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1929_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第26卷第6期邢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Vol.26No.62009年12月JournalofXingtaiPolytechnicCollegeDec.2009————————————收稿日期：2009—04—28基金项目：郑州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作者简介：贾少青（1984—），河南许昌人，郑州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68浅议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贾少青（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河南郑州450000）摘要：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由于受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中国宏微观经济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是时，中国民族工商业、农业受到剧烈的冲击，损失惨重，不少企业数十年苦心经营，或被兼并收购或破产倒闭。然而，经济危机下处于生存考虑的民族经济在组织调整和升级换代上非常积极，使得中国民族产业的现代化和世界化更上了一个层次。30年代中国经济的遭遇给当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了前车之鉴。关键词：世界经济；中国经济；宏微观经济影响中图分类号：F03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6129（2009）06—0068—05一、前言20世纪2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国民经济发展势头情景一转鸦片战争时期以来的颓废，呈现出来一派欣欣向荣的景气形象，直至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前，中国经济宏微观经济危机运行状况都是波动中呈现升势，但是受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在30年代出现了巨大的变动。此次世界经济危机始于美国1929年股票交易所股市剧烈动荡，很快扩及美国工、农、商、金融等各经济部门，然后波及世界；席卷欧洲和日本等世界主要经济体。危机影响之处工农业生产锐减，企业停产，银行倒闭，失业人口剧增。为了应对和摆脱危机，与华经济联系的密切的主要经济体纷纷采取对策。在此之后中国经济有了一连串的急剧影响。先是危机爆发之后世界物价走低，金贵银贱，造成了中国国内物价升腾，在1931年前后引发了一次严重的国内金融恐慌。再是1931年英国率先放弃金本位，英镑贬值，至1934年美国等当时世界主要经济体纷纷放弃金本位，国际市场一转1931年前的金贵银贱为金贱银贵。[1]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通行货币——白银剧减，国内各项事业发展运转资金匮乏，国内物价暴跌，工农商业走入低迷。另一方面，危机爆发后与中国国际贸易往来密切的美英日三个主要经济体纷纷采取了不利于中国国际贸易和打击中国国内市场的危机转移政策：美国方面，1930年美国对890种商品提高征税，同时将其积压于世界市场上大量的农产品和初级工业品向国际市场倾销，1934年、1935年3300万元对中国实施“棉麦贷款”变相地将倾销对向中国；英国方面，1931年英国颁布进口税法对除少量原料以外的一切商品征收100%的关税，[2]由于有世界各地的殖民地，英国过剩的产品主要流向各个殖民地，但是他引发了各经济体纷纷高筑贸易壁垒，给中国传统农也手工产品和土货产品的出口造成了巨大打击；日本方面危机爆发后日本国内生产萎缩，工农业生产损失严重，此情况下其实行“军财合抱”“军需通货膨胀”，禁止金出口，人为贬值日元抬升国内物价，推行廉价输出的倾销出口战略，而其主要市场就是中国。1931年日本更是出兵中国东四省，使得占中国15%～20%交易量的市场丧失。[3]日本是中国纺织品业的主要输入国，危机中日本更是变本加厉，一方面采取大规模走私，廉价倾销打击民族工商业；另一方面以中国为通道，输出日货到东南亚华侨工商业市场，排挤中国侨商。这样中国的国内工农业出口进口受挫，国际收入大项——华侨汇款剧减，国际收支失衡更加难以弥补。中国工业，农业，商业至此一片萧条，至1935年“中国1/4的工厂都停工了，直到1937年才正式恢复”。