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文学本身_蔡翔

上海大学中国现当 代文学研究专辑 何谓文学本身 蔡　　翔 　　所谓“回到文学本身”,实际上内含着这 样一层意思: 意即文学完全独立于国家、社 会、政治、意识形态等等公共领域之外, 从而 是一个私人的、纯粹的、自足的美学空间。 这 一说法之所以能够得到确立,其背后,显然是 来自于“纯文学”这个概念的有力支持。 2001 年,我在主持《上海文学》日常工作的时候, 曾 经就“纯文学”这个概念组织过一场相关的讨 论。这场讨论的缘起是《上海文学》 2001年第 三期发表的李陀的文章《漫说“纯文学”》, 正 是在这篇文章中,李陀对“纯文学”这个概念 进行了具体的历史梳理,并且率先提出了批 评。而在以后开展的讨论中,韩少功、南帆、罗 岗、薛毅等人都对此发表了自己的意见①。 近二十年来, “纯文学”是一个极为重要 的核心概念,它不仅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文学 观念, 同时也极大地影响并且改写了中国的 当代文学。这个概念有效地控制了具体的文 学实践,同时,也有效地渗透到了文学批评甚 至文学教育之中, 任何一个人对此都不可能 漠然视之。而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毫不夸 张地说, “纯文学”这个概念在中国的产生、兴 起乃至对整个文学史的控制, 都留下了现代 性在当代中国的影响痕迹。 因此,在今天, 对 “纯文学”这个概念的重新辩证, 实际上亦暗 含了对现代性的重新思考, 以及对中国社会 发展的重新认识。而对一个概念的辩证,也就 自然转化为一种具体的历史叙述,一种对思 想源流的追溯与描写。 1　一个移动的能指 近二十年来,在我的记忆和阅读印象中, 尚未见有人对“纯文学”这个概念的外延和内 涵作过完整的明确的定义, 这似乎也暗合了 当代文学史上一个惯常的现象:愈是所指模 糊的概念,愈能得到广泛传播。 因此,在我们 进入文学史的时候,常常会发现,某些概念本 身有时候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它作为一个语 词, 一个“移动的能指”,或者说作为“一个叙 事范畴”,是当代文学依靠“纯文学”这个概念 究竟讲述了一些什么样的“故事”。 因此, 把 “纯文学”概念历史化、阶段化就显得非常必 要。只有这样,才能如杰姆逊所说的“对未来 作考古学的发掘”②。 “纯文学”概念的具体的产生时间, 现在 还未有人作专门的考证,但是可以大致的确 定在八十年代初期。而这个概念产生的特殊 的历史背景, 倒是正如李陀所说: “`纯文学’ 这种说法在中国出现并且存活下来, 这有一 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特殊历史环境, 那就是: 31蔡　翔　何谓文学本身 ①② 杰姆逊: 《现代性的神话》, 《上海文学》 2002年第 10期。 参见《上海文学》 2001年第 3期至第 9期的相关文章。 文革刚刚结束, 非常僵化的文学教条还严重 地束缚着文学 比如`文艺从属于政治’ , 文学一定要写`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 以 及从样板戏里总结出来的`高大全’ 等等, 这 些`艺术原则’ 都成为不能违背的教条, 成为 文学`解放’的严重障碍。在那种情况下,作家 只有冲决、抵制、批判这些文学教条, 写作才 能解放, 才可能发展一种新的写作。 文革以 后,最初是`伤痕文学’ 受到全社会的认同和 喜欢, 批评界当时普遍认为这是一种新的文 学发展 (所谓`新时期文学’ ),把它看成是`拨 乱反正’在文学领域的具体实践,具有非常的 创新意义。但是我一直对这种写作不高, 觉得它基本上还是工农兵文学那一套的继续 和发展,作为文学的一种潮流,它没有提出新 的文学原则、和框架,因此伤痕文学基本 上是一种`旧 ’ 文学 (我这些看法后来在 《 1985》这篇文章里有较详细的论说 )。由于当 时主流批评家们对伤痕文学的评价非常高 (现在也还有人对它评价非常之高 ),而对此 持怀疑、反对态度的人也不是我一个,于是围 绕着`伤痕文学’ 就有了很激烈的冲突, 这种 冲突到 1985年前后尖锐化,对八十年代有着 决定性影响的`新潮批评’也由此而生。”①韩 少功也认为: “`纯文学’的定义从来就是含糊 不清的。在我的印象中,八十年代`纯文学’ 意 念浮现是针对某种偏重宣传性和社会性的 `问题文学’ ,到后来,主张自我至上者, 主张 形式至上者, 主张现代主义至上者,甚至提倡 严肃高雅趣味从而于地摊读物保持距离的作 家,都陆续被划入`纯文学’一类—— 虽然他 们之间有很多差别。”②作为当年“纯文学”运 动的当事者, 李陀和韩少功的说法大致可信。 概念的意义常常产生在事物的对立之 中,正是由于所谓旧的文学的存在, “纯文学” 才有可能在文学史上获得它的合法性地位。 因此,所谓旧的文学的存在正是“纯文学”概 念在当时赖以成立的先决条件。 而李陀所谓 “旧的文学”实际上指的是那种把传统的现实 主义编码方式圣化的僵硬的文学观念, 这种 文学观念在七八十年代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 力,而且直接派生出“伤痕文学”、“改革小说” 等等“问题文学”。正是在这一特殊的历史环 境中, “纯文学”概念的提出就具有了相当强 烈的革命性意义。这一意义在于,它对传统的 现实主义编码方式的破坏、瓦解甚而颠覆,在 “形式即内容”的口号掩护下, 写作者的个性 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从而获得了一种真 正意义上的内在的创作自由。