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级英语上册Unit1Myname’sGina单元自测新版人教新目标版

··································· 阅 哉 杂 匀 哉 ２０００． １２ 刘再复 刘剑梅 两地写的快乐——————猿 陈平原 “《读书》时代”的精灵——————员猿 ? 冯 象 公证婚前财产之类 政法笔记——————圆源 蔡 小药片反射的历史与逻辑——————猿圆 ? 短长书——————猿远 蛇怎样越冬芽穴敬文东雪读哈佛穴王诺雪“沉没”的“智力资本”穴拜晶雪 椅子公园穴张宇燕雪 ? 刘小枫 “这女孩儿的眼睛为我看路”——————源愿 汪剑钊 “我的事业除了歌还是歌”——————缘远 ? 卢周来 旁观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远圆 樊 纲 经典经济学与今天的中国——————苑圆 盛 洪 龙的诞生：一个政治经济学的故事——————苑远 ? 杨小彦 用影像建构历史——————愿源 查 立 艺术的失传——————愿愿 翟永明 天堂为昆斯所造芽——————怨圆 ? 万俊人 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怨苑 崔长青 谈《道德经》英译——————员园远 ? 张 鸣 变幻的历史记忆——————员员员 朱 玲 摹写云南藏区的社会变迁——————员员苑 陈光兴 台独运动的终结芽————员圆员 ? 康正果 抉心自食 可知其味芽——————员圆愿 张梦阳 走向澄明之境——————员猿苑 潘 军 关于《重瞳》的一些话——————员源猿 ? 读书平台——————员源愿 文事近录——————员缘园 读书短札 可爱的“背叛原作”穴胡铁军，员园缘雪“妹妹”原是“伴娘”穴张大文，员员远雪 异质文化的解读穴慕毅飞，员圆园雪 编辑手记——————员远园 丁 聪 漫 画——————苑缘 陈四益文 诗画话 丁聪配画——————封二 本刊启事———怨员 猿 女儿·女性·女神 北京师范学院退休教授、我的挚友吕俊华老师在给我的信中说： “你有两个聪颖单纯的女儿，这是一种超人间力量的安排。”吕老师似乎 是个有神论者，他认定个人要在荒谬混乱的力量包围拉扯中保持自身 的完整和尊严，心中必须存有另一种力量，能听到另外一种声音和感受 到另外一种超常的秩序与尺度。我虽然是个无神论者，但也喜欢作类 似的形而上假设，相信在一个高于人间的某处，有一双观看着我们的眼 睛和评价我们的力量，并相信在现实中它常给予我暗示。两个女儿的 纯真天性，就被我看做一种暗示。她们暗示我：不要忘记天赋的美好性 情而去追逐永远难以满足的身外之物，那里是一个填不满的黑洞。 歌德曾说：“永恒之女神，引导我前行。”一个作家离开女神的引导 是不可思议的。因此，作为无神论者的我，又假设两个女儿就是上苍派 往人间引导我前行的“女神”，不过，只是常做鬼脸的小精灵似的非权威 的女神。 女儿对我的导引并不是世俗意义的那种“指示”，而是一种自然的 启迪，天籁的命令。自从她们能够和我对话通讯之后，我便奇怪地感到 有一种来自天外的清新气息在影响着我。这种影响是无言的。女儿天 然地生活在仕途经济世界的彼岸，天然地远离争斗、猜忌、仇恨，因此也 天然地对人类采取绝对信赖的态度。尤其是小女儿刘莲，更有性格的 诗意。尽管她尚未进入就会读金庸小说，聪明过人，但从来也不懂 得计较，不知“算计”是何物。到温哥华的时候，她已是十五岁的少女，听 了神学院的教授讲一段人生经历，便信了基督。她觉得这个只活了三 十三岁的木匠之子被钉到十字架并化做神为穷人服务的榜样，是值得 学习的。于是，她又从《圣经》中吸收美好的爱意。 刘再复 刘剑梅← → 两 地 书 写 的 快 乐 源 剑梅比刘莲大十岁，天生不喜欢政治，总是浸泡在文学中，也天然 地远离名利场。她的生活一帆风顺，所以我特别希望她能保持好性情。 人过中年之后，我更觉得好性情、真性情的难得。剑梅已踏入知识界的 门坎。知识固然能造就人，但知识也能化做权力腐蚀人。一旦拥有知识 和相应的名号，便可能把自己视为“高等人类”开始争夺名位而看不起 社会底层的工农。许多学者虽名声在外，却腐败在内，非常自私、冰冷。 这种人生，是拿着性情去与魔鬼交换知识。“知识也能腐蚀人”，许多很 有知识的人未必充分意识到。但剑梅似乎天生就感悟到这一点，所以 她一再告诉我，她要反抗这种腐蚀。像一个知音，她也从这样的角度理 解我。这便形成我们对话的基调。 一九八九年夏天，我在故国南方犹豫一个多月，要不要出国，始终 拿不定主意。后来妻子菲亚想到应当问一问孩子，于是就打电话给小 梅，没想到她的声音斩钉截铁：“走吧，走得愈远愈好选”她出国后我问， 为什么这么想芽她说她想得很简单，没有那么多问，尤其是没有那么 多“男人的问题”和“名人的问题”。她只想到，爸爸的时间不能再丢失 了，一些好性情也不能再放在“斗争场”中消耗了，只有远处才可安放平 静思索的心灵。现在出国已整整十年了，想想以往，觉得她说的“愈远愈 好”确有道理，有空间距离，所有的思索才返回率真冷静。走出“斗争场” 之后，觉得世界真大。 从女儿的“天启”中，我感悟到“女儿”这一意念在文学中异常重要， 觉得曹雪芹把少女视为美的象征非常有道理。少年女子天生在“仕途 经济”之外，即天然地站立在“泥世界”的彼岸。泥世界以名声、地位、金 钱把男人诱入其中，使他们互相厮打，然后个个都滚上一身泥巴。这身 泥巴不是大自然中素朴的泥土，而是发着酸臭味与铜臭味的污秽。《红 楼梦》的主角贾宝玉所以能处污泥而不染，至死保持着天真与清气，全 靠女儿国中年轻女神的指引。他这块天外的顽石，获得灵气之后来到 人间，很可能再被人间的朽气腐蚀掉，从而变成烂泥或者再次化作冰冷 的石头，然而，林黛玉等少女的眼泪柔化了他，拯救了他。她们那些未被 世俗尘土染污的、发自天性最深处的泪水，正是苍天的甘霖。