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北朝婚姻中的二妻现象

第20卷　第1期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Vol.20　No.12000年3月JournalofBaojiCollegeofArtsandScience(SocialSciences)Mar.2000魏晋北朝婚姻中的二妻现象α薛瑞泽(洛阳工学院河洛文化研究所,河南洛阳　471039)　　[摘　要]一夫二妻作为魏晋北朝婚姻中的一个独特现象,最早形成于汉末建安初年,晋武帝时发展到了顶峰,到北朝这一婚姻现象仍有存在。这一婚姻现象的出现既有长期战乱、社会不安定因素加剧的客观原因,也与政治斗争的残酷和统治阶级的好色有关;而人类历史上的一夫多妻和二妻制的影响,封建礼教束缚的放松以及统治者的带头倡导也是导致二妻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关键词]魏晋北朝;婚姻;一夫二妻[中图分类号]K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4193(2000)0120072205　　《礼记·昏义》云:“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礼记》关于婚姻的定义,反映了中国古代的婚姻是夫妻“二姓”相互结合的结果。但是,在魏晋北朝时期出现了中国封建社会婚姻史上的一个奇怪现象,一些家庭中的夫妻并非二姓,而是出现了三姓这种特殊状况,即一夫二妻制的形式。一、一夫二妻制的演变孙晓先生曾经指出:“六朝时,皇帝可以多置后,故臣民有置双妻的。在礼教较严格的时代,嫡庶的分别是十分严格的。妾媵的地位极低下,正妻死后,必须再娶。这是宗法制所的。是传宗接代的必须。但是同时两个嫡妻却是礼法万万不能允许的。然晋代却不然。”[1](P110)接着孙晓先生又列举温峤、程谅、贾充等三人并立二妻的历史事实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推测其意,似乎该时期只有晋朝才有这种特殊的婚姻形态。但考之于史籍,我们认为这个看法并不全面。在该时期不仅晋朝存在着这种特殊的婚姻形态,而且在三国和北朝也存在着这一类型的婚姻形态。《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裴注引《魏武故事》载曹操于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己亥令曰:“又袁术僭号于九江,下皆称臣,名门曰建号门,衣被皆为天子之制,两妇预争为皇后。”稽诸史籍,袁术称帝在建安二年(197年),而其预争为皇后的两妇,可能是嫡庶不分,果如此,在建安初年,一夫二妻制已经出现。在此前后,秦朗之父宜禄,“为吕布使诣袁术,术妻以汉宗室女。前妻杜氏留下邳。布之被围,关羽屡请于太祖,求以杜氏为妻,太祖疑其有色,及城陷,太祖见之,及自纳之。”(《三国志》卷三《魏书·明帝纪》裴注引《献帝传》)秦宜禄的两妻无嫡庶之分,也可以看作二妻制的婚姻形态。又《晋书》卷二十《礼志中》荀勖云:“昔乡里郑子群娶陈司空从妹,后α[收稿日期]1999210212[作者简介]薛瑞泽(19622),男,河南灵宝人,洛阳工学院河洛文化研究所所长,副编审,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秦汉魏晋南北朝社会史、经济史研究。隔吕布之乱,不复相知存亡,更娶乡里蔡氏女,徐州平定,陈氏得还,遂二妃并存。”很显然,吕布之乱是郑子群得二妻并存的根本原因。同上书又载:“太康元年,东平王木矛木上言,相王昌父毖,本居长沙,有妻息,汉末使入中国,值吴叛,仕魏为黄门郎,与前妻息死生隔绝,更娶昌母。今江表一统,昌闻前母久丧,言疾求平议。”可见南北悬隔阻断了夫妻情义,王毖仅只有二妻之名。当时还有无二妻之名而有二妻之实的现象,同上书亦载:“是时,沛国刘仲武先娶毋丘氏,生子正舒、正则二人。