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第三种人_与中左文人之辨_为施蛰存正名论之政治篇_王福湘

“第三种人”与中左文人之辨 ———为施蛰存正名论之政治篇 王福湘 在一般人眼中，淡泊宁静与世无争的施 蛰存似乎是不问政治回避政治的，其实不然。 他一直关心政治，而且长期有明确的自觉的 中左倾向。然而从 1930 年代到 1970 年代近 半个世纪，也是他的半生中，占据中国政治制 高点的左派，却先后“授予”他污名化的“第 三种人”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政治身 份。在后来的施蛰存研究中，人们往往把重 点放在他的现代主义小说以及他与鲁迅的论 争上，而对他的政治方面浅尝辄止，这是很不 正常的。一方面是政治挂帅和惟上是从，另 一方面是躲避政治和莫谈国事，大多数中国 人这种矛盾的政治态度反映了理论上的无知 程度和现实中的恐惧心理。这正是统治者的 治绩。而理论上的政治和现实中的政治本来 就不一样，若理论上故作高深莫测，现实中却 是虚伪残暴，诱使或迫使不谙政治的普通人 或者盲目紧跟，或者敬而远之，而离真正的政 治远矣。政治学的首创者亚里士多德把政治 界定为人类以正义原则结合成社会团体的高 级境界，他赞扬古希腊城邦完全自给自足的 优良生活，说城邦正该是自然所趋向的至善 的社会团体，而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 的动物，“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 物”，“人类所不同于其他动物的特性就在他 对善恶和是否合乎正义以及其他类似观念的 辨认(这些都由言语为之互相传达) ，而家庭 和城邦的结合正是这类义理的结合。城邦以 正义为原则。由正义衍生的礼法，可凭以判 断(人间的)是非曲直，正义恰正是树立社会 秩序的基础。”①施蛰存无疑向往亚里士多 德所肯定的美好境界，但他在引用“人是政 治的动物”这句名言后，却根据现实的政治 解释为吃人与被吃。②对比鲁迅《狂人日 记》、《灯下漫笔》等经典名著，可见在基本原 则上施蛰存的思想和鲁迅是高度一致的。可 是，“第三种人”的污名却正是鲁迅加给他 的。阴差阳错，冤哉枉也。本文旨在从政治 上为施蛰存正名，也就从这桩历史公案开始。 一 “第三种人”始出 1932 年 7 月苏汶(杜 衡)的《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 论辩的起因首先是由于胡秋原在其自办 的《文化评论》上写的一系列文章《阿狗文艺 论》、《真理之檄》、《文化运动问题》、《勿侵 略文艺》，以及接着在《读书杂志》上发表的 长文《钱杏邨理论之清算与民族文学理论之 批评———马克斯主义文艺理论之拥护》。他 用自己熟读的普列汉诺夫著作为理论武器， 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居，既抨击有国民 党背景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也批评中共领 54 导下的左翼文学运动，左右开弓，本从反右 始，却以反左闻。其实左右同源，朝野地位虽 殊，文化统制则一，自由知识分子反右之言， 左翼听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所以胡秋原 对国民党文人的激进攻击，却遭到共产党文 人的强势批判。左翼文坛领导人瞿秋白和冯 雪峰先后在左联刊物《文艺新闻》上撰文《请 脱弃“五四”的衣衫》，《“自由人”的文化运 动———答复胡秋原和“文化评论”》，《致文艺 新闻的一封信》(发表时题为《“阿狗文艺”论者的 丑脸谱》)，认为胡秋原的叫喊“事实上”“是帮 助统治阶级———用‘大家不准侵略文艺’的 假面具，来实行攻击无产阶级的阶级文艺”。 “而‘自由人’的立场，‘智识阶级的特殊使命 论’的立场，正是‘五四’的衣衫，‘五四’的 皮，‘五四’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遗毒。”③ 胡秋原对钱杏邨的批判，不是攻击杏邨个人， 而是进攻整个普罗革命文学运动，是以取消 派的立场，公开地向普罗文学运动进攻，“这 真正暴露了一切托洛斯基派和社会民主主义 派的真面目。”④瞿秋白对“五四”新文化运 动的否定和冯雪峰强加给胡秋原的“莫须 有”的罪名，无论在理论上还是事实上均属 大谬不然，今天已无须再驳，然而在那个“红 色的三十年代”，背靠苏俄的左翼文坛从来 都充满自信，本质上并非反左而是向左的胡 秋原虽然据理力争，终归处于弱势，不像他当 初讨伐民族主义文艺运动那样显得理直气 壮，甚至妄加对方以法西斯的恶名，与左翼的 批判异曲而同工。至于老年胡秋原宣称超越 西化俄化与传统而前进，实以他青年时反对 过的民族主义为归宿，那是后话。20 世纪中 国的进步知识分子，在为国家民族也为个人 寻求治病药方和发展道路的生命旅途中，不 管走过多少弯路，有过什么曲折反复，无论主 义党派，是非成败如何，都是历史进程中必然 发生的正常现象，后人应该实事求是地加以 研究。 当时胡秋原与左翼文坛为“文艺自由” 打得难解难分，双方都自称马克思主义者，足 见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意识形态的巨大影响力 和实际上的思想主流地位。