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序言、导论

目录 雅各布·克伦贝格尔博士序言 3 阿卜杜勒·G.科罗马博士序言 6 伊夫·桑多博士序言 7 致谢 11 导论 19 缩略语 42 第一部分 区分原则 1 第 1 章 区分平民与战斗员(规则 1—6) 3 第 2 章 区分民用物体与军事目标(规则 7—10) 24 第 3 章 不分皂白的攻击(规则 11—13) 35 第 4 章 攻击中的比例性原则(规则 14) 43 第 5 章 攻击时的预防性措施(规则 15—21) 48 第 6 章 防止攻击影响的预防措施(规则 22—24) 64 第二部分 受特别保护的人与物体 73 第 7 章 医务和宗教人员与物体(规则 25—30) 75 第 8 章 人道救济人员与物体(规则 31—32) 100 第 9 章 涉及维和任务的人员与物体(规则 33) 107 第 10 章 新闻记者(规则 34) 110 第 11 章 受保护地带(规则 35—37) 113 第 12 章 文化财产(规则 38—41) 120 第 13 章 含有危险力量的工程和装置(规则42) 131 第 14 章 自然环境(规则 43—45) 134 第三部分 特定作战方法 149 第 15 章 拒绝饶赦(规则 46—48) 151 第 16 章 财产的毁坏与扣押(规则 49—52) 164 第 17 章 饥饿与获得人道救济(规则 53—56) 177 第 18 章 诡计(规则 57—65) 193 第 19 章 与敌方交流(规则 66—69) 217 第四部分 武器 225 第 20 章 武器使用的一般原则(规则 70—71) 227 第 21 章 毒物(规则 72) 241 第 22 章 核武器 245 第 23 章 生物武器(规则 73) 246 第 24 章 化学武器(规则 74—76) 249 第 25 章 易于膨胀的子弹(规则 77) 258 第 26 章 爆炸性子弹(规则 78) 262 第 27 章 主要以无法检测的碎片伤人的武器(规则 79) 264 第 28 章 诱杀装置(规则 80) 267 第 29 章 地雷(规则 81—83) 269 第 30 章 燃烧武器(规则 84—85) 275 第 31 章 激光致盲武器(规则 86) 279 第五部分 平民和丧失战斗力者的待遇 283 第 32 章 基本保证(规则 87—105) 285 第 33 章 战斗员与战俘地位(规则 106—108) 365 第 34 章 伤者、病者及遇船难者(规则 109—111) 376 第 35 章 死者(规则 112—116) 386 第 36 章 失踪人员(规则 117) 399 第 37 章 被剥夺自由的人(规则 118—128) 405 第 38 章 迁移与流离失所者(规则 129—133) 433 第 39 章 给予特别保护的其他人员(规则 134—138) 450 第六部分 实施 465 第 40 章 遵守国际人道法(规则 139—143) 467 第 41 章 国际人道法的执行(规则 144—148) 481 第 42 章 责任与赔偿(规则 149—150) 500 第 43 章 个人责任(规则 151—155) 518 第 44 章 战争罪(规则 156—161) 536 2 目录 中文版序 经过两年的努力,《习惯国际人道法》的中文版终于得以面世。在此, 我们对积 极参与本书翻译和校对的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他们辛勤而又出色的工作是本书得 以顺利出版的基础;而中国法律出版社在出版过程中所给予的合作与支持则是本书 得以顺利出版的保证。 参与本书翻译工作的人员有: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法律翻译刘欣燕博士(雅各 布·克伦贝格尔博士序言、阿卜杜勒·G .科罗马博士序言、伊夫·桑多博士序言、致 谢、导论、第三十六章至第三十九章);清华大学法学院的朱增斌(第一章至第四章) 和吴媛媛(第五章、第六章);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的毕静(第七章)、任秋娟(第 八章)、朱晓未(第九章、第十章)、宛冠宇(第十一章)、蔚丽华(第十二章)、张维娟 (第十三章)和张楠(第十四章);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的梁洁博士(第十五 章至第十九章);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孙世彦教授(第二十—章至第三十一 章);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东亚地区代表处法律官员郭阳和清华大学法学院刘洋(第三 十二章至第三十五章);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帅扬(第四十章)、王家胤(第四十一 章)、孙明娟(第四十二章)、冯琳(第四十三章)、邓雪芳和喻莹莹(第四十四章)。 清华大学法学院贾兵兵教授对第一章至第六章的翻译、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 院凌岩教授对第七章至第十四章的翻译、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朱文奇教授对第四十 章至第四十四章的翻译分别进行了校对。 最后,全书的校对工作由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讲师朱利江博士、红十字国际 委员会法律翻译刘欣燕博士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法律官员郭阳完成。 我们希望本书的出版能进一步促进国际人道法在中国的传播和推广,并使中国 学术界和外交、军事等领域的同行进一步发现习惯国际人道法的价值。 DenisAllistone (傅天羽)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东亚地区代表处主任 二零零七年八月 雅各布·克伦贝格尔博士序言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 战争法产生于战场上武装部队之间的对抗。