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从地理和文化角度看陕北方言中的地名词语

[精品]从地理和文化角度看陕北方言中的地名词语 从地理和文化角度看陕北方言中的地名词语 [摘要]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方言是语言的地域变体，不同的方言反映了不同的地域文化。?通过对方言尤其是方言中的地名词语的探索和分析，能够更加充分地挖掘和展示当地民族丰富的地域特征和文化内涵。作为晋语的一部分，陕北方言的地名词语不仅反映了陕北黄土高原沟壑纵横的地理地貌，而且了古代历史上的民族迁徙、融合的踪迹，折射着发生在这片黄土地上的农业文明，也暗示了上层统治阶级及下层平民百姓的某种心理愿望。 [关键词]陕北方言;地名词语;地域特征;文化内涵 [中图分类号]H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3)04-0105-03 陕北，即陕西的北部，包括延安、榆林两个地级市，是中国黄土高原的中心地带。这个地区的地貌类型为黄土塬、梁、峁、沟、,，是黄土高原经过现代沟壑分割后存留下来的高原面貌。由于山大沟深、交通不便，在很长一段的历史时期内处于封闭状态，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半径”很小，因此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方言。陕北方言的独特性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保留了许多古音，二是创造了许多非常独特且具有地域文化特征的词语。本文主要探讨第二个独特性中的一个方面，即从陕北的区域地貌特征和历史文化两个方面简析陕北方言中的地名词语。陕北方言词语是指陕北方言中的词和熟语的总和，是陕北方言的重要组成部分。陕北方言词语中有大量地名词语，反映了当地的地理面貌、历史演变和人们的心理愿望。 清代学者李光庭说:“言语不同，系乎水土，亦由习俗„„”?可见古人也认为一定的语言与当地的地理环境、地方习俗、传统观念等直接相关。陕北方言词语中的地名词语相当活跃，成为当地人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名词语通常由两部分组成，即专名加通名。通名部分的词语大多反映了当地自然地理地貌特征，而专名部分则反映了当地物产特点。? 首先，通名反映陕北地理特征。陕北在地理上属于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在地貌上表现为沟壑纵横、峁梁相接、沟峁交错的特点。陕北人在给地理实体起名时多以“岔”、 “畔” 、“沟”、 “崖”、“,”作为通名。反观之，这些通名也记录和反映了陕北的峁、梁、沟、壑等众多的区域地貌特征。 岔:山脉或道路分岔的地方。以此为名的有绥德的土地岔、延家岔，清涧的惠家岔、葛家岔，子长的青阳岔，子洲的马岔、南沟岔等。 畔:黄土山体的旁边或边侧。住在土山侧的地方多以畔命名。如子洲的高崖畔，绥德的薛家畔，靖边的张家畔等。石山或石卯梁旁边的地方则称为石畔。神木有雷石畔，子洲有马家石畔、侯家石畔等。 沟:山沟，地面低洼地带。陕北沟壑众多，以“沟”命名的地名词语也很多，如子洲的黑梁沟、马蹄沟、清水沟，清涧的店则沟等。 崖(陕北方言在地名词语中读儿化[nair]， 去声):山或高地陡立的侧面。带有“崖”的地名有:神木的花石崖，绥德的高家崖，子洲的马崖，子长的王家崖等。 ,:两山相连处，俗称“,”的地名主要集中于榆林地区。如子洲有曹家,、佟家,，绥德有定仙,、府谷有王家,等。 峁:西北地区特有的一种顶部浑圆、斜坡较陡的黄土丘陵。以“峁”为名的地名像绥德的薛家峁，神木的上榆峁、石峁，子洲的老山峁、拓家峁等。 梁:山体中间隆起的地方。以“梁”为名的地名如子洲的温家梁，神木的老虎梁、板定梁，榆阳区的李家梁等。 圪崂:小山或土丘之间的避风处，以其命名的地方也有不少。子洲有周家圪崂，神木有新圪崂，绥德有杏树圪崂，米脂有折家圪崂。 圪凸(陕北方言读[tu]， 上声):山间突出处。采用“圪凸”做地名的如清涧的牙圪凸、师家圪凸，吴堡的樊家圪凸等。另外，绥德有一个圪凸村，米脂有一个圪凸店村。 崾岘:山上或平川地势险要地段。崾岘也写作崾险。如榆林的孙克崾岘、安塞的佛道崾岘等。 坪:多指山区和丘陵区局部的 平地或平原。绥德有枣林坪，清涧有折家坪，子洲有苗家坪、陈大坪等。 咀(陕北方言读[tsui]，上声):大自然形成的三面环沟的地方或村庄。绥德有鱼家咀、安家咀，子洲有芦草咀、艾蒿咀，清涧有石咀驿镇，米脂有管家咀。 