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批评家和流亡知识分子——爱德华赛义德的知识分子观

世俗批评家和流亡知识分子——爱德华·赛义德的知识分子观 　 世俗批评家和流亡知识分子——爱德华·赛义德的知识分子观谈到自己的学术历程，爱德华·赛义德(1935～2003)始终把1967年作为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这一年，以色列占领了耶路撒冷。在这之前，赛义德虽然出生在巴勒斯坦，但经历了1948年的巴勒斯坦分治、1952年的埃及革命、1958年的黎巴嫩内战，而优渥的家庭条件和美国国籍使他无需体验这些政治动荡，他甚至比多数美国人还要顺利地在普林斯顿和哈佛完成了高等教育，拿到博士学位，然后在位于国际化大都市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执教。这些学校全部属于美国最著名的常春藤学校，在20世纪上半叶几乎被富家子弟垄断，无论在经济还是思想领域都高居社会金字塔的顶端。有着这样的经济和教育背景，赛义德完全可以轻松地生活在象牙塔里，把文学研究变成对趣味和美感的贵族式玩味。他的1966年出版的第一部著作《康拉德与自传小说》（虽然后来康拉德成为他后殖民研究的主要对象）的研究视角就基本是美学的。 1967年的以阿战争使巴勒斯坦人成为犹太人之后的又一个流亡民族。赛义德虽然远在美国，这件事却成为他人生中一个“十分震撼的经验”[1](P120)，使政治与他的自我身份直接联系起来。应该说，此时的赛义德仍然可以有不同的选择：美国国籍和学者身份确保他可以置身事外，像爱因斯坦和弗洛伊德那样把学术研究与民族政治截然分开；他也可以像阿拉法特等巴勒斯坦政治家一样，直接针对以色列展开武力或外交的斗争；但是，赛义德却以知识分子的特有方式将政治与学术相结合，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他认为塑造着包括巴勒斯坦在内的亚洲形象的欧洲和美国文化。1978年，赛义德发表了他影响最大的著作《东方学》，奠定了后殖民理论的基石。他指出，虽然在20世纪后半叶，直接的殖民统治已经基本结束，但是欧洲的东方学界“通过机制、词汇、学术、想像、学说，甚至殖民机构与殖民风格的支持”[2](P2)，借助再现和阐释等话语手法，人为地分类、再造了一个被扭曲和简单化了的、从而可以控制的东方，其结果是帝国主义仍然留在“普遍的文化领域，以及特殊的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和社会实践中”[3](P9)。将文化与政治结合，揭露“文化在当代帝国经历中扮演的特殊角色”[3](P5)，这既是赛义德对不同文化之间的权力关系的揭露，更体现出他本人的一个重要而且具有启示性的学术立场，那就是他在许多地方都谈到的“世俗批评”(secular criticism)。 　 一、世俗批评 “世俗批评”这个概念最早是赛义德在《世界·文本·批评家》一书中提出的，其中包含着赛义德对批评主体的重要看法，同时也涉及如何应对后殖民现状的问题，因此是赛义德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赛义德自己也称“现世性、世俗性等等对我来说是关键字眼”[1](P134)。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由于“东方主义”这个概念的光芒耀眼，“世俗批评”被暂时遮蔽了。 在《世界·文本·批评家》中，赛义德将“世俗”等同于“具体现实”[4](P61)，因此文本的“世俗”指文本与具体现实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即文本“总受到环境、时间、地点和社会的约束——简言之，它们处于世界当中，因而是世事性的（此处的“世事性”即“世俗”一词的另一种译法）”[4](P61)。赛义德提出文本的世俗性，针对的主要是西方批评界盛行的自足文本观，把文本与外界完全隔绝；至于批评的世俗性，针对的则是那些“认为文本的生命是令人愉悦的、理想的，没有什么力量或冲突”[4](P75)的看法，也就是认为文本具有高于现实冲突的超验性，可以普遍适用于任何时代、任何环境。在赛义德看来，批评家的任务就是“明确表达出那些由文本的文本性所支配、取代或压制的声音”[4](P82)，揭露文本在产生和维持过程中所依赖的多种力量的协调，或者用米歇尔·福柯的话说，揭露在知识领域中建构起来的权力关系。