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湖南古今人物辞典》勘校之三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湖南古今人物辞典》勘校之三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湖南古今人物辞典》勘校之三 童志刚 (一)校对错漏举隅 作为编辑，一定知道一个规则，就是:一部作品面世，这样那样的错漏总是难免，但标题、目录和作者姓名是不允许出错的，它们是重点保障对象。对于一本人物辞典来说，如果被收录人物的名字从目录到正文都错了，那问题就显得比较严重: 郭宏陛条，记“字晋阳，永定人”，条目名有误，据《 清实录》 应为“郭宏陞( 升)”《，湖南近代百年史事日志》 亦作“郭宏陞”。周庚禄条，记“字茀皆……周达武弟。”据县志( 民国版《 宁乡县志》，下同)，条目名有误，“周庚禄”应为“周康禄”，《清史稿》“ 周达武传”可证，且“茀皆”应为“茀陔”。彭浚条，记“字宗臣”，应为“字映旟，号宝臣”。刘洁条，条目名有误，据县志并证之《 湘人著述表》，“刘洁”应为“刘浩”。夏继芳条，记“清女诗人，字若仙，湘潭人”，条目名有误，应为夏继芬。喻俊民条，记“字采亭，宁乡人”，条目名有误，应为喻俊明，可证之县志及《 大清宣统政纪卷之四十七》 等文献。这些名字若另有根据，有必要备注他说。 或一人双名，重复设目，这个情况在各类词典中都属于比较罕见的差错。谢子贵条，记“字用和，宁乡人……累官至云南布政使，卒于任”;辞典中同时另设谢贵条，记“又作子贵，字用和，宁乡人……累迁至云南布政使……被燕王执杀”，二者实为同一人。据县志，1，谢子贵“官名”为“谢贵”，且以后者名于世，县志、明史可证。2，谢最终官职非云南布政使 ，谢于建文元年( 1399)为燕王朱棣伏兵所( 从二品)，而是北平都指挥使( 正二品)。3 杀，故谢卒于北平，时在1399 年，记为“官至云南布政使，卒于任”，不确。4，谢子贵条不记卒年，似乎该条的作者比谢贵条的作者在掌握资料方面又欠缺不少。此外，在目录页，何昆条不置放二字姓名序列，而嵌入三字姓名序列中，与体例不符，当属误植。 需要说明的是，地方志或历史文献，也并非提供的都是终极标准答案，关键在于，既要谨慎对待孤证，在比较中选择最可靠的材料，又要重视相对考证更加完善的结论，避免弃正就误。以该辞典李守中条为例，其内容系根据《 湖南通志》(1885 年刊印)材料撰写，称“字宗道……明洪武时拔贡……出为扶州知州”，其实1941 年版的《宁乡县志》 就已对这些内容做过了具体的纠正和完善，如据李氏族谱改正其字为“遵道”;指出李实为快州知州，“《 通志》 误作扶州”;并明确传主为洪武十四年辛酉( 1831) 拔贡。显然，疏于查找和比对，会造成错误，而很多错漏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编纂历史人物辞典，换个角度说，要注意的不外乎两个方面，一个是有没有，一个是对不对。有没有是说应该记录的内容是否缺失，决定于认识和见识;对不对是看所述内容是否准确，既包括内容，也包括文字，决定于态度和能力。 有错字衍字漏字及标点误植。张敏条，称“后谪龙溪主簿”，据县志，“龙溪”应为“尤溪”，亦可证之《 八闽通志》。孙宜条，称“曾孙孙榖亦有名”，“孙榖”应为“孙穀”，辞典中另设有孙穀条;“榖”与“穀”二字仅一横之差，但含义迥异。石万程条，写作“其孙石仑森”，而另设条目为“石崙森”，名字应一致。罗人琮条，《最最古园集》 衍一“最”字。萧锦忠条，记“初名衡，号史楼生”，应为“号史楼”，作者据《湖南通志》萧锦忠传写作时，因错断“号史楼生有异禀”句而误;记“著有《舆地参考》”，应为《舆地汇参》。车鼎晋条，“楚浙文学狱”应为“文字狱”。唐邦勋条，称“同族某家染疫病，秽恶不可近”，据县志，“疫病”应为“疬病”，疬病属感染性外科疾病，后期肉腐成脓，故曰“秽恶不可近”。周含万条，“倡建迎圣书院”，应为“近圣书院”，史有记载。程颂万条，条中“广义兴公司”应为“广艺兴公司”。