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户时代“粹”的审美意识形成的社会背景

社会研究江户时代“粹”的审美意识形成的社会背景徐金凤（沈阳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辽宁沈阳１１０１３６）摘　要：“粹”主要是日本江户时期以遊里为舞台的一种审美意识概念，这一审美意识能在江户时代形成并定着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参勤交代制使江户发展成为新兴町人聚集、武士多、男性多的消费型大都市。江户的这一城市特点促进了遊里的兴盛，并催生了江户子、伊达等“粹”的审美意识的践行者。以洒落本、人情本为代的遊里文学的盛行进一步加速了“粹”的审美意识在社会的推广与传播。元禄时期开始形成的“浮世”感在化政文化时期得以定型，并规定了以“粹”的审美意识为代表的化政文化的特征。关键词：“粹”；遊里；江户子；伊达；人情本中图分类号：Ｂ８３４．３；Ｃ９１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２４５８（２０１６）０５－００３２－０９ＤＯＩ：１０．１４１５６／ｊ．ｃｎｋｉ．ｒｂｗｔｙｊ．２０１６．０５．００５　　九鬼周造在《“粹”的结构》中指出，“粹”是“男女在追求（二者距离）无限接近的同时，又绝对不会合二为一，从而体会其间形成的紧张关系”的一种心境，是“寂寞”的“存在者”在与“他者”的“邂逅”与“离别”中自由自在的哲学。九鬼认为“粹”的内涵结构包含三个本质要素：“媚态”“达观”“自尊”。其中“媚态”以“肉体”性为先导，构成“粹”的实质性内容，是“粹”的质料因。九鬼周造认为，所谓“媚态”，是指一元的自己假想与自己相对的异性之间结成可能关系的二元态度，“粹”中表现出的妖冶、娇艳、魅力等都是以这种二元可能性为基础的紧张。这种二元可能性是“媚态”的最根本的存在规定，当和异性达到完全合一而紧张性消失的时候，“媚态”也会自行消失。“媚态”以征服异性为假想目的，其命运是随着目的的实现而消失。“达观”是潜藏在自尊根底的自己对他者的变化无能为力时所采取的一种达观的态度。是意识到自己对现实无能为力而达到的一种淡泊的心态。在以男女关系为中心的“粹”的场合下，“达观”是一种对对方感情变化的一种自觉意识。对于艺妓这一特殊的社会阶层来说，与异性之间的自他关系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她们体验爱情，幻灭苦恼的机会更多，故易形成“达观”的心态。而且这种“达观”多体现于年长者的艺妓。艺妓界的“达观”在普通町众中的定着则是来源于江户的大火。江户火灾频发，一旦有火灾发生，多年积累的财富将会灰飞烟灭。物质上的幻灭练就了町众对“浮世”的“达观”态度。九鬼认为，“自尊”和“达观”都是属于精神性的东西，是“粹”的形式因。三个本质要素尤其是“媚态”是基调，而“自尊”和“达观”则规定了“粹”的民族的历史的色彩。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３－２１基金项目：辽宁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Ｗ２０１４０４０）作者简介：徐金凤（１９７７—　），女，山东潍坊人，沈阳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日本文化、日本近现代哲学。·２３·　　“自尊”是理想主义带来的精神支撑，为“媚态”的二元性提供进一步的紧张与持久力，以保持其可能性始终存在。九鬼周造认为，关于“自尊”的意识来源于武士道，“自尊”中“有着活脱脱的武士道的理想”。但笔者认为，虽然自尊来源于武士道，却包含着对武士的一种反抗。作为意识现象存在状态的“粹”是町人享乐主义的精神体现，鲜明地反映了江户文化的道德理想。接下来将会具体“粹”能够在江户时期形成并定着的具体社会背景条件。一、江户的繁华德川幕府在江户定都后，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制订了“参勤交代制”，这一在宽永十二（１６３５）年制定下来，要求各地大名原则上一年在府，一年在国。