毋丘俭反败,仲武出其妻,娶王氏,生陶,仲武为毋丘氏别舍而不告绝。”刘仲武出毋丘氏而为之别舍不告绝,使他实际上拥有两个妻子。这时远在东南的孙吴也存在着二妻现象,《会稽典录》载“(徐)平两妇归宗,敬奉情过乎厚。”(《三国志》卷五十七《吴书·虞翻传》裴注引)此两妇也无嫡庶之分。三国时期二妻制占主导地位的是有二妻之名而无二妻之实的现象。西晋时,因特殊的政治原因,一夫二妻的现象不仅没有绝迹,反而得到统治阶级的默认甚至支持。吴、晋对立时,“时吴国朱某娶妻陈氏,生子东伯,入晋,晋赐妻某氏,生子绥伯。”(《晋书》卷二十《礼志中》)这仍然是有二妻之名而已,因为陈氏仍滞留在吴国。而安丰太守程谅“先已有妻,后又娶,遂立二嫡”的现象,则无任何政治方面的原因。西晋最具典型意义立二妻者要算贾充,《晋书》卷四十《贾充传》载,贾充“前妻李氏淑美有才行”,因“父丰诛,李氏坐流徙。后娶城阳太守郭配女,即广城君也。”西晋建立后,“李以双赦得还,帝特诏充置左右夫人,充母亦敕充迎李氏。”这引起了郭槐的愤怒,指责贾充说:“刊定律令,为佐命之功,我有其分。李那得与我并。”面对郭槐的指责,“充乃答诏,不敢当两夫人盛礼,实畏槐也。”贾充因郭槐的反对而不敢立二妻,不过就晋武帝及贾充母和贾充本人之意,还是想立二妻的。当时社会上存在着二妻现象也颇多,“时沛国刘含母,及帝舅羽林监王虔前妻,皆毋丘俭女。此例既多,质之礼官,俱不能决。虽不遣后妻,多异居私通。”一夫二妻大量存在,到郭槐之女贾南风被选为皇太子(即晋惠帝)妃后,“帝乃下诏,断如李比皆不得还。”可见二妻现象的存在与消亡与皇帝有很大的关系。二妻现象在东晋埋藏也有存在,《晋书》卷二十《礼志中》云:咸康二年,零陵李繁姊先适南平郡陈诜为妻,产四子而遭贼,姊投身于贼,请活姑命,贼略将姊去。诜更娶严氏,生三子。繁后得姊消息,得迎还诜,诜籍注领二妻。对于陈诜的薄情寡义我们姑且不论,从东晋政府允许陈诜“籍注领二妻”的事实,可见政府对此事的默许。而在此之前东晋政府就允许温峤“又娶王氏、何氏”为妻,并在温峤死后,追赠先亡的“王、何二夫人印绶。”(《晋书》卷二十《礼志中》,《晋书》卷六十七《温峤传》)一夫二妻制这一特殊的婚姻形态在北朝时期也有存在。恒农人李洪之假托为文成帝李皇后之兄,而倍受献文帝重用,“初,洪之微时妻张氏,亦聪强妇人,自贫贱至富贵,多所补益,有男女几十人。洪之后得刘芳从姊,重之,疏张氏。亦多所产育。为两宅别居,偏厚刘室。由是二妻妒竞,两宅母子,往来如仇。”(《北史》卷八十七《酷吏·李洪之传》)李洪之嫌弃糟糠之妻,偏爱刘芳从姊,反映了李洪之人品的低下,但“两宅别居”,“二妻妒竞”则是不争的事实。无独有偶,自刘宋归降北魏的毕众敬,虽然“笃于姻类,深有国士之风”,但其子毕元宾则不然,史载,“元宾入国,初娶东平刘氏”,后来“赐妻元氏”,遂有室存二妻之说,而按北魏“故事,前妻虽先有子,后赐之妻子皆承嫡。”(《魏书》卷六十一《毕众敬传附元宾传》)因而引起嫡庶之争。文成帝时,陆丽有“二妻,长曰杜氏,次张氏。”陆丽的长子陆定国也有二妻,“初,定国娶河东柳氏,生子安保,后纳范阳陆度世女,生昕之。二室俱为旧族而嫡妾不分。”结果引起了二子争袭父爵,长子“沉废贫贱,不免饥寒”的下场。(《魏书》卷四十一《陆俟传附丽传》)与此相关的是崔玄既有“元妻房氏”,37第1期薛瑞泽　　魏晋北朝婚姻中的二妻现象“后薄房氏,更纳杜氏”,到最后“弃绝房氏”,使其子“伯骥与母居于冀州,虽往来父母,而心存母氏,孝慈之道,顿阻一门”。(《魏书》卷二十四《崔玄伯传附僧渊传》)王肃自萧齐归北魏后,宣武帝即位,“诏肃尚陈留长公主,本刘昶子妇彭城公主也。”(《魏书》卷六十三《王肃传》)而王肃“在江南之日,聘谢氏女为妻,及至京师,复尚公主。”谢氏作五言诗赠之,而公主又代肃作诗以答谢氏,虽然二妻并存,但王肃“甚有愧色,遂造正觉寺以憩之”。(《洛阳伽蓝记》卷三《城南》)北魏末年,高欢将至洛阳,孝武帝在入关前,授予京兆王元子推的次子元仲景为中军大都督,留守洛阳。元仲景“遂弃妻子”,逃往长安,“乃娶故尔朱天光妻也列氏。本倡女,有美色,仲景甚重之。经数年,前妻叔袁纥氏自洛阳间行至。也列遂徙居异宅。”而元仲景仍与也列氏有来往。