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_开元之治_时期宰相政治探微(胡如雷）

唐“开元之治”时期宰相政治探微胡如雷一般提到“开元之治”,就会首先把目光集中在姚崇、宋曝、韩休及张九龄等一代贤相身上,大摆他们的事迹,但这些名相是在什么条件下出现的玄宗任用贤良的用人路线有什么特色“开元之治”时期的宰相政治中又存在什么问题及玄宗主要采取什么策略对付这种问题等等,尚很少看到有专门的文章论及。在这篇短文里,不可能对有关“开元之治”时期宰相政治中的方方面面都研究清楚,只就其主要方面略抒己见,以就教于大家。普通谈论“开元盛世”时常常用“河清海晏,物殷俗阜”“左右藏库,财物山积”“路不拾遗,行者不资粮”①等文字来加以描绘。这固然是“开元之治”的一个重要方面,却不是使它特别显得光彩夺目的主要原因,因为在武周时期和天宝年间,社会升平、经济发展的状况并不比开元时期逊色,却无人艳称“武周之治”或“天宝之治”。窃以为“开元之治”是一个政治概念,其关键问题主要体现在一个“治”字上,它所以能在公元世纪上半叶在神州大地上异彩独放,是由于唐玄宗李隆基于先天一年、开元之际一举结束了长达半世纪之久的政治动乱局面,从此唐朝政治生活进入了一个稳定、清明的时期。尽人皆知,开元年间,政局稳定得以长期维持多年,是同当时的宰相政治分不开的。史称“开元中,上急于为理,尤注意于宰辅。”②为什么唐玄宗特别重视宰相呢原来在他思想中存在着一个突出的念头,就是恢复“贞观之治”时期的君明臣直。大家知道,“贞观之治”最著名的两条是纳谏与任用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贤相。对前者,玄宗在开元前期是尽量师法的对于后者,也努力做到像太宗一样,尽量摧用①《开天传信记》。②《明皇杂录》上。唐“开元之治”时期宰相政治探微·贤良,即所谓“开元之盛,所置辅佐,皆得贤才。”①在这种思想路线下,玄宗的置相原则是少而精。有一次玄宗在便殿与诸学士宴饮,席间他问李白“我朝与天后之朝何如”白答日“天后朝政出多门,国由奸幸,任人之道,如小儿市瓜,不择香味,惟拣肥大者我朝任人,如淘沙取金,剖石采玉,皆得其精粹者。”②这一用人原则显然来源于接受历史的教训。武则天执政时期,在用人方面的主要考虑是看一个人对她的态度如何。只要能为我所用,一概加以收买,因此所拔摆的人中自然不免鱼龙混杂,良芳不齐,并且引起奔竞之风甚嚣尘上。中宗又大搞所谓“斜封官”,“官爵逾滥”③,宦风更加走向浊乱。玄宗正是有鉴于此,才特别注意要“摧用贤俊”的。自武则天以来,官僚集团恶性膨胀,宰相班子也受到了冲击和影响,玄宗针对这一弊政加以改革,史称“先天以前,宰相多至十余人开元之后,常二至三人。”④这种少而精的原则特别重要,它的好处主要是首先,皇帝用人得以做到“淘沙取金,剖石采玉”,选拔的多是人才中的精英其次,善于趋竞的小人感到相位难得,趋附的气焰不免有所收敛最后,中央最高权力集团比较精干,自然也减少了一些不必要的人际矛盾。玄宗择相是兼重才德的,但他所特别强调的还是把德摆在首位。睿宗复位后在景云二年公元年的一道制中说顷者官失其序,侥幸路开,人不务德,惟速是视⋯⋯不闻公议,唯乞荣班⋯⋯今位参台省,阶列通班,唯务趋竞,余何足纪。联方欲大革浇浮,律归淳俗。自今已后,渴见之日,若更有干冒祈荣者,虽地处亲勋,才称俊秀,皆当格之清议,一从屏黝,崇廉耻之节,洽升平之化。⑤从表面看,这是睿宗李旦所下的制,但我们知道,“睿宗因其子之功”而复位,且“在位不久,故无可称者”⑥。是知制文所体现的实际上还是李隆基的观点。玄宗即位后执行的仍旧是这一用人路线。