而现代主义在 中国的兴起, 则使“纯文学”概念不仅得到了 文学实践的强力支持,而且进一步推动了这 一实践的向前发展, 正是在这一现代主义运 动中, “纯文学”借助于现代哲学、美学以及心 理学,得以深入到人的内心世界,转向一种内 心叙事,即当时所谓的“向内转”,极大地丰富 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手段。而更为重要的 是,借助于“纯文学”概念的这一叙事范畴,在 当时成功地讲述了一个有关现代性的“故 事”, 一些重要的思想概念, 比如自我、个人、 人性、性、无意识、自由、普遍性、爱, 等等, 都 经由“纯文学”概念的这一叙事范畴,被组织 进各类故事当中。因此,在某种意义上, “纯文 学”概念正是当时“新启蒙”运动的产物,它在 叙述个人在这个世界的存在困境时, 也为人 们提供了一种现代价值的选择可能。 应该承 认,在八十年代, 经由“纯文学”概念这一叙事 范畴而组织的各类叙述行为,比如“现代派”、 “寻根文学”、“先锋文学”, 等等, 它们的反抗 和颠覆, 都极大程度地动摇了正统的文学观 念的地位。 并且为尔后的文学实践开拓了一 个相当广阔的艺术空间。然而,我们还是不能 把“纯文学”概念仅仅放在文学领域进行考察 32 当代作家评论　 2002年第 6期 ① ② 韩少功: 《好“自我”而知其恶》, 《上海文学 》 2001年第 5期。 李陀: 《漫说 “纯文学 ”》, 《上海文学》 2001年第 3期。 和辩证,这样的话,就会低估这一概念在当时 的革命性意义。如果我们把福柯的“话语”理 论引入对“纯文学”概念的分析之中,就会发 现,在话语冲突的背后,同样隐藏着一种权力 斗争。 作为“新启蒙”或者“思想解放”运动的 产物, “纯文学”概念的提出,一开始就代表了 知识分子的权利要求, 这种要求包括: 文学 (实指精神 )的独立地位、自由的思想和言说、 个人存在及选择的多样性、对极左政治或者 同一性的拒绝和反抗、要求公共领域的扩大 和开放,等等。所以,在当时, “纯文学”概念实 际上具有非常强烈的现实关怀和意识形态色 彩,甚至就是一种文化政治,而并非如后来者 误认的那样,是一种非意识形态化的拒绝进 入公共领域的文学主张,这也是当时文学能 够成为思想先行者的原因之一。因此,在八十 年代, “纯文学”曾经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概念, 正如南帆所说: “如果传统的现实主义编码方 式已经被圣化, 如果曾经出现的历史业绩正 在成为一个巨大的牢笼,那么振聋发聩的夸 张就是必要的。如果文学之中的社会、历史已 经变成了一堆抽象的概念和数字,那么,个体 的经验、内心、某些边缘人物的生活就是从另 一方面恢复社会、历史的应有涵义。如果武侠 小说、卡通片、流行歌曲和肥皂剧正在被许多 人形容为艺术的全部, 那么,提到`纯文学’ 是 另一种存在又有什么不对? ……`纯文学’ 的 概念正是在八九十年代的历史文化网络之中 产生了批判与反抗的功能。 这个概念从另一 个方向切入了历史”①,同时也帮助知识分子 确立了自己的批判立场。 不过,也正如南帆所说,在“纯文学”切入 历史的时候, 历史的辩证法也在同时启动, “这个概念很快就敛去了锐气而产生了保守 性”, “`纯文学’开始被赋予某种形而上学的 性质。 一些理论家与作家力图借用`纯文学’ 的名义将文学形式或者`私人写作’奉为新的 文学教条。他们坚信,这就是文学之为文学的 特征。这个时候, `纯文学’远离了历史语境而 开始精心地维护某种所谓的文学`本质’ 。 电 子传播媒介、现代交通和经济全球化正在将 世界连为一体。 种种新型的权力体系已经诞 生。历史正在向所有的人提出一系列重大的 问题。 然而这时的`纯文学’拒绝进入公共领 域。文学放弃了尖锐的批判与反抗,自愿退出 历史文化网络。 `纯文学’的拥护者不惮于承 认,文学就是斋里的一种语言工艺品,一个 语言构造的世外桃源。 先锋文学的激进语言 所包含的意识形态解构已经为漫不经心的语 言游戏替代。这与艺术之中的其他领域一致 所有的拼贴或者即兴的恶作剧都有理由 自称为先锋艺术 没有深度,没有什么涵 义,不必与那些纷杂的历史文化发生深刻的 联系……”等等②。 一个概念必须依赖于其特定的历史语境 方能得以存在,并且获得它存在的合法性依 据。一旦时过境迁,这个概念如果不能及时地 调整自己的外延和内涵,就极有可能成为一 种新的理论教条, 只有那些本质论者才会顽 固地认定这个世界上存有某种永恒不变的事 物本质。同样,当中国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整 个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都产生了剧烈的变 化, 当初“纯文学”概念赖以存在的某些具体 的历史语境也已发生极大的变化 (比如传统 的现实主义编码方式的圣化 ), 这个时候, 如 果我们继续自囿于“纯文学”概念,并且拒绝 历史新的“召唤”,就极有可能成为一个新的 文学的教条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然而,这只 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在 “纯文学”这个概念产生的同时, 已经预设了 一种理论上的保守可能。 作为“思想解放”运动或者“新启蒙”运动 的积极的倡导者和参与者, 知识分子无疑在 中国社会的历史性变迁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 33蔡　翔　何谓文学本身 ①②　南帆: 《空洞的理念》, 《上海文学》 2001年第 6期。 用。但这同时, 也培养了知识分子的精英心 态,而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也逐渐孕育出一 个相对的知识精英阶层,这两者之间的相辅 相成, 构成了九十年代中国的一个新兴的利 益集团①。