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传播史课外阅读第十二章 社会主义新闻工作在探索中前进

第十二章 社会主义新闻工作在探索中前进 第一节 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的良好开端 一、新闻法制建设的有益尝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党和国家十分重视新民主主义新闻法制的建设，为实行新民主主义新闻法治、并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新闻法治，做出了良好的开端。 在中国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长期斗争中，中国共产党担负着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重任。人民的新闻事业，从其诞生的第一天起，就一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成长与发展。因此，建国后新闻法制建设的第一步，就是改变党直接领导新闻事业的方法，由人民政府行使领导与管理职权。1949年1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举行成立会议。该署下设一厅(办公厅)、一社(新华社)、三局(广播事业局、国际新闻局、新闻摄影局)和一校(北京新闻学校)，其职责是代表国家领导和管理全国所有新闻机构，包括公、私营报纸、广播电台以及国家通讯社和其他新闻单位，起草有关新闻事业的法规性文件，其中有的提交中央人民政府审定发布，也有的以新闻总署的名义发布，并予以贯彻实施。 实行新民主主义新闻法治，关键是有法可依。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新中国各族人民的临时大宪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其中第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第49条规定：“保护报道真实新闻的自由。禁止利用新闻以进行诽滂、破坏国家人民的利益和煽动世界战争。发展人民广播事业。发展人民出版事业，并注重出版有益于人民的通俗书报。”据此，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及其所属部门新闻总署等有关机构，还起草和颁布了一系列有关新闻事业的法令、法规，如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的《关于统一发布中央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各机关重要新闻的暂行办法》、《关于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机关发表公报及公告性文件的办法》、《保守国家机密暂行条例》、《期刊登记暂行办法》、《管理书刊业、出版业、发行业暂行条例》，新闻总署发布的《关于报纸采用新华社电讯的规定》、《关于建立广播收音网的决定》、《关于统一新华通讯社组织和工作的决定》、《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邮电部和新闻总署联合发布的《关于邮电局发行报纸暂行办法》等。 1950年后，对私营新闻机构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开始。至1952年，全部私营新闻机构转归国有。随着新闻行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新闻事业成为党的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闻事业重新处于党的直接领导之下。1952年8月7日，新闻总署被宣布撤销。随后，各大行政区、省、市政府的新闻(出版)局、处也先后被撤销。全国所有的报刊均转归党中央宣传部以及各级党委宣传部直接领导和管理。新华通讯社和广播事业在行政上隶属国家机关，但其宣传业务也由党的宜传部门直接领导。新闻法制建设的良好势头中断，党的政策取代国家法规调节新闻工作中出现的种种问题。 二、继承中共党报优良传统，学习苏联新闻工作经验 建国后，新闻工作与新闻业务怎样适应新时代的特点、满足新时代的要求，是摆在新闻工作者面前的一个新问题。新闻工作的改进与新闻业务建设，成了一项刻不容缓的历史任务。 对此，党和政府首先要求新中国的新闻工作者继承和发扬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联系实际，联系群众，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1950年3月29日至4月16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主持召开了建国后的第一次全国新闻工作会议，首次提出“改进报纸工作、加强与群众的联系”的问题。此后，中共中央、中宣部、新闻总署、新华总社又颁发了一系列有关文件，如1950年4月19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5月1日新闻总署颁布的《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1954年7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等。 根据这些文件的精神，新闻工作作出了许多重大的改进，以加强新闻工作与社会实际、人民群众的联系。在新闻体制方面，实行总编负责制与采编合一制。建国之初，报纸编辑部一般只笼统地分设编辑、采访、通讯联络三大部门。1950年，新闻总署发布《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指出：“应当改革报社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改变现有的妨碍联系实际的编辑采访通讯联络等项工作各自为政的状态，建立编辑部门统一集中的领导，并应按照社会生活的不同方面(例如公私营工商业与工人问题、农业与农民问题、军事与军队、思想文化与教育出版等)实行适当的分组，以便各组的编辑采访人员可以获得关于各该方面的专门知识，并将编辑采访的工作联合在一起。”据此，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和各省、市委机关报将采、编合而为一，改设国内政治、工商、农村、文教、文艺、国际新闻、理论、群众工作等部、组，并实行编委会领导下的总编辑负责制。 此外，各新闻媒介还建立起广泛的通讯员网与群众性的读报小组。1950年5月，《人民日报》在全国组织起读报小组2101个，在报纸版面上开辟了《读报组反映》、《读报组活动》等栏目。1951年，《人民日报》的通讯员由原来的200多人迅速发展到万人以上。《人民日报》还编印出版内部刊物《人民日报通讯》，作为培养通讯员的园地。 读者来信来访受到高度重视。各新闻媒介确立了全体编辑部人员都有责任关心处理读者来信的原则，逐步扩大刊登读者来信的篇幅。一般报纸都设有读者来信专版或专栏，许多报纸还把一些比较重要的来信编发在一版或新闻版上，一些报纸的副刊还把读者采信作为主要内容。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自1952年起将原《读者来信》专栏扩大为专版。1953年上半年，该报逐月在报纸上公布“读者来信来访处理情况”，详细列出了每月读者来信来访的件数、人次以及来信利用件数和其中内容的分类统计数等。 广播收音网的普遍建立，是广播工作联系实际、联系群众的重要措施之一。根据新闻总署1950年4月10日发布的《关于建立广播收音网的决定》的精神，全国务县市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各级政治机关以及其他机关、团体、工厂、学校均设有专职或兼职收音员，收听或记录中央和地方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的新闻报道，向群众介绍广播节目，组织群众收听重要节目。 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建国初期新闻工作的一大特色，也是新闻工作联系实际、联系群众的一个重要方面。1950年4月19日，中共中央颁发了《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层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这一决定从政权建设和党的建设的高度阐述厂报刊批评的重要意义，要求报纸刊物上层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并实行批评独立与责任独立相统一的原则，把报刊独立进行批评的权利和独立的责任统一起来，“凡在报纸刊物上公布的批评，都由报纸刊物的记者和编辑负独立的责任”。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方面，《人民日报》当时走在最前面。据统计，《人民日报》发表的批评性报道或文章，1949年为347篇，1950年为753篇，1951年为1749篇，1952年为1741篇，1953年为1027篇，其中1951至1953年三年中，日均刊登批评稿超过4篇。这一时期的报纸批评与自我批评工作，旗帜鲜明、斗争坚决。在1951年底至1952年底“三反”“五反”运动期间，各报集中揭发和批评一批重大典型事件，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关于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天津专署专员张子善贪污国家资材被判死刑案件的连续报道。对于社会上压制批评的行为，各级党报予以大胆的揭露与抨击。《人民日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还担负起指导各级党报开展批评的重任，经常刊载评述各级党报开展批评情况的评述文章，直接指出哪些报纸开展得好、哪些不好，并提出改进的方法。在地方报纸开展批评受阻时，《人民日报》又勇为地方报纸撑腰，在批评干部和群众中的错误思想方面，许多报纸经常采用群众自我教育的方式，通过问题讨论，批评和克服一些错误认识。如《新湖南报》组织的“李四喜思想”的大讨论等。当然，建国初期的报刊批评与自我批评工作，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批评言辞过于偏激，报道内容失实，甚至出现忽视党性原则的错误倾向，1953年春，广西《宜山农民报》在报上擅自批评中共宜山地委。事后，中共广西省委宣传部对《宜山农民报》进行了批评，并上报中宣部。中宣部的复信提出了“报纸不得批评同级党委”的原则，指出：“不经，不能擅自批评党委会，或利用报纸来进行自己同党委会的争论。”1954年7月经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再次对报刊批评与自我批评工作作了指示，提出了报纸批评必须在党委的领导下进行。此后，报纸批评工作进入—了有序轨道，报纸批评报道与评论的质量大为提高，但数量有所减少。 学习社会主义苏联的新闻工作经验，是建国初期改进新闻工作的另一项重要举措。1950年1月4日，《人民日报》开辟《新闻工作》专刊，每两周出版一期一个整版，以介绍苏联新闻工作经验为主旨。至1950年12月止，《新闻工作》共出26期，刊登译介列宁、斯大林论报刊和苏联新闻工作经验的文章近30篇。1954年后，新闻界出现了学苏联的高潮，赴苏对口学习蔚然成风。《人民日报》等各报组成的中国新闻工作者代表团、中央广播事业局代表团、新华社代表团先后出访苏联，回国后发表了大量访苏收获的文章，后被汇编为《学习〈真理报〉的经验》、《苏联广播工作经验》、《塔斯社工作经验》等书出版。与此同时，苏联新闻工作者也多次应邀来我国访问，在北京等地举行专题会或座谈会，其报告、座谈记录后被汇集为《苏联报刊工作经验》一书出版。 学习苏联新闻工作经验，其积极的意义是通过对列宁、斯大林的办报实践、办报思想和苏联新闻工作传统的系统学习，加深了对于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党性原则的认识，并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建设我国新闻事业新体制的指导思想与理论基础。但是，在学习中也出现’了脱离中国实际、一味照抄照搬的教条主义弊病：一是片面强调不犯错误。由于《真理报》声称是一张“没有错误的报纸”，因而《人民日报》也提出了“为没有错误的报纸而奋斗”的口号。二是业务路子越走越窄；在社论写作上盲目模仿《真理报》，不论有无必要，每天一篇，按规格写满2500字，放在一版头条位置；由于苏联报纸是清一色的一行题，因而我国传统的多行题只得废止不用；《真理报》不登广告，于是我们的报纸也不重视广告。三是袭用苏联的国际报道方法，对社会主义国家只说好，对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只说坏，至于敌人骂我们的东西，一概不让见报，片面性严重。四是在广播工作中提出以中央台为基础、地方台为补充的办节目方针，要求地方台用较多的时间转播中央台的节目，削弱了地方广播联系当地实际的作用，也影响了地方办广播的积极性；并限制在广播中开展批评，认为广播不宜于进行批评，只能谈成绩，不能讲缺点。 建国初期，我国新闻业务的建设也出现了令人瞩目的发展与变化。新闻界推出了不少有力的建设性措施，以提高新闻工作者的业务水平。首先，新闻界从最基本的纯洁语言文字、注重语法修辞作起，以端正文风。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修改定稿的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在《人民日报》带头倡导下，在半年多时间里，新闻文化宣传战线和全国人民开展了认真学习祖国语言的活动。为了提高新闻工作者的业务能力，新华社还开展练笔运动。1951年2月13日，新华社颁布了《开展练笔运动的决定》，成立了练笔运动委员会，开展消灭稿件中事实错误、文法错误与文字冗长现象的“练笔”运动。新华社还创办了业务刊物《新闻业务》，作为全社编辑记者探讨业务、交流采写经验的阵地。 接着，新闻界又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化作出了重大努力。1955年1月，国家教育部和文字改革委员会发布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后，《人民日报》等全国主要报刊配合各地开展群众讨论的需要，分两批在报纸上刊出141个简化汉字，并首先在报纸上试用。与此同时，《光明日报》等10家全国性和省级报纸开风气之先，第一批实现版面编排由传统的直排改为横排。1956年元旦起，《人民日报》等4家全国性报纸和《北京日报》等17家大城市、省级报纸第二批实现横排，绝大部分期刊也改为横排，完成了我国报刊编排形式的一项重大变革。 