为此全国交通大为发达，大名们不得不为此花费巨额开支，在江户广建府邸。因此江户的大名和武士非常多，他们属于被供养阶级，整天无所事事，成为促进江户消费文化发展的有力团体。吉田东伍在１９１０年根据江户大米的消费量推断出当时人口约为１４０万以上，其中武家人口大概有５０万左右（包括其家人及家臣在内）。而幸田成有根据享保六（１７２１）年以来的记录，认为江户当时人口约为１００万～１１０万左右，但武家人口为５０万左右的推断是一致的［１］。在士农工商的等级制度下，五十万的武士属于统治阶层，不参加生产活动，是纯粹的消费团体。由此可以说江户作为都市的基本性格是武士的消费都市。根据商品经济供需平衡的原理，有消费者的地方就会有工商业者，参勤交代制也吸引了众多的御用商人及新兴町人①向江户聚集。另外失去土地的农民也来到江户，成为大名、武士或有钱町人家的“奉公人”。因为各阶层人向江户聚集，江户成为当时世界少有的人口百万以上的“大都市”之一，商业经济极度繁荣。井原西鹤《世间胸算用》中的描写，充分体现了江户当时的繁华。自年末的１２月１５日开始，日本桥、中桥、京桥一带繁华无比，珠宝之市也不过如此。……区区驱魔弓卖至黄金二两，竟有大名家子息乃至町人竞相购买。商家毫无休息之闲暇，真正是钱如流水，白银如雪，走过可远眺到富士山的日本桥的脚步声如同百千万辆车轮通过般轰然作响。……船町的鱼市，翻开每日卖帐，虽是四面临海之国，竟有如此多不知名目之鱼，不由自叹浅薄。神田须田町的菜市，每日由近乡运至的仅大根（萝卜）就有数万驮。装满唐辛子（红辣椒）的浅桶罗列摆放，如同龙田山的红叶之锦。……夜晚来临则灯火通明，尤其是年三十之夜，商家夜入千金之事常有。［２］９５庆长十八（１６１３）年持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书简请求与日通商的英国使者约翰赛里斯在《日本渡航记》中写到：江户之大非骏府之能比，建筑极为壮观华丽。栋瓦与隅瓦皆镀金，户门之柱亦镀金涂漆。［２］９６无疑这是大名家的武家府邸，极尽奢华之装饰。此外，作为荷兰商馆随行医生两次（１６９１年、１６９２年）到过江户的肯比尔在《江户参府纪行》中也写到了当时江户的繁华。（日本桥）前的大路有五十步之宽，民众之杂沓出人意料，大名小名幕府的官吏之列往来其间，着装华美的妇人或徒步或架笼（轿子），百余人的消防队如欧洲·３３·社会研究徐金凤：江户时代“粹”的审美意识形成的社会背景①太阁检地以来，小农自立政策到宽文期成为领主经济的基础，本百姓体制基本形成。这些本百姓是农民身份，需要分担村里的贡租以支持武士阶层的生活。在一些先进的较为发达的地区也开始出现商业性农业，开始小商品生产，这充实了地方的经济实力。于是在元禄时期出现了很多在乡町，以此为基础，一些新兴商人开始向城市发展。他们与世袭的中世町众系谱的特权门阀商人（名门、世家望族）不同，构成了新的町人阶层（商人、手艺人、城镇居民）。军队般列队前行，其制服为褐色皮革外罩……买卖人、吴服商、香种商、神佛师、书籍商、七宝师（景泰蓝）、药种商、立卖者、呼卖者，在自家或门前的路上叫卖着，有的在街道上搭棚而立，棚顶罩黑布遮阳。我们通行之时，竟无一人多看一眼，如此大都市的市民，已经习惯了威仪庄严的队列，对于我们的小队列无人表现出好奇之心。［２］９９这种对事情无所好奇、行事大方的举动被称作“大名气”。如上所述，江户的繁华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商业的发展则进一步提高了新兴町人的经济实力。新兴町人既不是大名武士，也非官商，在“士农工商”这一等级森严的社会环境下，在政治上很难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但经济上的优势却可以促进町人阶层文化的繁荣，并导向了享乐主义的道德风气。如宽文时期戏曲、遊里的发展就是这种享乐主义文化需求的表现有学者把宽文时期的文化特征概括为“人类的解放”，这种文化亦助力了旗本奴与町奴、男伊达的盛行。二、伊达与奴的产生江户时期，出现了一批反抗传统封建等级制度、无视封建伦理道德的“かぶきもの”。