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管锥编有关资料

他的鉴赏文字，象佛话偈语，超渡有缘人，为培养真才子而写的，千载而下，有会心人抚卷微笑，则是先生本意。你若用现代系统论方法论来绳之，既失去钱的品格，也不可能造就汉文学的真才子。他的鉴赏方法，象一位高明的侦探，把犯人的各种证据全部收集，略加说明，法官就应当知道，谁犯了罪，犯了什么罪，应当如何判。钟书先生用他高妙的鉴赏力，从大量的文献中拈出印证文心的材料，一一比较，有慧心的人洒然而悟，这比学几本系统的文学理论有效百倍。这是指点天才的办法。 文学天才需要学习，但不需要系统的文学理论学习，这样反而禁锢了文心。钟书先生鉴赏法，是最好的培养天才鉴赏力的办法。具有鉴赏力的天才，又有丰富的生活，还写不出好作品么？ 一本法贴，习之终生，便可名世，钟书千百句法言，难道不能超渡一个有高度鉴赏力领悟力的真才子？ 如从系统论上看钱钟书，象是一串串散钱，但从文艺欣赏角度看，就知道他到了中外文学鉴赏的颠峰境界，上下两百年，纵横十万里，无人可及。他的鉴赏之道“一以贯之。” 说说《管锥编》的书名 李洪岩 　　钱锺书先生去世后，常有朋友问我：钱先生的学问到底有多大？为什么许多读书人那么如醉如痴地崇拜他？我说，这个问题回答不了，不过，可以讲一讲“管锥编”这三个字的涵义；通过这三个字，你可以去体会一下钱先生的学问到底有多大。 　　《管锥编》是钱先生的学术代表作，1979年8月由北京的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当时共出版了四册，后来又加上一册订补，共五册，大约有一百万字。这部巨著出版至今已将近20年了，但不要说读懂，就是通读一遍的人，恐怕也并不很多。原因很简单，这部书实在是太难读了。不讲正文，只讲书名“管锥编”三个字，一般人恐怕就很难明白其意思。 　　按我的理解，“管锥编”至少有三层意思。 　　第一，暗藏着“钱锺书”的名字，是“钱锺书集”的意思。原来，钱锺书的笔名叫“中书君”，而“中书君”是“笔”的意思。中华书局出版的《谈艺录》补订本第566页说，唐代文人韩愈曾经以“中书君”代指“笔”。“管锥编”的“管锥”二字，也是“笔”的意思。翻一翻韩愈的《毛颍传》、《新五代史·史弘肇传》，就知道“笔”还有两个称呼：“管城子”、“毛锥子”，简称作“管”、“锥”。这样一换算，我们就明白“管锥”原来就是“钱锺书”的意思了。 　　这里须注意两点：一、钱锺书是以笔的名字作笔名，又以自己的笔名换算作书名。这一点，除他之外，恐怕再难找出第二个人了。二、笔是用来写字的，换言之，“笔”的特点就在于“锺书”，而“锺书”与“中书”同音。汉代学者刘向校雠中秘藏书，有所谓“中书”、“外书”的区别。所以，“管锥编”这三个字大概还暗示有读尽天下秘籍、考清学术源流的涵义。 　　第二、“以管窥天，以锥指地”的意思，既表示自谦，也表示自有一方天地。据《庄子·秋水》记载，魏公子魏牟曾经教训思想家公孙龙说：“子乃规规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辩，是直用管窥天，用锥指地也，不亦小乎！”意思是说，你琐琐碎碎地去辩论，真好比是用竹管去看天，用锥子去量地，不是太渺小了吗？这样一个比喻，在《说苑·辨物》、《史记·扁鹊传》、《韩诗外传》等古籍中也运用过。钱先生借用这个典故，是说自己的书不过是“以管窥天”而已。基于这个认识，他曾经表示，《管锥编》的英文译名可以叫做“有限的观察”，再加个副标题：“关于观念与文学的札记”。 　　不过，这里又含有自成一家、独得其乐的意思。《庄子·秋水》里说，井底之蛙不知道井外的世界之大，却独占一坑水，独据一口井，自得其乐。钱先生反用这个典故，实际上在自谦中含有自负。钱先生的号是“槐聚”，原本出自元好问的两句诗：“枯槐聚蚁无多地，秋水鸣蛙自一天。”也正印证了这一点。 　　