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宗藩制度的弊端

编号:0803152 学年论文 题    目:        论 明 代 宗 藩 的 弊 端           系    院: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专    业:              历  史  学                  作者姓名:              鲜  伊  飞                  指导教师:    毛 雨 辰    职  称:      讲  师      完成日期:      2010    年     11    月     24    日 论明代宗藩的弊端 鲜伊飞 （河西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08级1班  甘肃张掖  734000） 摘 要：明代的宗藩产生有其特定背景，宗藩对明代政治、经济、军事以及社会生活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正德以前，弊端主要是在经济方面，非法支取宗禄，祸害百姓。正德以后，则主要是现在对基层政治的影响，造成地方社会动荡不安，但在藩府之中，宗室内部彼此因为名位、利益而勾心斗角，相互倾害，甚至父子反目，同宗相残的情形也司空见惯。 关键词：明代  宗藩  争斗 宗藩问题作为影响明代的一大弊政，与明王朝相始终，这一制度的产生与变化，对当时的政治、军事、经济以及整个社会生活有着重大的影响。明代中后期，由于藩禁积弊和宗禄拖欠引发的宗藩与明王朝的对立十分突出，宗室的犯罪现象相当普遍，并受到朝野的关注。明代宗室不仅有特权，而且可以世袭。然而,宗室的地位又有高低之分，主要取决于两点：一是宗室本身的封爵高低;二是视其宗脉远近与嫡庶分别。在明代，作为宗室上层的亲、郡都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但是将军中尉等下层宗室因为宗禄拖欠，却只能在衣食不继中艰难度日。正由于如此强烈的反差，因此为了爵位继承，宗室间的斗争从未停止。 一、明代宗藩的政治争斗 明代初期，朱元璋“惩宋元孤立”，于是，“稽古法，封同姓”[1]。根据《明史?太祖本纪》记载，洪武二年，朱元璋编《祖训录》定封建诸王之制，洪武三年四月，明太祖正式确立了封藩制度，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并确立了对以庶夺嫡的惩处：“轻则降为庶人，重则流窜远方”[1]。太祖希望通过封藩制度以此来拱卫皇室,加强皇权,然而，明太祖这种政治愿望似乎太过于理想化，自己的子孙后代之中，再也没有能够在治国方略方面比得上他的了；相反，随之而来的是对明王朝的蚕食和腐蚀的各宗室之间相互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亲兄弟形同陌路，在他们眼中的只是利益和权势。明代宗室以庶谋嫡的惯用伎俩就是诬告，并且无中生有的捏造诸如反逆、不孝的罪名。有的宗室为了争夺爵位的继承权，不惜贬低法定继承人，还有的在争夺王位的过程中，拉党结派，彼此揭短，相互攻击，从而迁出不少鲜为人知的犯罪事实。宗室为了爵位归属勾心斗角，从来不顾及宗亲王尊的体面。万历时，代王鼎莎临终前曾有意将王位传与鼎渭，但是没有奏明朝廷，于是，宗室中有私撰本章，委托代王陈奏，有求立他子及宗支中贤者，其意图就是不让鼎渭成为继承者。明代宗藩爵位继承一直是各王府十分敏感的话题，任何相关的议论都有可能招来杀生之祸。