然而在八十年代初期,知识分子尚 是社会的一个弱势群体,不仅他们的坎坷遭 遇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同情, 更重要的是,在这 一时期,知识分子的权利要求,比如对现代化 的憧憬、对人性化生活的向往、对自由和民主 的追求、对极左政治的反抗和拒绝, 等等, 都 在某种程度上吻合了整个社会的利益需要, 从而与社会的大多数阶层结成了一个利益同 盟,这正是“思想解放”运动的广泛的群众基 础。因此,所谓的“纯文学”,在当时是非常隐 晦、曲折地传达了某种时代精神。即使其中较 为激进的“先锋文学”, 由于它对意识形态的 激烈的破坏和解构作用,也仍然拥有一定的 革命性意义, 这也是“纯文学”能获得社会支 持的原因之一。只有到了九十年代,种种新的 权力关系开始形成,社会重新分层,利益要求 与权力要求也开始分散化, 八十年代的社会 同盟事实上已经不复存在, 这个时候,知识分 子作为一个集团或者作为一个阶层, 也已经 很难代表弱势群体的利益要求。 因此,当“纯 文学”继续拒绝进入公共领域, 在更多的时 候, 就演变成一种“自恋”式的文字游戏, 同 样, “怎么写比写什么更重要”这个八十年代 的著名口号,因其对传统的现实主义编码方 式的破坏而发展出一种新的写作可能, 虽然 夸张仍不失为一个有效的文学主张, 但是一 旦失去其反抗前提, 也就自然转化成形式至 上或者技术至上主义者,而其保守性也就愈 加明显的暴露出来。 对于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来说, 其思想, 更多的是来自于现代性的有力支持, 而在“纯 文学”这个叙事范畴中,现代性不仅表述为一 种具体的西方想象 (包括对西方现代理论的 过度迷恋 ),同时还转化成一种本质化的思维 方式,比如习惯于把概念抽象化和普遍化,而 不是把它放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加以考察和 辩证。 这种思维方式严重地削弱了中国知识 分子的观察能力和思想能力, 尤其是在知识 分子日益精英化以后,更加阻碍了他们继续 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尽管现代主义为“纯文 学”提供了一种反抗现代化的文本实践 (这在 “寻根文学”中可以找到某些蛛丝马迹 ), 但 是,现代主义在其本质上又是与现代化共存 并且认定了它的美好未来, 因此它的反抗又 只能是不彻底的。而这种在现代性的召唤下 形成的“集体性”想象, 在今天,遭遇到了现代 性所可能遭遇的许多问题, 这些问题包括:个 人、自我、主体性、自由、国家、政治、意识形 态,等等。而正是这些话语,构成了“纯文学” 概念的衍生物 “回到文学本身”。 2　什么是文学本身 在八十年代,曾经流传过一个著名的比 喻,意思是文学这驾马车承载了太多的东西, 现在应该把那些不属于文学的东西从马车上 卸下来, 而这些不属于文学的东西自然是国 家、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等等。 这实际上就 是对什么是“文学本身”的一个极为形象的概 括。在当时,这一说法广为流传,不仅形诸于 文字, 同时还渗透到大学的课堂教育或者即 兴演讲之中,以致于至今仍有不少年轻人记 忆犹新②。 而在被文学这驾马车卸下来的东西当 中,意识形态显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如 果我们把意识形态作一简单的历史化、阶段 化处理,就会发现它所指涉的内容极为复杂。 在特雷西时代 (据说是他发明了这个词 ), 意 34 当代作家评论　 2002年第 6期 ① ② 薛毅: 《开放我们的文学观念》, 《上海文学 》 2001年第 4期。 有关知识分子的利益化倾向, 我将在另一篇文章中加以分析。 识形态被用来命名为一个新学科 观念 学。而在半个世纪以后,马克思在其《德意志 意识形态》一书中使用了这个词刻画一种狭 隘的、利己主义的世界观 (即资产阶级的观 点 ),也就是说意识形态是特定的社会阶级为 了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而扭曲真 实的社会关系的结果, 是一种“虚假意识”或 者“错误观念”,而它注定是要被科学取代的 (反映了工人阶级的观点 ),这就是马克思主 义有关意识形态的经典认识。曼海姆则在这 两种意识形态之间作了进一步区分, 一种是 没落阶级的思想偏见 “意识形态”; 一种 是新兴阶级的思想观念 “乌托邦”, 并且 认为乌托邦是不属于任何阶级的知识分子的 创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丹尼尔· 贝尔表 达了对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的失望情绪, 进而 宣告了意识形态的终结,他这样说的时候, 想 到的主要是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正 让位于一种温和的、非意识形态的、基于对政 治局限性认识的自由主义①。可是意识形态 并未如丹尼尔· 贝尔所想象的那样已经终 结,而是在当代理论的重新解读下,展示了另 一片生机勃勃的新天地。在有关意识形态的 种种新的解释中, 阿尔都塞给意识形态的定 义是: “对个体与其现实存在的想象性关系的 再现”, 也就是说意识形态的整体感是一种想 象性功能,并且与理想自我联系在一起。这一 说法显然存有精神分析学说的痕迹 (比如盖 格尔把意识形态看成是以“理论”的形式掩饰 着的原始情感、审美情趣和价值判断 )②, 尤 其是拉康理论。杰姆逊在介绍阿尔都塞的意 识形态理论时, 虽然坚持了“阶级”的概念, “没有阶级这个概念便不可能有意识形态的 观念”, “意识形态是个中介性概念,是辩证法 所说的个别与一般事物之间的中介。 所有的 意识形态都包括个体性与集体性两个层次, 或者是群体意识, 或者是阶级意识”③。