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购买社工服务

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的探索研究政府购买社工服务是指政府部门摒弃传统的对公共服务项目包揽一切、包办一切的做法,通过政府财政,以公开招标的形式,择优录取民间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机构,由其中的社会工作者综合运用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和方法,为有需要的个人、机构、家庭、社区提供专业社会服务,以更好地完成为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提供服务的事项,并由政府支付一定的服务费用,从而实现政府财政效力最大化。中国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的基本动机1、传统的政府对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与市场经济下公共服务多元化之间的矛盾.计划经济下，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上扮演着提供者和生产者的模式，承担着全部政治经济社会职能。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社会建设成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民生保障成为政府的重要职能，这就使得政府不仅要履行好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的职能，更要履行好公共服务职能。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民对政府公共服务的需求呈现多样化、复杂性的新特点，这就与政府以往采取一元化管理和服务方式产生了内在的矛盾，在日常社会生活中，政府工作人员处理公共管理事务越发应接不暇、社会公众对其现越发不满，实际上是这一矛盾的具体表现。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的社会需求与政府管理之间的这一矛盾，把提高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提高社会服务质量和效率的要求提上了日程，成为政府探求新的公共治理模式的内在动机。2、日益重要的公共服务责任与有限的行政资源之间的矛盾虽然社会公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日趋多样化、个性化和高质量，但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政府财政能力（尤其是地方政府）相对匮乏。例如，随着中国社会的人口老龄化程度高、发展速度快，庞大的老龄人口对社区养老服务提出了多样化、多层次的需求，政府直接提供养老服务的方式不仅不能满足社会老年人的需求，还会造成庞大的财政支出，加重政府的负担。近年来，地方政府面临的考核日益严格，地方政府任务趋于繁重，而各镇街开展社区建设活动所需的资金主要靠地方有限的财力解决。社会发展和服务型政府建设形成的政府的日趋重要的公共服务责任，与有限的政府人力、物力、财力等行政资源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形成了政府转变公共服务方式和条件的刚性约束，使得政府积极寻求适切的解决办法。而政府购买社工服务，则是各地政府寻求解决这一矛盾的途径之一。3、严格的政府考核与有限的地方政府财力之间的矛盾近年来，随着新型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政府各职能部门对应新时代的社区服务刚性需求，对各地方政府制定类目众多的社会工作服务考核指标，面临着日益严格的考核标准，地方政府任务趋于繁重。面对日益增长的社会工作服务刚性需求和政府严格考核指标的双重压力下，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却跟不上社区建设方面投入的需要。上级主管部门配置的专项资金往往只能满足服务项目的开办，而不能满足长远服务项目的运作需要。在这种上一级公共财政与职能部门支持“缺位”的情况向，地方基层政府必须自己寻求有效途径，解决承担和完成考核任务与自身有限财力之间的矛盾。而政府购买社工服务，正是有效解决这一矛盾的途径之一。关于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的功能,赵一红(2012)认为其功能主要体现在使政府职能社会化、使社会工作组织的发展具有战略意义、使整个社会在和谐与稳定中发展三个方面。已有研宄对我国内地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的现状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关于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的模式。陈少强、宋斌文在《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初步研宄》一文中得出与代曦的《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的模式选择》一文中相近的结论,认为政府购买社工服务有两类模式,即购买就业岗位和购买服务项目。第二、关于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的形式。陈少强、宋斌文(2008)和赵一红(2012)一致指出,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的形式分为三种,它们分别是竞争性购买、非竞争性购买即公有私营、形式性购买即依赖性购买。