成化间，鲁府乐陵王延请生员教育自己的三个儿子，乐陵王向教师了解三个儿子的学业情况，告诉自己长子、次子皆不及三子，乐陵王也由此属义三子。由于王府教官的态度，直接影响到王爵的继承，王长子、次子因而怀恨在心，“遂谋于府中人杖杀之”[2]。有的宗室为了谋夺爵位，什么都可以抛弃，包括亲情，伦常。万历时，代府宗室则使用阴损的手段迫害应袭人。据巡抚直隶御史陈文遂反映：代府待袭太平王鼐铉为了谋夺嫡嗣，竟然把术士请到府中，为其施法，迫害对手。 明代宗藩内部的矛盾和斗争错综复杂，这不仅表现在宗室因为爵位袭承德勾心斗角，而且也反映在：宗室由于利益冲突，以及明代分封制造成的森严的等级矛盾凸显。主要表现在上层与上层，上层与下层，下层与下层之间的斗争。朱济为人心术不正，用卑劣的手段爬上了晋王的宝座。成为晋王，晋府宁化王济焕曾奏其有异心，朱济谋害了宁化的嫡母，彼此猜疑，不能相容。宣德年间，汉王谋反被平叛后，牵出了朱济的犯罪事实，朱济怀疑是宁化王上奏的，两人关系势同水火。嘉靖年间的鲁王朱观，与朱宪堪称“今古何殊貉一丘”。此人“淫戏无度……复屋曲房，挟娼为乐……男女裸体群浴于池，无复人礼，左右有阴议及色忤者必立毙之，或加以炮烙”。 [3]由此可以看得出自朱元璋以来的宗室冲突和争斗。 宗藩还往往与宦官相勾结，或扰民，或谋叛，危害天下。如永乐时简王朱颙炴“纵中官扰民，洛阳人苦之”。[4]宁王朱宸濠的起兵谋反、大搞分裂活动，更是与宦官内外勾结的结果。宁藩本来已因罪革去护卫，但后经重贿刘瑾，“准复”，使羽翼得以日渐丰满。当王阳明率兵平叛，攻克宁王老巢后，曾“拾得簿籍有帐”，朱宸濠与宦官来往的书信，竟达两箧之多，这是他们狼狈为奸的铁证。宦官接受朱宸濠的贿赂，更是有账可查的。史载：（宸濠）送（在官太监）张忠、（少监）卢明各银五百两。托伊引送（司礼监太监）张雄银三千两，宝石镶带一条……太监张锐……亦将银二千两托臧贤过送与伊……（后又送）张雄，张锐各一千两……太皇、太后崩逝，有少监卢明……赍捧报讣，前来开读，得受宸濠三千两……毕真改调镇守浙江，宸濠要伊预备人马前来助逆，当将银三千两、金壶一把，盘盏四副，并器皿、茶芽等物送行。[5]毕真乃江西镇守太监，却成了朱宸濠的死党。以朝廷腹心为宸濠羽翼，在江西则密谋内助，在浙江则阴作外援，后被凌迟处死，实在是罪有应得。 由此不难看出，明代宗藩无论是在经济上、政治上，对明王朝都是腐蚀剂，危害多端。 更重要的是，宗藩子孙们自呱呱坠地即有一份吃到老死的禄米，无须为生计犯愁；在万历以前，也不允许宗藩子弟入试，对多数游手好闲之徒来说，自然是乐得不可开交。下面是自从朱元璋立国以来的各个藩王的就国信息： 儿子顺序 王子名称 封号 就国地 时间（洪武） 《明史》页数 2 樉（1356-1395） 秦 西安 11（1378） 2502 3 （1358-1398） 晋 太原 11（1378） 2521 4 棣（1360-1424） 燕 北京 13（1380） 105 5 橚（1361-1423） 周 开封 14（1381） 2546 6 桢（1364-1424） 楚 武昌 14（1381） 2607 7 榑（1364-1428） 齐 青州 15（1382） 2620 8 梓（1369-1390） 潭 长沙 18（1385） 2622 10 檀（1370-1390） 鲁 兖州 18（1385） 2623 11 椿（1371-1423） 蜀 成都 23（3190） 2643 12 柏（1371-1399） 湘 荆州 18（1385） 2659 13 桂（1374-1446） 代 大同 23（1392） 2660 14 楧（1419年死） 肃 甘州 26（1393） 2685 15 植（1424年死） 辽 广宁 26（1393） 2694 16 旃（1378-1448） 庆 宁夏 26（1392） 2715 17 权（1378-1448） 宁 大宁 26（1393） 2727 18 楩（1379-1450） 岷 云南 28（1395） 2737 19 橞（1379-1427） 谷 宣府 28（1395） 2755             二、宗藩对于国家财政的影响 藩王中颇多贪鄙之徒，盗窃者有之，敲诈勒索者有之，抢夺民田、兼并屯田者有之，掠夺民舍者有之，完全是国家经济生活的蛀虫。