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_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_理论之我见_孙秋云

　　　　　　　　　第26卷第2期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Vol.26No.22006年3月　　　　　　JournalofSouth-CentralUniversityforNationalities(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　　　　　　　Mar.2006a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之我见孙秋云(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湖北武汉430072)摘　要:费孝通教授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从当代中国各民族关系现状和大局来探讨或建构中国各民族相处和联系的历史过程,为如何理解现实中国国内各民族的关系和互动提供了一个极富创见的结构图。但在具体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时,应从汉文明的扩展和传播及少数民族对汉文明的认同、仰慕的角度来理解;对费先生“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观点的解读,则应有一个层次性和时间差方面的把握。关键词: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33X(2006)02-0058-06　　一、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基本内涵及影响1988年11月,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泰纳演讲”上作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演说。在该演说中,他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中华民族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他认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有六大特点:(1)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存在着一个凝聚的核心,这个核心先是华夏族团,后是汉族。汉族人主要聚居在农业地区,但也大量深入到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形成一个点线结合,东密西疏的网络,这个网络正是多元一体格局的骨架。(2)汉族主要从事农业,少数民族中有很大一部分从事牧业,在统一体内形成内容不同但相互补充的经济类型。(3)除回族、畲族外,少数民族一般都有自己的语言,但汉语已成为共同的通用语言。(4)导致民族融合的具体条件是复杂的,但主要是出于社会和经济的需要。汉族的农业经济是汉族凝聚力的来源。(5)中华民族成员众多,人口规模大小悬殊,是个多元的结构。(6)中华民族成为一体的过程是逐步完成的。先有各地区的初级统一体,继而形成长城内外北牧南耕(农)的两大统一体,后又以汉族为特大核心,通过各民族流动、混杂、分合、通商等,将各民族串联在一起,形成了中华民族自在的民族实体,并取得大一统的格局,近代则在共同抵抗西方列强的压力下形成一个休戚与共的自觉的民族实体。在中华民族统一体中存在着多层次的多元结构,各层次的多元关系又存在着分分合合的动态和分而未裂、融而未合的多种情状。[1]1、29-331996年10月,费孝通在给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大阪)举办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供的面《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一文中又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主要观点作了进一步的阐述:(1)中华民族是包括中国境内56个民族的民族实体,并不是把56个民族加在一起的总称。他认为这些加在一起的56个民族已结合成相互依存的、统一而不能分割的整体,在这个民族实体里所有归属的成分都已具有高一层次的民族认同意识,即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他认为这是民族认同意识的多层次论。在多元一体格局中,56个民族是基层,中华民族是高层。(2)形成多元一体格局有个从分散的多元结合成一体的过程,在这过程中必须有一个起凝聚作用58a收稿日期:2005-11-21作者简介:孙秋云(1960-),男,浙江省上虞市人,武汉大学博士研究生,华中科技大学教授,主要研究社会文化人类学与城乡社会学。的核心。汉族就是多元基层中的一元,由于他发挥凝聚作用把多元结合成一体,这一体不再是汉族而成了中华民族,一个高层次认同的民族。(3)高层次的认同并不一定取代或排斥低层次的认同,不同层次可以并存不悖,甚至在不同层次的认同基础上可以各自发展原有的特点,形成多语言、多文化的整体。高层次的民族可说实质上是个既一体又多元的复合体,其间存在着相对立的内部矛盾,是包含了差异的一致,并通过消长变化以适应于多变不息的内外条件,而获得这共同体的生存和发展[2]。费孝通教授“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发表以后,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普遍的重视和较高的评价。著名民族学家林耀华教授认为:“多元一体”这个核心概念对认识中华民族和文化的总特点提供了一件有力的认识工具和理解全局的钥匙。“多元一体,或说多元中的统一,统一中的多元,这一对矛盾确实主导着中华民族的现实格局和历史进程。