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中后期三省决策与权力运作机制_田志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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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不会有如此提议，尚书右丞王安礼也不会反对。蔡确任右相后，独专政柄，凡除吏，左相王珪皆不与闻。后累月，王珪乃言:“臣备位宰相，不与闻进退百官，请尚书省官及诸道帅臣许臣同议。”上许之。①王珪奏请的仅是除官一项，而且还是“尚书省官及诸道帅臣”的除授，其他官员亦不再同议之列。由此可见，门下省因失去取旨权，其实际权力大为削弱。蔡确“名为次相，实颛大政。珪以左仆射兼门下，拱手而已”。②同年六月十三日，又诏:“尚书省六曹事应取旨者，皆尚书省检具条例，上中书省。又诏门下、中书省已得旨者，自今不得批札行下，皆送尚书省施行。著为令。”③第二日又明确了尚书省送中书省取旨的时间限制:“六曹申尚书省、尚书省送中书及过门下省文字，皆随事立日限。即尚书事应取旨者，皆日具件数，录目尾结后批日时，执政官书押，送中书省，各限一日，有故者听展。若送中书省取旨，事已进呈不行者，每旬录报尚书省。皆著为令。”④这两次诏令进一步规定了尚书省与中书省的各自，尚书省六部将应取旨事申报尚书都省，然后由都省检具相关条例、注拟进呈期限，再送中书省，然后由其进呈皇帝取旨。如取旨事无法施行，中书省则须每旬通告尚书省。此举既保证了中书省的取旨权，又强调了尚书省的执行权。二由中书省独取旨走向三省同进拟同取旨中书省权重、门下省权轻、尚书省奉行的三省权力运作机制一直维系到元丰八年，该年三月神宗英年早逝，年幼的哲宗即位，英宗皇后、神宗生母宣仁皇太后高氏权同处分军国事，垂帘听政，称太皇太后。朝政掌握在高太后手里，高氏思想保守，对神宗熙丰时期的变法甚为不满，对朝中的变法派官员也很有意见。高氏掌政后，寻找着调整中枢权力格局的突破口，而同年五月庚戌左相王珪的去世成为中枢权力调整的契机。同月戊午，也就是王珪去世九日后，高太后诏命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蔡确守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知枢密院事韩缜守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资政殿学士司马光录门下侍郎，门下侍郎章惇知枢密院事。⑤改制后中书权重、门下权轻的格局高氏是知晓的，将变法派代表蔡确由右相升为左相，名义上蔡确由次相成为首相，可是从当时的权力分配来看却是从实权宰相降成了“无权”(至少是权轻的)宰相。此外，在任命蔡确为左相的同时高太后还任命反变法派的韩缜为右相，掌握中书取旨大权，司马光为门下侍郎。蔡确迁左相后，宣仁高太后试探性询问蔡确右相的人选，蔡确当然主张让变法派的章惇任右相。蔡确深知自己定为左相，想推荐一位政见相同、立场一致的同僚任右相，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自己任左相以后变法派在朝中的劣势。其意与高氏正好相反，高氏决定任命韩缜为右相。而章惇由门下侍郎迁知枢密院事，虽为升迁，但是离开了中枢政务处理的中心。司马光为门下侍郎，以此进一步牵制蔡确。⑥此时三省中尚有中书侍郎张璪和尚书右丞李清臣，尚书左丞缺。张璪此前虽党附蔡确，但此人“善窥主意，随势所在而依附”，⑦属于见风使舵之人，没有坚定的政治立场。李清臣虽支持变法，但此时表现尚不明显。所以高氏也未撤换他们，二人得以继续留任。这些人事安排高太后必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神宗去世不久，垂帘根基尚未十分牢固，如此任命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失为一种稳妥的处置方式。这样三省中的变法派与反变法派基本形成均势，蔡确、张璪、李清·37·北宋中后期三省决策与权力运作机制①②③④⑤⑥⑦《长编》卷327，元丰五年六月乙卯，第7871－7872页。《宋史》卷471《蔡确传》，第13700－13701页。