19 世纪中叶之前,这些战争法规则 在性质上仍属习惯法。它们之所以能够得到承认,是因为这些规则自远古时期就已 存在,而且也符合文明社会的要求。所有文明社会都发展出了一套旨在最大程度减 少暴力———甚至是那种被我们称之为“战争”的有组织的暴力形式———的规则,因为 限制暴力恰恰就是文明社会的本质所在。 格老秀斯(Grotius)和其他国际公法的创始人主张,国际法应为主权国家间协商 一致的产物,并应以国家实践与国家同意为基础。由此,他们为该部门法具有普遍性 质铺平了道路———它既可适用于平时,亦可适用于战时,而且它也能够跨越不同文化 与文明之间的界限。然而,当代国际人道法的真正先驱却是19 世纪的梦想家亨利· 杜南(HenryDunant)。他呼吁确立“一些由公约认可且具有不可违反性质的国际原 则”来保护伤者和所有设法帮助他们的人,从而推动人道法向前迈出了决定性的一 步。1864 年,杜南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其他创始人促成通过了改善战地武装部队 伤者境遇的《日内瓦公约》,这为在条约的基础上发展国际人道法奠定了基石。 该条约分别在1906 年、1929 年和 1949 年得到修改。关于保护医院船、战俘和平 民的新公约也得以通过。它们最终导致在 1949 年通过了四个《日内瓦公约》,它们 是现行的国际人道法的基础。各国对这些公约的接受表明,在和平时期制定一些规 则来降低战争的恐怖程度并保护受战争影响的人们是有可能的。 各国政府还通过了一系列规制作战行为的条约,其中包括:1868 年的《圣彼得堡 宣言》、1899 年和 1907 年的《海牙公约》以及1925 年禁止使用化学与细菌武器的《日 内瓦议定书》。 1977 年,随着 1949 年《日内瓦公约》两个《附加议定书》的通过,这两股潮流 融合在了一起。这两个《附加议定书》完整地规定了关于规制作战行为和保护战争 受难者这两类规则,使其更符合当时局势的要求。 近些年,在这份已经很长的条约清单中又加入了其他一些重要的公约,特别是 1980 年的《常规武器公约》及其五个《议定书》、1997 年的《禁止杀伤人员地雷的渥太 华公约》、1998 年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1999 年的《1954 年关于发生武装冲突情况 下保护文化财产公约的第二议定书》以及2000 年《〈儿童权利公约〉关于儿童卷入武 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 然而,在国际人道法成文化方面所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并不应使我们对习惯 国际人道法有所忽视。这部分法律规范之所以极为重要,其主要原因有三。 首先,尽管如今各国普遍加入了《日内瓦公约》,但其他一些重要条约(包括两个 《附加议定书》在内)还尚未达到此程度。这些条约仅仅能够在那些已经批准了条约 的国家之间或国家内部得到适用。相反,习惯国际人道法规则———它们有时被称为 “一般”国际法———对所有国家以及所有相关冲突各方都具有约束力,而无须正式加 入。 其次,适用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国际人道法尚无法满足因此类冲突而引起的 保护需求。正如通过这些公约的外交会议所承认的那样,《日内瓦公约》共同第 3 条 及其《第二附加议定书》只规定了一套最基本的规则。国家实践已经超出了这些国 家在外交会议上所接受的规则,因为绝大多数国家都同意,有关敌对行为的习惯法规 则的基本要素可以适用于所有武装冲突,无论它们是国际性的还是非国际性的。 最后,习惯国际法有助于对条约法进行解释。根据一条公认的原则,条约的解释 须以善意的方式进行,并应合理考虑所有相关国际法规则。 基于上述考虑,人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第26 届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大会委派给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使命了。当时,大会要求该组织: 在代表不同地理区域及不同法律体系的国际人道法专家的协助下,并 通过与来自各国政府和各个国际组织的专家进行磋商,编写一份关于适用 于国际性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国际人道法习惯规则的报告,并将该报告 分发给各国及相关国际组织。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怀着感激与谦卑的心情接受了这一使命:感激是因为这项委 任工作表现出了国际社会对该组织的信赖,对此它深表谢意;而谦卑则是由于它完全 了解,要想根据现有资源来描述习惯国际法的现状会有多么困难。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指派其法律部的两名成员负责此项研究。在由12 位国际知 名专家组成的指导委员会的引领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进行了大规模的咨商活动,其 所涉及的权威人士超过了100 位。考虑到这份报告首先是一部学术著作,因此,红十 字国际委员会尊重报告作者以及被咨询专家的学术自由。此项研究意在以尽可能清 晰的方式捕捉当今习惯国际人道法的“面貌”。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认为,此项研究的确对目前习惯国际人道法的状况做出了准 确的评价。因此,尽管该组织知道习惯国际法的形成是一个尚在进行中的过程,但它 会在其日常工作中恰如其分地利用此项研究的成果。在进行有关人道法的实施、澄 清与发展方面的讨论时,该研究也可作为基础。 最后,令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感到欣慰的是,此项研究有助于突出人道法的普遍 性。各种传统与文明都对该法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今天,人道法已经成为人类共同 遗产的一部分。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要对那些无私地奉献了时间与见解的专家以及该组织法律部 4 雅各布·克伦贝格尔博士序言 的工作人员深表谢意。