国民党虽凭武力 取得政权，但在文化上未能统治中国，其意识 形态三民主义不敌俄化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 主义，主要原因之一当归咎于孙中山晚年的 “以俄为师”。孙中山革命成功心切，未能清 醒认识“以俄为师”与三民主义有不能兼容 的根本矛盾。苏俄输出的列宁主义以君临天 下的强大气势压制着中国学生自产的三民主 义，作为三民主义首要元素的民族主义更无 力抗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 孙中山的继承者后来固然背叛了老师，却没 有对“国父”的“以俄为师”进行足够的 和清理，文化上长期屈居劣势。靠老师起家 的学生起来反对老师，在心理上可能就缺乏 基本的自信。而左翼自身乃是苏俄的产儿， 其心理优势与生俱来，一面进行武装革命夺 取政权，建立苏俄化的国中之国，一面领导 “新的文化革命”⑤，力图实行苏俄式的文化 统制，故对“自由的智识阶级”也大张挞伐， 要剥智识阶级的“五四”之皮，肃清“‘五四’ 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遗毒”。⑥就连普列 汉诺夫的私淑弟子胡秋原，也自命“真理的 守护者”，从书斋里发出颇具指导性的战斗 宣言:“今后的文化运动，又要以新的方法， 分析批评各种帝国主义时代的意识形态”， “更必须彻底批判这思想界之武装与法西斯 蒂的倾向。”⑦他认为左翼文坛误解了他的 主张，“穿上五四衣衫的，自有胡适及其之 流”，“我们已无须什么‘赛’先生‘德’先生 之类了”，“现代唯一的真实科学方法，就是 历史底辩证法底唯物论”。⑧他认同左翼文 坛“把火力集中起来”的号召，强调“必须更 深刻地把握马克斯主义理论，在马克斯主义 之旗下团结起来”。⑨但是他的“自由人”的 立场为左翼所不容，一场论战由此发生。 对这场论战或曰论辩的性质及双方的立 场与主张，自由派作家苏汶是看得比较清楚 64 的。但他明知“在‘目前’这情形下，愚盲是 幸福的，而沉默是聪明的”⑩，仍然忍不住说 出心里话，在好友施蛰存编的《现代》杂志上 发表了这篇稍带幽默感兼用反讽笔法的评论 文章《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从 而成为论辩的第三方，进而成为被左翼曲解 并污名化的“第三种人”的代表。 因为论辩双方都把自己视为百分之百的 马克思主义者，所以苏汶说“这是文艺舞台 替我们排演的一出《新双包案》”，但“道不同 不相为谋”，双方的理论“起初当然是导源于 俄罗斯”，然而左翼文坛的指导者是“只看定 目前的需要”即奉行“目前主义”的切实的行 动者，以“有用”为原则，胡秋原则是“一个绝 对的非功利论者”，“这两种马克斯主义者之 间的距离是不可以道里计的。”苏汶正确地 分辨出，左翼文坛不是理论上的马克思主义 者，“应当说他们是‘马克斯列宁主义者’”， 而胡秋原“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书呆子马克斯 主义者”，“胡先生是继承了朴列汗诺夫的道 统”，“朴列汗诺夫也不免带一些这种书呆子 的气份”，他的理论“终于被列宁所攻击了”。 苏汶表示欢迎胡秋原“叫人不要碰艺术”“这 种自由主义的创作理论”，又指出“胡秋原也 不是一个彻底的自由主义者。他猛烈地攻击 那种有目的意识的文学:照这看来，你还是不 允许作者有整个的自由的。”瑏瑡后来苏汶明 白表示:“我不喜欢胡先生的那种站在自由 人的立场上高擎马克斯主义的旗帜的态 度”。瑏瑢左翼文坛的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与胡秋原的“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瑏瑣看 似背道而驰，但都想用自以为是的马克思主 义指导文艺，面对这两种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理论家，苏汶感慨道:“在‘智识阶级的自由 人’和‘不自由的，有党派的’阶级争着文坛 的霸权的时候，最吃苦的，却是这两种人之外 的第三种人。这第三种人便是所谓作者 之群。”瑏瑤 话说得如此清楚，但左翼文坛以其固有 的阶级斗争思维，抓住苏汶文章中有资产阶 级和无产阶级都想占有文学，“于是文学便 只能打算从良”，而“斤斤乎艺术的价值”的 作者“从此萧郎是路人”等语，瑏瑥把“第三种 人”的概念误解和曲解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 级两种人之外的作者，认为他们“本来就不 是什么‘第三种人’”。“每一个文学家，不论 他们有意的，无意的，不论他是在动笔，或者 是沉默着，他始终是某一阶级的意识形态的 代表。在这天罗地网的阶级社会里，你逃不 到什么地方去，也就做不成什么‘第三种 人’。”瑏瑦数月后才参与论辩的鲁迅在《论“第 三种人”》一文里阐述了上引瞿秋白的话， 说:“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 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 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 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 没有的。”