从制文本身看,李隆基认为是否“才称俊秀”仅居次要地位,首重的是看一个人是否有“廉耻之节”,即在政治、道德上是否作风正派。对于那些有才无德之徒必须加以“屏黝”,不能信重。景云二年制的颁布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它使多年积累下来的官场宦风得以括清,政治生活的面目为之一新。玄宗置相的第二个原则是尽量不轻易重用功臣。史料中有不少姚崇忌功的记载,如刘幽求是曾劝“五王”诛武三思的人物,事后“将行篡逆”时他又与李隆基“潜①《新唐书》卷一二七赞曰。②《开元天宝遗事》下。③《册府元龟·帝王部·革弊》。④《册府元龟·宰辅部·总序》。⑤《册府元龟·帝王部·诫励》。⑥《新唐书·玄宗纪协赞。历史研究年第期谋诛之”,并且日后亲自参加过讨平韦氏的行动。不久,他又在讨平太平公主的斗争中立了功。对这样一位“自谓功在朝臣之右”的大功臣,姚崇却“素嫉忌之”,奏称幽求对所任“散职”不满,“兼有怨言”,在他奏请下,玄宗终于贬刘幽求为睦州刺史。再如握绍京,也参加过讨韦后的活动,以功拜户部尚书,但姚崇“素恶绍京之为人,因奏绍京发言怨望,左迁绵州刺史”。当窦怀贞等“将谋逆”的关键时刻,魏知古向李隆基“独密奏其事”,所以开元初先后拜黄门监、紫微令等显要职务,然而有记载却说,姚崇对知古“深忌惮之,阴加谗毁,乃除工部尚书,罢知政事”①。我们知道,宰相职在调和鼎鼎,须能看得远、器量大,姚崇心胸如此狭小,怎样能成为开元朝的一代名相呢这确实令人难以理解。《新唐书》卷一二一在传末的“赞日”中透漏了一点其中奥秘“姚崇劝不用功臣,宜矣”原来这些功臣先后失宠,并不是由于姚崇个人忌功妒能,而是来源于玄宗和姚崇的一个用人原则—少重用功臣。还可举出另一个例子说明玄宗基本上同意姚崇的。王据其人在诛讨韦后和太平公主等重大事件中都站在李隆基一边,“常预秘计”,玄宗即位后一度受重用,“时人谓之‘内宰相”,,但“或有上说于玄宗日‘彼王据、麻嗣宗濡诡纵横之士,可与履危,不可得志。天下已定,宜益求纯朴经术之士。’玄宗乃疏之。”最后把王据赶出京师,在外州当了刺史,而且对他加以“削封”②。可见唐玄宗本人就不完全信重翼戴过他的有功之臣。实际上,在用人方面的这一原则上,玄宗与姚崇是一拍即合的,并非出于姚崇个人的忌功害能。唐玄宗置相的第三个重要原则是尽可能不用皇亲国戚为宰辅。睿宗复位之初已深感“诸王及皇亲任刺史、别驾,多有想过”,在一道软文中说他们“或闻蠢政,当官不存于职务,处事多陷于偏私。禽荒酒色者盖多,乐善敬贤者全少”③。这当然反映了李隆基对皇亲国戚的看法。所以开元二年公元年玄宗以宋王成器为岐州刺史,申王成义为幽州刺史,那王守礼为貌州刺史,不但把他们赶出长安,而且责令他们在州后“委务于上佐”④。皇亲国戚任地方长官尚不给予实权,被上佐所架空,他们到京师挤入宰相行列就更根本没有可能了。玄宗又禁约王公,不让与外人交结,皇亲国戚基本上被封闭起来,与政务完全隔绝。对皇亲国戚的违法行为,玄宗一律绳之以法。此类事迹很多,不一一列举。从上述情况看,皇亲国戚凭借血缘纽带在政治上大搞特权,是比较困难的。《新唐书·宰相表》所列的开元年间之“三公”中虽然不乏李氏诸王,但尽人皆知,唐代的“三公”不是真正的宰相,真正掌握相权的是同中书门下三品,或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表》同中书门下三品中所列的货真价实的宰相中却无一人以上均见《旧唐书》本传。’日唐书》本传。《册府元龟·帝王部·诫励》。《旧唐书·玄宗纪上》。①②③④朋唐“开元之治”时期宰相政治探微是重要的皇族中人或其他国戚。由此可见,裙带关系在开元时期的宰相政治中是派不上用场的。在历史上,政局稳定的时代常常是正直君子得势的时期,政治动荡往往是奸候小人得势的大好机遇。