[4]二、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相对于北洋时期的经济环境而言中国的经济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经济的举措，甚至促进了20年代中国经济的景气，制定了一系列的邢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69宏观政策，但是当时的经济问题依然严重，产业结构畸形，在国际产业链中居于下游，各项生产能力低下、工农商业发展内力不足，灾荒频仍，更加至当时中国为银本位而自身却非产银国，经济危机爆发以后国际金银价格动荡，国内银价、物价随之上下波动甚巨。对我国的宏微观经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从1931年开始受其影响直到1936年为时5年。（一）宏观经济层面受世界经济的影响，30年代中国各项宏观经济指标都显颓势，国民经济宏观运行态势上呈低迷萧条的景象：国内生产总值中国国民经济发展5年时至1934年的GDP仅269.00亿元，和1929年266.26亿元相差无几。[5]在物价方面各地物价普遍下跌，1935年上海批发价格总数比1931年下降了26%。[6]天津的批发价格总数比1931年下降了22.9%。[7]国际收支方面，1930年中国的国际收入为20.58亿元，1935年邹然降至14.29亿元，经常性收入从1929年的14.76亿元降到了1935年的6.62亿元下降了1倍还要多。[8]1.财政金融大受其害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币值极为混乱，中国市场上银元银两并用，比色、重量、比价不一，不仅对外存在汇兑，对内依然存在汇兑，国家队内对外经济交往存在着汇率变动影响的隐患。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以后，先是国际标金价格暴涨，金贵银贱，国内物价升腾造成了中国数十年未见的金融恐慌。[9]进入1931年世界各个主要经济体纷纷放弃金本位试图以此摆脱经济危机。1932年美国放弃金本位，实施白银政策，提高白银储备比例，在世界市场上大量购入白银。1931年前十年中国年进口白银近一亿元，1932年受其影响白银出口1.09亿元之多，1933年超过1.44亿元，[10]1934年美国国会又通过白银法案，于是1934年不含走私中国白银净出口即达2.5亿元，仅1935年6月30日美国即收购白银2.9亿元。白银大量外流国内银根紧缩，上海白银储量从1934年6月的5.44亿元急降至1935年2月1日的3.12亿元。此外日本驻华北的日军和其扶持的伪满洲国趁机也走私白银，仅1935年1月至9月上海向日本走私的白银就达1.44亿元。白银的外流国内银根的奇缺给中国金融造成了莫大的影响。货币流通量由1931年的26.07亿元降至1936年的22.18亿元。[11]1934年中国钱庄的年息是6%，1935年涨至26%以上。上海金融业1934年倒闭44家，1935年达到104家。[12]在国内政府财政方面，30年代的经济危机增加了政府的财政赤字，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的赤字为8千万元，1932年增加到1.3亿元，1935年达到了1.96亿元，1936年更达到了2.56亿元，相当于1929年的3倍还要多。而南京国民政府的赤字主要靠发行内债来平衡，1934年其发行国债为8千万，1936年达1.48亿元，1932年南京国民政府应付本息即要2亿元，相当于1931～1932年财政预算收入的1/3，[13]国家财政越发紧张。不仅如此，经济危机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对外贸易出口税收，南京国民政府的出口税收从1929年一路下滑，1929年为5千7百万元，1935年仅为2千1百万元，[14]更有华侨经济受经济危机影响之后弥补国民政府国际收支大项的华侨汇款一路下减。政府对内经济建设，财政支持捉襟见肘，对外国际支出更见艰辛。2.对外贸易受损失严重30年代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国是美英日。在贸易结构上美国对华输入的主要货物是原料品如棉、麦、面粉、煤油等，重工业品如汽车、飞机、机械等；英国输华的主要是毛皮、面毛纺织品和钢材；日本输华的主要是日常生活用品，特别是纺织制品掌握着中国纺织市场的支配权。中国对外的输出多是初级制成品和原材料。1931年以后英镑、日元、美元相继贬值，世界市场金贵银贱，贸易条件恶化，1933年中国入超达5.57亿两；[15]另外经济危机爆发以后国际市场上滞销的农产品和初级工业品越积越多，加上日本1931年占领中国东北，对中国猖狂走私，以及日本制定倾销政策以后对国货商品在中国和亚洲其他市场上的冲击，中国对外贸易面临困境。世界经济危机加上国内灾荒和战乱，国内经济严重破坏，国内社会购买力下降很多，进口随之锐减。1931年中国的进口净值为14.33亿关两，1933年就降到了6.61亿关两，1935年更降至5.9亿关两，仅为1931年的41.2%。但是在关系国计民生的粮食进口上，1928年米面占进口商品的比重是5.7%，1931年突增至12.6%；1928年面粉占进口值的5.7%，1931年增至10.6%。[16]中国是一个以农立国的农业国家，而在世界经济波动中，突兀增加的竟是农业粮食，这些国家安全战略物资。经济危机下国际上强势的经济体不仅仅在工商业方面操中国市场之把柄，在国家战略安全上中国也因此生下隐患。