徐松等辑《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之七五，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本，第2340页。《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之二一，第2340页。《长编》卷356，元丰八年五月戊午，第8520页。《长编》卷356，元丰八年五月戊午，第8520页。《宋史》卷328《张璪传》，第10570页。臣当属一派，而韩缜、司马光则为同党。在人数上变法派占优，在权力配置上，反变法派掌握中书省实权。同年六月庚寅，资政殿大学士兼侍读、反变法派吕公著上奏太后，主张革除熙宁以来的新法，以宽民力。①高太后遂将吕公著上奏札子交付司马光，令其详公著“所陈更张利害，有无兼济之才，直书当与未当以闻”。司马光言于太后:“公著所陈，与臣所欲言者，正相符合。”②于是吕公著上奏后的第八日，即元丰八年七月戊戌就被委任尚书左丞，进入三省执政序列。吕公著的任命，应是司马光向宣仁太后提议的，以补左丞之缺，在尚书省牵制右丞李清臣。这样三省宰执中反变法的有三位，支持变法的蔡确、张璪。在宰执人数上，反变法派小有优势。因此吕公著担任左丞五日后便上了一道奏疏。③在此疏中，吕公著指出神宗改制后施行的中书省取旨，门下省审覆，尚书省施行的运作模式，虽有三省同进呈取旨的规定，但实际上在时为右相蔡确的阻挠下三省同进呈的事例极少。吕公著不敢明指神宗三省制之非，只言当时神宗御臣有方，事多亲决，执政之臣奉行成命即可推动三省制的正常运作。吕公著上此奏的目的是建议太后令三省执政官与宰相同进呈同取旨，这样就可以扩大自己的发言权和参政权。因为按照之前的规定，尚书省只有执行权，作为尚书左丞的吕公著是没有权限与宰相共同取旨的。有学者指出吕公著此疏旨在实行三省同进呈取旨，改变中书省一省独尊的局面。④这种认识未看清此疏的本质和当时三省的权力格局。此疏中虽有“三省执政官同上奏禀”的请求，但其是基于“应三省事合进呈取旨者”，也就是说只有三省同取旨时，尚书左右丞应该在取旨宰辅之列，而并非凡事均需三省同取旨。因为此时宰辅集团中反变法派已占优势，控制了中书省的单独取旨权，如果吕公著此时旨在要求三省同取旨，势必会扩大左相蔡确控制的门下省权力，这是反变法派不愿看到的。《古今源流至论》后集卷2载:“自吕公著有同舟共济之说，而执政皆协力。”⑤三省执政“皆协力”虽不足凭，但自吕公著奏请后执政有了更多发言权和议政权当是定谳。吕公著任尚书左丞后奏请执政同进呈取旨，这样三省中反变法派的力量就增强了。而蔡确并不甘心权力的逐渐丧失，于是借机弹劾右相韩缜，史载:“哲宗立，(蔡确)转左仆射，韩缜入相中书，用其两侄为列卿，确风御史中丞黄履劾缜，始诏三省，凡取旨事及台谏官章疏，并执政同进拟，不专属中书。盖确畏失权，又复改制也。”⑥关于韩缜任用其两侄为列卿、黄履弹劾韩缜，《长编》卷359记载颇详，⑦黄履为蔡确死党，“履素与蔡确、章惇、邢恕相交结，每确、惇有所嫌恶，则使恕道风旨于履，履即排击之”。⑧左相蔡确利用御史中丞黄履弹劾右相韩缜，收到了一石三鸟之效:一是，自此以后“三省合取旨事及台谏章奏，并同进拟，不专属中书”，⑨这样蔡确可以与右相韩缜共同议政参与进拟取旨。“韩缜以犹子避亲，改授之命，而三省同取旨”，瑏瑠这是蔡确想要达到的主要目的。二是，右相韩缜逐渐失去太后信任，黄履弹劾韩缜任用宗亲，超次擢迁，是破坏祖宗家法，有违“故事”，这使打着“复祖宗故事”旗号、一心废除新法的太后对韩缜颇感失望，责降了韩缜的两侄。三是，黄履弹劾韩缜时，亦捎带了吕公著之子吕希绩，表面上虽是褒扬之词，但实际上是提醒太后预防朝中执政亲子援引、结党罚异，结果吕希绩被逐出朝外任，因此蔡确亦打击了反对派吕公著。除了三省同拟同取旨外，蔡确还令黄履·47·《史林》6/2013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瑏瑠《长编》卷357，元丰八年六月戊子，第8550页。《长编》卷357，元丰八年六月戊子，第8552页。《长编》卷358，元丰八年七月戊戌，第8561页。袁良勇:《宋代三省制度演变研究》，河北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第26页;张复华:《北宋中期以后之官制改革》，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年版，第73页。