[5]因此赛义德最后明确提出，“只要批评反对一元中心论，它就是世界性的并处于世界之中”[4](P82)。 应该说，文本的世界性或世俗性并非赛义德的独创，在赛义德的作品中，这个问题明显带有福柯的影子。福柯的“话语”也是《东方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无论福柯所揭示的知识与权力的互生关系，还是话语传递权力时所用的“再现”和“排他”手法，都被赛义德借来西方文化通过塑造东方形象而建立的文化殖民体系，用书中的话说，“只有把东方学作为话语来研究，才能把握欧洲文化在后启蒙阶段得以在政治、社会问题、军事以及意识形态上科学地与想像地控制——甚至——制造东方时所借助的巨大的体系化知识”[2](P3)。《东方学》可以说正是福柯的话语理论的个案研究，是将知识—权力关系用于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的关系领域，在理论上并没有超越福柯。不过，赛义德并不把自己视为福柯亦步亦趋的追随者，很多地方谈到福柯时，他都会批评福柯理论中存在的问题。据赛义德的学生记载，一次有学生在课堂上使用“话语”一词，结果遭到赛义德的嘲讽。赛义德告诫学生要使用自己的语言，建立自身的权威，接下来他说：“我们的时代呼唤‘世俗批评’，也就是能够质疑一切正统学说，不仅在理论上质疑它们的本质，而且质疑他们在现世中的所作所为。”[6]赛义德不同于福柯的正是这个意义上的世俗批评，即不仅从理论上揭露，而且直接地、介入性地批判现实中的话语霸权。换句话说，赛义德勇敢地把批评与政治直接结合，要求知识分子将理论向现实、向人们的需要和利益敞开。自从福柯揭示出知识与权力的同谋关系后，政治这个概念有了极大的扩展。（注：在文化研究中，对“政治性”的理解已不再局限于传统政治学意义上的国家或阶级的斗争与活动。福柯的权力概念对这个问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政治被用于一切由于力量不平衡而形成的权力关系。也就是说，政治的适用范围已由国家、阶级、党派扩展到了一切处于不平衡、不平等和紧张关系中的力量／权力，至于传统意义上的国家集权、法律规范或统治策略不过是权力的“最后形式”。（米歇尔·福柯，《性史》，张廷琛等译，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90页。））但是赛义德认为，福柯对政治的认识仍然是形而上的，是以外科医生的姿态解剖着手术台上的知识政治，却并不介身其中。在这个问题上，赛义德更推崇的是萨特而不是福柯。 虽然历史证明在对一些政治问题的看法上，加缪也许比萨特看得更准确，但这并不妨碍赛义德把萨特而不是加缪视为当代真正的知识分子的代表。赛义德更看重萨特的并不是理论的深刻和准确，而是他那“甘冒重大的风险，以全然的努力、冒险、意志来讨论殖民主义、献身、社会冲突”[1](P18)的介入态度。赛义德对萨特的推崇体现了他对知识分子职能的一个重要看法，即“重要的是知识分子作为代表性的人物：在公开场合代表某种立场，不畏各种艰难险阻向他的公众作清楚有力的表述”[1](P17)。立场是一种政治性的选择，表述立场也即“以语言介入”[1](P23)，世俗现实，正是语言介入使知识分子成为世俗批评家。 在《知识分子论》中，赛义德将世俗知识分子与早期的“宗教性”知识分子和当代的专业化知识分子作了区别。赛义德借助法国学者朱利安·班达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指出西方有一种传统把知识分子视为一小群才智出众、道德高尚的精英，“支持、维护的正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真理与正义的永恒标准”[1](P12)，因此与关心世俗得失和权力的凡夫俗子形成鲜明的对照，是不问世事的、象牙塔里的思想家。在当代，与世俗知识分子相对的则是另一种随着知识工业的发展而激增的专业化知识分子，他们只在并且只能在其所从事的那一行里发言，解决该领域中的技术性问题。职业对他们而言只是谋取稻粱的手段。他们把自己变成服务于市场需要的工具，而不质疑、评判或介入社会政治。无论是把自己限制在形而上的真理还是形而下的技术，这两类知识分子都缺乏对现实事件的政治性关注，而赛义德认为，“到处都是政治，我们无法遁入纯粹的艺术和思想的领域，也因而无法遁入超然无私的客观性或超验的理论的领域”[1](P24)，因此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是世俗的批评家，“在受到形而上的热情以及正义、真理的超然无私的原则感召时，叱责腐败、保卫弱者、反抗不完美的或压迫的权威，这才是他们的本色”[1](P13)。 