“かぶきもの”主要是以中下级武士为主，喜穿天鹅绒襟的和服，不剃月代留全发（总发、立发），腰插武士防身用的长刀短剑到处游逛，并拉帮结派自成一党，保留了武士的杀伐之气，在同党内恪守着武士道精神。如大鸟居逸兵卫，在被抓以后，任凭酷刑拷打，自始至终没有供出同党的名字，在《文选》中被誉为“至死不屈大丈夫”［２］７５。招摇的装扮日语曰“かぶく”，故这些有手好闲之辈就被称作“かぶきもの”。随着町人经济实力的加强及地位的提高，一些町人也模仿这些武士的招摇装扮，佩戴长刀短剑。江户初期，町人出身的“かぶきもの”较少，他们又被称作“町奴”，主要由町人出身的中青年结派而成。武士出身的“かぶきもの”则被称作“旗本奴”，当时较为有名的旗本奴帮派有大小神祗组、白柄组、六法组、吉屋组等。町奴是町人阶层在实力增长的前提下与武士出身的旗本奴相对抗的产物，他们又被称作“男伊达”，被认为是町人中的“侠客”，主要有唐犬组、浅草笊篱组。这在等级森严的时代是很少见到的，“男伊达”的横行反映了町人地位的上升。“伊达”本意为“成为男子汉”，意指侠气、游侠，另有华美、豪华之意，后又成为代表流行的语词。男伊达行信义、重诺言，为了“义”可以不惜性命。“奴”的本意与“伊达”是相同的。“奴”原是大名等上层人家的中下级奉公武士，恪守着十三条的条目规定。崇尚的是以大义为重，不为金钱与女色所动，尊上敬老，严于律己，精于武艺，为上不惜性命。三九天穿一件单衣也不会表现出冷的颜色，一整天不饮食也不会表现出无精打采。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伊达”与“奴”的本意也发生了变化，这一点主要表现在奇装异服、“奴”语言的使用、横行于街市挑衅滋事方面。正如元禄时期三谷舞歌中说唱：“伊达与浮气都是命中注定，来吧，反正最终都是一个死，……大口喝酒，大声喧哗吧，明天不知身在何处。”①，［２］８２变了相的“伊达”与“奴”们出入流连于吉原等遊廓，多有暴乱之举。当时的流行语是“爱咋地咋地”（よしやわざくれ），表现了“伊达”与“奴”们我行我素的张狂行为。但在歌舞伎、净琉璃等作品中，这些人却被美化为侠客广为流传。这也是“浮世”感在民众中的具体体现。延宝七（１６７９）年，平井权八杀死了武州大宫町的卖刀商人并抢走了金银，事后平井权八被捕并处刑。而在后来的歌舞伎中，平井权八却化为美少年，与历史上幡随院长兵卫的传说混为一谈，新吉原有名的遊女浓紫（小紫）也在权八行刑后自杀·４３·日本问题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５期①日语原文为“伊達も浮気も命のうちよ、さ、やがて死ぬ死ぬ、ひっびけ、うん飲め、騒げ、明日をも知らぬ身に”。殉情。元禄十四（１７０１）年，大阪的男伊达五人组在杀人之后被捕并处以死刑，但在行刑后没几天即被编入歌舞伎、净琉璃等，先后成为《难波五人男》《名月五人男》《男作五雁金》《白浪五人男》中五人男的始祖。江户歌舞伎十八番中的《助六》以花川户的侠客出场，在吉原被认为是男人中的男人，与三浦屋的名妓扬卷情投意合，与大胡子意休为敌斗智斗勇。而扬卷与助六则成为九鬼周造《“粹”的结构》中“粹”的本质要素———自尊的具体体现者。被誉为“粉红色薄花樱”的三浦屋的扬卷对大胡子义休说：“冒犯了，在下就是扬卷，即使在黑暗中也能够分辨出助六君和你……”，表现了一种顽强的气慨。“色与自尊坚持到最后、粹的性情”说的就是这种事情。……《钵卷江户紫》中象征“粹缘”的助六向别人挑战说：“臭小子，快快过来向我叩拜”。［３］现实中奇装异服招摇过市、流连于遊廓、到处挑衅、暴走行凶的“伊达”与“奴”们在文学作品中被美化为“侠客”，视为英雄，这反映了当时普通民众对权力阶层的反抗意识。在整个德川幕府统治时期，虽然依然存在着士农工商的身份等级制度，但随着町人经济实力的增强和武士的贫困化，武士与富有町人间的收养过继现象日益增多，到了１８世纪后半期，身份等级制度日益飘摇。甚至花钱就可以买到武士身份。武士日渐失去了作为统治阶级的自信。在文化方面，茶道、花道、瑶曲等武士阶层专属的文化行为沁透到町人阶层，而民众文化也渗透到武士阶层。到１９世纪的化政期，在文化方面已经看不出阶层与身份的区别。这在洒落本、黄表纸、狂言等文学作品中也能体现出来。