林:《古今源流至论》后集卷2《三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942册，第177页。《宋史》卷471《蔡确传》，第13700—13701页。《长编》卷359，元丰八年九月乙巳，第8595—8596页。《宋史》卷328《黄履传》，第10573页。《长编》卷359，元丰八年九月乙巳，第8595—8596页。《古今源流至论》后集卷2《三省》，第177页。奏请三省合班差除，进一步融合三省，将三省政事权、人事权牢牢绑在一起，彻底改变之前中书权重、门下权轻的局面。关于黄履奏请三省合班差除的上疏今已不存，但是我们可以从元丰八年(1085)十二月戊寅，侍御史刘挚的奏言中得以窥探一二，其言:及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临御之日，御史台、礼部、阁门同定垂帘仪制，其时众论欲因此合三省班次，以正其事者，而或恐忤确之意，乃言官制不可辄改，遂且如故。无何，适会王珪薨谢，执政递迁。确以左仆射进兼门下侍郎，以谓去中书之位，则无差除之权，不便也。实时阴令御史中丞黄履上言以为请，朝廷从之。于是差除方归三省合班取旨矣。①神宗去世，高氏垂帘在八年三月，因为御史台、礼部、閤门等同定垂帘仪制，借此机会，当时“众论欲因此合三省班次”，但是当时蔡确亦任右相，三省基本是蔡确一派控制，所以众官又怕“忤确之意”，于是三省运作机制如旧。在高氏垂帘至王珪去世的两个多月里，虽然有官员提议三省合班，但是一直遭到蔡确的坚决阻止。同年五月左相王珪去世，蔡确明升暗降为左相，由此失去了中书省的单独取旨权。所以其令御史中丞黄履奏请三省合班差除的运作机制。黄履此次奏请应该在其弹劾右相韩缜奏效后所上。蔡确先取得了三省同取旨的权力，又谋取三省合班差除的权力，因为三省已经同取旨，但中书省仍是政务处理的中心，三省分班奏事，政敌韩缜控制的中书省与吕公著所在的尚书省仍可背着门下省做出对蔡确不利的事。如果三省合班差除后，蔡确即可对他们形成监督，参与人事任命权。从刘挚奏言中可以得知高太后批准了黄履的奏请，使三省合班差除成为之后的正式工作机制。三省政事同取旨，人事合班差除，加之吕公著奏请的执政同进拟，虽然可以做到三省官员的集思广益，但是这相对于“中书取旨、门下审覆、尚书施行”的运作机制来说，本来有利于反变法派的运作机制，现在却没了什么优势，凡事还需与变法派蔡确等商议施行，一些废除新法的就会受到蔡确的抵制而不能顺利通过三省颁行。时侍御史刘挚言:自陛下进用司马光、吕公著以来，(蔡确)意不以为便，故确内则阳为和同，而阴使(章)惇外肆强悍，凌侮沮害。今庙堂之情，极不和谐。近日政事，大段稽壅，每议一事，一人曰可，一人曰否，一与之合，一与之离，有终日不能决一事者。②刘挚道出了三省同取旨、合班差除后，蔡确、司马光、吕公著、张璪等人所在的三省运作的弊端，反变法派欲革除新法、恢复祖宗旧制，变法派却戮力护持新法，沮排政敌，③两派的明争暗斗大大增加了政务处理的内耗，造成了政事多积滞，政令难以畅通。元祐元年(1086)正月丙辰，侍御史刘挚再次上奏太皇太后，指出当时三省的政务运作已经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每件政事的商讨都需经过两派的“口舌纷纭”、唇枪舌剑后才能决定，即使政事论决后到颁布执行的时候，又会遇到内外官吏的迟疑两端，不肯断然奉行。政令难产，有令不行的情况更加突出。这引起了高太后的关注，尤其是刘挚所言的蔡确等“坐待他日反复变更而执今日之事”，④不能不引起太后的高度重视，待高氏寿终正寝后，哲宗亲政，蔡确等变法派可能卷土重来，如此则“恢复”之政就会前功尽弃，毁于一旦。这使太后开始考虑罢黜蔡确等人。同年闰二月庚寅，高太后诏命左相蔡确知陈州，罢去了他的相职。同时任命门下侍郎司马光为左相。同月壬辰，尚书左丞吕公著迁门下侍郎，同月丙午吏部尚书吕大防为尚书右丞。蔡确罢黜后，中书侍郎张璪失去靠山，在宰辅集团中无所依凭，势单力薄。尚书左丞李清臣虽支持新法，但其“依阿其间，俯仰徘徊以伺势之所在而归之”。⑤这样，三省已经基本控制在反变法派手中。·57·北宋中后期三省决策与权力运作机制①②③④⑤《长编》卷363，元丰八年十二月戊寅，第8677—8678页。《长编》卷362，元丰八年十二月甲戌，第8672页。《长编》卷364，元祐元年正月庚戌，第8716页。《长编》卷364，元祐元年正月丙辰，第8729页。