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连绵不断的发展,终于形成今日这样的统一国家;这样一种汉族和少数民族插花分布,交错杂居而又各有畛域的分布格局;这样的一套建立在互补共生的基础之上,由多种经济文化类型构成的完整的体系。凡此种种,甚至包括我国现行的民族区域自治,都无不与‘多元一体’这个特征密切相关。几千年来,中国这片辽阔版图上发生过无数分分合合的事件,但无论是分是合,多元和一体这个对立统一体中的两个相辅相成的侧面始终没有停止它的矛盾运动。一般说来,在国家的政治统一时,文化多元这个侧面会得到强调并得到合理的体现;而在天下动荡时,政治统一这个侧面又会顽强地上升为各民族普遍认同的当务之急。”[3]著名史学家戴逸教授认为:“费孝通先生把现存的民族关系概括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这一理论,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瞩目,把大陆学术界关于民族关系的研究大大推进了一步”;“费孝通先生关于‘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是在确认各民族平等和共同繁荣的原则上对现实民族关系的判断,对研究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轮廓。”[4]知名社会学家马戎教授则认为:费孝通教授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对中华族群交往史的非常精辟的宏观概括[5]。不仅是在祖国大陆,即使在不同意识形态下的台、港、澳地区,费孝通的理论也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和回应。如著名人类学家乔健教授认为,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突破了以往功能学派的理论,突出了历史和整体的观点,是在探讨“中国社会的时候发展成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中国社会的方法。”[6]还有许多学者,包括学成一家的知名专家,都在费先生的影响下自觉地应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来分析、研究和阐述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历史联系和文化影响。如佟柱臣从考古学的角度,刘先照从中华各民族的个性与共性特征及其演变的角度,陈连开从中华民族起源学说的由来与发展角度,谷苞从历史上有为数众多的汉人融合于少数民族的角度,等等,从宏观上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提供旁证;王辅仁、李绍明、宋蜀华、刘尧汉、胡起望、史金波等,则分别从藏族、百越族、彝族、瑶族、西夏等具体的族体发展和王朝兴替角度来阐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周星、索文清及日本学者横山广子等分别以黄河上游区域多民族格局的历史形成、青海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大理盆地的民族集团等相对具体的地域中的民族集团或各民族的发展为线索探讨多元一体形成问题¹。马戎、周星、张磊、孔庆榕等不少专家还根据费氏理论先后研究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结构、特征、发展前景及其相关问题[7]。郝时远研究员则将费氏理论解读为:在50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经历了多次领土盈缩、朝代更迭,但生息繁衍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在互动交融中构建了“文化多样、国家一体”的多元一体格局[8]。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对费氏理论提出了一些疑问或质疑。如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问题研究中心于1990年召开的专门讨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民族研究学术研讨会”上,有学者就认为:“多元”是指民族来源是多元的,各地区也发展不平衡,文化、习俗、语言、宗教等方面也呈现多元的特点;“一体”是不管来源如何,经济、文化、习俗、语言、宗教等方面有何差异,都认同为一个民族。如果是这样,中华民族的“多元”是指当代中国的56个兄弟民族,但中华民族还没有形成为一个民族,不能称为一体。如果是指祖国的统一不可分裂,中华各民族都要为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奋斗,大陆上各民族都要支持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道路,那么,改为“中华各民族的多元一体”、“中国各民族的多元一体”或“中华各59第26卷　　　　　　　　　　　　　孙秋云: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之我见　　　　　　　　　　　　　　¹佟柱臣、刘先照、陈连开、谷苞、王辅仁、李绍明、宋蜀华、刘尧汉、胡起望、史金波、周星、索文清、横山广子等人的观点详见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一书中所收集的各人的文章。民族的多元一统”就比较好懂一些,否则不太好理解[9]。国外也曾有学者针对费氏理论提出质疑,认为中国每个族群(汉族、蒙古族等)就是一个单独的“民族”,“中华民族”的提法主要是一个政治概念,在有关族群的学术研究中没有意义;中国存在着几十个民族,但并不存在一个“中华民族”,只有“多元”而没有“一体”。