这些生命 之露，继续养育着顽石的灵气与性情，使他从彼岸世界带来的那块宝石 缘 依然发出纯正的光芒，而免于被世俗世界的浊泥所同化。聂绀弩临终 之前一再叹息他此生此世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写下《贾宝玉论》。我不知 他的最后的要说些什么精彩的话，而如果让我来做续篇，我要写的 宝玉，便是一块被眼泪所柔化的石头，一个被女儿国的女神引导前行而 保持真性真情的生命。在大观园的女儿国里，只有一个男子可以寄寓 其中，这就是贾宝玉。其他男子对这个国度只能窥伺、觊觎、掠夺与侵 犯。在曹雪芹的审美眼睛里，“女儿”就是美，就是真，女儿国就是美的共 和国，尘埃包围中的净土。宝玉有幸也成为净土中人。他的最后的出 走，乃是自我放逐。此时，他的双亲虽在，但是让他存放真性真情的女儿 国已经消失，能够赋予顽石以永恒之性的泪水已经干涸，父母之乡中能 给予他的只有虚假与迷惘。到此再也别无选择，只有“告别”了。很明显， 在曹雪芹的巨著中，“女儿”正是引导宝玉前行之纯真女神。 读大学的时候，教我《西洋文学史》的郑朝宗老师特别爱护我，一再 提醒我要留意西方文学中的英雄与美人，尤其是那些年轻女性。他说， 希腊史诗中英雄为最美的女性海伦而战争，战争的双方无所谓正义与 非正义，两边的英雄都为美而倾倒，而流血。但丁阅览地狱是罗马诗人 维吉尔把他带到地狱的门口，而这位被称为“罗马时代的荷马”的大诗 人又是受但丁生前的女友、此时的女神贝亚特丽齐的委托而来的。诗 人们正是在永恒之女神的导引下认识了世界的过去与未来。莎士比亚 所创造的世界文学巅峰，巅峰上的星辰全是女性，如米兰达 穴《暴风 雨》雪、朱丽叶穴《罗密欧与朱丽叶》雪、苔丝德蒙娜穴《奥赛罗》雪、奥菲利娅 穴《哈姆雷特》雪、克莉奥佩特拉穴《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雪、鲍西娅穴《威 尼斯商人》雪、贝特丽丝 穴《无事生非》雪、罗瑟琳 穴《皆大欢喜》雪、薇奥拉 穴《第十二夜》雪等等，这些女性漫柔而坚贞，总是做出男子未能做出的事 业。她们不仅具有男子不可比拟的美貌，而且具有男子所没有的对于 爱情的坚贞，连恩格斯都称她们是一些“可爱而奇怪的女性”。所以“奇 怪”，就是她们具有男子所没有的神性———摆脱男子世界权势欲望的清 脱之性。相互倾轧的世界，就像《罗密欧与朱丽叶》中两大家族势不两 立，在豪宅中进行着无休止的热战与冷战，而身处家族中的两个情侣则 冰清玉洁，与家族毫不相干。朱丽叶在想念罗密欧时说“你的名字就是 远 我惟一的仇敌”，她生活在纯真的情感世界中，只有爱人的名字日夜折 磨着她的心灵，用中国话说，这是惟一的冤家。除此之外，男人世界那些 名声、地位、权势的焦虑她是没有的。父辈的敌人也不能成为她的敌 人。她天生没有怨恨，没有仇敌，没有帮派。我曾告诉剑梅，朱丽叶这种 性情才是我们的“大方向”。莎士比亚笔下众多美丽而聪明的女子，每一 个都是引导我们前行的女神。 在与剑梅的通讯中，我从未想去教诲她。但的确渴望她能成为莎士 比亚笔下这种可爱的女性，而不希望她按照学院里所学到的“女权主 义”那种观念来塑造自己的性格。女权主义对于我来说，一直是可怕 的。倘若可信，也绝不可爱。女权主义的前提是男人对女人的压迫。这 有社会学的意义，但社会学意义不等于文学意义。倘若把女权主义带入 文学，就可能产生毁灭女性美的效果。可以设想，如果莎士比亚当时被 女权观念驾驭他的笔杆，那么世界文学史长廊就不会有朱丽叶、苔丝德 蒙娜等一系列最动人的女性形象，人间的情感世界就会乏味得多。托尔 斯泰不喜欢莎士比亚，他觉得莎士比亚笔下各种不同性格的人物，其腔 调与语言都是一样的。然而，托尔斯泰的成功，却遵循着与莎士比亚同 一的绝对的美学律，这就是把女性视为美的象征，在精神深处让女性导 引男子前行。他在《战争与和平》中塑造了娜塔莎，在《安娜·卡列尼娜》 中塑造了安娜，在《复活》中塑造了玛丝洛娃。这三个不朽的女性正是托 尔斯泰的精神导引者。在托尔斯泰的审美眼睛中，女性是绝对需要与男 性有大区别的。她们需要有女性的温情，一旦男性化，这种温情就会消 失。他绝对不能容忍女性变成男子一样的所谓“强者”、“强人”。他说，他 希望女人是柔弱的，甚至经常有病，一个完全不会生病的强壮的女人， 简直就是野兽。他这种极端化的见解，表明他对文学的一种坚定认识， 即文学的“优美”范畴永远属于女子，“壮美”范畴则属于男子。女子虽有 瞬间的壮美，但不应当成为女人的基本审美特征。这种审美观不是不尊 重女性，恰恰是在尊重女性权利的同时尊重女性的特点。当代时髦的潮 流是用男子的特征去同化女性，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出现的李双双、江水 英等形象，就是用男子的粗糙性格去同化女性。可是，这种女性表现出 来的只是豪言壮语包裹着的变态性格，一点也不可爱。 苑 在社会学意义上，女权主义确认女子与男子具有同等的社会地位 与社会权利，这是有道理的。在文化上，大男子主义的叙述也的确是一 种不合理的权力叙述，中国的某些史籍把女子当做“祸水”的叙述就是 一种错误的叙述。女权主义对此进行批评是很有说服力的。但是在文 学写作中，却必须确认男子与女子有生理上与心理上的差别。文学把 人视为生理存在特别是视为心理存在，更重视心理差别。在生理上，男 子会长胡子，女子则不能；在心理上，女子的情感更为细致敏感，更把情 感视为最后的真实。只有正视女性的特征，文学才能动人。女性主义对 文学可能形成的严重的危害，就是造成性别的混乱，瓦解女性那些最动 人的美学特征，使文学失去最根本的精神导引，也丧失文学的审美向 度。这是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它涉及文学的整体变质的根本问题，所 以我不能不郑重地说说。 我的这些看法是很古典的，与女权主义的现代批评可能格格不入， 也可能无法使剑梅心悦诚服地接受。