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现的拜占廷金币及其仿制品研究_26_30

17 上篇 中国发现的拜占廷金币及其仿制品说明 若要对中国发现的拜占廷金币及其仿制品进行研究，就必须 先了解：什么是拜占廷金币？什么是拜占廷式金币仿制品？如何 释读拜占廷金币？因此，在以下章节中，笔者将描述拜占廷金币 及其仿制品在中国的发现经过以及具体发现情况，进而以之为出 发点，介绍拜占廷帝国内金币的铸造与发行特征，从而阐明如何 辨别与判断拜占廷金币的类型以及真币与仿制品的分类。接着， 作者将分别按照拜占廷金币铸造时间的先后、以及仿制品所仿金 币原型的发行时间先后，就中国发现的拜占廷金币以及拜占廷式 金币仿制品的类型逐个加以说明，就每一枚金币的形制特征以及 可确定的具体发行时间、每一枚金币仿制品的形制特征以及可能 判断出来的仿制原型等问题，进行详细阐述，力图将中国发现的 拜占廷金币以及拜占廷式金币仿制品的形制特征描绘清楚，以便 为下篇所要进行的历史分析奠定基础。 18 19 第一章 中国发现的拜占廷钱币及其仿制品的发现与分类 一、发现 截至目前，各地公开报道的发现于中国的拜占廷金币及其仿制品，无论在具 体数目、还是在金币或仿制品的判定上，都存有较大出入。各位学者在不同时期 内总结到的拜占廷金币及其仿制品数量均不尽相同：宿白(1986)总结的拜占廷金 币和仿制品共 21 枚；徐苹芳(1995)计 22 枚；罗丰(1996) 计 33 枚，至 2004 年最 新的统计数字为 48 枚；康柳硕(2001)计 36 枚；法国学者 F. 蒂埃里与 C. 莫里森 (1994)统计为 27 枚，后该文经苏州大学郁军(2001)翻译修正后，共计为 36 枚； 陈志强、郭云艳(2002)统计的包括两枚银币与一枚铜币在内的拜占廷钱币共计 40 枚，到陈志强(2004)上升为 56 枚；张绪山(2003)计 42 枚；林英(2004)参考罗丰之 统计数据，也为 46 枚；金德平(2004)除介绍中国钱币博物馆收藏之 17 枚金币余 5 枚仿制品外，对此前的报道梳理后总结为 40 枚左右；李一全(2005)统计为 29 枚。而截止到 2005 年底本文写作之时，综合各种渠道可证实为中国发现的拜占 廷金币及其仿制品共有八十余枚，若算上一些未公开发而曾被提及的拜占廷金 币及其仿制品，其数量可达百枚左右。 造成统计数据如此纷乱的原因多种多样，除考古数据的不断更新而引起的数 据增长外，不同学者在资料收集、材料辨别、文献引述等方面的差异，也是导致 中国发现的拜占廷金币及其仿制品数据千差万别的原因。本节笔者将就各报刊杂 志中曾经提到的拜占廷金币、金币仿制品或者类似信息，加以详细辨别，以期得 到比较真实、完备的统计数据，从而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基础。 从时间顺序上来讲，最早引起统计困扰的拜占廷金币为 1914 年新疆和田出 土的查士丁一世金币。关于这枚金币的最早记录为 1986 年宿白编写的“中国境 内发现的东罗马遗物”，当时文中仅在列表中列出 1914 年新疆和田发现查士丁一 世金币一枚，未注明资料来源。此后，徐苹芳(1995)、康柳硕(2001)、陈志强－ 郭云艳(2002)以及陈志强(2004)都曾引用。不过除宿文极为简单的提及外，目前 所见之各种报刊并未有此枚金币的其它报道，因此在其他一些学者的统计中没有 此枚金币，例如蒂埃里(1994)、罗丰(2004)、张绪山(2003)、李一全(2005)都未曾 统计此枚金币。由于宿白仅注明资料来源为斯坦因《亚洲腹地考古记》，而斯文 中记载的是 1915 年在新疆吐鲁番获得的 3 枚金币仿制品，鉴于难以找到其它关 20 于这枚金币的确切资料来源，本文在下面的列表暂不计入。 接下来需要说明的是 1945 年甘肃康阿达墓所出金币。关于此枚金币的记载 最早出现在 1959 年：夏鼐在对 1953 年咸阳隋独孤罗墓葬中所出之拜占廷金币做 了说明之后，曾提到“作者於 1945 年在河西走廊作考古调查时，曾到武威出土 过康国人康阿达墓志的地点调查。据该地的居民说，这墓除墓志石之外，还曾出 土过一枚金币。发现人拿它去到银行兑换了现钞，后来大概是被熔化了，无法追 踪。没有看到原物，不知道是属于那一国的金币？”[1] 虽然夏并未将此枚金币 断定为拜占廷金币，但宿白(1986)首先将其列为中国发现的拜占廷金币，之后徐 苹芳(1995)、康柳硕(2001)、陈志强、郭云艳(2002)、罗丰(2004)、张绪山(2003) 以及陈志强(2004)都予以引用。然而毕竟此枚金币由于早已被熔化，无法追踪， 因此蒂埃里(1994)与李一全(2005)都未曾引用。鉴于出现在中国境内的金币还有 萨珊波斯金币和阿拉伯金币，并不能就此断定此枚金币的拜占廷源头，因此本文 下面的列表不予计入。 解放以后的中国考古发掘工作日趋规范，但个别发掘报告并不完善，过于简 略，也给对金币数目的统计工作带来困扰，最具代表性的是六七十年代新疆吐鲁 番的考古发掘报告。建国前后，新疆吐鲁番的阿斯塔那墓地出土大量拜占廷金币 仿制品与波斯萨珊银币，然而由于这里出土物品数量庞大，且发掘时正处于十年 文革动乱期间，公开发表的发掘报告极为简略，导致目前从报刊资料中根本无法 确认解放以后这里究竟发现多少拜占廷金币仿制品。宿白(1986)曾列举 6 枚：1966 －69 年出土 2 枚“铸年不明”的金币；1974 年出土 4 枚“铸年不明”金币。