不过, 意识形态中的个体因素还是引起了许多人的 注意,齐泽尔在拉康的影响下,认为“意识形 态不是掩饰事物的真实状态的幻觉, 而是构 建我们的社会现实的 (无意识 )幻象”。而且意 识形态本身并不是一种“社会意识”,而是一 种“社会存在”。这样,意识形态不仅是一种思 想和观念, 是一种信仰, 更是一种行为和“实 践”④。 这样,意识形态不仅没有终结, 相反, 它已经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实 际上被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所包围。 就像杰 姆逊在介绍阿多诺时 所说的, “阿多诺说过 一句话:商品已经成为它自己的意识形态。这 句话的含义是指出意识形态的变化……我们 现在已经没有旧式的意识形态, 只有商品,而 商品消费同时就是其自身的意识形态。现在 出现的是一系列行为、实践, 而不是一套信 仰,也许旧式的意识形态正是信仰”⑤。而意 识形态的作用或者功能也依然存在, 因为意 识形态毕竟为人类体验世界提供了某种模 式,没有这种模式人类就会失去认识世界和 体验世界的可能性。正是意识形态的这种“无 所不在”,使得文学事实上无法非意识形态 化,相反,如果真有“文学本身”, 那么,这种所 谓的“文学本身”,也正是意识形态或者意识 形态冲突的一种“场合”。 不过,在八十年代,我们对意识形态不会 有如此复杂的认识。那个时候,我们把意识形 态仅仅理解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更具体一 点说,就是极左政治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 态不仅控制了我们的全部生活内容, 同时也 控制了文学写作, 使文学仅仅成为某种政治 主张的简单的“宣传机器”, 而所谓的“再现”, 只是再现了这种意识形态的虚假图像而已。 35蔡　翔　何谓文学本身 ① ② ③ ④ 齐泽尔《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 ⑤　杰姆逊: 《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 1988年。 参见齐泽尔《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的“译者前言”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年。 华勒斯坦: 《自由主义的终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年 1月。 因此,在这一特定的历史环境中, 当时“纯文 学”强调的“非意识形态化”显然有着相当积 极的意义。它借此拒绝了极左的政治 意 识形态对文学的控制,从而使文学得以独立 地表达当时时代的声音①。可是,我们同样可 以说,这种拒绝本身亦是一种意识形态,具体 而言,就是在个体和现代化之间,重新确定了 某种想象关系,也就是“人的现代化” (个性解 放、自由、权利等等 )。 而要实现这种“人的现 代化”, 就必须首先消解意识形态这种“错误 意识”对人的控制。这样,在历史和现实之间 就产生了一种真正的“断裂”, 以往的历史很 轻易地被处理成为一种“荒谬”, 或者,干脆就 是一个“笑话”。而在“意识形态终结”的背后, 正是现代性在八十年代中国的最后确立, 所 有对未来的想象最后都指向现代性, 指向“进 步”和“发展”这两个现代性的核心概念。而我 们所有的一切 (包括文学 ),都只不过或者只 能是对现代性“母本”的复制。这些在中国当 代文学中,似乎形成了一种“宿命”,由于放弃 了对未来的多种可能性的探索, 因此,一方面 是对现实的激烈解构,而另一方面又自动放 弃了新的历史乌托邦的想象甚至冲动。先锋 文学就明显表现出如上两种特征②。对意识 形态的这种片面和简单化的理解,实际上使 我们逐渐丧失了“去蔽”和“乌托邦”这两种能 力。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面对市 场、资本、商品等等新的社会现象,都只能持 一种道德化的批判姿态,而没有能力认识到 商品消费同时就是其自身的意识形态, 是对 现代性的一种回应, 是一种新的想象关系的 确立。而“去蔽”能力的缺乏,同时还因为我们 “乌托邦”能力的丧失。当我们以现代化 (西方 化 )为惟一的未来蓝本时,实际上就意味着我 们“乌托邦”资源的枯竭。而当我们无法确定 自己和现实存在条件的想象性关系时, 我们 也就无法建立起自己的意识形态。因此,当各 种意识形态都在运用自己的“说服- 训练”功 能, 以使自己代表的事物“合法化”时, “纯文 学”又在或者说又能够做些什么呢③? 而就在“纯文学”强调非意识形态化时, 另一种与此相应的说法也随之产生, 这就是 所谓“原生态的生活”。什么是原生态的生活, 这句话在今天看来语义上显得非常含混, 但 是在当时却的确为写作提供了一种新的想象 空间。 这是因为,当意识形态作为一种“错误 观念”的形态出现时,就会掩饰、遮蔽和篡改 人的日常经验,而文学相对提供的也只能是 一种虚假的生活图像。 因此,所谓“原生态的 生活”, 实际上是为写作者打开个人的记忆之 门而提供的一种理论支持, 并以自己的日常 经验对抗和消解作为 “错误观念”的意识形 态。但是,这一说法本身却又相对隐藏了另一 种可能性,就是说,它默认在这个世界上的确 存有某种可以在意识形态之外独立存在的 “本真”的生活,因此,生活是需要寻找的。 这 一说法的直接后果之一, 就是“纯文学”日渐 轻视我们直接置身其中的现实的日常生活, 而把想象力更多的投注于内心, 这样,不仅在 某种程度上加快了“纯文学”和社会存在的疏 离 ,同时也使“纯文学”逐渐丧失了关注现实 和把握现实的能力。而另一方面需要追问的 是,个人的日常经验究竟是怎样浮现到我们 的意识表层,而这扇记忆之门又是如何被打 开的? 