从武则天到先天、开元之际以前,政局连续出现大的波动,所以小人势力甚嚣尘上,在这种形势下,甚至本来正派的人也会蜕变为债臣。李隆基对这种投机分子是很有警觉的,即使他们中有人把政治赌注押在他本人身上,也不会受到信重,因为政局混乱中投机分子本质最容易得到充分的暴露,被他看清。崔日用就是这样的人,他在宗楚客、武三思等竞为朋党的时期,“潜皆附之”,后来韦后称制时,他把赌注全押在李隆基身上,“深自结纳,潜谋翼戴”最后还参加过讨平太平公主的活动。可以说这是一个既敢于又善于投机的人,在政治赌场中常常是赢家。但是李隆基掌权以后,他的本质已暴露无遗,所以“复求入相,竟亦不遂”。可见玄宗在开元时期还有一条不使小人入相的原则。正是由于玄宗坚持了上述一系列正确的置相原则,所以开元朝的宰相大都作风正派,为官清直,政事堂充满了正气,邪气难以渗透其间。关于姚、宋、韩、张诸名相的嘉言鳃行,尽人皆知,无需介绍。其他良相的为人、治绩在史料中也比比皆是,但知道的人却并不普遍,兹举其重要记载以略明之。卢怀慎“少清俭廉约,不营产业”,至开元初“及秉钧衡,器用服饰无金玉文绣之丽,所得傣禄,皆随时分散,而家无余蓄,妻子不免匾乏”,就连他的儿子卢灸亦“历任以清白闻”,“岭南利兼山海,前后牧守赃污者多,乃以矣为岭南太守,贪吏敛迹”①。卢怀慎父子可谓一门清廉。李元绒在开元初迁万年县令,“赋役平允,不严而理”,治绩比较突出,所以不久摺为京兆尹。当时三辅一带“诸王公权要之家”皆缘渠建立碾硝,“以害水田”,元绒知道后“令吏人一切毁之,百姓大获其利”。他“性清俭,既知政事,稍抑奔竞之路,务进者颇惮之”②。任用这样一位宰相的意义不仅仅是重用了一名贤良,更重要的是在他的影响下使整个宦风大为改善,政治走向清明。再如裴光庭,其人“沉静少言,寡于交游”,显然不会去搞不正当的人际关系。他在“既历清要”之初,时人“初未许之”,然任职稍久,“公务修整,众方叹伏焉”,因而最后终于拜相③。魏知古也是开元朝宰相中的重要人物,宋憬对他有这样的评价“叔向古之遗直,子产古之遗爱,能兼之者,其魏公乎”④活生生的一个双料贤相。上述史实说明,开元时期确实类似贞观朝,贤相满朝的宰相政治前后辉映,令人目不暇接。①《大唐新语·清廉》。②日唐书》本传。③日唐书》本传。④《大唐新语·劝诫》。历史研究“开元之治”时期的宰相政治比较正常和清明,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中就万事大吉,不存在任何问题了。仔细深入分析,尽管主流是好的,支流的弊端也不是没有,值得后人注意和借鉴。首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虽然人数不多,但毕竟是一个议政、决策班子,既然宰相非止一人,就存在一个个人能否充分发挥积极性和作用的问题。开元时期宰相政治中经常出现的问题之一是有的宰相实际处于被架空的地位,起不了真正的作用。先天年间,“军国庶务,多访于姚崇,同时宰相卢怀慎、源乾耀等但唯诺而已。崇独当重任⋯⋯”①。如源乾暇在其他宰相面前就‘不敢与之争权,每事皆推让之”。后来李元绒、杜逞“知政事”时,源乾哩仍然是“无所参议,但唯诺署名而已”。连古代的史臣也批评他“职当机密,无所是非,持禄保身,焉用彼相”②实际上,这绝不能仅仅归之于源乾暇本人。持此种“无所是非,持禄保身”态度的人不是个别的。卢怀慎是尽人皆知的“伴食宰相”,无需多加介绍。开元中的工部尚书牛仙客“既居相位”以后,所能做的只是“唯诺而已”。“百司有所浩决”,他的回答只是“但依令、式可也”,他个人则“不敢措手裁决”③。这一方面固然注于牛仙客自己毫无相才可言另一方面也应看到,政事堂集体议政的体制也使尸位素餐者有适宜的生存土壤。