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卷118《上哲宗论蔡确等观望不肯协心改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296页。三反变法派控制下的三省职权之消长司马光任左相后即再次奏请起用已经致仕的元老重臣、反对变法的文彦博，①其用意是想借文彦博的威望扩大朝中的反变法派的力量，文彦博历仕仁、英、神、哲四朝，德高望重，最重要的是他反对新法，是祖宗旧制的代表。这次司马光仍然自请为门下侍郎，以文彦博任“太师兼侍中，行左仆射”，其实就是首相，但考虑到文彦博年事已高，司马光也作了变通，即日常政务由右仆射处理，疑难政事再咨禀彦博，②也就是起到以备顾问的作用。时高太后已任命司马光为首相，再降其为门下侍郎显然不合适，于是高氏并未同意司马光的奏请。同年三月右相韩缜乞罢，右相即将空缺，高太后想起用文彦博为右相，司马光则请自任右相，将左相让与文彦博，太后拒绝了司马光的建议。四月己丑，韩缜罢右相。太后决定起用文彦博，并让朝臣讨论文彦博的具体安排。御史中丞刘挚、右正言王觌、左正言朱光庭等发表意见，不赞成文彦博出任宰相，他们共同言明的理由是“彦博春秋高，不可为三省长官”。③其实这些反变法派官员不欲让文彦博出任宰相，除了文彦博年事已高外，还有更深层次的考虑。文彦博的资历虽高于司马光，但是在反变法派中的影响远不及司马光，司马光在神宗熙宁之际，与主持变法的王安石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其在反变法派中树立了光辉形象，成了反变法派的精神领袖。文彦博虽也反对新法，但其远不及司马光有号召力。再者，司马光此时病情已很严重，其时常发出“四患(青苗、免役、将兵、元丰宋夏战争的后果)未除，吾死不瞑目”的感叹，④司马光主政的时间有限，在这段时间里，这些反变法派官员还是希望司马光主政以尽快废除新法。如果由文彦博出任首相，很可能会减弱废除新法的力度。这些想法，刘挚、朱光庭、王觌等是不便当众提出的，因为文彦博返朝任职已成定局，作为四朝元老的他听闻这些言论会很尴尬，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所以大家只好以“年事已高”来婉退文彦博。同年五月丁巳，太皇太后高氏在最后听取司马光的意见后，决定任命文彦博为平章军国重事，于是降制:(文彦博)太师、平章军国重事。可一月两赴经筵，六日一入朝，因至都堂与执政商量事，如遇军国机要事，即不限时日，并令入预参决。其余公事，只委仆射以下签书发遣，俸赐依宰臣例。⑤这既保证了司马光首相的位置，让他继续主持废除新法，其权力亦不会因文彦博的就任而被削弱，又可以发挥文彦博“镇静中外”的作用，加强反变法派的力量。马端临在记述此时增设平章军国重事时云:“自宋元祐以后文潞公、吕申公相继以平章军国重事，序宰臣上，而宰相之上复有贵官自此始。”⑥他强调了平章军国重事的“贵官”特性，说明了此职设置的象征意义。任命文彦博的同时，高太后又任命门下侍郎吕公著为右相以代替被罢免的韩缜。此时反变法派进一步控制了三省，吕公著就任右相后，实行宰执官“日聚”都堂的议事制度，⑦“日聚”都堂制度是继吕公著奏请“执政同进呈取旨”之后，扩大执政参政范围的又一举措，执政官日聚都堂比起原来的“三五日一聚都堂”，使三省聚议的时间大大增加了，有利于行政效率的提升。而此时的左相司马光因为重病在身，无法日聚都堂议事。太后因此特诏司马光“不候参假，特放正谢，仍权免赴前后殿起居，许乘轿子三日一至都堂聚议，或门下尚书省治事”。不久，司马光以“足疾未愈”，请求“遇假日或日晚执政出省后有合·67·《史林》6/2013①②③④⑤⑥⑦按:司马光于元丰八年五月就任门下侍郎时曾提议起用文彦博，当时太后恐文彦博有震主之威、朝中无职位安排为由婉拒了司马光的建议。参见《长编》卷368，元祐元年闰二月庚寅，第8854页。《长编》卷368，元祐元年闰二月庚寅，第8855页。洪迈:《容斋随笔·四笔》卷7《文潞公平章重事》，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717页。《宋史》卷336《司马光传》，第10768页。《长编》卷377，元祐元年五月丁巳，第9148页马端临:《文献通考》卷49《职官三》，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册，第1413页。