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的对话，反 而会使我们的讨论走向较深的领域。 刘再复 一九九九年十月三日 父亲·个体·孩子状态 我常常觉得自己很幸运，能够生活在一个书家之中，有一位正直的 父亲帮助我铺垫人生之路。虽然十岁以前，因为父母两地分居，一年只 能见到父亲一次，可我从来都没缺少过父爱。那时，我和妈妈、奶奶住在 偏僻的福建山区小城，爸爸每年从遥远的北京来看我们，都会为我带来 巧克力，让我在看不到他的时候，仍然时时泡在蜜糖的想像世界里。所 以我童年时对父亲的思念，是与巧克力联系在一起的。 十岁以后，我随妈妈到了北京。那时爸爸在事业上刚刚起步，花在 我和妹妹身上的时间很有限。不过，在我的记忆中，爸爸每写一部著作， 总是把他的构思告诉我，把我当做他的一个小知音。其实当时我只不 过是一个中学生，半懂不懂地听着，居然有时也能煞有介事地发表意 见。我想我和父亲在文学上的对话关系是从那时开始的。上了北大中 愿 文系后，我更是时时挑战，对他的文学理论总爱表达自己不同的看法。 因为年轻气盛，我的口气常常大得不得了，可父亲并不生气，反而加以 鼓励。后来我们一家人漂流到海外，我在美国学府里继续深造文学，我 们的这种对话渐渐落实到纸上，于是就有了这部《父女两地书》。 父亲很爱我和妹妹，称我们姊妹俩是他的镜子。他对我们俩的教 育有所不同，对我严格些，在事业上总是要求我执著，而对妹妹则是更 多“溺爱”，任其自然发展。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我比妹妹多些心思，而妹 妹比我更加纯真无邪。不过我们姊妹俩跟父亲都是无话不谈，连自己 找对象这样的“私事”也喜欢跟他说。父亲来到海外后，远离社会的喧 嚣，人变得越来越放松，心理状态恐怕比我还年轻。如果说我和妹妹能 一直保持健康的性格，那绝对是得益于我们的父亲。他身上有一种能 够包容一切的魅力。因为他的影响，我和妹妹的心里都不设防；因为不 设防，所以活得轻松、快乐。 中国的父亲形象历来是严正的。“父亲”所代表的是家庭权力，是一 套固定的社会价值观。“五四”彻底反传统，带来的则是一套相反的“弑父 文化”。文化大革命对父系文化进行摧残后，给我们带来了很深的负面影 响，那就是一种“红卫兵心理”，横扫一切，有破无立，一味反权威，甚至是 为了反权威而反权威，仿佛惟有这样才能显示个性，才最接近真理。 我和父亲的关系，很早就超越了这种简单的“权威辕反权威”模式。 父亲对我这一代人的思想有一种好奇的态度，对我的成长过程是以一 种“欣喜”的眼光看待的。由于他的鼓励，我更愿意与他交流、沟通。父亲 自己的思想不断“流动”，他对我的塑造也就不是停滞的，我在他的眼里 也不是那种“永远长不大”的乖女儿。既然他的思想不是一成不变的，他 就不会以男性社会的“凝视”眼光来束缚我，而我也不会只是以简单的 “弑父文化”来拒绝他给我的爱和影响。这种特殊的父女对话关系，使得 我对父辈文化首先是继承，然后才是质疑；使得我对父亲首先是爱与尊 重，然后才是争论。 我在事业上与父亲的承继关系是非常明显的。没有他，我不可能 以文学作为我的终身事业。我曾与朋友说：我可没什么雄心壮志，我读 文学既不是为祖国也不是为自己，而是为我爸爸。这虽是开玩笑的话， 怨 但有一点是真的：报考北大时选择专业，到美国读硕士和博士，都是因 为父亲的缘故，才没有放弃文学。文学在美国院校里，已经遇到危机。 很少学生愿意把文学作为自己的专业，尤其是刚来美国的移民，一般都 选择读经济、电脑这些比较容易找工作的专科。可父亲为我展示的文 学世界，令我眷恋不已；他给我的鼓励，使我从未停止过对文学的热爱 与追求。 除了在文学上继承了父亲的事业，在性格方面也是一样。父亲给 我最大的教育是“童心说”。在他的新作《独语天涯》里，父亲这样写道： 回归童心，这是我人生最大的凯旋。 当往昔的田畴碧野重新进入我的心胸，当母亲给我的简单的 瞳仁重新进入我的眼眶，当人间的黑白不在我面前继续颠倒，我便 意识到人性的胜利。这是我的人性，被高深的人视为浅薄的人性， 被浅薄的人视为高深的人性。 此刻我在孩童的视野中沉醉。大地的广阔与干净，天空的清 新与博爱，超验的神秘与永恒，这一切，又重新使我向往。扬弃了 假面，才能看到生命之真和世界之真。 我的凯旋是对生命之真和世界之真的重新拥有。凯旋门上有 孩子的图腾：赤条条的浑身散发着乡野气息的孩子，直愣愣的张着 眼睛面对人间大困惑的孩子。 “童心”、“赤子之心”是一种品格，一种视野。这是父亲给我的最大 的财富。父亲常告诉我，由于人生的艰难和社会环境的恶劣，人很容易 变得世故，我们应当拒绝世故，永远保持一种天真天籁。拒绝世故，就是 拒绝用利害关系去考虑写什么、说什么，而用纯朴的赤子之心直面事实 与真理。听了父亲的话，我心里常常怦怦直跳，觉得自己才三十刚刚出 头，但天真已丢掉不少，可要小心。如果丢掉赤子之心，让世故压倒学 问，这学问恐怕也没有多大意思。 张爱玲在《谈女人》一文中曾说：“男子偏于某一方面的发展，而女 人是最普遍的，基本的，代表四季循环，土地，生老病死，饮食繁殖。”又 说：“超人是男性的，神却还有女性的成分，超人与神不同，超人是进取 的，是一种生存的目标。神是广大的同情，慈悲，了解，安息。”父亲一直 员园 把柔和的女性视为“神”性，认为美好的女子如同永恒之女神，她们会引 导诗人们飞升，会引导男人远离尘世间的金钱与功利。他还认为女性 是美的象征，希望我保持“弱女子”的温馨与美。 我在博士论文中不时用到学院派的女权主义理论。父亲常常怕我 成为过激的“女权主义者”与男性化的“女强人”。在这方面，他的看法是 古典的。他不喜欢李双双似的性格与形象，不喜欢革命文学里失去女 性美的粗糙形象。相反的，他为《红楼梦》中的女性王国所陶醉，认定真 性真情的女子才能体现文学的审美向度。 其实，学院派的女性主义理论是多样复杂的，并不只是简单地反男 权。