“伊达”与“奴”的英雄化即是文学对这一社会现实的反应。除了“伊达”与“奴”之外，在经济繁荣文化极盛的背景下，还产生了当时“粹”的文化潮流的另一引领者“江户子”。三、江户子的出现据目前调查的文献资料显示，江户子说法的首次出现是在明和八（１７７１）年的川柳《诽风柳多留》中，其中有以下俳句一首为证：江戸っ子のわらんじをはくらんがしさ江户初期、元禄到享保年间江户子的说法还没有出现。这说明江户子是１８世纪后期产生的，是生于江户长于江户的纯粹的江户人。关于江户子的性格特征，参照山东京传洒落本《通言总篱》可总结为以下几点：一是生于将军膝下，仰望江户城长大。即生于皇城根儿下。二是出生即用玉川山水水道的水洗浴。三是吃着精舂细捣的白米、在乳母和遮阳伞的精心呵护下长大。江户人喜欢吃精心舂过的白米的米芯儿部分。浅草藏前札差的孩子在散步时会有乳母及女佣三人打着遮阳伞跟随，与其说是奢侈，莫如说是经过洗练的江户子町人如此高级的成长环境最终造就了其“いき”和“はり”的特征。四是本多髻的发型。又写为本田髻。始于十八大通中大和屋文鱼的弟子、发型师大黑屋文蝶。要去吉原，必要梳本多髻，这是流行的“粹”的风俗。五是出入于吉原要花钱大方，心存不惜把祖上留的基业都卖掉的决心。买最初上市的鲣鱼不看价格，不留过夜钱，有不计较金钱的气质（心意気）。而以上五点对于刚刚到江户讨生活的人和从地方参勤交代来到江户的没有钱的武士来说是做不到的，是地道的、土生土长于日本桥附近的江户子的专利。可以说江户子的气质始于与武士阶层的对抗。如按照江户时代的生活制度，武士的日常饮食皆由跑外的包办，不能亲自到市场或商店购买，所以只能眼巴巴的看着町人竞相购买初上市的时鲜鱼虾、蔬菜水果，并对之评头品足。故可以说江户町人对时鲜的竞价及品评是对武士阶层的显摆。而札差们的豪奢生活更是如此。有的学者认为，产生于遊里的“通文化”（“粹”的审美意识主流的文化）实际上是不惜金·５３·社会研究徐金凤：江户时代“粹”的审美意识形成的社会背景钱的浪费酿造出来的文化现象。关于十八“大通”们的故事中，“通”们的特点基本都是花钱如流水、富有侠义之心、洒脱大方、着装活力奇特、言行夸张奇特。笔者认为，江户时代流行的“通文化”实际上是前文所提町人享乐文化的一种表现。四、遊里的兴盛随着武士、町人等的迁入以及江户的兴盛，以及江户人口男女比例的失调，导致了“粹”的审美意识的的摇篮———遊里也日渐发展起来。而且在江户东南方的吉原遊里催生的“粹”竟然成为江户文化的主流审美意识，这也充分反映了庶民文化取代了上方文化。据记录，当时江户的男性人口大大高于女性人口。这是因为把家人留在地方只身到江户奉公的单身男性较多的缘故。江户时代町人的人口如下表所示：［４］表１　江户时代町人的人口构成（武士除外）年代人口总数／人男／人女／人男女比享保七（１７２１）５０１　３９４　３２３　２８５　１７８　１０９　６５∶３５享保八（１７２２）４８３　３５５　３１２　８８４　１７０　４７１　６５∶３５享保十八（１７３３）５３６　３８０　３４０　２７７　１９６　１０３　６３∶３７元文元（１７３６）５２７　０４６　３３３　９９７　１９３　０４９　６３∶３７延享四（１７４７）５１２　９１３　３２２　４９３　１９０　４２０　６３∶３７天保三（１８３２）５４５　６２３　２９７　５３６　２４８　０８７　５５∶４５天保四（１８４３）５４７　９５２　２８９　０３２　２５８　９２０　５３∶４７弘化元（１８４４）５５９　４９７　２９０　８６１　２６８　６３６　５２∶４８　　根据参考资料的不同，调查人口数量也会有所出入，幸田成有在《江户的町人的人口》中所列元文元（１７３６）年的总人口为４６　６８６７，男性为２９８０１２，女性为１６８　８５５［５］。但出入不是很大。由上可以得出，武士多、男性多是江户有别于其他都市的显著特点。男女人口比例的严重失衡也是幕府支持吉原遊廓建设的原因之一，除吉原之外，深川、品川、内藤新宿等遊廓的繁盛也与这一人口构成的特点有关。据《见闻传记》记载，庆长年间各倾城屋是散落在各处的，其中比较集中的有三个地方，分别是鞠町八丁目、镰仓河岸和大桥（常盘桥）的柳町。其中鞠町的遊女是江户出身，镰仓河岸和柳町的遊女则分别是骏府弥勒町和京都六条搬迁过来的。