虽然魏帝下诏元仲景杀也列氏,但元仲景杀一婢而代之,“列徙于密处,人莫知其诈。”元仲景甚至“谋杀袁纥”,袁纥也欲杀也列氏,最后宇文泰出面方才平息此事,对于也列氏,“仲景犹私不已”,即使被免官爵后,“仲景仍通焉。”当元仲景官爵俱复时,“也列、袁纥于是同居。”二妻总算由相互争斗而最后同居一室。然而元仲景也并未善终,“仲景多内乱,后就州赐死。”(《北史》卷十七《景穆十二王上·京兆王传》)北齐时,一夫二妻制的现象仍有孑遗,《北史》卷五十六《魏收传》云:收娶其舅女,崔昂之妹,产一女,无子。魏太常刘芳孙女、中书郎崔肇师女,夫家坐事,帝并赐收为妻。时人比之贾充置左右夫人。然无子。后病甚,恐身后嫡媵不平,乃放二姬。及疾瘳追忆,作《怀离赋》以申意。魏收被允准并列二妻,完全是因为他有宠于高洋的缘故。当时也存在着无二妻之名而有二妻之实的情况。段韶“僻于好色,虽居要重,微服间行。魏黄门郎元王禹妻皇甫氏,缘王禹谋逆,没官。韶美之,上启固请,文襄赐之。别宅处之,礼同正嫡。”(《北史》卷五十四《段荣传附韶传》)段韶之所以能获赐皇甫氏,亦完全因为他有功于高齐政权,对皇甫氏“别宅处之,礼同正嫡”。虽然反映了他对皇甫氏以正妻对待,但仍然心存顾忌。综观三国两晋和北朝时期的一夫二妻制的发展历史,我们认为,作为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变态婚姻,魏晋时期可以说是这一特殊婚姻的形成和发展阶段,这一制度最早形成于汉末的建安初年,到晋武帝禁止立二妻为止可以说是发展到了顶峰。北朝时期所面临的客观环境与魏晋分裂状况类似,故这一制度在北朝也得到了合适的发展环境,这种变态的婚姻制度对婚姻质量的影响也是深远的。它一方面造成人们思维中家庭关系的紊乱,另一方面影响了夫妻的感情,使婚姻出现了一些裂痕,再者,也助长了某些男性在家庭生活中为所欲为。之所以有二妻并称而非妻妾之别,有以下原因:其一,后娶之妻往往比之前妻有较高的政治地位,使丈夫不敢将后妻以妾称之,如贾充所娶之郭槐,魏收受赐的二夫人;其二,后娶之妻在家庭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担负了家务的重担,使丈夫对其另眼相看;其三,丈夫对后妻宠爱有加,宁愿抛弃或冷落原配妻子,而不愿对后娶之妻以妾称之;其四,因战乱造成的南北分裂和东西对峙,使丈夫与原配妻子死生隔绝,对后娶者以正妻对待。虽然在有些婚姻中二妻能相安无事,但作为一种不正常的婚姻现象,对社会的危害则是长远的。二、一夫二妻制存在的历史原因魏晋北朝时期出现的一夫二妻制与汉唐时期一夫一妻制相比,是一种特殊的婚姻形式。它的出现并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和历史原因的,是各种复杂的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47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首先,长期的战乱,南北对峙,社会不安定因素的加剧是一夫二妻制出现的客观原因。我们知道,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使天下大乱,百姓妻离子散。吕布、曹操的徐州之战前,曹操“与布战于濮阳,太祖军不利,相持百余日”。(《三国志》卷七《魏书·吕布传》)两军对垒期间,使众多的夫妻不得相顾,故而有郑子群和其妻陈氏分散,在“不复相知存亡”的情况下,方才有郑子群娶乡里蔡氏为妻的事情。当吕布之乱平息后,陈氏归来,郑子群只得二妻并存。而军阀割据乃至是后的南北对峙,许多使臣出使对方时因故羁留下来,与原配妻子死生隔绝,只得再娶妻,因而出现了无二妻之实而有二妻之名的现象,如秦宜禄、王毖、朱某等二妻就是这种情况。在北魏末年,元仲景抛弃原配妻子叔袁纥氏而入关后娶也列氏为妻,当叔袁纥氏入关后,也出现了二妻并存的事实。社会不安定因素也是造成二妻现象的重要原因,如李繁姊因遭贼抢掠而与丈夫陈诜分离,陈氏再娶,李氏归来后也自然形成二妻并存的现象。其次,二妻现象的出现亦有其政治方面的原因。