第三、“以具体显现共相”的意思，表示的是一种方法论。“管”、“锥”是具体，“天”、“地”则是共相。所谓“以管窥天，以锥指地”，从方法学的角度看，就是通过对许多具体微观问题的阐释，来揭示一些宏观的理论性问题。换言之，就是试图从眼角眉梢看情感、从麦浪麦梢察风向。我们常听人说的“全息理论”，就是这个意思：从手指头偏能看出心脏病。我在《钱锺书生平与学术》中说过，“草色遥看近却无”，是体系化方法，看出了春天；“红杏枝头春意闹”，是具体显现共相的方法，也同样能看出春天。但是，后者有了形象，有了具体的事物，比前者多出一些东西。钱先生的《管锥编》，就是后一种形式。它不是没有体系，而是一种蕴涵在具体中的体系。假如“体系”垮掉了，形象、具体的事物、材料等等，还会存在，不至于像黑格尔体系那样“死狗般地”被抛弃。老黑的体系垮了，剩下的也还是些具体的东西。所以，钱先生说过，他采用的是现象学的方法。什么是现象学的方法呢？我理解就是“以具体显现共相”。有学者曾经论述钱先生的“单位观念史学”方法，有学者说钱先生的方法是“以实涵虚”。我想，“管锥编”的书名对此均有所暗示。 　　《管锥编》这部书，可以说是字字都由戥子称出，仿佛诸葛亮布八阵图，暗扣儿甚多。读者稍不留心，便陷入文字的迷误之源。讲了“管锥编”三字的涵义，读者对此当会有所体会。据我所知，对“管锥编”三字进行解释的，有夏志清、柳存仁、高阳、陆文虎四位。我这里的解说，就参考了他们的文章。不过，要想更加深入地体会《管锥编》的妙处，体会钱先生学问的博大精深，绝不能仅仅靠别人的解说，而必须去钻研原著。 　 　《管锥编》是笔记体吗 　 　　在钱锺书研究中，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观点，即认为《管锥编》是笔记体。这种观点，都被人说烂了，特别是《管锥编》的英文译名，更加深了人们对该书“札记”、“笔记”的印象。它似乎已成为不可更改的定论了。笔记体嘛，当然也就谈不上什么体系喽。而且，在蒋寅看来，《管锥编》不仅是笔记，而且是二流笔记，距一流笔记如《日知录》，还差得远，因为后者毕竟是“大师之作”，“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反思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管锥编》只是“沿袭了顾炎武等人学术笔记的路子”而已。 　　实际上，“笔记”在汉语中有其特定涵义，不能与英文的“札记”随意比附。仅就汉语的特定涵义说，我认为《管锥编》并不是笔记体。 　　从传统观点看，中国人著书立说在形式上的最高境界之一，是“博征其材，约守其例”。换言之，带着镣铐跳舞，跳得还要很轻巧。这种思想，大概导源于《春秋》。孔子说：垂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就是说，与其写一部讲大道理的理论著作，不如写一部具体的历史，将大道理大理论蕴涵在具体的史实当中。但要写史，就需有写作的体例。《春秋》有五例，笔则笔，削则削，约其文辞而指博，严格得据说子夏之徒都不能赞一辞。从此，所谓“例”，就成为了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大问题。对“例”的讲究，其基本精神和古人在作诗上的境界是一致的：既要充分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又不能跑韵。而末流则往往顾头不顾尾，或表达了思想感情而泄韵，或为了押韵而制造感情。只要看柳诒徵《国史要义·史例》便能了然一二。当然，历史“进化”到今天，各路草茅名士早已不屑斤斤于此。 　　那么，中国的笔记有没有达到这个境界的呢？没有。笔记在传统中国人那里不被视为正规著作，其特点，就是不拘体例。也许正是因为它不拘体例，才不被视为正规著作。