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是一个集体负责的宰相班子,但集体负责有时候等于谁也可以不负专责,一但出现了问题和差错,每一个人都可以推卸责任。在我国封建社会,历一让都实行中央集权制下的官僚政治,这种官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历来官僚们都患一个流行的职业病,即搞派系斗争,人事矛盾特别复杂。开元时期的宰相政治也属封建的官僚体制。自然不可避免地产生这一病态。政事堂并不是一个一贯和衷共济的平静之地,而是一个充满了人事纠纷的是非场所。开元时期宰相班子中最早发生的矛盾是姚崇与张说之间的姐龄。论与玄宗的关系,张说自然具备先天的优势,“不惟东宫之旧,复赞先天监国之事,情义至密,非他相可比,故任用以来,言必从计必行”④。玄宗诛太平公主后,征姚崇为同州刺史。他“素与张说不协”,张说讽赵彦召“弹之”,没有想到玄宗不纳,姚崇终于拜相。后来二人“同为宰辅,颇疑阻”,屡次“相侵’,张色对姚崇“衔之颇切”。姚崇自己也承认二人间“衅隙甚深”⑤。最后张说为姚崇所构出为相州刺史。在姚、张关系问题上,玄宗处理得比较得体。对此,宋人孙甫有一段中肯的议论初,明皇以崇可相,将召之,张说辈谗言交结,一不能动,遂以大柄付之崇,①《册府元龟·宰辅部·任职》。②《旧唐书》本传及“史臣曰”。③《册府元龟·宰辅部·不称》。④《唐史论断》中《册忠王为皇太子》。⑤《大唐新语·匡赞》、《明皇杂录》上。·唐“开元之治”时期宰相政治探微荷其信任之意,力救时弊,行之不疑,数十年纷乱之政,旬日而变,纪纲法令,卓然振起,非君臣相得之诚至深至悉,何以及此然为姚崇则易,为明皇则难。⋯⋯张说有辅诩旧勋,素亲倚任,方居左右,与崇不协,崇虽才过于说,适在疏远,不任说而任崇,此所以为难也。①可见玄宗轩姚轻张是行之不易的,这与他当时善于知人有关。应当承认,张说在人品上不能不说是略逊姚崇一筹的。张仁裕说张说其人虽有“宰辅之才”,但“多诡诈,复贪财贿,时人亦多之,亦污之”②。还有记载称张说是“幸按人也”,他任并州刺史时曾经“馅事”过王毛仲,“饱致金宝不可胜数”。不久,毛仲巡边时在天雄军与张说相遇,张说竟“把毛仲手起舞,嗅其弊鼻”③。姚崇曾批评张说“少怀奢侈,尤好服玩”④,恐怕不完全是有意贬损,而是有事实根据的中肯之辞。玄宗在这互有矛盾的二人中重姚轻张,并且在以后不久免去张说的相位,可以说是恰当的抉择。开元中期是宰相班子中风浪迭起的多事之秋。十五年年,尚书左承相张说与御史大夫崔隐甫日书《玄宗纪》误作“崔德甫,’、御史中垂宇文融“以朋党相构”,玄宗因下制让“说致仕,隐甫免官侍母,融左迁魏州刺史。”⑤当时崔、宇文二人虽尚未拜相,但张说毕竟是作为尚书左皿相卷入这场高官显宦的斗争的。在难以判明谁是谁非的情况下,玄宗采取各方均罢的做法,是有其正确性的,它可使宰相及高官显宦们认识到,谁要闹无谓的人事纠纷,到头来很少有人会沾到便宜,其后果往往是两败俱伤。杜逼是正直清廉的良相,李元纹也是循良之臣,但二人同任宰相时,杜退“与李元绒不协”⑥,双方闹人事纠纷。对此,玄宗在开元十七年年的制中除了批评二人“不能同心戮力,以抵帝载,而乃肆怀相短,以站朝伦”外,还宣布了对二人的处理“逼可荆州长史,元结可曹州刺史”⑦。这又是坚持了双方两罢相的原则。正因为玄宗采取了这一正确的态度和政策,所以开元年间尽管宰相班子和官场中存在一些人事纠纷和矛盾,但从总体看,问题还不十分严重,没有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应该说,宦风的主流是好的。