邢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70中国出口多为农产品和初级产品，30年代世界市场上此类商品积压严重，中国出口困难；加上日本大规模的商品走私。1929年中国的净出口总值为10.16亿关两，1932年降至4.93亿关两，1934年又下降为3.44亿关两，仅及1929年的33.9%。关内各土货出口净值的顶峰在1929年为10.71亿元，1934年只剩5.35亿元，1929年中国国际收支差额为5.34亿关两，1933年为28.26亿关两是1929年的5倍还要多。[17]由中国30年代经济危机中的出口我们不难想象出，国内农村和农村市场受冲击的严重性。中国经济最大的特色是农业人口生产人数和消费市场这一“经济腹地”纵深，伤农意味着内需的萎缩，出口艰难，内需萎缩，当然工商事业也难以言从。3.农工商业因之萧条由于欧美等世界主要经济体提高农产品进口税，或者完全禁止农产品进口，另外采取各种措施向海外倾销农产品。国际市场上农产品的低廉倾销，一方面使得农产品输出锐减，在中国国内市场也被洋麦、洋面、洋棉、洋米侵占，另一方面农产品的持续跌价使得农业生产更加无利可图，加之农村金融枯竭不畅，自然灾害频仍，农副业日渐萎缩，农业和农民无疑是最大受害者。1931年农产品总值约为2.44亿元，1934年将为1.31亿元。[18]农业经济的颓废日显，30年代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几近破产。1931年银汇猛涨，出口陡跌，白银外流，国内通货紧缩。中国国内物价下跌，民族工业资金周转困难，发展受挫，企业纷纷停工倒闭1934年上海工厂倒闭达83家，1935年增至218家，[19]时至1935年中国有近1/4的企业倒闭。1931年中国棉纺织业营业额为1930年的78%,1932年为52%，1933年为35%；1931年中国面粉业营业额为1930年的85%,1933年为50%；[20]1930年中国丝厂为107加，丝车数位24906辆；1935年丝厂仅剩33家，丝车仅剩7686辆。[21]在销售上，更受舶来品的打击排挤。以棉纺业为例，1933年日货在山东棉纺市场上占80%，1932年日商纱布倾销至华中1934年4月间汉口纱交易中日货占4/5，国货仅占1/5，棉布上日货更占90%的市场。[22]30年代经济危机中，中国国内工业发展受到生产和销售两方面来自世界市场的夹击，发展境况由20年代的黄金时期跌入低迷。中国国内商业是1931年以后进入萧条时期的，加之日本“9.18事变”和“1.28事变”国内商业市场受到极大的破坏，更有农村经济破产后社会经济凋敝，社会购买力下降市场萧条，商号倒闭累累。1934年上海倒闭商号254家，1935年倒闭469家。上海永安商业公司1935年营业额仅为1931年前的62%。根据22省828市县的定点，1930～1935年间商店营业额增加的仅2省，减少的20各省平均减少27.5%。1932～1935年几乎是以10%的速度递减。[23]商业以金融为后盾，金融的枯竭社会购买力的丧失，对于国内商业来说就更加难图，广东丝庄鼎盛时有30多家，1932年仅余19家，一些颇有声誉的丝商行如锦经纶、荣发纶等在30年代相继停业。4.各国在华投资增长减缓，侧偏于直接投资世界经济危机对华经济影响的另一个主要方面是，改变了各国在华投资速度和方向。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各国对华的投资增长速度显著放慢了，1920～1930年各国在华投资增长了80.8%，年均增长率为6.1%；1930～1936年增长8%，年增长率仅为1.3%。总投资从1931年的24.93亿美元，仅增至1936年的26.81亿美元，增幅不是很大。这与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国际经济环境有关。但是直接投资增加了，1930～1936年各国在华投资的增长主要是直接投资的增加，1930年增至27.5亿美元，1936年更增至31.3亿美元。1931年在金融上的投资是2.147亿美元，1936年增至5.487亿美元。[24]30年代中国经济走入低迷之期，更是世界经济危机在欧美其他经济强体渐渐弥散之时，新一轮的外资通过直接投资，趁势插手了中国的金融、外贸、铁路、航运、工矿等关乎国计民生的产业，给中国经济的后续复苏繁荣种下祸根。（二）微观经济层面经济危机的影响下国内企业近现代化的历史潮流在此期间表现的更为显著。工厂企业一方面在自己设备和技术上纷纷采取相应革新升级换代，提高生产率，从事新兴产品生产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一方面采取兼并和收购的方式扩大经营范围和企业规模竞争力，力求在经济不景气时期的自保和不失契机的壮大。1.企业生产和资本集中，企业自我调整和兼并时常可见三十年代经济危机的影响下，各行各业出现了以往少见的大规模企业兼并，组织整合和资本集中，力图扩大经营提升自我竞争力。面粉业上，1936邢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71年，孙多森兄弟经营的通孚丰财团所属的埠丰财团日生产能力占关内面粉生产能力的11.3%，荣氏兄弟经营的茂新、福新集团产粉能力占全国关内面粉业产粉能力的32%，埠丰与茂新、福新集团占全国生产能力低的40%以上。