瑏瑧他们论证作家做不成“第三种 人”的根据是阶级社会和阶级斗争。在左翼 批评家看来，苏汶所谓“最吃苦的”“只是自 以为是‘第三种人’的时候。既然不愿意‘变 为煽动家之类’，又不好意思公开的做资产 阶级的走狗。”瑏瑨于是“第三种人”就变成了 假超阶级之名行资产阶级之实的一类作者的 污名。 对此苏汶是不接受的。他重申自己使用 “第三种人”一语的原意:“这是极偶然的，意 思不过是说，有左翼文坛那样的马克斯列宁 主义者，有胡秋原先生那样的学院式马克斯 主义者，而作家，既非前者，又非后者，那便随 便地说是‘第三种人’。”并加上一个解释:这 “第三种人”，“实在是指那种欲依了指导理 论家们所规定的方针去做而不能的作者。” 针对左翼文坛的误解和曲解，他举马克思对 海涅的态度为例反驳道:“据我现在想来，这 ‘第三种人’未必一定做不成，而且确实已经 存在了。只有从狭义的阶级文学理论的立场 上看来，这‘第三种人’才会必然地做不成。 然而我在前面已经说明了，‘文学有阶级性’ 74 这句话是不应当这样去理解的。”瑏瑩在总结 这次论辩的文章里，他就左翼文坛提出的 “中立文学”即“第三种文学”和“第三种人” 名词问题表明态度:“我以前从来没有主张 过这种中立的文学;即所谓‘第三种人’也 者，坦白地说实在是一个被‘左倾宗派主义’ 铁门弹出来的一个名词，它本来就没有成立 的必要，和可能(请参看我给‘第三种人’这 名词下的解释)。现在时变境迁，这种徒增 纠纷的名词实在还不如取消为是。”瑐瑠 然而左翼文坛尤其是主将鲁迅不同意取 消。虽然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张闻天化 名歌特在党内刊物上撰文，从统一战线政策 的角度批评了“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明 确指出:“这种关门主义，第一，表现在‘第三 种人’与‘第三种文学’的否认。我们的几个 领导同志，认为文学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或是 无产阶级的，一切不是无产阶级的文学，一定 是资产阶级的文学，其中不能有中间，即所谓 第三种文学。”“这当然是非常错误的极左的 观点”。瑐瑡但是这种党内的批评传播范围有 限，党外的鲁迅更不与闻。鲁迅在论辩停止 半年后写了《又论“第三种人”》，否定戴望舒 在《法国通信》中说纪德是法国文坛上的“第 三种人”的评价，驳斥戴望舒对中国左翼文 坛的批评，说与法国相比，“不过在中国的所 谓‘第三种人’，却还复杂得很。”“对于‘第三 种人’的讨论，还极有从新提起和展开的必 要。”“在这混杂的一群中，有的能和革命前 进，共鸣;有的也能乘机将革命中伤，软化，曲 解。左翼理论家是有着加以分析的任务 的。”“如果这就等于‘军阀’的内战，那么，左 翼理论家就必须更加继续这内战，而将营垒 分清，拔去了从背后射来的毒箭!”瑐瑢 树欲静而风不止，苏汶欲罢而不能，张闻 天试图纠左而无能为力。曾被左翼视为“同 路人”的鲁迅，却在反对“第三种人”的“内 战”中愈益向左行。 二 1932 年的文艺自由论辩主要是在《现 代》杂志上展开的，各方的文章均送来即发， 甚至许多文章先经对方看过，的确有一种 “自由论辩”的现代文化氛围，今天看来更是 难能可贵。然而编者施蛰存却没有参加论 争。半个世纪后他回忆《现代》杂志，专门写 了一节“第三种人”，对苏汶的原意，冯雪峰 的误解，鲁迅的态度，论辩的情况，自己的立 场，文学史家的错判，都作了明白无误的叙 述。他说:“这次论辩，到后来双方都有点离 开了原始概念，差以毫厘，失之千里了。这不 是我现在的想法，当年这些论辩文章，都经过 我的手，由我逐篇三校付印。我在校样的时 候，就发觉有此现象，但我决不介入这场论 辩，故始终缄默无言。”“在整个论辩过程中， 我始终保持编者的立场，并不自己认为也属 于‘第三种人’———作家之群。”他承认:“我 也不是对这场论辩绝对没有说话”瑐瑣，并引 录了关于苏汶《论文学上的干涉主义》的一 段《社中日记》，用 1980 年代流行的政治话 语解释了当时的隐晦目的。施蛰存写的《社 中日记》有关这次论辩的带评价性文字不止 一段，全引如下: ［九月二十五日］苏汶先生交来《论 文学上的干涉主义》。关于这个问题， 颇引起了许多论辩，我以为这实在也是 目前我国文艺界必然会发生的现状。凡 是进步的作家，不必与政治有直接的关 系，一定都很明白我国的社会现状，而认 识了相当的解决的方法。但同时，每个 人都至少要有一些 Egoism，这也是坦然 的事实。我们的进步的批评家都忽视了 这事实，所以苏汶先生遂觉得非一吐此 久骾之骨不快了。这篇文章，也很有精 到的意见，和爽朗的态度，似乎很可以算 是作者以前几篇关于这方面的文字的一 个简劲的结束了。 84 ［十月三日］陈雪帆(陈望道)先生 送来了一篇小论文《关于理论家的任务 速写》，这显然是对于上一期本刊所揭 载的苏汶、易嘉、舒月的论争的一个持平 之论。 ［十二月七日］苏汶先生送来《一九 三二年的文艺论辩之清算》一文，读后 甚为快意。以一个杂志编者的立场来 说，我觉得这个文艺自由论战已到了可 以相当的做个结束的时候。苏汶先生此 文恰好使我能借此作一结束的宣告，遂 为汇合洛扬、丹仁(冯雪峰)两先生的文 章一并发排。瑐瑤 值得注意的是在论辩结束后的 1933 年 2 月 11 日的“社中日记”中，还有一段对左翼 批评家谷非(胡风)的批评文章《粉饰，歪曲， 铁一般的事实———用〈现代〉第一卷的创作 做例子，评第三种人论争中的中心问题之 一》的答辩，说“我实在并不以为苏汶先生的 文艺观即是《现代》杂志选录创作的，虽 则我对于文艺的见解是完全与苏汶先生没有 什么原则上的歧异的。”