三、以经济报道为主，注意意识形态的宣传 在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中，经济宣传报道始终是新闻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 这一时期经济宣传报道的重要成绩，一是紧密配合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建国初期，《人民日报》等新闻机构紧密配合恢复国民经济这一中心任务，重点宣传报道统一全国财政工作、调整工商业、精简节约等方面的情况，1953年后，经济宣传报道开始重视现实问题，宣传质量进一步提高，农业合作化运动兴起后，《人民日报》、新华社等新闻机构抓住这条主线作了长期持续的报道，通过新闻、评论及时宜传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的进程，阐明互助合作运动是土地改革后引导小农经济逐步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的正确道路，同时还注意宣传“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反对盲目冒进。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著名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这篇着重批评党内出现的急躁冒进情绪的社论，是刘少奇根据中央一次会议上的意见、授意中宣部同志起草、并经他审定后发表的。但不久后，这篇社论连同总编辑邓拓遭到了毛泽东的指责，以致未能挽回工作中的失误。 二是突出报道国家重点建设的成就，宣传人民群众中的先进人物与先进事迹，激励人们热爱祖国投身建设的热情。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后，新闻事业担负起动员组织人民投身国家经济建设，尤其是参加支援重点建设的重大任务。《人民日报》、新华社等新闻结构通过新闻、评论、通讯、报告，向国内外广大读者展示了一幅幅国家重点工程建设的壮丽景象，还注意让人民群众充当宣传报道的主角，把介绍先进人物和先进经验看作是经济宣传密切联系实际和群众的一个重要报道方针。大批先进人物先进经验在读者心目中留下了光辉的形象，成为推动生产建设的强大的精神力量。 在政治宣传报道方面，《人民日报》、新华社等新闻机构成功地报道了开国盛典、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等重大政治、外交活动，为塑造一个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的新中国的光辉形象作出了重要贡献。自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召开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期间，报刊、通讯社、电台等各种新闻机构第一次大规模地协同作战，发挥各自优势，生动及时地报道了开国盛典的全过程。1949年9月21日晚19点整，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北平新华广播电台于20点30分以“新华社9月21日北平电”的电头播发了开幕的消息；新华社肩负国家通讯社的职能，1949年9月27日发布人民政协通过6项决议案、定都北平并改称北京的新闻稿，第一次醒目地把电头“北平”改为“北京”；1949年10月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30万人盛会在天安门举行，北京新华广播电台作了持续6个半小时的现场实况广播，各地广播电台同时转播。 抗美援朝报道，是建国初期政治宣传报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新闻媒介进行了长达3年多的广泛的宣传报道。《人民日报》自1950年12月4日起在第5版开辟《抗美援朝》专刊，着重介绍全国各条战线抗美援朝的工作经验，以指导、组织全国各地抗美援朝运动深入发展。该专刊初为旬刊，后改为周刊、半月刊，至1954年9月止共出190期，同时在《光明日报》刊出，后又编成16开刊物单独印刷发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自1951年初起开办对侵朝美军的英语广播节目，阐明我国抗美援朝的严正立场和主张，揭露美国的侵略本质和欺骗宣传，至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前夕停播。为协助志愿军归国代表扩大宣传效果，各地广播电台举办了28次广播大会，报道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团的活动与，直接听众达1500万人，加上收听录音的人数，估计听众在1亿以上。在抗美援朝报道中，战地新闻通讯和报告文学被广泛运用，出现了大批优秀作品，如《人民日报》战地特约记者魏巍撰写的《谁是最可爱的人》等。但是，有些报道运用“合理想象”的手段表现志愿军官兵的斗志与感情，如新华社记者采写的《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黄继光》一稿，在新闻写作业务上引起了争议。 在思想文化宣传报道方面，为了引导广大人民摆脱国内外反动派的思想影响，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旧的意识形态，《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机构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加强理论宣传，采取多种形式对马列主义学习作了广泛系统的报道。组织读者开展思想问题讨论，是各新闻机构普遍采用的一种宣传马列主义的有效形式，如《人民日报》开展的“赵桂兰应不应该扔雷汞”的讨论、“没有周密的勘察和调查就不能设计和施工”的讨论，联系实际进行唯物主义的思想教育。 但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在建国初期发动的3次较大规模的学术文化讨论与批判运动，因采用了领导政治斗争的方式而造成了严重的失误。一是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电影《武训传》是描述清末历史人物武训行乞兴学的一部传记故事片，1951年初公映后，各地报刊发表的歌颂性文章多达一二百篇。对此，毛泽东亲自撰写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文，于1951年5月20日作为《人民日报》的社论发表，同日该报还发表专论《共产党员应当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7月下旬，《人民日报》在第3版连续6天刊载了署名“武训历史调查团”的长达4万5千字的《武训历史调查记》，调查结论是：“武训是一个以‘兴义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此后，关于《武训传》的讨论结束。这场讨论，实际上是一场依据中央个别领导人意见自上而下发动的、以新闻工具为主要阵地、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的政治批判运动。 二是关于《红楼梦》研究和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批判。 《红楼梦》研究，又称“红学”，是多年来在文学领域形成的一项专门学问。1952年，“新红学派”代表俞平伯将其旧作《红楼梦辨》修订并改名为《红楼梦研究》再版。1954年，《文艺报》对俞作予以高度评价后，收到青年学者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观点的来稿和信。《文艺报》未予发表后，李、蓝在其母校山东大学学刊《文史哲》上发表了题为《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文章，同年10月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评〈红楼梦研究〉》。毛泽东看后，于10月16日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认为李、蓝的文章“是30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提出开展一场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30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10月下旬，《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的批判》和《质问〈文艺报〉编者》。12月后，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进一步扩展到对胡适思想的全面批判。这场持续半年之久的大规模的思想批判，虽有助于清除《红楼梦》等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影响和肃清胡适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对革命和青年的严重危害，但这场批判把政治与学术思想完全等同起来，不恰当地一概抹杀胡适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作为我国资产阶级著名学者在学术领域的成就，对于爱国的老知识分子俞平伯的红学观点和著作，上纲到“走什么样的路”，指为“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代表，使批判缺乏科学性和说服力，不符合党对学术和艺术所应采取的方针，阻碍学术和艺术的发展。 三是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揭露与批判。胡风是我国现代著名文艺理论家，长期在国统区从事进步文化活动，政治上拥护中国共产党，但其文艺理论强调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忽视作家深入工农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实际。1954年7月，胡风撰写了《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呈政务院转交党中央，坚持自己的文艺思想并提出反批评。1955年2月，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会议决定开展“对于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文艺思想的批判”，《人民日报》予以突出报道。至5月底，《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批判文章20余篇，全面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及其立场、世界观。在批判活动中，舒芜向中宣部交出胡风解放前写给他的一些私人信件。5月13日，《人民日报》将这些信件分类、整理、加注后刊出，并加上《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的标题。毛泽东写的“编者按”断言道：“从舒芜文章所揭露的材料，读者可以看出，胡风和他所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恨和痛恨中国共产党的和非党的进步作家”，责令“一切和胡风混在一起而得有密信的人”，应当都把倌交出来。对于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一下子升级为揭露与批判“胡风反党集团”，5月底再次升级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公安部还据此将胡风拘捕。6月10日《人民日报》社论《必须从胡风事件吸取教训》发表后，一场大规模的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错误斗争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这场批判运动，党中央机关报首先发难，各地报纸、电台、通讯社继起响应，不仅点名批判了一批持不同观点的同志，还使其中一部分同志因此而锒铛入狱，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四、1956年的新闻工作改革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56年，社会主义的新闻事业体制基本确立，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与作风继续得到发扬光大，苏联新闻工作的经验给中国新闻工作者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借鉴与启示，但是新闻工作落后于现实生活的矛盾十分明显，新闻工作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特别是教条主义和党八股十分严重，对苏联的经验与作法照抄照搬，新闻机构日趋单一化，新闻宣传日益公式化，不仅广大读者十分不满，新闻工作者也深感不足，有的还上书领导，提出批评意见，呼吁新闻改革。这一切，促成了1956年的新闻工作改革。 提倡“双百”方针，反对教条主义，是这次新闻工作改革的指导思想。1956年4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了发展科学文化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即“双百”方针)。同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分析了学习苏联经验的过程中出现的弊端，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5月28日、6月19日，刘少奇先后三次分别听取了新华社、中央广播事业局等单位负责人的汇报，并作了长篇讲话。在这些谈话中，刘少奇明确提出了反对教条主义和党八股问题，指出：不分好坏，不看条件，一律接收，一律学习，一律照办，就是教条主义，就是盲从，就是迷信。在我们的同志中间要破除迷信。他说：“我们的新闻报道，学习塔斯社的新闻格式，死板得很，毫无活泼。我们不能学这种党八股。”他要求新华社“成为世界性通讯社”，不要老是强调官方身份，不要把自己束缚得死死的；新华社同报纸的关系是合作关系，新华社要为报纸服务，适应报纸的需要、读者的需要，提高报道的质量；新华社的新闻必须是客观的、真实的、公正的、全面的，同时必须是有立场的；新华社要学习塔斯社，同时也要学习资产阶级通讯社。关于广播工作，刘少奇指示要发展农村有线广播；对外广播要从全世界着眼，要把对美洲的广播列入计划之内；要加强广播和人民日常生活的联系；广播电台要搞广告；应该有一个大学来训练广播干部， 1956年的新闻工作改革，首先在《人民日报》展开。4月，《人民日报》编辑部召开新闻工作改革动员大会，掀起一场以改版为中心的新闻工作改革运动。