对“开元之治”,孙甫有划分为三个阶段的说法明皇即位之初,励精政事,得姚崇、宋曝、张九龄之徒继为辅相,尽力赞助,①《唐史论断》中《相姚元崇》。②《开元天宝遗事》下。③《朝野金载》五。④《明皇杂录》上。⑤《旧唐书·玄宗纪上》。⑥《旧唐书》本传。⑦《册府元龟·宰辅部·罢免》。历史研究故德化被于人间,风俗既厚,狱讼几息。及在位渐久,怠于政治,虽奸邪乘间而进,尚有忠贤任用,未至大害于政。及罢免贤相,专任奸人,直臣言事,遂遭杀戮,三子无辜,俱以谗死,其他流贬者不可胜道,此固君之大过⋯⋯①。简言之,开元初期是君子当权,小人失势,至中期则奸邪、忠贤并用,末期是直臣失权而奸按猖撅。随着奸债势力由小到大,从不得势到受宠,朝廷中的斗争必然由不大尖锐而日趋尖锐和复杂,所以越到开元后期,宰相间的矛盾越显得突出。张说任中书令期间,“素恶”宇文融“之为人,又患其权重,融之所奏,多建议争之。融揣其意,先事图之”。结果张说在宇文融、崔隐甫的弹奏下罢相。宇文融恐怕张说将来还会“复用,为己患”,遂“数潜毁之”。因此引起玄宗的反感,“恶其朋党”,寻贬宇文融为魏州刺史②。开元二十一年年,侍中裴光庭卒,玄宗令萧篙“举朝贤以代光庭”,萧篙以韩休“柔和易制,故荐引之”。不料休拜相后多能“折正”萧篙,不因私恩对他有所相假,于是篙“遂与休不协”。宋曝以此称赞韩休有“仁者之勇”③。不难看出,萧篙确实是私心太重,器量狭小,故与生性峭直的韩休不能相容。开元二十三年年前后,李林甫“自无学术”,他知道张九龄“文行为上所知,心颇忌之,乃引牛仙客知政事”④。由此在牛仙客的取舍上引起了一场争论。关于此事,《大唐新语》卷七的记载比较细致,特全部迩录如下牛仙客为凉州治今甘肃武威都督,节财省费,军储所积万计。崔希逸代之,具以闻,诏刑部尚书张利贞覆之,有实。玄宗大悦,将拜为尚书。张九龄谏日“不可。尚书,古之纳言,有唐以来,多用旧相居之。不然,历践内外清贵之地、妙行德望者充之。仙客本河涅一吏典耳,拔升清流,齿班常伯,此官邪也。又欲封之,良为不可。”⋯⋯玄宗不悦。翌日,李林甫奏“仙客宰相材,岂不堪一尚书九龄文吏,拘于古义,失于大体。”玄宗大悦,遂播仙客为相。玄宗用仙客为相,“颇忧时议不协”,连宦官高力士都对他说“仙客出于骨吏,非宰相器。”⑤事实也说明牛仙客进人政事堂后确实起不了宰相议政与决策的作用。张九龄与李林甫之间的争执确实具有忠贤与奸按之争的性质。开元朝的宰相政治从何时开始由第二阶段进入第三阶段呢窃以为开元二十四五年之际是关键时刻。开元二十二年年时,张九龄为中书令,李林甫以礼部侍郎拜相,裴耀卿为侍中,当时尚属贤按并进时期,是第二阶段的明证。二十四年年,在任用牛仙客的问题上张九龄与李林甫展开了公开的斗争,结果玄宗站在林甫一①《唐史论断》中《刑罚几措推功李林甫、牛仙客》。②日唐书》本传。③日唐书》本传。④《旧唐书·张九龄传》。⑤《明皇杂录》补遗。·唐“开元之治”时期宰相政治探微边,仙客终获实封。此时“裴耀卿与九龄善,林甫并疾之”。双方尚处于势均力敌的局面。至这年十一月,形势发生了急转直下的变化,当时“林甫日短九龄于上,上浸疏之”。接着由于严挺之为王元淡一案卖力,而“九龄与挺之善”,玄宗乃“以耀卿、九龄阿党”,并罢去二人相职。次年,监察御史周子谅“弹牛仙客非才,引谬书为证”而获罪,李林甫抓住时机说周子谅是“张九龄所荐也”,结果玄宗贬九龄为荆州长史①。至此,开元朝的宰相政治发生了巨大变化,遂正式进入第三阶段。从九龄获谴之日开始,“自后朝士惩九龄之纳忠见斥,咸持禄养恩,无敢庭议矣”②。政事堂议政的声浪随之趋向消沉,宰相政治日渐削弱。朝廷上呈现小人得势的一派衰象。由第二阶段转人第三阶段的重要因素,一般都强调唐玄宗的个人变化,最典型的议论莫过于《新唐书》卷一二六的“赞日”人之立事,无不锐始而工于初,至其半则稍怠,卒而漫渲不振也。