它尤其要对此项研究的作者致以最诚挚的谢意,他们拒绝向 这一艰难的任务低头,最终完成了这部独一无二的著作。 在将这一研究成果介绍给《日内瓦公约》各缔约国、各国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 其他人道组织以及法官、学者和其他相关各方之际,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真诚地希望该 著作能够澄清大量国际人道法规则的含义及其重要性,并能够确保对战争受难者提 供更多的保护。 5 雅各布·克伦贝格尔博士序言 阿卜杜勒·G .科罗马博士序言 国际法院法官 令人遗憾的是,很难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武装冲突已经日趋减少。相反, 世界范围内的大量冲突(无论是国际性的还是非国际性的)前所未有地凸显平民成 为被攻击目标的状况,同时这一状况也凸显了确保根据国际人道法规则保护伤者、病 者、被拘留者和平民居民的持续需求。对于违反国际人道法的事件不断攀升的原因, 人们有着不同的看法:是因为那些应该遵守规则的人缺乏对规则的了解吗? 是因为 即使是那些为人所知的规则其规定也不够详尽吗? 是因为规则的执行机制孱弱无力 吗? 还是这些规则根本就被弃之不理了呢? 在某种程度上,以上每种看法都有一定 的道理。要想使国际人道法变得更加有效,我们需要解决的不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而是其所有的方面。显然,要想实现普遍遵守人道规则这一目标,首先要做的就是必 须明确阐明这些规则的内容。只有首先做到这一点,才能接着考虑如何对它们加以 改善的问题。 多种原因表明,这项关于习惯国际人道法及其在保护战争受难者作用方面的研 究是及时且重要的。相关的条约法覆盖了战争各方面的问题,但是,因其性质所限, 条约法无法呈现这一法律部门的全貌。尽管条约对缔约国具有拘束力,但是,如果不 存在习惯法,非缔约国就可以为所欲为。另外,由于条约规则是成文的,因此它们被 规定得很清楚,而且对于其所要求的行为来说也一定是明确的。但是,由于条约 是缔约方之间的产物,因此,一项条约规则所给出的指令只能在缔约方间达成真 实的意思表示一致的程度上发挥作用。成文规则不能含混不清或充满歧义。虽然习 惯国际法由于不是很精确所以名声并不好,但是它的有效性并不比条约法差,而且事 实上可能在某些方面比条约法更具优势。例如,人们普遍认为,如果一国没有一贯公 开反对一项正在形成的规则,那就意味着一般习惯国际法对该国具有拘束力。另外, 条约制度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是因为它有一个最重要的基础,那就是实现条约目的的 政治意愿,而这和需要把这些规则成文化来说至少是同等重要的。 因此,这一旨在阐明该领域现存习惯规则的研究,的确有助于改善遵守国际人道 法的情况,并能够对战争受难者提供更多的保护。让参与习惯法的适用、传播和执行 的各当事方(例如,军事人员、政府当局、法院和法庭以及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了解相 关习惯法知识,这是朝着增加国际人道法的有效性这一目标迈出的至关重要的第一 步。该研究对实现这一目标所做出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 伊夫·桑多博士序言 国际法院法官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成员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国际法与政策部前主任 日内瓦大学与弗里堡大学讲师 决定进行此项有关习惯国际人道法的研究主要基于对两个问题的回答:它是否 有用? 以及其成本如何? 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均给了我们令人满意的成本收益比, 这是我们在任何工作中都要考虑的问题,即使其目的是出于人道的考量。 可以肯定的是,成本收益核算标准对于人道工作来说并不合适,因为给生命和健 康标注金钱价格是荒谬的。然而,对于那些管理着像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这类组织的 人而言,他们却负有一项(在设法增加投入的同时)从其所投入的人力与财力中寻求 最大效益的道德义务。因为,只要存在战争,在保护和援助受战争影响之人方面的工 作就永远不可能充分,其效果也不可能足够好。 国际社会已经赋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为坚定适用国际人道法而努力”的艰巨 使命。这是一种需要持续警惕的义务。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而言,公正不仅意味着 避免区别对待某一冲突的不同受害者,而且还要进行不懈的努力,以确保这个世界上 所有冲突的所有受害者都受到公平的对待,而不会偏向某一地区或某一种族,也不会 受到媒体的喜好所煽动起来的感情因素的影响。 在行动选择方面,这种对避免区别对待以及确保全球范围内公正的关注一直指 导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工作。当需要做出选择时,满足受害者在食物和医疗方面 的紧迫需要当然是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而且无疑它需要占用该组织预算中的最大 比例。为专家开会付费怎么能优先于为运送面粉付费呢? 然而,这些选择并不是绝对的。经验表明,当工作开始时,盲目行动将一事无成。 许多组织都已意识到了其中的艰辛:如果你对于你所从事工作的情形、那些被卷入冲 突之人的心理以及你设法援助对象的社会与文化背景没有初步了解,你将无法有效 开展工作。如果你必须进行初步了解,你也必须被了解:不仅被战斗员(他们必须了 解并承认红十字与红新月标志以及该标志所象征的人道、公正和中立的原则)了解, 而且也要被你设想的受益者了解。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长期的经验证明,为了有效地开展工作,它必须要广泛地参与 活动,而人们不能以孤立的眼光看待这些活动,而是要把它们彼此联系在一起。