自4月下旬开始，报社发动全体人员检查工作，并采用派专人进行个别访问、召开小型座谈会、个别写信和发公开信等方式，向各省、市委、中央有关部门、县以上的报纸编辑部和各界读者征求意见与建议。6月20日，人民日报社在此基础上制订了改革方案。 7月1日，《人民日报》经中共中央批准，正式宣告改版、其改版社论《致读者》阐述了改版的目的、意见与重点。社论说：“《人民日报》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从它创刊到现在，一直是为党和人民的利益服务的。”社论公开承认《人民日报》的工作“仍然有很多缺点”，“期望全国广大的读者给我们更多的帮助，更多的批评和指示!”社论还把改版的重点内容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扩大报道范围，……生活里的重要的新的事物——无论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或者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是通都大邑的，或者是穷乡僻壤的，是直接有关于建设的，或者是并不直接有关于建设的，是令人愉快的，或者是并不令人愉快的，人民希望在报纸上多看到一些，我们也应该多采集、多登载一些。”第二，开展自由讨论……有许多问题需要在群众性的讨论中逐渐得到答案、。有部分问题甚至在一个时期的讨论以后暂时也还不能得到确定的答案。有许多问题，虽然已经有了正确的答案，应该在群众中加以广泛的宣传，但是这种宣传也并不排斥适当的有益的讨论。相反，这种讨论可以更好地帮助人们认识答案的正确性。……为了便于开展自由讨论，我们希望读者注意：在我们的报纸上发表的文章，虽然是经过编辑部选择的，但是并不一定都代表编辑部的意见。”第三，改进文风……报纸上的文字应该力求言之有物，言之成理，而且言之成章。”自是日起，《人民日报》的篇幅由对开4版改为对开8版，版面安排也相应作了调整。报纸上的新闻数量大增。改版第一个月，《人民日报》平均每天登出新闻74条，共4万字，占全部版面的40％。为适应经济建设的形势，经济新闻占据主要地位，改版头两个月的62篇头条新闻中，经济新闻为31条，占50％。新闻报道的题材变得广泛，开始提倡报道社会生活中的新闻。对于波兰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人民日报》也作了如实报道，打破了对社会主义国家只报喜不报忧的框框。社论以及其他评章也有了明显的改进，题材广泛，大多短小生动，没有空话，出现了一些从实际中提出问题进行批评分析的好文章。副刊与通联工作进一步加强：《人民日报》创办了文学性副刊，刊登活泼、明快、尖锐的短文和文艺作品。《人民日报》还认真编发群众来信，按照其内容性质分别刊登在有关各版上，改变了过去设立读者来信专版、专页集中刊登读者来信来访的做法。改版后第一个月里，《人民日报》平均每天发表读者来信近10篇。 1956年8月1日，为了推广《人民日报》改革的措施与经验，促进新闻工作改革的全面展开，中共中央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批转了《人民日报》关于改版工作的报告，明确表态道：“中央批准这个报告，认为《人民日报》改进工作的办法是可行的。中央还希望各地党委所属的报纸也能够进行同样的检查，以改进报纸的工作。”为了便于今后在报纸上层开各种意见的讨论，《人民日报》应该强调它是党中央的机关报又是人民的报纸。今后《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除了少数的中央负责同志的文章和少数的社论以外，一般地可以不代表党中央的意见；而且可以允许一些作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同我们共产党人的见解相反的文章。这样做就会使思想界更加活泼，使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愈辩愈明。各级党委今后也要强调地方党报是地方党委的机关报，又是人民的报纸。我们党的各种报纸，都是人民群众的报纸，它们应该发表党的指示，同时尽量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如果片面强调它们是党的机关报，反而容易在宣传上处于被动地位。”这一文件体现了党尊重新闻规律的科学态度，表现了党报政策与宪法关于言论、出版自由规定的一致性，标志着党报理论的重大发展。 在《人民日报》进行新闻工作改革的同时或稍后，中央和各地的报纸、通讯社、广播电台也都先后进行改革，掀起了一个规模巨大的新闻工作改革热潮。 新华通讯社以建设世界性通讯社为目标，在提高新闻报道质量、改进国内通讯社工作、加强国外分社工作等多方面进行了大胆改革。1955年12月，毛泽东批评新华社在国外业务活动的发展上思想保守、行动迟缓，“驻外记者派得太少，没有自己的消息，有，也太少。”他指出：新华社“应该大发展，尽快做到在世界各地都能派有自己的记者，发出自己的消息，把地球管起来，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1956年8月，新华社编委会就若干重大问题向中共中央呈送了请示报告，制定了新华社工作全面改革的规划。在建设世界性通讯社方面，新华社提出了分两步发展的步骤：“第一步在5年到7年内，新华社应首先集中力量建设成为东方(亚非地区)最有权威的世界性通讯社，第二步在10年到12年内，新华社应建设成为在全世界范围内可以和西方资产阶级各大通讯社相匹敌的世界性通讯社。”关于新华社的国内报道，报告提出了一些全新的观念和改进措施。报告说：“新华社协助党和政府贯彻执行政策，不是简单地宣扬政策的正确，而要反映政策在群众行动中受考验的情况。”“不能仅只报道已有正确结论的事实，同时也要报道暂时还不能作出正确结论的事实。”关于新华社的国际报道，报告认为要实行“全面的客观真实的报道方针”，“全面地报道世界各国发生的各种各样的重要事件，而不限于只报道对我有利的进步的事件；在报道时立场坚定，但应尽可能赋予我们的新闻以客观的形式，避免宣传化的毛病”。 广播工作改革的全面展开，以1956年7、8月间召开的第4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为标志。会议确立了广播工作改革的主要目标，即改进新闻报道，扩大节目取材范围，力、好文艺广播，让听众从收音机里听到更多的节目。会议结束后，从中央台到地方台，广播工作改革全面展开。一是改进新闻报道，努力做到又多又快又短又好。各台注意增加新闻节目的次数和容量，强调新闻时效，同时力求全面、真实、生动、有兴趣和有立场。各台还努力扩大节目选材的范围，使广播节目更为全面地接近与体现人民的生活，更为广泛地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面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于1956年11月开办了综合性的专题节目《祖国建设和人民生活》(1957年5月后改为《在祖国各地》)，以通讯、特写、录音报道等为主要节目形式，既反映各地城乡建设的新面貌，又介绍各地的名胜古迹，同时还注意报道当地的模范人物。二是纠正广播不得开展批评的错误观念。在学习苏联新闻工作经验后，广播批评被视为新闻工作的禁区。在改革中，广播工作者认识到，当生活中充满着各种矛盾的时候，不允许广播开展批评，就只能削弱广播宣传的力量，使广播脱离生活和群众。当然，在广播中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既要有明确目的，又要严肃对待。根据广播的特点，批评可以采取各种方式和方法来进行。中央台一般不应进行指名的批评，也不要求被批评者的答复，它主要限于对不良现象和不良倾向的批评；省、市台可以进行比较具体的批评，特别是市台，由于听众大都在本地，可以进行比较具体的批评。三是开展自由讨论。选择那些多数听众感到兴趣和能够接受、同时也有教育意义的社会生活问题进行讨论，邀请有不同见解的人到话筒前发表不同的意见，进行批评和辩论。 在新闻工作改革中，其他非党的人民报纸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与尝试。《文汇报》、《光明日报》、《新民报》、《大公报》等各自肯定和发挥了独有的传统优势，办出了自身应有的特色。各报竞相变革，形成竞赛，呈现出一派百花齐放的盛景。 在改革中，研究新闻理论与新闻业务的空气也十分浓厚，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王中教授，于1956年间精心撰写《新闻学原理大纲》，并于1957年初应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等单位邀请，作了多次学术讲演。王中对报纸的性质与任务等问题作了新的阐释，认为报纸的性能是“为人民服务”，在新形势下，报纸具有指导工作、指导生活、扶植民主、培植道德等职能，不赞成继续照搬列宁的“报纸是集体的组织者”的说法。他还认为，报纸既是政党宣传工具，又是老百姓花钱买的商品，具有工具性和商品性两重性。 1956年兴起的以《人民日报》为典型的新闻改革，是建国以来新闻界的一件大事。这次改革历时一年多，从中国实际出发，注重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为办好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开辟了道路，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首先，广大新闻工作者的新闻观念得到了更新与解放。这次改革冲破了教条主义思想的束缚，破除了盲从迷信，认识到对于苏联新闻工作经验要有分析地加以借鉴，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则不盲从；对于国内外资产阶级的办报经验，不能简单地一概否定，可以批判地接受其中对我们有用的成分。其次，广大新闻工作者明确了要办好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认真研究总结继承中国新闻事业的优良传统与经验，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创新，使新闻事业的社会主义内容与中国民族形式相结合。第三，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支持。读者对报纸改革的欢迎与支持，带来了报纸发行量、特别是自费订阅部分的大幅度增加，自1956年10月1日开始，机关、团体等单位中私人需要的报刊实行自费订阅后，报刊发行量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一些报纸超过了预计的发行数。当然，这次改革也有偏颇之处。在反对教条主义思想时，有的人又走向另一极端，全盘否定建国后学习苏联新闻工作经验的历史必然性和受益的方面。在对待1日中国资产阶级报纸的传统问题上，有的人主张不加分析批判地学习继承。 第二节 新闻工作在挫折中发展 1、 从“双百”方针的宣传到反击右派的斗争 1957年春季，新闻工作改革正在向纵深发展，自由讨论的气氛十分活跃。人们就学术的、文艺的乃至社会生活的一些问题，在报刊上开展充分讨论。虽然国际上出现了“批判斯大林”、波兰波兹南事件、匈牙利事件等风波，国内也出现少数人罢工、罢课等事件，但毛泽东在研究了国内外形势后，认为还是要坚持“双百”方针。1957年3月，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并同新闻出版界代表进行谈话，一再说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一个长期的、基本的方针，只能放，不能收，同时也提出了要批判现代修正主义。 在“双百”方针的指导下，新闻舆论界十分活跃，各种不同的意见在《人民日报》等新闻媒介上均有所反映。1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陈其通等人的文章《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对“双百”方针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3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费孝通的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描述了知识分子喜悦与疑虑并存的心情。4月9日，《文汇报》发表《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周扬同志答文汇报记者问》，新华社转发，全国许多报纸纷纷转载。《人民日报》还为此发表了多篇社论，其中4月10日的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批评了陈其通等人的文章的错误，明确指出：“目前的问题不是放得太宽而是放得不够。党的任务是要继续放手，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中共中央决定开展全党整风运动后，《人民日报》于5月1日刊载了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翌日又发表社论《为什么要整风》，阐释这次整风的目的、意义和方法，要求广大群众和爱国人士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围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主题，向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提出批评与建议(时称“鸣放”)，帮助党整风。从此，整风与“鸣放”成为新闻报道的中心。《人民日报)对“鸣放”中出现的所有意见，包括“改变社会制度”，“轮流坐庄”等错误观点，都作了报道。而且，《人民日报》和各地党的机关报，还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在5月8日至6月7日期间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其他非党的人民报纸，也对整风运动作了大量报道，其中最为活跃的是《文汇报》和《光明日报》。 在报道整风的同时，新闻界也就自身工作开展了“鸣放”。5月16日至18日，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研究部、北京大学新闻专业、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联合召开新闻工作座谈会，与会者以积极“鸣放”的态度陈述己见，提出了许多新闻实践中和新闻理论上的问题，也出现了一些言辞过激、见解片面或观点错误的言论，如办“同人报”等。在4、5月间，新闻界还出现“左叶事件”的风波。4月17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元帅在北京参观全国农业展览馆，农业部部长助理左叶为维持秩序而与现场采访的记者发生口角。5月7日，《中国青年报》发表小品文《部长助理与摄影师》，未点名地批评了左叶。8日，《文汇报》发表北京专电《新闻记者的苦闷》，公开点了左叶的名，同时还发表社论《尊重新闻记者》。