由此可见，世俗知识分子应该是那种“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人。在传统上多少崇尚“宗教性”知识分子的西方，多数知识分子“希望保有平衡、客观、温和的美誊”，“不愿意显得太过政治化”[1](P84)。他们口头上铁肩担道义，在现实权威面前却噤若寒蝉，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赛义德大声呼吁知识分子对现实的政治性参与，并使这种政治性与自己的学术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即所谓的“不屈不挠的博学”（注：搜寻另类的材料，发掘埋藏的文件，唤回已被遗忘（或放弃）的各类历史。这包含了一种戏剧感和起义感，善用一己罕有的发言机会，博取观者的注意，比对手更具有才智，更善于辩论。”（赛义德，《知识分子论》，第8页。）），这不能不说体现了赛义德不俗的学术勇气。 当然，应该指出的是，“世俗批评”并非一种简单的政治化批评。当代文学和知识批评中出现了大量的政治化研究，包括从后殖民、女权的角度解读文学文本，其中不乏赛义德本人的影响。在这些批评中，确实出现了一些深刻的启迪性文章，但是用赛义德的话说，大多数人“从文学或知识的议论一跃而到政治的说法，事实上是不可以这么做的”[1](P139)。这是一种将后殖民、女权和文化理论教条化、窄化的肤浅做法，不考虑具体情况而任意套用，正是世俗批评所反对的将理论宗教化，因此难怪赛义德认为“大多数尝试这么做的人都很无知”[1](P139)。世俗批评不仅需要关注现实，更需要对现实和文本进行具体的分析和处理。 不过，在赛义德的世俗知识分子观中，更具独创性的是他对知识分子介入方式的思考，即他所提倡的知识分子的流亡立场，这一立场使知识分子的介入避免了海德格尔等人为虎作伥的悲剧，使他的世俗知识分子特质显示出不同于传统的现代特征。 二、流亡知识分子 赛义德批评福柯的另一个原因是福柯否认人能够反抗权力。赛义德认为福柯的权力理论的最大问题是“福柯不愿意认真思考如何抵抗权力”[4](P158)，其原因是福柯赋予了“权力”太大的能力，成了不由任何人把持、无处不在、人无处遁形的神秘主体，其结果，吞没了任何对它的抵抗，消除了变革的可能性。因此他称福柯“像是一种不可抗拒的、不可规避的权力的抄写员。而我写作是为了反对那种权力，因此我的写作是出于一种政治立场”[1](PP126-27)。 在这个问题上，赛义德其实误解了福柯。福柯虽然声称自己是对问题进行系谱研究，而非撰写解决办法的历史，但这并不等于他就认为人类没有走出困境的可能。[7]只不过正如他把权力的控制界定为一个个的“位置”[8]，福柯也把反抗权力的希望寄托在那些位于权力网中的分裂点上，认为这些分裂点可以打破一个个整体（包括个人），对它们重新塑造。因此福柯提出，只有通过“对这些阻力点作出战略性的统筹规划，方能使革命成为可能”[9]。 赛义德称自己比福柯更乐观是因为接受了意大利革命家安东尼奥·葛兰西的影响。葛兰西与福柯相反，他的理论的出发点正是对人类主体力量的强调。在《人是什么？》一文中，葛兰西提出“人是一个过程”[10](P35)，是他行为的过程，因此人不是被动地处于一系列关系之中，而是积极地改变周围的世界。葛兰西深信人的认识具有批判和塑形的力量，因此提出“或多或少地深刻地认说它们（或多或少地知道可以怎样改变它们）就已经是在改变它们。那些本来是必要的关系，由于它们在其必然性中被认识了，也就在改变自己的样子和意义。认识在这个意义上就是权力”[10](PP36-37)。赛义德强调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正是像葛丝西一样相信人的主体认识力。不过同样不应否认的是，赛义德的知识分子观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包含着福柯的影响，他也像福柯那样强调“位置”的重要性，把“站在文化与体系之间”[11]这一“位置”视为文化批判不可或缺的基础，认为流放使批评者处于领域之间、形式之间、居所之间、语言之间，能够提供这一“在认识上占优势的移置”[12]。在很多地方他都强调，是作为居住在美国的巴勒斯坦人这一身份为他提供了后殖民批判的视野，相对来说，他却很少谈到自己作为特殊的批判主体所具有的与众不同的认识能力。 赛义德对知识分子的这一流亡身份非常重视，视之为“真正知识分子”的“道德的一部分”[1](P52)。