西蒙娜·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曾指出：“女人并非是天生的，而是后 天形成的。”这种说法是为了让人们认识到，女性不是由天然的本性所 决定的，而是由社会、政治、文化所规定的产物。也就是说，女性主义所 要做的工作，是要梳理清男权社会的权力结构是如何制造、定义及限制 女性的。女性的定义及性别穴早藻灶凿藻则雪的定义，决不可以脱离历史语境而 单独存在，相反，这些定义与种族、阶级、伦理、性爱、地域等各种话语都 有着纠缠不清的关系。所以，女性主义理论不仅拒绝把性别定义成一 个固定的认同，而且反对把女性看成是一个全球性的统一的整体。它 并不局限于压迫和反抗的二分法，而是积极参与对话语和权力关系的 讨论。目前的女性主义理论，重视历史性和差异性，比如说第三世界的 女性主义就不完全认同第一世界的白人女性主义理论，而同性恋的性 别定义就不能认同异性恋的性别定义。 我受了女性主义理论的影响，而不能完全接受父亲对女性的看 法。我也不大明白许多国内的女作家，为什么要特意强调自己不是一 个女性主义者。我能够体会到父亲希望我成为美好女性的愿望，但我 反对将“美好女性”神化，当然也反对女子男性化。由于我自己并不完 美，我更看重“人性”，而不是“神性”。我自己与其他女子就有差异，我的 知识背景和我看问题的角度与其他女子肯定有不同之处，我对女性主 体的认同和我说话的位置穴责燥泽蚤贼蚤燥灶雪有关。 在《金庸小说中的性别政治》一文中，我曾分析到其笔下女性起到 了引导少年男侠超越父辈价值体系的作用。其中有一群美若天仙，让 员员 人无法逼视的少女，美到似乎不食人间烟火。这种神话与美化固然是 极其尊敬女性的，可是却不真实，忽视了人间女子具体的痛苦。相对而 言，我更喜欢黄蓉，她既精灵古怪，又时不时有点小心眼，可爱极了。而 金庸笔下的“坏女人”、“怪女人”群像也写得比神女一般的美女群像好， 因为这些坏女人超越了男性中心社会对女性的规定以及对女性固定的 “凝视”。 我羡慕近于“神性”的女子，但我作为女性，更理解女性真切的痛 苦。在女性的书写中，我喜欢更贴近真实女性的作品。比如说，张爱玲 的小说，经常以平凡女子的遭遇为故事，体现人类于生存困境中的挣 扎；丁玲的某些小说，像《我在霞村的时候》，虽然政治概念减弱了小说 的文学价值，可是，她的女性观点却在对女性身体的描述中顽强地表现 出来；萧红的《生死场》，惊心动魄地把抗日背景下女性与国家的关系暴 露在女性书写里；而当代小说家如王安忆、西西、李昂等女作家笔下的 性别政治，都非常耐人寻味。 虽然我在女性主义上与父亲的观点不同，可是我却很理解父亲所 说的“神性”。我知道，那是做人方面他对我的期待，他不愿我陷入功利 金钱场中，他希望我有超越的力量。进入文学殿堂就像进入大观园里 那个一尘不染的女儿国。 我与父亲的两地书，实际上是他海外漂流生活中思想的继续。比 如说《论婴儿状态》、《论母爱的悲剧性》、《论受难情结》、《论人生分期》、 《论人生境界》、《论心灵凯旋》等，都是对人生永恒命题的思索。虽然他 是以父亲的口吻来与我探讨这些问题，可是他的讨论形式，并非是说教 式的，而是一种极其个人化的声音。这种声音，并不代表整个父辈，并不 是一辈人的声音，而是属于他自己的。 在《你将生活在〈桃花扇〉之外》的对话中，他借用王国维的两个世 界，即《桃花扇》世界和《红楼梦》世界来讨论人生。他认为我很幸福，天 生就生活在象征着哲学、宇宙和文学的《红楼梦》世界里，天生就超脱于 象征着政治、国民和历史的《桃花扇》世界。他则不然，他是一个总是在 这两个世界之间徘徊与彷徨的人。父亲之所以羡慕我，是因为他深刻 地体会到，能够生活在个人化的世界里是极其幸福的。 员圆 虽然他说自己是一个分裂人，虽然他没有办法完全放下沉重的使 命感，可他却以一种非常个人化的眼光看家园，看世界，看历史，看生 活。在《独语天涯》中，他写道：“我不再欠债。我已从沉重的阶级债务和 民族债务中解脱。这是生命的大解脱。一阵大轻松如海风袭来。轻松 中我悟到：此后我还会有关怀，然而，我已还原为我自己，我的生命内 核，将从此只放射个人真实而自由的声音。”他又说：“我喜欢独自耕耘， 远离人群的目光。美国作家爱默生说：‘我爱人类，但不爱人群。’人类整 体是真实的，每一个个体也是真实的，但一团一团人群的真实却值得怀 疑。”可以说，父亲的整本《独语天涯》都是属于他个人的声音，这种声音 是对类似创造社那种集团的声音的拒绝与分离。正因为此，我不觉得 他在两地书中的声音，可以代表整个父辈。相反的，他是一个很有别于 他那一辈人的人。他对故乡的重新定义，他写于家园之外的思索，反而 是对他那一辈人的反思。 然而，父亲的声音虽然非常个人化，却绝非尼采式的个人主义。从 我们的对话里，可以看到他恰恰主张作家对祖国、对现实、对人类的生 存困境要有一种大关怀，而且这种大关怀不应该是空洞的，而应该是个 人的、具体的，惟有这样才能深刻。他总是说，越个人，越人类。比起父 亲，我在对人类的关怀上，远没有他的热情，更没有他的执著。我有时跟 父亲说，因为我没有你乐观，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所以我选择逃避，选 择躲在学院的城墙里。在这一点上，我从内心是佩服父亲的。 两地书中的代沟好像不够明显，也许是因为父亲虽然是长辈，可他 更是一个自由的个体的存在。他尊重每一个体，自然也尊重我的声音， 所以我们的对话是平等的对话。为此，我更觉得两地书写的快乐。 刘剑梅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雅虎———称霸互联网精彩传奇 张志伟著 员远援园园元 三联书店出版 员猿 读 书 时 代 陈 平 原的 精 灵 那天晚上，《读书》杂志的吴君来电话，告知金克木先生去世；紧接 着第二句，便是“你写篇文章吧”。