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山买办的历史发展

一、香山买办概述买办定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这里是从狭义上来看的，在鸦片战争前买办指为外国商船采购伙食，用品或为外国商船管理内部事务，或从事于行商允许的民间买办的商人；在鸦片战争后，指充当外国公司、行号、银行、工厂的华人经理或专门推销外国商品的经销人。通常，我们所说的“买办”，是指1840年鸦片战争后，受雇于外国在华商行（洋行）并做它们代理人的那些中国人，这些洋行代理人被称之为“买办”。香山县是个半岛,既近广州又近香港,也是中国早期国际贸易中心之一——澳门的所在地。从16世纪开始。香山人，19世纪中国被迫对外开埠后（鸦片战争后）《南京条约》签订,取消了广州十三行的对外贸易垄断权,随着沿海通商口岸的不断增加和买办制度的确立,依赖洋人为生并大发横财的买办与买办商人队伍在19世纪下半叶便迅速膨胀起来。曾在十三行做事和当买办的香山人更加专注于发挥他们与洋商打交道的专长，充当纷纷洋行的仆人、职员、厨师、通事和买办。洋商进入上海等通商口岸后，也习惯性地将他们带去，继续充当他们在中国的中介人和助手。与此同时，以乡缘形成的华人商业组织、个人金融担保的制度，强化了洋商最初对广东特别是香山雇员的偏爱。在这样的一种氛围中，香山买办也格外乐意推荐和担保自己的家人、亲戚、朋友和同乡去洋商新建的办事处充当买办。香山买办迅速崛起和扩张。二、发展脉络：鸦片战争之前：在十六世纪葡萄牙人占据澳门以后，澳门与香山之间的贸易就更加频繁。境内的石岐、小榄、黄圃等地，也因商业的繁荣相继成为集镇，并逐渐形成了以中外商品集散地为主要特特征的商业文化。香山人在进行中外贸易的过程中，，一批精通中外贸易业务和外国语言的买办商人应运而生。　最早的买办被称作“引水”，主要是引导船运往来河道。当时的买办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专为停泊在黄埔、澳门水域的外商船只采买物料及食品的商船买办；一类是在外商商馆中代外商管理总务及现金的商馆买办。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上海成为了当时最大的通商口岸，外国商人和来自广州、香港的洋行纷纷抢注上海滩。他们多投资于茶叶、蚕丝等商品的买卖。可是对于这些商品的经营却并非易事，于是所有部门的具体工作，都需要买办的参与。曾与他们有过长期合作和交往，又熟悉英语的香山人很自然地成为在上海洋行的第一批买办。同乡同族的血缘关系成为买办们保障自己在洋行中地位的关键，他们互相推荐、扶持，以至于香山买办的人数越来越多。其他买办很难与之竞争。等到洋务运动兴起时，清朝在上海开办机器制造局，提倡官商合办近代企业。清末官督商办有四大企业：上海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开平矿务局和电报局。而清末官督商办的这些企业，都是以香山买办为主干设立起来。这批早期买办在中国工商业界施展拳脚创天下并从经济到文化上对中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三、香山买办的兴起香山买办在近代中国的异军突起,决不是偶然的事情。它既是内因和外因相互激荡、相互推动结果,又是远因和近因前后关联,一脉相承的历史必然。内部因素：1，地域优势，香山是个半岛，依山傍海，连通海洋和内陆，澳门在16世纪被葡萄牙租占，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港口城市，最早催生了买办这个群体，基督教教会文化在当地传播，香山人也最早接触葡萄牙语和英文，通过这种地理优势，香山人能够了解世界，向外拓展。2，文化融合的因素：香山社会既是一个典型的不断移民的社会,又是一个文化输入型的多元文化组成的开放融通的社会。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最具特色和活力的地域文化之一的香山文化,实际上是土著百越文化、中化、西洋文化和南洋文化相互碰撞、相互融合的产物。百越文化——重农不抑商，务实开放的精神传统。由于当地自身的地理气候环境，农业、渔业、盐业的专业化生产大大提高，也有力地推动了香山商贸业的发展。宜农宜商的环境和生产生活条件,使香山人较其他地区的人更早地形成了重农而不轻商,积极发展农商的社会经济思想和务实开放的价值观。中原文化——历史上几次战乱迁徙带来了中原文化土地的到开垦，经济得到开发。西洋文化——16世纪中叶葡萄牙人租住澳门后,这里不仅成了西洋物质文化交流的中心,而且也是商业、政治、宗教与科技等精神文化在中国传播的基地。政制，科技宗教，教育文化艺术。中外通商和文化交流孕育了香山人的冒险、拼搏、开拓、进取的文化性格,也催生了香山人的商业经济观和文化教育观。南洋文化——放洋东南亚，开垦创业，带回南洋文化。开放融通和文化多元的社会里,香山人比内地省份的人更易于接受外来新事物,敢于吸收、摹仿和学习外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视野较为宽广,思路较为开阔,商品意识浓厚,实用理性突出,具有强烈的开放务实精神，敢于冒险、富于创新的文化性格。但是,长期受商贸经济环境的浸染,也使香山人文化性格中具有一定的投机性、市侩性。浓厚的商品意识和注重功利的思想倾向,弥漫于香山人的日常社会之中,在一定程度上又制约着香山人的价值取向和行为目标,同时也构成了香山买办群体在近代中国产生和形成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基础。这些文化特点决定了香山人的价值取向，也是香山买办群体的经济和文化基础。