接着，《人民日报》等各新闻媒介纷纷发表文章，批评官僚主义作风。 整风“鸣放”开始后，毛泽东一直关注着新闻报道与新闻界的动向。5月14日，他指示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要他们注意看报，重点看人民内部矛盾和整风的消息。翌日，他撰写《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提出了右派问题，并指示说：“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引自《事情正在起变化》，载《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25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一版）。 6月8日，《人民日报》就一封恐吓信事件（1957年，5月25日，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在民革中央座谈会上发言，批评某些企图摆脱党的领导的意见。事后，他接到匿名信，威胁他“及早回头”。6月6日，他在座谈会上宣读了这封信）。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反右派斗争开始。在这场斗争中，《人民日报》等党的机关报发挥了重要的宣传与组织作用。《人民日报》在9、10、11、12、14日每天发表一篇反击右派的社论或编辑部文章。其中14日发表的《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点名批评《文汇报》和《光明日报》在一个短时期内基本政治方向变成了资产阶级报纸的方向，点燃了新闻界反右派斗争的火焰。6月16日，上海《解放日报》发表题为《办报要有立场》的社论，点名批评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王中的新闻观点。6月24日，第二次新闻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历时一个多月，采取大会套小会的办法，揭发与批判新闻界的右派言行。一些人在5月份的言论受到批判，王中受到了重点批判，被认定为“有纲领、有计划篡改新闻事业的政治方向”，“完全是资产阶级右派在人民新闻事业和文教事业中的代理人”（引自新华社1957年8月1日北京电）。 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认为《文汇报》仍在为自己的资产阶级方向辩护，并提出了反右派斗争的政策与策略，把反右派斗争推向了高潮。正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工作座谈会，加重了批判的分量，追查《文汇报》、《光明日报》同“右派系统”的关系。对于“左叶事件”，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进行了调查核实，8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对新闻工作者的一个教训》的社论和题为《“左叶事件”报道失实》的文章，认定这一事件是右派的一次进攻。反右派斗争前后，中共中央和各级党委加强了对新闻事业的领导，毛泽东提出了“政治家办报”的主张。6月7日，毛泽东在同胡乔木、吴冷西谈话时指出：写文章尤其是社论，一定要从政治上总揽全局，紧密结合政治形势。这叫做政治家办报。6月13日，毛泽东又对吴冷西说：要政治家办报，不是书生办报，就得担风险（参见吴冷西《忆毛主席》，第40-50页，新华出版杜1995年第一版）。7月，毛泽东提出：省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一书记(其他书记也是一样)要特别注意报纸和刊物，不要躲懒，每人至少要看五份报纸，五份刊物，以资比较，才好改进自己的报纸和刊物”（引自毛泽东《一九五七年的夏季形势》，载《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63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一版）。1958年1月12日，毛泽东写信给中共广西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书记韦国清，强调办好省报的重要性：“一张省报，对于全省工作，全体人民，有极大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引自毛泽东《给刘建勋、韦国清的信》．载《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202页，新华出版社1983年第一版）。根据这些指示的精神，各级党报强调报道工作与实际工作密切联系，有些省委建立了省委写作组，有些省委和报社合作编辑专页或专栏，有的地方还提出“全党给报纸出题目”的建议，组织各级党委和广大党员、干部评报，对报纸工作提批评建议。 二、从“大跃进”到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1958年，“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在这场运动中，新闻媒介起了推波助澜的不良作用。 “大跃进”这个口号，就是最早在报纸上出现的。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中，提出要在生产建设上“来个大跃进”。1958年元旦，《人民日报》在题为《乘风破浪》的社论中，提出超英赶美和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战略思想。2月2日，《人民日报》在社论《我们的行动口号——反对浪费， 勤俭建国!》中，提出了国民经济“全面大跃进”的口号。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后，“大跃进”迅速被推广为群众运动。7月，农村人民公社诞生，也迅速成为一项群众运动。 各新闻媒介对“大跃进”运动的宣传报道，虚假掩盖真实，高调排斥真话。工农业生产的指标与成就、各行各业的新纪录与新成果，都被大规模的宣传报道。全国各地竞相放“卫星”（凡出现新成绩．当时叫“卫星”），新闻媒介也跟着掀起一阵又一阵的宣传热潮。1958年6月30日报道河北安固县南娄底乡卓头村农业社小麦亩产5103斤，接着各地不断报道农业生产放“卫星”，纪录不断改写，小麦亩产高达8586斤。稻谷的亩产纪录，也从1000多斤增至130435斤!湖南红薯的亩产竟高达251822斤!为了报道这些振奋人心的消息，报纸版面，特别是第一版，常常翻新，有的连报头位置也不固定，从报纸版面的上端被搬到下端去了。在报道放“卫星”的同时，新闻媒介还大力渲染思想的威力，“一天等于20年”、“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等口号在报纸上、广播中此起彼伏。6月21日，《人民日报》在社论《力争高速度》中写道：“当大家都想快、要快、力争快的时候，事情的进展果然就快了。”8月27日，《人民日报》出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标题。 总之，“大跃进”的宣传报道，基本上是脱离客观实际的，是违背新闻规律的。新闻媒介是“一手高指标，一手右倾帽”，许多报道(包括一些新闻图片)存在严重的浮夸和失实，有的纯属虚构。许多言论不是客观地分析社会现象，而是主观、武断，甚至命令式地指挥人民群众，并且动辄以保守、条件论、观潮派之类的帽子相加。 “大跃进”及其狂飙般的宣传报道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在1958年底就渐渐显露了出来。毛泽东在11月提醒说：“记者的头脑要冷静，要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不要人家讲什么，就宣传什么，要经过考虑”。（引自毛泽东《记者头脑要冷静》，载《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212页，新华出版杜1979年第一版）。1959年1月22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目前报刊宣传工作的几项通知》中指出：对大跃进成就和人民公社优越性的宣传，要注意科学分析，力戒浮夸。从年初起，宣传报道出现收缩的势头，讲冷热结合、指标要切合实际、要尊重客观规律之类的言论和有关报道出现了。6月，新华社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如实报道了广东水灾情况。但是，“庐山会议”后，全党展开“反右倾”斗争。“反右倾、鼓干劲”，成了新闻媒介宣传报道的中心任务，“大跃进”宣传报道中的片面、浮夸等问题不仅未被克服，且有上升之势，“高速度、大跃进”仍然被广泛用作大字标题。极“左”论调更为明显，政治色彩更为浓厚。《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系列社论和评论文章，如《“得不偿失”论可以休矣》、《驳“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的谬论》等，还编发了《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看待新生事物》、《马克思主义论群众、政党、领袖的关系》等专题材料，集中、突出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有些省报连续用“人民公社万岁”、“人民公社好”、“人民公社定能胜天”等口号作为大字通栏标语，整版刊载歌颂人民公社的文章和报道。 1960年进入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后，新闻工作者对前几年新闻工作的经验教训作了认真总结。1961年5月1日，刘少奇同《人民日报》、新华社负责人谈话时，说《人民日报》报喜不报忧，只登好的，不登缺点、错误。宣传了很多高指标，放卫星，在这个问题上使我们党在国际上陷于被动。他要求《人民日报》好好总结一下3年来在宣传生产建设方面的浮夸风，在推广先进经验方面的瞎指挥风，在政策宣传和理论宣传方面的片面性。毛泽东则提出了加强调查研究的号召。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中，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要成为实事求是年。1月29日，《人民日报》以《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题发表社论，阐释开展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和目的、意义。3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行调查研究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一封信》，同时印发毛泽东的文章《关于调查工作》（《关于调查工作》，毛泽东撰写于1930年春，1961年1月公开发表．后编入1964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标题改为《反对本本主义》）。4月28日，刘少奇同《人民日报》、新华社同志专门谈了调查研究问题，他结合亲身体会谈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意义、目的与方法。5月1日，他同《人民日报》、新华社负责人谈话时，明确提出：记者和编辑是调查研究的专业工作者。对此，各新闻单位积极响应，把开展调查研究作为搞好宣传报道的关键，迅速采取措施，予以落实。 为了充实人民的精神生活，党和政府还要求报刊、广播、电视办得生动活泼、丰富多彩。报刊等新闻媒介的知识性得到加强，杂文日趋兴旺。《人民日报》从1960年底起开辟“知识版”，刊载介绍科学、文化、艺术和历史知识的文章，增强可读性，使读者在轻松的阅读中开阔了眼界。自19151年1月起，一些报纸还推出了“星期日版”，如《中国青年报》的《星期天》副刊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5月28日起，音乐节目播送周末舞会和节日舞会，每次3小时。这样，报纸和广播更活跃了，其文化品位也提高了。一些著名的老报人还在报刊上开辟专栏，撰写杂文，如邓拓以“马南屯”为笔名在《北京晚报》上开辟的《燕山夜话》专栏，邓拓、吴晗、廖沫沙(笔名繁星)三人合作在中共北京市委主办的《前线》杂志上开辟的《三家村札记》专栏，《人民日报》自1962年5月4日起在副刊上开辟的《长短录》专栏等。 此外，宣传先进典型，是60年代新闻宣传报道的重要实绩之一，如关于雷锋、大庆、大寨和焦裕禄的宣传报道，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与先进典型宣传交相辉映的，是新闻媒介歌颂社会主义祖国与新道德新风尚的宣传报道。这些宣传报道，具有广泛的社会性与群众性。人民群众通过耳闻目睹的事实和切身感受，歌颂社会主义好，歌颂前进中的祖国，表扬好人好事，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 三、一场大劫难的前前后后 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在会上强调了阶级斗争和反对修正主义等问题，并强调了舆论斗争的重要性。此后，报纸等新闻媒介上的学术与文化批判进一步加强。 首先被批判的是“鬼戏”。1961年，剧作家孟超创作昆曲《李慧娘》，赢得很高的评价。1962年后，江青指名《李慧娘》为“坏戏”典型，在上海组织撰写批判文章，于1963年5月6日在《文汇报》上发表《“有鬼无害”论》一文予以批判。1965年3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重评盂超新编〈李慧娘〉》一文，在按语中认定(李慧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此外，报刊对《早春二月》、《舞台姐妹》、《不夜城》、《林家铺子》等一些影片进行了批判。最后，批判的锋芒指向各个学术领域，如在哲学战线点名批判杨献珍的“合二为一”论等。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1959年，毛泽东在一次党的会议上提出要学习海瑞“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据此精神，著名的明史专家吴晗先后撰写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两文并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后又撰写了《海瑞罢官》并于1％1年1月发表在《北京文艺》上。1965年2月，江青到上海，同张春桥共同策划撰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决定由姚文元执笔。