实际上,即使是“原生态的生活”,也来 自于另外一种意识形态的支持, 是一种对“现 代性”的回应方式。我们只要读一读八十年代 的作品,就会发现围绕“原生态的生活”展开 叙事的,大都是“个性解放”这样一类日常经 验和生活要求。这里,也许有一个例子可以说 明问题。 1999年,我在主持《上海文学》日常 36 当代作家评论　 2002年第 6期 ① ② ③ 有关意识形态的“说服”和“合法化”,参见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第 57页。 蔡翔: 《日常生活的诗情消解》 ,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94年。 比如七十年代末关于文学是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讨论,参见《上海文学 》 1979年第 3期《为文艺正名》。 工作时,曾经在刊物上开设了一个名为“城市 地图”的栏目,当初为这个栏目撰稿的作家年 龄许多都在四十五岁左右。 也许是受其个人 经历、家庭出身和社会背景的影响,这些作家 所描写的对象大都集中在城市的北部, 提供 的是一个历史的、底层的上海。大概在一年多 以后,一批更年轻的作家开始出现,也就在这 个时候, 淮海路、南京路、徐家汇等等所谓的 “高尚地区”在这些作家的笔下频频出现, 而 其所提供的场景、人物、情节等等也时有雷同 之处。这些作家未必都生活在这些区域,而其 个人记忆也未必都能由这些生活概括。显然, 在选择生活的背后,正是意识形态的作用。这 些作家所接受的, 正是当下媒体制造并提供 的一种生活模式, 或者说是一种意识形态的 幻象。我们实际上一直生活在意识形态之中, 并没有绝对的“原生态的生活”。 问题只在于 我们用什么来使自己的日常经验浮现到意识 表层,并打开个人的记忆之门。 当然, 我们不能把“纯文学”的 “退出社 会”完全归之于“历史终结”或者“意识形态终 结”的思想影响,这样, 未免过于武断。事实上 还存有另外一些因素, 比如说某种政治高 压①,八十年代同样存在着思想斗争的残酷 性。而正是这种残酷性,迫使作家开始回避现 实,而强调审美的重要性。 但是,现代性的影 响痕迹也是同样明显存在。 正是对“自我“的 过于强调,而使文学日渐轻视和疏离国家、社 会、群体等等这样一些概念。 有关 “自我”在当代文学中的确立和发 展,已为许多作家和批评家论及,韩少功就曾 这样认为: “`自我’似是`纯文学’诸多概念中 很重要的一个。我曾经也十分赞同文学家要 珍惜自我,认识自我, 表达自我,反对写作中 那种全知全能的狂妄和企图规制社会的独断 与僭越。我至今以为这种说法一般说来仍然 有积极意义。”②而文学也因为“自我”而同时 发现了另外一个与之相应的概念 “主体 性”,围绕“主体性”这个概念而展开的各种叙 事活动, 在八十年代的文学中,主要是“个人 主体间为赢得承认而展开的斗争”③。由于当 时的这一“自我”大都含有弱势背景,因此在 文学中尽管以“个人主体”的形象出现,却又 具有相对的群体性 (比如早期女性文学的杰 出文本《在同一地平线上》 )。但是, “自我并非 与生俱来,而只能产生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与 文化过程,只能产生于公共群体之中”。因此 在“纯文学”退出社会之后, “自我”就逐渐演 变成一个封闭的概念, “`自我’说确实在一些 作家那里诱发了自恋和自闭, 作家似乎天天 照着镜子千姿百态, 而镜子里的自我一个个 不是越来越丰富,相反却是越来越趋同划一, 比如闹出一些咖啡吧加卧床再加一点悲愁的 化配方”。我近年在审读小说来稿中也发 现, 越是接近“私人化”写作标准 ,作品越是 趋于雷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 一个方面是, “自我中心化”的过程,同时也是 一个不断扩张的过程, 是一个对“他者”殖民 化的过程, 其结果必然造成一种精英心态, “`自我’甚至成为了某些精英漠视他人、蔑视 公众、仇视社会的一个伪贵族的假爵位。臆必 固我的偏见乃至放辟邪侈的浪行往往都是在 这一说法之下取得合法性。 在一个新旧权贵 自我扩张资源越来越多于平民的资本自由化 时代,这种倾向会产生什么样的人品和文品, 当然不难想象”④。 这样, 在国家、政治、社会、群体、意识形 态等等都被从文学这驾马车上卸下来之后, 文学这驾马车上还剩下些什么呢? 是自我和 主体性,还是审美和诗意? 这时候,有两个人 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就是海德格尔和博尔赫 斯。 我们从“林间小路”上找到了“诗意的栖 37蔡　翔　何谓文学本身 ① ②③ 杰姆逊: 《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三联书店, 1997年。 ④　韩少功: 《好“自我”而知其恶》。 比如“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自由化”,等等。 居”的文化装饰性,而博尔赫斯的书斋写作则 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知识借口。但是,谁知道 我们是在多大程度上篡改和阉割了这两位作 家和哲学家。 但是问题并没有到此结束,在文学退出 社会拒绝现实的背后,可能还隐藏着一种对 世界的建构愿望, 这种愿望来自于人性是一 静止的、永恒不变的本质。于是, 在文学中, 欲 望、个人、主体性、权利、性、无意识、自由等等 概念的组合就相应建构起一个新的世界, 而 自我的同一性也正是在这样一个被建构起来 的虚幻的情景中得以完成 (现在,这种虚幻性 正在向大众文化转移, “人性化的空间”、“人 文关怀”等等诸如此类的字眼充斥于各类广 告之中,而文化工业的从业者,有许多正是当 年的文学青年 )。