瑐瑥 以上文字表明，施蛰存在论辩中虽然没 有发言，但倾向是明显的，并不讳言对苏汶的 基本认同以至某种欣赏。两人从中学时期开 始组织社团，从事写作，出版刊物，到联手编 辑《现代》杂志，在人生路上一直志同道合， 堪称挚友(还有一个戴望舒，赵景深称为“文士三 剑客”)。他们在文学上坚守自由追求新潮， 风格各异个性鲜明，政治上坚持正义而无党 派，追求进步而不过激，除“大革命”时一度 加入跨党的共青团和国民党左派是左派学生 外，他们的身份应为中左文人，即政治倾向属 于中间派而偏左。 这里需要对“左中右”的含义进行界定。 源于法国大革命时期议会座席的左边革命激 进、右边传统保守的特征，经苏俄改造使用后 再传入中国，越来越远离其原来的意义，关键 在对革命与保守的性质及是非难以达成共 识。在 1920 年代流行(不一定是主流)的政治 话语中，中产阶级分左右翼，国民党分左中右 派，但这些说法不久就消失了。1930 年代初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后，“左翼”成为文坛 上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之一，此处“翼”与 “派”同义，左翼即左派。在文艺自由论辩 中，被曲解后的“第三种人”指中间派，而“第 三种文学”即中间派文学当时称“中立文 学”，“右翼”或“右派”并不见使用。从 1957 年反右派斗争以后，“右派”一词空前膨胀。 文化大革命中“左中右”经最高指示普及中 国大陆。改革开放初期“反左”“反极左”又 成为普遍滥用的政治话语，瑐瑦实际上是对 1930 － 1950 年代中共党内划分政策错误为 “左倾”“右倾”的延伸，此处“倾”与“翼”、 “派”不同义，且党内倾向不属本文讨论的范 围。近年来学界才有人把 1930 年代的“民族 主义文学”称为与“左翼文学”相对的“右翼 文学”认真研究。瑐瑧而多年来在中国现代文 学史的教学中，笔者早已按政党来区分“左 中右”:从国民党“清党”开始，站在共产党一 边的是左翼即左派，站在国民党一边的是右 翼即右派，站在两党之间的是中间派，中间派 中倾向共产党的是中左，倾向国民党的是中 右，当然也有无政党倾向的纯正中间派，文学 的“左中右”即与此相对应。本文的“左中 右”都不含褒贬，只是政治立场和身份的符 号。意识形态与政党有联系但不确定，情况 复杂多变，是非真伪难分，在一篇文章里不可 能讲清楚，只好存而不论。 施蛰存和苏汶的中左立场，是经过以前 的一段幼稚的左倾之后，到编《现代》时才定 型的，而且当时还没有明确的“中左”概念。 60 年后施蛰存回忆说:“我们自己觉得我们 是左派，但是左翼作家不承认我们。我们几 个人，是把政治和文学分开的。文学上我们 是自由主义。所以杜衡后来和左翼作家吵 架，就是自由主义文学论。我们标举的是，政 治上左翼，文艺上自由主义。”“《现代》杂志 94 的立场，就是文艺上自由主义，但并不拒绝左 翼作家和作品。当然，我们不接受国民党作 家。”瑐瑨他们不认为政治和文学是不能完全 分开的，尤其在当时中国的文化语境中，文学 必然受政治的影响甚至制约，“政治上左翼” 与“文艺上自由主义”不可得兼，他们所谓 “左翼”，只是中间偏左，本质上还是中间派， 但倾向共产党，拒绝国民党。况且，《〈现代〉 创刊宣言》并没有“标举”“政治上左翼”，而 是避开政治，声明“本志并不预备造成任何 一种文学上的思潮主义，或党派。”瑐瑩倒是施 蛰存回忆 1933 年和苏汶一起访问法国《人道 报》主笔伐扬·古久列的文章可能更准确一 些，“我们说:(《现代》杂志是)‘自由主义左 翼。与国民党作家没有关系，共产党作家是 朋友。’”瑑瑠“自由主义左翼”即中间偏左，正 是中左文人的比较标准的解释。 查阅施蛰存一人编辑和他与苏汶合编的 31 期《现代》杂志，中左倾向在施蛰存为主的 前四卷里表现得很明显。以小说为例，作者 中属于左翼的就有(以首次在《现代》发表小说的 时间为序):张天翼、魏金枝、周彦、茅盾、儁闻、 郑伯奇、何家槐、金丁、尹庚、彭家煌、适夷、丁 玲、沙汀、森堡、黎锦明、蒋牧良、叶紫、杨刚、 艾芜等 19 人，其中张天翼、魏金枝、彭家煌、 沙汀、黎锦明都多次供稿，茅盾、郑伯奇、适 夷、金丁、何家槐也都有两篇，老朋友张天翼 除 6 个短篇小说外，还连载了长篇小说《洋 泾浜奇侠》。另外，很少刊登剧本的《现代》 竟连载了左翼剧作家洪深的三幕剧《香稻 米》。在施蛰存逐渐放弃编务、杜衡独自主 持的第五卷到第六卷第一期，发表小说的左 翼作家还有张天翼、魏金枝、沙汀、蒋牧良、马 子华、儁闻、黎锦明、安娥、柯灵等 9 人，其中 多数作者都不止一篇，可见其中左倾向在一 定程度上仍然保持着。值得一提的是，除在 文艺自由论辩时将各方文章照发不误，勇敢 地刊登了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等重要作 品外，《现代》杂志还登载了静华(瞿秋白)的 《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森 堡译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论》、周起应 (周扬)的《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 的浪漫主义”》等长篇论文，最先输入了马、 恩的现实主义文论和苏俄的社会主义现实主 义。