徐 苹芳(1995)在列举了 50 年代到 70 年代阿斯塔那出土的萨珊波斯银币后，虽然曾 指出“从阿斯塔那和雅尔湖墓地可以看出，公元七世纪高昌末年至唐代西周时期 的墓中，盛行以波斯萨珊朝银币或东罗马金币殓葬，多数含殓于口中，或覆盖于 两眼上”[2]，但是却没有列举一枚这里发现的拜占廷金币。康柳硕(2001)却完全 引用宿文的记录，并且还额外补充了 1991 年《新疆钱币》中描述的 1976 年在吐 鲁番哈拉和卓 105 号唐墓出土的拜占廷金币仿制品一枚。[3] 李一全(2005)的统计 中只有 1973 年吐鲁番阿斯塔那 M92、M138 和 M191 出土的拜占廷金币和仿制 品。[4] 仅从这几份统计就可看出，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所出拜占廷金币仿 制品的数据非常混乱。与上述三位不同，其他作者的统计则具有连贯性。蒂埃里 (1994)列举了 1966－69 年在 TAM92、TAM138，1972 年在 M188 以及 1975 年交 [1] 夏鼐：《咸阳底张湾隋墓出土的东罗马金币》，《考古学报》1959 年第 3 期，第 71 页。 [2] 徐苹芳：《考古学上所见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第 306 页。 [3] 康柳硕：《中国境内出土发现的拜占庭金币综述》，第 4 页。 [4] 李一全：《略谈我国出土的东罗马金币》，第 55 页。 21 河 M102 中出土的拜占廷金币仿制品。此四枚拜占廷金币仿制品在陈志强、郭云 艳(2002)、罗丰(2004)、张绪山(2003)以及陈志强(2004)的金币列表中都有记录。 事实上，上述金币出土年代与数量是建立对六七十年代公开发表的新疆考古报告 [1]的仔细核对基础上的，具有比较强的可信度（见表一）。 大体上，关于新疆吐鲁番墓葬中发现的拜占廷金币，虽然在 70 年代发表的 报告中略有提及，但并没有详细、完整地报道金币发现的墓葬、数量以及出土情 况，直到最近《新疆文物》1999 年第 3 期与 2000 第 2－3 期才分别记述了这些 金币的出土情况，罗丰(2005)据此做出一份列表，共计 19 枚，均为仿制品。虽 然没有关于这些金币仿制品出土情况的内容，但一定程度上解开长期以来新疆吐 鲁番地区拜占廷金币仿制品的出土数量之疑，对于我们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下文列表也将以此新发现为据进行更新。 引发疑义的还有宿文中记录的“1978 年磁县东魏闾氏墓出土的一枚查士丁 一世与查士丁尼一世共治金币”。宿文除列出此枚金币外，还录有 1978 年磁县东 魏茹茹公主出土的阿纳斯塔修斯一世金币一枚与查士丁一世与查士丁尼一世共 治金币一枚。对此，徐苹芳(1995)并未完全转引，而是根据该墓葬的原始报道， 列出河北磁县东魏茹茹公主闾氏墓，出土一枚阿纳斯塔修斯一世金币与一枚查士 丁一世金币。参看该墓的原始报道可知，茹茹公主姓郁久闾氏，简称闾氏。显然， 宿文在引用资料时出现混淆，不仅误将茹茹公主与闾氏分成两墓，而且还受到表 中与之相邻的 1976 赞皇李希宗墓出土两枚查士丁一世与查士丁尼共治金币的影 响，误将查士丁一世金币列入共治时期。 然而对于此段误引资料，仍有一些作者予以转述，例如康柳硕(2001)、罗丰 (2004)以及张绪山(2003)。而且个别作者在引用宿文之记录时，也出现了不同程 度的误差。宿白在文中引用的河北地区发现的拜占廷金币除上述两点错误之外， 还将河北赞皇北齐李希宗墓的发掘时间记为 1973 年，原始报告中的时间为 1975 －1976 年，正式发掘从 1976 年春开始。宿文中的这些内容，在被转引时继续发 生变化。康柳硕(2001)对河北发现的拜占廷金币的统计为：1975 年河北赞皇东魏 李希宗墓葬出土 3 枚金币；1978 年河北磁县东魏邻和公主墓出土两枚金币，阿 [1] 这段时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将在吐鲁番地区墓葬的发掘报告分别刊登为：1959 年的发掘在《新疆 吐鲁番阿斯塔那北区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60 年第 6 期；1963－1965 年的发掘在《吐鲁番阿斯塔那— —哈拉和卓古墓群发掘报告》，《文物》1973 年第 10 期；1966－1969 年的发掘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哈 拉和卓古墓群清理简报》，《文物》1972 年第 1 期；1967 年的发掘在《吐鲁番阿斯塔那 363 号墓发掘简报》， 《文物》1972 年第 2 期；1972 年的发掘在《新疆阿斯塔那三座唐墓出土珍贵绢画及文等文物》，《文物》 1975 年第 10 期；1973 年的发掘在《1973 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75 年第 7 期；1975 年的发掘在《新疆哈拉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78 年第 6 期。上述这些发掘报告又都收录于新疆 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疆考古三十年》，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