后来庄司甚右卫门向幕府提出把倾城屋集中在一起的建议，以防止恶人藏匿于倾城屋，并防止坏人拐骗妇女为遊女。庆长七（１６１７）年，幕府答应了庄司甚右卫门的请求，但要求必须要遵守以下规定：（１）不得在倾城屋之外进行交易，不得向倾城町之外租借遊女；（２）游客只能在倾城屋逗留一日一夜，不得超出时限挽留顾客；（３）遊女的和服仅限于绀屋染，禁止镶嵌金银花纹等奢侈装束；（４）倾城町的建筑不得过于富丽堂皇，且必须缴纳町税；（５）如若发现可疑人物应立即官府。１６１８年，吉原（葭原：茅草之地，与吉原同音）正式营业。这就是吉原的起源。但据《庆长见闻录》的记载，在幕府的弹压之下，吉原曾一度荒废，庄司甚右卫门只不过是重新振兴了吉原而已［２］１４２。吉原的遊女分为局女郎、端女郎、格子和太夫，其中太夫为遊女中的最高级。宽永时期吉原的太夫是指容貌秀美、会唱今样歌（平安时期到镰仓时期流行的新样式歌谣，多以七、五调四句构成）、能吟咏诗歌、能优雅完整的跳完一节持扇舞的遊女。至宽永十九·６３·日本问题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５期（１６４２）年，吉原有太夫７５人，格子３１人，端８８１人，共９８７人［２］１４８。受遊女欢迎的遊客需要具备三个条件：（１）经济实力雄厚。据说至少要有银５００贯目（金八九千两）；（２）要有气质，心胸宽阔，洒脱阔绰，风流倜傥，人品高尚；（３）有游乐的时间。满足以上条件者被称作“粹者”，亦称为“通”。历史上有名的“粹者”有京都的石子、大阪的五兵卫、江户的有纪伊国屋文左卫门和奈良屋茂左卫门。纪伊国屋文左卫门是江户中期的富商，本姓五十岚，纪伊国人，颇有冒险精神，趁江户火灾之际囤积木材，积累了巨额财富，但其晚年凋零。奈良屋茂左卫门也是江户中期的豪商，深川木材商人，通过修建日光东照宫赚了个盆钵满盈。其继承了巨额家产的后代也在吉原很有知名度。除了有钱的新兴町人之外，江户子、旗本奴、男伊达等也是吉原极受欢迎的常客。在遊廓之中，符合好遊女的条件是：（１）有骨气；（２）有情有义；（３）姿色秀美；（４）精通三弦琴和短歌①。其中“有骨气”是吉原遊女的特色，而且，吉原的遊女向来以不向权贵屈服而著称。与遊女尤其是太夫的会见有一定的程序，见面的次数分别被称为一会目、二会目、三会目……。如果游客被认为是俗人，遊女有权决定不再与之会面。可以说在男权主导的封建社会中，遊廓是个特殊的“女权主义”小社会区域。“不屈服于权利，不为金钱所动”是吉原的骨气。这一点也是九鬼“粹”的结构中“自尊”内涵结构的来源。艺妓首先要修炼培养女性美的典型气质，即“媚态”，由“姿色秀美”和“精通三弦琴和短歌”来支撑；其次是卖艺不卖身，以维护职业形象，即有骨气；再次是“忠贞”，不能背叛“旦那”，对客人要严守客人的秘密。这正与九鬼周造“粹”的本质结构———“媚态”“自尊”“达观”相对应。“媚态”是为了吸引异性的必备因素。艺妓行业的特殊性规定了“媚态”的重要性，使异性带有一种容易接近的假想，她们深知异性心目中的理想女性形象，并竭力去表现这种形象，即体贴周到、温柔顺从，让对方容易接受。但是媚态不能超出一定的度，艺妓不能答应客人的任何要求，同时也要保持尽可能长时间的吸引力，延长与对方的二元关系发展，这就需要“自尊”。具体的规范就是卖艺不卖身。艺妓的服装与其它妓女也有所不同，打扮较为端庄，和服带子在背后打结，衬衣领子为白色，发型为岛田髻。这种装束后来被世人所模仿，成为和服的传统穿法。因为禁令所限，在明历大火之前，遊女的装饰是很简朴的，多以绢或捻丝绸为主，条纹则已竖条纹为主，这也是九鬼周造定义的“粹”的艺术形式。九鬼周造认为平行线比其他任何几何图形都要符合条件。因为“永远运动不相交的平行线是二元性最纯粹、最理想的视觉化”［６］５３。因为从视觉上来看，竖条纹的平行线比横纹的平行线更容易把握为平行线。从两眼是左右平行并列的这一人类的视觉特征出发，更容易捕捉到水平平行即垂直走向的竖条纹的平行感觉。而两眼在感觉以上下为平行基础、在垂直的水平上并行的横纹的平行时，需要多少做出一些努力。换言之，“以两眼的位置为基准，水平一般明显表现的是事物的离合关系。所以竖条纹的时候，两条线的背离对立能够被清晰的的意识到，而横纹首先被明确意识到的是一条线的继起的连续，也就是说竖条纹的性质更适合二元性”［６］５４。