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如此命令式的 约稿，我竟欣然接受。不为别的，就因我之得以结识金先生，全靠《读书》 “牵线搭桥”，再加上同在燕园，更是近水楼台。承先生不弃，得以经常走 动，十五年间，收益多多。 九十年代中期，上海的《收获》杂志准备集中发一批金先生的文章， 另加万把字的评述，说是希望兼及先生的文与学，而且出于“随笔”。金 先生说，知道他学的，未必理解他的文；喜欢他的文的，又不见得愿意读 他的专业著述。我好歹两边都还沾点，可以试试。把先生先后惠赠的二 十几种著作翻阅一遍，废书长叹，跑去跟先生说，不干了。印度学方面的 书，如《梵语文学史》、《印度文化论集》、《梵佛探》等，我只能焚香拜读， 根本无力评判。而只将先生作为“随笔作家”论述，又非我所愿。当时的 想法是，假以时日，补补课，或许还能写出点金先生特有的韵味。 很可惜，我的补课尚未渐入佳境，先生已遽归道山。对于心境澄明、 超脱生死的先生来说，最好的纪念方式，莫过于“读其书如见其人”。第 二天，搬出一大摞先生的书，一本本翻阅，字里行间，不时闪过先生敏捷 的身影、慧黠的目光，这才明白，古人为什么喜欢谈论“纸墨之寿”。 读先生的书，就像观赏体操运动员之上下翻腾，表演众多高难动 作，给人的感觉是既紧张，又惬意。可一旦落笔为文，却是“一部二十四 史，不知从何说起”。不是因为书多，而是先生文体、学问、思想之“博”与 “杂”，让你一时无从把握。正彷徨无地，恰好吴君送来即将由《读书》刊 出的《倒读历史》———这篇完成于今年六月的遗作，乃先生的“天鹅之 歌”———米寿文章，竟然如此气定神闲，没有半点“老手颓唐”的感觉，实 在令人惊讶。我灵机一动，模仿先生的思路，“从记得最清楚的昨天的事 追到不太清楚的从前的情况”。 见识过金先生的，对其高超的聊天技艺，大都会有极深刻的印象。 读 书 员源 许多平日里伶牙俐 齿的访客，开始还想 应对或挑战，可三下 两下就被制服了，只 有 乖 乖 当 听 众 的 份。先生学识渊博， 且擅长变换话题，思 维跳跃，不循常规， 你好不容易调整好 频道，他已经另起炉 灶。并非故弄玄虚，而是平日里入定，精骛八极，神驰四海，来了稍微投 缘的客人，恨不得把近日所思一股脑说给你听。除非你不断追踪他的 近作，否则很难对得上话。谈话中，他会不时提起最近发表在某某报刊 上的得意之作，问你有何看法。你要是回答“没看过”，他准这么自嘲：你 们是做大学问的，不必读我这些小文章。这倒有点冤枉，不少阅读兴趣 广泛的朋友，也都感叹跟不上金先生思维以及写作的步伐。 先生很懂“因材施教”，从不跟我谈什么印度学、世界语或者围棋、 天文学之类，平日聊天，仅限于文史之学。可即便这样，其知识面之广、 论学兴致之高，以及脑筋转动之快，都让我目瞪口呆。开始还像是在对 话，很快就变成独白了。每回见面，他都会提几个奇异的问题，说是想不 通，想征求你的，可马上又大讲自己的推断。说到得意处，哈哈大 笑，家里人催吃饭了，还不让客人离开。明明已经送到大门口，说了好几 次再见，可还是没完。有经验的访客，都在预定离开前半小时起身，这样 说说走走停停，时间刚好。 闲聊时所体现出来的睿智、博学以及文思泉涌，落实在文章中，便 是那二十册学术随笔。恕我直言，金先生在现代中国文化史上的贡献， 很可能主要不是早年的新诗（如《蝙蝠集》）、中年的学术（如《梵语文学 史》），而是晚年的“独白”（《书城独白》）、“小品”（《金克木小品》）与“古 今谈”（《蜗角古今谈》）。正是这种“若有所思”、“任意而谈”，将先生的才 与识、文与学恰到好处地调适起来。 金克木先生穴右雪与夏衍先生穴左雪 员缘 八十年代初出版《印度文化论集》时，在《自序》中，金先生提及“我 虽是无所归属的‘杂家’一类”，还颇带自嘲意味，目的是辩解何以作为 专家而趣味竟如此广泛。到了九十年代的《如是我闻》（载《蜗角古今 谈》），则公开拒绝“专家”称号： 我不是专家，也许可称杂家，是摆地摊子的，零卖一点杂货。 我什么都想学，什么也没学好，谈不上专。学者是指学成功了一门 学问的人，我也不是。 表面上很谦虚，骨子里则是相当高傲：因“什么都想学”，故不满足于只 弄“一门学问”。作为过来人，先生当然知道“治学”的艰辛，在世人逐渐 恢复“专家”崇拜的九十年代，以“杂家”自居，大有深意在。这倒使我想 起鲁迅的一段话：“博识家的话多浅，专门家的话多悖的”；“专门家除了 他的专长之外，许多见识是往往不及博识家或常识者的”（《名人和名 言》）。正因有过成功的治学经历，知道梨子的滋味，周、金二君方才不避 “杂文”、“杂家”，且对“学问”以及“学界名流”表示某种程度的不恭。 “专家”之单刀直入，与“杂家”之胡思乱想（在金先生眼中，“胡思乱 想”不是坏事，反而是特立独行的必要前提），治学路数迥异；可要说积 累知识以及探究真理的有效性，很难一概而论。学者的个人气质、文化 理想以及生活经历等，都直接影响其选择。金先生不是科班出身，没有 受过完整的高等教育，只在北大当过旁听生，后又到印度鹿野苑跟随退 隐的乔赏弥老人（一位毫无现代学历而任过哈佛大学和列宁格勒大学 教授的奇人）读《波你尼经》。如此“不完整”的求学，放在注重学历的今 日，想在大学里谋一份教职，绝非易事。当年由于吴宓的举荐以及文学 院长刘永济的支持，武汉大学竟直接聘其为专教印度哲学和梵文的教 授。此后的三十年，进入现代学术体制的金先生，不得不压抑自家强烈 的求知欲与好奇心，扮演专门家的角色。 直到年近古稀，金先生方才放下教授的架子，“学写短文章”。就像 《燕口拾泥》的《后记》所说的：“多年教书的人要想写文章不像编讲义， 很难。”好在先生读书本就百无禁忌，进入八十年代后更是“仿佛返老还 童，又回到了六十年以前初读书的时代，什么书都想找来看看”。如此驳 杂的读书趣味，加上尚未彻底“学院化”的思考方式，使其得以海阔天 员远 空，上下求索。一九八四年出版的《比较文化论集》《自序》称，是七十老 翁在试图解答十七少年时产生的疑惑。