这篇文章把剧本中发生在明代的“退田”、“平冤狱”同1962年的“单干风”、“翻案风”牵扯在一起，说什么“‘退田’、‘平冤狱’就是当前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是一株毒草”。 姚文元的文章见报后，当时在京的中央领导人周恩来、彭真等人研究了转载问题，决定采取慎重态度。《人民日报》在11月30日转载时加了编者按语，强调开展讨论、实事求是、以理服人。为了正确领导这场学术讨论，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于1964年7月成立，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插、吴冷西，人组成，彭真任组长，陆定—任副组长）。于1966年2月3日举行扩大会议，会议讨论结果整理成《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通称《二月提纲》)。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在杭州同江青、康生等人三次谈话中，认为《二月提纲》是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还严厉指责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共北京市委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点名批评《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经毛泽东7次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通称《五一六通知》)，宣布撤销和批判《二月提纲》，要求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文化大革命由此全面展开。 在“文革”中，林彪、“四人帮”肆意践踏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用他们的反动新闻宣传思想和方针取代无产阶级的新闻思想和方针。林彪一直很看重新闻宣传工作。在60年代初，他多次对军队报纸工作发表指示。1964年3月，他指示《解放军报》要用“全国性语言”时说：“如果来稿中没有这种语言，编辑部审稿时要加上去。“正是这个“加上去”的指示，后来成为宣传报道时无中生有、“穿靴戴帽”的依据。“文革”开始后，林彪更注重抓报纸工作，多次作具体指示。讲空话、讲绝话是林彪的语言特点，因而新闻报道和文章也受其感染，滥用最高级形容词，同义反复，虚张声势，如“成绩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我们必须大破，不是小破，也不是中破”，“这是政治中的政治，灵魂中的灵魂，核心中的核心”，等等，严重败坏了新闻文风。 “文革”中，建国后17年的新闻工作经验被彻底否定。1968年9月1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把新闻战线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新闻路线》认为，刘少奇“一贯仇视和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新闻路线”、“疯狂推行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新闻路线”。文章按照历史顺序，指称刘少奇在建国初“为实行资本主义鸣锣开道”，在50年代“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在60年代“为复辟资本主义大造舆论”，“是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罪魁祸首”。 在宣传报道上，“文化大革命”成为唯一的主题，经济、文教、科技等 各方面报道都必须与“文化大革命”挂上钩，国际报道也必须引用领袖 语录。许多生活服务类的专刊、专栏、专题节目一律被取消。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在刚进驻该报的陈伯达操纵下，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出要“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还要“彻底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当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翌日《人民日报》第1版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为大标题刊出这张大字报，并配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接着，全国新闻媒介轰然而起，大张旗鼓宣传“横扫一切”，“造反有理”（“造反有理”，见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的讲话》(1939年)。原文是：“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成为响遍全国的口号。不久后，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红卫兵上街“破四旧”，强迫一些商店、医院改名，连一些路名也被更改，在社会上造成一片混乱。但是，《人民日报》、新华社和各地新闻媒介却高度赞扬了红卫兵的行动，《人民日报》曾发表过题为《好得很!》的社论。8月21日，《红旗》杂志第11期刊载了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在6、7月份撰写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再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和《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三篇文章，并发表评论员文章《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认为“造反有理”、“越乱越好”。 在鼓动“造反”的同时，新闻媒介着力“大树特树”领袖的权威。报纸的各个版面、广播电视的每档节目，都有领袖语录。报纸、杂志上的黑体字引文越来越多，连林彪的话也用黑体字排印，甚至还上了报眼。8月至11月间，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先后8次接见红卫兵和外地师生，人数达1100多万。每次接见，广播电视现场直播，报纸大标题套红报道，声势巨大。林彪的“高举”、“天才”等言论，在新闻媒体上不断重复出现。 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开展，新闻批判的矛头日益明朗、集中，锋芒直指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1967年3月30日，《红旗》杂志第5期发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官秘史〉》一文，恶意攻击刘少奇为“假反帝、真投降”，是“假革命”、“反革命”。4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高举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批判旗帜》，提出要“把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倒、批深、批臭”。5月8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一文，为批判刘少奇定了调子。8月5日，《人民日报》等在公开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同时，发表社论《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号召“集中火力，集中目标”，“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开展革命的大批判”。于是，全国报刊按照指定目标和调子，万箭齐放。1968年10月31日，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次全会通过关于刘少奇的审查报告，将刘少奇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11月1日，《人民日报》等全国所有的新闻媒介刊登了《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公报》，刘少奇开始被公开点名批判。 1968年9月全国(除台湾外)各地成立革命委员会后，新闻媒介的宣传报道主要围绕“斗、批、改”进行。以大批判开路，推广“样板”经验，是“斗、批、改”宣传的基本方法。这一时期的大批判，“上挂下联”，把刘少奇和各地、各部门、各单位的“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连在一起批判。对于全国样板的“六厂二校”①的所谓经验用长篇报道或文章作了突出的宣传，如1969年12月21日全国所有的报纸刊载的消息《六厂二校先进经验在首都普遍开花结果，推动斗批改群众运动蓬蓬勃勃向前发展》，全文长达2千多字。山西大寨大队也被作为“路线斗争”的典型得到广泛宣传。 林彪集团被粉碎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主张批判极“左”思潮，反对无政府主义，恢复正常秩序。他的意图在新闻媒体上有所体现，如《人民日报》1972年10月14日以第2版整版篇幅，发表署名龙岩的《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学习笔记》等3篇文章，宣传反对无政府主义。这些文章在全国受到关注，有些报纸予以转载，有些报纸则发表自己组织的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文章或报道。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人则密令其控制的上海报纸召开“工人座谈”，反击龙岩的文章，并在报上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在内部刊物主发表座谈会纪要。因此，尽管周恩来作了很大努力，对于极“左”思潮的批判仍然无法展开。 1973年7月至9月间，毛泽东在多次谈话中都讲到孔子、秦始皇，指出林彪是“尊儒反法”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一伙，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勾结形成“四人帮”，利用“批孔”之机，使用含沙射影、指桑骂槐的手法，把批判的矛头对着周恩来。在“四人帮”指使下，《人民日报》等新闻媒介上发表了一批文章，突出批“宰相”，批“折衷主义”，实际上是攻击周恩来总理。在影射攻击周恩来总理的同时，“四人帮”又在新闻宣传阵地上吹捧吕后和武则天，以证明当代中国需要江青这样的人物。在这场变了调子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四人帮”操纵的写作班子异常活跃，成为制造舆论的得力工具，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和上海市委写作组等。这些写作班子以多种笔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笔名有：梁效、高路、柏青、安杰、景华、金戈、郭平、万山红、秦怀文、梁小章、祝小章，等等。上海市委写作组的笔名有：罗思鼎、康立、史锋、翟青、石仑、方海、任犊、靳戈、方岩梁、石一歌、齐永红、梁凌益、史尚辉、曹思锋，等等。中央党校写作班子的笔名有：唐晓文、汤啸、汤新、唐拓，辛风、学泽、宋明、史建文、范秀文，等等）。发表文章，新闻界出现“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的奇特现象。 “四人帮”还制造了一些典型事件，推出了一些典型人物，在新闻媒介上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如辽宁下乡知识青年张铁生、北京五年级小学生黄帅以及远航归来的国产万吨级远洋货轮“风庆”轮等。 1975年2月后，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开始对各行各业的混乱局面进行整顿，强调全国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提出了“以三项指示为纲” （1975年5月29日，邓小平在接见钢铁工业座谈会代表时说：“毛主席最近有三条重要指示，一条是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要反修防修，再一条是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还有一条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的口号。在邓小平的主持下，全国整顿工作迅速见效，但“四人帮”不仅不让新闻媒介重点宣传报道，还指使新闻媒介批判“走资派还在走”，甚至提出“反经验主义”，反对邓小平为代表的老干部和正在进行的整顿工作。8月14日，毛泽东在同一位教师的谈话中，谈了对古典小说《水浒》的一些看法。“四人帮”借此大做文章，在全国新闻媒介上大批“投降派”，大批宋江，以影射邓小平。11月，“四人帮”用挑拨离间的办法，取得毛泽东的支持，提出了“反击右倾翻案风”问题。12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一文，批判他们所指认的“教育界的奇谈怪论”。这篇文章的发表，成了“四人帮”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突破口。此后，邓小平的言行被不点名地公开批判。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人民群众自发地举行了各种形式的悼念活动。但是，“四人帮”却严密地控制新闻报道，强调“不要突出总理”。11日，姚文元改变原来以整版篇幅刊载唁电的安排，硬压缩为半个版，另半个版刊载《文化大革命端正了北大科研方向》的报道。14日，即周恩来逝世追悼会的前一天，头版头条以通栏题发表《大辩论带来大变化》的报道。这一天首都上百万人去天安门哀悼，而《人民日报》的1、2、3版竟然没有出现周恩来的姓名!此外，“四人帮”控制的写作组，还在北京、上海的报刊上发表多篇影射性文章，其中《光明日报》在2月13日头版刊载的《孔丘之忧》公然写道：“让旧制度的‘哭丧妇’抱着孔丘的骷髅去忧心如焚，呼天号地吧。”在压缩悼念周恩来的新闻报道的规模的同时，“四人帮”继续指使各新闻媒介大量发表“批邓”的文章和报道。