[10]二、我的理解和解读笔者以为费孝通教授“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是从当代中国各民族关系现状和大局来探讨或建构中国各民族相处和联系的历史过程。它是以当代“民族-国家”的政治理论为参照框架,结合中国各族体历史发展的状况,以族体为中心的一种观照方法,为如何理解现实中国国内各民族的关系和互动提供了一个富有创见的结构图,对我国相关学科的学术研究和现实的民族工作具有很大的启发性和指导意义。但在具体的“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各族体是如何从多元认同于一体的,这种认同过程主要是通过何种方式、何种步骤进行的,是少数族群中精英人物的认同带动整个族群的认同,还是通过文化的传播、文明的扩张,使得一个地区、一个族群的百姓对“中华民族”有了共同的体认,这些具体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因此,费先生的理论还有待于后人的补充和发展。笔者在此阐述两点。第一,据著名文化史家冯天瑜教授的考证,“中华民族”这个复合词出现于晚清,曾与“中国民族”同位并用。冯教授认为梁启超1901年所著的《中国史叙论》中多次出现的“中国民族”一词和1902年所著《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时首用的“中华民族”一词,是指在中国土地上的诸族之总称。1905年孙中山组建同盟会时,其誓词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一语,其中的“中华”和章太炎在其所著的《中华民国解》中使用的“中华民族”一词,均只是指汉族,是与革命派推翻清王朝统治的政治目标相关的口号。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倡言“五族共和”说;李大钊1917年著《新中华民族主义》,主张对古老的中华民族“更生再造”,在中国诸族融合的基础上形成“新中华民族”;孙中山1919年著《三民主义》,阐述新的民族主义,主张汉族“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于诚,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晚年力主中华民族自求解放,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才逐步回归到指称中国各民族的“中华民族”概念上来。经过近代以来历史进步的长期熏染,“中华民族”的涵义才确定为中国诸族之总称,对内强调民族平等,对外力争民族解放、国家独立[11]。冯教授的考证,也符合费孝通教授的本意。费氏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1]36问题是这个中华民族“一体”的自觉意识,即如梁启超所说:“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之一观念浮于其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一员也”[12]的意识,在近百年来的中国历史中是中国境内各民族人民的共识,抑或还只是中国境内部分精英人物或知识分子的看法?是1840年鸦片战争时即已产生的共同意识,还是一个逐步萌发、产生、宣传、认同的结果?抑或在1949年以前只是部分精英人物的看法,1949年以后,经历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所进行的社会改造、社会建设以及教育和文化整合才成为全体中国人的看法?记得我国老一辈社会学家、民族学家吴泽霖教授虚年90时曾回忆自己1937-1945年间在贵州和云南的民族调查及研究的经历时说:在我所接触的民族中,大多数群众缺乏一种超越自己小集群的高一层的大集群的隶属感。他们所承认的“我群”,也就是说“自己人”,无非只限于小小地域内的,语言相同、服饰相同、习俗相同、信仰相同、互通婚姻的群体。凡在这几方面与本群体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不同的人,尽管已长期混居在一起,彼此间仍互不认同,归依有别,甚至互相漠视排斥。如在本群体中找不到配偶时,宁愿到遥远的同族中去寻找,也不愿就近在同他们极相似的群体中去解决。例如贵州省黄平一带有一种被称作“亻革兜”的民族,在解放后的民族识别时,根据语言、历史和其它一些特点被认为同附近的“长裙黑苗”、“短裙黑苗”以及其他地区的“青苗”、“白苗”等都属苗族,但他们中很多人以及相处近邻的长裙黑苗都不肯承认这一点,至今仍然有人不同意这个结论。又如云南圭山一带的彝族两个支系:阿细与撒尼,他们毗邻而居,各方面的差距也不大,但他们一向认为是不相同的群体。那时在他们中,多数人都认识不到有一个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彝族的存在,不能理解超乎他们之上的“民族”这一概念和它的作用。如果再扩大、再提高一个层次到“祖国”或“中华民族”,对这些概念的认识60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6年第2期就更模糊了……抗战爆发后,我来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从我亲身接触到的以及从别处听到的一些情况,才发现边境上或靠近边境的少数民族并不都是团结一致的,并不是一座坚固的长城。相反地,少数民族中的大多数人对国事了解不多,对民族概念、民族意识、民族多层次的范围、民族与国家的关系等等的认识都很模糊。同时我又注意到,我国少数民族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跨国境而居的,而其中一部分人对国境和国籍的观念是淡薄、模糊的。[13]吴泽霖教授当时的所见所闻和感悟是真真切切的,以至于到了晚年还印象至深,难以忘怀。这应该不会是个别现象。大家知道,民族是个客观而普遍存在的人们共同体,是代代相传、具有亲切认同感的群体。同一民族的人们具有强烈的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一体感。同属于一个民族的人们的认同感和一体感,是这个社会实体在人们意识上的反映,即一般我们所说的民族意识。