1937年，福新与埠丰占全上海面粉系统资本总额的95.7%、职工数的89.1%、产粉能力的93.28%。[25]棉纺业上，在危机里，日商因为资本雄厚，管理先进在资金运转利息和用工开资上占尽优势，1930年日商内外棉的20支水月纱每包批发价原来比永安的20支金城纱高0.81元，至1932年水月比金城低47.29元。[26]各大型企业为此也是竭尽全力采取规模战略，纷纷展开激烈的兼并。这些企业集团的规模一般都在千万元以上，如1932年，荣氏兄弟的申新系统拥有股本1525万元，永安在1935年拥有固定资产达1754万元。这样一方面为了企业在危机中的竞争，一方面也在为以后做长远的发展做打算。在缫丝业上，1918年，无锡薛家经营的5家丝厂丝车数占整个无锡的56.26%，占无锡、上海两地丝厂丝车总数的8.1%。抗战前夕，薛家组建的兴业制丝集团丝车数占无锡丝车数的42.16%，占无锡、上海两地丝厂丝车总数的24.83%，生丝产量占无锡总产量的60%。[27]经过30年代经济危机的洗礼，一些大中型的企业得到了重新整合，增强了竞争力，实现了在企业内部生产和管理的升级，一些管理保守，技术落后，规模较小，资本菲薄的小企业则纷纷倒闭停业。民族企业在30年代较快、较大规模地扩充集中资本、改进设备，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增强了与外国资本进行竞争的实力，为中国经济的长足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是民族经济现代化进程所趋然。但是外国资本也乘虚而入对中国民族企业大肆廉价收购兼并，许多民族企业受经济危机的影响，资不抵债、经营困顿被外国资本兼并。1931年上海三新被英国汇丰收买；1932年上海崇信被英国庚兴央行全部兼并；1936年上海振华、唐山华新、天津裕元、华新、宝成，因为债务等问题均被日商纱厂兼并。[28]这些民族大中型企业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经过长时年月艰辛经营的血汗结晶，危机中这些企业的减值兼并。2.国内企业生产设备技术更新和管理改进，新兴产品生产企业增势迅速30年代中国境内经济的恶化在某种程度上使得企业生产技术和管理的升级成为了国内工商业者的生存必须。而事实上中国民族工商业者也在这方面做出了自己努力。在棉纺织业纱厂方面，30年代的技术装备升级就很明显，该时期中国纱厂已经多采用大牵引和改用自动半自动机器。青岛华新1932年购置英国迈斯雷式细纱机日产16支纱1.3镑，使得成本下降8.5元。30年代永安首先购置228台自动机，使得每个人可以看24台机器，大大降低了企业劳动力成本。[29]孙多森的上海阜丰面粉厂1932年增40英寸钢磨39部，日生产能力2.6万包，1930～1932年获纯利润184万元，1936年创建的圆筒自动麦仓，改进传动设备，被誉为远东第一，而技术和设备的更新也给其生产带来了丰厚的回报，同年其企业资本增值为300万元。[30]如此种种，在各行各业新设备添置更新之多之快不胜枚举，降低产品成本，生产效率提升很快。另外，经济危机中世界各个主要经济体的生产和出口相继遭到重创，给国内新兴替代产业的生产创造了条件。工业制酸业方面，一些大的企业兴起，如得利三厂于1929年创办，年生产硫酸400吨，得利中厂创办于1932年，年产硫酸800吨，天原电化厂创办于1929年，在30年代年产盐酸2500吨，产硫酸3400吨。这些新型的大厂的设立使得硫酸盐酸的进口由20年代的6000余吨降至1936年的1680吨。[31]除此之外还有制碱业、西药业等。这些新兴的产业在世界市场的不景气的情况下彰显着勃勃生力，增长量之大是前所未见的。产业的升级和管理的改进，产品升级和生产范围的扩大是中国工业走向现代化和走向工业化的必然之路。三、经验教训及启示世界经济危机之所以能够影响至30年代处于世界经济边缘的中国，究其原因：首先这是国家经济走向近代化，民族市场面向世界市场的必然；其次是因为国内货币金融制度不健全的结果，中国是当时金本位为主流的世界市场里的银本位国家，但是又不是产银国，国内币制不统一、金融市场混乱工农商业发展金融基础不稳；再者，中国国内产业结构畸形，以农立国而农业基础设施简陋，农业生产技术粗放低劣，抗拒旱涝自然灾害能力极差。工业发展迟滞不前，特别是轻工业产业升级换代所必需的重工业、机器制造业发展更是低级。轻工业品方面，生产技术受制于国外世界市场，产业发展更新跟不上世界潮流，产品始终处于国际产业链中的下游，在市场上既无技术的优势，又无价格上的竞邢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72争力。最后，当局国家政府宏观经济调控能力不足，市场监管能力也令人怀疑，危急中国家政府考虑的解决办法是倚靠英美等外来力量的帮助，对日货的猖狂走私稽查不力很难给民族企业创造成长的环境；因为日货走私，华北各纱厂遭遇严重打击。[32]总而言之，对于国家经济来说，民国政府还没有一个应对世界变化的体制系统。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严重影响了当时中国的经济，对我国的近代化进程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经历此次危机之后，中国的货币制度渐渐向世界并轨，国家经济的发展渐向谋求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财政货币法律法规和及时有效的金融体系。