什么是十七岁时的问题？金先 生洋洋洒洒写了八百字，几乎是一篇现代“天问”。面对如此“天问”，我 相信，任何专门家都没有把握全部解答。这种与现代学术专门化趋势 极不协调的思考方式，迫使作者不得不“由今而古又由古而今，由东而 西又由西而东”。即便历尽沧桑，饱读诗书，已经成为老学者的金先生， 也都无法用条分缕析的学术语言，来解答少年时发出的“天问”。在某种 意义上，采用随意发挥且点到即止的“随笔”体式，实在是被这种强烈的 求知欲与左冲右突的思路逼出来的。 虽然同样主张“将现有的学科边界置于不顾”，金先生没有沃勒斯 坦等“重建社会科学”的野心，后者考虑的是组织化的学术活动（参见 《开放社会科学》第四章，三联书店，一九九七），而前者则是单枪匹马的 探索。如此重大的学术使命，其实非“独行侠”所能承担，这就难怪金先 生晚年转换笔调，主要以随笔体式表达对于世界的思考。问题太多太 大，思路太灵太活，对于专业著述来说，不是好事———或者蜻蜓点水，或 者汗漫无所归依。随笔则没有这个顾虑，不承担“建构体系”重任，因而 也就可“随心所欲”地超越现有的学科分类，大胆地“猜谜”。 将读书人赖以安身立命的“阅读”与“写作”，说成是带有自娱性质 的“猜谜”，这可不是我的发明，在《“书读完了”》（载《燕啄春泥》）中，金 先生就是这么表述的： 我有个毛病是好猜谜，好看侦探小说或推理小说。这都是不 登大雅之堂的，我却并不讳言。宇宙、社会、人生都是些大谜语，其 中有日出不穷的大小案件；如果没有猜谜和破谜的兴趣，缺乏好奇 心，那就一切索然无味了。 先生年轻时真的喜欢猜谜，这有《难忘的影子》第十一章为证。可后来一 再提及的“猜谜”，则是一种引申与比喻。强调做学问不应该“全是出于 任务观点、雇佣观点、利害观点”，自称“返老还童”的金先生，于是热中 于猜“宇宙之谜”。 先生晚年的文章写得漂亮，这点学界没有异议；至于妙处何在，则 是众说纷纭。在我看来，主要不在学识渊博，而在发乎性情，不拘格套。 员苑 像金先生那么博学的长者，并非绝无仅有；但像他那样保持童心，无所 顾忌，探索不已的，可就难以寻觅了。以“老顽童”的心态与姿态，挑战各 种有形无形的权威———包括难以逾越的学科边界，实在是妙不可言。冒 险跋涉，探索未知世界，对于未成名的年轻人来说，是很自然的事；可对 于声名显赫的长者，则近乎奢侈。对于长者来说，功名与地位，很容易变 成另一种“精神枷锁”。难得有人为了“猜谜”而押上一世英名的；而对于 “猜谜”迷来说，“口吐狂言”或“患常识性错误”，乃家常便饭。读金先生 晚年天马行空般的“猜谜”文章，你能得到很多启示，可也不难发现若干 纰漏。 我想，金先生肯定能预知这一阅读效果。其“佯狂”与“装呆”，其实 也是一种自我保护。不明底细的人，会觉得先生很谦虚，文章中不断自 我质疑，明明有了结论，也不愿把话说死。可我知道，先生骨子里相当高 傲，其自居边缘，不入流俗眼，乃是刻意经营的效果。在某种意义上，金 先生不只在猜谜，也在制谜———其文章之神龙见首不见尾，逼着智商较 高的读者既猜金所猜之谜，也猜金如何猜谜。不止一次，金先生指着自 家文章问我，知道这句话的潜台词是什么吗（《书城独白》中，有一则《台 词·潜台词》，值得一读）？猜中了，师生相对拊掌；猜不出来，也可让“老 顽童”得意半天。这与时贤之“心中想着读者”，作文时“披肝沥胆”，希望 “妇孺皆知”的做法，明显不同。 在《如是我闻》中，先生提及因少年失学故产生“做学术的通俗工 作”的意愿。一般人所说的“通俗化”，指的是用浅显的文字或语言普及 各科知识，而先生则另有高见，着眼于“在由分科而形成的‘科学’的基 础上打通学科”。八十年代中期，金先生撰有两则颇受赞赏的短文，一是 《说通》（载《燕啄春泥》），一是《说“边”》（载《燕口拾泥》）。对于理解先生 之文章趣味及学术立场，此二文不可或缺。前者用俏皮的笔调，称长城 乃隔绝、阻塞的象征，而运河则通连南北，乃“通”的文化。可惜，“中国历 来倾向于长城文化，对运河文化不大感兴趣”。接下来便是论证文化该 如何从“不通”到“通”。假如需要用一个字来概括先生晚年的工作，我 想，再没有比“通”字更恰当的了———通古今、通内外、通文理、通雅俗。 所谓“通”的文化，说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单是这相隔千山万水 员愿 的古与今、内与外，凭什么沟通？金先生自有绝招，那就是抓“边”。《说 “边”》一文开宗明义：“现在的人喜欢讲中心，不大讲边，其实边上大有 文章可作。没有边，何来中心？中心是从边上量出来的。”至于何者为 “边”，先生称：有空间的边，那就是边疆；有时间的边，那就是新旧交替； 还有“现象和意义之间的边，作者和读者之间的边，演员和观众之间的 边”。所有这些“边”，都值得认真琢磨。仿照先生的思路，我略作推演 ———先生之所以能“通”，除擅长抓上述时间、空间的边外，还与其关注 学院与大众之间的边、专著与随笔之间的边、史书与小说之间的边不无 关系。 如此抓“边”，大非易事。无论是作者和读者，都必须对“边”所牵涉 的两头大致了解，方能有所体会与发挥。先生做得不错，读者也配合得 可以———从一九七九年底在《读书》杂志亮相，金文便一直不乏知音。可 先生文章的拟想读者，显然不是“粗通文墨”，而是必须具备参与“猜谜” 的能力。这也说明了金文为何“叫好不叫座”，始终无法成为畅销书。 还有一个“边”，同样属于金先生，那就是自居边缘，远离各式各样 的“中心”。时来运转，原先很是霉气的“边缘”，如今成了人见人爱的香 饽饽，就连时尚人物，也都喜欢标榜自己的“边缘性”。可在我看来，许多 挥舞“边缘”大旗的人，实际上身处江湖而心存魏阙，最高理想是“取而 代之”。这与先生宠辱不惊，坚守边缘，卓有成效地做足关于“边”的文 章，不可同日而语。 在《比较文化论集》的《自序》中，金先生说：“我很不愿意谈到自己， 但是只有这样才能具体说明这些文章的来历。”前一句明显不妥，先生 之不同于许多专家学者，正在于其经常谈论自己。