当然，《现代》是中左而非左翼，左翼作 家的作品虽占有重要地位，但决不是唯一的， 甚至也不是主要的，中间派即自由主义作家 始终是它的主要作者，其中固然有穆时英、杜 衡、施蛰存、刘呐鸥、叶灵凤等现代派作家，也 有鲁彦、蹇先艾等乡土作家，更有郁达夫、巴 金、老舍、沈从文、靳以等一批在文坛上声名 卓著的新老作家，老舍的传世经典《猫城记》 就是在《现代》首先连载问世的。除小说外， 其他文体亦然，本文不再赘述。 但是，从苏汶以两种马克思主义指导理 论家之外的“第三种人”即“死抱住文学不肯 放手”的“作者之群”代言人的身份主动介入 文艺自由论辩开始，左翼文坛就把“第三种 人”误解和曲解为企图在所谓无产阶级和资 产阶级之间即左右之间保持中立的中间派而 否认其存在。此后施蛰存与鲁迅为《庄子》 《文选》问题进行论争，被斥为“洋场恶 少”，瑑瑡接着又谣传施蛰存向官方献策和苏 汶当了图书检查官，左翼文坛更确认当年 “第三种人”身份和理论之假，合编《现代》的 施蛰存和苏汶则本是一伙。鲁迅在 1934 年 10 月的《准风月谈·后记》中写道:“然而时 光是不留情面的，所谓‘第三种人’，尤其是 施蛰存和杜衡即苏汶，到今年就各自露出他 本来的嘴脸来了。”瑑瑢1935 年 12 月在《“题未 定”草(九)》中又说:“数年前的文坛上所谓 ‘第三种人’杜衡辈，标榜超然，实为群丑，不 久即本相毕露，知耻者皆羞称之，”瑑瑣所谓 施、杜的“本相”，就是“欺骗读者”、“取悦当 道”瑑瑤，“自称超党派，其实是右派。今年压 迫加紧以后，则颇像御用文人了。”瑑瑥在《且 介亭杂文·序言》中，鲁迅再一次点名批判 “前‘第三种人’施蛰存和杜衡即苏汶”，加上 05 “自称‘诗人’邵洵美”和“还不到一知半解程 度的大学生林希隽”，说他们“都和杂文有切 骨之仇”，“战斗一定有倾向。这就是邵施杜 林之流的大敌，其实他们所憎恶的是内容，虽 然披了文艺的法衣，里面却包藏着‘死之说 教者’，和生存不能两立。”瑑瑦最后在“两个口 号”的论争中，鲁迅还不忘捎带一句，重申对 “杜衡，韩侍桁，杨邨人之流的什么‘第三种 文学’”瑑瑧的坚决否定。总之，左翼文坛坚持 认为，在阶级斗争中不存在超乎左右的所谓 “第三种人”，开始还表示要争取“第三种人” 中的“同路人”，后来更进一步断定自称“第 三种人”的作家不过是伪装中间派而实质是 右派。从来没有承认过自己是“第三种人” 的施蛰存，因为和苏汶的关系，和鲁迅的结 怨，硬被归入污名化的“第三种人”，到 1957 年反右派运动中，即使他不曾写《才与德》之 类的杂文，也必然在劫难逃，他第一批就被打 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三 在施蛰存与杜衡的关系史上，最遗憾的 应是这两个老朋友后来的分道扬镳。这可以 作为施蛰存中左政治立场的重要证据。 正是从文艺自由论辩时起，施杜开始表 现出政治思想的分歧。前文提到，对杜衡的 《论文学上的干涉主义》，施蛰存特地写了一 段“社中日记”，1980 年代初他回忆说: 我写这一段话，只有两个目的:其一 是想结束这一场论辩，其二是作一个政 治表态。所谓“不必与政治有直接的关 系”，意思是说“不是党员”。所谓“认识 了相当的解决办法”，意味着“认识到社 会主义是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唯一出 路”。Egoism 这个字用得不很合适，我 的意思是指作家个人的自由。我想以编 者的立场，表示“第三种人”问题的提 出，并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机。但 是，这段文字，放在《社中日记》里，写得 又很隐晦，似乎从来没有人注意。瑑瑨 但这只是施蛰存的目的，并不完全符合 杜衡的原意。杜衡在 1950 年代初的回忆显 然与施蛰存有异: 我写的那些论文，自己感觉只有一 篇是满意的，题目叫《论文学上的干涉 主义》，作于二十二年春。我曾抱此雄 心要借此文把左翼文艺理论一举击破， 构思与写作，都化了很大的气力。一直 到现在为止，我对文艺的见解，恐不能超 出此文。瑑瑩 研读文本和史料，觉得两人的回忆都还 是可信的，这表明两人在论辩中，文艺见解仍 然一致，但政治上对左翼的态度出现了差异， 杜衡开始不再偏左。所以，当现代书局的老 板提议请杜衡来合编《现代》时，施蛰存是不 愿意的，认为“杜衡参加《现代》的编辑工作， 恰恰表示《现代》已成为所谓‘第三种人’的 派性刊物。这一对《现代》大为不利。” 他甚至怀疑，“杜衡在这件事中到底有过哪 些活动?”瑒瑠两人的友谊出现裂缝的危险。 随着杜衡的进入书局，公开响应其文学主张 实质是支持其对左翼的批评态度的韩侍桁和 杨邨人也逐渐成为《现代》的主要作者，《现 代》显出“第三种人”的色彩。到后来两人无 法继续合作，施蛰存“就逐渐放弃编务，让杜 衡独自主持”瑒瑡，自己另起炉灶，创办了《文 艺风景》，明白地告诉读者:“这两个路径，将 是两个不相同的路径。”“今后的《现代》将日 趋于严重整肃，而《文艺风景》则较为轻倩 些。”瑒瑢但《文艺风景》只出了两期。现代书 局老板变动后，施杜二人都自动辞职，然而没 有再度合作，而是各办各的刊物。施蛰存自 办发行《文饭小品》，出了六期。杜衡则与韩 侍桁、杨邨人等创办同人刊物《星火》，出了 八期。施蛰存后来在回忆中说:《星火》“这 个刊物，才可以称为‘第三种人’的同人杂 志。他们隐然有结合‘第三种人’帮派之意， 15 我对杜衡的这一倾向，极不满意，因而连朋友 交情也从此冷淡了。”瑒瑣此后两人各走各的 路，施蛰存继续保持中左立场，杜衡则逐渐转 向中间偏右。