危机中一些大中型企业经过洗礼与考验，脱颖而出为中国经济的长足深远发展奠定了基础。更为重要的是，经过危机的洗礼我们能够更加理性的看清危机是把双刃剑的内涵，“危中有机”。中国经济特殊，既是人口基数大、人均占有量低的农业国民生产体，同时也是具有占世界人口近1/6的巨大潜在消费力实体，“经济腹地”长远纵深；国家经济的发展应该立足于藏富于民，增强国内“经济腹地”的承载能力，依靠增长起来的内需消费能力，应对世界经济的变化时我们才可以做到进可攻退可守。总之，在世界经济变动中冷静面对，在危机中看到和利用发展的机遇，这才是一个国家和企业的正确决策。参考文献：[1][2]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现代史编，上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263,262.[3][11][12][14][15][19][23][24][29]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66,55,97,25,17,97,98,44,103.[4][8]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上）[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3.829.[5]刘巍.经济发展中的货币需求[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6]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135.[7]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南开指数资料汇编[M]，北京：统计出版社,1958.13.[9]民国工商部工商访问局.金贱银贵问题丛书[M],南京：文海出版社,1930.34~36.[10][16][17][18][28]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86,64,86,74,138.[13]千家驹.旧中国公债史料[M].北京：中华书局，1984.370~375.[20][31]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M].北京：三联书店,1957.68,496~516.[21][27]徐新吾.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613,661.[22][26]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376.[25][30]上海粮食局.中国近代面粉工业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7.196~205,196~205.[32]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荣家企业史料[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449~451.DiscussionontheImpactof1929-1933WorldEconomicCrisisonChina'sEconomyJIAShao-qing（HistoryInstitute,ZhengzhouUniversity,Zhengzhou,Henan450000,China）Abstract:ThenineteenthirtiesisanimportantChina'seconomystrategicdevelopmentperiod.Becauseoftheinfluenceoftheeconomiccrisisin1929,China'smacroandmicroeconomyhaschangedviolently.AtthattimeChinanationalindustryandcommerce,agriculturesufferedsevereshockandheavyloss.Manyenterprisesofdecadespainstakingmanagementweremergerandacquisitionorwentbankrupt.However,thenationaleconomyundertheeconomiccrisis,whichconsideradjustmentandupgradingoftheorganizationforsurvivalacceleratedChina'snationalindustrymodernization.The1930sChinaeconomyprovidesthelessonstotoday'ssocialisteconomicconstruction.Keywords：worldeconomy;Chinaeconomy;macroandmicroeconomicimpact（编辑王傲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