不只是以序跋交代 文章来历，还撰有自传体小说《旧巢痕》和《难忘的影子》、回忆录《天竺 旧事》以及加注解的新旧诗集《挂剑空垄》。后一句牵涉到先生的文风， 即上面提及的神龙见首不见尾。既要表达得曲折隐晦，避免“无文”之 讥，又怕被当时或后世所误解，先生于是采用各种方式，或明示，或暗 喻，有时甚至故意露出破绽，以便读者跟踪追击。 “不是历史，但也不是小说”的《天竺旧事》，既然采用第一人称叙 事，而且《附记》中承诺“文中说的人和事都是真实的，不过细节不能记 员怨 得那么清楚、准确，说法也不一定对”，按理说应是回忆录无疑。可在该 书的《小引》中，先生又将自家著述与清人小说《浮生六记》相提并论，真 有点让人看不明白。再拜读《末班车》中的《史书·小说》，发现先生将 《晋书》说成是“小说集成”，方才明白他之所以在文体辨析方面“含糊其 词”，意在否定史书与小说之间泾渭分明的传统思路。如此“真真假假， 大可玩味”，同样适应于先生众多自述文字的解读。 小说《旧巢痕》、《难忘的影子》采用第三人称叙述，发表时又用的是 笔名“辛竹”，按理说，应该放开手脚。可现在的格局与笔调，更像是回忆 录。这一点，先生后来也意识到了。一九九七年出版的拙庵居士著、八 公山人评、无冰室主编的《评点本旧巢痕》，乃自娱色彩很浓的奇书。任 何有经验的读者，都不难明白，此乃先生的“苦肉计”，在自嘲自省中，推 出自家的艺术理想与文化立场。除了吴彬君最后那几句《编者的话》，其 余的正文、眉批与回评，均出自先生手笔。评点中夹有若干褒贬时弊的 杂文笔调，也包含阐释背景的文化史料，但更多的是为这部奇书做“文 体之辨”。一会儿称此乃长篇小说的好材料，一会儿假定巴尔扎克来写 如何如何，一会儿抱怨“忽插一段感悟，表示不是小说”，一会儿又说这 书“像是回忆录，又像是小说”。最后干脆告诉你，“文体不等于分类招 牌，在真假之间看得通者也是看通了世人世事者”。至于此书到底是“小 说”还是“回忆录”，八公山人就是不给你“搞定”：“作者不过是以不拘一 格的文体表现他所见所闻的一个时代的一个角落而已。”如此没有结 论的结论，很能代表金文风格———其不断反省与质疑，目的是松动原先 以为无懈可击的庞然大物，引读者深入思考。因此，最后结论如何，倒无 关紧要。 十多年后重读旧作，发现许多缝隙，不是急于弥补缺陷，出修订本 以便于传世；而是假扮路人，热讽冷嘲。你可以说这是小骂大帮忙——— 起码这一招会引起读者对此书的兴趣；可这种认真的自我反省，还是挺 令人感动。其实，这正是金氏随笔的魅力所在。二十年间，许多当初轰 动一时的弄潮儿，早已销声匿迹，能够常写常新，随时代前进的，实在寥 寥无几。也有勉力维持，但脚步蹒跚，让人看着提心吊胆的。只有先生 不急不慢，始终保持自己的风格，每回出手，均有可观的创获。我想，这 圆园 与先生不取怀旧与封闭心态，时时严苛地审视自家足迹大有关系。 先生撰写随笔，喜欢采用对话体（不是一边倒的“答客难”，而更像 《新中国未来记》开启的不分高下的“论时局两名士舌战”），与这种严格 的自我审视不无关系。在一个“对话”的世界里，一切都相对化，不存在 绝对真理，也无所谓凝固的思想与学说。视人如此，视己也不例外，我 想，这是先生思想“永葆青春”的秘诀。另外，先生之所以热中于写作对 话体随笔，很可能还有文体方面的考虑。《评点本旧巢痕》第 员园源页有这 么一段话，很能显示先生的趣味：“对话是使叙事中人物生动的要诀。古 来就如此，而且不限于小说。试看《论语》、《孟子》中的孔、孟。”如此思 路，延伸到随笔写作，当也希望于文章中见人物、显性情，而不满足于只 是说理。先生的随笔，极少叙事与抒情，精彩之处全在见识与议论，乃典 型的智者之文，与容易博得满堂彩的文士之文迥异。不以文辞见长，可 这不等于说先生没有文学方面的考虑。借鉴《论语》以及小说的对话，便 是明显的一例。 平日在家打谱下棋，写对话体文章，或为自家诗集作注，有访客到， 先生当即精神抖擞，吩咐你坐近点———因他听力不太好。可访客马上就 会发现，此举纯属多余，基本上是先生在说，不存在他听不清的问题。 先生身材瘦小，精神矍铄，八十多岁了，还每天作文不辍。起码是十 年前，我就听先生说过，脑子不行了，不写了。可“金盆洗手”之后，报刊 上还不时出现他的文章。你问他是否需要帮助“打假”，这个时候，先生 会得意地狡辩：天气变暖、不能白吃饭、老花眼突然开恩、电脑很好玩等 等，都成了重新写作的理由。摸准了先生的脾气，约稿的女编辑大都不 讲“人道主义”，听过“老啦，不行啦”之类的唠叨，照样限定文章字数和 交稿时间。不必担心，届时说不定还会有意外的收获———经常出现约一 篇稿，竟得到三四篇的好事。 在《冰冷的是火》（载《无文探隐》）中，先生问自己一个有趣的问题： “为什么到了晚年忽然多产？”问题提得很好，解释却不太令人满意。所 谓“在信和疑之间翻腾，在冷和热之间动荡过了七十多年”，以及“既然 处处有谜，就可以处处去试破”，都没有说明老来仍健笔纵横的，为何是 “金”而不是“陈”或“林”。如果说，这也算得上现代文化史上的一个小小 圆员 的谜，那就让我试着猜猜看。 我的答案很明确，没有那么多曲里拐弯。构成金氏“生命不息，写作 不止”奇迹的，是两个“读书”，一是先生读书习惯的养成，一是北京《读 书》杂志的创设。 先生非科班出身，基本是自学成才。对于读书，自有一套不同于学 院派的路数。这不是什么秘密，先生在许多地方都提到，不过语调谦卑， 似乎在做检讨，故容易被忽视。就比如《旧学新知集》的《自序》，便值得 认真回味： 教师要求我读的书我要读，但同时我又看一些自己要看的 书。⋯⋯这种两套读书习惯使我一辈子成不了专门家，到老来又 还原为小孩子。这大概可以贡献给青年作为反面教训。读书只要 一套，不可两套。⋯⋯应当遵守规定，照外来的要求读书，心无旁 骛，这才能考得状元，当上宰相。《儒林外史》的马二先生说，孔夫子 生在而今，也要做举业，这话是一点也不错的。 此乃典型的金氏笔法，欲进故退，欲擒故纵。 