八年抗战期间，虽同为中华全 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成员，关系却更加疏远。 施蛰存应聘高校，辗转云南福建，终于回到上 海，主要教授和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旁及外国 文学翻译和金石碑版整理。杜衡则进入香港 再到重庆，先后在陶希圣主持的国家通讯社 和中央日报社担任翻译和主笔，到台湾后曾 为多家报刊写评论，但主要为《自由中国》撰 稿。对杜衡的转向施蛰存更为不满，他说: “杜衡于一九四〇年在香港投奔国民党，使 我非常失望。”瑒瑤这句话对事实说得不完全， 应该在“投奔国民党”后面加上“为抗战工 作”。杜衡在国内政治斗争中转为中右，即 是自由主义者而偏向国民党，民族大节始终 不亏。施蛰存对之从“极不满意”到“非常失 望”，显示了他是自由主义者而偏向共产党 拒绝国民党的一贯中左立场。在 1979 年改 正错划右派重新执笔为文后，施蛰存写了大 量怀人忆旧之作，唯独没有为杜衡写一篇，倒 是在有关回忆文章里多次与杜衡划清界限， 是心有余悸还是立场坚定，读者可以见仁见 智。直到 1992 年，施蛰存在为另一位已故的 老朋友浦江清的杂文集作序时，才在感慨不 少老朋友的文章没能及时见到一段中，插进 了一句:“杜衡去台湾后，放弃文学活动，改 行研究经济，发表过不少经济评论，对六十年 代台湾的经济起飞，具有指导和推动作用。 他的那些文章，我也在近三四年间才能见到， 而他已逝世将有三十年了。”瑒瑥算是对这位 老朋友表示了一点悼念。 从 1930 年代起，终其一生，施蛰存非但 不是所谓“第三种人”，更不是什么“资产阶 级右派分子”，而是清醒的自觉的地道的中 左文人。 他在 1979 年给香港一位编辑朋友的信 中这样回答关于“第三种人”的问题: 在 1930 年代，我在上海文艺活动， 是有意站在中间立场的，因为当时形势 不得不如此，但我和杜衡不同，我从来不 “自称”为“第三种人”，因为“第三种 人”和“中间派”意义不同。“第三种人” 到后来，站在反党立场上了，我还是左倾 的。1940 年，我在香港中华中学参加党 的外围工作，办暑假补习班，是乔冠华领 导的，当时杨刚、徐迟、叶浅予等都参加 的。这可以说明我的中左倾向，而我和 国民党绝无关系。瑒瑦 在同一封信中，施蛰存还就他在华东师 大的讲课申辩说:“我不是不用马列毛观 点”，“《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怎么能 不引一句，也许这位竹立先生没有记住。”瑒瑧 在与他关系最密切的学生、香港报刊编 辑古剑的通信中，施蛰存谆谆教导弟子:“你 的立场，以中左为妥，好自为之!”“保持中 左，最为有利，但小左不如大左，大左派容易 打交道，中小左就不可接近，如姚雪垠、臧克 家之辈。”瑒瑨“你‘不上不下’，也好。三十年 代，我是不左不右，双方都不结怨，这是最好 的处世方法，现在你也如此，可谓‘名师出高 徒’，你真是我的‘门徒’!”瑒瑩中左既是他的 政治立场，又是他的处世方法，二者合一，化 为他的思想原则和行为方式。 他甚至还曾在 1985 年的一封信中委托 这位可靠的“门徒”做一件秘密调查工作: 有一件事托你代我一下，现在 香港的文艺界中人，有多少头面人物，左 中右三方面有些什么人，你能给我开一 个名单不?我也是受人之托，要了解港 中文化人士有哪些可以联系的，有哪些 可以“统战”的。有空，请写一份来，要 有一点介绍，还有一点:请不要宣扬此 事，暂时还只限于我和你二人之间。瑓瑠 但他有自知之明:“我知道，我无论如何 ‘靠拢’，还是个‘异端’。”瑓瑡 25 如果说上述“靠拢”行为是被动的接受 任务，有些文章和访谈带有勉强表态的性质， 那么，在“改正”后一些出于施蛰存主动的文 章、通信和言谈，就足以证明他历经劫难却不 改其独立而“靠拢”的中左倾向。以下按时 间顺序略举数例: 1982 年赴西安参加唐诗讨论会期间，施 蛰存以贵宾身份参观古都的名胜古迹，写了 一组《卖糖诗话》共八篇，诗文情景并茂，很 可一读。第三篇写游华清池，正面叙述造成 中国现代史根本转折的西安事变，观光“捉 蒋亭”等“马列主义的革命遗迹”，嘲笑蒋介 石“出乖露丑”，赋诗:“骊山胜地五间房，犹 有杨妃试浴场。却被元凶来污染，半边遗臭 半流芳。”瑓瑢可能自己也觉得太过，第二联后 来改为:“却被元戎来作剧，半边遗笑半留 芳。”瑓瑣第八篇即末篇是此次西安旅游的总 结，在纪念册上留诗一首:“秦宫汉苑成禾 黍，贞观文华亦既残。莫道关中王气尽，红旗 招展出延安。”“因为无产阶级的‘王气’也正 是发祥于关中。”瑓瑤颂毛反蒋，莫此为甚。 1983 年施蛰存为出版界一本新编的《明 人小品选》作序，一面仍坦承自己当年选编 《晚明二十家小品》“纯然是为‘稻粱谋’”， 另一面却强调“应该认识到它们被林语堂利 用之后所产生的消极作用”，批判林语堂“积 极宣扬闲适笔调，抒情文风，积极反对金刚怒 目的革命杂文，义正辞严的载人民之道的文 风。于是，林语堂所提倡的晚明小品，在当时 的政治、社会形势之下，只能代表资产阶级逃 避现实的没落文风。”瑓瑥这种文风笔调与 1930 年代的左翼文坛十分接近，也是 1950 － 1970 年代政治话语的延续。 第五次全国文代会开过后，施蛰存 1989 年初在给古剑的信中说:“文代会上总算听 到了‘文艺创作应有自由’的话，我对此并不 感兴趣，因为三十年代所谓‘第三种人’也是 为了争取这个‘自由’，吵了五十年，还只是 一句话。将来如何自由，还不知道。”瑓瑦这类 书信中的话也许更能他的真实心情。 