这又可以分为两种形式:第一,政治斗争的残酷,活活拆散了元配夫妻,当形势有所缓和时,男性只得二妻并立。如毋丘俭之叛失败后,纳其女的刘仲武、王虔只得为其别室而居,而继续来往,有了二妻之实。至于说贾充未立李丰之女为妻,则完全是郭槐嫉妒的结果。北齐魏收纳刘芳孙女和崔肇师女为二妻也是因“夫家坐事”的缘故。第二,统治阶级上层的贪淫与好色也是二妻存在的重要原因。袁术不仅有“两妇预争为皇后”的丑行,而且“荒侈滋甚,后宫数百”。吴国的徐平两妇共存可能也属于这种序列。东晋的温峤所娶的王氏、何氏为并立二妻也显示了他的荒淫与好色。至北朝时,李洪之的“二妻妒竞”,陆定国的“嫡妾不分”,段韶的“僻于好色”而纳皇甫氏,都可以划入贪淫好色的范畴之内。由上述的论证,我们可以看到在一夫二妻婚姻形态中,丈夫的社会地位都是比较高的。具体而言,不外乎统治阶级中的三个社会阶层:其一为士族,其二为一般官吏,其三为一般地主。这三个阶层可以说囊括了整个统治阶级,只有他们所拥有的政治势力和经济财富为其并立二妻创造了条件。而一般的劳苦大众,在政治上被压迫,受宗法制和国家法令的约束使他们不敢娶二妻。在经济上长期处于被奴役的地位,徭役、赋税的负担已使他们难以承受,一个妻子尚难养活,二妻的存在更是不可能。可见经济条件的限制也使他们不可能立二妻。再次,一夫二妻制的出现有深远的历史渊源,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夫多妻制和二妻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沉渣泛起。我们知道,随着人类社会进入父系氏族社会阶段,男子的权力在逐步增大,男性对女性的占有也日益强化。一个男子往往拥有多个妻子,且往往不分主次。这种情况在中国古籍中多有反映。如《史记》卷一《五帝本纪》载,黄帝、舜帝都有多个所谓的妻子。在人类历史的童年,诸多先祖的多妻制也是合乎历史发展程序的。因为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一夫多妻的现象屡见不鲜,“事实上,一夫多妻制,显然是奴隶制度的产物,只有占据特殊地位的人物才能办到。”“多妻制是富人和显贵人物的特权。”[2](P56)在古籍中我们可以发现特权人物多娶妻是屡见不鲜的。《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所载的晋献公虽三娶,但实际上有八夫人。齐桓公除有三夫人外,还因“好内,多内宠,内嬖如夫人者六人”(《左传·僖公十七年》)。这里除三夫人可能获得正妻地位外,其余六人也获得了享受正妻的权力。又《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十一月“丙子晨,郑文夫人芊氏、姜氏劳楚子于柯泽”。此处二夫人并称,说明其地位相等,出现了一夫二妻制的端倪。而《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记晋公子重耳逃难所经诸国,也多有娉娶。又《左传·哀公十一年》:“冬,卫大叔疾出奔宋,初疾娶宋子朝,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夺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夺之,轩以献。”可见这里已出现了一夫二妻的情况。及至战国,楚国出现了“楚人57第1期薛瑞泽　　魏晋北朝婚姻中的二妻现象有两妻者”的事实。两汉时期,社会秩序趋于规范化,二妻现象销声匿迹。[3](P56)诸多古人多娶妾的历史,对魏晋南北朝的统治阶级有很大影响,特别是古人并立二妻的事实加上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使许多当权者为并立二妻进行辩护。西晋初年,曾经为可否置二妻引起过争论,事详《晋书》卷二十《礼志中》,基本上分成赞同和反对两种意见,晋武帝基本上是赞同的,从他下诏让贾充置二妻即可看出来,后来只是因为立其女为太子妃的缘故才不得不下令禁止。