外部因素：西方势力,尤其是欧洲商人面临的是中国的商贸传统和经济制度，中国强大的行业性和地区性行会,因乡土观念和家族观念而加强,这更使西方商人在事实上不可能直接同中国人进行贸易；中国复杂的方言和陌生的环境,成为西洋商人与中国进行商贸活动和经济扩张的障碍；中外商人彼此之间的信用问题,也限制了西方商人在中国的经济扩张——基于种种担忧,洋行逐渐建立起一套买办制度,以此来抵御商贸风险和拓展在中国的各种商贸业务，买办和买办制度是近代中西商贸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西方商人与中国商人相互调适、相互认同和彼此合作的产物。四、香山买办的特点重视传统（香山帮），又勇于开创（民族资本主义和洋务运动），传承性（代代延续），包容性（外来文化，基督教，自然科学，民主思想），开放性（放眼世界，连通国内外）重视传统体现在：一方面，香山人进入洋行做买办，主要是依靠家族关系、同乡关系、亲戚朋友关系实现的。徐润也是因为其叔父徐昭衍（徐钰亭）的关系进入洋行，继承他师傅曾寄圃的位置，当上宝顺洋行的总买办。郑观应也是因其叔父郑秀山（郑廷江）是新德洋行的买办，族哥郑济东是宝顺和旗昌洋行的买办的缘故而成为洋行的买办的。郑家与曾寄圃、唐廷枢、徐润等人，或系世交或系亲戚。另一方面，乡土观念十分浓厚，特别看重同乡关系、同学关系、宗族关系、亲戚关系、师徒关系和朋友关系。广东旅沪同乡会和广肇公所应运而生。由乡情和同乡关系为纽带形成的社团组织，在客观上也进一步强化了香山买办和香山人在身份上的同乡认同和在文化意识上的乡土文化自觉，这两方面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必然是香山买办群体的文化自觉和身份认同以及香山买办群体实力的迅速扩充。在开埠初期的上海买办群体中,他们不仅人数众多,自成一体,而且在早期中外贸易和工业化过程中占有突出重要的地位。包容性：最开始接触到外国商贸，香山人并没有简单地排斥，而是利用机会主动学习英语，接受西方的宗教思想和自然科学，吸收了西方的民主政治思想。勇于开创：积极投身洋务运动中，运用新的经营理念和方式来管理，香山买办经历了从买办到民族资本主义的转换，为民族工业的崛起贡献了一份力量。五、香山买办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香山买办中的精英人物如容闳、郑观应、唐廷枢、徐润等，在中西文化碰撞和文化、经济冲突之中，就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探索和思考。（一）西学救国与援西入中买办阶层是最先接触到西方先进文化的人群，率先提出向西方列强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政治制度和政治理念，主张用西学补救中国之不足，并积极向国内引介西学。容闳，唐廷枢、唐廷植兄弟都接受过西方思想文化的熏陶，他们对西方近代文明的成就和中国社会的贫穷落后的局面可谓感同身受，尤其是对政治腐败和国家积弱均有切肤之痛。容闳著有《西学东渐记》中提出必须引进西学、发展教育、兴办实业、改良政治，即“以西方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唐廷植指出了中国政府的偏私和腐败，激烈地批评了这一不正当的行为。郑观应的中西比较和自我反省更加强烈，身为买办商人，却能在中西文化交汇中看到中国自身的弊痛和不足。建议“西体中用”，引进西方先进的政治理念、政治制度和管理模式，这在当时也是振聋发聩的思想主张。以唐廷枢、容闳、徐润、郑观应为代的香山买办，实属难能可贵。（二）工商立国与重商思想对经济起了推动作用以唐廷枢、徐润、郑观应为代表的香山买办群体，不仅率先在实践上按西方近代企业经营理念和管理方式，从事新式工商企业的投资管理活动，而且还从知识和理论上对西学进行了新的诠释，提出了“工商立国”和“商战”的思想。郑观应更加明确地提出了学习西方发达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社会制度的主张，并系统地阐述了商务的重要性和“商战”的迫切性，形成了具有重商倾向的商务论和商战论。在《救时揭要》、《易言》和《盛世危言》中，郑观应反复地强调发展工商业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并系统地阐述了“商战”思想。基于“商战”的危害分析，也基于当时社会上大多数人对商务的不理解和不认同，郑观应提出了“习兵战不如习商战”的口号。响应清政府提倡的所谓“求强”、“求富”的号召，积极参与晚清洋务运动，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在洋务派的主持下，中国兴办了一批军用和民用企业，除轮船招商局外，近代化的企业还有上海机器织布局、津沪电报局、汉阳铁厂、开平煤矿、铁路交通等，都有香山买办商人的突出身影。以唐、徐、郑为代表的香山买办率先投资于近代工商企业，全身心参与洋务，为中国近代化杀出了一条血路，香山买办在近代中国的地位和作用，不仅仅局限于经济行为和经济方面，他们熟悉的洋泾浜英语和西方的知识以及商战的经验，决定了他们在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的地位与作用。清政府在洋务活动中需要他们的帮助，处理国内危机时也常常需要他们的参与。关心国家和民族命运的爱国人士，也愿意从他们那寻求政治上的保护、经济上的支持和思想观念上的呼应。郑观应就曾是康梁为代表的改良派和以孙中山为核心的革命派格外关注的人物。孙中山甚至真的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受到郑观应的具体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