周堪赓条，“升南户部尚书”应为“升南京户部尚书”。朱成点条，称“著有《 宁远堂诗集》、《四库全书》 存 目”，两书名号之间用顿号不可，应为逗号，一个标点之差，意思大相径庭。 在涉及古代人物、地名、事件时，繁体字是否要转换为简体字，不可一概而论，应有所斟酌。魏良条，称“字隽卿……叙功权衙州知府”，据县志，1，“隽卿”应为“寯卿”，“雋”字因简化为“隽”被弃用，而“寯”虽属不常用字却没有取消，故不能直接替换成“隽”;且人名用字不可任意简化、替代，明朝进士黄寯、清朝三代帝师祁寯藻、现代建筑学家童寯，他们的名字是不能乱改的，辞典中的孙穀条不作“孙谷”即是证明。2，“权衙州”应为“权衢州”，县志中作“衢”，且“衙州”是个不存在的地方。隆观易条，称“县人喻光蓉官甘肃……著《宁夏消食录》 等”，1，喻光蓉应为喻光容，县志有传。2，作品应为《 宁灵消食录》，亦可证于钱锺书《 宋诗选注》序。胡大时条“，盘古先生”应为“盘谷先生”。 正如之前已经说过的，古人追求“青史留名”，除了在社会上干一番事业，就是通过著书立说来实现了。因此，著述项内容的缺失或错讹，对古人来说，是展示了他一个不完整的人生;对后人来说，则是失去准确了解一位古人立体形象的机会。著述方面的问题，一是缺失，前已举例;二是错讹，大多因为校对马虎，部分由于想当然:因字形相近而误。谢英条，“著作有《 志尹录》、《白云稿》等”，应为《 志伊录》、《白云养素稿》。易祓条，《禹贡疆理记》应为《 禹贡疆理广记》。谢肇元条，《详刑录》，“详刑”与“祥刑”同义，据《 湘人著述表》 记为《 祥刑录》 或《 祥刑息讼录》更准确。王文清条，《周易中肯》 应为《 周易中旨》。罗绕典条，《黔南世略》 应为《 黔南纪略》或全称《 黔南职方纪略》又或另一版本《 黔南识略》。毛国翰条，《糜音诗钞》应为《 麋园诗钞》( 有《潇湘文库》版)。孙鼎臣条，据王先谦辑《 六家词钞》( 岳麓书社1984 年版)，《苍稂集》 应为《 苍筤集》。胡焯条，《楚颂齐诗集》应为《 楚颂斋诗集》。皮锡瑞条，《五经通论》应为《 经学通论》，中华书局版用此书名。王以敏条，《檗隝诗存》、《檗隝词存》 应为《 檗坞诗存》、《檗坞词存》。崔暕条，《避邪纪实》应为《 辟邪纪实》。王世琪条，《菜园遗墨》为《莱园遗墨》。赵启霖条，《游园集》应为《瀞园集》( 有“湖南近代名人文集丛书”版《 赵瀞园集》)。 因疏于核实而误。邓粲条，称“著《 元明纪》十卷”，据谭绪缵《 东晋史家邓粲》( 载《 求索》1984 年第2 期)，该书名为《 晋纪》，因系记录晋朝元帝、明帝二朝史事，故又名《晋元明纪》，径称《元明纪》是容易产生误会的。方联甲条，称“为《塞上吟集唐三百首》”，不存在这样一部作品，准确表述应该是:“集唐诗句韵为《 塞上吟》三百首”。胡焯条，称“著《 校补说文解字》”，应为《 校补说文解字系传》;《说文解字》 与《 说文解字系传》是两本书，前者作者许慎，后者是对前者的整理研究，作者是徐锴和徐铉，传主“校补”的是后者;遗漏两个字，相差很远。周寿昌条，《前汉书校补注》《、后汉书校补注》 应分别为《 前汉书注校补》、《后汉书注补正》。两部作品分别是对前代学者如唐代颜师古等所作“汉书注”的“校补”和“补正”，词序不同，含义迥异。 (二)各类时间误差 与历史人物相关的各种时间点如生卒年、任职时间等的确认，是历史学家们研究的一大课题。由于资料的湮灭，考证、确认并非易事，因此在辞典中以“不详”、“约”来表述属于正常情况。但一些本属可考却失记、错记的情况一再出现，就不免让人遗憾了。虽然辞典不是考据学，但辞典必须充分利用各种考据已经形成的成果，就该辞典而言，编者如果能够投入更多的精力进行查找和核对，很多词条是可以做到更准确更完善的。 资料的缺失。一是有而不录，二是录而不准。以廖基植条为例，笼统称“先其父数年卒”。如果编写者确如主编所称，“几乎查遍了湖南所有的县( 区)志、市志”，那么他们应该很容易在民国版《宁乡县志》“ 廖基植传”里看到如下记述:“辛亥冬，旧疾剧告归。……归一年卒，年五十五。”该传为其弟廖基棫所撰，有关记录应属可信:辛亥为1911 年，廖基植的去世当在1912 年。如此，其父廖树蘅卒于1923 年，“先其父数年卒”也就属于马虎眼的说辞了。