《长编》卷377，元祐元年五月丁巳，第9147页。商量公事，许乘小竹轿往诸位商量。其诸执政有欲商量公事者，亦许来臣本位，更不一一奏闻”，①得到高氏批准。这样的议政方式更加灵活，司马光可以在假日或者每日执政下班后再去与之相商，执政也可以赴司马光家商讨。更重要的是由于司马光身体原因，司马光处理的某些政务可不一一奏闻，这样司马光有了更多政务处理的自主权。此时三省的权力格局是，文彦博以平章军国重事备顾问、六日一赴都堂与政事;左相司马光不定时赴东西府参决政事;右相吕公著等宰执日聚都堂议事，负责三省的常务工作。其间，三省权力在运作中出现了新的变化。在制度规定上，虽然三省仍同取旨、同班差除，但实际运作中出现了调整。前文已述，吕公著于元祐元年(1086)五月丁巳朔(五月初一)由门下侍郎升迁为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在这之前的四月己丑(四月初二)韩缜已罢右相。在这一月的时间里，右相空缺，如前引“及韩缜去位，公著常摄宰相事”，可见当时在未就任右相前吕公著实以“中书省长官”的身份主管中书省事务了。吕公著就任右相后立刻倡议实施了执政官“日聚”都堂的工作制度，虽然文彦博已任平章军国重事，但六日一赴都堂，其议事范围也有很大的限制。司马光虽为首相，但重病缠身，也不能日聚都堂。于是吕公著以右相身份主导了三省的常务工作，由其控制的中书省在三省中的作用便逐渐突出。同年五月庚申，殿中侍御史吕陶言:“朝廷差除，虽云三省同奉圣旨，其根本次序、拟议、进呈皆出中书。”②吕陶所言非虚，如同年四月乙巳诏:“除大理寺左断刑丞外，其余寺丞、簿，并中书省差。”③更甚者，中书省就官员差除独与太后协商。④除了人事差除权以外，又恢复了重大政事赴送中书省取旨的旧例，如元祐元年八月十六日，尚书省言:“本省凡受内降已有御札指挥者，欲事大者依旧送中书省取旨，事小及急速者止尚书省具圣旨、札子或批状行下讫奏知。”从之。⑤就连吕公著本人也认为:“今虽分三省，事多同呈，然机务之本并在中书。”⑥吕公著就任右相后(含任门下侍郎掌管中书省时期)，中书省的权力获得了很大扩张，三省同取旨、同差除的制度几近流于形式。此时的司马光虽疾病在身，不能日聚都堂，但其也“欲以身徇社稷，躬亲庶务，不舍昼夜”，⑦仍然密切关注着三省政务的运作，中书省权重、门下省权轻的事实，司马光是不会察觉不到的。元祐四年(1089)八月司马康上奏其父司马光遗稿，其中有“乞合中书、门下两省为一”的奏章，其云:近日中书文字有急速者，往往更不送门下省。然则门下一官，殆为虚设，徒使吏员倍多，文字太冗，无益于事。臣等今众共商量，欲乞依旧令中书、门下通同职业，以都堂为政事堂，每有政事差除及台谏官章奏，已有圣旨三省同进呈外，其余并令中书、门下官同商议签书施行。事大则进呈取旨降敕札，事小则直批状指挥，一如旧日中书门下故事。⑧这篇奏章司马光写于何时，现存史籍没有确切的记载，司马光《传家集》也收录了这篇奏章，在篇名后附有“元祐元年与三省同上”一语，⑨其实这篇奏章直到元祐四年八月才由其子司马康上奏太后。其元祐元年的写作时间仍不具体，而我们可以在《司马光奏议》卷40所收这篇奏章后的三省长官署衔来进一步确定其写作的时间段，署衔如下:月日中书侍郎臣张某等札子门下侍郎臣韩某·77·北宋中后期三省决策与权力运作机制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长编》卷378，元祐元年五月甲戌，第9179页;司马光:《传家集》卷53《乞与诸位往来商量公事札子》，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94册，第485页。《长编》卷377，元祐元年五月庚申，第9154页。《长编》卷375，元祐元年四月乙巳，第9100页。《长编》卷379，元祐元年六月己丑，第9197页。《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之二五，第2342页。《长编》卷391，元祐元年十一月丙辰，第9505页。《宋史》卷336《司马光传》，第10768页。《长编》卷341，元祐四年八月癸卯，第10410页。《传家集》卷57《乞合两省为一札子》，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94册，第506页。