而在这种情景中完成的自我 同一性就显得相当可疑,它同时也造成了现 实中价值 事实之间的辽阔距离。 当文学 沉迷于这个世界并且认定它就是真实的存在 本身时,实际就压制了“关于历史的思想的作 用”,也就就此失去了把握永恒变化着的历史 和现实的能力。 3　沉默的大多数 一个梦想已经破灭, 世界并未能如我们 想象中的那样, 在现代性的语境中, 完成自 由、民主、平等和公正的统一,历史的辩证法 仍然存在, “幻想人性会剧烈的改变, 现行制 度的社会关系也会随之改变, 只不过是胡思 乱想, 乌托邦罢了”①。我们曾经执著于或者 迷信过的一些观念, 终于遭到现实的致命一 击。 阶层分化早已开始, “穷人”和“富人”的 概念也早已在消费时代变得日渐明晰, 大多 数人重新“沉默”, 他们的声音不仅难以得到 “再现”,而且我们几乎无法听见。当有些人继 续拒绝政治、阶级、利益、对抗、意识形态这类 语词,并且搬出个人的历史体验,来形容对这 些语词“不堪回首”的个人感觉时,他们不知 道,这些语词早已又一次转化为现实,而现实 也变得更加严峻和急迫,只是,知识分子已经 无法“体验”罢了。 “自由”这个语词曾经帮助人们挣脱了国 家的同一性控制,我们至今仍然心怀感激。但 是,假如我们不把这个概念放在新的历史语 境下重新进行考察,而是继续幻想用这个 (以 及相近的 )概念作为本质去建构世界, 那么, 这个概念就将成为一种新的陈词滥调。它除 了使“精英立场”更加变本加厉, 使文学变得 更加“小家子气”,更加“伪贵族”,还能为我们 提供些什么呢?即使我们继续使用这个语词, 可是,如果我们不考虑新的“沉默的大多数”, 那么,这个概念的普适性又在哪里呢?它还是 一个普遍的“本质“吗? 不仅仅是当下的媒体, 即使当下的知识, 也在拒绝这个“大多数”,以至于他们显得更 加 (或者强迫他们 )“沉默”。但是,正是这个新 的“大多数”的产生或者存在, 才促使我们反 省现代性, 反省资本化的过程,反省“历史终 结”或者“意识形态终结”的神话。因此,关注 这个“沉默的大多数”, 实际上是让我们更深 地切入现实,寻找问题所在,以及一种新的乌 托邦可能,而不仅仅是简单地持一种道义的 立场。任何一种对底层人民的同情甚或怜悯, 不过是旧式人道主义的翻版,在今天,毫无新 意可言。因此,如何使“被压迫者”的知识成为 可能,并且进入文学的叙述范畴,就成为一个 相当重要的问题②。 由于对“启蒙”、“公意”这类概念的反省, 以及文学中“全知全能”的叙述者角色的退 出,使得我们对“代言人”这个概念深为警惕。 的确,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隐藏在“代言人” 38 当代作家评论　 2002年第 6期 ①② 罗岗: 《“被压迫者”的知识如何成为可能 》, 《上海文学》 2002年第 7期。 杰姆逊: 《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 背后的,是知识分子的“精英”姿态和一种规 制社会的狂妄企图。但问题是,如果不经过知 识分子的“转述”, 这个“沉默的大多数”的声 音能够进入知识领域吗? 而他们的政治和利 益诉求,又如何能够得到体现。 也许,我们可 以使用另外一个词: “代表”。实际上,社会上 的任何一个阶级、阶层、群体或者团体, 都能 够在知识领域中找到他们的“代表”,既然如 此,那么这个“沉默的大多数”同样需要自己 的代表,以使自己被忽略、被遗忘甚或被压抑 的 “声音”得到 “再现”。 而在这一“代表 /再 现”的过程中,知识分子的任务就不仅仅是 “代表”,更要学习如何“再现”,正如赛义德所 说: “知识分子是以表述 /再现的艺术为业的 个人。”① 可是,在文学中,这种“表述 /再现”却会 显得困难重重。不仅仅因为我们一不小心就 会陷入“阶级意识”的传统陷阱, 还因为在今 天的中国, “阶级意识”实际上显得非常模糊 不清。 文化工业的兴起固然是一个极为重要 的因素,媒体对人的大面积覆盖,在意识层面 上模糊或者缝合了阶层差别。而作为传统的 阶级分析的单位之一 家庭 (比如“革命家 庭” ),今天也显示出它的多义性,就像王晓明 在《九十年代的中国与新意识形态》中所描述 的,在一个家庭中,可能母亲退休,父亲下岗, 然而子女中, 却有可能是公司白领、是证券投 资者、甚至是私营企业的老板……正是这一 多种成分的并存,使“阶级意识”变得极为复 杂甚或模糊不清。 可是,正是这种复杂或者模糊不清,为文 学提供了一种“表述 /再现”的叙事可能。 4　有没有一种新的写作可能 我们正在与某种体系性的哲学观念告 别,这类观念代表了一种要发现一个一举解 释所有事物的根本概念的企图,或者说是一 种有关人类本性或人类实质的理论。 可是这 样一来, 我们所要面对所要把握的现实就变 得更加复杂更加不可琢磨。而辩证法也“不是 一种一劳永逸的,来自主观的原则,而是人与 环境和历史的永恒变化之间的近于绝望的搏 斗。在这场斗争中,人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 与自己的主观性决裂而去接受严酷的现实法 则,但却一次又一次地被来自主观和环境的 假象所包围而回到这场斗争的起点。在此,真 理是一个稍纵即逝的瞬间, 为了在这个瞬间 找到一个讲述历史变化和现实矛盾的叙事, 人们不得不永无休止地向时间的激流、矛盾 的不可穷尽的复杂性以及种种意识形态的蒙 昧发起攻击”。而能够传达这一真理的过程已 经不是哲学, “而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文学实 验”②。这是迄今为止对文学最为乐观的估 计。 可是文学如何才能把握这个永恒变化着 的现实?如何才能再现历史境遇,再现那个稍 纵即逝的瞬间? 即使我们承认文学就像那只 “密涅瓦的猫头鹰”,艺术家“不过是新现实的 仪”③, 那么这个新的现实又是什么, 我 们又究竟怎样来进行“记录”? 