九鬼周造关于“粹”的自然表现，就是以吉原艺妓为模型的。除此之外，九鬼周造的模型还有深川艺妓，深川艺妓是随着江户城的不断发展和扩大发展起来的。深川的艺妓与吉原的艺妓不同，主要是以商人和中下层市民为服务对象，多带有豪侠气概，即九鬼周造所说的“自尊”和“义气”。艺妓的产生经历了确立表演形式、职业范围以及合法社会地位的过程，在其历史的形成过程中不仅融入了日本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也成为其载体，形成了艺妓的行业规范—艺妓道，并发展形成·７３·社会研究徐金凤：江户时代“粹”的审美意识形成的社会背景①日语原文为：１張り合いがあること　２情の深いこと　３容色の優れてること　４三味線や小唄に優れていること。了“粹”的审美意识。五、遊里文学的盛行吉原的兴盛，促进了以遊里为舞台的文学作品的出现。日本近世的封建社会强调的是“义理”；元禄时代出现的松尾芭蕉的“风雅”以旅行、草庵等形式转向了自然的回归；井原西鹤则是在浮世草子中通过“好色”反映了人类对“欲望”的追求；近松门左卫门则在净琉璃中以“心中”贯彻了“人情”主题。“风雅”“好色”“心中”都是与“义理”相对的概念，体现了对封建伦理的抵抗意识。但这些概念恰恰是日本近代文学的一种潮流。在这一潮流的驱动下，享保年间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学形态———洒落本。洒落本的舞台主要是遊里，可称之为是短篇遊里文学作品。宝历以后的洒落本主要以江户吉原、深川遊里为舞台中心，在明和、安永、天明时期达到最盛，成为江户后期文学的主流。洒落本的主要代表作有宝历七（１７５７）年出现的《圣人的遊廓》（作者不详），写的是孔子逛青楼、释迦殉情修行的故事，以穿越的形式把圣贤滑稽化了。明和七（１７７０）年出版的《游子方言》《辰巳之园》，固定了洒落本章回体的格式。《游子方言》讲述的是“通人”带着自己的儿子游吉原，自认为是通人的自己却不如自己的儿子受欢迎的故事，语言滑稽幽默，亦展现了吉原特有的魅力。《辰巳之园》则在结尾推出了江户深川的艺妓：“京都辰巳鹿社住，江都辰巳有游乐。夫者宇治山，是者深川。富贺冈之边，游情妇之婀耶也勤悉悉书集。吉原北国之名有，学之辰巳之园题。”另“吉原雀闭雌，深川参人述之”［７］３３，即与京都相对的是江都（江户），与吉原相对的是深川。天明五年，黄表纸的著名作家山东京传也进军洒落本行列，写出了《总篱》《倾城卖四十八手》等杰作，迎来了洒落本的全盛期。另外，当时黄表纸的另一代表性作家恋川春町的《金金先生荣华之梦》，也以其洒落和滑稽赢得了众多读者，亦可称之为是通往“通”的世界的入门书。但洒落本因为有过于详细的有伤风俗化的描写，故在宽政改革中受到了政府的镇压。山东京传因触犯了政策而受到了处罚，洒落本的时代告一段落，取而代之产生的文学体是滑稽本、读本和人情本。滑稽本在黄表纸滑稽的基础上加强了讽刺，其代表作有十返舍一九的《东海道中膝栗毛》、式亭三马的《浮世风吕》《浮世床》等。读本属于历史长篇小说，受宽政改革的影响，劝善惩恶的主题较为明显，代表作有泷泽马琴的《南总里见八犬传》《椿说弓张月》等。人情本以直接宣扬人情为主题，在读本情趣的基础上继承了洒落本的会话手法，素材也由历史转向现世。关于人情，天宝七年的《春晓八幡佳年初辑》二中写到：所曰人情，非限于恋路之事，只望世人皆能不拘泥于男女之常住愚叹心苦，唤起世人体解人情之哀，此予拙作之本所［７］３５。即希望世人都能够实心实意的感知到作为“人”的哀伤、心苦、迷茫等人性，强调的是作为人类的爱。很明显，这与封建伦理强调的“义理”正好是相对的概念。这也是江户时期庶民对封建伦理反抗意识在文学中的体现。人情本的代表作当推为永春水的《春色梅儿誉美》。九鬼周造在《“粹”的结构中》也多有引述。《春色梅儿誉美》继承了读本、洒落本、滑稽本、歌舞伎的文学要素，将各种文学要素浑然融为一体，描写了一些平凡而又有代表性的普通人物像，刻画了吉原的遊女、深川的艺妓、净琉璃姑娘、发型师姑娘等的人物，其中对深川艺妓的的描写比重最大，从中也可窥见，化政期江户遊里的代表已经由吉原转到了深川。体现并张杨“粹”的审美意识的文学作品的盛行充分证明了这一文化现象在社会的定着。