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臣某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臣某①从以上这些官员署衔中可以推测出该奏章写作的大致时间，中书侍郎张某应指张璪，张璪自元丰五年四月由参知政事转任中书侍郎，至元祐元年九月二十四日罢中书侍郎，知郑州。②门下侍郎韩某应指韩维，韩维任门下侍郎的时间是元祐元年五月丁巳朔(初一)，③至元祐二年七月二十二日罢门下侍郎，知邓州。可知张璪与韩维在元祐元年同在中书省、门下省供职的时间是五月初一至九月二十四，而司马光卒于当年九月丙辰朔(初一)，④也就是说此奏章确定是在元祐元年五月至八月的四个月之中写的。而前引尚书省元祐元年八月十六日奏请可知，自该日后政事大者由中书省取旨办理，小者或需急速办理的政事由尚书省处理，当时无论是中书省还是尚书省都在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吕公著的控制下，如此门下省的事务就更少了。司马光在奏章中言及的“近日中书文字有急速者，往往更不送门下省。然则门下一官，殆为虚设”，与此也相印证，这说明了中书权重、门下权轻是司马光撰写此奏时的近况。这里也可作进一步推测，司马光的《乞两省合一札子》很可能是元祐元年八月中下旬撰写的，此时司马光虽重疾在身，但其在八月辛卯(初七)还就是否恢复常平法一事进宫入对高太后，说明当时司马光的意识是清醒的，即使司马光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所思考的仍是“朝廷天下事”。⑤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解释这封奏札完成后为何没有及时进呈，因为司马光此时虽意识清醒，但可能病情确实不允许其上殿进呈，而其子司马康或忙于照顾病重的父亲，或劳碌于家中事务的料理，抑或有其他方面的考虑，⑥致使司马光遗奏至元祐四年八月才进呈。司马光草拟这份奏章的时间正是右相吕公著控制的中书省权力增强的关键时期，司马光与吕公著虽属同一阵营，但是司马光不愿看到由其主导的门下省“殆为虚设”，而是希望自己在“元祐更化”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其身披重病却不舍昼夜的躬亲庶务足可以证明这一点，更何况司马光也是令宰执“各尽所见”的倡导者，希望三省做到齐心协力、集思广益，而不是其中某一省的独大。前段时间实施三省同取旨、同班差除的运作机制事实上已无法有效地施行，所以司马光这次奏请令“中书、门下通同职业”三省同取旨后，中书、门下官同商议签书施行，使运作机制回到元丰改制前的中书门下体制，即决策、执行一体化的运作机制。司马康进呈此奏后，太后令三省审议。元祐四年八月乙巳三省进呈审议意见:“今三省皆同奏事，与光时不同，及其所言多已施行。”三省的意见强调了元祐四年时又恢复了三省同班奏事的运作机制，与司马光写作此奏时的情况已经不同。说明了当时三省同班取旨、差除的制度确实遭到了破坏，而司马光的章疏也正强调了这一点，所以才奏请两省合一，通同业务，凡政令两省同签书共施行。四平章军国事主导下三省职权的一体化元祐元年(1085)九月左相司马光去世。按叙迁之例，本应由右相吕公著升任，但左相之位一直空缺一年七个月，直至元祐三年(1088)四月，吕公著升任更有实权的司空、平章军国事后，左相才由中书侍郎吕大防迁任。左相虽尊于右相，但吕公著也不愿就任，这说明右相控制的中书省此时的权力已经远远超过门下省。司马光去世前后中书权重、门下权轻的趋势一直延续。元祐三年(1088)·87·《史林》6/2013①②③④⑤⑥司马光:《司马光奏议》卷40《乞合两省为一札子》，山西人民出版社点校本1986年版，第439—440页。《宋会要辑稿》职官七八之二六，第4188页。《长编》卷377，元祐元年五月丁巳，第9147页。《长编》卷387，元祐元年九月丙辰，第页。王云五:《宋司马文正公光年谱》，台北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51—52页。按:司马康当时没有及时将司马光的这份奏札进呈，也有可能是当时中书省权力膨胀，而奏札的内容是限制中书省权力，这样会得罪于掌控中书省的吕公著，后来吕公著又担任平章军国事，职权更为扩张，所以司马康不想在父亲身后呈现元祐更化一派的分歧和权力之争。