在过 去的几年中,这些活动的互补性已日益明朗。 这些活动彼此间都息息相关,而所有活动结合在一起便形成了一个紧密联合的 体系。也就是说,实地开展的人道行动促使人们进行讨论,这些讨论然后在各类专家 会议中逐步展开,最终以条约条款或新的国际组织的形式(例如国际刑事法院,其 《规约》于1998 年通过)表现出来。下一项任务则是让各国通过其政府、议会、高级 官员认识到遵守此类规则的重要性,从而努力使各国普遍遵守这些新规则。最后,应 鼓励每个国家都制定一些纳入了新规则的国内法;确保公众了解并理解基本的人道 原则;确保各中小学和大学能够充分讲授国际人道法;并鼓励其将这一科目融入军事 训练。所有这些努力的最终目标是要让战争受难者获益,并为那些努力帮助他们的 人开展工作提供便利。 但工作总是永无止境的。战争依然具有残酷性,而且对那些旨在抑制残酷性之 规则也永远不可能全面遵守。新的问题将产生,这就需要对现有的规则是否充分以 及是否适应新的情况采取新的行动形式,并重新进行讨论。因此,法律和进行人道努 力的巨大车轮将继续朝着一个目标前进,这个目标也许永远不可能完全达到,那就 是:消除武装冲突。的确,无数战争带来的痛苦与苦闷有时会让我们削弱这个目标, 但是,我们必须始终努力,争取回到原来所定的目标上。 和一位治疗伤者的外科医生或一位在难民营的营养师相比,一位在办公室从事 推动国际人道法发展的律师所做的工作是不同的。但事实上,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 在追求同一个目标,因为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在法律与人道行动不可或缺的领域找 到自己的位置。 澄清法律专家所扮演的角色仍然不足以证明这项关于习惯国际人道法研究具有 正当性。作为上述进程的一部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近几年来投入了大量资源来考 察这一法律的现状,并传播这方面的知识。但是,资源是有限的,因此,必须在法律领 域内部的不同选项间做出选择。是应当优先发展新的法律、促进各国立法、阐明实际 实施中存在某些方面的问题、就某些敏感问题咨询专家或培训军事人员呢? 还是作 为一种争取更广泛遵守的手段应当优先动员舆论界? 从某种程度上说,所有这些活 动都是必要的,但问题是应优先考虑哪类活动。所提议的这项习惯法研究具有一个 独特之处,那就是:采取妥协与折衷的做法并不适合这项研究。可行的选择只能是: 要么去做它,并确保有办法把它做好;要么就放弃此项研究,因为它的价值将完全依 赖于可信度。 实施这一的决定最终出台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法律部被委以重任,并获 得了全面完成这一工作的资金。该组织并不需要过多的资金,是因为它很幸运,能够 依靠许多世界知名专家的志愿工作。对于他们的慷慨与奉献,我们不胜感激。但是 显然,在世界的任何地方,相关的行政工作、会议组织和大量的原文翻译以及筛选资 料工作都需要钱,而这些工作正是此项研究的基础。 如何来证明这类投资是正当的呢? 在一个已有如此广泛的成文法,而且大多数 国家都受到相关条约拘束的法律部门中,为什么要投入大量资源来阐释哪些是其中 的习惯规则呢? 对此,我们可以给出很多原因,但是在这里,我只想引述其中两个在 8 伊夫·桑多博士序言 我看来最主要的理由。 第一个理由是,无论如何,在国际人道法中仍存在着许多人们知之甚少的领域, 对其进行更充分的研究至关重要。这一点尤其体现在那些限制某些作战手段和方法 的规则方面。这些规则已经规定在1977 年的两个《附加议定书》中,它们直接涉及 军事人员,因为正是他们才必须遵守这些规则。如果有时候这些规则显得相当模糊 不清,那是因为,在通过它们的时候,不可能在所有人之间就一个更为精确的表述达 成一致。 由于当代武装冲突大部分属于国内性质,而上文所述规则大多数只适用于国际 性冲突,因而问题变得更加敏感。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这是十分荒谬的。的确,对 于那些禁止针对侵略者使用的作战手段,一国又如何能够主张它有权针对其本国人 民使用呢? 然而,出于历史原因,这一区分的确存在。可以肯定的是,如今拟定的条 约的趋势是,逐渐削弱这种区分所带来的效果。但是区分仍然存在,而关于习惯法的 研究则为澄清这种区分在实践中被模糊化的程度以及对各国的法律确信所带来的影 响提供了可能。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研究还为完整了解国际人道法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它询问 什么才是国际人道法的目的以及如何进行适用,研究各个条款之间的关联性,并确定 今天遇到的某些问题是不是需要对这个或那个条款重新进行审视。 该研究对于回答这些问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因为,我们的问题并不是想 要知道是否存在特定的规则,而是想要知道如何去解释这些规则,但这并不容易。无 论如何,本项研究的结论于现在抑或未来都会成为以下活动的重要基础:明确该法律 部门中应予澄清或发展的领域;以及参与对于加强军事原则及国内与国际法院审判 原则一致性而言必需的各种对话或谈判。因此,一致性对于国际人道法的可信度来 说是必不可少的。 第二个理由并没有过多的在研究结果,而是在研究本身中得到了体现。我们在 世界各地进行研究,从而查明规则的遵守、翻译、讲授及适用情况,然后对比这些信 息,以便明确这些规则的成功之处和依然存在的缺陷。这样做难道不是确保更有效 适用这些规则、激发兴趣、研究和新思想以及,最重要的是,鼓励世界不同文化间对话 的最好方式吗? 在这样一个因为把宗教与文化摩擦用于暴力目的致使人道局势重新 变得紧张的时代里,这项工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日内瓦公约》已经得到了普遍 接受。国际人道法规则代表着人类的共同遗产,它已根植于所有的人类文化之中。 因此,这些规则可以被视为不同文化间的粘合剂。这样看来,让人们牢记那些规则并 说服他们遵守这些规则是十分必要的。而本项研究对于实现这一目的而言则是绝好 的机会。 