“流亡”这个词在赛义德这里既包括真实的流亡国外，也包括一种隐喻意义上的情境，用他的话说，“甚至一辈子完全是一个社会成员的知识分子都能分为所谓的圈内人和圈外人：一边是完全属于那个社会的人，在其中飞黄腾达，而没有感受到强烈的不合或异议，这些人可称为诺诺之人(yea-sayers)；另一边则是谔谔之人(nay-sayers)，这些个人与社会不合，因此就特权、权势、荣耀而言都是圈外人和流亡者。”[1](P48)从这句话可以看出，知识分子的流亡立场既包括不归属任何体系这一独立原则，也包括与盛行的准则争辩的异议精神。赛义德认为流亡的立场可以帮助知识分子时时警觉那些大而化之的笼统概念，以及在团结共识的表面下对个人独立判断的压制。 “流亡”无论在赛义德的知识分子论还是后殖民理论中都是一个重要的概念，而且应该说，赛义德的这两个理论在这一点上是相辅相成的。后殖民理论中那个揭露文化霸权的批判者正属于赛义德心目中的“真正知识分子”，反过来，正是这一知识分子立场使赛义德的后殖民批评走向深入：赛义德提出“知识分子的重大责任在于明确地把危机普遍化，从更宽广的人类范围来理解特定的种族或民族所蒙受的苦难”[1](P41)，他的后殖民理论也正像他所说的，并未止于批判殖民国家的帝国主义文化，而且也指出在被殖民地的反帝国主义文化中同样包含着等级体系和文化霸权。 通过后殖民研究，赛义德看到一切民族主义文化都建立在民族身份这一概念之上，民族身份对民族／种族之间的差异性的强调暗合了“我们”与“他们”、“本民族”与“西方”等对立身份的观念，这一观念正是话语与权力运作的基本策略。从这一认识出发，赛义德明确提出“知识分子应该质疑爱国的民族主义，集体的思考，以及阶级的、种族的或性别的特权意识”[1](P5)。正是后殖民研究使赛义德认识到“东方”、“西方”、“民族”、“集体”这类简单概念下潜存着等级划分和霸权倾向，因此在《知识分子论》中，赛义德反对知识分子把自己归属于任何一个单一的群体，而认为只有游移在体系之间和之外的流亡者、边缘人和业余人士才有可能摆脱体系化所包含的权力模式，才有可能看到并说出事实的真相。因此，赛义德虽然主张知识分子介入政治，但他并不是要知识分子跻身现存的政治体系，担任直接的政治职位，而是提倡以边缘者才可能保有的反对精神，对现状提出异议，为乏人代表的弱势团体说话。 赛义德认为正是流亡这一游移的、兼具的、混杂的位置使知识分子获得双重的视角，看到“圈内人”所看不到的方面；同时，正是这种外来者的立场使他不会轻率地接受既有的事物，从而不仅会看到事物的现状，也会追究事物的前因。这一点对知识分子来说非常重要，因为知识分子揭露现存文化中的霸权的方式，就是通过溯因来“显示群体不是自然或天赋的实体，而是被建构出、制造出、甚至在某些情况中是被捏造出的客体，这个客体的背后是一段奋斗与征服的历史”[1](P33)。因此，在“真理”的背后，他们能看到为维持这一真理权威而对异议的压迫和流放；在民族的背后，他们能够听到在集体的荣誉下被牺牲的个人的呻吟。 而且，正是流亡的身份使他们不必看重权威者的认可，不必顾虑丢掉用效忠换回的利益，不仅能够见人所未见，而且敢于说出那些可能令人不悦的内容，敢于创新和改变现状。此外，流亡的身份使他们“永远无法与新家或新情境合而为一”[1](P48)，永远不会满足地接受任何一种状况，永远不会放弃他们的批判立场。 后殖民理论刚兴起的时候，曾有不少人认为赛义德、斯皮瓦克等后殖民理论家实际都已居身美国社会，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骂主流文化，不过是他们从美国社会的边缘走向中心的一种手段。赛义德的成功似乎也多少证实了这一点。但是如果我们看看赛义德本人的人生细节，就会发现他确实在身体力行地实践着他的理念。他拒绝了提供给他的所有官方职位，从未参加任何政党或派系，几度拒绝媒体邀请他担任有职位的顾问，拒绝应邀向不对外开放的官员小圈子讲话，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生性既非参与者或党员，也从未正式担任公职。我的确习惯处于边缘，置身权力圈之外……无能在那个迷人的圈子里占一席之地”[1](P90)。他曾经担任巴勒斯坦流亡议会的独立议员达14年之久，但与会的日数总共不过一个星期左右。 要知道，在西方以这种方式暴露自己是一个巴勒斯坦人并不是一件对前途有利的事情。他之所以毫不含糊地介入令西方人不快的巴勒斯坦事务，却并不参加巴勒斯坦的政党，只是为了表明自己的介入姿态。这使他不仅成为美国政府眼中的异端，也成为阿拉法特的“对手”。