如果编撰者再辛苦点，他在《宁乡县志》“ 艺文录”中还能找到廖基棫为其兄 作品所作的序言:“伯兄既殁之二年，基棫拟……岁无暇晷，忽忽便已十年……”落款时间为“甲子六月”，民国甲子年为1924 年，减去文中提到的十二年，也能印证廖基植1912 年的去世年份。 第一种情况是生卒年可考而未能列出。 有明确线索却不列生卒年的。据《 历代宁乡书画家传略》，谢英生卒年为1103—1142。邓枝麟生卒年为1715—1805。王坦修生卒年为1744—1809，文中称其“六十七岁卒”不确，县志记载:“己巳巡抚聘主岳麓，七月卒于岳麓半学斋，年六十六”，嘉庆己巳为1809 年。刘康条，生年为1813 年，又据县志“光绪十六年卒”，其卒年当在1890 年。傅绍岩条，生年为1866，又据县志“丁丑十一月卒”，其卒年当在1937 年。黄本骐条，既然其弟黄本骥生年记1781 年，而县志中黄本骥传明确“本骥少本骐四岁”，则本骐生年为1877 年;黄本骐传称“道光二年授城步训导，莅任未及三月……归省抵家九日卒”，则其卒年当在1822 年。朱衣点条，据康海廷教授研读相关族谱后所作《朱衣点小传》( 载《 宁乡文史资料》 第七辑)“，生于嘉庆二十二年八月”，其生年当为1817 年。 一般来说，由于辞典所收录的人物，在他们去世时大多已经为世人所知，所以其卒年相对比较容易查找核实。易祓条，县志记载易祓“嘉熙庚子三月卒，年八十五”，则易祓卒年为1240 年。陶士僙条，笼统称“旋病归。卒”，而县志原有明确记载:乾隆“十七年五月卒于家，年六十”，其卒年当在1752 年。黄遇隆条，称“后奉召赴京，卒于道”，县志记载为“癸酉谒选，以疾卒于旅次”，其卒年应为乾隆癸酉即1753 年。余廷灿条，据杨树达撰《 存吾文集四卷》 介绍“，嘉庆三年戊午卒，年七十”，其卒年当在1798 年。胡光瓒条，县志记“辛丑卒，年八十四”，其卒年为1841 年。毛国翰条，傅熊湘为其作小传称“以道光丙午卒，年七十五”，其卒年当在1846 年。黄本龄条，县志称“咸丰元年……六月回桂林……九月二十八日卒”，其卒年应为1851 年。龙朝翼条，县志记“同治四年……六月……纵马深入，遇伏阵亡”，并注称“通志及同治志纪殉难事，均稍误，兹据同治四年六月左宗棠奏稿及刘典从戎识实”，故龙朝翼卒年为1865 年。吴德襄条，傅熊湘作《 吴先生墓志铭》 记“先生年八十二，清宣统元年十一月卒”，其卒年当在1909 年。谢维藩条，据《 湖南近代百年史事日志》，其卒年为1878 年。汪诒书条，萧仲祁撰《 王先生传》 记“( 民国)二十九年庚辰……八月之杪，逝于里居”，其卒年应为1940 年。文启泉条，傅熊湘作《 亡友文湘芷行略》 记“卒，年四十有八，时民国十四年夏历四月十三日”，其卒年当在1925 年。 第二种情况是生卒年记而有误。 李兴邦条，记卒年为1406，据县志:“张辅奏辟兴邦，当在永乐九年，以是年正月复命，辅讨交趾……以三月十八日卒于镫勒驿也。”故其卒年当在永乐九年即1411 年。欧阳彦贵条，笼统称“宣德( 1426—1435) 初，卒于任所”，县志记“宣德六年卒于官”，其卒年当在1431 年。李文炤条，记生卒年为“1667—1731”，多种证据显示李生于康熙十一年即1672 年( 如《 国文第五册》“ 作者介绍”)，卒于雍正十三年即1735年( 如杨树达为《恒斋文集十二卷》 所作介绍)。李隆萼条，生卒年记为1778—1866，据县志，李隆萼“与同里梅钟澍齐年”，且“卒年六十九”，则其生年当为1798 年，此说可证之《历代宁乡书画家传略》。曾纪鸿条，记生卒年为1848—1877，卒年有误，据《湖南近代百年史事日志》及其他文献，皆记其卒年为1881年，享年三十四岁。隆观易条，记生卒年为1838—1878，其生年当为道光庚子即1840 年，县志于“隆观易传”内有明确考证结论。谭继洵条，记卒年为1900 年，误，据《 湖南近代百年史事日志》，应为1901 年。王以敏条，记“1855—,，约卒于民国初年”，据邬国义《〈申报〉第一任主笔蒋其章卒年及其他》( 载《华东师范大学学学报》2011年第1期)，王以敏卒年为1921 年，“约卒于民国初年”的推断有点离谱。