由于在我们之前,为此项研究付出的巨大努力已结出累累硕果,因此人们可能认 为这一研究已很完备。然而,情况却恰恰相反,在结束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想要强调 的是,只有当我们把此项研究看做是一个过程的开始而不是结束的时候,才能说实现 了目标。该研究不仅揭示出已经取得了哪些成就,也揭示出了哪些仍不明确、仍有待 9 伊夫·桑多博士序言 完善的地方。 该项研究是对现实的真实写照,它绝对忠实地反映现实,也就是说,它并不试图 按照人们的意愿去主观界定法律规则是什么。我相信,正是这一原因使该研究具有 了国际上的可信度。然而,尽管它代表了对现实最确实可能的反应,也还不能断言该 研究就是最终的结论。它并没有包罗万象(当然必须要做出选择),并且也没有什么 是绝对正确的。在《战争与和平法》的绪论中,格老秀斯这样对读者说:“在此,我要 向这本书的所有读者郑重请求,请他们不要歪曲我的意思,正如我忠实地转述了他人 的见解和著作那样。”对于那些从事此项研究的人而言,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更好地表 达他们的目的呢? 他们或许是希望有人对这部著作进行阅读、讨论并做出评价;或许 是希望它能够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国际人道法以及那些能够更好地遵守和发展这一部 门法的手段。或许,它所提供的帮助可能甚至超过战争这个主题,并且可以激发我们 去思考作为法律产生基础的那些原则的价值,以便在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的这个世纪 里建设普遍的和平,尽管可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要求。 关于习惯国际人道法的研究不仅仅是了一项有价值的项目。最重要的是, 它对未来提出了挑战。 01 伊夫·桑多博士序言 致谢 如果没有众人的辛勤工作与参与,本项研究工作是不可能完成的。来自世界各 地的人们以及不同地区的专家以研究、起草文件、审议、核查事实、编辑、校对与提供 专家意见等多种形式对此项研究做出了不同的贡献。我们要衷心感谢所有为此做出 贡献、提供支持和援助的人。尽管我们想尝试列出每一个人的名字,但我们意识到, 还有许多不知名的人也为这项工作的完成提供了帮助。对于所有这些人,我们都想 表达最诚挚的谢意,并且要对于任何因疏忽而造成的遗漏提前表示歉意。 各国研究小组 下列小组起草了关于国家实践部分的报告: 阿尔及利亚:艾哈迈德·拉腊巴(AhmedLaraba)教授 安哥拉:莫里斯·卡姆托(M auriceKamto)教授及其助手阿尔贝·伊莱尔·阿努邦· 莫莫(AlbertHilaireAnoubonM omo)与安德烈·恩多米克拉伊(AndréNdomikolayi) 阿根廷:劳尔·埃米利奥·比努埃萨(RaúlEmilioVinuesa)教授及其助手西尔维娜· 桑德拉·冈萨雷斯·纳波利塔诺(SilvinaSandraGonzalezNapolitano)和 马尔塔·玛 丽亚·帕斯托尔(M artaMaríaPastor) 澳大利亚:蒂莫西·麦科马克(TimothyM cCormack)教授及其助手吉迪恩·博阿斯 (GideonBoas)、马尔科姆·兰福德(M alcolmLangford)、科林·安德鲁·哈彻(Colin AndrewHatcher)、弗吉尼亚 ·纽厄尔(VirginiaNewell)与沙赫亚尔·鲁沙(Shahyar Rousha) 比利时:埃里克·达维德(EricDavid)教授及其助手伊莎贝尔·孔齐格尔(Isabelle Kuntziger)、加洛内·埃格尔斯(GarloneEgels)和罗贝尔·勒马克勒(RobertRemacle) 衷心感谢比利时红十字会的财政支持。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穆戈·盖奇(M ugoGec')上校(波黑联邦)与利利亚娜·米约 维奇(LiljanaM ijovic')教授及其助手内德尔科·米利耶维奇(NedeljkoM ilijevic')(斯 普斯卡共和国) 博茨瓦纳:瓦吉尔·凯·丁加克(OagileKeyDingake)教授 巴西:安东尼奥·奥古斯托·坎萨杜·特林达德(Ant?nioAugustoCan?adoTrindade) 教授 加拿大:卡蒂娅·布斯塔尼(KatiaBoustany)教授(已故)及其助手玛丽亚·莫利纳 (M ariaM olina) 智利:埃尔南·萨利纳斯·布尔戈斯(Hern?nSalinasBurgos)教授及其助手达妮埃 拉·克拉韦茨(DanielaKravetz) 中国:王铁崖教授(已故)及其助手张勇教授 哥伦比亚:法夫里西奥·洛佩斯·萨科尼(FabricioLópezSacconi)及其助手劳尔·埃 尔南德斯(RaúlHern?ndez)、马加利·拉莫斯(M agalyRamos)、索尼娅·托雷斯(Sonia Torres)和毛里西奥·雷耶斯(M auricioReyes) 克罗地亚:马娅·塞尔希奇( MajaSer?ic')教授及其助手克塞尼娅·图尔科维奇 (KsenijaTurkovic')教授、达沃林·拉帕斯( DavorinLapas)和伊维察·金德(Ivica Kinder) 古巴:玛丽亚·德洛斯安赫莱斯·德瓦罗纳·埃尔南德斯(M aríadelosAngelesde VaronaHern?ndez)博士 埃及:艾哈迈德·阿布·阿勒瓦法(AhmedAbouElW afa)教授 萨尔瓦多:安东尼奥·奥古斯托·坎萨杜·特林达德( Ant?nioAugustoCan?ado Trindade)教授及其助手克里斯蒂娜·塞莱东(CristinaZeledon) 埃塞俄比亚:安德烈亚斯·埃希特(AndreasEshete)教授及其助手阿莱穆·布鲁克 (AlemuBrook) 法国:保罗·塔韦尼耶(PaulTavernier)教授及其助手埃卢瓦·费利翁(EloiFillion)、 克莱尔·塞尔万( ClaireServoin)、卡琳· 莫拉尔 - 巴内利耶( KarineM ollard- Bannelier)、达维德·费拉里尼(DavideFerrarini)、贝亚特丽斯·莫雷尔(Béatrice M aurer)博士、卡琳·克里斯塔基斯(KarineChristakis)、伊莎贝尔·卡佩特(Isabelle Capette)、弗朗索瓦·达里布奥德( Fran?oisDarribehaude)、索尼娅·帕雷尔(Sonia Parayre)和 玛丽安·萨拉科(M arianneSaracco) 德国:霍斯特·费舍尔( HorstFischer) 教授及其助手格雷戈尔·朔滕( Gregor Schotten)博士与海克·施皮克尔(HeikeSpieker)博士 印度:恩里彭德拉·拉尔·米特拉(NripendraLalM itra)教授及其助手乌梅什·维雷 什·卡达姆(UmeshVeereshKadam)博士(研究协调人)、M .K .