他们以“翻案不得人心”为中心口号，从多方面批判和否定邓小平为纠正“左”倾错误所做的整顿工作，“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成了邓小平在新闻媒介上的代号。3月5日，上海《文汇报》发表《沈阳部队指战员坚持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消息时，删去了按照周恩来总理题词写的一段话（被删去的一段是：不少部队还培训了雷锋股市讲解员，结合各项政治运动和部队工作，向干部和战士介绍雷锋同志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立场，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引导大家走雷锋成长的道路，做雷锋式的共产主义新人。）。3月25日，该报发表《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的消息时，出现“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的字句。 3月、4月间，以天安门为中心的群众悼念周恩来总理和抗议“四人帮”倒行逆施的活动，声势越来越大，花圈、诗文、小字报铺天盖地。4月4日清明节，到场群众达数十万人之多。4月5日，群众的悼念与抗议活动被镇压。4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报道《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把矛头指向广大群众和邓小平，称这是“一小撮阶级敌人打着清明节悼念周总理的幌子，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这篇报道，在全国人民中激起了极大的反感。人民日报社收到署名“一名现场工人民兵”的信，信中装着刊登这篇报道的《人民日报》第1、第2版，在第1版上写着：“令人震惊!党报堕落了!一从今改为：法西斯党机关报”（引自余焕春《天安门事件报道的来龙去脉》，载《人民日报回忆录》，人民日报出版社1968年版）。信封正面写“北京人民日报总编辑收”，背面赫然写的是“请戈培尔编辑收”。 此后，“四人帮”一伙在全国制造万炮齐轰邓小平的舆论局面。9月9日，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在新闻宣传中突出他们自己，特别是美化江青，还伪造了一个“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主席临终嘱咐（引自《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1976年9月16日），在全国反复作突出的宣传。 第三节 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的全面改革 一、从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文革”结束后，新闻界展开全面的拨乱反正，深刻地批判了“四人帮”对新闻宣传工作的干扰和破坏，肃清“四人帮”推行的极“左”路线在新闻战线的影响。 1977年1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央广播事业局的文章《人民广播的政治方向不容篡改》，揭发了“四人帮”对广播电视事业的破坏。1978年1月，《新闻战线》发表本刊评论员文章《新闻战线上的革命与反革命——批判林彪、“四人帮”篡夺舆论大权的黑纲领》，批判了1968年陈伯达、姚文元等人合伙炮制的反动文章《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新闻界还重新认识和学习在“文革”中被大批特批的刘少奇新闻思想。刘少奇在建国前及新中国成立后，曾多次对党的新闻工作作过重要讲话，“文革”中被林彪、“四人帮”一伙断章取义，肆意歪曲。在拨乱反正中，新闻界重新整理了刘少奇有关新闻工作的讲话和论述，恢复了刘少奇新闻思想的本来面貌。而且，学习刘少奇的新闻思想，特别是学习关于“新闻必须是客观的、真实的、公正的、全面的，同时必须是有立场的”以及开展报刊批评的思想，对新闻界的拨乱反正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对于在“文革”中形成的新闻宣传“假、大、空”的文风，新闻界在拨乱反正中也予以纠正与克服。1977年2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打倒帮八股》和短评《说老实话》，提出恢复党的优良作风。报纸、广播电视还相继停办或撤消了具有“文革”色彩的栏目和节目。1978年2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最先停办《毛主席语录》节目，中央电视台对突出个人、神化领袖以及标浯口号式的内容进行了清理。3月，《人民日报》取消了每天在报眼位置的“毛主席语录”专栏，报刊上发表的稿件、文章摘引革命导师的原话不再用黑体字。5月，中宣部向《人民日报》提出重视短新闻的建议。此后，报刊的文章短小了，新闻多了，版面设计也生动活泼了，反映人民生活的照片也增多了。9月，新华社发表《关于多发短新闻的通报》，带头提倡写短新闻。1978年1月1日中央电视台正式开办《全国电视台新闻联播》，每天20分钟全国部分省市电视台进行转播。 在拨乱反正中，新闻媒介还发挥了极为重要的宣传和组织作用，其中社会影响最大、意义最为深远的是新闻媒介上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1977年2月7日，根据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的指示，《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时称“两报一刊”)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了“两个凡是”的口号，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的实质，就是继续维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继续推行“左”的错误路线。针对“两个凡是”的观点，重新恢复工作的邓小平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旗帜鲜明地予以反对。《人民日报》等不少新闻媒介在1978年间开展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从理论上批判“两个凡是”的观点。1978年3月26日，《人民日报》第3版发表了一组关于拨乱反正的理论文章，其中一篇题为《标准只有一个》的千字短文引起人们的关注。这篇文章提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即客观实践：5月11日，《光明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 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日，新华社向全国转发了这篇文章，翌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转载这篇文章，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至5月底，全国共有30家报纸予以转载，反响十分强烈。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人民日报》在3日作了报道，题为《精辟地阐述了实事求是的光辉思想》。自6月至11月，中央及地方报刊纷纷发表阐述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文章，全国上下掀起讨论的高潮。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它有助于全党、全国人民肃清极“左”思想，使拨乱反正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前后，《人民日报》等新闻媒介还组织撰写了一大批文章，讨论是非问题，澄清冤假错案。在有关的报道中，“天安门事件”的平反报道最为引入注目。1978年11月15日，新华社向全国、全世界报道中共北京市委作出的决定，为1976年4月5日人民群众为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而引发的所谓“天安门事件”平反。11月21和22日，《人民日报》刊登《天安门事件真相——把“四人帮”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长篇报道，全面揭露了“四人帮”害怕人民纪念周总理、镇压革命群众的天安门事件真相。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阶段。在这一历史新阶段，新闻事业不仅热情地宣传与报道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这一新事物，还在宣传报道改革的同时进行自身的改革。 新闻界摒弃了“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传统观点，肯定了新闻事业是以刊登时事为主的、面向社会大众的传播媒介。报纸、广播、电视不仅具有政治属性，而且具有信息属性、文化属性和商品属性。真实、及时、客观，讲求新闻价值等成了新闻媒介的发展方向和新闻从业者的共同追求。在这一指导思想下，新闻报道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各新闻媒介普遍加大了新闻信息含量，新闻报道强调以新为主，增强新闻时效，开拓报道领域，扩大信息量，重视可读性。《人民日报》自1980年起恢复日出八版，信息量大大增加。各报根据自身的特点，增加了短新闻的报道，报道面扩大，不少报纸纷纷扩版。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自1980年起开始播送地方台传送的新闻和通过卫星收录的国际新闻，时间延长到30分钟；每次节目开初约有新闻加条左右，至1988年增加到35条左右；收视率稳定在40％左右。1984年，中央电视台又开办《午间新闻》，1985年，开办《晚间新闻》，1986年，开办《英语新闻》，1987年开办《经济新闻》，1989年，开办《体育新闻》，全天共播出新闻9次，累计时间达3小时5分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1982年开始设置《快讯》节目，传播“刚刚发生”和“正在发生”的新闻。从1988年7月4日起，又实行每逢整点播出新闻的制度，即“整点新闻”，使受众获知新闻的机会大大增加。 经济报道的日益加强，是新闻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新闻宣传工作的中心也随之转到对经济建设的报道上，有关经济的报道成了新闻宣传的主旋律。 经济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开始的。1979年1月农业生产责任制在全国各地展开。中央及各地方新闻单位对此进行了大量的宣传报道，获得了大部分农村干部和社员的好评。对于新时期出现的新情况，各新闻单位采取了积极又谨慎的态度，对于一些一时还难于把握的问题多次在报刊上展开讨论，发表不同意见，通过讨论统一认识。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后又相继公布了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及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推动了经济改革向纵深发展。《人民日报》等新闻媒介发表了大量的有关文章，形成宣传上的强势。企业缺乏自主权问题，一直是困扰经济体制改革的一大阻力。各新闻媒介深入企业内部进行调查研究，倾听来自第一线的厂长、经理的意见，发表了不少好文章。1984年3月24日，《福建日报》发表55名厂长、经理要求为企业“松绑”的消息，引起社会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为适应改革开放，自80年代起，我国南方一些省份相继建立了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中央及各地方新闻媒介宣传报道了沿海经济特区的建设经验，有力地推动了全国的改革开放。 政治新闻报道、尤其是对重要会议的报道也有重大的突破。新闻报道的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在这方面，电视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进行了有益的探索。1985年3月，六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开幕式第一次实现了现场直播。1987年召开的六届人大五次会议实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录像播出。1988年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实行中外记者招待会现场直播，并对一些会议进行了连续报道。各地方电视台也对各地的重要会议的报道进行了相应的改革。除了经济、政治报道的改革外，新时期各新闻媒介也加大了对体育、文化、科研等方面的报道，拓宽了报道面，满足了受众的需要。 深度报道的崛起是新时期新闻改革的一大成果。深度报道这个概念源于西方新闻界，80年代初首先被报纸采用，影响较大的有《经济日报》的“关广梅现象”报道；《中国青年报》对大兴安岭火灾的“红、黑、绿”系列报道。接着，广播电视的深度报道也得到发展。1980年中央电视台设立的《观察与思考》，1987年上海电视台设立的《新闻透视》，是当时较有影响的电视深度报道节目。1986年，深度报道作为单独一个奖项首次参加中国新闻奖评奖，充分说明深度报道这个新闻改革的新产物已日趋成熟。 联系群众、联系实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优良传统得到了恢复与发展，是新闻改革的另一重要成果。新闻媒介对读者与社会的需求日益注重。《人民日报》恢复《读者来信》专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及各地广播电视台都设置了反映群众意见和为群众服务的节目，如《为您服务》、《空中之友》等。各省的广播电台、电视台都办有本省的新闻节目，及时报道当地的新闻。关于报刊批评与自我批评，中共中央于1981年1月29日发布《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就报刊、广播、电视如何开展批评问题作了具体决定。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新闻界大胆展开了针砭时弊的批评报道，取得了一定的成绩。