文学最后总是 要诉诸一定的审美形式,而更重要的是,文学 必须通过个体的存在才能再现历史境遇, 因 此,个体与群体的诸种复杂关系就成为文学 叙事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福柯在《词与物》中有过关于“知识型”的 39蔡　翔　何谓文学本身 ①② ③ 杰姆逊: 《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参见《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的编者序言 ,三联书店, 1997年。 赛义德: 《知识分子论》,三联书店 , 2002年。 论说, 他认为每个时代都标志着一个确定其 文化的潜在外形, 一个使每个科学话语、每个 陈述产品成为可能的知识框架,这就是所谓 的“知识型”,意即确定和限定一个时代所能 想到的 或不能想到的东西 深层基 础。每种科学都是在某个知识型的范围中求 得发展, 因而也就与其他同时代的科学发生 联系①。如果我们借用福柯的这一理论,就会 发现,在八十年代的“纯文学”周围,并与之发 生联系的正是现代美学、哲学和心理学这三 门人文学科。应该说, “纯文学”从这三门学科 中获取了相当多的思想资源, 从而丰富了自 己的叙述内涵乃至表现形式。而在某种意义 上,这三门学科和文学有着天然的血亲关系, 它们都共同诉诸于人的内在的观念、情绪、精 神、意识乃至无意识,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正 是在八十年代, 这几门学科实际上是在共同 完成“人的现代化”。而对于八十年代的“纯文 学”来说,更为有利的条件是, 它在西方现代 主义文学中找到了它可以借鉴和模仿的“蓝 本”,这也是八十年代文学获得辉煌成果的因 素之一。 而在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当我们把目 光重新投向外部世界,有另外的三门学科开 始引起文学的注意,这就是政治学、经济学和 社会学。当文学把自己的注意力从人文学科 转向社会科学时, 实际上意味着文学开始切 入现实,开始关注社会和群体,以及获得另外 一种思想资源的企图。的确,在反省八十年代 的伟大传统当中, 人们意识到,如果丧失和经 济结构的联系,那么,对权力的认识和反抗就 会陷入某种片面性。我们只要重新解读一下 八十年代的一些小说 (比如贾平凹的《腊月· 正月》, 等等 ), 就会发现,对当时发生在中国 的经济改革, 写作者更多注意到的,是个人主 体性在这一改革中如何得到确立,而忽视了 这一改革的全部复杂性,以及新的危机的产 生可能, 更不用说随之产生的社会分层和种 种新的权力关系的确立。在这一意义上,社会 科学为文学打开了另一扇思想之门, 或者说, 提供了另外一种认识模型。可是,随之而来的 问题是,社会科学和文学毕竟相距甚远,而且 它们之间缺乏一种天然的血亲联系。如果说, 社会科学的注意力更多地投向社会和群体, 那么, 文学则更多地围绕人的个体性存在展 开自己的叙事活动。尽管近年来,社会科学成 功地渗透到文化研究领域, 但是我们仍然鲜 见社会科学直接进入文学的成功可能。相反, 如果文学“生搬硬套”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 倒极有可能成为一种新的拙劣的图解, 无论 在文学观念和叙事方式上, 都是一种严重的 倒退。因此, 如果我们要寻找一种新的写作可 能,就必须处理好知识和知识之间的转化。 进入现实并不是文学的最终目的, 如果 是这样,那么近年来,我们并不少见那些所谓 反映现实的作品, 然而我们从来不会认为这 些作品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写作可能。 不 是说这些作品没有揭示社会新的矛盾, 而是 说它们除了缺乏一种对现实的深刻的洞见和 把握 , 在其叙事过程中,也隐约可见传统的 现实主义编码方式的复活。因此,文学的最终 目的仍然是如何通过一定的审美形式来“再 现”现实。 然而, “现实”是什么呢?就是目前正在发 生的人和事? 那么这和我们传统的理解又有 什么不同? 也许,我们可以使用另外一个词: “语境”, 的确, 在一些当代的理论著作中, 我 们常常可以看见这个词和“现实”的并列或者 交叉使用。 可是语境又是什么? 这个从现代 语言学挪用过来的概念到底在指涉什么? 是 实在之物还是非实在之物? 一个抽象但也只 能如此的回答或许是,它既是政治、经济、社 会的等等意义上的此时此刻, 又不仅仅是这 一此时此刻,它是实在之无物,但更多的是非 40 当代作家评论　 2002年第 6期 ① 参见迪迪埃· 埃里蓬《权力与反抗 -米歇尔· 福柯传》,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年。 实在之物,它的语义常常需要在一个时段中 才能慢慢呈现。它集会了现实中的种种矛盾、 种种关系以及关系之间的互动,然而它又是 分散的零碎的……可是经由这样的解释, 现 实也相应的变得暧昧起来, 游移不定又难以 琢磨, 总之,这个所谓的“语境”使得文学的 “再现”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可是,文学的叙事 性在此也体现出了它的强大的力量, 就像杰 姆逊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说的: “艺术作品 (包括大众文化产品 )的形式本身 是我们观察和思考社会条件和社会形势的一 个场合。有时在这个场合人们能比在日常生 活和历史的偶发事件中更贴切地考察具体的 社会语境。”而“再现”的困难性也相应地激发 起艺术创新的勇气和动力。 在八十年代, 我们常常把“艺术创新”简 单地理解为一种“为艺术而艺术”的形式探 索,而忽略了正是由于“再现”的障碍性才激 发起追寻一种新的表现形式的内在动力。 