纳瓦兹(M . K. Nawaz) 博士、S.V .乔加·拉奥(S.V. JogaRao)博士、V.维贾雅·库马尔(V . VijayaKumar) 博士、M .K .巴拉钱德兰(M . K . Balachandran)、T.S.马蒂拉尔(T. S. M atilal)与雷 卡·插图维迪(RekhaChaturvedi) 印度尼西亚:G .P.H .哈里约玛塔兰(G.P.H . Haryomataram)教授及其助手法迪拉· 阿古斯(FadillahAgus)、库沙尔托约·布迪桑托索(KushartoyoBudisantoso)、阿利纳· 佩马纳萨里(ArlinaPermanasari)、安德雷·苏亚特莫克(AndreySujatmoko)与阿吉· 维博沃(AjiW ibowo) 伊朗:詹齐德·蒙塔兹(DjamchidM omtaz)教授及其助手法拉·拉赫马尼( Farah Rahmani) 伊拉克:穆罕默德·阿卜杜拉·阿杜里(M ohammedAbdallahAd-Douri)教授及其助手 贾南·苏克尔(JananSukker)博士 21 致谢 以色列:约拉姆·丁斯坦(YoramDinstein)教授及其助手法尼亚·东布(FaniaDomb) 博士 意大利:加布里埃拉·文图里尼(GabriellaVenturini)教授、保罗·本韦努蒂(Paolo Benvenuti)教授及其助手恩里科·卡萨利尼(EnricoCasalini)博士与马尔科·格拉齐 亚尼(M arcoGraziani)博士 日本:藤田久一(HisakazuFujita)教授及其助手真山全(AkiraM ayama)教授、高柴优 贵子(YukikoTakashiba)与吉野弘美(HiromiYoshino) 约旦:穆罕默德·尤素福·奥尔万(M ohamedYousefOlwan)教授及其助手穆汉纳 德·赫加齐(M uhannadHijazi)陆军中校和加齐·阿拉什丹(GhaziAr-Rashdan)博士 韩国:成宰豪(Jae-HoSung)教授及其助手李敏孝(M in-HyoLee)博士 科威特:伊萨·阿勒- 埃奈齐(EisaAl-Enezi)教授 黎巴嫩:哈桑·卡西姆·约尼(HassanKassemJouni)教授及其助手乔治·哈利勒· 萨阿德(GeorgeKhalilSaad)和阿卜杜拉赫曼·马基(AbdelrahmanM akki) 马来西亚:努尔哈利达·宾蒂·穆罕默德·哈利勒(NurhalidabintiM ohamedKhalil) 教授及其助手扎利娜·宾蒂·阿卜杜勒·哈利姆(ZalinabintiAbdulHalim) 荷兰:在杰勒德·塔尼娅(GerardTanja)博士的监督下开展工作的安娜·努伊腾 (AnnaNuiten)、弗里茨·卡尔斯霍芬(FritsKalshoven)教授、汉斯·博登斯·霍桑 (HansBoddensHosang)、卡特琳·科庞(KatrienCoppens)、利斯贝特·莱因扎德 (LiesbethLijnzaad)博士和汉内科·范·桑贝克(HannekevanSambeek) 衷心感谢 T.M .C.阿塞尔(T.M .C. Asser)研究所的财政支持。 尼加拉瓜:安东尼奥·奥古斯托·坎萨杜·特林达德( Ant?nioAugustoCan?ado Trindade)教授及其助手克里斯蒂娜·塞莱东(CristinaZeledon) 尼日利亚:阿梅奇·乌切克布(AmechiUchegbu)教授及其助手 B.O .奥凯雷(B. O . Okere)博士与穆罕默德·T.拉丹(M uhammedT. Ladan)先生 巴基斯坦:阿赫马尔·比拉勒·苏菲(AhmarBilalSoofi)先生 秘鲁:劳尔·埃米利奥·比努埃萨(RaúlEmilioVinuesa)教授及其助手西尔温娜·桑 德拉·冈萨雷斯· 纳波利塔诺(SilvinaSandraGonzalezNapolitano)、玛尔塔·玛丽 亚·帕斯托尔(M artaM aríaPastor)与叶谢尼娅·J.卡韦萨斯·阿妮卡马(YeseniaJ. CabezasAnicama) 菲律宾:阿尔贝托·T.穆约(AlbertoT. M uyot)教授及其助手乔尔·P.拉克丹(Joel P. Raquedan)与樊尚·佩皮托·F.扬包(VincentPepitoF. Yambao) 俄罗斯联邦:伊戈尔·帕夫洛维奇·比尔施陈科(IgorPavlovitchBlishchenko)教授 (已故)及其助手阿斯兰·阿巴希泽(AslanAbashidze)教授 卢旺达:费利西泰·卡龙巴(FélicitéKaromba)教授及其助手斯特拉顿·恩森吉约姆 瓦(StratonNsengiyumva) 南非:迈克尔·考林(M ichaelCowling)教授 西班牙:何塞·路易斯·罗德里格斯 - 比利亚桑特 - 普列托(JoséLuisRodríguez- 31 致谢 VillasanteyPrieto)博士及其助手曼努埃尔·费尔南德斯·戈麦斯(M anuelFern?ndez Gómez)教授、胡利奥·豪尔赫·乌尔维纳(JulioJorgeUrbina)博士、胡安·曼努埃 尔·加西亚·拉瓦霍(JuanM anuelGarcíaLabajo)、胡安·卡洛斯·冈萨雷斯·巴拉 尔(JuanCarlosGonz?lezBarral)、维森特·奥特罗·索拉纳(VicenteOteroSolana)、贡 萨洛·扎尔·库塞罗( GonzaloJarCouselo)博士、戴维·斯瓦雷斯·莱奥斯(David SuárezLeoz)、弗朗西斯科·阿隆索·佩雷斯(FranciscoAlonsoPérez)博士、索尼娅· 埃尔南德斯·普拉达(SoniaHernándezPrada)教授、曼努埃尔·佩雷斯·冈萨雷斯 (M anuelPérezGonzález)博士、费尔南多·皮尼亚泰利·梅卡( FernandoPignatelli M eca)、哈维尔·吉桑德斯·戈麦斯(JavierGuis?ndezGómez)与费代里科·博尔达斯 (FedericoBordas) 叙利亚:穆罕默德·阿齐兹·舒凯里(M uhammadAzizShukri)教授及其助手阿迈勒· 亚济吉(AmalYaziji)博士与马安·马哈森(M aanM ahasen) 英国:弗朗索瓦丝·汉普森(Fran?oiseHampson)教授及其助手珍妮·库珀尔(Jenny Kuper)博士 衷心感谢英国红十字会与英国外交部的财政支持。 