1989年，党中央根据当时国内外形势，提出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对在报刊上开展批评，针对当时国内外形势，要求“有关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宣传要保持稳定性和连续性，防止由于宣传不当影响经济稳定和社会稳定。对于在小范围内进行的试验，宜传上要取谨慎态度，不允许公开宣传与现行政策相抵触的东西，防止造成干部、群众的思想混乱”。 针对改革中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邓小平在1979年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出了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问题。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新闻改革而言尤为重要。新闻界有人在讨论“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时，将两者完全对立起来，甚至认为人民性高于党性，提出了跟着党会犯错误、跟着人民不会犯错误的谬论。还有一些人片面强调新闻的客观公正，而忽略或淡化新闻事业的阶级性和指导性。更有少数人还以“新闻自由”为口号，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立场。由于这些错误观点的存在，新闻界在某些时期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宣传不够。1981年邓小平在同中央宣传部领导的谈话中，批评了思想战线对错误倾向不敢批评、涣散软弱的状态。同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决定》重申：报刊、新闻、广播、电视要认真进行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对怀疑、诋毁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和言论，不能放任、容忍，更不允许利用党的宣传工具加以散布，而必须进行有力的批驳。1981年，新闻界就电影文学剧本《苦恋》所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展开了批评。1983年10月，邓小平批评思想战线上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后，新闻界展开了反对思想战线上的精神污染的宣传。1986年底至1987年初，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在北京、上海等地还由此引发成学潮。邓小平再次提出了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五篇社论表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立场。其中1987年1月6日的社论《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中指出，少数学生上街，是几年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观点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一些报纸发表文章批评了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等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 1989年的春夏之交，受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影响，我国出现政治风波，最初是学生上街游行要求惩治官倒与腐败，最后发展到反革命暴乱。新闻界对1989年政治风波进行了认真、严肃的反思，深刻认识到新闻媒介必须重视新闻舆论导向，宣传中注意正确引导舆论，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1989年11月下旬，江泽民、李瑞环分别在新闻工作研讨班发表《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几个问题》、《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的讲话，澄清了以往新闻工作中的一些混乱思想，提出要加强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抓好新闻改革。李瑞环在讲话中提出了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指出：我们所说的“正面”，所说的“为主”，就是要着力去宣传报道鼓舞和启迪人们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东西，鼓舞和启迪人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东西，鼓舞和启迪人们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东西，鼓舞和启迪人们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东西，鼓舞和启迪人们热爱伟大祖国和弘扬民族文化的东西，鼓舞和启迪人们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东西，鼓舞和启迪人们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而斗争的东西。这一方针，对于新闻事业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宣传活动中，新闻界还同时加强了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宣传报道，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报刊、广播、电视大量地宣传报道了社会上开展的“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对一些先进典型人物的报道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 新闻媒介经营管理机制的改革也在80年代展开。1983年，吉林日报社率先实行一业为主、多种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化经营方针。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后，新闻事业经营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改革开始全面展开。报纸、电台、电视台等新闻媒介从单纯生产型向经营型转变，走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道路，开展多种经营，增强创收和自我发展能力。许多新闻单位打破了过去的“大锅饭”体制，实行了聘任制，将采编人员的工资、奖金、级别、职称、住房等同工作表现结合起来，充分调动了积极性，获得长足发展。报纸、广播还恢复刊播广告，电视台也开播广告节目。各新闻媒介在强调社会效益第一的前提下，将一定的版面或时间用于广‘告的发布，一方面为经济建设服务，另一方面增加报社的经济收入。报纸发行工作也打破了由邮局统一发行的局面，一些报刊开始自办发行。1985年元月起，河南《洛阳日报》首先自办发行，开创报纸发行工作的新局面。1986年、1987年，又分别有6家和9家报社自办发行。1988年元月，又有16家报社自办发行。根据有关政策和法规，各新闻媒介自1988年起还开展国家政策允许的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极大地促进了新闻事业经营管理的发展。 新闻改革的成就，还体现在新闻采访编辑播出手段和通讯技术的革新。激光照排、终端设备处理稿件、图片自动传递系统、国际通讯卫星线路等的使用，提高了新闻编辑发稿的实效，改变了手工操作的落后面貌。1981年5月创刊的英文报刊《中国日报》引进美国全套照排系统印刷，成为我国第一张采用“冷排”方式出版的报纸，1985年创刊的《人民日报海外版》成为我国第一张用“冷排”技术出版的中文报纸。 二、新闻改革的全面深化 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并发表重要讲话，再次重申“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这次大会根据邓小平南巡讲话精神，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深化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大业。 在此前后，经过改革洗礼的新闻媒介，为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全面深化，起了极为重要的护航作用。90年代初，我国的改革开放步伐有所缓慢，对是否要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有所顾忌，“左”的思想有所抬头：在这一关键时刻，邓小平于1991年春天在上海发表了一系列谈话，提出了许多改革开放的新思路和新观点。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根据邓小平讲话的精神，先后发表了署名“皇甫平”的四篇评论，大胆提出了“市场与计划”、“姓资姓社”两个新形势下进一步解放思想的新观点，在全国引起极大反响。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深圳特区报》、《深圳商报》等新闻媒介对邓小平南巡讲话做了大量报道，《深圳特区报》记者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生动地报道了邓小平在深圳的活动和谈话。这篇通讯后被新华社向全国转发，引起举国关注。《深圳特区报》还于2月20日至3月6日连续发表了8篇题为“猴年新春评论”的编辑部文章，宣传小平南巡讲话精神。这些评论文章的标题都是根据小平同志原话写的，既通俗易懂又富有新意，如《要搞快一点》、《要敢闯》、《两手都要硬》等。 为了贯彻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精神，为党的十四大的召开作好舆论准备，中央及地方各新闻单位分别组织了特区、开发区、内陆地区几个层次的宣传报道，集中反映各行各业、沿海内地改革开放的新貌，既有声势又有广度和深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派出记者到沿海开放地区组织了一批报道，如《深圳之路》、《九十年代看浦东》等。同时，边疆和内陆地区如青海、甘肃、宁夏等省和自治区的改革成就，各新闻媒介也作了报道。在十四大召开前夕，中央电视台还采制了30集系列报道《改革大潮看神州》。中央电视台的《经济生活》节目，在贯彻《国有大中型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的宣传中，从不同方面和多层次地反映企业在转换机制、走向市场及贯彻《条例》方面的新鲜经验。 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这次大会根据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精神，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人民日报》在开幕当日发表社论《重大的历史使命——热烈祝贺党的十四大开幕》，指出，党的十四大的突出特点和最大贡献，在于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作了新的概括，充分肯定了这个理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理论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并且把这个理论和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制定的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正式载入党章，中央电视台连续播出介绍十四大代表的系列新闻《十四大代表风采》。会议期间，中央电视台还注意报道各方面对大会的反映。13日播出《上海股市上涨》新闻，以改革开放出现的新事物——股市为切入点．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反映了人们对十四大召开的信心。《香港居民关注十四大》采取即兴采访的方式，真实自然地反映出香港人民对十四大的关心程度。 新闻改革也自十四大后步入全面深化的新阶段。新闻界明确了新闻改革总的目标和方向，即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两个文明建设的需要，按照新闻规律和特点，充分发挥舆论引导和信息服务的功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1996年9月，江泽民视察人民日报社时着重阐述了舆论导向问题，要求“新闻舆论单位一定要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新闻舆论工作要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从、服务于全党、全国工作的大局”。根据江泽民讲话的精神，中央及地方各新闻媒介加强了对社会舆论的正确引导，结合我国当前改革开放中遇到的问题，通过大量的新闻报道和评论，澄清了社会上的一些模糊认识，起到了很好的舆论导向作用。 随着改革向纵深发展，新闻媒介的舆论监督作用也日益加强。党中央、各级政府及人民群众都希望新闻媒介能够利用舆论工具针对改革中出现的不良的社会现象和腐败行为进行有利的监督。1992年2月，“中国质量万里行”大型系列报道拉开序幕。11日，《人民日报》、《经济日报》、中央电视台等10多家中央级新闻单位，同时刊播“万里行”活动的开篇报道——《抓质量促企业经营机制转换，“中国质量万里行”专栏今日开篇》。这次活动由首都19家新闻单位和有关部门参加，从2月份开始，到7月基本结束，历时40余天，途径7省20余市，对群众反映强烈的产品质量问题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采访报道。各个参与的新闻单位都在自己的报纸和节目中开辟了有关专栏，对产品质量好的产品和企业进行表扬，对假冒伪劣产品和有关企业进行曝光。《人民日报》先后刊登了有关质量问题的各类稿件164篇，形式有新闻报道、短评、述评、文摘、读者来信、广告等。其中批评揭露性报道50篇，约占总篇数的30％。《经济日报》刊登40篇，批评性的占三分之一以上。