应该说，以他的名望，只要稍作妥协，就可以从其中任何一个政府手中换得丰厚的回报，而他至死所处的这种两面不讨好的处境，终以一个学者的身份辞世，正体现了他的“保有局外人和怀疑者的自主性”[1](P92)的知识分子立场。 赛义德承认萨特式知识分子在当代的缺失，却又重新用他们来作为知识分子的楷模，这显示了赛义德的知识分子论其实包含着一定的理想成分，即他的知识分子观与其说是对现实的描摹，不如说是对现实的呼吁。不过，赛义德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理想主义者，事实上，他不仅强调现实的具体性，也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因此，他所提倡的知识分子的批判姿态，并不是理想主义者的高谈阔论，也不是英雄主义者的拼死一击，相比之下，他更加讲求批评的有效性和长久性。在《知识分子论》中，赛义德提出：“知识分子显然是要在最能被听到的地方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要能影响正在进行的实际过程。”[1](P85)要达到这一目的，显然不是单纯具有某种立场就能做到的，还需要一种审时度势的智慧，不仅知道做什么，还知道如何做。“对权势说真话绝不是邦葛罗斯式的理想主义；对权势说真话是小心衡量不同的选择，择取正确的方式，然后明智地代表它，使其能实现最大的善并导致正确的改变。”[1](P86)由此可见，要做到赛义德所说的“真正的知识分子”，不仅需要流亡的立场，也需要清醒的智慧。可惜的是，由于赛义德本人的批评所具有的突出的世俗特点，使他更侧重于强调知识分子政治的一面。如今他已辞世，世人再也无缘听到这位当代真正的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的智慧作出睿智的剖析了。 注释： [1]赛义德.知识分子论[M].单德兴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 [2]Said, Edward. Orientalism[M]. London: Routledge Kegan Paul, 1978. [3]  Said, Edwar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M]. New York: Alfred A.Knopt.,1993. [4]赛义德.赛义德自选集[C].谢少波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5]傅柯.规则与惩罚——监狱的诞生[M].刘北成等译.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3.26. [6]Bayounmi, Moustafa. A Testimonial to May Teacher Edward W. Said[OL]. http://www. villagevoice. Com/issues/0340/bayoumi.php. 2003-10-01. [7]德雷福斯·拉比诺.傅柯——超越结构主义与诠释学[M].钱俊译.台湾：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2.297. [8]米歇·傅柯.知识的考掘[M].王德威译.台湾：麦田出版有限公司，1993.136. [9]米歇尔·福柯.性史[M].张廷琛等译.上海：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1989.94. [10]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Z].葆熙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11] Said, Edward. 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 [M].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26. [12]McGowan,John.Postmodernism and Its Critics[M].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7.1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