陈嘉言条，卒年记为1935，据《陈嘉言墓志铭》及熊希龄等作《 衡山陈梅生太史事略》，其卒年应为1934 年。 第三种情况是农历与公历时间转换的误差。 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者和读者来说，无论写作还是阅读，都经常要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农历与公历时间的相互标注，比如讲述朱元璋洪武元年事迹，自然要标注为1368 年，记录光绪二十年甲午战争，也须标注为1894 年，等等。由于各种“朝代年份对照表”的存在，这种标注，即便对于普通读者来说也已经没有什么难度，点对点照搬就行。但若细究，你会发现，事情并不如想象的那么简单，稍不留意，便会标注错误。用最直白的话说就是:由于中国的历史朝代是以农历纪年为单位的，所以雍正十一年癸丑的事情并不一定都发生在公元1733 年，尽管所有对照表中都会注明雍正十一年即为1733 年。因为两者之间有个天然的时间差，即，农历干支纪年之于公历纪年往往是跨年度的，反之亦然，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形。举个更直观的例子:2014年是甲午年，但甲午年的除夕却在2015 年的2月18 日;2015 年是乙未年，但它年初的四十多天却属于甲午年。由此看来，我们笼统地将雍正十一年标注为1733 年，只能说是权宜之计，遇到具体问题还须具体分析。例如: 王闿运条，记其生年为1832。据王闿运长子王代功所作《 王湘绮年谱》 记载，王闿运生于清道光十二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九，虽然道光十二年为1832 年，但道光十二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九所对应的时间却是1833 年1 月19 日，所以王闿运生年当为1833 年。这就是上面提到的“时间差”，据查，《湘潭县志》 前言和《 湘人著述表》 等皆取此说无误。左宗棠条，称其“咸丰十年( 1860) 以四品京堂襄办曾国藩军务”，据《 湖南近代百年史事日志》，左入曾国藩营在咸丰九年十二月二十即1860 年1 月12 日，所以事情发生在1860 年没错，但却仍然是咸丰九年而非咸丰十年，原因在于，咸丰九年的最后二十多天是归1860 年“管辖”的。由于把咸丰九年年底的事情当成在咸丰十年发生的，所以接下去称“次年升浙江巡抚”就继续出错了，因为左升任浙江巡抚是在咸丰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对应的是公历1862 年1 月23 日，无论用干支纪年还是公元纪年，“次年”之说皆误。田兴恕条，记其被革职遣戍新疆，于同治“十二年(1873)，释归”，据《 湖南近代百年史事日志》，田被“释归”的时间确实是1873 年，但却不是同治十二年，而是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十七即1873 年1月15 日。面对这种农历年末与公历年初相互交叉的现象，为保证准确起见，以各自表述为宜。 (三)值得商榷的表述 对于学术界未有定论的内容，辞典编撰者不应该仅仅根据自己的判断给出结论，而应同时提供另外的说法，以免把自己当成学术判官。同时，还应尽量避免模棱含糊的表述，以免给辞典的使用者造成不必要的疑惑。所以，准确的史实之外，严谨的表述也同样重要。 张唐条，记“一作张镗，长沙人。名相张浚曾孙”，其实，长沙、衡山、宁乡的旧地方志皆以张镗(唐)为本县人，各说不可不备注。如宁乡县志即云:“张浚及子张栻葬宁乡沩山，子孙遂为宁乡人。”陈谦条，称“明洪武时进士”，所据大约为《泸州县志》，或属误传，查明朝进士名录中无此姓名，网络百科或云为洪武三年(1370)进士，但明朝科举取进士实始于洪武四年(1371)。唐九德条，称“后历官金、衢兵备道，广东参政皆有政绩”，金衢应连用，参政职务应归属“历官”而与“兵备道”并列，故应表述为“后历官金衢兵备道、广东布政司参政，皆有政绩”。