元祐四年二月吕公著薨于位，同年六月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范纯仁罢，此后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一职未授人，八月司马康才将此奏进呈，至元祐六年二月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一职才除授。四月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吕公著以年老辞位，宣仁高太后不愿吕公著去位，欲令他转任“摄太保、同平章军国事”，一月三赴经筵，二日一入朝，可至都堂议军国事，①对太后的除授意见，吕公著基本赞同，只是认为以“太保”之衔同平章军国事“超越过多”，希望以其他职衔平章军国事。同月辛巳，太后最终诏令吕公著以司空、同平章军国事，并规定“勿限时出省，常行文字免签书，及附近东西府置公廨，执政有所议，听就议。”②这样吕公著虽然辞去右相职务，但其可以参与的政事与实际权力并没有减弱反而有所扩大。同月丙戌，吕公著又奏请六参日仍起居奏事，因太后与哲宗以双日于延和殿垂帘，所以起初规定吕公著“二日一入朝”，然哲宗五日一御前殿视朝，皆单日，所以吕公著有此请求，以“得瞻望皇帝清光”。太后从其请，诏“司空、平章军国事吕公著遇后殿垂帘，同三省进呈，六参日仍起居奏事。”③吕公著虽以老请辞，但其恋权性格显露无遗。此前，太师、平章军国重事文彦博因累章乞致仕，太后乃诏文彦博“每十日一赴朝参，因至都堂议事，仍一月一赴经筵”。④吕公著在名位上虽亚于文彦博，但他的“平章军国事”比文彦博的“平章军国重事”职权大出许多。元祐三年(1088)五月乙酉，三省、枢密院以军国事目当关吕公著者，定为令。其事目几乎囊括了宋廷所有的军政事务，财政、军事、外交、科举、礼仪、立法、监察、除授等等，⑤这些军政事务非一省一院所能单独办理的，即使吕公著担任右相时也是不易做到的。除了以上“定为令”的事项外，还诏令吕公著“军国事及非常程事，并临时合与三省同议取旨，并关预签书”。⑥除了明令规定的事项外，非常程事，吕公著同样可以同议取旨，并有监督签书施行的权力。吕公著的“平章军国事”较文彦博仅少一“重”字，其职权却有天壤之别。关于吕公著与文彦博职衔与权力的差别，监察御史周秩曾言:公著之命乃去“重”字，事无大小皆得平章。名虽亚于彦博，权则过之，实兼三省侍中、中书令、尚书令之职。⑦周秩所言突出了吕公著的权限之大，但仍有所保留，因为除了三省政务外，吕公著还可以参与枢密院的重大军事决策，前引诏令规定的第三项权限，即是吕公著与枢密院所商议的事项，其中大小、缓急军政事目皆有之。也就是吕公著实兼三省侍中、中书令、尚书令外，亦兼枢密院长官，即“三省、枢密院之职皆得总理”，⑧权力至广。李焘《长编》在引述吕公著所与事目之后有此附言:“及公著平章，乃去‘重’字，前所未有也。此据《公著家传》修入。按:吕大防奏稿元(原)作军国重事，却抹去‘重’字，不知何故。其后亦缘此致人言，当考。”⑨其实，如果我们从当时的政治背景出发，就不难解开答案了。吕公著有如此权限，与太后的重用和信任是分不开的。司马光去世后，在反变法派阵营中最有威望、反对新法尤力的非吕公著莫属了。文彦博虽为元勋老臣，但其影响尤其是理政的能力是不能与吕公著媲美的，文彦博就任平章军国重事以来，并没有提出多少建设性意见，其建议多不切实际或荐人不当，瑏瑠“众皆传之为笑”，瑏瑡文彦博本人对政事也深感力不从心，多次上章乞致仕，瑏瑢元祐五年(1090)二月，太后批准了文彦博的致仕请求。所以继司马光之后能挑起“更化”大旗的最佳人选就是吕公著。此时虽然吕公著年老体迈，但宣仁太后还是希望他能像司马光那样坚持任职，发挥作用，直至生命的尽头。同时吕公著也勇于自任，对权位看得也很重。这样二人不谋而合，遂去·97·北宋中后期三省决策与权力运作机制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瑏瑠瑏瑡瑏瑢《长编》卷409，元祐三年四月辛巳，第9964页。《长编》卷409，元祐三年四月辛巳，第9965页。《长编》卷409，元祐三年四月丙戌，第9969页。《长编》卷398，元祐二年四月己丑，第9702页。《长编》卷410，元祐三年五月乙酉，第9989—9990页。《长编》卷410，元祐三年五月乙酉，第9990页。《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0，绍圣四年二月，第635页。《宋史》卷336《吕公著传》，第4251页。