从吴泽霖教授所述的情形看,至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在大多数国民中,不要说对“中华民族”这种“国族”意识的认同不是那么自觉的,就是对超出自己生活所处地范围的大一点的群体的认识和认同也是不多的。因此,费孝通教授“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观点,对于普通民众的涵盖率,尤其是对于偏僻地区少数民族中的普通民众而言,是难以令人信服的。不过,前文所述国外学者针对费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质疑,也不符合中国的实情。虽然在边鄙地区少数民族群体的普通民众的民族意识中尚不具备“中华民族”的自觉意识,但并不等于各族中的精英分子也没有“中华民族”意识。自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以来,尤其是中日甲午战争以后,西方国家和日本的强盛、霸道,“天朝上国”中国的羸弱和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的现状深深刺激了当时有血性的知识分子和民族精英。他们纷纷从西方和日本的发展中寻找富国强兵的真理,民族政治和民族主义思想就是其中之一。晚清时期立宪派和革命派的争论、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知识分子和国家精英都将近现代西方的政治理念和民族主义思想传播给大众。20世纪20年代以后,尽管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对国内各族体的立场和政策有差异,但就铸造中国境内各族体成为统一的现代民族,将中国领进现代化的民族国家这一点来说是一致的。尤其是1937年以后,在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入侵中国,全国人民面临亡国危险之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中的精英分子以及其他党派的知识分子和爱国人士以“中华民族”相号召,宣传“救亡图存”,整合境内各族力量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并取得了彻底的胜利。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属于全中国人民的“中华民族”的胜利。通过抗日战争,“中华民族”的民族自觉意识和爱国精神得到了空前的确立、锤炼和升华。日本学者松本真澄在经过自己的深入研究后也认为:“抗日战争时期,边境之民和边境之地就是‘中华’之民、‘中华’之地的认识在当时已经普遍化了。”[14]因此,笔者以为对于费先生“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观点的理解,应有一个层次性和时间差的把握。即中华民族的自觉意识是近百年来在外国列强的入侵和欺凌中逐步萌发、出现和发展的,在1932-1945年的抗日战争中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但这种自我意识在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不同地区的不同集团中的表现具有非均质性和差异性。第二,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中,费先生认为:“形成多元一体格局有个从分散的多元结合成一体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须有一个起凝聚作用的核心。汉族就是多元基层中的一元,由于它发挥凝聚作用把多元结合为一体,这一体不再是汉族而成为中华民族,一个高层次认同的民族。”[2]综观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确实有一个凝聚境内各族的核心或令四周边鄙向往的一个中心,这一点费先生确实说得没错。但这个核心或中心是以什么面目出现的呢?费先生认为是汉族。这是以族体为中心的一种观照方法。但是,在历史与现实生活中,汉族人与国内其他族体人员交往时,其族体意识的薄弱是众所周知的。马戎教授等经过研究后就认为:“汉族的民族意识比起其他民族来要淡漠得多,这在族际通婚、申报民族成分、日常交往等方面都能反映出来。”[15]所以,笔者以为,在中华民族从分散到一体的形成过程中,起凝聚作用的不是汉族族体,而是以汉族为代表的在当时国内各民族眼中属于“先进水平”且为大家所景仰的“汉文明”。汉族和在中原地区建立王朝的少数民族在历史上并不是以血统或种族的形态去吸引和统合别族的,主要是以发挥“文化”或“文明”影响的方式来起到这个核心和凝聚作用的。这一点也可以通过考证我国古代统治者的“族61第26卷　　　　　　　　　　　　　孙秋云: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之我见　　　　　　　　　　　　　　体观”来得到证明。据我国古代典籍的记载,先秦时期国人判断一个人是属于“己群”还是“他者”,主要看其对华夏文明的认同态度而定。《礼记·王制第五》曾说: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其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饮不同。这是春秋战国时期以华夏为中心的国人对当时中原及周围地区不同族体的人群及其文化的初步认识。随着国家的政治统一和儒家学说在中原王朝取得统治地位,这种华夏汉族普遍接受的以文化取人的族体观,又成了历代统治者(包括进入中原的非汉族统治者)处理境内各族体关系的准则。任何民族,不管其肤色、相貌、血统,只要改用汉服,习汉语、汉文,采纳汉人的生活方式,就被当作汉族的一员,成为理所当然的中国人。反之,若原是文教渊薮的汉族人,一旦丧失了汉文化,接受了周边少数民族的习俗,也就无可避免地成了“蛮夷”。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王夫之就曾很有代表性地说过:“吴、楚、闽、越、汉,以前夷也,而今为文教之薮。”