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经济半小时》、《观察与思考》三个收视率最高的节目中先后播出“万里行”消息和评述63条，最长的达12分钟，最短的也有2分钟，其中表扬和批评的各占一半。“质量万里行”的刊播获得了极大的社会反响。群众纷纷来电来信称赞这一活动，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大力支持并高度评价这次活动。 为了进一步加强新闻媒介的舆论监督作用，中央及各地方新闻媒介在原有的栏目和节目基础上，纷纷扩大和增加评论性栏目和节目。1993年5月1日中央电视台开播杂志型栏目《东方时空》。它以现场采访为主，增加了新闻的深度。其中“焦点时刻”(后改为“时空报道”)为评论节目，勇于报道社会上的热点问题，一经播出深受瞩目。1994年，另一个评论节目《焦点访谈》开播，以“领导重视、群众关心、普遍存在”为选题宗旨。《焦点访谈》在注意揭露社会腐败现象、进行舆论监督的同时，也注意保持反面揭露和正面宣传的平衡，使节目始终显示出积极向上的蓬勃朝气，给人以信心和力量。随后，中央电视台又开播了《新闻调查》栏目，披露“新闻背后的新闻”，进一步加强了新闻评论节目。1994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加强评论工作，成立了评论部，而且还聘请国家各部委权威人士担任特约评论员，建立了一支专、兼职相结合的评论员队伍。同年，评论性节目《新闻纵横》开播，这使中央广播电台早晚两块黄金时间得以延长，对听众的影响明显增强。《新闻纵横》每天都能收到听众通过各种形式传来的大量信息反馈，有的听众还亲自到编辑部反映情况，讨论节目。 在经营管理方面，各新闻媒介内部实行企业化管理，建立健全责任制取得很大成效。党的十四大前后，新闻媒介已普遍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并初步建立了一套适应中国特点的新闻行政管理体制，即“双渠道、集中、分级”的管理体制，报纸接受党委部门和新闻行政部门的双重领导。各新闻单位享有独立自主的法人地位，有权自定编制、自聘人员，可以设置机构，调配干部，还有工资、奖金的自主权。各新闻单位大胆改革，引进竞争机制，对内部结构作了大的调整，建立“分工合理、人员精干、反应灵敏”的新机制，精简冗员，竞争上岗；实行多劳多得，奖勤罚懒，从而提高了广大新闻工作者的积极性，提高了新闻媒介的经济效益。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新闻事业的经营管理再次发生重大变化，各新闻媒介开始面向市场，参与竞争，并开始走上了集团化的道路。 三、新闻法制与新闻职业道德建设的提出 新闻法制与新闻职业道德建设的提出，是社会主义新闻改革后出现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新现象。 新闻法制建设问题，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新闻界总结文化大革命沉痛教训后提出的。新闻界认识到，建设社会主义新闻法制，是避免重蹈“文革”覆辙的一个有效手段。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同年12月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我国实行社会主义新闻法治、制定社会主义新闻法规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 1984年前后，制定新闻法的条件趋于成熟。1983年6月，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召开，湖北代表纪卓如和黑龙江代表王士贞、王化成提出了《在条件成熟时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法》的书面建议。1984年1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提出的《关于着手制定新闻法的请示报告》得到中央批准，新闻法起草小组在北京成立，新闻法制定工作正式起步。1987年1月新闻出版署成立后，新闻法制定工作改由该署主持。因客观条件所限，新闻法至今尚未出台。在新闻法的酝酿制定过程中，为了及时解决新闻工作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国家有关部门颁发了为数甚多的新闻法规性文件。特别是1987年1月国家新闻出版署成立后，新闻法规的颁行明显增多。目前，完备的新闻出版法规体系仍未建成，新闻法、出版法、广播电视法等法律尚在制订之中。但是，由政府部门依法制定的行政法规与规章已为数不少，如《报纸管理暂行规定》、《出版管理条例》、《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等。此外，《刑法》、《民法通则》等法律、法规中也含有为数不少的有关新闻事业的具体规定，使我国的新闻事业和新闻传播活动已经基本上有法可依。 “新闻官司”的出现与迅速形成高潮，是新闻法制趋于完善的重要表现之一。“新闻官司”，是中国大陆对近十几年来出现的新闻侵权诉讼的俗称。所谓新闻侵权诉讼，是指新闻媒介所发表作品的内容侵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而导致的诉讼。这类“新闻官司”，中外古今，久已有之。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闻事业作为执政党和政府的喉舌，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具有极高的地位，“新闻官司”只是件海外奇谈而已。改革开放后，情况发生了变化。1985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的第一起“新闻官司”在上海发生。这是一起刑事自诉诽滂案，原告是上海某公司业务经理杜融，诉《民主与法制》杂志社记者沈涯夫、牟春霖，涉讼作品是《民主与法制》杂志1983年第1期刊载的通讯《二十年“疯女”之谜》。1987年1月1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实施后，“新闻官司”因有法可依而急剧上升，出现了“告记者热”的新现象。1988年，“新闻官司”进入了第一次高潮。据不完全统计，仅1988年上半年，全国法院受理的新闻纠纷诉讼案就多达200多起，原告大多是一些不知名的普通公民，而被告则上有中共中央机关报、下有各级地方党委机关报。上海处于这一高潮的中心，各法院受理的“新闻官司”至1988年底约为30余件，涉及新闻机构18家。1992、1993年间，“新闻官司”的第二次高潮出现，著名歌唱家李谷一、著名作家杨沫、著名电影导演陈凯歌、著名电影演员刘晓庆、陈佩斯等都亲自或由他们的代理人拿着民事诉讼状跨进了法院的大门，因而1992年获得了“名人官司年”之称，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歌唱家李谷一诉南阳声屏周报社及其记者汤生午侵害名誉权案。1993年下半年后，以法人为原告的新闻侵权案日见增多。 近十数年来发生的“新闻官司”，绝大多数是由侵害名誉权所引发的，也有一些是由侵害隐私权、肖像权、名称权或姓名权所引发。因此，这些由新闻侵权纠纷引发的诉讼案件，大多为民事案，只有极少数是刑事自诉案。司法机关在审理这些案件时，由于新闻法尚未出台，只能适用民法(极少数的刑事自诉案则适用刑法)的条款，因而明显地向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方面倾斜。“新闻官司”的出现并形成热点，一是有利于新闻从业人员法制观念的增强，新闻工作者固然应受到法律的保护，享有广泛的新闻自由，但同时也应接受法律的制约，应对自己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二是有利于新闻传播活动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新闻媒介及其从业人员担负着监督社会的重任，同时也理应受到社会公众的监督，“新闻官司”是一种十分有效的监督方式。 新闻职业道德及其建设，也是在改革开放中提出的一个全新的问题。 1982年后，“新闻道德”这一新概念开始在新闻界广为流行，不少有识之士开始将新闻职业道德问题作为一个重要课题加以研究。1985年前后，新闻职业道德开始成为新闻界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因为新闻改革已造成了许多利益的冲突，从而也导致了新闻职业道德水平的滑坡：为了追求经济效益，各类冠以“经济动态”、“经济信息”等名目的“新闻广告”在1985年前后出现在各类报纸、电台、电视台上，且呈日见增多之势。社会上“一切向钱看”、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不良习气也传染给了不少意志薄弱的新闻从业人员，出现了新闻从业人员拉广告拿回扣、接受宴请贿赂乃至公然索贿、出卖版面或节目时间、走穴经商等不良现象。 1987年9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新闻出版署和中国记协等有关部门推出了两项全国性的新闻职业道德建设的举措：一是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拟定并颁布《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草案)；二是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出版署、中国记协于9月9日联合召开有关新闻职业道德建设的座谈会，提出《关于纠正当前新闻界不正之风的几点意见(草稿)》，明确规定：不得搞各种形式的“有偿新闻”；记者不得利用采访之便索贿、受贿；专业新闻采编人员不得从事广告经营活动并从中提成，新闻单位也不得向专业广告经营人员发放记者证。1991年1月，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重点讨论与研究了新闻职业道德及其建设问题，一致通过了建国后第一个统一的、适用全国所有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行为规范—《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准则》共8条：一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二是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三是遵守法律和纪律，四是维护新闻的真实性，五是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六是保持廉洁奉公的作风，七是提倡团结协作精神，八是促进国际友好和合作。《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的出台，是社会主义中国新闻职业道德建设的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举措。 1993年，整个新闻界展开了一场与有偿新闻现象的大决战，将新闻职业道德建设引向深入。5月上旬，针对当时十分流行的用重奖的方法吸引记者到本地或本单位进行采访报道的现象，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通知，明确规定各新闻单位和记者个人均不得接受被报道地区或单位的金钱(或实物)奖励。被报道地区或单位对新闻单位和新闻工作者的工作贡献，可通报给其所在部门或单位，提出表彰和奖励建议，不要直接奖励这些新闻单位和记者。为了掌握新闻行业不正之风的具体情况，中共中央宣传部又同国家新闻出版署、中国记协联合组成专访小组，在5月间走访了北京的11家企业，对新闻行业的不正之风进行实地调查。6月9日，在一系列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北京召开新闻工作座谈会。与会者一致认为，新闻行业的不正之风已经到了非抓不可的时候了。7月31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新闻出版署联合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宣传部、新闻出版局及中央各新闻单位发出《关于加强新闻队伍职业道德建设、禁止“有偿新闻”的通知》，要求新闻媒介及其从业人员继承和发扬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坚持新闻工作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遵纪守法、廉洁奉公，恪尽职守，不得接受被采访或被报道者以任何名义给的礼金和有价证券，不得向被采访或被报道者索要钱物，不得以新闻报道的形式为被报道单位做广告，记者、编辑不得从事广告业务。8月4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北京中南海召开加强新闻职业道德建设座谈会，讨论如何贯彻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于7月31日联合发布的《通知》的精神。之后，各新闻单位纷纷结合实际制订实施细则，确保《通知》精神的贯彻执行。 1994年后，新闻职业道德建设进入了一个以扶正祛邪、常抓不懈为特点的新阶段。具体而言，一是及时披露新问题，用事实教育新闻从业人员。1994年4月，各新闻媒介刊登或播出新华社记者、人民日报社记者采写的通讯《在金钱的诱惑下》及《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新闻界要警钟长鸣》，将极少数新闻记者在北京长城公司总裁沈太福非法集资案中的犯罪事实公开曝光。二是进一步完善新闻职业道德行为准则与监督制度。根据新闻工作的实际情况和新出现的问题，《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于1994年4月30日、1997年1月23日两次作了修订。199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部、国家新闻出版署、中国记协在北京联合召开全国新闻系统电视电话会议，发布中国记协制订的《关于加强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建设、建立接受社会监督制度的公告》。三是倡导自律意识，开展正面教育活动，及时表彰道德高尚、廉洁清正的新闻从业人员，以弘扬新闻行业的浩然正气。1993年下半年，北京的《新闻出版报》、广州的《羊城晚报》等新闻媒介及时推出了在深圳清水河仓库爆炸事件中冒着生命危险坚持在一线采访的记者群像。1996年3月，新闻媒介及时报道了陕西《宝鸡日报》记者刘斌、宁丽君外出采访时遇歹徒抢劫乘客钱财、挺身而出与歹徒拼死搏斗的英勇事迹，号召全国新闻从业人员学习他们无私无畏的精神。此外，不少新闻媒介还积极刊登公益广告、开展新闻扶贫活动，作出了许多强调社会效益的义举。 扫描工作完成于2003年2月1日0时48分（除夕夜）。 PAGE 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