《长编》卷410，元祐三年五月乙酉，第9990页。按:参见侍御史王岩叟与右谏议大夫梁焘所言，《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96，元祐二年三月丙寅、戊辰，第9652—9655页。《宋朝诸臣奏议》卷47《上哲宗论司马光薨当谨于命相》，第509页。文彦博:《潞公文集》卷34《乞致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00册，第770—771页。“重”字，相得益彰。元祐四年(1089)二月甲辰，司空、同平章军国事吕公著卒。元祐八年(1093)九月，宣仁太后高氏去世。后来的哲宗与徽宗，倡行绍述之政，以继先父神宗之志，元祐大臣纷纷被贬出朝。章惇、曾布、蔡京、王黼等先后担任宰相，他们打着“绍述”的旗号，任人唯亲，争权夺利，相互倾轧，三省运作机制逐渐破坏，至北宋末期伴随着金兵的入侵正常的三省运作机制完全被摒弃。五余论北宋元丰官制改革，从制度建设的层面看，使北宋施行了百余年的中书门下决策机制发生了巨变，憧憬唐朝官制的宋神宗，决意要回归“中书取旨，门下审覆，尚书受而行之”的《唐六典》所规定的轨道上去。不能否认，这一充满反馈机制的决策程序是一种近乎理想的程序。与《周礼》的官制一样，三省制其实是一种理想化的静态设计，理想的制度一旦付诸实施，便加入了人的活动因素，增添了很大的变数。正是这些变数让理想的制度变形、扭曲，无形中遵循力学原理，为强力所牵引。元丰改制实施在一个特殊的背景———充满争议的王安石变法之后，一个理想化的制度投入到活跃的党争背景之下，其施行状态可想而知。元丰改制后，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为首相，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均为次相，左尊于右。但由于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有取旨之权，也就获得了更多的与皇帝商议政务的便利，形成了次相实际权力重于首相的局面。在改制之初，王珪为左仆射，蔡确为右仆射，蔡确实权在握。尽管有三省同进呈取旨的规定，但为蔡确所阻挠，从而实际形成了中书单独取旨的形态。王珪去世后，蔡确成为左仆射，韩缜成为右仆射。蔡确明升暗降，失去实权。在党争的背景下，权重的中书侍郎成为各派角逐的对象，看重的即是中书省的单独取旨权。尽管后来又实行三省同进拟同取旨，元丰改制毕竟造成了中书省权重的势态，后来，设置平章军国事，中书省独大的局面得到限制，三省权力运行呈现出一体化的趋势。北宋后期蔡京效仿王安石制置三司条例司，超越三省，攫取了最高行政权力，蔡京的长期擅权，致使正常的三省运作机制破坏殆尽。﹝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宋朝中枢决策与民间舆情互动关系研究》(13YJC770043)、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宋朝中枢决策与民间舆情互动研究》(2013CLS004)的阶段性成果﹞(责任编辑:初阳)·08·《史林》6/2013jectiveinvestigation，discourseanddiscriminationbetweenthetwospeciousopinionsinacademiatotheNewTextandtheOldTextScholarshipintheHanDynasty．Theresult，ontheonehand，thispapertesti-fiedboththeOldTextandtheNewTextScholarship，includingtheDivinationStudies，considerConfu-ciuseverprocessedandfinishedtheSixClassics．TheyalsoagreeotherscripturesoftheSixClassics，ex-ceptTheSpringandAutumnAnnalsandTheBookofChanges，areancientliteratureexistbeforeConfu-cious．Thosescripturesonlyha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