“齐、晋、燕、赵、唐、隋,以前之中夏也,而今之椎钝戾者,十九而抱禽心矣。”[16]晚清时期立宪派代表人物之一的杨度(1874-1931),在其《金铁主义说》中也从中国诸族文化共同性出发,从文化的角度来论述“中华”和“中华民族”的内涵:“则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可决之也。故欲知中华民族为何等民族,则于其民族命名之顷,而已含定义于其中。以西人学说拟之,实采合于文化说,而背于血统说。”[17]这也可以说是对中国历代“族别观”的一脉相承。因此,笔者以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民族的形成过程,与西方资本主义时期的民族形成是不同的,有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我们不应从汉族族体,而主要应从汉文明的扩展或汉文化的传播及汉文明周边族体对汉文明的认同和仰望的角度来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三、结论和思考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为了落实民族政策,实行民族平等,花费了很大的力气,动用了全国的相关专家和学者,对大陆境内的各少数民族群体进行了文化上的识别,并在政治上、政策上加以确认和保护。为此,国家曾组织专家进行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给每个少数民族都编撰了一套简史简志,以示与2000多年来以汉族为中心的历史观的彻底决裂。这种做法的影响是深远的,至今以单个族体为对象所撰写的某某民族史、某某民族文化史、某某民族志等还是我国民族学、民族史志研究成果中的重头戏。但是,费孝通教授积他老人家一辈子的研究经验,指出“这种分民族写历史的体例固然有它的好处和方便的地方”,但“出于中国的特点,就是事实上少数民族是离不开汉族的。如果撇开汉族,以任何少数民族为中心来编写它的历史,都很难周全。”[2]因此,他屡屡指出,要从全面整体和宏观的视点研究各民族历史上的联系,研究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变化过程,研究中国这个多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几千年来不断流动的状况和趋势[18]。笔者以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可说是费氏对中国民族关系宏观研究思想的典范,它是从当代中国各民族关系现状和大局来探讨或建构中国各民族相处和联系的历史过程,为如何理解现实中国国内各民族的关系和互动提供了一个极富有创见的结构图,对我国相关学科的学术研究和现实的民族工作具有很大的启发性和重要的指导意义。但在具体理解和解读“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时,应注意把握中华民族的形成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民族形成的路径,应从汉文明的扩展或汉文化的传播及汉文明周边族体对汉文明的认同、仰望和依赖的角度来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同时,对于费先生“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观点的理解,应有一个层次性和时间差方面的把握,即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的自觉意识是近百年来在外国列强的入侵和欺凌中逐步萌发、出现和发展的,在1932～1945年的抗日战争中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但这种自我意识在中国境内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不同地区的不同集团中的表现具有一定的非均质性。自费先生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之后,国内研究界目前对该理论从宏观角度作理论性叙述的多,从微观研究,特别是有扎实理论功底的个案研究少见。这与目前国内文化研究的现状颇为相似。文化研究专家金元浦先生认为:个案研究在当代“文化研究”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国内的文化研究需要从两个方面突破,这就是深刻的逻辑的形而上62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6年第2期理论思辨和直面现实的细致具体的“个案”研究[19]。笔者认为金元浦先生对国内文化研究现状的批评,对我国民族学、民族理论与民族问题的研究也同样具有借鉴意义。就目前的研究状况而言,费孝通教授“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更多的是需要从细节或个案研究层次上进行补充和完善。参考文献:[1]　费孝通,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2]　费孝通.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2).[3]　林耀华.认识中华民族结构全局的钥匙[M]//费孝通.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9-10.[4]　戴逸.中国民族边疆史研究[C]//中央高层邀请著名学者讲述的历史文化问题(内部参考资料):上册.北京,2005:6.[5]　马戎.中国传统“族群观”与先秦文献“族”字使用浅析[M]//乔健,李沛良,等.文化、族群与社会的反思.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64.[6]　乔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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