朱成点条，记为“明末生员”，据县志，应记为“贡生”，“生员”与“贡生”有明确区别。彭维新条，称“选庶吉士，授编修。转翰林院检讨”，以常识论，翰林院散馆时，原二甲进士授编修，三甲进士授检讨，彭为三甲进士( 第23 名)，当授检讨而非编修;又据《 清实录》，“吏部郎中叶弘绶为山西乡试正考官，检讨彭维新为副考官”，《词林辑略》 亦记为“散馆授检讨”;而且，就顺序和品级而言，正七品编修明确高于从七品检讨，已授编修再转为检讨，殊难解释，除非另有解释。 许伯政条，称“著有《 易深》《、诗深》《、春秋深》 等，皆收入《 四库全书》 ”，据杨树达撰《 桐华阁文集》 介绍( 见《 湖南文献汇编》) 考证，所列三部著作“《 四库》 皆入之存目，既与著录者不同，不得云入储《 四库》”，可见“皆收入”之说有误。程佑祉条，记“著有《春秋辨例》《、日札》”，应系据《 宁乡县志》“ 博考三传异文，作《 春秋辨例》 若干卷”和“《 日札》 以手写未定，遗命不刊”记录，但既然“遗命不刊”，且两书于县志艺文录内亦不存目，应属不曾面世过或已不存之作品，例可不记。朱剑凡条，称“1920 年被选为省议员”，据县志“朱家纯传”及“选举志”皆作“民国十一年当选省议员”，即1922 年。欧阳镜寰条，记“1913 年肄业湖南省高等工业专门学校”，科举时代称“修习课业”为“肄业”，后称没有正常毕业为“肄业”，为避免歧义，此处当用“毕业于”，县志即是。 汪鑅条，称“尝以丁黄印摹刻为帖”，县志记为“摹丁、黄二家”，丁指丁敬，黄指黄易，为免误解，“丁黄”之间用顿号隔开为宜。王永章条，称“驻防虎门之右屏蔽大絷”，据县志，“大絷”应为“大紥”，且“入粤驻守大紥，大紥屏蔽虎门之右”，意为驻守大紥而为虎门右侧屏障，条目记述有产生歧义的危险。梅钟澍条，称“四十四岁死。著有《藓花岩馆诗存》”，1，其他人物去世云“卒”，独梅钟澍直言其“死”，不合适。2，既然《 藓花岩馆诗存》 后不用“等”字，则另有著作《 梅氏遗书》 七卷，不可不提。 “等”字的必要性。在撰写历史人物的条目时，对其重要作品理应尽量提及，若限于篇幅只能记其代表作时，则用“等”字以示“余略”之意是合适的，以免造成“仅此而已”的错觉。如孙穀条，记为“著有《槃谱集》、《梨床集》等书”，唐鑑条，记为“著有《唐确慎公集》、《清学案小识》等”，皆属可行。张学尹条，只记为“著有《春秋经义》一百二十卷”，而作者另有《 周易辑义》 十二卷、《礼记讲义》 六十四卷等多种作品;彭维新条，传主著述甚多，却只记为“著有《 墨香阁文集》”;李元度条，记“著有《 国朝先正事略》《、天岳山馆文钞》”，而李尚有《 南岳志》《、四书广义》 等著述数种，以上各例皆应加“等”字作结。丁易东条，只记“著有《周易传疏》”，这里不仅需要一个“等”字，而且丁易东更重要并为《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收入的《大衍索隐》( 有上海古籍版)《、周易象义》(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版)是不应漏记的。此类情况较多，不一一例举。须知，有没有一个“等”字，所传达的意思是大不相同的。 杜甫诗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以上对《 湖南古今人物辞典》 所作勘校，分三题陆续刊出，主要涉及的是其中的古代人物部分，且仅属随手翻阅核对的部分例子。如果一个文史爱好者仅凭手头的有限资料，就能罗列出这么多值得商榷的问题，或可推断这部辞典的失误处不在少数。当然，该辞典在重要人物词条的编写上，因资料齐全较少出现问题，而在“新人”词条上则经常顾此失彼，正说明了开创性工作的艰难。毕竟是一部175 万字的大书，错漏在所难免。本人以业余爱好者身份作此“勘校笔记”，指出这样一些失误，只是基于更高的标准，希望编纂者和出版者有机会修订的时候，能有所参考，为读者奉献一部更准确更可靠的工具书。同时，本人掌握材料有限，实难以作出环环相扣的考证，或有以误纠正的情形，亦请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