可与此相发明的，是收入同书的《谈读书和“格式塔”》。说的是面对 浩如烟海的图书，该如何“望气”而知书的“格局”，如何“但观大略”，又 如何在“博览群书”时抓住特点。可一转身，先生又开始自我解构：“当然 搜集资料、钻研经典、应付考试都不能这样。”如果承认读书有超出“考 试”或“研究”之外的功用，比如金先生特别看重的自我教育与自我娱 乐，那么，读书时之注重联系，发现整体，而相对忽略细部，不求甚解，我 以为是必要的。如此说来，金先生对自家的“两套读书习惯”，其实并无 懊悔，甚至还颇为自得呢。 谓予不信，请参看《难忘的影子》。看他如何评点一九三○年北平诸 大学教授的讲课方式，以及介绍以图书馆为中心的“家庭大学”，你就明 白金先生由独特求学经历所形成的“读书观”。至于当年在北大图书馆 当职员时，巧妙地转换角色，使得“借书条成为索引，借书人和书库中人 成为导师”，更是先生最为津津乐道的逸事，不时在文章中出现。如此凭 兴趣、靠自学、重联系、轻规矩的读书法，终其一生，受益匪浅。 这种自主性很强、略嫌驳杂的读书习惯，好处是视野开阔，缺点则 圆圆 是根基不太牢靠。从事专业著述，这可能不是最佳选择；可要是转而写 作随笔，则保证得心应手。没有做过认真的统计，但隐约感觉到，自学成 才者生命力的旺盛，以及写作寿命之长，均在科班出身者之上。后者乃 “名门正派”，学问上容易“登堂入室”，可一旦范式转移，或早年积累消 耗完毕，很难再有勇气和能力开辟新境界。前者不识“规矩”，基本上靠 自己摸索，难免走许多弯路，故成活率极低。可一旦获得“出线权”，其不 拘一格读书，不拘一格思考，不拘一格作文，会有绝佳的表现，而且，往 往能够衰年变法，退而不休。 作为学者兼文章家的金先生，最大的特点不在博学，而在善用知 识，以及善于表达。而这，与《读书》杂志的创设大有关系。就读书心态与 文章趣味而言，金先生与现代学术的专门化倾向很不协调，与当代中国 散文之注重叙事、抒情也大相径庭。对于纯粹的“文学”或“学术”杂志来 说，金文都未免过于“边缘”了些。说武断点，当初如果没有《读书》杂志 的支持，金先生那些不温不火、亦文亦学的随笔，能否找到发表的地方， 都很成问题。这一点，金先生本人曾有过明确的表述：“不料《读书》杂志 创刊，居然肯打破栏目壁垒，刊登我这些不伦不类的文章。从此一发不 可收拾，不由自主地拿起笔来。”（《〈旧学新知集〉自序》）幸亏有了这“不 三不四”的《读书》，欣赏他那些“不伦不类”的文章，这才促使他由功成 名就的“专家”，一转而为八九十年代中国最负盛名的“杂家”。 先生“文革”后出版的学术三书———《印度文化论集》、《比较文化论 集》和《旧学新知集》，其实都不纯粹，夹杂不少初刊于《读书》杂志的随 笔。而且，这种随笔挤占论文空间的局面，越来越突出。一九八三年出 版的《印度文化论集》，所收论文主要发表于《哲学研究》、《语言学论 丛》、《外国文学研究》等，刊于《读书》的仅两则；一九八四年出版《比较 文化论集》，《读书》文章已占三分之一；到了一九八五年编定、一九九一 年出版的《旧学新知集》，《读书》文章已是堂而皇之唱主角。须知，这三 书还算是专业文集，非寻常文化随笔可比。 允许“大胆假设”、擅长“借题发挥”的“思想文化评论刊物”《读书》 的出现，为金先生的大展宏图提供了恰当的舞台。反过来说，在中国知 识界引领风骚达二十年之久的《读书》，单就其文体与学术思路而言，得 圆猿 益于金先生处也正不少。以致如果一定要为所谓的“《读书》文体”找代 表的话，我首先推举金先生。几年前，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将“《读书》 文体”概括为：“以学识为根基，以阅历、心境为两翼，再配上适宜的文 笔，迹浅而意深，言近而旨远”。老实交代，当初写这段话的时候，金先生 乃标本之一。 印象中，金先生应该是《读书》最高产的作者，为保险起见，我查阅 了“《读书》杂志二十年”光盘。真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没想到《读 书》竟有那么多铁杆作者！以下几位先生，建议《读书》杂志为其颁发“劳 模”勋章：王蒙八十二篇，黄裳九十八篇，董鼎山一百零一篇，金克木一 百零一篇，冯亦代一百一十二篇。正当我颇为沮丧，为金先生没能拔得 头筹而叹息时，忽然想起，先生还用辛竹笔名发文章。一查，辛竹所撰二 十五文，并没归入金先生名下。这下可好，文章水平可能见仁见智，单就 数量而言，《读书》冠军非金先生莫属。这还不算最近两年先生在《读书》 上推出的九篇（共刊十一期）新作。当然，更重要的是，先生在《读书》上 发表的，大都是原创性的大块文章。这也可看出《读书》同人对于先生的 礼遇：经常发上、下篇，不受一年上几回的限制，还允许做各种文体实 验！ 今日中国，学界风气已经或正在转移，专业化将成为主流。我相信， 日后的读书人，会永远怀念像金先生那样博学深思、有“专家之学”做底 的“杂家”，以及其发表在《读书》杂志上活蹦乱跳、元气淋漓的“不伦不 类的文章”。 二○○○年九月五日于西三旗 金克木主要著作一览 评点本旧巢痕 文汇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员远援愿园元； 孔乙己外传 三联书店二○○○年 圆圆援愿园元； 比较文化论集 三联书店一九八四年 员援缘园元； 末班车 中央编译出版社一九 九六年 员园援愿园元； 槛外人语 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员源援圆园元； 旧巢痕 三联书 店一九八五年 员援愿缘元； 天竺旧事 三联书店一九八六年 园援怨缘元； 难忘的影子 三联 书店一九八六年 员援愿园元； 艺术科学丛谈 三联书店一九八六年 园援愿苑元； 文化的解说 三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