明末的福王朱常洵，更是个典型。其母是万历皇帝的宠妃郑贵妃，故他备受恩宠。从全国各地搜刮来的矿监税达“亿万计”，郑贵妃将其中很大一部分中饱福王私囊；他在洛阳就藩后，又是占山东、湖广良田，又是独霸中州盐利。 明朝初期封藩，供以岁禄，实行米钞兼支的办法。亲王岁禄本、折色支取并无定制，“有中半着，有本多余折者，其则不同”。 [6]嘉靖四十四年定：各府郡王、将军岁禄均按“三分本色，七分折钞”支取。各府宗室岁禄支取本折原有定例，严禁各王府擅自改定本折，并禁止“王府官员，内使旗校，管庄人等干预，折收银两，多收米麦，索要财物，及邀截纳户用强兑支”违者重究。但一些王府收取岁禄时，只考虑自身利益，不顾及朝廷禁令。宣德时，有的王府在收粮时,“或留难，或多取，或暴虐需索，民甚苦之”有的王府内使收取禄粮时，谎称米质低劣，趁机盘剥百姓。为了杜绝王府因为收取岁禄直接损害百姓利益，激化社会矛盾，成化二年，遂改定宗禄收取办法：“郡王禄米，俱由亲王府仓上纳，听令按季支取，镇国将军以下禄米，于有司官仓收贮，二次支给”有的宗室为了达到盗领、冒支的目的，甚至伪造印信。嘉靖时，乐平王府镇国将军中尉旭植就“伪造印章，冒支禄粮”。万历时，庆城王府宗人赴京，告发该府将军，中尉，为冒领禄粮，增减勘合，牵涉将军，中尉多达41人。 早在洪武九年（1376），即定诸王公主岁供之数：亲王岁支米5万石，钞2万5千贯，锦40匹，纻丝300匹，纱罗各100匹，绢500匹，冬夏布各1000匹，绵2000两，盐2000引，茶1000斤，马匹草料月支50匹。其段匹，岁给匹料，付王府自造。靖江王岁支米2万石，钞1万贯，余物比亲王减半，马匹草料月支20匹。公主未受封，每岁支纻丝、纱罗各10匹，绢、冬夏布各30匹，绵200两；已封，赐庄田一所，计岁收米1500石，钞2000贯。明王朝对宗藩还有诸如宗室公主即位之赏、就国之赏、来朝之赏、有功之赏等等，为数相当可观。如刘吉的《后鉴录》中就记载了此事：仁宗初年，赏汉王朱高煦、赵王朱高燧各黄金500两，白金5000两，锦100匹，丝200匹，罗200匹，纱200匹，胡椒、苏木各5000斤，钞万锭，良马百匹。洪武十年（1377）楚王桢就国武昌，赐黄金1600两，白金2万两，钞2万锭。永乐十四年（1416），赐蜀王椿黄金200两，白金千两，钞400锭，米千石，胡椒千斤，马10匹，“以发谷府反谋功也”。 [7]永乐二十二年，赐赵王高燧白金3000两，钞3万贯，彩币200表里，马10匹，“以护送山陵劳也”[8]。如此等等。宗藩的生居死穴，也都是由官府营造的。早在明初，蜀王朱椿就藩成都前，朱元璋亲笔敕谕四川都司护卫指挥及布政司，“差诸色人匠兴造蜀王王城宫室，务要军民共同兴造，此后，各王府将军而下宫室坟茔，皆由官办，渐成定制，至成化中，更定为则，给价自行营造。大抵，郡主的房价是1000两，镇国将军下至中尉，递减至500两。这还不过是法定权范围内的一般情形。 而宗室藩王拉龙旗作虎皮，仗皇权之势，用法外权巧取豪夺，也是屡见不鲜。如伊王世子典瑛，多持官吏短长，甚至公然敢殴打御史，横暴可想而知。其所居宫墙坏了，夺民居以广其宫。掠来女子700余人，留貌美者90余人，勒索其家以金赎，与强盗的绑票行径毫无二致。