而 当我们失去了这种内在的动力,艺术创新就 会停滞不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近十年来的 小说,呈现的,或者是传统的现实主义编码方 式的复活,或者是继续沿着内心叙事的轨迹 向前滑行,但是却鲜见艺术的创新。 今天, 我 们已经很难在技术上对这些作品继续进行诘 难和挑剔,即使一些新人的创作,其文字也是 十分的流畅。 但是过于流畅的文字不正暴露 出思想的独异性已经不在? 而正是在近年的 小说中,我们已经很难“更贴切地考察具体的 社会语境”。 尽管“语境”呈现出它的非实在之物的特 性,但是我更倾向于认为,它仍然在某种意义 上依靠着实在之物的支持。而这种支持,为文 学提供了某种新的写作可能。正是在最近的 一些作品中 (比如王安忆的《上种红菱下种 藕》 ),我们看到了一种“细节”的写作倾向。在 这些作品中,细节不再仅仅是一种环境的装 饰之物,或者展示人物性格的一种技术手段, 而是有其独立的地位乃至意义。 由于细节来 自于生活本身,因此它具有浓郁的现实意味; 由于细节总是附着于一定的民族情境, 因此 它所暗示的问题就带有相当明显的本土性特 征。而由这些细节构成的图像 (比如路边的一 家小发廊, 或者一条广告 ), 不仅形成了艺术 作品中的一个生活的“场合”, 而且无不暗示 着我们存在的“语境”本身。 寓言也许是另一条通向“再现”的道路, 杰姆逊曾经就这个问题有过一段精彩的论 述,他说: “至于寓言, 我想这是不同的事情。 这是一种再现事物的模式。 尽管我们说要抓 住历史变化中的环境、打破旧有的关于变化 的叙事形态、并着眼于活生生的事物间的矛 盾,但这一切没有一样是实物。随之而来的问 题便是怎样描述这些事物, 怎样为你的意识 找到一个模型。 寓言就在此刻出现。 它提醒 我们,告诉我们即使我们强调环境,环境却并 不是一个实在之物供我们简单地`再现’ 。 即 使我们信奉叙事, 叙事却不是一件轻而易举 的事情。说世界自有其叙事结构不等于说你 能够以一个小故事就把它说得清清楚楚, 不 等于说世上有现成的表现技巧可供人调遣。 同样, 重视矛盾并不意味着矛盾是看得见摸 得着的东西,或我们可以画出一幅矛盾的图 示。强调寓言因而便是强调再现深层现实的 艰巨性甚至不可能性……”不过,在寓言问题 上,杰姆逊多少持有一种悲观倾向,因而反复 强调它的艰巨性和不可能性, “寓言是一种知 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再现论”①。 可是,我们在 汉语中或许能够找到这种寓言的可能性, 不 仅因为我们拥有一个强大的寓言传统, 而且 由于汉语本身的多义性、联想性乃至模糊性, 经过一定的剪辑、拼贴,也为这种寓言写作提 供了某种语言上的支持,韩少功最近出版的 《暗示》似乎也暗示了这种可能性的存在。 41蔡　翔　何谓文学本身 ① 杰姆逊: 《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谁也无法事先给出一个完整的新的写作 可能性,但是这种可能性却已依稀可见,也许 一个新的伟大的文学开始就酝酿在这一可能 性之中,尽管它困难重重。 随着对历史和现实的不同的体验和理 解,一场文学观念的分裂也会随之而来。一种 最为乐观的预期是: 分裂将会使文学世界变 得更为丰富多彩。但是在今天,同样会出现另 外一种情况, 一些伪“多元论”者常常会以维 持“多样性”为借口, 而拒绝新的写作可能性 的出现。不会再有人愚蠢到企图重新一统天 下,因此,伪“多元论”者的借口实质上只是为 了维护既有的文学秩序而已。我们所需要的, 只是在这个多样化的文学世界中,再发展出 一种新的写作可能。 任何一种写作, 最终都是一种个人的写 作,就其这点而言,强调写作的“个人化”并无 不当这处。问题只是,如果把这种“个人化”的 写作主张推向极致, 并成为文学拒绝进入公 共领域的借口, 进而丧失了知识分子最基本 的批判立场, 这时候,这种文学主张才会显现 出它的保守性。正是在九十年代, “纯文学”开 始被主流意识形态所渐渐接受,并默认它是 一种“有益无害”的写作。这种默认不正暴露 出“纯文学”在今天的尴尬境遇吗? 文学不是时代精神的简单的“传声筒”, 同样, 它也不可能成为某种意识形态的拙劣 图解, 尽管在其背后仍然有着意识形态的支 持。我更倾向于认为, 文学是一个场合,一个 矛盾和冲突的“场合”, 惟其如此,文学才能成 为一个“叙事者”,一个历史和现实境遇的伟 大的“记录仪”。 我一直怀念八十年代, 这个伟大的时代 造就了一个伟大的文学传统,但是时过境迁, 新的问题的提出, 迫使文学进行新的叙事选 择。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一个新的“决裂”的开 始,所有的选择实际上都是在传统的延续中 进行。这样说并不是一种策略或者妥协,而是 提醒我们在反省“纯文学”的历史化过程中, 继承一切可以继承的伟大传统, 也惟其如此, 我们才能避开危险。在文学的小桥两边, 左、 右都是陷阱,稍有不慎,就会铸成大错。 【作者简介】蔡翔, 男, 1953年生于上海, 原《上海文学》杂志社执行副主编,现为上海 大学文学院教授,已出版主要著作有《一个理 想主义者的精神漫游》、《日常生活的诗情消 解》、《神圣回忆》等十部。 (责任编辑　林建法 ) “小说家讲坛”丛书出版 　　 　网络时代的“方言”　　　　　　　　　　　 　李　锐　 11. 00元 　　 　写作之夜 史铁生　 12. 00元 　　 　进步的回退 韩少功　 9. 00元 　　 　纸与笔的温情 张　火韦　 12. 00元 　　 　说话 余　华　 9. 00元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2年 10月第 1版　代办邮购,免收邮费 邮编: 110034　地址:沈阳市皇姑区香炉山路 3— 10— 161号　联系人:傅任 42 当代作家评论　 2002年第 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