六、结　语关于日本的民族性，对感性的敏锐远远高于对知性和理性的追求，与对真理和善的追求相比，日本人对美表现出更大的关心。从世界历史来看，日本人美意识也是经过高度洗炼的。在日本规范人类生活的不是宗教上的绝对唯一的神，也不是形而上·８３·日本问题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５期的思维，也不是自然法则的普遍概念，而是美意识。和辻哲郎认为这与日本特殊的风土、如季风气候、照叶树林带、早期开始的农耕生活等有关。日本的美意识不仅停留在感性与美的世界，而是规范到了日常生活的全部。美意识与日本人的日常伦理、有时甚至与宗教性的东西都是融为一体的。因此，日本的美意识不仅是纯粹的美学问题，而应提升到人类学的高度来探讨。众所周知，日本的美意识主要体现在千利休的茶道、松尾芭蕉的俳谐表现出来的“寂び”“わび”，以及观阿祢、世阿祢的能的世界表现出来的“幽玄”。但“寂び”“わび”和“幽玄”是属于上层社会的高尚的美意识，真正由民众创造出来“俗”的美意识则是形成于江户时代的“粹”的美意识。参勤交代制使江户发展成为新兴町人聚集、武士多、男性多的消费型大都市。随着武士、町人等的迁入以及江户的兴盛，再加上江户人口男女比例的失调，导致了“粹”的审美意识的摇篮———遊里也日渐发展起来。并催生了江户子、伊达等“粹”的审美意识的践行者。现实中奇装异服招摇过市、流连于遊廓、到处挑衅、暴走行凶的“伊达”与“奴”们在文学作品中被美化为“侠客”，视为英雄，他们与当时统治阶级政府以及主流思想的对抗则被视为具有“自尊”的男子汉大丈夫气概，这反映了当时普通民众对权力阶层的反抗意识。应这一意识的要求，以洒落本、人情本为代表的褒扬“侠客”与遊女的遊里文学作品应运而生。遊里文学作品的盛行又进一步加速了“粹”的审美意识在社会的推广与传播。九鬼周造在《“粹”的结构分析》一书中论述的“粹”的本质要素———“自尊”“达观”等都是发生于江户时代的“遊廓”“芝居町”以及鱼河岸等场所的美意识。一般所说的美意识都会有一种积淀的感觉，但是“廓”“芝居町”“鱼河岸”等场所的流动性比较大，商品、人、信息的新陈代谢非常快，故“粹”的审美是在流动中产生的，其中的无常感大于积淀性。“粹”的内涵结构之一“达观”是意识到自己对现实无能为力而达到的一种淡泊的心态。在以男女关系为中心的“粹”的场合下，“达观”是一种对对方感情变化的一种自觉意识。与异性之间的自他关系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尤其是艺妓这一特殊的社会阶层，她们体验爱情，幻灭苦恼的机会更多。而民众的“达观”则来源于江户的大火。由于江户城的结构特点，在町人居住拥挤的区域极易发生大火，一旦有火灾出现，就会蔓延到很大范围，引起更大的火势。故有火事与“喧哗”是江户之花一说。火灾的多发促使幕府加强了灭火队的配置。在江户时代，消防员的工作是很重要的，并出现了很多消防名士，即灭火勇士如浅野内近头长直，被尊为赤穗义士。这些消防名士也成了九鬼周造笔下“粹”的内涵结构之一“自尊”的体现者。火灾会使所有在瞬间消失殆尽，因此“浮世”与“达观”在民众的意识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正如九鬼周造所言，“粹”起源于“浮かみもやらぬ、流れの浮身”（身如浮萍，随波逐流）的“苦界”，这正是俗的美意识的直接体现，也是江户时期日本社会生活的集中反映。元禄时期开始形成的“浮世”感在化政文化时期得以定型，并规定了以“粹”的审美意识为代表的化政文化的特征。［参　考　文　献］［１］幸田成有．江户的町人的人口［Ｍ］／／幸田成有著作集：第二卷．东京：中央公论社，１９７３：２４９．［２］儿玉幸多．日本的历史１６元禄时代［Ｍ］．东京：中央公论社，１９７１．［３］徐金凤．解析“粹”的审美意识［Ｊ］．日本问题研究，２０１２（４）．［４］青木美智男．日本的近世１７：东和西江户和上方［Ｍ］．东京：中央公论社，１９９４：１６９．［５］幸田成有．幸田成有著作集：第二卷［Ｍ］．东京：中央公论社，１９７３：２４９．［６］九鬼周造．九鬼周造全集第一卷［Ｍ］．东京：岩波书店，１９８０—１９８２：５３．［７］林屋辰太郎．化政文化的研究［Ｍ］．