美国:伯勒斯·M .卡纳汉(BurrusM . Carnahan)及其助手迈克尔·H .霍夫曼(M ichael H . Hoffman)与西奥多·梅隆(TheodorM eron)教授 乌拉圭:劳尔·埃米利奥·比努埃萨(RaúlEmilioVinuesa)教授及其助手西尔温娜· 桑德拉·冈萨雷斯· 纳波利塔诺(SilvinaSandraGonzalezNapolitano)与玛尔塔·玛 丽亚·帕斯托尔(M artaMariaPastor) 南斯拉夫:米兰·沙霍维奇(M ilan?ahovic')教授及其助手德扬·沙霍维奇(Dejan ?ahovic')、米奥德拉格·斯塔尔切维奇(M iodragStarcˇevic')博士与博斯科·雅科夫列维 奇(BoskoJakovljevic')博士 津巴布韦:乔尔·佐瓦( JoelZowa) 教授及其助手洛夫莫尔·马杜库( Lovemore M adhuku)博士 国际研究小组 国际研究小组负责收集来自于国际渠道的实践情况、整合他们的研究与各国研 究小组的研究成果,并起草研究报告的初稿。从事此项工作的研究人员是理查德· 德加涅( RichardDesgagné)、卡米尔·吉法德(CamilleGiffard)、古斯塔夫·林德 (GustafLind)、格雷戈尔·朔滕(GregorSchotten)、海克·施皮克尔(HeikeSpieker) 和让- 弗朗索瓦·凯吉内(Jean-Fran?oisQuéguiner)。 这些研究人员在报告起草人的指导下开展工作,这些报告起草人在指导委员会 会议上对习惯国际人道法进行了第一次评估,并在与学术专家和政府专家进行磋商 的过程中进行了第二次评估。报告起草人包括:乔治·阿比 - 萨阿卜 (GeorgesAbi- Saab)、奥韦·布林(OveBring)、埃里克·戴维(EricDavid)、霍斯特·费舍尔(Horst Fischer)、弗朗索瓦丝·汉普森( Fran?oiseHampson) 和西奥多·梅隆( Theodor 41 致谢 M eron)教授。 衷心感谢英国与瑞典红十字会以及瑞典外交部分别对汉普森(Hampson)和布林 (Bring)教授的工作提供的财政支持。 指导委员会 该研究是在指导委员会的指导下并参考其建议进行的,指导委员会的成员包括: 乔治·阿比 - 萨阿卜 (GeorgesAbi-Saab)、萨拉赫丁·阿米尔(SalahEl-DinAmer)、 奥韦·布林( OveBring)、埃里克·戴维(EricDavid)、约翰·杜加尔德( John Dugard)、弗洛伦蒂诺·费利西亚诺( FlorentinoFeliciano)、霍斯特·费舍尔(Horst Fischer)、弗朗索瓦丝·汉普森(Fran?oiseHampson)、西奥多·梅隆(TheodorM eron)、 詹齐德·蒙塔兹(DjamchidM omtaz)、米兰·沙霍维奇(M ilan?ahovic')和劳尔·埃米 利奥·比努埃萨(RaúlEmilioVinuesa)教授。 学术专家与政府专家 受邀对国际研究组提供的第一次评估做出评论的专家有:阿卜杜·拉阿杜里 (AbdallahAd-Douri)、保罗·贝尔曼(PaulBerman)、萨迪·恰伊哲(Sadi?ayc?)、迈克 尔·考林(M ichaelCowling)、爱德华·卡明斯(EdwardCummings)、安东尼奥·德· 伊卡萨(AntoniodeIcaza)、约拉姆·丁斯坦(YoramDinstein), 让 - 米歇尔·法夫尔 (Jean-M ichelFavre)、威廉·芬里克( W illiam Fenrick)、迪特尔·弗莱克(Dieter Fleck)、胡安·卡洛斯·戈麦斯·拉米雷斯(JuanCarlosGómezRamírez)、贾姆希德· A .哈米德(JamshedA . Hamid)、阿图罗·埃尔南德斯 - 巴萨维(ArturoHern?ndez- Basave)、伊卜拉欣·伊德里斯(IbrahimIdriss)、哈桑·卡西姆·约尼(HassanKassem Jouni)、肯尼思·基思(KennethKeith)、吉图·穆伊盖(GithuM uigai)、赖因·米勒松 (ReinM üllerson)、巴拉·尼昂(BaraNiang)、穆罕默德·奥尔万(M ohamedOlwan)、劳 尔·C.潘加兰甘(RaulC. Pangalangan)、斯泰利奥斯·佩拉基斯(SteliosPerrakis)、保 罗·塞尔希奥·皮涅罗(PauloSergioPinheiro)、阿帕德·普兰德勒(Arp?dPrandler)、 佩马拉朱·斯里尼瓦萨·拉奥(PemmarajuSreenivasaRao)、卡米洛·雷耶斯·罗德 里格斯(CamiloReyesRodríguez)、伊采·E.萨艾(ItseE. Sagay)、哈罗德·桑多瓦尔 (HaroldSandoval)、颂汶·圣詹布特(SomboonSangianbut)、马拉特·A .萨尔先巴耶夫 (M aratA . Sarsembayev)、穆罕默德·阿齐兹·舒凯里(M uhammadAzizShukri)、帕劳 恩甘·西洪宾( ParlaunganSihombing)、杰弗里·詹姆斯·希伦( GeoffreyJames Skillen)、孙 国顺 ( GuoshunSun)、巴 赫蒂 亚尔 · 图兹 穆哈 米多 夫 ( Bakhtyar Tuzmukhamedov)和卡罗尔·沃尔夫克(KarolW olfke)。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研究小组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许多工作人员都参与了此项研究,特别是对第二卷,他们从 事了调查、信息核实以及协助 编辑等工作。艾蒂安 · 安特尼森斯 ( Etienne 51 致谢 Antheunissens)和图多尔·赫拉(TudorHera)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档案进行了深入 研究。