观玄宗开元时,厉精求治,元老魁旧,动所尊惮,故姚元崇、宋爆言听计行,力不难而功已成及太平久,左右大臣皆帝自识摧,押而易之,志满意骄,而张九龄争愈切,言益不听。我们承认,居帝位太久,是会发生局部蜕变的,唐玄宗自然也难以例外。但我们不能完全归之于个人的蜕变,开元时期宰相政治之所以从第二阶段转入第三阶段,还有其客观条件。《旧唐书》卷一五传末“史臣曰”宇文融、韦坚、杨慎矜、王拱皆开元之幸人也,或以括户取媚,或以潜运承恩,或以聚货得权,或以剥下获宠,负势自用,人莫敢违。可以看出,开元末是一个大用计臣的时候,这些计臣中如宇文融就曾进入宰相班子,有些虽未拜相,也和宰相的除拜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史称“后李林甫用紫暇之谋,爱兴变造牛仙客取彭果之计,首建和杂,数年之中,甚觉宽贷”③。据陈寅格先生考证,“紫暇”当作“裴耀”,“耀”后脱去一“卿”字,所以“紫暇”当作“裴耀卿”,其说甚是④。事实说明,李林甫的得势,不能完全归之于他的狡猾,与他荐用牛仙客等计臣有关。尽人皆知,牛仙客作为财计之臣终于获得了政事堂议政的身份。他所倡导的和来是在开元二十五年年才大兴于关中的,而这也正是宰相政治发生剧变的关键年代。玄宗之所以大用计臣,不能完全用他“厌倦万机,日态侈逸”,导致关中匾乏来加以解释。更重要的原因是,土地日益集中,农民逐渐破产,按丁征敛的租庸调制已经①以上见《资治通鉴》卷二一四。②《大唐新语·识量》。③《高力士外传》。④参见俞大纲《读高力士外传释“变造”“和朵”之法》,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本第分。历史研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财政开支的增加除了因为“天子骄于佚乐而用不知节”①,还由于玄宗“见海内完治,堰然有攘却四夷之心”,宇文融正是“度帝方调兵食”②,才大兴括户的。可见大批财计大臣涌入中枢,除了因为皇帝、百官的腐化和奢靡外,还由于经济形势、开边政策等很多方面的客观情况的变化所引起。正是这场官场剧变导致了张九龄的罢相。《国史补》上元宗开元二十四年,时在东都⋯⋯欲西幸。裴樱山、张曲江谏日“百姓场圃未毕,请待冬中。是时李林甫初拜相,窃知上意⋯⋯乃言“二京,陛下东、西宫也,将欲驾幸,焉用择时假有妨于获,则独可绷免沿路租税。臣请宣示有司,即日西幸。”上大悦。自此驾至长安,不复东幸。旬月,耀卿、九龄俱罢,而牛仙客进焉。裴樱山即裴耀卿,张曲江即张九龄,二人因为不欲玄宗西还长安而与李林甫发生矛盾,玄宗幸东都具有就粮的性质,如果关中财政状况好转,府库充裕,皇帝就可免去不断东幸之苦。从此车驾“不复东幸”的关键实在于进用牛仙客,关中此后大兴和朵,可见正是在财用问题上产生了罢张九龄和进用计臣牛仙客的事件,李林甫也恰恰是利用这一争执进一步争得了玄宗的信用。既然“开元之治”是一个政治范畴的概念,那么宰相政治就必然是它的关键间题,所以政事堂的人事巨变必然起着里程碑式的作用。开元二十四年张九龄罢知政事,同年牛仙客拜相,从此形成李林甫一派独霸政事堂的局面。此后,尽管开元年号还持续了五年,但作为一个政治概念,“开元之治”却从这一年就已寿终正寝了。责任编辑高世瑜〔作者胡如雷,年生,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①《新唐书·食货志②《新唐书·宇文融传》赞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