东京：岩波书店，１９７６：３３．·９３·社会研究徐金凤：江户时代“粹”的审美意识形成的社会背景［编辑　孙　丽］Ｓｏｃｉａｌ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ｏｆ“Ｉｋｉ”ｉｎ　Ｅｄｏ　ＰｅｒｉｏｄＸＵ　Ｊｉｎ－ｆｅｎｇ（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Ｓｈｅｎｙａｎ　Ａｅｒｏｓｐａｃ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ｅｎｙａｎｇ，Ｌｉａｏｎｉｎｇ，１１０１３６，Ｃｈｉｎａ）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ｋｉ”ｉｓ　ａｎ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Ｙｕｕｒｉ　ｄｕｒｉｎｇ　Ｅｄｏ　ｐｅｒｉｏｄ，ｗｈｉｃｈ　ｔｏｏｋ　ｓｈａｐｅ　ｄｕｒｉｎｇＥｄｏ　ｐｅｒｉｏｄ　ｊｕｓｔ　ｄｕｅ　ｔｏ　ｉｔｓ　ｃｌｏｓ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ｓｏｃｉａｌ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Ｓａｎｎｋｉｎｎ－ｋｏｕｔａｉ　ｍａｄｅ　Ｅｄｏ　ａ　ｎｅｗ－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ｖｅ　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ｓ　ｗｉｔｈ　ｍａｊｏｒ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ｏｎｉｎ，Ｓａｕｒａｉ　ａｎｄ　ｍａｌｅ．Ｔｈｉｓ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Ｅｄ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ｏｆ　Ｙｕｕｌｉ，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ｐｒａｃｔｉｔｉｏｎｅｒ　ｏｆ“ｉｋｉ”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ｌｉｋｅ　Ｅｄｏｋｋｏ　ａｎｄ　Ｏｔｏｋｏｄａｅ．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ｙｕｕｌｉ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ｙａｒｅｈｏｎ　ａｎｄ　Ｎｉｎｊｏｕｈｏｎ　ｂｏｏｓｔｅ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ｉｋｉ”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ｉｎ　Ｊａｐａｎ．Ｇｏｏｄ　ｓｅｎｓ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ｅｄ　ｉｎ　Ｇｅｎｎｒｏｋｕ　ｐｅｒｉｏｄ　ｗａｓ　ｆｉｎａｌｉｚｅｄ　ｉｎ　Ｋａｓｅ　ｐｅｒｉｏｄ，ｗｈｉｃｈ　ｓｅｔ　ｔｈｅ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Ｋａ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ｂｙ“ｉｋｉ”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ｉｋｉ”；ｙｕｕｌｉ；ｅｄｏｋｋｏ；ｏｄｏｋｏｄａｔｅ；ｎｉｎｊｏｕｈｏｎ·０４·日本问题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５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