代曦(2011)认为在购买社工服务的实践中形成了三种项目购买方式,分别为竞争性购买、谈判购买和委托方式。其中竞争性购买指政府通过公共媒体发布项目购买信息,符合要求的社会组织自行参与竞争;谈判购买指政府通过与多家服务提供方进行谈判从中确定由谁提供服务;协议委托指政府与唯一的服务提供方协商并购买其服务。第三、关于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的资金来源。陈少强、宋斌文(2008)认为它可以分为税收收入和非税收收入两类。其中源于税收收入的资金是列入财政预算的,非税收收入主要是行政事业性收费和彩票公益金收入。政府购买社工服务优势分析1、政府层面有利于体制改革。《中共广州市委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街道社区服务管理改革创新的意见》（穗字[2011]14号）文件，明确表示街道要以“三中心一队”为建设的基础，这表明着依托街道家庭综合服务中心进行服务的以社工机构为代表的社会组织以及社会力量开始参与我国社会服务，为我国社会服务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2、社会组织层面有了生存的平台。我国社工专业的设立始于1988年北京大学，在这20多年间社工专业发展缓慢，在这20多年间社工专业并没有得到政府和社会大众的认可，甚至被未被认识，同时社工机构作为非营利机构，绝大多数的社工机构并没有经费和资源在社会中生存，社工服务并没有生存的环境。而随着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的推广和开放，以社工机构为代表的社会组织开始承接社会服务，社工机构得到政府购买服务的经费进行独立的运营，为社工机构和社工专业的生存提供了平台。3、社区居民个人层面有助于获得服务和资源。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居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但我国居民生活的满意度却不断下降。我国地区发展越来越不平衡，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的矛盾冲突也越来越多。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的出现，有利于为居民传达政府信息，利用政府资源资金为社区居民服务，如链接资源为一些需要的居民获得政府低保资源。有利于为居民链接各种社会资源，如通过各种基金会为社区居民提供医疗帮助、经济支持等。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可以整合政府资源、社会资源以及社区资源，再通过资源的调配使得居民获得资源和服务。政府购买社工服务中存在的问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社工机构进行项目运作”是我国社会公共服务民营化、社会工作职业化、专业化发展过程中的一次非常有益探索，虽然其带来了一定的成效，但是这种模式的运行和发展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众多的问题和挑战。1、政府的困境（1）政府经验不足，责任较为模糊政府对于整个购买服务运作过程中，需要设置多少个社工服务岗位？社区必须购买哪些社工服务、不需要购买哪些服务？社工服务的成本是多少？购买社工服务应该达到怎么样的效果？对于这些问题，街道办事处缺乏清晰的认识和理解。政府对这方面缺乏明确的标准和规范指导。由此表明，政府作为社工服务的购买方还是缺乏充分的知识准备。（2）购买程序规范程度较低，合作过程随意性较大在国内普遍实践来看，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的购买程序仍然不够规范。由于公开不足、竞争不足导致政府直接指派机构提供服务的情况并不罕见。有些社会组织跟政府之间的关系未完全独立，有些组织甚至是接到特定购买任务以后才专门成立的，这种购买服务的“内部化”操作，使政府购买服务流于形式。目前，全国关于规范这方面操作的指导性法律法规仍未出台，另外由于地区社会发展的差异，地方出台的相关措施、办法不能普遍在全国推行，地方局限性明显。关于指导政府制定购买服务的细目、服务质量量化标准、服务价格方面的法律法规在国内仍然是空白的，这必然导致购买程序的随意性，容易滋生政府贪污腐败。（3）服务评价和监督体系缺失，服务成本难以控制全国的实践中，政府在与社工组织签订合同后，由于政府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相关专业知识缺乏、社工组织行业规范未完善、社会舆论监督行为未能常态化，往往难以对合同履行情况进行有效评价和监督，具体表现如下：①政府有关部门没有就承接社工组织每年的资金使用情况制定开展专项经费审计。②社工组织自行募捐或者通过服务收费以减少营运成本的情况偶有发生，政府在规范社工组织收费行为的方面没有制定相关规则、指引，监管力度不足。③除引入第三方独立评估机构开展中期、末期评估的办法外，基层政府作为服务购买方没有建立对社工组织的日常监管制度，不能及时纠正社工服务中的不足，导致发现问题的滞后性，降低购买社工服务的效率。④评估执行主体专业能力参差，在某些地方的评估实践中还存在“外行领导内行”现象，使得评估方式的公信力在业界存在争议。2、社会工作机构的困境公众对社工的认知度不高，缺乏信赖感社工作为中国的一种新兴职业，在普罗大众之间的知晓度并不高。传统上，中国公众在社会服务的供给上对政府的赖度较高，也习惯于由政府对社区服务的一元管理和供给模式。当社会组织开始介入社区服务时，公众往往因不了解而拒绝社工提供服务2）社工组织人才缺乏、管理架构不完善目前虽然登记成立的社工组织越来越多，但社工组织的水平参差不齐，导致政府购买社工服务发展过程中存在竞争投标不足的弊端。