所以，像《日知录》，体例在笔记中堪称是最严整的，但比起正规著述，还是比较灵活。此外，笔记什么都可以写，并非用来笺证古籍，在材料的采用上也不要求一网打尽。 　　将笔记的特点与《管锥编》对照，就会发现后者与笔记是完全不同的。钱先生是写作方面的完美主义者，欲将写作方面的各种能事（材料、文辞、体例等等）集于一身，并特别喜欢因难见巧（这才显得本领大）。所以，把《管锥编》与结构松散、随意、不大讲究修辞的笔记相提并论，钱先生大概不会认同。《管锥编》真正做到了“博征其材”，每一类材料尽量一网打尽，以至不惜过后进行“补”、“订”。然后是“约守其例”，体例极其严整，从遣词造句到布局安排，都费尽苦心，绝不失体破例。甚至什么情况说什么话，用什么字，引什么文，引长引短，都异常严谨。它的文字一律以笺释古籍的形式出现，每段都借着古书上的若干字句引起，以“按”字划界，毫无例外。现当代学者，则几乎不见姓名。有时标示“偶睹”、“近人”、“参观”等字样，无不蕴涵话外音。如此严整的体例，是笔记中所看不到的。所以，即便硬往古籍分类上比附，这种著述形式也不是笔记体，而是注疏体，其例最近解谊、义疏，故、训、传、说、记、注、解等等散布其中。此外，《管锥编》极其讲究修辞，这也是笔记所不具备的。 《全宋文》卷三四 “三字句” 　 我为当代青少年朋友创作的精品小说《兵书与宝剑》之《大猎赋》一章中（出版时因为铺张太多，删除了，第一才子网站上有未删除版本下载www.dycz.com），有这样的句子：“秋风起，树脱叶，潭水净，寒云集”。 这是三字句，简练而急促，现代汉语中极少用。我为了使战国军人们打猎时的景象描写里有些古意，用上了这种三字句，与通篇风格也非常和谐，并不觉得小说的语言有文白相夹之病。 相对古汉语而言，现代汉语是进步了，在叙述上有极大的优势，但付出了文词繁冗的代价。叙述不简洁成了现代汉语的一个显著毛病，这不完全与写作者修养有关，也与现代汉语的表达形式有关。现代汉语在新文化运动中逐渐进化，由于进化得太快，与传统文学语言距离拉得太大，使今日的现代汉语在文学表达上普通存在营养不良，特别在一些没有认真研究汉语文学的知名作家与无名作家那里，语言营养不良现象到了可忧的地步。 在这里，我认为中国作家想提高表达能力，除了要向西方文学学习外，更重要的是要学习中华传统文学。对一个有志于文学的人来说，通读中国历代文选之类的书，研究中国文学史，是一件基本工作。 收回话头，三字句在古文里有极好的范例。最有名的如杜枚《阿房宫赋》：“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钟书先生评为“发唱惊挺，操调险急”。其它用得好的地方谢惠连《雪赋》：“岁将暮，时既昏，寒风积，愁云繁。”也是用急促的语调表达特别的情境。 博识的钟书先生找出了三字句的做为一篇文章的开端，见《全晋文》卷一二零郭璞《井赋》：“益作井，龙登天，凿后土，洞黄泉，潜源存（三点水旁）臻，潏潏涓涓”；以他的博识――从这些细微处可以窥见中国古典文学之精妙，对现代汉语而言，那里有取之不尽的宝藏。（大家在书店不小心见到钱钟书鉴赏巨制《管锥编》，请查第四册一七一则，对这三字句的写作源流有详细论述。）而在文章中使用三字句，司马相如《子虚赋》中常有，并未用于一篇之始。扬雄《羽猎赋》则篇中有三字句外，还用之煞尾：“因回轸还衡，背阿房，反未央”，戛然而止。――这里顺便转告一些当代写作者，不要老将目光放在翻译后的西方作品里，要有一点从古人为文的细微处窥见汉文学精妙境界的鉴赏力，对现代一切文字作手而言，那里有“无尽藏也”。    散文当兼有文心与文词之妙，可当代的散文作手，多用心于文章的内在营造，并没有精妙地在文字上用功。在当代大量散文写景文字中，几乎找不出多少有神韵有创意的妙句。难道现代汉语只可通篇赏析，不能只句摘赏吗？看来要写好文章也不外乎岳飞谈兵的话“运用之妙，存乎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