其次，专名反映当地的物产。地名不仅能够再现当地地形、地貌的形象，同时也能够反映当地的物产特点。 佳县(原名葭县)因县境内有一条葭芦川，葭芦丛生而得名(古人把苇芽叫葭，未出穗的叫芦，长成后的叫苇)。据《寰宇通志》:“葭县，奉汉,阴县地。内有葭芦川，宋即川为寨。”后置葭州，因寨为名。县因州名，1964年简化为佳县。?类似的还有府谷的野芦沟，子洲的芦草咀、艾蒿咀。 米脂因境内有米脂水而得名，此地水土肥沃，盛产小米。据《绥德州志》记载，米脂，金县名。本宋米脂城，以地有米脂水，沃壤宜粟，其米汁淅之如脂，故以名城。金升为县。另据《梦溪笔谈》:“,延境内有石油，旧有‘高奴县出脂水’，即此也。”? 甘泉县，唐天宝元年(742)设甘泉县。据《太平寰宇记》:“甘泉在县南岩谷上，其泉去地一丈，飞流激下，其味甘美。”? 以其泉甘美为名。 红枣是陕北的特产，所以陕北各地都种植枣树，以枣林、枣树命名的地名也很多，如绥德有枣林坪、枣树湾，清涧有枣坪里、枣山里，佳县的枣树沟、枣树梁，安塞有枣树台，志丹有枣林坡。 榆林以当地多榆而得名。?类似的还有安塞的榆树湾、志丹的榆树窑子、横山的榆树峁等。 神木县，宋元丰中设神木寨。元至元六年(1869年)改神木县。据《神木县志》:“因巽山有神树二株故名。”? 陕北各地有雉鸡，这在地名中也有反映，如定边的金鸡湾、金鸡滩，子洲的金鸡山，这些地方据老人们说都是野鸡经常生活的地方。 除以上一些地名以外，榆林的上盐湾、下盐湾，也因其盛产盐而得名。另外，从靖边宁条梁镇、黄蒿界乡、席麻湾乡，清涧的石盘乡等地名都可了解当地的物产特点。 方言是语言的地域变体，是地域文化的一个显性的标志，是地域性的语言交际手段。不同的方言反映不同的地域文化。?地域文化是民族文化在空间地域中以特定人群为载体的凝聚和固定。在一定意义上讲，文化是指特定民族生活方式的历史积淀，每一个民族都有着自己共同的文化。而民族文化由于历史、地理的原因又具有地域的差异。 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曾指出:“被征服民族的文化借字残留在征服者的语言里，大部分是地名。” ?因为地名是各民族文化起源、行政管理的真实记录。陕北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军事要地。历代王朝为了争夺陕北这块地区，长期频繁进行拉锯战。随着历史的进程，陕北汉族人民与匈奴、鲜卑、突厥、党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人民融合杂居、交流交往，这些为陕北文化注入了丰富而独特的文化内涵。 延安、延长、延川、宜川的某些地名就与“稽胡族”有关。“稽胡族”在北魏称“山胡”，北周称为“稽胡”。延安市麻洞川乡与临镇分界河曲晨川，原名库利川。《太平寰宇记》11记载，“库利川在(临真)县北一十五里。耆老云:土田沃壤、五谷丰饶。胡称贮旧谷为‘库利’。” 延长雷多河原名渭牙川，《太平寰宇记》载，“渭牙川在(云岩)县北二十五里。川内有水木，稽胡唤水木为渭牙，因此为名。”延长县有可也村、宜川云岩镇境内原有可野寺。《太平寰宇记》12载，“废可野寺在(云岩)县北一十五里，故老相传刘萨河(为稽胡人)坐禅处。稽胡呼堡为‘可野’。四面悬绝，惟北而一路通人也。” 延川县文安驿:北魏时曾设文安县。《太平寰宇记》载:“魏置文安一县，以稽胡为淳，取‘文德以来安’之义。”13 宜川境内有仕望川，原名库涡川。《太平寰宇记》载:“库涡川，在县西北二十里。按《图经》云:川南是汉，川北是胡。胡、汉之人于川内共结香火，胡唤香火为‘库涡’。因此为名。”14 从以上资料不难可以看出，宜川县的库涡川、延安的库利川、延长的渭牙川是稽胡族语“库涡、库利、渭牙”，加汉语通名“川(陕北方言读[t,,u,,，上声)”命名的，还可以分析出当时稽胡族生活的大致区域:延川文安鲜以南、宜川仕望河以北，延安一市南泥湾以东的长条地带。 陕北榆林、神木、府谷、靖边等地区接近内蒙，地名命名多受蒙语影响。 如含有“海子”(海则)、“敖包”(阿包)的地名，忽代海子、大海子(榆林);巴达乃海子(靖边);昌汗敖包(榆林)、大阿包(神木)、熬包焉(府谷)等。蒙古人把湖称为“海子”。《元朝秘史》中把今天的贝尔湖与呼伦湖，称为“捕鱼儿海子”、“阔连海子”。蒙古族是马背上兴起的民族，它们对马的区分很细致，但漠北缺水，对水域的语言非常贫乏，只用两个词汇“海子”(纳语儿)和“河”(沐涟)统称。敖包，蒙语“堆子”的意思，以石块堆积而成，原是道路和境界的标志，后来成了祭祀山神、路神等活动的地方，这些地名沿用至今，是陕北多民族文化在语言上的一种反映。