1990 年，施蛰存在回忆最亲密的朋友戴 望舒的文章里，说到戴曾翻译过纪德的《从 苏联回来》，认为“纪德访问苏联后，回到巴 黎，发表了这样一部反苏反共的游记，在法国 文艺界，不论左派、右派都有意见。”瑓瑧完全 抹煞了纪德这本书揭露真相、探求真知、捍卫 真理的价值。施蛰存以自己的中左立场，推 测戴望舒“做这一翻译工作是很勉强的”。瑓瑨 前文已提到，戴在留学法国时，就把纪德视为 “第三种人”，表示了热烈肯定，还特意给《现 代》写了一篇《法国通信》，遭到鲁迅严厉批 判。《从苏联回来》正模范地体现了纪德坚 守其自由知识分子良知的卓越的见识和勇 气，戴望舒显然是认同才翻译的。 对于 1980 － 1990 年代之交剧烈动荡的 国内外局势，施蛰存在给古剑信中推心置腹 地谈了自己的看法:“国内事，大的方向还不 算错，我们必须与东德、东欧、苏联比较观察， 戈尔巴乔夫先改政治结构，后改经济结构，出 了乱子，我们幸而不走这一步。”瑓瑩“我估计， 将来的香港只有两种趋向:大繁荣或大衰落。 国内亦如此:经济可能起飞，文化日趋低落， 文化人必须在官或商下讨生活，没有独立人 格，你回来过老年，必定苦闷无聊。”瑔瑠“这里 文艺界空气沉寂，还在纪念‘延安文艺座谈 会’，看来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相应，出现 大断层了。”瑔瑡他的说法既有真知灼见，也有 可商之处，他毕竟不是自由思想家，只是一个 中左文人，其独立人格才是最值得尊敬的。 尽管施蛰存能够超然、坦然、淡然地面对 一切，然而，“第三种人”问题一直是记忆中 挥之不去的阴影。他晚年多次对访问者谈到 当年那场论辩，仍然坚持中左态度:“现在看 来，‘自由人’并不自由，‘第三种人’也是做 不成的。苏汶后来在香港，投奔国民党去了， ‘第三种人’没有做成。胡秋原自称是‘自由 人’，其实是政客。1992 年他从台湾来大陆 访问，曾托人传话要求见我，我没有理 35 他。”瑔瑢这大概就是他对这个问题的结论。 逝者长已矣，殊途或同归。无论中左中 右，各自求仁得仁，应当无怨无悔。他们不同 的选择和命运，都成为后代中国有良知守正 义的知识分子深入反思历史继续寻药寻路的 借鉴。 注 释: ①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见何光沪等主编: 《大学精神档案·古代卷》，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04 年版，第 80 － 81 页。 ② 施蛰存:《雨窗随笔》，《北山散文集》第 1 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下同) ，第 772 页。 ③⑤⑥ 文艺新闻社(瞿秋白) :《“自由人”的文 化运动》，见苏汶编:《文艺自由论辩集》，现 代书局 1933 年版(下同) ，第 326 － 329 页。 ④ 洛扬(冯雪峰) :《致文艺新闻的一封信》，见 苏汶编:《文艺自由论辩集》，第 57 － 58 页。 ⑦ 文化评论社(胡秋原) :《真理之檄》，见苏汶 编:《文艺自由论辩集》，第 303 － 304 页。 ⑧⑨ 胡秋原:《文化运动问题》，见苏汶编:《文 艺自由论辩集》，第 308 － 309、323 页。 ⑩瑏瑡瑏瑤瑏瑥 苏汶:《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 论辩》，见苏汶编:《文艺自由论辩集》，第 63 － 76 页。 瑏瑢 苏汶:《答舒月先生》，见苏汶编:《文艺自由 论辩集》，第 161 页。 瑏瑣 古继堂:《胡秋原与中国现当代文学》，《新文 学史料》1996 年第 4 期，第 166 页。 瑏瑦瑏瑨 易嘉(瞿秋白) :《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 不自由》，见苏汶编:《文艺自由论辩集》，第 96 － 97 页。 瑏瑧 鲁迅:《论“第三种人”》，《鲁迅全集》第 4 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版(下同) ，第 452 页。见苏汶编:《文艺自由论辩集》，第 264 页。 瑏瑩 苏汶:《“第三种人”的出路》，见苏汶编:《文 艺自由论辩集》，第 129 － 130 页。 瑐瑠 苏汶:《一九三二年的文艺论辩之清算》，见 苏汶编:《文艺自由论辩集》，第 296 页。 瑐瑡 歌特(张闻天) :《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 《新文学史料》1982 年第 2 期，第 180 页。 瑐瑢 鲁迅:《又论“第三种人”》，《鲁迅全集》第 4 卷，第 549 － 550 页。 瑐瑣瑑瑨瑒瑡瑒瑣 施蛰存:《〈现代〉杂忆》，《北山散文 集》第 1 辑，第 248 － 253 页。 瑐瑤瑐瑥 施蛰存:《〈现代〉社中日记》，《北山散文 集》第 2 辑，第 1484 － 1490、1494 页。 瑐瑦 王福湘:《“左”字不可滥用》，《同舟共进》 1998 年第 7 期，第 20 － 21 页。 瑐瑧 周云鹏:《“民族主义文学”(1930 － 1937) 论》，复旦大学博士论文 2005 年，第 8 － 9 页。 瑐瑨 施蛰存:《为中国文坛擦亮“现代”的火 花———答新加坡作家刘慧娟问》，《沙上的脚 迹》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81 页。 