朱宸濠在谋反前，不仅强夺民间田产子女，还与江西大盗吴十三、凌十一等勾结，官府根本不敢过问。 明朝藩王的经商常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通常自己不出面；依仗特权来经商大搞权钱交易；经营的都是有利可途的行业、而且利润比较大；所经营的工商业大都是非生产性的。对于藩王的经商，虽然对改变“重农抑商”有一定作用，但是作用微乎其微，宗藩以权经商，侵吞国家财物，垄断物价，控制市场，扰乱社会秩序，使得正常的商贾不能开展贸易活动，严重阻碍商品经济的发展。 历史表明，封建特权从来是孳生蠹虫的温床。明王朝既然给了宗藩的子子孙孙以种种巨大的封建特权，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是一天天烂下去，就已算是等而上者，不可能有好的作为。供养庞大的宗室集团，是明代中后期沉重的社会负担，严重影响到明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妨碍地方的稳定。正德以后，宗室冲击地方衙门，凌逼府臣，甚至抢夺官府的事件也有发生。嘉靖十八年，山西布政使司“岁解禄粮汾州给散诸宗室”。此后直到万历年间，先后发生多起藩府攻击地方衙门，殴辱地方官员之事。群宗啸聚官府，凌辱地方大员，造成百姓恐惧，地方不安，以至于明代统治者担心危及王朝根本，这是朱元璋当初所始料不及的。 三、宗藩对皇权造成的离心力 朱元璋初封藩王时，都授以兵权，规定：“凡王国有守镇兵，有护王兵。其镇守兵有常选指挥掌之。其护卫兵从王调遣。如本国是险要之地遇有紧急，其镇守兵，护卫从王调遣。”[9]按照明代军制。一卫为五千六百人，三护卫为一万六千余人，亲王还能节制镇守兵。燕王、晋王率领镇守兵征战起到了捍外患，镇边防的作用，但由于藩王的权力过大，造成了尾大不掉的形势，于是发生了后来的“靖难之役”。 朱元璋深知，其子孙系天下朱元璋的长眠之地明孝陵之安危，也曾频频告诫他们要“蓄养德性，博通古今，庶可以承藉天下国家之重”。[10]在他看来，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用“亲亲之道”熏陶出来的藩王们，定能成为大明一统江山的拱卫者。这种认识，表明他忘记了历史上吴楚七国之乱的教训，不懂得为争夺至高无上的第一把交椅，在历代皇室内，曾经演出过多少骨肉相残的悲剧。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平遥训导叶伯巨上万言书，恳切地指出“分封逾制，祸患立生，援古证今，昭昭然矣”，从而建议“诸王未之国之先，节其都邑之制，减其卫兵，限其疆……诸王有贤德行者，人为辅相，其余世为藩辅，可以与国同休，世世无穷矣”。 [11]显然，叶伯巨看出了大封诸王所潜伏的危险性，并开出了并不高明的补救药方。但是，朱元璋仍然在做梦，竟大怒曰：“小子敢间吾骨肉，吾见且切齿，可使吾儿见乎！速取来，吾将手射之，且啖其肉。”[12]真是杀气腾腾，如闻齿声。尔后发生的大大小小的诸王谋反事件，充分证明了叶伯巨的预见性。甚至朱元璋在临终前夕大脑也还清楚时，也已觉察到燕王朱棣的动向值得警惕，下旨一道：“说与晋王（时朱已死，子济熺嗣立）知道，教陈用、张杰、庄德预先选下好人好马，堤备临阵时，领着在燕王右手里行。”[13]时在洪武三十一年（1398）五月十二日，而是月初八，朱元璋已病危，为巩固太孙皇位，谨防朱棣搞政变，故特作此安排。人之将死，其梦方醒，这对朱元璋来说，真是个辛酸的历史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