到北齐元孝友时甚至建议依礼之数广置妾,引经据典,甚嚣尘上。由先秦一夫多妻到一夫二妻制萌芽的历史过程,我们认为,魏晋北朝一夫二妻制婚姻形态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先秦时期一夫多妻(包括一夫二妻)婚姻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度泛起的结果,如果看不到其源,我们就很难理解这种婚姻形态为何会在魏晋北朝时期突兀出现,也无法解释为何西晋关于立二妻之争时人为何多引述古人的先例。最后,魏晋南北朝时期礼教束缚的放松,统治者的带头甚至倡导作用,也是这一时期出现一夫二妻制的重要原因。如吴主孙皓“内宠诸姬,佩皇后玺绂者多矣”。(《三国志》卷四十八《吴书·孙皓传》)在孙皓看来,凡得幸的女子,都可以立为皇后。是为无并妻之名,而有多妻之实。晋武帝也是“多内宠,平吴之后复纳孙皓宫人数行,自此掖庭殆将万人。而并宠者甚众”。(《晋书》卷三十一《后妃上·胡贵嫔传》)最具曲型意义的是周宣帝共有五个皇后并列。(《周书》卷九《皇后传》)这些皇帝并宠、并妻的现象实际上是多妻,无疑对社会上层有一定的影响。而晋武帝“特诏充置左右夫人”,魏收被赐二女为妻,是封建帝王以诏令形式承认其合法性,另外,从陈诜“籍注领二妻”来看,不仅未受法律制裁,而且户籍的登记也不成什么问题。可以这样认为,皇帝所实行的多妻制(这里仅指并列为正妻者,而不包括妃嫔制所有的人),使封建的士大夫上行下效。皇帝以诏令、赏赐的形式鼓励臣下的一夫二妻形态,并在法律上、户籍登记上予以优容,这样一来,封建文人的舆论抗争也显得微乎其微了。综上所述,一夫二妻制出现在魏晋北朝时期可以说是多种因素促成的结果。既有南北、东西分裂以及社会不安定因素的客观原因,也有权力之争的政治原因,亦有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一夫多妻制和一夫二妻制的影响,而最重要的则应归于统治者的倡导和默认,从而形成了魏晋北朝时期婚姻史上的一个独特现象。[参考文献][1]　孙　晓.中国婚姻小史[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人民出版社,1972.[3]　陈顾远.中国婚姻史[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责任编辑　王渭清)67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hasrevealedthenecessityofestablishingareasonablecommunicativeplayingregulations.OntheAmbiguityoftheTheoryofVirtueandtheTheoryofObligationonChineseEthics(byKONGRun2nian)TherearetwomajorbranchesonthetheoryofmoralityonChineseethics:ethicaltheoryofvirtueandethicaltheoryofobligation.Theyhavetheirtheoreticalcharacters,representatives,andtheirhistoricaldemonstrativeprocesses.Therefore,makingatextualresearchandadebateontheproblemhasagreattheoreticalandrealisticsignificance.OnLiBai’sChildlikeInnocence(byKANGHuai2yuan)LiBai’schildlikeinnocenceiscomposedoffouraspects:childlikeinterest,childlikemind,childlikecharacterandchildlikewords.LiBai,whoownedthepreciouschildlikeinnocence,createdawonderfulworldoffairytales.OnlythosewhohaveunderstoodLiBai’schildlikeinnocencecanapproachthegreatpoetandavoidbrushingpasthim.BeautyofPower--AnAestheticTendencyintheProductionofLuXun(byHEZhi2li)Mr.LuXunhaddevotedallhisenergytotheworkofremoldingnationalnatureinhislife.HewasgreatlydisappointedwiththeweakmaterialstrengthofChinesenationanddistressedoverthefoolandmeeknessofthenationalcharacter.Thisledhisdeepthoughttowardsbeautyandarttopursuitofpowerandestablishmenthisaesthetictendencywithemphasisonpower.BigamousPhenomenonofMarriageintheWei,JinandBeiDynasty(byXUERui2ze)BigamyasaparticularphenomenoninWei,JinandBeiDynasty,tookitsoriginalshapeinthefirstfewyearsofJian’anpeoidattheendofHanDynasty,reacheditssummitintheperiodofWuemperorofJinDynasty,andstillexistedinBeiDynasty.Theappearanceofthephenomenoncausednotonlybythelong-termwartimechaosandsocialinstabilitiesbutalsothecrueltyofthepoliticalstrugglesandtheobscenitiesofrulingclass.However,theeffectsofpolygamyandbigamyinhistory,relaxationofthefeudalmannersandalsotheruler’stakingtheleadandadvocatingarealltheimportantreasonsthatresultintheappearanceofthebigamousphenomenon.OntheFormationofNationalIdeainModernChina(byLIUHui2juan)Inthisarticle,theauthoranalysestheformingprocessofnationalideainmodernChinaanddiscussesitinthreemainstages.Thefirstisthebreakingoutoftraditionalideaofnationandthebuddingofmodernnewideaofnation.Thesecondisthatallkindsofideasofnationanditsmainaspects’comingintobeing.Thethirdistheformationofnationalideainmodernchina.TheprocessreflectsthechangeofChinesethoughtsandthefeatureofthatage.Moreover,itindicatesthelong-termimpactoftheformationofnationalideatoChinesenationalanddemocraticrevolution.211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