同时，社工组织在承接服务过程中存在“圈地盘”现象，出现一个机构多次中标的局面，而有些机构竞标成功后社工人力资源不足，因此往往忙于后面的工作，服务水平又跟不上，导致社会大众对社工服务质量产生怀疑，从而陷入社工组织经济效益上升但社会效益下降的尴尬境地，影响到社会工作的整体发展。某些机构盲目发展导致人力资源、机构管理等方面跟不上服务需求，在中期评估中被评定为“及格”的边缘，造成在业界的声誉受损，导致丧失了以后再参加同类项目招投标的主动权。（3）专业社工组织在政府管理模式下运作的“水土不服”在现实操作中，社工组织在承接服务的过程中面对政府部门的“多头管理”常常无所适从。街道、民政、妇联、义工、社协、居民对社工组织的要求不一，常常导致社会工作者无所适从。到底该先满足哪一方面的要求?从专业社工理念出发，肯定是以社区居民需求为先。但政府作为购买方，对社工组织提供服务仍存在行政管理的惯性思维，对其的考核往往容易偏向政绩化，与社会大众真正需求有偏差。而且由于政府下派的任务往往根据上级部门的中心任务变化而变化，而社工组织在承接任务时往往违背了其专业服务的规范性、长远性的要求。有关学者担忧，社工组织在于政府的广泛合作中会导致其特殊作用或者功能会被削弱或丧失。特别是其作为社区建设者和表达社区和弱势群体的需求的桥梁作用。同时社工组织在承接政府服务项目的合作过程中，要避免内部人员官僚化的现象产生，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社工组织就会丧失灵活性和创新能力，无法代表其服务对象的诉求。再有，由于国内社工组织的发展历程较短，发育尚不成熟，故即使是相对独立的社工组织，还没有足够的实例和地位与政府处于平等的谈判和协商的位置上。在服务项目的谈判过程中，社会组织常常处于被动位置，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社工组织提供专业服务的积极性。社会公众的互动不足受计划经济时代的惯性思维影响，社会公众在公共服务供给上极度依赖政府，认为政府作为“父母官”，包揽民生大少事务理所当然。在推行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的下，现阶段社会公众的素质和意识仍没有跟上，对于社会公益性服务活动的参与不足，往往处于“政府唱戏、群众看戏”的状况。然而，政府购买社工服务，最终受益的是社会公众，最有发言权的也应该是社会公众。专家指出“如果政府在厨房里干得热火朝天，民众却在一旁感觉不对口味，社会就难以正常运转”。政府购买社工服务是一个政府引导与出资、社会组织运作、社会公众共同参与的“委托——合作——参与”制度结构体系，社会公众的积极参与必不可少。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的对策探讨在我国,政府购买社工服务是一个成长中的实践,这就意味着在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的起步阶段,肯定存在一些问题和不完善之处,需要针对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找到应对之策,促进政府购买社工服务实践的向前发展,使实践收到应有的效果,提升居民生活质量、增进社会福祉。1.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实现优胜劣汰。政府应当实行公平、公开、透明招标,根据市场经济的规律来挑选资质较好的社工机构、购买其服务,让各社工机构在自由竞争中实现优胜劣汰,最终使民众得到最好的社工服务,实现同等条件下社会福祉的最大化。2.调整税收政策,简化资金审批程序。政府应当根据民办社工机构的非营利特征、社会公益特征制定针对此类社会组织的科学合理的税收政策。同时,应当简化向民办社工机构拨付服务经费时的资金审批程序,按照合同规定及时给付服务费用,以保证所购买的社工服务具有可持续性。3.合理制定评估指标,健全评估机制。针对现有的对政府所购买的社工服务的评估指标过高、不切实际的问题,政府应当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结合实践经验制定出科学合理的评估指标。同时,建设一支更加具有公信度的服务评估团队,完善评估机制。4.摒弃半购买形式,放权于社工机构。政府应当进一步转变关于自身权力的理念,积极培育社会组织,鼓励社工机构的发展,信任社工机构的服务能力和提升社会和谐度的潜质,对社工机构进一步放权,摒弃不科学的、不合理的服务购买形式。5加大服务宣传,提升知晓度和参与度。社工机构应当更加注重对服务的宣传,关注服务对象的覆盖率和居民平等享有服务的权利,在注重服务的参与人次的同时,认识到应当让更多的还没参与过服务的居民参与到服务中来。尤其是在服务幵展的初期,更加要改进服务宣传方式、加大宣传频率,提升服务的知晓度与参与度,让居民平等地享有社工服务。6.提高服务可及性,关注服务对象发展。提供社工服务的服务点的地理位置影响着社工服务的可及性,应当积极倡导“十分钟生活圈”的建设,在较大的街道或者镇购买社区级的社工服务项目,提高社工服务的可及性,使更多人受惠。同时,在提供服务时,社工机构应当加大对服务对象个人成长与发展的关注,注重对服务对象健康人格的引导和塑造,以助人自助的理念为指导幵展服务。而非仅仅肴到服务幵展的次数是否到达政府规定的数量指标,应当把尽心做好社工服务、积极促进服务对象的发展。7.明晰服务操作指引,共享督导培训。一方面,政府应当尽快出台有关社工服务的科学的具体操作指引,规范社工机构的服务操作与行为,提升服务的质量。另一方面,政府、社工机构、社工协会等应当积极促进共享式社工督导与培训系统的建立,实现社工培训与督导的规范化,共享督导培训资源,节约督导培训成本。8.完善联合会议制度,合作更加务实。街道、居委会、社工机构之间联合会议制度的建立是为了加强三方的协调与配合,及时沟通合作需求,最终实现优化服务提供的目标。但是,如果这种会议制度只是为了开会而幵会,不讲宂会议对于改善社工服务的实效,那么,这种会议制度反而起到浪费资源的反作用。因此,应当更加注重联合会议制度的实际效果,在政府、居民自治组织、社工机构之间开展更为务实的合作与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