西周的军监可能跟监国一样，是常制而非临时的变例(善鼎)。 西周时期的社会与经济: 西周时期社会形态与社会结构的变迁: 变迁集中表现在:一、阶级、等级结构;二、社会组织结构;三、地域行政区划与行政组织。 阶级、等级结构研究主要涉及庶人的身份、西周的奴隶、西周贵族的阶级身份。主张西周奴隶社会说者，认为“人鬲”“庶人”“驭”(令簋、大盂鼎等)都是奴隶，但金文中“驭”的地位不低，班簋禹鼎等中的“徒驭”“仆驭”等为甲士，是贵族，“庶人”从事农业地位虽低，但却不是奴隶。西周晚期的庶民则包含了一部分贵族的支庶，虽称“皂隶”，也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农业奴隶。金文的“仆”“庸”从晋侯苏钟看，也表甲士，不太可能是奴隶。郭沫若认为“臣民氓宰”皆为奴隶。朱凤翰专文探讨西周贵族阶级属性，认为西周贵族是封建贵族而非奴隶主，这种观点是西周封建说的继承与发展。 西周金文与贵族宗族、家族结构的研究: 周代的宗族组织结构是多层次的，具体体现在“小子”与排行名等问题的探讨上。“小子”之称自商代就有，沿用至周代(何尊、小子启鼎、小子毅鼎等)，“小子”是一种特殊身份的群体。日本木村秀海认为周金文“小子”有两层含义:一是年少者谦逊的自称;二是代表从本家分家出去的人。其观点具有代表性。我国学者一般认为“子”代表大宗的族长，所以“小子”自然是小宗或分族的族长。西周金文有大量以“伯仲叔季”为称谓的排行名，李曦认为这些排行称谓是当时宗法制的一种表徵，主要体现在:一、是宗主继承者的一般性标志和维护继承次序的手段;第二、具有区别大、小宗的作用;第三、具有转化地名为氏名的作用，从而使一个宗法集团得到一个宗室名称。关于宗法制度中君统与宗统的关系问题，一般认为周天子是天下同姓诸侯的大宗，各国诸侯又是封国内同姓卿大夫的大宗。 周金文所见地域行政区划与行政组织: 在“里”这种基层地域组织上，可能有国野制度的存在。“里”在西周金文中习见(宜侯夨簋、大簋等)，具有血缘与地缘双重特征，形态大致有二:一、是作为城邑内的单位区划;二是指独立的聚落。《礼记地官》讲王都地区包括国都都城和周围郊地，统称“国”，其居民成为“国人”，其地则分为“六乡”。六乡之外称为“遂”，遂之外则为“都鄙”，为卿大夫采邑。“遂”与“都鄙”通称为“野”，其居民则为“野人” 西周经济形态研究——裘卫诸器与西周土地所有制及货币政策: 西周时期的意识形态——天命、祭祀与鬼神: 西周诸侯国史研究: 从“物勒主名”到“物勒工名”——有由战国铭文看东周列国工官监造制度的建立、完善及其反映的社会变革: 度量衡铭文与东周列国的度量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