瑐瑩 施蛰存:《〈现代〉创刊宣言》，《北山散文集》 第 2 辑，第 1171 页。 瑑瑠 施蛰存:《访问伐扬·古久列》，《北山散文 集》第 1 辑，第 347 页。 瑑瑡 王福湘:《“洋场恶少”与文化传人之辨——— 施蛰存与鲁迅之争正名论》，《鲁迅研究月 刊》2013 年第 2 期，第 4 － 11 页。 瑑瑢 鲁迅:《准风月谈后记》，《鲁迅全集》第 5 卷， 第 412 页。 瑑瑣 鲁迅:《“题未定”草(六至九)》，《鲁迅全集》 第 6 卷，第 447 页。 瑑瑤 鲁迅:《331105 致姚克》，《鲁迅全集》第 12 卷，第 477 页。 瑑瑥 鲁迅:《340411 致增田涉》，《鲁迅全集》第 14 卷，第 295 页。 瑑瑦 鲁迅:《且介亭杂文·序言》，《鲁迅全集》第 6 卷，第 3 页。 瑑瑧 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 题》，《鲁迅全集》第 6 卷，第 551 页。 瑑瑩 杜衡:《一个被迫害的纪录》，《鲁迅研究动 态》1989 年第 2 期，第 60 页。 瑒瑠 施蛰存:《我和现代书局》，《北山散文集》第 1 辑，第 327 页。 瑒瑢 施蛰存:《〈文艺风景〉创刊之告白》，《北山散 文集》第 2 辑，第 1172 － 1173 页。 瑒瑤 施蛰存:《最后一个老朋友———冯雪峰》，《北 山散文集》第 1 辑，第 291 页。 ( 下转第 44 页) 45 大有裨益。”范瑾(许勉文)、许慈文两位女士 感人至深的回忆文章《怀念四爷爷许寿裳》 就首次发表在这部纪念集中。 七、践行许寿裳先生精神， 贡献文化教育和两岸统一 从台湾返回大陆后，祖父继承许寿裳先 生的精神风范，热情投入新中国的文学和文 化事业。在南开大学任教的同时，建国初兼 任天津市文化局领导，经常应邀协助黄敬市 长接待来访的重要外宾，推动对外文化交往 与合作。他谨遵时代之命，从建国初起就应 《天津日报》约请，紧密配合当前形势与任 务，写作发表了大量杂文和诗歌，热情赞颂祖 国新貌，讴歌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解放斗争， 痛斥帝国主义侵略和霸权行径，批评社会生 活和文化领域的某些弊端，论点鲜明，笔锋犀 利。由于在现代文学史上的代表性和重要影 响，祖父后来被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 席。祖父像许寿裳先生一样始终关切国家民 族前途命运，认真参与政治协商，建国后经中 国民主促进会创始人之一许广平介绍加入 民进，是民进天津市委的早期领导人之一， 担任天津市政协第一、二届副主席，连任全 国政协第二、三、四、五、六届委员，1956 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和许寿裳先生一样，祖 父也毕生从教，他以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 为教育改革发展呼吁建言，与全国政协民 进组委员联名提案推动制定教师法、建立 教师节，正如民进中央严隽琪主席所说: “这个节日的设立离不开民进中央老一辈 领导人叶圣陶、冰心、徐伯昕、李霁野、葛志 成、雷洁琼、柯灵的大力呼吁”(2009 年在中国 教师发展论坛上致辞)。从台湾返回大陆后， 祖父继续致力于许寿裳先生开启的海峡两 岸文化融合，应邀多次发表对台文章和广 播，联络台湾文化界友人，推动两岸文化交 流，呼吁祖国统一。可以说，祖父继续着许 寿裳先生的未竟事业，为弘扬中华文化、借 鉴世界先进文明、推动两岸统一、教育年轻 一代而辛勤耕耘，劳绩斐然，堪以告慰许寿 裳先生在天之灵。现在，许寿裳先生和我 祖父作为鲁迅关系密切的同时代人，他们 的文稿手迹和遗物都保存在上海鲁迅纪念 馆设立的许寿裳专库和李霁野专库，他们 好象当年在台湾一样朝夕相处，共同见证 着祖国的新成就和两岸统一的新进程。 ( 作者通讯处: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邮编: 100032) ( 上接第 54 页) 瑒瑥 施蛰存:《〈浦江清杂文集〉序》，《北山散文 集》第 2 辑，第 1453 页。 瑒瑦瑒瑧 施蛰存:《致吴羊璧》，见辜剑整理，《施蛰 存海外书简》，大象出版社 2008 年版(下同) ， 第 85 － 86 页。 瑒瑨瑒瑩瑓瑠瑓瑡瑓瑦瑓瑩瑔瑠瑔瑡 施蛰存:《致古剑》，见辜剑整 理，《施蛰存海外书简》，第 141 － 142、211、 121、132、166、179、187、190 页。 瑓瑢瑓瑤 施蛰存:《卖糖诗话》，见沈建中编，《雨的 滋味》，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70、 77 页。 瑓瑣 施蛰存:《卖糖诗话》，《北山散文集》第 1 辑， 第 196 页。 瑓瑥 施蛰存:《〈晚明小品选〉序》，《北山散文集》 第 2 辑，第 1290 － 1292 页。 瑓瑧瑓瑨 施蛰存:《诗人身后事》，《北山散文集》第 1 辑，第 375 － 376 页。 瑔瑢 朱亚夫:《施蛰存与鲁迅的两次论争》，《纵 横》1998 年第 3 期，第 62 页。 ( 作者通讯处: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 中文系。邮政编码: 510545) 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