15 陕北自秦汉以来就是边关重地、军事要冲，也是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相互争夺的要地。历代王朝为了这块地区，曾付出了很大代价。从陕北的地名词语中可以看出古代军事防御布局，也可以看出陕北人民的文化心理特征。 宋时为防御突厥、西夏，在沿边地带择冲要处建立一系列城、寨、营、堡组成的防御体系。含有“墙”、“城”，“堡”，“寨”的地名在陕北地名词语中随处可见。地名中的“墙”即指长城。含有“城”的地名，由于时代的原因，有的城址已废，但其轮廓仍然清晰，成为陕北当地的名胜古迹。如靖边的统万城，又名“白城子”，曾是东晋时匈奴族首领赫连勃勃建立“大夏国”的都城;神木的杨家城，即古麟州城，为古代边塞著名的军事堡垒。另外类似的陕北地名有吴旗的铁边城、五谷城，佳县的朱官寨，吴起的新寨，神木的太和寨，子洲的张家寨，神木的高家堡、栏杆堡，宜川的响水堡，定边的安边堡，神木的解家堡，榆林的榆河堡、龙州堡、归德堡、双山堡，横山的波罗堡等，这些地名有些是宋代设立的。从含有“铺”、“驿”、“墙”、“城”、“堡”的陕北方言地名词语中则可以看出古代在军事防御方面的布局。 词语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陕北方言地名词语的使用和演变映射出陕北人民的文化心理。从秦统一六国到清宣统退位，2000多年的历史，陕北人民面临的主要灾难就是战争，连年不断的烽烟使得陕北人民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他们渴望安居乐业的生活。所以陕北方言中含有“安”、“宁”、“绥”等地名词语，这些词语集中反映了当地官民厌恶战争、祈求安宁的心理。含“安”的地名有延安、安塞、安定、安边、招安，含有“宁”的地名有顺宁、抚宁、怀宁、晋宁等。另外，陕北榆林的定边、靖边、绥德地名中的“定”、“靖”、“绥”也有稳定、安抚的意思。 陕北是各种文化的交汇点，陕北方言地名词语中渗透着各种错综复杂的宗教信仰，至今遗留下的佛教、道教有关的地名即是有力的证据。其中许多的地名来历与宗教有关:如黄龙小寺庄，因宋时佛教寺院圣寿寺而得名;延安市的石佛沟村，因村口石崖有佛窟而得名;还有能看出佛、道二教的地名:如反映佛教的金明寺、大佛寺(佳县)，元龙寺(延安)，反映道教的三皇庙(横山)，老君殿(子洲);最后还有一些地名词语反映陕北宗教文化兼收并蓄的特点:如天旱祈雨求龙王，生儿育女求观音菩萨(当地人都称观音菩萨为娘娘)。 中国人自古就重宗族、重血缘，有亲属或宗族关系的人往往聚族而居，繁衍生息。陕北地理环境差，自然条件恶劣，加之地广人稀，社会经济十分落后，在生活过程中同宗族的人互相照应，共同应对各种困难。一些“家? ”16格式的陕北地名词语充分反映了陕北人聚族而居的生活习俗。如折家坪(清涧)，张家边(绥德)，张家湾(子洲)，拓家峁(靖边)，井家畔(米脂)，郝家畔(清涧)，苏家畔(府谷)，王家峁(横山)，王家圪崂(洛川)。这些乡镇或村落的人基本上都是同族或同姓，所以陕北地区同村或同地域的人老乡观念非常浓厚，出门在外非常团结。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居民的移迁，聚居在一起的人未必都有宗族或血缘关系了，生活习俗也发生了变化，但地名词语却顽强地保存了下来，从而把祖先们聚族而居的生活习俗记录下、流传了下来。 语言和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得以展现和表达的一种符号系统。有些社会学家甚至认为，语言是文化的基石――没有语言就没有文化 。17“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结晶，这个民族过去的文化靠着它来流传，未来的文化也仗着它来推进。”18另一方面，语言又是一种文化现象，语言和文化是共生的，从发展上看，语言与文化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理解语言必须了解文化，理解文化必须了解语言。 方言地名词语作为社会生活 以及人文环境物化的标记，具有相对稳定性，通过探索方言地名词语，从中可以揭示内涵丰富的、独特的地域文化。 陕北方言地名词语与陕北地域文化二者关系密切。一方面，陕北方言词语反映着陕北地域文化，透过它可以了解本地域种种文化现象，包括历史交往、地理环境、生活习俗、宗法观念、思维方式等。另一方面，陕北文化对陕北方言词语的形成、运用和发展演变有着深刻的影响。研究陕北方言词语与陕北地域文化的关系，可以让我们由点及面地领会到语言和文化是如何共生共存、相互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