卡罗琳·阿尔韦曼(CarolinAlvermann)、萨拉·阿夫里约(SarahAvrillaud)、吉 勒·贝内迪克(GillesBenedick)、乔安娜·博尔克 - 马尔蒂尼奥尼( JoannaBourke- M artignioni)、安杰拉·科特罗内奥(AngelaCotroneo)、埃卢瓦·费利翁(EloiFillion)、 埃马努埃拉 - 基亚拉·吉拉德( Emanuela-ChiaraGillard)、尼尔·吉尔摩( Neal Gilmore)、安托万·格朗(AntoineGrand)、瓦莱丽·乌埃次(ValérieHouetz)、戴维·科 茨(DavidKootz)、卡里纳·纳西夫(CarineNassif)、安娜·努伊腾(AnnaNuiten)、奥雷 利·勒格朗(AurélieLegrand)、弗朗索瓦·莫雷隆(Fran?oisM oreillon)、斯特凡·奥赫 达(StéphaneOjeda)、吉扬·拉维耶(GuilhemRavier)、巴蒂斯特·罗勒( Baptiste Rolle)、约恩·斯莫基纳(IonSmochina)、纳迪娜·思韦茨(NadineThwaites)、惠更· 范登埃特维赫(HuyghenvandenEertwegh)和芭芭拉·范德贝肯(BarbaraVander Beken)在长期写作过程的不同阶段对第二卷的最终版本做出了贡献。他们在完成此 工作时,得到了莱拉·巴哈丁(LailaBahaa-el-Din)、纳穆维吉·费迪(NamueziFedi)、 特里斯坦 · 费 拉罗 ( TristanFerraro)、玛丽 - 夏娃 · 弗里 德里希 ( M arie-Eve Friedrich)、弗朗西斯科 - 哈维尔·莱昂 - 迪亚斯(Francisco-JavierLeon-Diaz)和纳塔 莉·施塔德尔曼(NathalieStadelmann)的协助,同时也得到了许多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一线工作人员的帮助,是他们提供了关于国内立法与判例法的更多信息。热雷米· 拉韦·格勒尼耶(JérémieLabbeGrenier)、亚斯敏·哈久吉(YasmineHadjoudj)、哈 莱·迈赫兰(HalehM ehran)和托比亚斯·沙夫纳(TobiasSchaffner)完成了检查第一 卷脚注这一最艰巨的任务。我们要向所有这些人发自肺腑地说一声“谢谢你们”。 如果没有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信息与文件中心莫妮卡·科梅蒂(M onicaCometti)、 默格列·德韦隆(MagalieDevelon)、弗洛朗斯·加斯帕尔(FlorenceGaspar)、布丽吉 特·格雷莫(BrigitteGremaud)和让·佩勒努(JeanPerrenoud)的援助,没有日内瓦联 合国图书馆全体员工,特别是沃纳·西蒙(W ernerSimon)以及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总部扬·赫拉迪克(JanHladík)的援助,本项研究是不可能完成的。 另外,我们要感谢帕特丽夏·巴尔贝(PatriciaBarbey)、莉迪·贝格兰(Lydie Beguelin)、沃伊斯拉娃·布尔萨奇(VojislavaBursac)、勒妮·布雷顿(RenéeBretton)、 塞弗琳·米勒 - 穆瓦纳( SéverineM ueller-M oine)、克里斯蒂娜·佩拉东(Christine Pellaton)、雅尼娜·罗西耶(JanineRossier)、埃洛迪·斯特劳布(ElodieStraub)、桑德 琳·瓦格纳(SandrineW agner)和尼娜·朱弗里(NinaZufferey)。他们为我们提供了 不可或缺的行政支持。 我们还要衷心感谢我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所有同事(和前同事),是他们奉献 了大量的时间审查第一卷的初稿,并提出了许多深刻的见解。他们是:拉乌尔·比特 尔(RaoulBittel)、塞尔日·布儒瓦(SergeBourgeois)、劳朗·科拉西斯( Laurent Colassis)、伊莎贝尔·达乌(IsabelleDaoust)、马里 - 何塞·大普里莱( M arie-José d?Aprile)、理查德·德加涅(RichardDesgagné)、阿娜玛丽·迪克(AnnemarieDick)、克 努特·德曼(KnutD?rmann)、玛丽亚·特雷莎·杜特利(M aríaTeresaDutli)、亚历山 61 致谢 大·费特( AlexandreFaite)、埃马努埃拉 - 基亚拉 ·吉拉德( Emanuela-Chiara Gillard)、托马斯·格拉迪茨基(ThomasGraditzky)、保罗·哈迪(PaulHardy)、彼得· 赫比(PeterHerby)、里克·伊斯赫于(RikkeIsh?y)、贝特朗·勒夫拉( Bertrand Levrat)、夏洛特·林赛 - 屈尔泰(CharlotteLindsey-Curtet)、芭芭拉·耶基(Barbara Jaeggi)、伊莎贝尔·孔齐格尔( IsabelleKuntziger)、让 - 菲利普·拉瓦耶( Jean- PhilippeLavoyer)、凯瑟琳·拉万德(KathleenLawand)、多米尼克·卢瓦(Dominique Loye)、路易·马雷斯卡(LouisM aresca)、尼尔斯·梅尔策(NilsM elzer)、劳拉·奥尔 森(LauraOlson)、耶莱娜·佩伊奇( JelenaPejic)、克里斯蒂娜·佩兰迪尼(Cristina Pellandini)、加博尔·罗纳(GaborRona)、安妮·里尼克(AnneRyniker)、西尔维亚· 沙勒(SilviaSchaller)、安娜·西格尔(AnnaSegall)、菲利普·施珀里(PhilipSpoerri)、 西尔维·范·拉默伦(SylvievanLammeren)和阿马尔·泽马里(AmeurZemmali)。 我们还要向克努特·德曼( KnutD?rmann)、埃马努埃拉 - 基亚拉·吉拉德 (Emanuela-ChiaraGillard)、劳拉·奥尔森(LauraOlson)、加博尔·罗纳(GaborRona) 和耶莱娜·佩伊奇(JelenaPejic)致以特别的谢意,他们对全部草案进行了阅读与评 论,并且在整个写作过程中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支持。 我们十分感谢以下人士所提出的建议和具有建设性的批评:莫里斯·门